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不為錢財所役，將錢財用到發展自己的事業和人脈關係上，這是領袖者成就大事必須具有的一項素質，做大事者多有此氣概。
——佚名 <h2>袁氏一生不愛財</h2>
袁世凱一生不看重錢財，在他眼中，錢財不過是實現自己願望和目的的工具。
能夠不為錢財所役，將錢財用到發展自己的事業和人脈關係上，這是領袖者成就大事必須具有的一項素質，成大事者多有此氣概。
縱觀秦朝末年，秦失其鹿而劉項爭之。項羽雖然強大，但不知道做個散財童子的好處，結果，其部下紛紛投向對手劉邦。出身於布衣的劉邦，卻深諳人們對錢財官爵的貪欲本性，視錢財如糞土，對部下慷慨好施，用錢財將天下英雄盡情網羅到他的隊伍之中。結果，項羽越戰越挫，而劉邦則越戰越強，最後終於在垓下用金錢買下了項羽這顆價值昂貴的人頭。
袁世凱熟悉世人的需要，更懂得晚清官場背後的遊戲規則，重視斂財，卻不為己用，這是他能夠在清末民初縱橫政壇的一個重要原因。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開府山東、總督北洋、入值中樞以來，從封疆大吏到朝中重臣，直至民國大總統，在政壇高層躍馬馳騁了近20年，他要是想斂錢發財，機會有的是。但袁不好貨、不謀私財是出了名的，他的北洋老友、朋友故舊、文臣武將多數都比他富有。據袁世凱後期的心腹幕僚，負責袁家經濟事務的王錫彤回憶，袁去世前一個月，不知是否預感自己來日無多，曾將自己的家財向王做了交代，這件事，使王很是感慨。
5月1日，大總統傳見。當時人們全都說大總統有病。等到見麵後，麵色略顯清臒，好像沒什麽大病。因此詢問他的病狀，說是吃東西不慎而已，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在案頭放置著一紙清單，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約二百萬元。（他）指著它對我說：“我的家產全都在這裏了。請把你經管的公司的狀況告訴我。”我略作報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連股票統計實在隻有二百萬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來囑托以為子孫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計30餘人，以二百萬元分配給他們，無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十年後就會有貧窮者。總之，袁公自從擔任大總統以來，（家產）實際上未曾再增加過一錢，其為國忘家之情，實在是不可以冤枉汙蔑他的。世間所傳袁公有數千萬資產，汙蔑之言也。
王錫彤是否有意維護袁世凱呢？袁世凱死後，其遺產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徐世昌將全部田產股票現金分為30份，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兒兩人一份，姬妾無子女者一份，每份8萬餘元，合計共200餘萬元。由此可見，王錫彤說的全是實話、公道話。也正像他所預料的，袁氏死後，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現出了膏粱子弟的本來麵目，很快將家產揮霍一空。袁克文死時據說隻在他桌上的筆筒中找到了20元，後事還是靠他在青幫中的弟子們湊錢辦的。而袁克定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依靠著政府每月20元的救濟才可勉強維持生活。袁家子孫中，隻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騮和妻子吳健雄成為著名的科學家。袁世凱在世時聲名顯赫，身後卻子孫飄零，家業蕭條，其追求奮鬥的曆史，真讓人覺得像是南柯一夢！ <h2>打通關節，運動權貴</h2>
袁世凱所以能成大事，短短10餘年間就由一個不為人知的溫處道迅速膨脹成為一個舉世所知的民國大總統，確有別人所不及之處。就拿晚清來說，官場辦事，必須用銀子點燈籠，打亮來照道。混跡官場之人，誰不想趁機多撈一把。這個袁世凱偏偏與人不同，他不為自己及家庭拚命斂財，倒是將費心搜刮到手的白花花的銀子，全又毫不吝惜地送了出去。就這一點，時下又有幾人能做到？慈禧太後活著時還不是借祝壽等機會想方設法為自己多斂一點嗎？
袁世凱善於利用“金錢效應”擴展自己的政治勢力。
晚清社會，沒有近代的法製和規章，儒家的道德破滅了，新的道德理念還沒有樹立起來，一切作為，都要靠所謂的人情和關係。當時，官場的腐敗現象日趨表麵化，賣官鬻爵、行賄受賄屢見不鮮，“銀子”鋪路已成為官場進取者必具的法寶之一。袁統率軍隊，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為凝聚力。同樣，他搞政治，也是在交際請客、聯絡接納和奔走趨奉上下功夫。他無意於在世風日下吏治腐敗的社會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這樣一個傳統社會中，一個道德上的宵小之輩才能夠在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搖而不墜。袁世凱在早期實踐中早已掌握了這種生存技能。他深知權力往往同利益連在一起，有權力即有金錢，利用金錢又可以換取更大的權力。因此，在發揮“金錢效應”上，袁世凱則無所不用其極。
早在小站練兵之前，袁世凱就以金錢孝敬榮祿，受到榮祿的提拔和庇護。在諂事榮祿的同時，袁世凱對慶親王奕劻也一直按時饋贈，以金錢為媒介，袁世凱與奕劻一拍即合，從此奕劻成為北洋集團的重要後台。
袁世凱對於宮廷的供奉，可謂無微不至。早在兩宮逃亡之時，袁世凱就一馬當先，率先敬獻貢品，輸送銀兩，為各省督撫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銀26萬兩。三天後，即8月31日，又進獻中秋貢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麵、鳳尾菜、各項羊皮外，還另獻綢緞160匹，袍褂料40套。不僅如此，他還把民紳募捐救災的款子不講來曆用途，也一並呈送慈禧太後，並且建議慈禧太後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戶借貸。他又電告各省督撫，請求他們趕緊將應該解送的京餉，盡快押赴行在，儼然以清廷的“糧台”自任。在任北洋大臣期間，袁世凱除照例進獻金錢外，還通過賄賂宮內太監頭目李蓮英等了解慈禧的嗜好所需，諸如慈禧太後不喜歡中國古董，喜歡西洋玩意等。所以宮中第一輛自行車、第一輛汽車，都是袁世凱進貢給慈禧太後的。在金錢的作用下，天津直隸總督署的電話可直達京師大內總管太監處，凡宮中一言一行，頃刻傳於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為袁世凱所揣測，他因此輕易地迎合流弊，取悅慈禧太後。有一次，慈禧偶然說翠飾以菠菜綠鐲最佳，李蓮英設法將此消息告訴了袁世凱。袁世凱遂購入一副敬獻，色澤甚嘉，慈禧知是袁世凱所獻，偶於召對之餘提及，頗加獎許。
為了賄賂朝中權貴，袁世凱甚至還和北洋某些大員和商人集資開辦了“臨記洋行”，它的經理是直隸巡警道楊以德之弟楊以儉。“臨記洋行”設在西交民巷東路北。這個洋行的重要“買賣”，就是在進行貿易的幌子下，專門是袁世凱集團聯絡走動北京權貴的機關。洋行每日與奕劻王府、皇宮內監、權貴通電話，報告有何種新貨到行，征詢有無購買之意，見機行事，為袁等北洋人物辦理賄賂事宜。
通過金錢途徑，袁世凱陸續使領班軍機大臣奕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蔭昌、太監總管李蓮英、崔玉貴、張蘭德、馬賓廷等清廷內的重要角色都納入自己的集團奧援範圍內，致使形成了“太後方向用，親貴與交歡”的極不正常的局麵。許指嚴在《新華秘記》中記載道：“隆裕太後允下退位之詔，其內幕實出於某親貴之勸逼。隆裕事後頗悔，然已無及矣，故哭泣數月即薧。而某親貴者，乃受袁氏之運動金五十萬，及許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權，始不惜毅然為之者也。”載灃弟載濤在《載灃與袁世凱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這種‘禪讓’之局得以成功，可說是全由奕（劻）、那（桐）、張（蘭德）三人之手”。因而，在袁世凱看來，金錢是百用百驗的靈丹妙藥，它可以化疏遠為親近，化異己者為同黨，甚至化敵人為朋友。到辛亥革命後，他甚至用金錢來收買革命黨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勢力。這種方式，成為袁世凱政治生涯中最基本的一項政治技能。
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一書中，在述及袁世凱為人豪爽、慷慨、大方時說：
世凱生平，濫交汙取，俯視一切，不問家人生產。自其少時，即好為遊蕩。偶得數金，輒呼朋飲酒，頃刻而盡。後繼得位，益顧盼恣睢。有炙手可熱之勢。每幸一姬，輒有犒賞。宴客必至珍錯，雜以西餐，一席之費，不減中人十家之產……其橫絕古今，為諸奸所不及者，敢用之財，視黃金直如土塊……名利為天下所爭趨，故小人皆樂為效。
袁世凱用金錢運動交結奕劻一事，很能說明問題。
胡思敬說：“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凱進賄動輒三四十萬。”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也說道：“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以前，袁世凱所最注意的，僅僅是一個榮祿。其時慶王（指奕劻）為外務部領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凱之所饋贈，並不能滿慶王之欲。慶王曾對人發牢騷說：‘袁慰亭（袁世凱字慰亭）隻認得榮仲華（榮祿），瞧不起咱們的。’但榮祿自辛醜回鑾之後，體弱多病，時常請假，後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屢次奏請開缺，而那拉氏不許。但照病勢推算，恐怕不能久於人世。於是慶王有入軍機的消息，為袁世凱所聞，即派其辦事能手楊士琦賚銀十萬兩送給慶王。慶王見了十萬兩銀子的一張銀號的票子，初疑為眼花，仔細一看，可不是十萬兩嗎？就對楊士琦說：‘慰亭太費事了，我怎麽能收他的？’楊士琦回答得很巧妙，他說：‘袁宮保（指袁世凱）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侍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所以，這些微數目，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慶王聽了就不再客氣。不多幾時，榮祿死了，慶王繼任。入軍機之後，楊士琦話說的並不含糊，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有慶王及福晉（滿語稱夫人為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費用，甚至慶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慶王的孫子彌月周歲，所需開支，都由袁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錢。那就完全依照外省的首府、首縣伺候督撫的辦法，而又過之。”
袁世凱先後向奕劻行賄多少，是無法統計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袁世凱向奕劻行賄的數目是極為巨大的。奕劻代替榮祿主持軍機僅一年，就發生了禦史彈劾奕劻案。此案說明了奕劻受賄數額的巨大，也從反麵證明了袁世凱的出手大方。
以金錢為橋梁，袁世凱接通了奕劻這一中央政府的領銜人物。他在奕劻身上下注的巨額本錢，同時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奕劻雖貴為王爺，權勢重為領班軍機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練兵大臣，但仍然不能免“名利”之俗，為之“爭趨”，自然就不能不最終成為袁世凱夾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不能不為其所利用、所驅策。
由於被袁世凱用金錢所收買，奕劻對袁世凱是有求必應，言聽計從，幾近傀儡。袁世凱向奕劻推薦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時，奕劻甚至主動讓袁世凱推薦人才。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指出：“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世凱，表麵上說請他保舉人才，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裏說話而已。”
《淩霄一士隨筆》中寫道：“西後唯一寵臣榮祿死後，奕劻代為軍機領袖，權勢日盛。其人貪碌而好貸，袁世凱傾心結納，饋遺甚豐，並與其子載振結昆弟交，奕劻奉為謀主，甘居傀儡。慶、袁之交既固，世凱遂遙製朝政，為有清一代權力最偉之直隸總督焉。東三省實行省製，主之者世凱，意在擴張勢力，所謂大北洋主義也。丁未（1907年）三月，徐世昌簡東三省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兼三省將軍，地位冠於各督。奉、吉、黑三省巡撫則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四人皆出袁薦，東陲天府，悉為北洋附庸，固見世凱後眷之隆。而奕劻之為袁盡力，自尤匪鮮。”
在金錢力量的驅動下，奕劻完全為袁世凱所用。由於隻要袁世凱向奕劻推薦誰，誰就可以被提拔重用，所以，一時間依附於袁世凱者門庭若市，袁世凱為了擴大自己的團體勢力，對前來投靠者一概接納。這是清末袁世凱勢力迅速膨脹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奕劻看來，他與袁世凱的權錢交易還是很成功的。畢竟，奕劻早年家境貧寒，過怕了受窮的日子。入駐軍機領袖後，奕劻在袁世凱的支持下迅速過上了真正的王公貴族的享樂生活。盡管有人罵他是第二個和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樂此不疲。
就曆史資料記載來看，奕劻至少在下列五個方麵幫了袁世凱的大忙。
1.對袁世凱安插自己的親信言聽計從。結果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重要職位上，遍布了袁世凱集團的力量。這是造成後來袁世凱力量尾大不掉的一個重要原因。
2.支持袁世凱練軍辦校，造成了國家之兵為將有、將為袁有的局麵。
3.與袁世凱聯手，搞掉了一心保護大清江山的後清流勢力如瞿鴻禨等輩。
4.以害怕北洋軍起來造反為由，軟中帶硬地反對攝政王載灃殺掉袁世凱。
5.武昌起義發生後，全力說服清室讓袁世凱出山收拾時局，甚至不惜把自己內閣總理大臣的位置讓給袁世凱。
那麽，袁世凱打通關節、運動權貴的銀子是從哪裏來的呢？原來，此批經費是袁世凱從練兵專用經費、北洋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及地方財政動用而來的。
據說，袁世凱任直隸總督以後，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據梁士詒回憶：
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麽還有銀錢所的名自？當時隻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李鴻章，文忠是其諡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30天計算，遇到小月（隻有29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做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歎不如，要稱讚李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40萬兩的收入。
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占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調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奕劻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麵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500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12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都是因為有了這筆錢手頭闊綽的緣故。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據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起到了雪裏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係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後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慈禧太後及慶親王奕劻這類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h2>籠絡部下與結交朋友</h2>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了句大實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翻覽幾千年曆史，觸目驚心的事實可不赤裸裸就是這樣嗎？從某種程度上講，一部幾千年的中國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從上到下爭權奪利的曆史。孔夫子強調名。但一個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滾滾而來了嗎？民以食為天，連老百姓都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掛在嘴邊之上，那些滿口講銅臭話的人又能有幾個是在傾吐他們的心裏話呢？
袁世凱長期身處下層，懂得前來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於用金錢和地位籠絡部屬。對阮忠樞的金錢籠絡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練兵時，有一天，阮忠樞對袁世凱講，他在天津某妓院時認識了一個名叫小玉的妓女，兩人感情甚好，想納小玉為妾。袁世凱聽後立即嚴厲駁斥，說這有礙軍譽，幹不得。阮忠樞隻好作罷。過了不久，袁世凱說到天津辦點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後，阮隨袁進入一個院中，看到屋子裏鋪設華麗，堂上紅燭高燒，擺著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裏屋，便見一個丫鬟一麵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麵扶出一個打扮俏麗的新娘。阮忠樞一時不知所以然，當新娘來到麵前並發現她就是小玉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袁世凱得知阮的心思後，不動聲色，秘密派人將小玉贖出，並為阮忠樞在天津置辦了一份家產。等把事情辦妥了，他便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凱身死，他都對袁忠貞不貳。
1907年，袁世凱被調升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當時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新調任進京的官員照例要逐一拜會京都的老資格官員，袁世凱自然深諳此道。一天，他來到一滿族官員增崇（字壽臣）家拜訪，增崇叫出自己的兒子察存耆見客。察存耆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回憶自己見袁世凱的情形如下：
一進門，我走了幾步，隨即向前搶行到袁世凱跟前，認認真真地給袁世凱請了個安，叫一聲“大爺”（“大爺”也是旗人中稱呼比較親近的人的敬語，對漢員則應當稱“老伯”、“太世叔”等）。轉瞬間，隻見袁世凱閃電似的離了他的客位，也照樣搶前幾步，對我還安如禮，口中還連說“不敢、不敢”。他這樣的舉動，大出我意料之外。當時我父親忙說：“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氣了。”袁世凱緊緊拉著我的雙手，連聲說：“老弟好！老弟好！”半側著臉用炯炯的目光看著我，同時又半側著臉看著我父親說：“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過頭對我父親說：“讓我們先談一談。”我父親當然便不再言語。原來那時的習俗，尤其在官場裏，若要同人家子侄說話，並不直接問本人，而要先向其長輩說明，再由其長輩命其好好回稟，然後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這時袁世凱便問我：“經書都讀過了吧？”我說：“現在才讀《周禮》，《易經》還未讀。”袁世凱說：“讀經是要慢慢地讀的，不可太快。”又說：“老弟需要些什麽書，我可以給送過來。”我當時想，我們旗人太不講究讀書，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顯顯我的誌氣，也給我父親聽一聽，就回答說：“為將來考學堂，目前正預備學堂的各門功課。現用的教科書，隻是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幾種，似是有點不足。”袁世凱說：“好，好。明天我就給送過來。”他一麵說一麵看著我父親，很鄭重地對我父親說：“世兄真聰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擾老弟用功。”於是我父親對我說：“你回書房去吧。”我便退了出來。
——佚名 <h2>袁氏一生不愛財</h2>
袁世凱一生不看重錢財，在他眼中，錢財不過是實現自己願望和目的的工具。
能夠不為錢財所役，將錢財用到發展自己的事業和人脈關係上，這是領袖者成就大事必須具有的一項素質，成大事者多有此氣概。
縱觀秦朝末年，秦失其鹿而劉項爭之。項羽雖然強大，但不知道做個散財童子的好處，結果，其部下紛紛投向對手劉邦。出身於布衣的劉邦，卻深諳人們對錢財官爵的貪欲本性，視錢財如糞土，對部下慷慨好施，用錢財將天下英雄盡情網羅到他的隊伍之中。結果，項羽越戰越挫，而劉邦則越戰越強，最後終於在垓下用金錢買下了項羽這顆價值昂貴的人頭。
袁世凱熟悉世人的需要，更懂得晚清官場背後的遊戲規則，重視斂財，卻不為己用，這是他能夠在清末民初縱橫政壇的一個重要原因。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開府山東、總督北洋、入值中樞以來，從封疆大吏到朝中重臣，直至民國大總統，在政壇高層躍馬馳騁了近20年，他要是想斂錢發財，機會有的是。但袁不好貨、不謀私財是出了名的，他的北洋老友、朋友故舊、文臣武將多數都比他富有。據袁世凱後期的心腹幕僚，負責袁家經濟事務的王錫彤回憶，袁去世前一個月，不知是否預感自己來日無多，曾將自己的家財向王做了交代，這件事，使王很是感慨。
5月1日，大總統傳見。當時人們全都說大總統有病。等到見麵後，麵色略顯清臒，好像沒什麽大病。因此詢問他的病狀，說是吃東西不慎而已，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在案頭放置著一紙清單，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約二百萬元。（他）指著它對我說：“我的家產全都在這裏了。請把你經管的公司的狀況告訴我。”我略作報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連股票統計實在隻有二百萬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來囑托以為子孫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計30餘人，以二百萬元分配給他們，無論如何，可以斷言的是，十年後就會有貧窮者。總之，袁公自從擔任大總統以來，（家產）實際上未曾再增加過一錢，其為國忘家之情，實在是不可以冤枉汙蔑他的。世間所傳袁公有數千萬資產，汙蔑之言也。
王錫彤是否有意維護袁世凱呢？袁世凱死後，其遺產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徐世昌將全部田產股票現金分為30份，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兒兩人一份，姬妾無子女者一份，每份8萬餘元，合計共200餘萬元。由此可見，王錫彤說的全是實話、公道話。也正像他所預料的，袁氏死後，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現出了膏粱子弟的本來麵目，很快將家產揮霍一空。袁克文死時據說隻在他桌上的筆筒中找到了20元，後事還是靠他在青幫中的弟子們湊錢辦的。而袁克定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依靠著政府每月20元的救濟才可勉強維持生活。袁家子孫中，隻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騮和妻子吳健雄成為著名的科學家。袁世凱在世時聲名顯赫，身後卻子孫飄零，家業蕭條，其追求奮鬥的曆史，真讓人覺得像是南柯一夢！ <h2>打通關節，運動權貴</h2>
袁世凱所以能成大事，短短10餘年間就由一個不為人知的溫處道迅速膨脹成為一個舉世所知的民國大總統，確有別人所不及之處。就拿晚清來說，官場辦事，必須用銀子點燈籠，打亮來照道。混跡官場之人，誰不想趁機多撈一把。這個袁世凱偏偏與人不同，他不為自己及家庭拚命斂財，倒是將費心搜刮到手的白花花的銀子，全又毫不吝惜地送了出去。就這一點，時下又有幾人能做到？慈禧太後活著時還不是借祝壽等機會想方設法為自己多斂一點嗎？
袁世凱善於利用“金錢效應”擴展自己的政治勢力。
晚清社會，沒有近代的法製和規章，儒家的道德破滅了，新的道德理念還沒有樹立起來，一切作為，都要靠所謂的人情和關係。當時，官場的腐敗現象日趨表麵化，賣官鬻爵、行賄受賄屢見不鮮，“銀子”鋪路已成為官場進取者必具的法寶之一。袁統率軍隊，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為凝聚力。同樣，他搞政治，也是在交際請客、聯絡接納和奔走趨奉上下功夫。他無意於在世風日下吏治腐敗的社會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這樣一個傳統社會中，一個道德上的宵小之輩才能夠在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搖而不墜。袁世凱在早期實踐中早已掌握了這種生存技能。他深知權力往往同利益連在一起，有權力即有金錢，利用金錢又可以換取更大的權力。因此，在發揮“金錢效應”上，袁世凱則無所不用其極。
早在小站練兵之前，袁世凱就以金錢孝敬榮祿，受到榮祿的提拔和庇護。在諂事榮祿的同時，袁世凱對慶親王奕劻也一直按時饋贈，以金錢為媒介，袁世凱與奕劻一拍即合，從此奕劻成為北洋集團的重要後台。
袁世凱對於宮廷的供奉，可謂無微不至。早在兩宮逃亡之時，袁世凱就一馬當先，率先敬獻貢品，輸送銀兩，為各省督撫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銀26萬兩。三天後，即8月31日，又進獻中秋貢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麵、鳳尾菜、各項羊皮外，還另獻綢緞160匹，袍褂料40套。不僅如此，他還把民紳募捐救災的款子不講來曆用途，也一並呈送慈禧太後，並且建議慈禧太後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戶借貸。他又電告各省督撫，請求他們趕緊將應該解送的京餉，盡快押赴行在，儼然以清廷的“糧台”自任。在任北洋大臣期間，袁世凱除照例進獻金錢外，還通過賄賂宮內太監頭目李蓮英等了解慈禧的嗜好所需，諸如慈禧太後不喜歡中國古董，喜歡西洋玩意等。所以宮中第一輛自行車、第一輛汽車，都是袁世凱進貢給慈禧太後的。在金錢的作用下，天津直隸總督署的電話可直達京師大內總管太監處，凡宮中一言一行，頃刻傳於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為袁世凱所揣測，他因此輕易地迎合流弊，取悅慈禧太後。有一次，慈禧偶然說翠飾以菠菜綠鐲最佳，李蓮英設法將此消息告訴了袁世凱。袁世凱遂購入一副敬獻，色澤甚嘉，慈禧知是袁世凱所獻，偶於召對之餘提及，頗加獎許。
為了賄賂朝中權貴，袁世凱甚至還和北洋某些大員和商人集資開辦了“臨記洋行”，它的經理是直隸巡警道楊以德之弟楊以儉。“臨記洋行”設在西交民巷東路北。這個洋行的重要“買賣”，就是在進行貿易的幌子下，專門是袁世凱集團聯絡走動北京權貴的機關。洋行每日與奕劻王府、皇宮內監、權貴通電話，報告有何種新貨到行，征詢有無購買之意，見機行事，為袁等北洋人物辦理賄賂事宜。
通過金錢途徑，袁世凱陸續使領班軍機大臣奕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蔭昌、太監總管李蓮英、崔玉貴、張蘭德、馬賓廷等清廷內的重要角色都納入自己的集團奧援範圍內，致使形成了“太後方向用，親貴與交歡”的極不正常的局麵。許指嚴在《新華秘記》中記載道：“隆裕太後允下退位之詔，其內幕實出於某親貴之勸逼。隆裕事後頗悔，然已無及矣，故哭泣數月即薧。而某親貴者，乃受袁氏之運動金五十萬，及許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權，始不惜毅然為之者也。”載灃弟載濤在《載灃與袁世凱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這種‘禪讓’之局得以成功，可說是全由奕（劻）、那（桐）、張（蘭德）三人之手”。因而，在袁世凱看來，金錢是百用百驗的靈丹妙藥，它可以化疏遠為親近，化異己者為同黨，甚至化敵人為朋友。到辛亥革命後，他甚至用金錢來收買革命黨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勢力。這種方式，成為袁世凱政治生涯中最基本的一項政治技能。
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一書中，在述及袁世凱為人豪爽、慷慨、大方時說：
世凱生平，濫交汙取，俯視一切，不問家人生產。自其少時，即好為遊蕩。偶得數金，輒呼朋飲酒，頃刻而盡。後繼得位，益顧盼恣睢。有炙手可熱之勢。每幸一姬，輒有犒賞。宴客必至珍錯，雜以西餐，一席之費，不減中人十家之產……其橫絕古今，為諸奸所不及者，敢用之財，視黃金直如土塊……名利為天下所爭趨，故小人皆樂為效。
袁世凱用金錢運動交結奕劻一事，很能說明問題。
胡思敬說：“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凱進賄動輒三四十萬。”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也說道：“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以前，袁世凱所最注意的，僅僅是一個榮祿。其時慶王（指奕劻）為外務部領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凱之所饋贈，並不能滿慶王之欲。慶王曾對人發牢騷說：‘袁慰亭（袁世凱字慰亭）隻認得榮仲華（榮祿），瞧不起咱們的。’但榮祿自辛醜回鑾之後，體弱多病，時常請假，後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屢次奏請開缺，而那拉氏不許。但照病勢推算，恐怕不能久於人世。於是慶王有入軍機的消息，為袁世凱所聞，即派其辦事能手楊士琦賚銀十萬兩送給慶王。慶王見了十萬兩銀子的一張銀號的票子，初疑為眼花，仔細一看，可不是十萬兩嗎？就對楊士琦說：‘慰亭太費事了，我怎麽能收他的？’楊士琦回答得很巧妙，他說：‘袁宮保（指袁世凱）知道王爺不久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的人，每天都得進宮侍候老佛爺，而老佛爺左右許多太監們，一定向王爺道喜討賞，這一筆費用，也就可觀。所以，這些微數目，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零用而已，以後還得特別報效。’慶王聽了就不再客氣。不多幾時，榮祿死了，慶王繼任。入軍機之後，楊士琦話說的並不含糊，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有慶王及福晉（滿語稱夫人為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及一切費用，甚至慶王的兒子成婚、格格出嫁、慶王的孫子彌月周歲，所需開支，都由袁預先布置，不費王府一錢。那就完全依照外省的首府、首縣伺候督撫的辦法，而又過之。”
袁世凱先後向奕劻行賄多少，是無法統計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袁世凱向奕劻行賄的數目是極為巨大的。奕劻代替榮祿主持軍機僅一年，就發生了禦史彈劾奕劻案。此案說明了奕劻受賄數額的巨大，也從反麵證明了袁世凱的出手大方。
以金錢為橋梁，袁世凱接通了奕劻這一中央政府的領銜人物。他在奕劻身上下注的巨額本錢，同時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奕劻雖貴為王爺，權勢重為領班軍機大臣、內閣總理大臣、練兵大臣，但仍然不能免“名利”之俗，為之“爭趨”，自然就不能不最終成為袁世凱夾袋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不能不為其所利用、所驅策。
由於被袁世凱用金錢所收買，奕劻對袁世凱是有求必應，言聽計從，幾近傀儡。袁世凱向奕劻推薦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時，奕劻甚至主動讓袁世凱推薦人才。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中指出：“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世凱，表麵上說請他保舉人才，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裏說話而已。”
《淩霄一士隨筆》中寫道：“西後唯一寵臣榮祿死後，奕劻代為軍機領袖，權勢日盛。其人貪碌而好貸，袁世凱傾心結納，饋遺甚豐，並與其子載振結昆弟交，奕劻奉為謀主，甘居傀儡。慶、袁之交既固，世凱遂遙製朝政，為有清一代權力最偉之直隸總督焉。東三省實行省製，主之者世凱，意在擴張勢力，所謂大北洋主義也。丁未（1907年）三月，徐世昌簡東三省總督，並授為欽差大臣，兼三省將軍，地位冠於各督。奉、吉、黑三省巡撫則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四人皆出袁薦，東陲天府，悉為北洋附庸，固見世凱後眷之隆。而奕劻之為袁盡力，自尤匪鮮。”
在金錢力量的驅動下，奕劻完全為袁世凱所用。由於隻要袁世凱向奕劻推薦誰，誰就可以被提拔重用，所以，一時間依附於袁世凱者門庭若市，袁世凱為了擴大自己的團體勢力，對前來投靠者一概接納。這是清末袁世凱勢力迅速膨脹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奕劻看來，他與袁世凱的權錢交易還是很成功的。畢竟，奕劻早年家境貧寒，過怕了受窮的日子。入駐軍機領袖後，奕劻在袁世凱的支持下迅速過上了真正的王公貴族的享樂生活。盡管有人罵他是第二個和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樂此不疲。
就曆史資料記載來看，奕劻至少在下列五個方麵幫了袁世凱的大忙。
1.對袁世凱安插自己的親信言聽計從。結果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重要職位上，遍布了袁世凱集團的力量。這是造成後來袁世凱力量尾大不掉的一個重要原因。
2.支持袁世凱練軍辦校，造成了國家之兵為將有、將為袁有的局麵。
3.與袁世凱聯手，搞掉了一心保護大清江山的後清流勢力如瞿鴻禨等輩。
4.以害怕北洋軍起來造反為由，軟中帶硬地反對攝政王載灃殺掉袁世凱。
5.武昌起義發生後，全力說服清室讓袁世凱出山收拾時局，甚至不惜把自己內閣總理大臣的位置讓給袁世凱。
那麽，袁世凱打通關節、運動權貴的銀子是從哪裏來的呢？原來，此批經費是袁世凱從練兵專用經費、北洋實業、增加稅賦、發行公債以及地方財政動用而來的。
據說，袁世凱任直隸總督以後，還得到了兩筆意外之財。一筆出自李鴻章。據梁士詒回憶：
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麽還有銀錢所的名自？當時隻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李鴻章，文忠是其諡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30天計算，遇到小月（隻有29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做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歎不如，要稱讚李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40萬兩的收入。
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占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調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奕劻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麵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500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12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都是因為有了這筆錢手頭闊綽的緣故。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據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起到了雪裏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係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後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慈禧太後及慶親王奕劻這類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h2>籠絡部下與結交朋友</h2>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了句大實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翻覽幾千年曆史，觸目驚心的事實可不赤裸裸就是這樣嗎？從某種程度上講，一部幾千年的中國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從上到下爭權奪利的曆史。孔夫子強調名。但一個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滾滾而來了嗎？民以食為天，連老百姓都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掛在嘴邊之上，那些滿口講銅臭話的人又能有幾個是在傾吐他們的心裏話呢？
袁世凱長期身處下層，懂得前來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於用金錢和地位籠絡部屬。對阮忠樞的金錢籠絡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練兵時，有一天，阮忠樞對袁世凱講，他在天津某妓院時認識了一個名叫小玉的妓女，兩人感情甚好，想納小玉為妾。袁世凱聽後立即嚴厲駁斥，說這有礙軍譽，幹不得。阮忠樞隻好作罷。過了不久，袁世凱說到天津辦點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後，阮隨袁進入一個院中，看到屋子裏鋪設華麗，堂上紅燭高燒，擺著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裏屋，便見一個丫鬟一麵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麵扶出一個打扮俏麗的新娘。阮忠樞一時不知所以然，當新娘來到麵前並發現她就是小玉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袁世凱得知阮的心思後，不動聲色，秘密派人將小玉贖出，並為阮忠樞在天津置辦了一份家產。等把事情辦妥了，他便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凱身死，他都對袁忠貞不貳。
1907年，袁世凱被調升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當時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新調任進京的官員照例要逐一拜會京都的老資格官員，袁世凱自然深諳此道。一天，他來到一滿族官員增崇（字壽臣）家拜訪，增崇叫出自己的兒子察存耆見客。察存耆當時還是個孩子，他回憶自己見袁世凱的情形如下：
一進門，我走了幾步，隨即向前搶行到袁世凱跟前，認認真真地給袁世凱請了個安，叫一聲“大爺”（“大爺”也是旗人中稱呼比較親近的人的敬語，對漢員則應當稱“老伯”、“太世叔”等）。轉瞬間，隻見袁世凱閃電似的離了他的客位，也照樣搶前幾步，對我還安如禮，口中還連說“不敢、不敢”。他這樣的舉動，大出我意料之外。當時我父親忙說：“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氣了。”袁世凱緊緊拉著我的雙手，連聲說：“老弟好！老弟好！”半側著臉用炯炯的目光看著我，同時又半側著臉看著我父親說：“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過頭對我父親說：“讓我們先談一談。”我父親當然便不再言語。原來那時的習俗，尤其在官場裏，若要同人家子侄說話，並不直接問本人，而要先向其長輩說明，再由其長輩命其好好回稟，然後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這時袁世凱便問我：“經書都讀過了吧？”我說：“現在才讀《周禮》，《易經》還未讀。”袁世凱說：“讀經是要慢慢地讀的，不可太快。”又說：“老弟需要些什麽書，我可以給送過來。”我當時想，我們旗人太不講究讀書，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顯顯我的誌氣，也給我父親聽一聽，就回答說：“為將來考學堂，目前正預備學堂的各門功課。現用的教科書，隻是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幾種，似是有點不足。”袁世凱說：“好，好。明天我就給送過來。”他一麵說一麵看著我父親，很鄭重地對我父親說：“世兄真聰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擾老弟用功。”於是我父親對我說：“你回書房去吧。”我便退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