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決定一切。
——斯大林<h2>小站班底</h2>成功需要群黨
一個人要想做成點事情，就必須融入社會和一個具體的組織之中。這就好比人的軀體，單有頭腦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五髒六腑及四肢的有機配合與高效運轉，才能保證人正常的生命運動，這其中，任何一個部件也少不得。對於一個團體或者公司而言，也是如此。縱觀曆史，這類事例比比皆是。以劉氏來說，秦末劉邦所以能夠轉敗為勝，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集團班底。文有張良、蕭何、陳平，武有韓信、樊噲等人，聚集在劉邦這麵大旗之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才最終戰勝了比自己實力強大得多的項羽集團。西漢末年，王莽亂漢，群雄四起，劉秀也是在組織成一個雲台二十八將的有力班底後，才最終憑借這張有力的底牌消滅了群雄，最終建立了東漢政權。東漢末年，因為黃巾起義，董卓亂漢，群雄又蜂擁而起。劉備雖然起身於一介布衣，但因為他深知建立團體班子的重要性，常年多方網羅，孜孜不倦，因而，在聚集了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等勇冠一時的武將，又擁有了諸葛亮、龐統、法孝直等胸有文韜的謀士後，才最終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樣的道理，在清末民初這個亂世時代，袁世凱因為擁有了一個實力與水平高於同時期其他利益集團的領導班子，才使得他能夠縱橫天下，傲視群雄。可以說，北洋集團的文臣武將是袁世凱在清末民初敢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最強大有力的資本。
那麽，袁世凱是怎樣建立他的集團班底的，其中又有著怎樣的奧秘？ 袁氏心思
1895年年底，袁世凱興衝衝地來到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主持的練兵事宜，袁氏集團由此萌芽。
袁世凱建立新式陸軍，雖然主張全盤西化，參照德國的陸軍範式，但更重要的是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的治軍衣缽，以傳統封建宗法關係勒束屬下，將新建陸軍訓練成一支兵為將有、絕對服從命令的戰鬥部隊。
軍事訓練上，完全按照德軍的模式；但在官兵的思想教育上，則要步曾國藩組建湘軍的後路。這就是袁世凱建軍的主要思想。
因此，袁世凱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網羅私黨，抓緊建立自己的骨幹班底。袁世凱深知，能否抓住這個練兵的機遇，開始成就一番大事，培養自己的羽翼班底在眼下比什麽事情都重要。
袁世凱為籌建自己最初的集團班底，頗費了一番心思。
在袁世凱看來，這個班底組成的條件，其範圍大致不外乎這樣幾項。
1.袁氏長期閱曆中所認識交結的一批誌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紹儀等。
2.袁氏前輩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如薑桂題、任永清等。
3.長期追隨袁氏已表現出其忠誠與才幹者，如吳長純、吳鳳嶺、劉永慶等。
4.上級或有地位影響的人推薦而來者，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
袁氏集團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即追隨袁世凱多年的“家兵家將”、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和淮軍舊將，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集團。這些人大都生長在清王朝封建文化意識影響較深的北方農村，少年時代即受到以軍功發跡至顯風俗的熏陶，有著強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發財的欲望。特別是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有著堅定的自強精神和強烈的政治追求欲；而淮軍“諸將領多以行伍起家，謂功名自馬上得之，於軍學多嫚語姍笑……畢業諸生多淹滯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稱其才”。由於在淮軍中不受重用，遷升甚慢，他們在心理上壓抑感很重。這種追求欲和壓抑感的交錯發展，使他們一旦受人識拔，便會產生強烈的報恩思想。袁世凱知道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將他們召至新建陸軍，破格提拔為各級軍官和教習。其後更是屢加保舉提拔，結以恩遇，使他們對自己徹底效忠。 骨幹文臣
在袁世凱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結下深厚情誼的是徐世昌、唐紹儀、阮忠樞三人，他們在小站集團組合之前，就和袁世凱私交甚篤，過從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原籍天津，1855年生於河南汲縣。幼年進私塾讀書，成年後，做過沁陽、太康、淮寧各縣署文書和家館教師。
1879年，徐世昌在淮寧認識了袁世凱，兩人惺惺相惜，互相傾服，很快就結拜為盟兄弟。徐比袁長4歲，經常在一起遊玩，相處甚歡。
不久，徐世昌想前往京師應試，但苦於沒有路費，袁世凱助他川資，始克成行。徐世昌果然不負袁世凱所望，1882年高中舉人，1886年又登第進士，當上了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職編修，先後擔任國史館編修、武英殿編修等閑職京官。
1895年，袁世凱獲得創建新建陸軍大權，在天津小站籌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這位曾使自己傾心的盟兄，而此時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澀，生活清苦，願意降格外放，求得經濟上的實惠，且正巧因母喪在家丁憂鬱悶，也正想尋些事情做做。因此，1897年，袁世凱奏準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往來京津之間，讚襄戎幕，領取翰林院和新建陸軍的雙份工資。從此，徐世昌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成為袁氏集團最主要的一名成員。
袁世凱和徐世昌在結識並加深友誼的同時，也與唐紹儀定下了金蘭之交。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位長期從事茶葉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樞當過英商怡和洋行的買辦，後來隨李鴻章辦洋務，經營和創辦了著名的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深為李鴻章所器重。唐紹儀不僅從小受家庭的國學熏陶，而且他12歲就遠涉重洋，到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耶魯大學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懂英文，了解西方事務，這正是袁世凱孜孜以求的人才。
1881年，唐紹儀學成回國，進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教書。1882年，他作為幫辦朝鮮海關事務前駐天津德國領事穆麟德的秘書被李鴻章派往朝鮮。在甲申政變中，他因突出的表現為袁世凱賞識。袁世凱與唐紹儀相識後，互相敬重，兩人感情極為融洽，結為盟友，從此彼此幫助，共求上進。
甲申事變後，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時，他首先選擇了唐紹儀做自己的西文翻譯兼洋務委員，實際上是作為袁世凱這一時期在朝鮮的副手。
袁世凱在唐紹儀的協助下，聲譽鵲起，深得清政府與李鴻章的賞識和信賴，在朝鮮連任10年，即使母死丁憂也要奪情。唐紹儀以袁世凱主要助手的身份，獲得了與袁世凱同步升官的機遇。袁世凱由知府、候補道而實任道員，二品頂戴；而唐氏則由候補縣令而直隸州州牧，再到候補知府，三品頂戴，其升遷速度之快異乎尋常。二人的關係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斷得到升溫和發展。
1891年，袁世凱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請假回籍，在代理人問題上，袁認為唐紹儀優智略、明機宜、確有應變才，推薦唐紹儀代理他的職務。他說，唐紹儀“忠直明敏，膽識兼優，熟悉韓情，請委令代理”。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無法在朝鮮繼續執行使命，要求內渡，並再次請唐紹儀自代。唐紹儀臨危受命，毫無怨言，並積極電告國內，助袁成行，使袁世凱得以死裏逃生，安全回到祖國。唐紹儀這種臨危不苟的行為，無論是出於公益還是私情，都毫無疑問使袁世凱非常感激。唐紹儀的忠誠與才幹在袁世凱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唐二人在朝鮮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情誼。
1895年年末，袁世凱正式接任在小站編練新軍。他沒有忘記唐紹儀這個患難之交，懇請他來軍，協助徐世昌負責營務處，繼續發揮他外語與外交方麵的特長。
在袁世凱的早期生涯中，與他結交的還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樞。他後來成為袁氏集團的一支筆，袁氏幕府的總文案。
阮忠樞，字鬥瞻，安徽合肥人。出身於淮軍將領家庭，1889年中舉，受到李鴻章的器重，先後派他做過北洋水師學堂的漢文教習和北洋軍械局總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識到相交，中間還有一段比較複雜的插曲，也帶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來，早在袁世凱由上海前往山東投奔慶軍統領吳長慶的路上，無意間在旅途中遇見阮忠樞。由於他們同行同宿了幾天，因此互相結識。通過交談，袁世凱知道阮忠樞將進京會試。他也將自己的家世和現在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阮忠樞，二人從此相識相交，頗有相見恨晚的情勢。阮此時囊中有餘，他幫助了袁世凱一些川資並勸袁直接投軍，然後才依依作別。後來，正是通過阮忠樞，袁世凱才結識了李蓮英。袁世凱能夠交上榮祿，李蓮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5年年底，阮忠樞由李鴻章推薦入袁幕。入幕不久，袁世凱就大倚任之。其時，袁世凱初剏新軍，規劃宏遠，多為常智所不及。阮忠樞獨深思眇慮，洞燭其所以然，軍製餉章文牘機務鹹出其手，幕府所賴唯他一人。袁世凱保舉他的考語是“才長心細，學博識優，平日留心時務，遇事義理自持”。阮氏從此成為袁氏集團一名核心成員。 心腹武將
袁世凱到小站籌建新建陸軍的時候，鑒於他對如何編練新式軍隊也缺乏知識與經驗，他請求李鴻章、宋慶和聶士成以及時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蔭昌等重要淮軍將領為他推薦了一些淮軍“人才”。
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人就是通過這條道路與袁世凱走到一起的。
在當時，新建陸軍的將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備學堂與淮軍營伍。經李鴻章提攜於前，袁世凱羅致選拔於後，故一時將才稱盛。如薑桂題、楊榮泰、龔友元、吳長純、徐邦傑、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諸將都隸麾下。如陳光遠、王占元、張懷芝、何宗蓮、馬龍標、雷震春、王英楷、吳鳳嶺、趙國賢、田中玉、孟恩遠、陸建章、曹錕、張勳、段芝貴等其時僅補偏裨，後都終成大將。而其中薑桂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四人，尤為聞名於時，是袁氏集團掌握軍事的核心人物。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還被稱為“北洋三傑”。
薑桂題，字翰卿，安徽毫縣人。行伍出身。1862年投入軍營，先後在僧格林沁、宋慶等人部下效力，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過程中，因軍功遞保以提督補用。1894年，他新募桂軍三營，與日軍接戰失利，被奉旨革職。1895年，袁世凱以其有長期征戰實踐，調他到新建陸軍，分統左翼各營兼全軍翼長，任以重用。1898年11月，袁世凱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褒獎他“倍極勤勞”、“謀勇兼優，能識大體，樸誠忠直，暢曉戎機，無軍營驕惰浮偽習氣，馭下尤能得士卒心……洵為宿將中不可多得之員”。“數年以來，督率操防，深資臂助。”薑遂成為袁氏集團早期發展過程中核心班子中的骨幹成員之一。
王士珍，字聘卿，直隸正定人。少孤，家貧。17歲，考入正定鎮標，補綠營兵缺。過了幾年，移防山海關。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武備學堂，命各軍選送學員，王士珍有幸進入武備學堂學習。1894年，中日戰起，他隨直隸提督葉誌超轉戰牙山、平壤間。1896年，袁世凱將他招入練新建陸軍。
王士珍氣度深沉，毅勇內斂，口訥言簡。起初，袁世凱看不出他的為人，到議事，始大器重，即檄為督操營務處會辦，右翼第三營部隊幫統，兼步隊學堂監督，擢工程營管帶兼德文學堂監督。當時，新建陸軍都用西法，其教練官、督操官及工程營管帶都聘請德國充任，故其編製也都因襲德製。中國舊章沒有可以因襲的，百務草創，王士珍於本職外，統籌兼顧，袁世凱也都悉心聽信。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軍名將劉銘傳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銜，記名總兵，勵勇巴圖魯，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段祺瑞8歲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孫成龍心切，就把他帶至江蘇宿遷，在兵營附近一家私塾就讀。這對段的一生影響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並喜歡上了兵營生活。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歸葬合肥。1881年，段祺瑞離家赴山東威海衛投奔在那裏當營官的堂叔段以德，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備水師學堂，學習炮科。1888年冬，清政府決定選派數名武備學堂學生赴德國深造，經過嚴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錄取。1889年，段祺瑞到當時被稱為陸軍最強的德國，進入柏林軍校深造，1890年學成回國後，又先後擔任了北洋軍械局委員和威海衛某隨營武備學堂的教習。
這一時期，段祺瑞等軍事學堂畢業生（包括留學歸國的人員），絕大多數還隻能充當教習之類的閑職。其原因在於當時“隻有新教育而無新編製之軍隊”，湘、淮舊軍並不需要這些具有近代軍事學識的新兵蛋子；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湘、淮軍將領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過實戰取得功名，看不起這些軍事院校出身的沒有閱曆的青年軍官。
袁世凱則不然。
袁世凱編練新建陸軍，首先全麵使用西式武器、西法編練、西法操練，當時正十分缺乏段祺瑞這樣的留學生，特別是到過德國的留學人員，而段祺瑞此時也正在威海衛充任教習而感到懷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備學堂總監蔭昌的推薦下，袁世凱立即商調並重用他為新建陸軍炮兵營統兼炮兵學堂監督，這是袁段遇合的開始。
馮國璋，字華甫，直隸河間人。少年貧困，屢試不第，棄文習武。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軍當兵，次年進入天津武備學堂攻讀步兵科，學習期間“屢考優等”，並於1888年考中秀才。這使得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都高興地連聲讚歎：“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馮國璋因學習優良、踏實幹練、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
1893年夏，經過一番活動，急於建功立業的馮國璋轉到淮軍名將聶士成的帳下充當幕僚。
1895年，馮國璋以軍事隨員身份隨候補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間，他結識軍界福島安正、青木宣純等軍人並留心考察軍事，編輯成兵書數冊。
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立即把其所編數冊兵書獻於聶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聶士成，隻知忠心報效國家和朝廷，思想卻頗為守舊，不想在自己的軍隊中進行大膽改革的實驗，所以對馮國璋所獻書上所介紹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製、戰術等軍事理論興趣不大。但是，聶士成也並未守舊到狹隘的地步，他認為，不妨將兵書給別人試試，也算不埋沒這個得力下屬的一片心血，於是就把兵書轉交給了正在編練新軍的袁世凱。
這時的袁世凱，不是需要一個或幾個諳習西洋兵誌、操法的人才，而是需要一批這樣的人才來主持新軍的訓練。因此，當聶士成把馮國璋編的兵書轉到袁世凱的手中以後，他很快瀏覽了一遍。袁世凱對馮國璋不僅對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來龍去脈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功夫研習日軍的典章製度非常高興，當下將馮國璋編的兵書稱為“鴻寶”，並立即傳見馮國璋，稱譽馮“軍界之學子無逾公者”。在征得馮國璋的同意後，袁世凱立即委任馮國璋為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幫辦，步兵學堂監督，讓其主持編寫兵法、操典、營製、餉章及各項圖說。新軍兵法操典多經其一手修訂。
以小站練兵為紐帶，袁世凱和上述骨幹人物結合到了一起，這對袁氏集團的形成和袁氏以後在政壇上進行權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袁世凱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確定他們將來有一天會成為自己的“臣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袁世凱和這些人物在小站時期以練兵為機緣建立起來的聯係，已經超越了一般的人際關係。他們在以後複雜艱險的時局變動中，在“北洋”的發達過程中同甘共苦，患難相依，相互信賴，情誼彌深。一旦時局發生動蕩，有機可乘，他們就會擁袁進取，發揮集團班子的骨幹作用。即使在與對手交爭不利的情況下，他們也能以袁世凱為旗幟，緊緊抱成一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成了袁世凱集團班底中最核心的文臣與武將。 <h2>山東時期集團成員的擴大</h2>做上了山東省長
袁世凱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當然不甘心局限於小站一隅，隻滿足於做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要掌握新建陸軍，就是要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以軍隊為資本，出任封疆大吏，最終執掌國家的更高權力，以便鵬翔九霄，龍歸大澤，施展自己更大的政治抱負。
這樣的機會終於降臨了，而且來得不早不晚，恰恰是袁世凱新建陸軍籌建工作已經告一段落，袁氏軍事集團框架剛剛搭成的情況下。
1899年夏，由於多年積累的中外矛盾、內部矛盾不可調解，義和團運動終於在山東爆發。由於時任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幾乎每個村莊都建起了拳場。麵對山東動蕩的局勢，袁世凱多次向榮祿、慈禧太後陳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榮祿認為袁世凱有魄力，是一個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薦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於是，12月6日，清廷發布了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12月26日，袁世凱率領其新建的軍隊到達濟南，開始實現他發展自己的更大願望。
袁世凱出任山東省長後，立即在山東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對於擴大袁氏半私人性質的武裝和官僚團體，相互調補，關係密切，迅速成為袁氏集團發展的新動力。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不久，就起用與籠絡了大批官員，將這些人員補充進自己的團體力量之中。
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後，將不願意投靠自己圈子的官員處理得毫不留情。短短一年內，就有18名府縣官員被他彈劾，或貶或撤。在洗牌的同時，對於有用之才而又願意投靠到他門下的官員，袁世凱是江河不拒細流，一概予以獎優。
據筆者統計，袁世凱在山東籠絡的成員形形色色。主要人員名單有：
1.文職人員
張人駿，山東布政使，1900年授漕運總督，袁世凱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張人駿回山東任巡撫。
尚其亨，三遊河工督糧道。
胡廷幹，1900年10月接張人駿，為山東布政使。
潘延祖，候補道，1900年10月，經袁世凱推薦，署理山東按察使。
吉燦升，前山東機器局總辦，督糧道，曾署山東按察使；實職濟東泰武臨道，總辦河務局務。
吳承恩，候補道，管理河工下段工程，後調省，不久病故。
何國褆，候補知府，管理河工上段工程。
徐世光，即補知府，河工提調。
吳煜，候補道，管理河工中遊下段工程，接吳承恩缺。
——斯大林<h2>小站班底</h2>成功需要群黨
一個人要想做成點事情，就必須融入社會和一個具體的組織之中。這就好比人的軀體，單有頭腦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五髒六腑及四肢的有機配合與高效運轉，才能保證人正常的生命運動，這其中，任何一個部件也少不得。對於一個團體或者公司而言，也是如此。縱觀曆史，這類事例比比皆是。以劉氏來說，秦末劉邦所以能夠轉敗為勝，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集團班底。文有張良、蕭何、陳平，武有韓信、樊噲等人，聚集在劉邦這麵大旗之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才最終戰勝了比自己實力強大得多的項羽集團。西漢末年，王莽亂漢，群雄四起，劉秀也是在組織成一個雲台二十八將的有力班底後，才最終憑借這張有力的底牌消滅了群雄，最終建立了東漢政權。東漢末年，因為黃巾起義，董卓亂漢，群雄又蜂擁而起。劉備雖然起身於一介布衣，但因為他深知建立團體班子的重要性，常年多方網羅，孜孜不倦，因而，在聚集了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等勇冠一時的武將，又擁有了諸葛亮、龐統、法孝直等胸有文韜的謀士後，才最終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樣的道理，在清末民初這個亂世時代，袁世凱因為擁有了一個實力與水平高於同時期其他利益集團的領導班子，才使得他能夠縱橫天下，傲視群雄。可以說，北洋集團的文臣武將是袁世凱在清末民初敢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最強大有力的資本。
那麽，袁世凱是怎樣建立他的集團班底的，其中又有著怎樣的奧秘？ 袁氏心思
1895年年底，袁世凱興衝衝地來到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主持的練兵事宜，袁氏集團由此萌芽。
袁世凱建立新式陸軍，雖然主張全盤西化，參照德國的陸軍範式，但更重要的是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的治軍衣缽，以傳統封建宗法關係勒束屬下，將新建陸軍訓練成一支兵為將有、絕對服從命令的戰鬥部隊。
軍事訓練上，完全按照德軍的模式；但在官兵的思想教育上，則要步曾國藩組建湘軍的後路。這就是袁世凱建軍的主要思想。
因此，袁世凱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網羅私黨，抓緊建立自己的骨幹班底。袁世凱深知，能否抓住這個練兵的機遇，開始成就一番大事，培養自己的羽翼班底在眼下比什麽事情都重要。
袁世凱為籌建自己最初的集團班底，頗費了一番心思。
在袁世凱看來，這個班底組成的條件，其範圍大致不外乎這樣幾項。
1.袁氏長期閱曆中所認識交結的一批誌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紹儀等。
2.袁氏前輩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如薑桂題、任永清等。
3.長期追隨袁氏已表現出其忠誠與才幹者，如吳長純、吳鳳嶺、劉永慶等。
4.上級或有地位影響的人推薦而來者，如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
袁氏集團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即追隨袁世凱多年的“家兵家將”、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和淮軍舊將，基本上還是一個軍事集團。這些人大都生長在清王朝封建文化意識影響較深的北方農村，少年時代即受到以軍功發跡至顯風俗的熏陶，有著強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發財的欲望。特別是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有著堅定的自強精神和強烈的政治追求欲；而淮軍“諸將領多以行伍起家，謂功名自馬上得之，於軍學多嫚語姍笑……畢業諸生多淹滯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稱其才”。由於在淮軍中不受重用，遷升甚慢，他們在心理上壓抑感很重。這種追求欲和壓抑感的交錯發展，使他們一旦受人識拔，便會產生強烈的報恩思想。袁世凱知道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將他們召至新建陸軍，破格提拔為各級軍官和教習。其後更是屢加保舉提拔，結以恩遇，使他們對自己徹底效忠。 骨幹文臣
在袁世凱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結下深厚情誼的是徐世昌、唐紹儀、阮忠樞三人，他們在小站集團組合之前，就和袁世凱私交甚篤，過從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原籍天津，1855年生於河南汲縣。幼年進私塾讀書，成年後，做過沁陽、太康、淮寧各縣署文書和家館教師。
1879年，徐世昌在淮寧認識了袁世凱，兩人惺惺相惜，互相傾服，很快就結拜為盟兄弟。徐比袁長4歲，經常在一起遊玩，相處甚歡。
不久，徐世昌想前往京師應試，但苦於沒有路費，袁世凱助他川資，始克成行。徐世昌果然不負袁世凱所望，1882年高中舉人，1886年又登第進士，當上了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職編修，先後擔任國史館編修、武英殿編修等閑職京官。
1895年，袁世凱獲得創建新建陸軍大權，在天津小站籌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這位曾使自己傾心的盟兄，而此時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澀，生活清苦，願意降格外放，求得經濟上的實惠，且正巧因母喪在家丁憂鬱悶，也正想尋些事情做做。因此，1897年，袁世凱奏準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往來京津之間，讚襄戎幕，領取翰林院和新建陸軍的雙份工資。從此，徐世昌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成為袁氏集團最主要的一名成員。
袁世凱和徐世昌在結識並加深友誼的同時，也與唐紹儀定下了金蘭之交。
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位長期從事茶葉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樞當過英商怡和洋行的買辦，後來隨李鴻章辦洋務，經營和創辦了著名的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深為李鴻章所器重。唐紹儀不僅從小受家庭的國學熏陶，而且他12歲就遠涉重洋，到當時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耶魯大學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懂英文，了解西方事務，這正是袁世凱孜孜以求的人才。
1881年，唐紹儀學成回國，進入天津水師附設的洋務學堂教書。1882年，他作為幫辦朝鮮海關事務前駐天津德國領事穆麟德的秘書被李鴻章派往朝鮮。在甲申政變中，他因突出的表現為袁世凱賞識。袁世凱與唐紹儀相識後，互相敬重，兩人感情極為融洽，結為盟友，從此彼此幫助，共求上進。
甲申事變後，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時，他首先選擇了唐紹儀做自己的西文翻譯兼洋務委員，實際上是作為袁世凱這一時期在朝鮮的副手。
袁世凱在唐紹儀的協助下，聲譽鵲起，深得清政府與李鴻章的賞識和信賴，在朝鮮連任10年，即使母死丁憂也要奪情。唐紹儀以袁世凱主要助手的身份，獲得了與袁世凱同步升官的機遇。袁世凱由知府、候補道而實任道員，二品頂戴；而唐氏則由候補縣令而直隸州州牧，再到候補知府，三品頂戴，其升遷速度之快異乎尋常。二人的關係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斷得到升溫和發展。
1891年，袁世凱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請假回籍，在代理人問題上，袁認為唐紹儀優智略、明機宜、確有應變才，推薦唐紹儀代理他的職務。他說，唐紹儀“忠直明敏，膽識兼優，熟悉韓情，請委令代理”。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無法在朝鮮繼續執行使命，要求內渡，並再次請唐紹儀自代。唐紹儀臨危受命，毫無怨言，並積極電告國內，助袁成行，使袁世凱得以死裏逃生，安全回到祖國。唐紹儀這種臨危不苟的行為，無論是出於公益還是私情，都毫無疑問使袁世凱非常感激。唐紹儀的忠誠與才幹在袁世凱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唐二人在朝鮮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情誼。
1895年年末，袁世凱正式接任在小站編練新軍。他沒有忘記唐紹儀這個患難之交，懇請他來軍，協助徐世昌負責營務處，繼續發揮他外語與外交方麵的特長。
在袁世凱的早期生涯中，與他結交的還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樞。他後來成為袁氏集團的一支筆，袁氏幕府的總文案。
阮忠樞，字鬥瞻，安徽合肥人。出身於淮軍將領家庭，1889年中舉，受到李鴻章的器重，先後派他做過北洋水師學堂的漢文教習和北洋軍械局總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識到相交，中間還有一段比較複雜的插曲，也帶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來，早在袁世凱由上海前往山東投奔慶軍統領吳長慶的路上，無意間在旅途中遇見阮忠樞。由於他們同行同宿了幾天，因此互相結識。通過交談，袁世凱知道阮忠樞將進京會試。他也將自己的家世和現在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阮忠樞，二人從此相識相交，頗有相見恨晚的情勢。阮此時囊中有餘，他幫助了袁世凱一些川資並勸袁直接投軍，然後才依依作別。後來，正是通過阮忠樞，袁世凱才結識了李蓮英。袁世凱能夠交上榮祿，李蓮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5年年底，阮忠樞由李鴻章推薦入袁幕。入幕不久，袁世凱就大倚任之。其時，袁世凱初剏新軍，規劃宏遠，多為常智所不及。阮忠樞獨深思眇慮，洞燭其所以然，軍製餉章文牘機務鹹出其手，幕府所賴唯他一人。袁世凱保舉他的考語是“才長心細，學博識優，平日留心時務，遇事義理自持”。阮氏從此成為袁氏集團一名核心成員。 心腹武將
袁世凱到小站籌建新建陸軍的時候，鑒於他對如何編練新式軍隊也缺乏知識與經驗，他請求李鴻章、宋慶和聶士成以及時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蔭昌等重要淮軍將領為他推薦了一些淮軍“人才”。
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等人就是通過這條道路與袁世凱走到一起的。
在當時，新建陸軍的將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備學堂與淮軍營伍。經李鴻章提攜於前，袁世凱羅致選拔於後，故一時將才稱盛。如薑桂題、楊榮泰、龔友元、吳長純、徐邦傑、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梁華殿諸將都隸麾下。如陳光遠、王占元、張懷芝、何宗蓮、馬龍標、雷震春、王英楷、吳鳳嶺、趙國賢、田中玉、孟恩遠、陸建章、曹錕、張勳、段芝貴等其時僅補偏裨，後都終成大將。而其中薑桂題、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四人，尤為聞名於時，是袁氏集團掌握軍事的核心人物。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還被稱為“北洋三傑”。
薑桂題，字翰卿，安徽毫縣人。行伍出身。1862年投入軍營，先後在僧格林沁、宋慶等人部下效力，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過程中，因軍功遞保以提督補用。1894年，他新募桂軍三營，與日軍接戰失利，被奉旨革職。1895年，袁世凱以其有長期征戰實踐，調他到新建陸軍，分統左翼各營兼全軍翼長，任以重用。1898年11月，袁世凱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褒獎他“倍極勤勞”、“謀勇兼優，能識大體，樸誠忠直，暢曉戎機，無軍營驕惰浮偽習氣，馭下尤能得士卒心……洵為宿將中不可多得之員”。“數年以來，督率操防，深資臂助。”薑遂成為袁氏集團早期發展過程中核心班子中的骨幹成員之一。
王士珍，字聘卿，直隸正定人。少孤，家貧。17歲，考入正定鎮標，補綠營兵缺。過了幾年，移防山海關。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武備學堂，命各軍選送學員，王士珍有幸進入武備學堂學習。1894年，中日戰起，他隨直隸提督葉誌超轉戰牙山、平壤間。1896年，袁世凱將他招入練新建陸軍。
王士珍氣度深沉，毅勇內斂，口訥言簡。起初，袁世凱看不出他的為人，到議事，始大器重，即檄為督操營務處會辦，右翼第三營部隊幫統，兼步隊學堂監督，擢工程營管帶兼德文學堂監督。當時，新建陸軍都用西法，其教練官、督操官及工程營管帶都聘請德國充任，故其編製也都因襲德製。中國舊章沒有可以因襲的，百務草創，王士珍於本職外，統籌兼顧，袁世凱也都悉心聽信。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軍名將劉銘傳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銜，記名總兵，勵勇巴圖魯，授榮祿大夫，振威將軍。段祺瑞8歲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孫成龍心切，就把他帶至江蘇宿遷，在兵營附近一家私塾就讀。這對段的一生影響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並喜歡上了兵營生活。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歸葬合肥。1881年，段祺瑞離家赴山東威海衛投奔在那裏當營官的堂叔段以德，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備水師學堂，學習炮科。1888年冬，清政府決定選派數名武備學堂學生赴德國深造，經過嚴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錄取。1889年，段祺瑞到當時被稱為陸軍最強的德國，進入柏林軍校深造，1890年學成回國後，又先後擔任了北洋軍械局委員和威海衛某隨營武備學堂的教習。
這一時期，段祺瑞等軍事學堂畢業生（包括留學歸國的人員），絕大多數還隻能充當教習之類的閑職。其原因在於當時“隻有新教育而無新編製之軍隊”，湘、淮舊軍並不需要這些具有近代軍事學識的新兵蛋子；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湘、淮軍將領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過實戰取得功名，看不起這些軍事院校出身的沒有閱曆的青年軍官。
袁世凱則不然。
袁世凱編練新建陸軍，首先全麵使用西式武器、西法編練、西法操練，當時正十分缺乏段祺瑞這樣的留學生，特別是到過德國的留學人員，而段祺瑞此時也正在威海衛充任教習而感到懷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備學堂總監蔭昌的推薦下，袁世凱立即商調並重用他為新建陸軍炮兵營統兼炮兵學堂監督，這是袁段遇合的開始。
馮國璋，字華甫，直隸河間人。少年貧困，屢試不第，棄文習武。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軍當兵，次年進入天津武備學堂攻讀步兵科，學習期間“屢考優等”，並於1888年考中秀才。這使得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李鴻章都高興地連聲讚歎：“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馮國璋因學習優良、踏實幹練、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
1893年夏，經過一番活動，急於建功立業的馮國璋轉到淮軍名將聶士成的帳下充當幕僚。
1895年，馮國璋以軍事隨員身份隨候補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間，他結識軍界福島安正、青木宣純等軍人並留心考察軍事，編輯成兵書數冊。
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立即把其所編數冊兵書獻於聶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聶士成，隻知忠心報效國家和朝廷，思想卻頗為守舊，不想在自己的軍隊中進行大膽改革的實驗，所以對馮國璋所獻書上所介紹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製、戰術等軍事理論興趣不大。但是，聶士成也並未守舊到狹隘的地步，他認為，不妨將兵書給別人試試，也算不埋沒這個得力下屬的一片心血，於是就把兵書轉交給了正在編練新軍的袁世凱。
這時的袁世凱，不是需要一個或幾個諳習西洋兵誌、操法的人才，而是需要一批這樣的人才來主持新軍的訓練。因此，當聶士成把馮國璋編的兵書轉到袁世凱的手中以後，他很快瀏覽了一遍。袁世凱對馮國璋不僅對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來龍去脈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功夫研習日軍的典章製度非常高興，當下將馮國璋編的兵書稱為“鴻寶”，並立即傳見馮國璋，稱譽馮“軍界之學子無逾公者”。在征得馮國璋的同意後，袁世凱立即委任馮國璋為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幫辦，步兵學堂監督，讓其主持編寫兵法、操典、營製、餉章及各項圖說。新軍兵法操典多經其一手修訂。
以小站練兵為紐帶，袁世凱和上述骨幹人物結合到了一起，這對袁氏集團的形成和袁氏以後在政壇上進行權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然，袁世凱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確定他們將來有一天會成為自己的“臣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袁世凱和這些人物在小站時期以練兵為機緣建立起來的聯係，已經超越了一般的人際關係。他們在以後複雜艱險的時局變動中，在“北洋”的發達過程中同甘共苦，患難相依，相互信賴，情誼彌深。一旦時局發生動蕩，有機可乘，他們就會擁袁進取，發揮集團班子的骨幹作用。即使在與對手交爭不利的情況下，他們也能以袁世凱為旗幟，緊緊抱成一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成了袁世凱集團班底中最核心的文臣與武將。 <h2>山東時期集團成員的擴大</h2>做上了山東省長
袁世凱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當然不甘心局限於小站一隅，隻滿足於做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要掌握新建陸軍，就是要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以軍隊為資本，出任封疆大吏，最終執掌國家的更高權力，以便鵬翔九霄，龍歸大澤，施展自己更大的政治抱負。
這樣的機會終於降臨了，而且來得不早不晚，恰恰是袁世凱新建陸軍籌建工作已經告一段落，袁氏軍事集團框架剛剛搭成的情況下。
1899年夏，由於多年積累的中外矛盾、內部矛盾不可調解，義和團運動終於在山東爆發。由於時任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幾乎每個村莊都建起了拳場。麵對山東動蕩的局勢，袁世凱多次向榮祿、慈禧太後陳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榮祿認為袁世凱有魄力，是一個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薦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於是，12月6日，清廷發布了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12月26日，袁世凱率領其新建的軍隊到達濟南，開始實現他發展自己的更大願望。
袁世凱出任山東省長後，立即在山東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員。這些官員對於擴大袁氏半私人性質的武裝和官僚團體，相互調補，關係密切，迅速成為袁氏集團發展的新動力。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不久，就起用與籠絡了大批官員，將這些人員補充進自己的團體力量之中。
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後，將不願意投靠自己圈子的官員處理得毫不留情。短短一年內，就有18名府縣官員被他彈劾，或貶或撤。在洗牌的同時，對於有用之才而又願意投靠到他門下的官員，袁世凱是江河不拒細流，一概予以獎優。
據筆者統計，袁世凱在山東籠絡的成員形形色色。主要人員名單有：
1.文職人員
張人駿，山東布政使，1900年授漕運總督，袁世凱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張人駿回山東任巡撫。
尚其亨，三遊河工督糧道。
胡廷幹，1900年10月接張人駿，為山東布政使。
潘延祖，候補道，1900年10月，經袁世凱推薦，署理山東按察使。
吉燦升，前山東機器局總辦，督糧道，曾署山東按察使；實職濟東泰武臨道，總辦河務局務。
吳承恩，候補道，管理河工下段工程，後調省，不久病故。
何國褆，候補知府，管理河工上段工程。
徐世光，即補知府，河工提調。
吳煜，候補道，管理河工中遊下段工程，接吳承恩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