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我最忠實的觀眾。他永遠默默地在電視報上劃出所有我的節目,到點兒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煩人的是他光自己看還不行,非拉著我娘一塊兒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我爹今年快80了,生活規律,身體健康。每天下午5點打開收音機,躺床上聽點兒小道消息,吃完晚飯,按時收看《新聞聯播》。除了這點兒事,就是擔心我,仨孩子裏就我愛興風作浪。


    每當聽說有關我的負麵消息,他就很惱火,跟我辯是辯非。不管我怎麽解釋,我爹都是這一句:“你怎麽就這麽不省心?怎麽就不能向人家羅京學習學習!”


    有父如是


    我出生之前,我爹已經有兩個閨女了。我娘遵照黨的方針指引,沒日沒夜地搞“社教”。正事兒也沒幾件,就是一群老娘兒們咋咋呼呼。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閑著也是閑著,生個孩子得了!


    於是婦女們不顧老公的勞累,開始了下一代的“製造”。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娘有一天告訴我爹:“咱有了。”


    我娘有個朋友,是婦產科大夫,做完檢查,高興地告訴我娘:“是個兒子!”


    算起來,大姐比我大8歲,二姐比我大6歲。我爹我娘根本沒征求我意見,就這麽把我造了出來。


    十月懷胎,一朝分娩,醫生把我從產房裏抱出來,跟我爹照了個麵,我爹喜極而泣。


    他一溜煙兒跑到了大街上,幹嗎?給我娘買禮物。今天她立了頭功!


    東街走西街,不知道買什麽好,最後買回來一個肥皂盒。


    20年後說起這一段,我娘還在笑我爹“不靠譜”。


    我爹一生滿懷未竟的理想,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從形式到內容都精益求精。比如他讓我從小頭頂“三七開”,打頭油,頭縫細而筆直,發絲服服帖帖。我們站一塊兒,就是電影《包氏父子》裏那爺兒倆。馬褂、懷表、小分頭——在他心目中這是文化人的範兒。


    還有一些觀念,完全不合常理。我七歲那年,有一天肚子疼,疼了一宿,滿身大汗。我爹果斷地說:“送醫院!”我被扛到醫院,送進病房,檢查結果是“急性闌尾炎”,要立刻切除。換上病號服推進手術室,也不知為什麽,突然就不疼了,我脫了藍條褂兒直接溜回了家。


    回家以後我爹開始給我講道理,說這個闌尾啊,得割。有本書上寫的,在英國,凡是貴族家庭,講究點兒的,小孩兒都割闌尾,更別說我這還是個發炎的闌尾。


    我當時小,沒跟他爭,後來懂點兒事了,才又提出來跟他討論:闌尾它招誰惹誰了?父精母血,人身上哪個零件沒用?再說了,咱又不是貴族,管人家貴族什麽樣呢。


    我爹曾經跟我說:“小詠,我給你講講我小時候吧。”我當時正忙著呢,回了一句:“沒心思。”他就沒講下去。


    我隻知道我爹年輕的時候在蘭州一家中藥店當過學徒,表現不錯,19歲那年被派到上海進修,見了不少世麵。再回蘭州,就感覺呆不下去了,第二年又來到上海,投奔一位堂兄。堂兄在位於南京東路的“達仁堂藥房”工作,給我爹也謀了份差使——坐在藥房裏的高台子上,抄方子,記賬。


    我爹在那裏練出一手好字,藥堂裏一直保存著他寫的筆記,直到幾年前被拆遷。後來我上了大學,我爹要求我給他寫信時,也一律用豎排繁體,導致我直到今天也不大會橫著寫字,怕弄錯行。


    1951年秋天,我爹離開上海,報考了蘭州鐵道學校,專業是會計。經人介紹認識了我娘(真老土),我娘小他7歲,當時念的是蘭州師範學校。兩個年輕人相愛,順理成章地結了婚。


    我爹畢業以後,響應號召,分到烏魯木齊鐵路局工作,任黨委秘書,屬於核心部門成員。1952年“蘭新鐵路”動工,他也隨指揮部一起,跟著鐵路向新疆挺進。我娘和其他家屬先遷到了烏魯木齊。


    我爹很瘦,我這體型就是打他那兒遺傳來的。


    剛到那兒,我娘閑得沒抓沒撓,就報考了烏魯木齊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來當了地方上一所小學的老師,語文、數學、體育都教,還是她所在地區的女子籃球隊教練。從學科安排上,您就能看出當時的教育資源多麽匱乏,同時看出我娘有多能幹,說起來也是“雙學位”。


    1958年,蘭新鐵路經達阪城穿過天山,修到了烏魯木齊市,我爹我娘終於團聚了。我爹屬羊,我娘屬虎,這一羊一虎,湊一塊兒過得還挺美。我娘賢惠,家裏家外都打點得好。爹的生日是在10月,他常喜滋滋地說:“我這個羊好,秋後的羊,有草吃!”


    我爹胃不好,對吃的東西很挑剔。還好,當時我們家條件還過得去。飯、菜端上來,他覺得喜歡就吃,要是不喜歡,“啪”,筷子往桌上一拍,走了。我娘就得去廚房重做。


    兒時記憶裏,我爹是個“夜貓子”,今天的我也成為夜行動物,或許是他潛移默化的影響。半夜醒來,總看見他的書房亮著燈,沒完沒了地謄寫稿件。近幾十年,《新疆年鑒》中鐵路發展史的部分,全部是他的署名。


    紙簍裏寫廢了的稿紙都隻有一兩行。隻要錯一個字,我爹就撕了重寫,而且撕得整整齊齊。這副“軸”勁兒,如今完完全全地遺傳給了我。每當看到我坐在沙發上,把一張廢紙整整齊齊撕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整整齊齊摞好,再撕下一張,哈文就大呼有病,十分不解。


    我爹喜歡養花,在陽台上養了幾株茉莉,有成年人的手臂那麽粗。一種花開單層,香氣襲人;一種是雙層的,好看,但氣味很淡。每逢花期,我家的茉莉開一茬便有600餘朵——我爹一朵朵地數過。這一茬謝了,下一茬又接上。


    茉莉花開時,家裏總是高朋滿座,我爹的書法家朋友、畫家朋友全來了,不喝茶,隻泡花,趁著興起,揮毫潑墨。


    泡不完的,我娘怕浪費,就采下來曬幹。先把茶葉筒裏的茶葉倒出來,又一層茶葉一層花的鋪進去,下一年隨時可以泡來喝,怡神醒腦。


    花是我爹的心頭肉,隻要誰說一個方法能讓花長得好,他一定要試一試,比如用臭雞蛋水給花施肥,屋裏臭得都呆不住。花要是有什麽閃失,我爹能傷心好一陣子。


    有一回我們搬家,那時候也沒有搬家公司,就是請幾位朋友幫忙,然後招待人家吃頓飯。我爹養的一盆米蘭被放在了大衣櫃後麵,誰都沒想起來。過了好幾天了,我爹才想起米蘭上哪兒去了?左找沒有,右找沒有,最後才從櫃子後麵找出來,已經枯死了,新疆氣候太幹。我爹當時就震怒了,又不知道這氣該對誰撒,一巴掌推倒了大衣櫃,摔得四分五裂。


    “老疙瘩”給寵壞了


    我爹骨子裏追求“儒士之風”,但這一點似乎沒有寫進我的基因密碼。作為家中獨子,我很受寵,要月亮不能摘星星。兩歲以前,我幾乎腳不沾地,倆姐姐輪流背著抱著。再加上遺傳了爹的倔和軸,從小乖張跋扈,蠻不講理,一切享受都是理所應當。


    之前,爹娘不以為意,就這麽一個兒子,老疙瘩,能寵則寵吧。我爹突然發現兒子管不了了,是在我4歲那年。


    那天家裏來了很多客人,圍坐在客廳裏聊天。我在街上玩兒,突然想撒尿。我有潔癖,從不在外麵上廁所,所以一直憋回家。進門一看,衛生間有人,真煩。當時我急啊,顧不得那許多,直奔沙發旁邊的痰盂,掀開蓋子就來了一下,完事兒提上褲子就走,周圍的客人根本甩也不甩。


    又出去瘋玩兒了倆小時,再回家時,客人們都走了。客廳裏隻剩下我爹一個人,鐵青著臉坐在沙發上,煞是嚇人。痰盂敞著蓋兒,就擺在他腳邊。


    見我回來,我爹指著痰盂兒,一字一頓說:“給我蓋上。”


    我自知惹禍了,但又死強,站著不吭聲,還一臉大義凜然。


    “給我蓋上。”這幾個字是從緊咬的牙縫裏擠出來的。


    “憑什麽蓋啊!誰讓他們占廁所的,討厭!”我佯裝無畏,其實心虛。


    “你簡直毫無廉恥!我再說最後一遍,給我蓋上。”


    “不蓋!”


    “蓋不蓋?”他站起來,向我走近一步,揪住了我的耳朵。


    “不蓋!”


    “你再說一遍?”我爹下手真狠,不但擰,還往上提。


    “不蓋!”


    “再說?”


    “不……”


    我們一家


    據我娘形容,我被提溜得馬上就要兩腳離地了。她見勢不好,急忙一路小跑過來,躬身拿起蓋子,“砰”,把痰盂蓋上了。“有話好好說不行?就知道揪孩子耳朵!”


    我爹從來不打我,怕打壞了,就這麽個老兒子。揪耳朵是他對我最狠的懲罰,可又常常不奏效,因為我吃軟不吃硬。這也是他慣的。


    高中三年,我叛逆到了極點,跟我爹完全無法對話,橫豎不對付,張嘴就是吵。那時候兩個姐姐都已經長大成人,我娘的精力除了忙工作,就是用來調解我們父子關係。


    能吵到什麽地步?除了在一張桌子上吃飯,還得是我娘在場,其餘時間我娘不敢讓我們爺兒倆單獨碰麵。就說吃飯,我媽炒好一盤菜端上桌,招呼我們開飯,然後就得趕緊地去炒另一盤菜。爺兒倆臉對臉的時間超過3分鍾,就得拍桌子瞪眼。


    現在想想,為什麽啊?我也說不清楚了。直到我自己也當了爹,才覺得挺對不住我爹。當年他激動得滿大街買肥皂盒的時候,怎麽也沒想到兒子是個討債鬼,老天專門派來和他作對的。


    高三畢業,我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我爹不放心我一個人出遠門,就借口說要去北京開會,和我一起登上了70次列車。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新疆,甚至連天池和吐魯番也沒有去過。我趴在窗戶邊上看了一天一夜沒合眼。窗外總是茫茫戈壁,延綿無際的沙丘。我的內心同樣如是,似乎什麽也沒想,卻又總也不能平靜。


    終於離開新疆了。過去的三年,我每天都在覬覦“外麵的世界”。我正青春,我很叛逆。一點點大的商場,一點點大的郵局,一點點大的飯館,一點點大的學校,我早受夠了。我甚至收拾好一個旅行袋,塞在床底下。每天都研究地圖,隻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我就啟程。


    火車轟隆隆一路向前,窗外的風景一成不變,詮釋著國家的地大物博和地廣人稀。我手裏拿著地圖,不斷地向遠方看,找下一站在哪兒。最羨慕的就是途經的小站上孤獨的搖燈人,一個人,浪漫無拘。我很慶幸,自己從此要去見識廣闊的新世界,更慶幸的是之前並沒有背上行囊孤注一擲,否則流浪到了大戈壁,能不能活著回去都是個問號了。


    “看看看,看了一路還沒看夠,有什麽可看的?”爹吃著泡麵,很不耐煩。他特煩我裝深沉。


    看我爹一臉嚴肅,就知道我這﹃老疙瘩﹄沒少讓他操心。


    “我就覺得好看,你看不慣就自己睡覺唄。”我翻著白眼說。


    又來了。我們倆當時都挺習慣這種對話方式,說什麽都帶著股火藥味。


    從烏魯木齊到北京,3774公裏,經過三天三夜,車到北京,正是晚上。我們從北京站打了輛人力車奔東單,住在中國鐵道出版社招待所,社長是我爹的好朋友。安頓下來,馬上打電話給娘報平安。我娘千叮嚀萬囑咐就這一件事:你倆千萬別鬥嘴。


    掛上電話,我爹要帶我出去逛逛,看看天安門。出門碰上個煎餅攤,北京特色,1塊錢一個。我爹說,咱嚐嚐。又特別囑咐那小夥子:“給我兒子攤倆,純雞蛋的,不放麵。”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倆人仨煎餅,一共花了5塊錢。


    啃著煎餅果子,我們一路溜達著奔天安門廣場。過去隻在課本裏見過天安門城樓,如今終於見著真的了。長安街兩旁的便道上鋪的都是各種花色的小方磚,這挺新鮮,原來沒見過。我手捧煎餅,踩著小方磚“啪啪地”往前蹦。一邊蹦就一邊發上了感慨:“爸,你看我將來畢業了,有沒有可能留北京?”


    我隻是隨口一說,我爹卻很不滿意,“你想什麽呢?給我踏踏實實的,先把書念好!再說了,要留就留上海,那才叫大城市!”言語中滿是一個“上海人”對北京的不屑。


    我不服氣,又扯東扯西地跟他爭執一番。這叫啥事兒啊?還沒去學校報到呢,先為畢業以後的事兒吵上了。吵完了心裏都不痛快,一直到睡覺,再也無話。


    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偷偷溜出門,幹嗎?革命從頭開始!


    留了十幾年“包氏父子”的小分頭,膩歪了。我跑到位於金魚胡同33號的四聯理發館——這是頭天晚上偷偷向服務員打聽來的,剃了個當時最流行的高倉健的板寸。


    頂著板寸回到招待所,進屋時我爹剛起,坐在床邊上,看見兒子變了個人回來,驚得瞠目結舌。


    他直勾勾地盯著我,半晌隻眨眼不說話,待到回過神兒來,直接撲向電話機,拿起話筒“嘩嘩”撥號。


    “喂?喂!”簡直氣急敗壞。


    “大早上的,又怎麽啦?”那邊兒傳來我娘的聲音。


    “你知道你兒子幹了什麽嗎?”我爹咬牙切齒,像仇視階級敵人一樣仇視著我,“你兒子,剃了個平頭!!!”


    不等他告完狀我就嚷嚷開了:“剃平頭怎麽了?我不愛留分頭,每天梳來梳去的耽誤工夫!我想利索點兒,我想騰出時間好好學習,不行啊?”


    於是乎我娘勸了這頭勸那頭,爺兒倆輪番接電話,做了半小時工作,這事兒才算勉強收尾。


    幹完一仗,正事還不能耽誤。我爹帶我上街,買齊了所有上學要用的家夥事兒,不鏽鋼餐具、臉盆牙刷、毛巾肥皂……挑的都是好的,貴的。但是餘怒未消,一路無話。我也挺憋屈,不就理個發嗎?這也犯得上動肝火?


    東西買回來後,裝在我姐結婚時置辦的大箱子裏,我爹幫我拖著,坐上312路公共汽車。在車上晃啊晃的,爺兒倆各看各的風景,各想各的心事。


    汽車到站,正好停在廣院正門。我們從校門進去,按照錄取通知書上的地址找到7號宿舍樓。我爹怕我拿不動行李,彎腰一鉚勁兒,自己把箱子扛起來直接上了二樓。我跟在他後麵,想搭把手,猶豫了猶豫,沒開口。


    進了房間,我爹向宿舍裏的同學一一打招呼,“他叫李詠,第一次來北京,請你們多關照。”


    吵了這一路,終於到地方了。我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杆,揚眉吐氣,跟同學談笑風生起來。我故意不理我爹。瞧見了吧?這一屋子都是板寸,就您一個分頭!


    我爹見我和大家挺融洽,放下心來。“那我走了。”


    “行行,您走吧,趕緊走。”可算解放了,我推著他向外走。


    我把我爹送到樓下,連樓門都沒出,“爸您快走吧,走吧走吧!”


    我爹也對我說:“回去吧,回去吧。”


    去大學報到,當天早上剛剃的平頭。


    一邊說,一邊獨自朝校門的方向走去。走兩步又回頭,朝我擺擺手,示意我回去。我也不含糊,拚命朝他擺手,恨不得讓他趕緊消失。


    我爹終於走遠了,我特高興,連蹦帶跳回到了宿舍裏。


    後來,當我在大學校園裏給爹娘寫第一封家信,回想起這一天,回想起爹的背影,我哭了。那封帶著淚痕的信至今還保留著。我爹把我所有的信,都一頁一頁粘在白紙上,裝訂得整整齊齊。


    又過了很多年,我做了電視導演。一天,正在編片子,剪一個“慢動作”,我爹的背影又突然毫無預兆地出現在我眼前———


    他很瘦,一個人慢慢向前走,心裏想著兒子的未來,也可能是兒子的過去。一陣風吹來,他的衣服撲簌簌地抖,顯得那麽孤獨……


    我的眼淚再次“嘩”地衝出眼眶。


    19歲的我,怎麽那麽沒心沒肺?怎麽那麽渾蛋輕狂?我為什麽那麽迫不及待、甚至得意忘形!是故意氣他嗎? 自以為滿腹委屈,其實我根本就是個不良少年!


    那天爹說:“兒子,今天你可以喝酒,因為你長大了。”


    我爹是很好的一個人,這是我現在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少年都無法繞開這段經曆,衝撞到和解,叛逆到回歸。為那個背影,我將愧疚一輩子。


    大一暑假,爹娘早早做好準備迎接兒子。我從火車站坐車回家,一進門,桌上飯菜都擺好了。我娘招呼我趕緊放下東西,洗了手坐下。


    我爹開了一瓶啤酒,倒滿一杯,放在我麵前。


    “兒子,以前我不讓你喝酒,今天你可以喝,因為你長大了。”


    那頓飯我沒吃下去,哭得一塌糊塗。


    你咋就不能讓我省點兒心!


    大學畢業那年,走了狗屎運,誤打誤撞進tv,還是唯一一個播音員名額。這在北京都是件挺大的事,別說在老家了。消息傳到邊疆,當即轟動,親朋鄰裏都知道“老李家的兒子進中央了”。


    幾年以後,再踩一腳狗屎,《幸運52》使我一夜成名。家裏擺上了流水席,有的朝賀道喜,有的申請救濟,再有就是過去沒平反的也來申冤,“托你兒子向中央說說情。”全國各地的記者采訪完李詠還得采訪李詠的爹娘:“請問您是怎麽把兒子培養成才的?”


    弄得我爹娘是又高興又煩惱。高興的是活這麽大歲數沒接受過記者采訪,煩惱的是也沒怎麽用心栽培過我,隻好編一些理論來應對,每回采訪完都趕緊打電話問我:“這樣說合適不合適?”


    總之,雞窩裏飛出金鳳凰,老公雞老母雞都待不住了,鬧心。


    我嶽父嶽母去世早,隻看到我們結婚,卻沒等到外孫女出世,更沒享到我們的福,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所以我和哈文商量了一下,把我爹娘接到北京,好好孝敬他們。


    爹娘在新疆清淨慣了,和我們一起過,嫌吵。於是我給他們單獨置辦了一套房子,離我家不太遠,但凡有空兒,就隔三差五去看看。


    我爹身體挺好,但我娘患上了嚴重的心衰,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一家幾乎不可能一起長途旅行。我為他們請了很負責任的保健醫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主動打電話,提醒他們該換藥了,該檢查了。我還和小區保安混成了哥們兒,每天早上,我爹去買菜,他們都開電瓶車來接,或者知道老兩口缺什麽了,就幫忙捎回來。


    隻要對爹娘好的,我都願意用我這張“熟臉”去換。


    看望爹娘時我們一定是帶上閨女的。趕上我工作忙,就派哈文和閨女做代表,給他們送些生活用品和零花錢。我們相信身教勝過言傳。


    一家人裏,我爹是我最忠實的觀眾。他永遠默默地在電視報上劃出所有我的節目,到點兒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


    據我娘描述,每次我爹看我節目,一邊嘴角都掛著一絲笑。請注意,隻有一邊哦,那是他打心眼兒裏在得意。煩人的是他光自己看還不行,非拉著我娘一塊兒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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