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觀者眼中，帶著王冠君臨天下的榮耀，比起在位者實際感受到的樂趣還多”，伊麗莎白女王有這麽一句名言。與此同時，她卻著迷又謹慎地保護著身為統治者的特權：“處理問題，我有權自由心證，除了神以外，我的任何行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因為神，她深深相信，才讓她通過如此多的考驗仍能生存至今，還坐上王位，她也相信因為神對她的偏愛，才讓她得以統治世人。一五七六年時，她向國會方麵表示：“經過這麽多年的統治帶來的那些偶然的特殊利益，我都將它們歸功於上帝。十七年來，在我的引導之下，上帝的羽翼賜給你們繁榮，保護你們，讓你們成功，我從不懷疑同樣一雙穩定的手，將繼續引領你們更臻完美。”
身為“上帝創造之物”，神指定的女王，她的冠冕神聖不可侵犯，伊麗莎白女王相信，她自己就能完全掌握教會與治國難解的問題。“一國之君，”她表示，“能以高貴的智慧處理世事，這是一般平民學不來的。”若她感覺有人對王權的覬覦超過那神聖特權的界線，便會以最快速度加以斥責。“她是一個不容置疑又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宮廷史家羅柏·儂頓如此記載。“她仿佛人間天神。”諾斯勳爵如此斷言：“若要說有完美的血肉之軀，那肯定是女王陛下。”
對伊麗莎白女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在臣子的愛戴下治理國家。她驕傲地表示，自己與所有人一樣“隻是平凡的英國人”，並不斷對人民強調自己就像是個母親，最重視的就是“人民的安寧與平靜”。“她如同獻身於民，一切都為民著想。”一名西班牙使節發現，伊麗莎白女王總是將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的直覺總是能告訴她，到底什麽對人民最好。她對公平正義非常頑固，但對“平凡的人”從不“擺架子”，每天都願意收受請願書，並全心支持平民權益。華德·萊禮爵士向詹姆士一世表示：“伊麗莎白女王總把平民的感受，擺在最偉大的參事的權威之上。她是最卑微又最偉大的王者，總是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當今的許多資料中，依然能看見伊麗莎白女王對臣子的尊重，她最常說的話就是：“謝謝你，我的好部下。”
伊麗莎白女王的教子約翰·哈林頓爵士，透露了一件小事，不難看出女王麵對臣子的智慧：
她的心總像是夏日清晨從西麵吹來的微風：讓身旁的人感到清新芬芳。她的演說總能贏得人心，麵對她的領導，她的臣子們總是展現出愛戴；而她總是說，在這個國家裏，她必須仰賴由對她的敬愛中衍生出的服從，來帶領國家。借此她也將自己的智慧展現無遺：無論是失去了女王對他們的信心，或是展現出對領導者的愛與服從，有哪個上位者會說這是臣民的自由選擇，而非遭到脅迫？她當然展現出極大氣魄，才能在毫不拘束之下贏得人民的服從。而且在人民喪失信心時，她也不畏做出改變，展現出乃父之風。
在個人王權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統治者若能越常現身越好。而伊麗莎白女王的能見度總是很高，每年總會四處視察，常常沿著倫敦街道騎馬出巡，或搭上她的專屬駁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
她也認為透過一連串沉著的演說，為臣子解釋她的決策非常重要。許多演說內容都由她自己親手撰寫、印製成冊並正式宣告。她是天生的演說家與演員，能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以出色、精煉又恰當的措辭”演說。她非常懂得掌控觀眾，讓所有人都折服。“相較於命令，統治者的承諾更該銘刻於聽眾的心中”，她向國會如此說明。晚年她的寫作與公開演說風格變得更加華麗、矯揉造作且誇張，跟隨時下盛行的尤弗伊斯（euphues）體，這是小說家約翰·黎裏（john lyly）在最早的英國文學小說《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中發明的文體，而伊麗莎白女王也是這個文體的代表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伊麗莎白女王待人處事多麽微妙。“我看過她假裝微笑，仿佛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約翰·哈林頓爵士仍記得：“讓每個人向她吐露內心最深處的想法；但她偶爾會突然私下思考這些事情，記下每個人的意見，若有機會便與他們私下溝通，甚至會針對他們一個多月前說的話當麵反駁。她這些可憐的獵物，從不知道眼前等著他們的是可怕的陷阱啊！”
她不愧為亨利八世的女兒：她要求他人即刻順從並尊重她，而且無論怎麽做“都以父親為楷模”。“帝王的尊嚴，”她斷言，“是人們順服的關鍵。”她常喜歡談起父親亨利八世，甚至部分演說還以父親的演說為本。她也喜歡提醒樞密院成員們，相較之下，她的父親比她嚴苛得多。當臣子們冒失地挑戰她的觀點時，她便會大發雷霆，表示：“若我非女兒身，而是個漢子，諸位可就不敢如此放肆了！”一五九三年，她在國會上表達自己對亨利八世的情義：“他是一個我從小就尊敬的人，麵對他，我總深感自己的不足。”不過她依然承認自己的領導風格，比起父親亨利八世“較為溫和穩健”且仁慈。
相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傑出的才智，在政治與治國上她出人意料地認真。她十分精明、務實、極度認真，從不害怕踏出妥協的一步。麵對叛亂與戰爭時，她也能展現出無比的勇氣。她派駐在愛爾蘭的代表，也是個粗野海盜的約翰·佩洛特-加龍省爵士（sir john perrot），曾如此形容她：“看哪！她可要怕這些西班牙鬼子怕得尿褲子了！”但他隨後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話，並改口表示：“她有堅強無比的心，無愧於她的出身。”
伊麗莎白女王最重視的，就是在英國建立穩定有秩序的政府。她仿佛有種天生的本能，能直覺地感應什麽對國家最好，她最大的要務就是維持法規、建立教會、避免戰爭，同時還要精減開支。她向她親自挑選出來的法官們表示，他們應該“宣誓效忠於真相，而非效忠女王”。她愛好和平，常常主動調解他國戰爭與紛爭。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蘇格蘭王詹姆士六世如此形容她：“她在執政上的智慧與得體，超越了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以後的所有君主。”
“史上從未有過如伊麗莎白女王般有智慧的女性。”塞西爾稱頌道，“她能說能懂各種語言，充分了解社會階級、處理方式與各國國君，她對英國的了解更是一絕，甚至沒有任何一位宮廷參事能告訴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
* * *
盡管如此，在伊麗莎白女王執政時期的社會中，對女性元首依然有著根深蒂固、以偏概全的觀念。姐姐瑪麗女王帶來不愉快的經驗，似乎讓大眾更加確定女性天生就不適合執政。一五五八年，在《反女性統治怪物的第一響號角》（<i>first 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i>）書中，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寫著：“我相信上帝曾給予當代的某些人啟示，女人治國，在男人之上承擔帝國興衰之責，畢竟是比魔鬼還可怕。”女人，他又強調，天性懦弱、意誌薄弱、沒有耐心、軟弱又愚蠢，是惡魔之門，永遠貪得無厭。瑞士改革派人士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則認為，女性執政的政府“背離了自然的本質與真理，就如奴役般不可饒恕”。
一名法國特使要求在他覲見女王時，樞密院成員皆須在場，表現出了男性歧視女性的典型特質，等於是暗指他特地前來討論的國家大事，超出了女性所能理解的範圍。女王陛下則怒氣衝衝地回道：“大使先生恐怕忘記了他自己的身份，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在沒有樞密院的情形下響應他的問題。這也許是法國的慣例，畢竟法國國王年紀尚輕，但本國政治現況比法國好多了。”
伊麗莎白女王並非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她頗能接受那個年代的教條，認為女人受到極大限製，表示自己是一個“想要有清醒的判斷力，也想保留死後名聲的女人”。“我的執政經驗，”她在執政晚年時曾這樣告訴法國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讓我變得如此頑強，以至於我相信自己對於身為執政者該有的特質並不無知。”
“就算我不如母獅般明智，”她總喜歡這麽說，“我也是獅子之後，繼承了許多獅子的特質。”她的支持者卻總喜歡強調，伊麗莎白女王繼位後，便符合了古先知默林的預言：“皇室將出現童貞女王統治國家，她的令牌一揮能及荷蘭海岸，偉大的卡斯提亞聽聞她的名號也會喪膽。”這個“偉大的卡斯提亞”指的當然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國王，卡斯提亞就位於西班牙。
為了彌補“性別上的弱點”，伊麗莎白女王將這些轉化為能量，讓她得以在以男人為主的世界中生存。她利用女性的特質來掌控手下的男人，讓他們保護她。她精於調情撒嬌，讓臣子們對她忠心不二，而且在臣子們彼此爭寵之中，宮廷中的權力才得到了平衡。身為一國之君，她的地位高於一般人，她建立了這項常規。她曾向威尼斯大使主張：“我的性別無法削弱我的聲威。”
她的策略非常成功，身為女性執政者，她克服了性別歧視的問題，她的臣民甚至將她視為英國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她可以說是最受人民愛戴的國君之一。
身為一名女性，在本身的傳奇性上，反而成為伊麗莎白女王的優勢，因為在臣子、作家與詩人們的騎士精神下，她可以展現出寓言或神話中的形象。她是“被選中的玫瑰”，在她的身邊，由傾慕崇拜之情衍生出的狂熱油然而生，而她也被置於將近神一般的地位。到了統治的晚期，國會的一份法案曾這樣形容女王：“神聖女王陛下”。英國作曲家約翰·道蘭德（john dond）曾寫過一首歌，名為《伊麗莎白聖母頌》（<i>vivat eliza for an ave maria</i>），毫不保留地展現在後宗教改革時期由對女王的崇敬完全代替在人民心中的女神形象。
伊麗莎白女王則將貞操德行視為最高指導原則，推動了童貞女王的形象與膜拜風氣，她等於是獻身給國家與人民。她將早年與聖母瑪利亞連在一起的純潔形象，變成了自己的象征與代名詞：玫瑰、月亮、貂與鳳凰。她也與亨利七世（henry vii）一樣，最喜歡稱自己為阿瑟王後裔，有關阿瑟王的傳奇，一直都是伊麗莎白一世年代露天曆史劇最愛的題材。
不過，最致力於推廣伊麗莎白女王崇拜的，就是詩人與劇作家了。在一五九六年出版的史詩《仙後》中，埃德蒙·斯賓塞（edmond spenser）將伊麗莎白女王比喻為“仙後葛羅莉安娜”與“女獵神妙月”。威廉·莎士比亞、本·瓊森與華德·萊禮爵士，則稱伊麗莎白女王為海之女神辛西亞或女獵神黛安娜，“貞潔又美麗”。而其他的詩人則以神聖的處女、第一個來到人間的女性潘多拉、歐莉安娜公主或“英格蘭的正義女神阿斯特賴亞，白色國度的豔陽”來頌揚伊麗莎白女王，英國國教會則視她為新的朱蒂絲或德博拉。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期間，詩作、歌曲、民謠與牧歌幾乎都頌揚著她，並向神祈禱能保護她遠離敵人，以及以她的美德和貞潔來稱讚她。像她這樣的統治者，能抓住人民的心，在英國史上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 * *
除了激勵臣子之外，她親近的參事們常常發現，伊麗莎白女王也很容易暴怒。身為一個深懂微妙的因循之道的女性統治者，她熟於拖延與假裝之道，對於無法馬上解決的問題，她通常以擱置處理。她的臣子們，缺乏她的敏銳度，也不懂她的動機，常常被她的行為逼得發狂，因為她不是一個輕易露出心思的人，但他們仍不得不讓步，因為從長遠來看，比起倉促決定，拖延時間能讓她為國家做出更好的決定。隻要狀況許可，她都會玩時間遊戲。
“這讓我厭倦人生。”一五七四年，因為伊麗莎白女王顯得特別不隨和，另一位國務大臣托馬斯·史密斯爵士便如此表示。“逝去的時間不會重返，失去優勢，卻仍得承擔風險，問題也沒有解決。我無法得到女王的許可，許可也完全沒有進展，但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了，（要繼續）延宕到下一秒，到中午，到明天。”而塞西爾則有一次發怒，表示：“女王陛下一直不給一個堅決的答案，讓我煩躁難安。”
年紀越來越大後，伊麗莎白女王在簽署文件時更是猶豫。國務大臣們還得因此“說些故事或演講來娛樂她，讓她因此感到愉悅”，才能讓她的思緒暫時脫離政務。
女王的其中一個座右銘，非常適合她，那就是“眼觀八方，緊閉嘴巴”，她與父親一樣，都有自己的主張。“說起她的心思，這我隻能語帶保留，因為無論是女人或女王的身份，她的心皆深不可測。”臣子杜德利·吉格斯（dudley digges）曾如此記載。她很早就知道，攤牌絕不是件聰明的事。哈林頓爵士仍記得：“在國家大事上，她身邊最聰明的人與最好的參事，對她的想法常感疑惑，隻因她很少透露她的看法。”從公主時期一直到貴為女王，她似乎從不知安全感為何物：她身邊永遠有毒藥或刺客的尖刀等著她，敵人一再地找機會摧毀她。她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在床上安然離世。
若有需要，伊麗莎白女王也能展現堅決與強悍的一麵，在曆史上已知的兩次事件中，她毫不畏懼地下令刑求違法者。盡管刑求並不合法，但伊麗莎白女王認為，為了國家安全利益，這是必要的手段；這兩次的事件中，遭到刑求的人都參與危害女王性命的陰謀。就連倫敦塔中的獄卒都知道，若自己做出越權的事情，女王的怒火可能燒得他們體無完膚。她最討厭死刑，因此隻要能符合公平正義，她便會盡可能對遭判極刑的重大罪犯赦免緩刑。根據塞西爾表示，她是個“非常具有憐憫心的女人”。她總是非常關心案件的審判，若有需要也會出手幹涉。
從許多方麵來說，她都是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中世紀基督教世界階級製度的舊觀念，也非常珍惜“地位、優越感與身份”等這些傳統觀點。弗朗西斯·貝肯爵士透過觀察發現“女王陛下愛好和平，她的愛好從未改變”。伊麗莎白女王的一名書記，曾提醒接任者“避免成為新風俗慣例的發起人或愛好者”。
樞密院成員們常常為她出乎意料的行為感到氣惱。盡管她平易近人又親切，卻也十分重視自己的尊貴地位，若有人表麵上吝於展現對她的尊重，或在她麵前未展現出應有的謙遜，災難就會降臨到這些人頭上。英國皇室禮儀中規定與女王說話的人必須行屈膝禮，除非女王同意否則不得起身。若女王站著，沒有人能坐著，晚年她同意讓年老跛腿的塞西爾在她跟前坐在擔架上時，顯然是非常大的恩賜。
吝嗇是她最常遭受的批評。事實上，她從姐姐手上繼承負債累累的國家之初，便已下定決心，不僅要完全清償債務，還要節省開支。雖然收緊銀根的經濟政策往往不受歡迎，但在許多歐洲國家紛紛走向破產之際，這卻得以維持英國償付的能力。在每年僅略微超過三十萬英鎊的小額收支之下，她支撐起自己、宮廷與政府的全麵開銷。為了在預算內完成任務，伊麗莎白女王展現出遺傳自祖父亨利七世的精打細算之風，在她在位期間，總是能以有限的資源完成許多重要事項。
然而在個人的裝扮上，她花錢絕不手軟，因為在那個人王權的年代，華麗與浮誇在視覺上等於是權力的象征。“身為統治者，就仿佛高人一等俯瞰世界。”伊麗莎白女王表示。因此宮廷儀式、擺設與娛樂活動的開銷，絕對省不得，伊麗莎白女王的衣櫃也是，這些都是王權的象征，必須展現給外國使節與宮廷賓客們看。這仿佛是都鐸王朝傳承下來的習慣，維持光彩奪目的門麵，不隻讓人印象深刻，更讓所有走訪宮廷的人咋舌。
在這些盛典與儀式中，伊麗莎白女王偶爾也會表現出平凡的一麵，就像在冊封達德利為萊斯特伯爵時，輕輕地搔了搔他脖子的動作。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也不輕易向慣例風俗低頭。她打斷莊嚴的演說與布道會的事情，也是時有所聞：她甚至會命令囉唆得讓她失去耐性的演說者閉嘴。但對於她尊敬喜歡的演講，她也不吝於讚賞，一次下議院新任的議長進行了十分具有說服力的公開演說後，伊麗莎白女王便激動得用手圈住了對方的頸項。她告訴身邊的侍女自己感到非常抱歉，“畢竟兩人並不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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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時的王權，在民間依然有著神秘的形象，伊麗莎白一世則全心全意地推動這樣的形象。自十三世紀以來，便有透過禦觸治療國王的邪惡（king’s evil）的風俗，君王用手觸摸淋巴結結核患者，據稱有治療奇效。無論在懷特霍爾宮中還是在出巡的路上，伊麗莎白女王時常“勇敢且從不作惡”地“觸摸身上有瘡或潰瘍”的患者，她真心誠意地認為自己這麽做是件好事。
每年在複活節前，她總會穿上圍裙，臂上放著一條毛巾，主持皇家濯足一事，模仿最後的晚餐中的耶穌形象，為貧窮可憐的婦女洗腳（當然，她的施賑吏已經先幫這些婦女洗過一遍了），再賜給她們許多布匹、魚、麵包、起司與酒。依據傳統，這些毛巾與圍裙，以及君主的袍子都要贈予受惠者，但伊麗莎白女王並不希望這些窮人為了她的衣服打架，於是創了一個新風俗的先例，將濯足禮布施錢裝在紅色皮包中贈予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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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治理國家，伊麗莎白女王受參事與議員們的激賞，而這些人都是依據忠誠度、誠實度與能力，由她親自挑選出來，並擁有絕佳的洞察力。盡管她曾向一名大使表示：“我們沒有樞密院不行，對國家事務來說，最危險的莫過於自負。”但在聽過所有樞密院參事的意見後，則是由她來做出最後的重大決定，尤其在外交事務上，她有最獨到的見解。她並不認為自己一定要參考參事們的意見，甚至常常對他們大吼大叫；更有甚者，要是有參事與她意見不合，她便會暫時禁止他們踏入宮中。許多參事為了提出意見，都必須有受到輕微處罰的心理準備。
女王一點也不在意讓大臣們感到不便，她認為大臣必須和她一樣認真工作、有效率，致力於履行國家職責。若他們辦不到，她會堅持了解原因；她能洞察一切，是個嚴格的女主公。一次亨斯頓勳爵離開他的公職太久，伊麗莎白女王便對他的兒子發飆：“畜生！若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幹脆任他自生自滅，找人來替他的職好了，我們才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
哈林頓爵士則記得她總是要塞西爾陪著她交談到深夜，
在他離去後再召來一位臣子，偶爾測試身邊的人對她的情感。每個人都會私下展現機智。若有人在她麵前偽裝掩飾，或不采納她的意見，她絕不善罷甘休，有時懲罰也是不可免的。
經過這些深夜谘商後，在第二天破曉前，女王就已準備好繼續處理國政。她似乎不需要太多睡眠，說她是工作狂絕不誇張，甚至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形容。哈林頓爵士證實有一次她甚至一邊寫信，一邊下達命令，同時還可以聽取簡報，並下達簡單明了的指示。
每天她都會與臣子們接力進行私下谘詢，讀信與公文，寫信或向他人下達命令，了解賬目並聽取他人的請願。她將信件、備忘錄與手劄都掛在腰間的“大型隨身囊”中或寢宮中，若不需要了就丟掉。因為知道樞密院參事會在她麵前隱瞞意見，因此她很少參與日常的樞密院會——盡管她非常懂得與他們的辯論之道。她寧願在背後對事務嚴加管束。在她剛繼任的時候，塞西爾非常努力阻止她涉入過多政務，因為他認為這不是女人家的事，但幾年過去了，他變得十分尊敬她、相信她，認定她是他的統治者，認同她是一個聰穎有智慧的女性。
身為“上帝創造之物”，神指定的女王，她的冠冕神聖不可侵犯，伊麗莎白女王相信，她自己就能完全掌握教會與治國難解的問題。“一國之君，”她表示，“能以高貴的智慧處理世事，這是一般平民學不來的。”若她感覺有人對王權的覬覦超過那神聖特權的界線，便會以最快速度加以斥責。“她是一個不容置疑又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宮廷史家羅柏·儂頓如此記載。“她仿佛人間天神。”諾斯勳爵如此斷言：“若要說有完美的血肉之軀，那肯定是女王陛下。”
對伊麗莎白女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在臣子的愛戴下治理國家。她驕傲地表示，自己與所有人一樣“隻是平凡的英國人”，並不斷對人民強調自己就像是個母親，最重視的就是“人民的安寧與平靜”。“她如同獻身於民，一切都為民著想。”一名西班牙使節發現，伊麗莎白女王總是將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的直覺總是能告訴她，到底什麽對人民最好。她對公平正義非常頑固，但對“平凡的人”從不“擺架子”，每天都願意收受請願書，並全心支持平民權益。華德·萊禮爵士向詹姆士一世表示：“伊麗莎白女王總把平民的感受，擺在最偉大的參事的權威之上。她是最卑微又最偉大的王者，總是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當今的許多資料中，依然能看見伊麗莎白女王對臣子的尊重，她最常說的話就是：“謝謝你，我的好部下。”
伊麗莎白女王的教子約翰·哈林頓爵士，透露了一件小事，不難看出女王麵對臣子的智慧：
她的心總像是夏日清晨從西麵吹來的微風：讓身旁的人感到清新芬芳。她的演說總能贏得人心，麵對她的領導，她的臣子們總是展現出愛戴；而她總是說，在這個國家裏，她必須仰賴由對她的敬愛中衍生出的服從，來帶領國家。借此她也將自己的智慧展現無遺：無論是失去了女王對他們的信心，或是展現出對領導者的愛與服從，有哪個上位者會說這是臣民的自由選擇，而非遭到脅迫？她當然展現出極大氣魄，才能在毫不拘束之下贏得人民的服從。而且在人民喪失信心時，她也不畏做出改變，展現出乃父之風。
在個人王權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統治者若能越常現身越好。而伊麗莎白女王的能見度總是很高，每年總會四處視察，常常沿著倫敦街道騎馬出巡，或搭上她的專屬駁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
她也認為透過一連串沉著的演說，為臣子解釋她的決策非常重要。許多演說內容都由她自己親手撰寫、印製成冊並正式宣告。她是天生的演說家與演員，能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以出色、精煉又恰當的措辭”演說。她非常懂得掌控觀眾，讓所有人都折服。“相較於命令，統治者的承諾更該銘刻於聽眾的心中”，她向國會如此說明。晚年她的寫作與公開演說風格變得更加華麗、矯揉造作且誇張，跟隨時下盛行的尤弗伊斯（euphues）體，這是小說家約翰·黎裏（john lyly）在最早的英國文學小說《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中發明的文體，而伊麗莎白女王也是這個文體的代表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伊麗莎白女王待人處事多麽微妙。“我看過她假裝微笑，仿佛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約翰·哈林頓爵士仍記得：“讓每個人向她吐露內心最深處的想法；但她偶爾會突然私下思考這些事情，記下每個人的意見，若有機會便與他們私下溝通，甚至會針對他們一個多月前說的話當麵反駁。她這些可憐的獵物，從不知道眼前等著他們的是可怕的陷阱啊！”
她不愧為亨利八世的女兒：她要求他人即刻順從並尊重她，而且無論怎麽做“都以父親為楷模”。“帝王的尊嚴，”她斷言，“是人們順服的關鍵。”她常喜歡談起父親亨利八世，甚至部分演說還以父親的演說為本。她也喜歡提醒樞密院成員們，相較之下，她的父親比她嚴苛得多。當臣子們冒失地挑戰她的觀點時，她便會大發雷霆，表示：“若我非女兒身，而是個漢子，諸位可就不敢如此放肆了！”一五九三年，她在國會上表達自己對亨利八世的情義：“他是一個我從小就尊敬的人，麵對他，我總深感自己的不足。”不過她依然承認自己的領導風格，比起父親亨利八世“較為溫和穩健”且仁慈。
相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傑出的才智，在政治與治國上她出人意料地認真。她十分精明、務實、極度認真，從不害怕踏出妥協的一步。麵對叛亂與戰爭時，她也能展現出無比的勇氣。她派駐在愛爾蘭的代表，也是個粗野海盜的約翰·佩洛特-加龍省爵士（sir john perrot），曾如此形容她：“看哪！她可要怕這些西班牙鬼子怕得尿褲子了！”但他隨後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話，並改口表示：“她有堅強無比的心，無愧於她的出身。”
伊麗莎白女王最重視的，就是在英國建立穩定有秩序的政府。她仿佛有種天生的本能，能直覺地感應什麽對國家最好，她最大的要務就是維持法規、建立教會、避免戰爭，同時還要精減開支。她向她親自挑選出來的法官們表示，他們應該“宣誓效忠於真相，而非效忠女王”。她愛好和平，常常主動調解他國戰爭與紛爭。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蘇格蘭王詹姆士六世如此形容她：“她在執政上的智慧與得體，超越了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以後的所有君主。”
“史上從未有過如伊麗莎白女王般有智慧的女性。”塞西爾稱頌道，“她能說能懂各種語言，充分了解社會階級、處理方式與各國國君，她對英國的了解更是一絕，甚至沒有任何一位宮廷參事能告訴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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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在伊麗莎白女王執政時期的社會中，對女性元首依然有著根深蒂固、以偏概全的觀念。姐姐瑪麗女王帶來不愉快的經驗，似乎讓大眾更加確定女性天生就不適合執政。一五五八年，在《反女性統治怪物的第一響號角》（<i>first 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i>）書中，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寫著：“我相信上帝曾給予當代的某些人啟示，女人治國，在男人之上承擔帝國興衰之責，畢竟是比魔鬼還可怕。”女人，他又強調，天性懦弱、意誌薄弱、沒有耐心、軟弱又愚蠢，是惡魔之門，永遠貪得無厭。瑞士改革派人士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則認為，女性執政的政府“背離了自然的本質與真理，就如奴役般不可饒恕”。
一名法國特使要求在他覲見女王時，樞密院成員皆須在場，表現出了男性歧視女性的典型特質，等於是暗指他特地前來討論的國家大事，超出了女性所能理解的範圍。女王陛下則怒氣衝衝地回道：“大使先生恐怕忘記了他自己的身份，認為我們沒有能力在沒有樞密院的情形下響應他的問題。這也許是法國的慣例，畢竟法國國王年紀尚輕，但本國政治現況比法國好多了。”
伊麗莎白女王並非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她頗能接受那個年代的教條，認為女人受到極大限製，表示自己是一個“想要有清醒的判斷力，也想保留死後名聲的女人”。“我的執政經驗，”她在執政晚年時曾這樣告訴法國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讓我變得如此頑強，以至於我相信自己對於身為執政者該有的特質並不無知。”
“就算我不如母獅般明智，”她總喜歡這麽說，“我也是獅子之後，繼承了許多獅子的特質。”她的支持者卻總喜歡強調，伊麗莎白女王繼位後，便符合了古先知默林的預言：“皇室將出現童貞女王統治國家，她的令牌一揮能及荷蘭海岸，偉大的卡斯提亞聽聞她的名號也會喪膽。”這個“偉大的卡斯提亞”指的當然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國王，卡斯提亞就位於西班牙。
為了彌補“性別上的弱點”，伊麗莎白女王將這些轉化為能量，讓她得以在以男人為主的世界中生存。她利用女性的特質來掌控手下的男人，讓他們保護她。她精於調情撒嬌，讓臣子們對她忠心不二，而且在臣子們彼此爭寵之中，宮廷中的權力才得到了平衡。身為一國之君，她的地位高於一般人，她建立了這項常規。她曾向威尼斯大使主張：“我的性別無法削弱我的聲威。”
她的策略非常成功，身為女性執政者，她克服了性別歧視的問題，她的臣民甚至將她視為英國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她可以說是最受人民愛戴的國君之一。
身為一名女性，在本身的傳奇性上，反而成為伊麗莎白女王的優勢，因為在臣子、作家與詩人們的騎士精神下，她可以展現出寓言或神話中的形象。她是“被選中的玫瑰”，在她的身邊，由傾慕崇拜之情衍生出的狂熱油然而生，而她也被置於將近神一般的地位。到了統治的晚期，國會的一份法案曾這樣形容女王：“神聖女王陛下”。英國作曲家約翰·道蘭德（john dond）曾寫過一首歌，名為《伊麗莎白聖母頌》（<i>vivat eliza for an ave maria</i>），毫不保留地展現在後宗教改革時期由對女王的崇敬完全代替在人民心中的女神形象。
伊麗莎白女王則將貞操德行視為最高指導原則，推動了童貞女王的形象與膜拜風氣，她等於是獻身給國家與人民。她將早年與聖母瑪利亞連在一起的純潔形象，變成了自己的象征與代名詞：玫瑰、月亮、貂與鳳凰。她也與亨利七世（henry vii）一樣，最喜歡稱自己為阿瑟王後裔，有關阿瑟王的傳奇，一直都是伊麗莎白一世年代露天曆史劇最愛的題材。
不過，最致力於推廣伊麗莎白女王崇拜的，就是詩人與劇作家了。在一五九六年出版的史詩《仙後》中，埃德蒙·斯賓塞（edmond spenser）將伊麗莎白女王比喻為“仙後葛羅莉安娜”與“女獵神妙月”。威廉·莎士比亞、本·瓊森與華德·萊禮爵士，則稱伊麗莎白女王為海之女神辛西亞或女獵神黛安娜，“貞潔又美麗”。而其他的詩人則以神聖的處女、第一個來到人間的女性潘多拉、歐莉安娜公主或“英格蘭的正義女神阿斯特賴亞，白色國度的豔陽”來頌揚伊麗莎白女王，英國國教會則視她為新的朱蒂絲或德博拉。伊麗莎白女王在位期間，詩作、歌曲、民謠與牧歌幾乎都頌揚著她，並向神祈禱能保護她遠離敵人，以及以她的美德和貞潔來稱讚她。像她這樣的統治者，能抓住人民的心，在英國史上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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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激勵臣子之外，她親近的參事們常常發現，伊麗莎白女王也很容易暴怒。身為一個深懂微妙的因循之道的女性統治者，她熟於拖延與假裝之道，對於無法馬上解決的問題，她通常以擱置處理。她的臣子們，缺乏她的敏銳度，也不懂她的動機，常常被她的行為逼得發狂，因為她不是一個輕易露出心思的人，但他們仍不得不讓步，因為從長遠來看，比起倉促決定，拖延時間能讓她為國家做出更好的決定。隻要狀況許可，她都會玩時間遊戲。
“這讓我厭倦人生。”一五七四年，因為伊麗莎白女王顯得特別不隨和，另一位國務大臣托馬斯·史密斯爵士便如此表示。“逝去的時間不會重返，失去優勢，卻仍得承擔風險，問題也沒有解決。我無法得到女王的許可，許可也完全沒有進展，但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了，（要繼續）延宕到下一秒，到中午，到明天。”而塞西爾則有一次發怒，表示：“女王陛下一直不給一個堅決的答案，讓我煩躁難安。”
年紀越來越大後，伊麗莎白女王在簽署文件時更是猶豫。國務大臣們還得因此“說些故事或演講來娛樂她，讓她因此感到愉悅”，才能讓她的思緒暫時脫離政務。
女王的其中一個座右銘，非常適合她，那就是“眼觀八方，緊閉嘴巴”，她與父親一樣，都有自己的主張。“說起她的心思，這我隻能語帶保留，因為無論是女人或女王的身份，她的心皆深不可測。”臣子杜德利·吉格斯（dudley digges）曾如此記載。她很早就知道，攤牌絕不是件聰明的事。哈林頓爵士仍記得：“在國家大事上，她身邊最聰明的人與最好的參事，對她的想法常感疑惑，隻因她很少透露她的看法。”從公主時期一直到貴為女王，她似乎從不知安全感為何物：她身邊永遠有毒藥或刺客的尖刀等著她，敵人一再地找機會摧毀她。她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在床上安然離世。
若有需要，伊麗莎白女王也能展現堅決與強悍的一麵，在曆史上已知的兩次事件中，她毫不畏懼地下令刑求違法者。盡管刑求並不合法，但伊麗莎白女王認為，為了國家安全利益，這是必要的手段；這兩次的事件中，遭到刑求的人都參與危害女王性命的陰謀。就連倫敦塔中的獄卒都知道，若自己做出越權的事情，女王的怒火可能燒得他們體無完膚。她最討厭死刑，因此隻要能符合公平正義，她便會盡可能對遭判極刑的重大罪犯赦免緩刑。根據塞西爾表示，她是個“非常具有憐憫心的女人”。她總是非常關心案件的審判，若有需要也會出手幹涉。
從許多方麵來說，她都是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中世紀基督教世界階級製度的舊觀念，也非常珍惜“地位、優越感與身份”等這些傳統觀點。弗朗西斯·貝肯爵士透過觀察發現“女王陛下愛好和平，她的愛好從未改變”。伊麗莎白女王的一名書記，曾提醒接任者“避免成為新風俗慣例的發起人或愛好者”。
樞密院成員們常常為她出乎意料的行為感到氣惱。盡管她平易近人又親切，卻也十分重視自己的尊貴地位，若有人表麵上吝於展現對她的尊重，或在她麵前未展現出應有的謙遜，災難就會降臨到這些人頭上。英國皇室禮儀中規定與女王說話的人必須行屈膝禮，除非女王同意否則不得起身。若女王站著，沒有人能坐著，晚年她同意讓年老跛腿的塞西爾在她跟前坐在擔架上時，顯然是非常大的恩賜。
吝嗇是她最常遭受的批評。事實上，她從姐姐手上繼承負債累累的國家之初，便已下定決心，不僅要完全清償債務，還要節省開支。雖然收緊銀根的經濟政策往往不受歡迎，但在許多歐洲國家紛紛走向破產之際，這卻得以維持英國償付的能力。在每年僅略微超過三十萬英鎊的小額收支之下，她支撐起自己、宮廷與政府的全麵開銷。為了在預算內完成任務，伊麗莎白女王展現出遺傳自祖父亨利七世的精打細算之風，在她在位期間，總是能以有限的資源完成許多重要事項。
然而在個人的裝扮上，她花錢絕不手軟，因為在那個人王權的年代，華麗與浮誇在視覺上等於是權力的象征。“身為統治者，就仿佛高人一等俯瞰世界。”伊麗莎白女王表示。因此宮廷儀式、擺設與娛樂活動的開銷，絕對省不得，伊麗莎白女王的衣櫃也是，這些都是王權的象征，必須展現給外國使節與宮廷賓客們看。這仿佛是都鐸王朝傳承下來的習慣，維持光彩奪目的門麵，不隻讓人印象深刻，更讓所有走訪宮廷的人咋舌。
在這些盛典與儀式中，伊麗莎白女王偶爾也會表現出平凡的一麵，就像在冊封達德利為萊斯特伯爵時，輕輕地搔了搔他脖子的動作。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也不輕易向慣例風俗低頭。她打斷莊嚴的演說與布道會的事情，也是時有所聞：她甚至會命令囉唆得讓她失去耐性的演說者閉嘴。但對於她尊敬喜歡的演講，她也不吝於讚賞，一次下議院新任的議長進行了十分具有說服力的公開演說後，伊麗莎白女王便激動得用手圈住了對方的頸項。她告訴身邊的侍女自己感到非常抱歉，“畢竟兩人並不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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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時的王權，在民間依然有著神秘的形象，伊麗莎白一世則全心全意地推動這樣的形象。自十三世紀以來，便有透過禦觸治療國王的邪惡（king’s evil）的風俗，君王用手觸摸淋巴結結核患者，據稱有治療奇效。無論在懷特霍爾宮中還是在出巡的路上，伊麗莎白女王時常“勇敢且從不作惡”地“觸摸身上有瘡或潰瘍”的患者，她真心誠意地認為自己這麽做是件好事。
每年在複活節前，她總會穿上圍裙，臂上放著一條毛巾，主持皇家濯足一事，模仿最後的晚餐中的耶穌形象，為貧窮可憐的婦女洗腳（當然，她的施賑吏已經先幫這些婦女洗過一遍了），再賜給她們許多布匹、魚、麵包、起司與酒。依據傳統，這些毛巾與圍裙，以及君主的袍子都要贈予受惠者，但伊麗莎白女王並不希望這些窮人為了她的衣服打架，於是創了一個新風俗的先例，將濯足禮布施錢裝在紅色皮包中贈予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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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治理國家，伊麗莎白女王受參事與議員們的激賞，而這些人都是依據忠誠度、誠實度與能力，由她親自挑選出來，並擁有絕佳的洞察力。盡管她曾向一名大使表示：“我們沒有樞密院不行，對國家事務來說，最危險的莫過於自負。”但在聽過所有樞密院參事的意見後，則是由她來做出最後的重大決定，尤其在外交事務上，她有最獨到的見解。她並不認為自己一定要參考參事們的意見，甚至常常對他們大吼大叫；更有甚者，要是有參事與她意見不合，她便會暫時禁止他們踏入宮中。許多參事為了提出意見，都必須有受到輕微處罰的心理準備。
女王一點也不在意讓大臣們感到不便，她認為大臣必須和她一樣認真工作、有效率，致力於履行國家職責。若他們辦不到，她會堅持了解原因；她能洞察一切，是個嚴格的女主公。一次亨斯頓勳爵離開他的公職太久，伊麗莎白女王便對他的兒子發飆：“畜生！若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幹脆任他自生自滅，找人來替他的職好了，我們才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
哈林頓爵士則記得她總是要塞西爾陪著她交談到深夜，
在他離去後再召來一位臣子，偶爾測試身邊的人對她的情感。每個人都會私下展現機智。若有人在她麵前偽裝掩飾，或不采納她的意見，她絕不善罷甘休，有時懲罰也是不可免的。
經過這些深夜谘商後，在第二天破曉前，女王就已準備好繼續處理國政。她似乎不需要太多睡眠，說她是工作狂絕不誇張，甚至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形容。哈林頓爵士證實有一次她甚至一邊寫信，一邊下達命令，同時還可以聽取簡報，並下達簡單明了的指示。
每天她都會與臣子們接力進行私下谘詢，讀信與公文，寫信或向他人下達命令，了解賬目並聽取他人的請願。她將信件、備忘錄與手劄都掛在腰間的“大型隨身囊”中或寢宮中，若不需要了就丟掉。因為知道樞密院參事會在她麵前隱瞞意見，因此她很少參與日常的樞密院會——盡管她非常懂得與他們的辯論之道。她寧願在背後對事務嚴加管束。在她剛繼任的時候，塞西爾非常努力阻止她涉入過多政務，因為他認為這不是女人家的事，但幾年過去了，他變得十分尊敬她、相信她，認定她是他的統治者，認同她是一個聰穎有智慧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