從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叢書”已出了二十二種，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我不可能去寫《金庸傳》，雖然從小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隻是當作一種休閑娛樂，放鬆身心而已。《明報》因為隔得太遠，我那時並不了解。對於武俠小說家的金庸，老實說，我的興趣並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才遲鈍，作為老板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地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麽，連篇謊話，我何必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采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道，不一定要采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回憶、報道也不難搜集，隻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作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記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親身接觸，寫作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於失。
我沒有采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更不想討傳主的歡心，傳主是否認可，是否喜歡，跟我無關。我隻想抱持嚴謹的態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觀、中立，以平實的語言，將傳主真實的人生、心路曆程和畢生的事業寫出來，並在他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我之所以願意寫這本傳記，最大的用意不是要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一個具體個案窺見20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曆史脈絡。金庸生於1923年，經曆“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大動蕩、大變局，卻在民國教育環境中得到成長，小學、中學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識根底和精神氣質。他也有幸進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受到前輩報人的熏陶。1948年以後定居香港，處北京、香港、台灣之間，一麵守護著他喜愛的故國文化，一麵熱切地關注著時局動態。他自創《明報》，在數十年間指點國是，激揚文字，並以充滿想象的武俠作品贏得廣泛的讀者群。他的命運遭遇，在每一重要曆史關頭的選擇，都值得細細斟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都是可以長久探討的命題。
金庸自謙隻是個小人物，“不值得寫傳記，沒什麽大價值”。又說，“我雖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複雜”，“我這一生經曆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他一生的經曆確實“極複雜”，在他的個人隱私中，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難知道的。他說，不願意與大眾分享自己內心的秘密，他認識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開談論。他在香港辦報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態度，他在京、港、台之間的立場選擇，他內心的複雜，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兩岸政要的青睞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與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曆，郝明原是中國社科院《新建設》雜誌編輯，70年代赴港，後移居紐約，曾將他們之間的淵源、糾葛親口告訴範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關心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每個階段他的表現都是世人能看到的。雖然他晚年的表現引來了許多非議，但我依然認定他在大是大非麵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還是無虧的。錢穆先生曾對弟子辛意雲教授說：“看曆史要有能力從曆史大事去把握，評價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曆史大事中的作為，以及對大事的影響，不能隻看小事。”我想這就是“同情之理解”，對金庸同樣要這樣看。因為某種原因，我無法將他在一些曆史大事中的表現如實寫出來，這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他的公允評價。
此書初版十年來，我繼續搜集有關的材料，其間有兩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訪學，瀏覽了《明報月刊》、《明報》（縮微膠卷）、《明報周刊》等金庸手創的報刊，他的下屬石貝女士等人的回憶也提供了許多新材料，他們對他的生活習慣、個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體回憶。此次修訂，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極大地豐富了他一生的黃金時代（1959年—1989年）的內容，對於解讀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擇能作出更具說服力的回答。對他早年在衢州中學，在《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大公報》的學習、工作，也有許多新收獲。另外，全書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刪，刪去的章節主要是他賣掉《明報》以後的晚年歲月，此時他享受盛名、鮮花和聚光燈，對時代已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時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雖然他始終是媒體關注的對象，對於傳記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後完成的修訂本是否已真實地寫出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命運，但我已盡力。錯誤和不足之處，我完全負責，請方家和讀者朋友隨時指正（我的電子信箱fgy2628@126）。
感謝丁東老師和丁寧大姐，感謝金鍾兄、董炯明兄、錢鋼兄、蔡詠梅大姐及樊百華兄、陳遠煥兄、餘國明兄、應輝兄、巫少飛兄等師友為我提供的珍貴幫助，感謝老大公報人的後人王芝琛先生、許乃玲女土幫我複印內刊《大公園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謝百歲老人章克標先生為我答疑解難，他是傳主初一時的數學老師，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還要感謝董晉之在港大給我的幫助，感謝浙江省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衢州市檔案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感謝我的妻子曹麗蓉和兒子傅陽一直以來給我的愛與理解，這本書的初版和修訂版之完成，離不開你們，我對此充滿感恩，願耶和華祝福你們。
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才遲鈍，作為老板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地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麽，連篇謊話，我何必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采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道，不一定要采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回憶、報道也不難搜集，隻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作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記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親身接觸，寫作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於失。
我沒有采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更不想討傳主的歡心，傳主是否認可，是否喜歡，跟我無關。我隻想抱持嚴謹的態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觀、中立，以平實的語言，將傳主真實的人生、心路曆程和畢生的事業寫出來，並在他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我之所以願意寫這本傳記，最大的用意不是要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一個具體個案窺見20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曆史脈絡。金庸生於1923年，經曆“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大動蕩、大變局，卻在民國教育環境中得到成長，小學、中學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識根底和精神氣質。他也有幸進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受到前輩報人的熏陶。1948年以後定居香港，處北京、香港、台灣之間，一麵守護著他喜愛的故國文化，一麵熱切地關注著時局動態。他自創《明報》，在數十年間指點國是，激揚文字，並以充滿想象的武俠作品贏得廣泛的讀者群。他的命運遭遇，在每一重要曆史關頭的選擇，都值得細細斟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都是可以長久探討的命題。
金庸自謙隻是個小人物，“不值得寫傳記，沒什麽大價值”。又說，“我雖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複雜”，“我這一生經曆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他一生的經曆確實“極複雜”，在他的個人隱私中，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難知道的。他說，不願意與大眾分享自己內心的秘密，他認識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開談論。他在香港辦報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態度，他在京、港、台之間的立場選擇，他內心的複雜，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兩岸政要的青睞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與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曆，郝明原是中國社科院《新建設》雜誌編輯，70年代赴港，後移居紐約，曾將他們之間的淵源、糾葛親口告訴範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關心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每個階段他的表現都是世人能看到的。雖然他晚年的表現引來了許多非議，但我依然認定他在大是大非麵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還是無虧的。錢穆先生曾對弟子辛意雲教授說：“看曆史要有能力從曆史大事去把握，評價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曆史大事中的作為，以及對大事的影響，不能隻看小事。”我想這就是“同情之理解”，對金庸同樣要這樣看。因為某種原因，我無法將他在一些曆史大事中的表現如實寫出來，這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他的公允評價。
此書初版十年來，我繼續搜集有關的材料，其間有兩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訪學，瀏覽了《明報月刊》、《明報》（縮微膠卷）、《明報周刊》等金庸手創的報刊，他的下屬石貝女士等人的回憶也提供了許多新材料，他們對他的生活習慣、個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體回憶。此次修訂，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極大地豐富了他一生的黃金時代（1959年—1989年）的內容，對於解讀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擇能作出更具說服力的回答。對他早年在衢州中學，在《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大公報》的學習、工作，也有許多新收獲。另外，全書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刪，刪去的章節主要是他賣掉《明報》以後的晚年歲月，此時他享受盛名、鮮花和聚光燈，對時代已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時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雖然他始終是媒體關注的對象，對於傳記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後完成的修訂本是否已真實地寫出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命運，但我已盡力。錯誤和不足之處，我完全負責，請方家和讀者朋友隨時指正（我的電子信箱fgy2628@126）。
感謝丁東老師和丁寧大姐，感謝金鍾兄、董炯明兄、錢鋼兄、蔡詠梅大姐及樊百華兄、陳遠煥兄、餘國明兄、應輝兄、巫少飛兄等師友為我提供的珍貴幫助，感謝老大公報人的後人王芝琛先生、許乃玲女土幫我複印內刊《大公園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謝百歲老人章克標先生為我答疑解難，他是傳主初一時的數學老師，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還要感謝董晉之在港大給我的幫助，感謝浙江省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衢州市檔案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感謝我的妻子曹麗蓉和兒子傅陽一直以來給我的愛與理解，這本書的初版和修訂版之完成，離不開你們，我對此充滿感恩，願耶和華祝福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