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事跡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曾祖時遷居河南鞏縣,杜甫即生於此。他出身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十三世祖杜預是西晉名將;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官至修文館直學士;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和奉天(陝西乾縣)縣令。到了杜甫出生的時候,家境已敗落,但依然享有“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特權。這樣的家庭氣氛對杜甫後來的生活和創作,都有不小的影響。


    杜甫的一生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與漫遊時期(三十五歲前)


    杜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社會、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裏度過的。他從小便勤奮好學,七歲能作詩,九歲學習書法。早年寄養於洛陽姑母家中,受到洛陽文化的熏陶,十四歲已出遊翰墨場,與前輩結交;他的詩文受到洛陽名士崔尚、魏啟心的讚賞。


    他二十歲起開始了較長時間(十年以上)的漫遊。先南遊吳越,二十四歲歸東都洛陽參加進士考試,沒有及第,心裏很不愉快。次年,又北遊齊趙梁宋,過著“裘馬頗清狂”的生活。


    天寶三載(744),杜甫在洛陽巧遇李白,便跟李白一起遊曆了汴州(開封)、孟諸(山東單縣)、齊州(濟南)、兗州(曲阜)等地,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兄弟般的深厚情誼。不久,兩人在兗州城東石門分手,李白開始他新的漫遊,杜甫動身到長安,從此他們再沒有見過麵。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杜甫三十五歲來到長安,想尋求政治出路。天寶六載(747),玄宗下詔:求天下士人有藝者,皆得詣京師應試,杜甫也參加了。奸相李林甫卻從中耍陰謀,他一方麵將應征的舉士全部斥退,另一方麵向玄宗上表祝賀,說“野無遺賢”——一切賢才早已網羅來了,現在民間已經沒有剩下的賢才可招了。這樣,一次特別的考試便成了一個大騙局,杜甫是這次騙局的受害者。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杜甫這次應試落第之後,仍困居長安,等待時機。有時不得不低聲下氣地把詩文投給那些他並不尊重的達官貴人,但毫無結果。直到天寶十四載(755),才得到一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管軍械庫房)的小官。


    從天寶五載(746)到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前的十年間,詩人都困守長安。政治上的失意,生活的困窘,使詩人對朝政的黑暗,對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使他更加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向人民邁出了第一步。天寶十一載(752)所作的《兵車行》,便是他形成進步世界觀的起點。此後的《麗人行》、《前出塞》九首、《後出塞》五首以及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去奉先探家時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一係列詩篇,更標誌著他進步思想的發展。


    (三)陷賦與為官時期(四十四至四十八歲)


    在長安“官定”之後,詩人赴奉先縣探親。就在這時,安史之亂爆發了。為了避亂,詩人從奉先輾轉來到白水,又到鄜州羌村,把家眷安置好以後,隻身投奔剛在靈武即位的唐肅宗。但走到半路上,不幸被叛軍抓獲,押送到淪陷的長安。幸因官職不大,未被囚禁。天寶十五載(756)秋天,詩人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逃出長安,奔赴鳳翔,穿著麻鞋見肅宗。肅宗任命他為左拾遺。能夠回到皇帝身邊,杜甫異常高興,他把肅宗當做中興的希望,以為自己有了報國盡忠的機會。可是,就在他做左拾遺的一個月後,因上疏營救房琯的罷相,觸怒了肅宗,閏八月放還鄜州省家。不久,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詩人離開了長安,離開了宮廷,有了更多機會接觸流亡中的苦難人民。


    這一時期,雖隻有四年,但在杜甫的創作史上卻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從數量上來看,共寫了二百四十九首詩,比長安十年要多一倍以上。從內容來看,也很充實、深刻。如在長安困居大半年,他就寫了《春望》、《悲陳陶》、《悲青阪》等優秀詩篇。回鄜州省親時,寫有《羌村》三首、《北征》等。《北征》是繼《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之後又一首長篇巨製。759年,詩人自東都赴華州(今陝西華縣)任時,將沿途所見寫成《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就是有名的“三吏”、“三別”。


    (四)漂泊西南時期(四十八至五十九歲)


    在華州任職不久,詩人又棄官西行。他帶著家眷,經秦州、同穀,曆盡千辛萬苦,輾轉到成都。當時成都未遭戰亂,在友人的幫助下,詩人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營建了一座草堂,生活總算暫時安定了下來。


    代宗廣德二年(764),詩人的好友嚴武再次鎮蜀,上表薦舉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後世稱杜甫為“杜工部”的由來。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於是帶著家眷乘舟東下,經渝州、忠州、雲安,到達夔州,在江陵、公安和嶽州(嶽陽)一帶漂泊。


    大曆五年(770),詩人五十九歲時,病死在湘江的一條破船上。臨死時,寫有絕筆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這一時期,詩人雖然過的是顛沛流離的生活,曆盡千辛萬苦,但在創作上仍始終如一。在這十一年中,他共寫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詩,占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多。


    他在成都時先後寫的《蜀相》、《春日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縣)時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離開成都乘舟東下時寫的《旅夜書懷》,旅居夔州時寫的《秋興》八首、《登高》,以及晚年漂泊荊湘途經嶽陽樓所寫的《登嶽陽樓》等,都是久為傳誦之作。  二、創作成就


    杜甫的詩歌,現存一千四百餘首。據統計,曆代杜詩校注批點本計五百五十餘種,現存一百七十餘種,以清人仇兆鼇《杜少陵集詳注》最為詳盡。


    (一)杜詩的思想內容


    一部杜詩,猶如“渾涵汪茫,千匯萬狀”(《新唐書》本傳),它所反映的思想內容極為深刻廣泛。概括地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從各個方麵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亂”前後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社會麵貌,廣泛地反映了這一曆史轉折時期的階級矛盾、國家的動亂和人民的苦難。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誌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誌,瀟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謁。


    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淩晨過驪山,禦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穀滑。


    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


    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這是一首用五言古體形式寫成的自敘性的詩篇,作於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冬十一月,杜甫由長安赴奉先(今陝西省蒲城縣),探望寄居在那裏的家屬。詩中不僅抒寫了作者自己“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博大胸懷,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安史之亂前夕階級剝削、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作為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現實生活和時代麵貌的長篇史詩,它與後麵所舉的《北征》,標誌著現實主義詩歌傳統在杜甫手裏實現了一次新的飛躍。


    在“三吏”、“三別”這兩組傳世名篇中,詩人一方麵無情地揭露了毫無人道的兵役製度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一方麵又不得不鼓勵人民忍痛犧牲,挺身救國。如《兵車行》,寫於天寶十載(751)左右。詩中通過送別征人場麵的描寫以及出征者的申訴,真實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窮兵黷武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又如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楊國忠任右丞相,十二載(753)春杜甫就寫了《麗人行》,揭露和諷刺了楊氏兄妹的驕奢淫逸。


    第二,真實地表現了詩人關心祖國安危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和願望。


    安史之亂爆發,國破家亡,人民痛苦流離,詩人身陷長安,對景傷情,不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經過漫長的漂泊生活,詩人的愛國精神表現得更加突出。他無時無刻不把國事放在心上,他於唐肅宗至德二年(757)秋從鳳翔回鄜州探親時所寫的《北征》,集中地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愛國憂民的感情。


    他多麽盼望能早日平定叛亂,使國家恢複統一。他在四川梓州,乍一聽到官軍收複薊北的喜訊,激動得涕淚俱下,一氣寫成了“生平第一首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第三,對日常生活和山川景物的描寫,無不充滿著濃鬱的感情。


    如《花鴨》:“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白頭蒼蒼的詩人仿佛是用兒童的視角去看待世物,帶幾分好奇,又帶幾分稚氣,簡直像動畫片。


    《望嶽》是杜甫詩集中最早的一首詩。詩的結尾“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二句,不僅寫出了泰山的高峻雄偉,也表達了青年詩人奮發向上、積極樂觀的曠達胸懷。


    《春夜喜雨》寫詩人見到春雨時由衷的喜悅,生動傳神,耐人尋味。


    另外,還有懷家思友、贈別唱和之作,這裏就不一一舉例了。


    (二)杜詩的藝術特色


    杜甫的詩歌不僅具有深廣的思想內容,而且在表現藝術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第一,“不薄今人愛古人”(《戲為六絕句》),廣泛地接受了前人的影響,吸取各家之長,而又富於創新。


    第二,具有“沉鬱頓挫”的獨特風格。“沉鬱”就其內容而言,“頓挫”就其形式而言。概而言之,這種藝術風格是由詩篇內容的渾厚廣博、意境的雄渾悲壯、語言的遒勁剛健、音調的鏗鏘和諧、章法的波瀾曲折諸種因素構成的。


    第三,善於鋪陳展敘,抒發議論,而又著眼於全篇的回旋反複,給人以百轉千回、一唱三歎之美。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壯遊》等篇,包容博大,夾敘夾議,既有概括描寫,又有細致的鋪敘,宏大與精微、嚴肅與生動相統一,敘事、議論、抒情相結合,收到了極高的藝術效果。


    第四,善於通過個別反映一般,選擇最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反映社會現實。“三吏”、“三別”中,《新安吏》寫的是一個“絕短小”的“中男”;《石壕吏》寫的是一個力已衰的“老嫗”;《新婚別》寫的是一個“暮婚晨告別”的新娘子;《垂老別》寫的是一個“子孫陣亡盡”的老人;《無家別》寫的是一個戰罷歸來的獨身漢。這兩組詩,正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真實地反映了戰爭帶給人民的共同遭遇。


    《潼關吏》在內容上和《三吏》、《三別》中的其他五篇稍有不同。其他五篇都是寫抽丁應征,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兵役製度的罪惡,這首卻是“獨言督役”。但其用意則在於批評朝廷過去軍事的失策,有一定的鑒戒意義。


    第五,語言形象精煉。杜甫是語言藝術的巨匠,向來一字不苟,千錘百煉,達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僅用十個字,便鮮明而概括地揭示出了整個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實質,可謂詞約義豐。


    對於杜甫的煉字,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為我們講了一個例子:陳舍人偶然得杜甫詩集的舊本,文多脫誤。其中《送蔡都尉》詩雲:“身輕一鳥”。對這個脫字,陳舍人邀數位客人各用一字去補。有的填作“疾”,有的補作“落”,有的寫作“起”,有的猜為“下”,有的疑為“度”字。後來得到杜集的一個善本一查對,原來是“身輕一鳥過”。為什麽要用“過”字呢?查老杜原詩,上下文為“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是寫蔡都尉極善用槍,“鳥過”的“過”字,寫出了他在打仗時輕捷得像飛鳥一樣一閃而過。所以陳舍人不得不歎服說:“雖然是用一個字,我們大家也不及杜甫。”


    翻開杜甫詩集,用字準確精當之處甚多。如“暮投石壕村”(《石壕吏》)的“投”字,“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的“垂”和“湧”字,等等。在杜甫詩集中“一字見功夫”的例子,可以說俯拾即是,舉不勝舉。


    另外,作為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杜甫對於詩歌形式,做到了各體兼備,尤以古體(五、七古)、律詩(五、七律)成就最高。但也有極少數詩篇尚有故意雕琢,刻意追求工穩的痕跡。


    作為唐代一位集大成的詩人,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不僅光耀有唐一代,而且光耀整個中國詩歌史。因此,過去稱杜甫為“詩史”(見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或“詩聖”(楊萬裏語,見《詩人玉屑》卷十四引《文集》),大體是不錯的。他的詩歌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完美統一的境地,超出了前代創作的水平,從而把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創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並對後世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居易、元稹等人領導的新樂府運動,就是在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感召下開展起來的。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等人繼承了杜甫的優良傳統,寫下了許多反映現實、關心民生疾苦的詩篇。還有宋代的王安石、陸遊,金代的元好問,以及近代號稱“詩界革命”的倡導者黃遵憲等人,也無不受其影響。 三、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記


    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一〇《杜甫傳》,中華書局,1975年。


    2.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3.陳貽焮:《杜甫評傳》(上中下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二)作品


    1.仇兆鼇:《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


    2.浦起龍:《讀杜心解》,中華書局,1961年。


    3.鄧魁英、聶石樵:《杜甫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三)其他


    1.傅庚生:《杜詩析疑》,陝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2.蕭滌非:《杜甫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


    3.傅庚生:《杜甫詩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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