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阿道夫再也不住這裏了希特勒宅邸的麻煩後事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揭露戰爭狂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麵 作者：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爭結束了，上薩爾茨堡顯然不再是以前的舊模樣了。納粹政府在其統治期間把幾百年來在山坡上生長繁衍的原有居民強行趕走，將其祖屋強行拆除，代之以軍營、地堡、防禦工事，以及為納粹精英修建的豪華住宅。1945年4月25日，盟軍展開滅頂之災般的空襲行動徹底改變了這裏的景觀，將樹木撕成碎片，堆起了新的小山丘，炸出了巨大的深坑。空襲還留下成堆的燒焦建築瓦礫和無法通行的扭曲道路。被炸成廢墟的高山勝地看上去很難使人想到它曾經在20世紀初吸引各地遊客蜂擁而至，前來欣賞充滿魅力的自然風光。1945年夏季，有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遊覽了上薩爾茨堡，他報道說：“希特勒以前那個戒備森嚴的山中靜居隱身之處，現在仿佛成了美國科尼島的一個附屬遊樂場所，免費參觀，遊人接近10萬人大關。寫在牆上或者說寫在殘垣斷壁上的個人簽名來自美國所有的州。”遊客不僅沒有回避，反而大批地湧到上薩爾茨堡。但是此時此地吸引人的不僅僅是清潔的空氣和優美的山中景色。希特勒同此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旅遊賣點，既為當地居民創造了經濟機會，又是政府當局麵臨的一個難題。這是一種從未消除的緊張狀態。
對貝希特斯加登的占領始於1945年5月，美軍在那裏一駐就是50年。美軍歐洲演藝特別服務隊那年夏季為鼓舞留守歐洲的美軍士氣（他們不再打仗，但暫時不許回家），編排了勞軍演出節目，劃分出各個勞軍地區。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目的地就是貝希特斯加登。1945年夏季，那裏“絡繹不絕地來了許多遊客，大多為美國軍人和軍中護士，也來過美國參議員、眾議員、將軍和其他‘尊貴的客人’”。對於當時為《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撰寫文章的羅納德·斯蒂德來說，貝希特斯加登的氣氛與他漫遊過的這個戰敗國被毀壞的蕭條城市相比極為不同。他寫道，“露天遊樂場的氣氛一開始就比較明顯”，當時他驅車一進入小鎮就看到一個指路牌，“上麵寫著‘希特勒故居’，畫出的箭頭指著道路方向”。這就開始了勝利者們前往貝格霍夫別墅的勝利大遊覽，完全不同於20世紀30年代的朝聖參拜之旅。當時成千上萬的德國人來到這裏向全能的元首表示敬意。而勝利者們對於希特勒安樂窩的毀滅由衷地感到高興，遺留下的景物也使他們深為感歎。
斯蒂德在一家曾經住過希特勒客人的大酒店裏停留時，看到美國101空降師的一名下士正在接待處忙著分發地圖，向客人介紹當地的旅遊景點，包括鷹巢。這名下士建議斯蒂德不要在下大雨和有霧的天氣裏去那裏，因為“在一處發卡彎道上很容易使吉普車懸空，從一側陡峭地摔下去”。第二天，斯蒂德經過一番艱苦攀爬，最後來到了鷹堡山頂上的那個閣樓式建築麵前。那裏的景色使斯蒂德深為讚歎：“特別是在天氣清朗的日落時分，參差不齊的巴伐利亞山峰染上了一層漸漸變深的淡紫色，上麵間或點綴著一些深紅色和烏黑發亮的陰影。借用一位美國大兵的話來說，‘那簡直就是迪士尼樂園’。”除了壯麗景色以外，鷹巢也以其原有的麵貌吸引著遊客——“沒有遭受任何戰爭創傷”，幾乎同納粹如日中天時的麵貌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是，”有位軍官說道，“阿道夫再也不住在這裏了”。
貝格霍夫地堡的地下世界同樣是（雖然比較隱秘一些）使人感到異常興奮的景觀。到那裏為止，坑道禁止公眾進入，由軍人把守。雖然在空襲之後遭到過數次劫掠，但是地下室裏仍然存放著大量家具和物品，儼然有一種活文物的神秘感覺。1945年6月，《巴爾的摩太陽報》駐外記者普萊斯·戴獲準單獨參觀坑道。同那些在頭頂上貝格霍夫別墅到處亂轉的人群相比，戴感覺在黑暗的坑道裏“極為孤獨，非常恐怖”，很快就迷了路。坑道狀況很好。戴說“灰漿和櫃子看上去好像上周剛剛放進去一樣”。壁櫥裏仍然擺放著物品，包括納粹黨衛軍使用過的玻璃器皿和瓷器。但是引起戴特別關注的是那些“嶄新鬆木書架上的上千冊圖書，其中既有皮革封麵的十五卷建築史，也有講解如何烤製糕點的小冊子”。羅納德·斯蒂德也獲準進入了坑道，對希特勒那間陳設簡樸的臥室發表了評論，還親自試用了一下那張床，感覺不舒服。同鷹巢一樣，地堡也反映出納粹精英們的奇異心態，這種心態把親切的私家生活與神一般的力量和末世備戰等種種幻想結合在一起。好像人們遇到一位在奧林匹斯山上坐在舒適扶手椅裏的惡魔宙斯，他一麵用精美瓷器小口飲茶，一麵閱讀著一本烹飪書。他的雷霆霹靂就掛在牆上，隨時準備同巨人族大戰一場。正是這種親切與狂熱的奇異混合，才使得地堡空間對遊客們具有一種完全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是現世沒有的科尼島，充斥著鬼魂出沒的迷宮，以及要把全世界都開拓成殖民地的恐怖魔宅。
重新回到地麵之後，斯蒂德最後又參觀了貝格霍夫別墅的廚房，這裏是保存最好的一個房間。但是大部分遊客則前來觀看大廳內的那扇著名巨窗，站在希特勒曾經站過的地方，眺望那片曾經激勵希特勒製訂出稱霸世界計劃的壯麗景色。據戴回憶說，整個大廳淩亂不堪：“寬大的主廳被燒到了混凝土地基，隻剩下幾塊燒焦的木頭和熏黑的木框……原來安裝在天花板上，現在卻掉落在地麵上。還有一些椅子和長沙發彈簧，以及英國大兵的口香糖包裝紙。”巨窗玻璃在盟軍空襲中被炸得粉碎，隻剩下一個長方形窗框勾勒出窗外景觀的輪廓。理查德·賴特曾於1946年至1948年間在貝希特斯加登擔任勞軍特別隊導遊和翻譯，陪同勞軍服務隊數百次慰問過美軍官兵。他後來回憶說，有兩處遊客必看的景點：貝格霍夫別墅巨窗和鷹巢。在第三帝國時期，巨窗已成為象征性景觀，而有關鷹巢壯觀景象的傳聞直到戰爭結束時才得到證實。兩處景點的突出特點都是在那裏可以看到的壯觀自然景色。借助於眼前的景色，遊客們似乎認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理解了他的心理，理解了他那幾乎征服世界的強大意誌和力量。由此他們不知不覺地重複著第三帝國時期的輿論宣傳，客觀上促使德國民眾產生共鳴，以元首那種駕馭一切的目光掃視大自然，就像通過他的山中別墅體驗到的那樣。
像希特勒那樣看過大自然之後，貝格霍夫別墅的遊客們也希望能夠被別人看到，於是便在銘記於數百萬人心中的別墅裏刻下自己的姓名身份，以示同在。根據戴發表於《巴爾的摩太陽報》上的報道披露，那幢別墅“現已成為美國陸軍大部分官兵的立體值勤表。他們把自己的姓名、軍中級別、籍貫，有的連同序號一起都刻寫在每一平方英尺被熏黑的牆壁上。隻有靠近天花板的那小片牆壁上還空著”。簽名對於官兵們而言，就是一種自發的個人紀念方式，紀念那次為打敗別墅主人而展開的漫長艱苦鬥爭。斯蒂德在更廣泛意義上把別墅廢墟解釋為“一座紀念碑，在更大意義上象征著希特勒所建王朝的崩潰覆滅”。1945年6月，菲利普·漢姆伯格在《紐約客》雜誌上撰文，稱別墅廢墟為“具有教育意義的醜陋垃圾堆”。一年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報道說：“希特勒故居不會重建，隻保留廢墟，為未來世世代代揭示希特勒給德國曾經帶來的災難。”但是“即使在這種狀況下”，文章繼續寫道，“遊客們仍然能夠了解到納粹宣傳機構所描繪的‘他的簡樸私家生活’的奢侈豪華一麵”。因此，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將發揮揭露納粹編織的有關希特勒私人形象的謊言的作用。同樣對於戴來說，貝格霍夫別墅，連同四周的黨衛軍兵營、暖房、辦公室和工人營地等服務建築一起，反映出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已達到何等驚人的程度。正如那位站崗守衛“希特勒大門”的美國大兵所言：“這對於一個人來說好像太麻煩了”。在針對別墅廢墟的情感體驗中，還缺少犯罪者同其罪行之間的直接關聯環節。人們傾向於以概括抽象的語言來確定別墅廢墟的內在含義。這表明納粹輿論宣傳的影響仍然存在。這種輿論宣傳承認希特勒的山中別墅是他製訂計劃、策劃軍事行動的靈感源泉，另一方麵則堅持認為它同工作和政府公務無關，盡管有證據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貝希特斯加登當地居民幾乎沒有興趣強調盤踞在山上的納粹黨人同歐洲災難之間的聯係。
也許上薩爾茨堡的完全毀滅及其狀況在這種分離關係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同於從根本上揭示納粹罪行的集中營和勞工營，也不同於曾經駐紮著吃了敗仗的可恨敵軍、現已經淪為廢墟的德國城市，有些遊客認為上薩爾茨堡以前那些居住者一逃離開，或者一死去，罪惡也就離開了上薩爾茨堡。1945年5月，亨利·泰勒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表示很快就對參觀希特勒故居感到厭倦了：“希特勒的山穀別墅廢墟就像一頂破舊的禮帽一樣死氣沉沉，毫無趣味。你在那片廢墟也隻能轉悠這麽長時間，不會太久。”他認為希特勒在鷹巢的“藏身之處”倒是一個吸引人的去處，其中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它仍然保留著以前主人的一些存在印跡。幾周之後，《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戴參觀完地堡後將其貝格霍夫別墅之行總結如下：
此地不再有趣，甚至也不再邪惡。如果說有何教訓的話，那僅僅是虛榮的教訓。此地目前乏味得讓人幾乎難以容忍。
匆匆看一眼裝滿聖誕樹飾的架子，包括底座上還留著舊蠟殘跡的燭台，然後返回走上67個台階，走進室外清潔的空氣中，又從山上走了下來。
對於戴的許多讀者而言，宣布貝格霍夫別墅遺址死氣沉沉，令人厭倦，無疑令人感到寬慰。那座曾使全世界淪為囚徒的邪惡堡壘如今隻剩下待售車庫裏的幾樣物品。它已變得乏味無趣，而我們則可轉身離開，擺脫別人的二手垃圾，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由。
然而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僅僅置身於那裏體驗一下希特勒平庸乏味的私家生活就具有非常深刻的含義。格特魯德·斯泰因和愛麗絲·b.托克拉斯於1945年夏季遊覽了貝格霍夫別墅遺址。雖然斯泰因文學觀點激進，但是她的政治觀點保守，甚至有些反動。她崇拜強權統治者，比如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將軍和法國元帥菲利浦·貝當。在納粹占領期間，斯泰因一直僑居法國，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與她的同性戀人生活在一起。據她本人披露，納粹秘密警察在戰爭期間去過她的巴黎公寓，發現她不在家，“便偷走了家庭日用織品、服裝、鞋子、廚房用品、碟子、床罩和枕頭。但是最重要的是沒有偷走她那些非常珍貴的現代藝術收藏品”。珍妮特·馬爾科姆在她為那兩個女人所寫的傳記中問道：“這一對上了年紀的猶太女同性戀人是怎麽逃脫納粹之手的呢？”她和其他評論者認為，斯泰因的朋友、維希市官員兼秘密警察成員伯納德·費保護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另外，斯泰因對貝當及其親希特勒政府的認可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她那種通敵的勾結活動被誇大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也得到了鄰居們的保護。1944年，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法國東部她們居住的鄉村住宅前，由卡爾·米丹斯（當時隨美國第7軍一部分官兵同行）為她們拍攝了《生活》雜誌要刊發的照片。斯泰因建議文章題目定為《格特魯德·斯泰因的解放》。現在戰爭結束了，她寫道，在美國空降兵運兵大隊老朋友的一再要求下，“我們動身前去拜訪希特勒”。
斯泰因為《生活》雜誌記敘了她的德國之行。除了有些行李出了點問題以外，德國之行她似乎完全感到滿意，尤其在貝希特斯加登逗留期間。她寫的有關報道於1945年8月發表在《生活》雜誌上。近六年前這家雜誌曾發表過一篇大體上讚揚貝格霍夫別墅的文章。1939年10月，《生活》雜誌讀者目睹了希特勒別墅室內的彩色照片，室內陳設被稱為“很有品位”，“是一個男人喜歡的那種舒適房間陳設”。而今《生活》雜誌讀者則看到斯泰因和一群美國軍人站在損毀的露天平台上，身後就是燒焦的巨窗窗框，他們擺著“希特勒的姿勢”，這種大膽的姿勢看上去好像（不完全像）納粹敬禮姿勢。這種模仿的諷刺動作同文章的語氣配合得恰到好處，表現出勝利者興高采烈的心情。
這一群遊客先是停下來參觀戈林的藝術收藏品，斯泰因非常欣賞，盡管她本人是一位更具現代品位的藝術收藏者。不過她對戈林評價不高，認為他的那些藝術收藏品之所以很有檔次是因為他“顯然聽取了很好的建議”。當前往貝格霍夫別墅遺址遊覽的時間來臨時，文章的語氣幾乎變得興奮起來：
接著我們都爬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那就是我們的汽車，然後動身去看望希特勒。真是令人興奮。去那裏真是令人興奮。其他房屋遭到轟炸，但是希特勒的別墅沒有遭到轟炸，隻是被燒了，沒有完全毀掉。我們站在那扇巨窗前，希特勒就在那裏稱霸過世界。一群美國大兵興高采烈。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由衷地興高采烈，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簡直成了一幫傻孩子，往上爬著，到處爬著，爬上了山頂。托克拉斯小姐和我非常愜意地坐在希特勒別墅陽台上擺放的花園椅子上。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雖然有些荒唐，卻也很自然，有趣極了。
雖然要讓讀者自己去斷定斯泰因所說的“雖然有些荒唐，卻也很自然”究竟是什麽意思，她本人顯然對於在預示著大災難的這個荒原裏還存在著普通的生活享受——喧鬧嬉戲、坐在花園椅子上曬太陽——感到歡喜。在她興高采烈的記敘當中，我們不僅可以聽到勝利者的歡慶之音，而且在這下麵還可以聽到幸存者如釋重負的感歎。斯泰因的生活和工作深深地根植於、依賴於她同托克拉斯之間的親密私家生活。戰爭爆發時，她擔心會失去生活的重心。盡管她的朋友和美國官員好言相勸，她仍然拒絕離開她移居的國家前往中立國或盟國避難。斯泰因當時並沒有私下裏自稱猶太人，也沒有特別感受到納粹迫害的威脅。她決定留下來不走首先是因為她需要家庭生活的舒適、家庭生活的支持。後來法國解放了，她那時才感受到可能失去什麽的恐怖。在廢墟上初次接觸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無疑是件快事，因為這證實了她自己的私家生活是安全可靠的。
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坐在露天平台上，大兵們則在廢墟中搜索。“他們開始搜索紀念品。他們發現了照片，還有一些x光片。他們認為那是希特勒試圖自殺後拍的手臂x光片。我需要一個暖氣片，希特勒的確有一些很棒的暖氣片。隻有一個暖氣片，好像別人都沒注意到。那是一個很大的暖氣片。他們問我要它幹什麽。我說把它放在露天平台上，在它上方養花。但是我們的勇氣可比不上它的重量，我們遺憾地把它放棄了。”侵吞、改革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這一願望，通過達達主義的重新發明馴服了這位獨裁者。希特勒仍然存在的跡象被變成了無害而荒唐的東西——這位頗讓人恐懼的獨裁者淪落為一片暖氣片，而暖氣片又被改造成養花的木架。這也算把比分扯平了：納粹秘密警察拿走了斯泰因的日常織品，所以她要拿走希特勒的暖氣片。即使她把暖氣片留了下來（她拿走了希特勒受傷手臂的x光片），她也是高高興興地離開了：“我們一直遊玩到很晚才離開，下了山，一天就這麽過去了。這一天過得很開心。”把遊覽希特勒別墅之行輕描淡寫地說成是“這一天過得很開心”，好像是去了一趟科尼島，這一再表明斯泰因的無所畏懼的態度。以前曾是象征著希特勒可怕力量的地方，在她眼裏隻不過是勝利者的露天遊樂場，既開心又平常。
到了1947年，盟軍占領的貝希特斯加登被報刊媒體吹捧為“世界上最佳遊樂場之一”。維克多·瓊斯在《每日波士頓全球報》上報道說：“陸軍與作戰部隊的文職人員從歐洲各地來到這裏，度假遊玩三到七天。”貝希特斯加登駐軍所在地150平方英裏的區域內，“有旅館14家，750個床位，幾乎沒有空閑的時候”。這處雜亂建造的旅遊度假地1947年接待遊客15萬人，由20名官員、20名婦女陸軍中心成員和100名軍人負責管理運營，“還有當地幾乎所有居民提供幫助”。就其慷慨便宜的服務價位而言，遊客需求是預料之中的：“美國軍人、平民百姓及其家屬每天隻需花上幾美元，就可以享受到戰前隻有英國貴族和美國百萬富翁才能享受到的豪華度假地生活。”旅館每個房間每晚住宿費僅一美元，軍人吃飯免費，飲料每份僅30美分。另外遊客還可以報名參加許多免費活動，比如學習滑雪，邀請“歐洲最好的”教練，還可以同導遊一起狩獵打鹿。其他娛樂活動每天都有：“每家旅館在吃飯時間都會派出一支交響樂隊為遊客助興，每晚夜總會上有豐富的表演節目，巴伐利亞舞伴隨叫隨到。”為了進一步吊起勝利者的“性趣”，瓊斯報道說：“美國軍人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吃早餐。我聽說早餐由一位小姐給他端來。她們已經學會讓美國軍人伸手去夠托盤，而不是把托盤放在桌子上，她們離開時客人的手仍然端著托盤。”
盡管有許多相互競爭的旅遊景點，但是遊覽希特勒別墅廢墟及其鄰居們的民宅廢墟仍然很受美國遊客和盟國遊客的歡迎。即使紀念品的數量越來越少，收集紀念品的熱望仍然不減。當貝格霍夫別墅內的東西消失殆盡時，貝格霍夫別墅本身也開始消失了，因為那些搜尋紀念品的人紛紛將其房體結構上的一些部件材料拆掉帶走。20世紀30年代初期，朝聖者們就曾經把希特勒木柵欄上的木板條帶回家去。戰後那段時期，貝格霍夫別墅大廳裏大理石壁爐上的大塊石料特別搶手，希特勒浴室內的瓷磚也是如此。導遊也做起了販賣大理石料和瓷磚的興隆生意，每份一美元。當希特勒浴室內的所有瓷磚都被扒光時，“有位精明的當地商人生產出上千上萬塊瓷磚出售給遊客”。
經過批準的紀念品行業也在當地發展起來，銷售明信片和其他小紀念品，包括手工製作的影集。自那時起，這種影集就成為無數檔案收藏中的一種特殊藏品。這種小開本影集名叫“貝希特斯加登紀念品”，或稱“鷹巢紀念品”，由貝希特斯加登小鎮上的一家照相館製作。雖然不全一樣，但開本樣式大體類似：黑白照片貼在厚紙上，采用白色墨水和哥特字體，以英文標注照片主題。上薩爾茨堡其他建築，比如普拉塔霍夫酒店、黨衛軍兵營、鮑曼和戈林的官邸也出現在影集當中，其中還包括鷹巢周圍的風景照片和鷹巢照片。紀念影集就以這種方式概括展示著納粹高山密營，重點聚焦在同希特勒密切相關，常常令遊客們不舍離去的兩個觀光景點：貝格霍夫別墅和鷹巢。
比照片本身更令人感興趣的是照片的排列呈現方式。紀念影集的作者把納粹在上薩爾茨堡如日中天時拍攝的照片（采用納粹明信片或其複製品，尤其是那些由海因裏希·霍夫曼製作的明信片）同1945年盟軍空襲後拍攝的照片並列在一起。空襲轟炸前拍攝的照片首先呈現在紀念影集中，然後再展示戰後拍攝的照片。因此，由霍夫曼拍攝的大廳內那扇將翁特斯伯格壯麗景色收入框內的著名巨窗照片，在透過鮑曼被炸毀的官邸屋頂焦黑下垂的大梁拍攝的貝格霍夫別墅廢墟照片中得到了扭曲變形的回應返照（見圖69）。同樣，在早期阿爾卑斯山冬季景觀中拍攝的剛剛擴建後的貝格霍夫別墅，後來又從類似的角度重新拍攝了一次，看上去好像在山坡上炸開的一個炮彈殼。四邊筆直、保存完好的黨衛軍兵營在第二頁上已變成在其廢墟上吃草的牛群。但是大多數照片展示的都是以往納粹建築和上薩爾茨堡景觀的原有風貌。
通過這樣選擇排布照片，加之老式字體以及溫馨的開本樣式，紀念影集給人一種私人或家庭收藏的手工製作的感覺，引起強烈的懷舊感。這些有關納粹失去的高山密營的小小紀念品由戰敗國藝人製作賣給戰勝國遊客，這本身更使它們顯得頗不尋常。然而美國人收藏這些紀念影集的數量足以表明，那些既造成毀滅又前來遊覽遺址的美國軍人很喜歡這些紀念影集。也許會有人問：美國讀者是否會感受到由德國製作者培養的情感影響力？是否會以不同方式解讀紀念影集及其前後不同敘述闡說文字，把它當作道義故事和正義的證據來解讀？無論如何，針對那個再次漠視其受害者的暴虐政權，紀念影集構建了一個關於其沉浮存亡曆史的闡釋空間。誠然，這也是一段純粹的建築史話，照片當中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
圖69 戰後貝希特斯加登出售的紀念影集《貝希特斯加登紀念品》中的一頁。
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德國對於上薩爾茨堡納粹昔日的懷舊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公共問題。戰爭結束後，納粹廢墟在長達四年的時間內一直被列為德國人的禁區，除非他們有美國主人陪伴。官方組織的參觀遊覽活動隻使用英語解說，隻對盟國遊客或得到批準的外國遊客開放。1949年5月，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美國陸軍首次采取措施對納粹遺址解除限製。這一決定引發了對納粹遺址道德危害性的關注。1949年12月，美聯社刊發的一篇文章發問道：“希特勒以前的山中別墅能否成為納粹聖地？”文章列舉了貝希特斯加登軍事指揮官、美國陸軍公關前主任斯坦利·格羅根為防止出現上述結果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更換同納粹有關的地名，撤除“在鷹巢公開展示的希特勒半身塑像”，將其存放在地下室裏。當問題確實出現時，其根源不在於器物景觀，而在於其解說者。到1951年，20名德國自由職業導遊組織遊覽上薩爾茨堡，他們當中有些人毫不掩飾對納粹的同情之心。同時，他們對納粹政權的“不幸”結局表示哀悼，甚至還談到“從廢墟中複活”。還有一些人捏造細節以彌補他們對納粹遺址了解上的不足。有位導遊偏愛披露希特勒的刑訊室，其實這純屬子虛烏有（納粹秘密警察在別處倒是設置了不少刑訊室）。隨著每日遊客數量猛增至數千人，有人擔心由曆史好奇心驅使的原本“無害”的旅遊活動最終會變成聳人聽聞的朝聖活動。
這一時期在德國興起了新納粹團體。正當有人憂慮民主製度再次在歐洲動搖之時，新聞界迅速對法西斯主義已經回歸上薩爾茨堡的傳言做出反應。1951年夏季，《慕尼黑畫刊》派出資深記者於爾根·聶文-杜·蒙特前去秘密調查德國組織的參觀遊覽活動。導遊當中有一位曾經是戈林的管家齊斯基先生。他以懷舊的姿態向遊客們炫耀他在戈林已被炸毀的小木屋裏當年居住的房間（也已炸毀）遺址。齊斯基站在貝格霍夫別墅的露天平台上，回憶起元首對兒童的喜愛，回憶起他為兒童們主辦的聚會。“當年這裏豎著紅傘。”走進別墅裏麵，聶文-杜·蒙特聽到另一個導遊稱讚簡樸的室內陳設。那些深為感動的聽眾也交口稱讚那曾是一幢“多麽漂亮又簡樸的房屋啊”，紛紛歎息它的毀滅是一種“奇恥大辱”。導遊接著又說，元首的生活比居住在波恩的那些政治家簡樸得多。話音剛落，博得遊客一片低語讚同。在別墅主廳裏，聶文-杜·蒙特描述道：“導遊們特別指著元首壁爐上一塊紅色大理石，它一天天地在變小，因為那上麵的碎片不斷被遊客當作紀念品帶走。‘許多人還想把元首的一些火種帶回家去’。導遊們解釋說。”聶文-杜·蒙特認為他們的導遊解說方式集宣傳造勢與“你瞧，這就是希特勒的牙刷”類型的嘩眾取寵於一體。
有些聽眾對導遊同情納粹的立場表示反感，包括一些懂德語的外國遊客。另外一些遊客則壯了膽。有位上了年紀的德國人，誤以為正在秘密調查的記者是位觀點一致的同胞，同意在他從別墅廢墟中取一塊東西當作小小紀念品時給他拍一張照片，同時還解釋說：“我仍然忠於元首。我們再也不會擁有那麽美好偉大的時代了。”聶文-杜·蒙特後來看到他在許多出售紀念品的亭子當中選定一個，買了一些照片和一張“上薩爾茨堡今與昔”主題畫作。記者進一步報道說，他們還向遊客出售參觀遊覽地堡禁區的門票，地堡的牆壁上不僅潦草地寫有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名字，還畫著納粹黨徽、黨衛軍標語符號，比如“黨衛軍萬歲！”“向我們偉大元首致敬！”等語句，明確反映出塗鴉者的政治立場。最後，報道文章還配發了一張照片，展示一個飾有貝格霍夫別墅圖案和花卉圖案的手帕。這種花俏俗氣的商品甚至連戈培爾也要千方百計地加以取締。聶文-杜·蒙特由此得出結論，上薩爾茨堡剛剛興起的希特勒旅遊熱具有多方麵的危險性：導遊和遊客會勸說易受影響的年輕一代改變政治信仰，鼓勵民族主義朝聖活動，以感傷態度對待恐怖活動，損害巴伐利亞的國際聲譽和旅遊業。他敦促當局進行幹預，並且問道：“這種特殊類型的旅遊業是否對巴伐利亞州有益？”
聶文-杜·蒙特的報道文章還刊登在很有影響的《南德意誌報》上，使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們大為震怒。在納粹執政期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曾經被關押在集中營裏，或者被迫流亡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威廉·霍格納讀完報道文章後，給貝希特斯加登地區行政官員寫信（標注日期為7月12日），要求核實上薩爾茨堡的納粹活動，並表示如果聶文-杜·蒙特報道的情況屬實，“就應該把整個區域圈起來，留給岩羚羊和北山羊”。盡管這一想法聽上去令人滿意，但是讓山羊取代不思悔改的納粹分子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把廢墟封閉起來，不允許朝聖者進入，也許可以保留它們，像1945年那樣有效地把遺址列為禁區。為解決眼前的問題，當地政府下令將上薩爾茨堡那裏的地堡用圍牆圍起來，通往鷹巢的道路禁止汽車通行，把導遊從廢墟上趕走，將紀念品統統沒收。8月2日，霍格納同一些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實地考察了別墅遺址，然後和該地區代表們協商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實地考察過的大部分政治家讚成在上薩爾茨堡徹底清除納粹建築，包括鷹巢。當地發言人則致力於保留鷹巢；有人認為鷹巢是無可指責的建築（希特勒本人很少去那裏，而且它不同於希特勒的住宅）。他們希望前往那座樓閣式建築親自體驗一下那裏的迷人風光，具體認識一下拆除鷹巢可能遇到的技術難題有助於改變內閣成員們的看法。
政治家們進行實地考察後的第二天，當地一家保守報紙《貝希特斯加登廣告商報》（老板是前納粹黨成員）就“獨斷”處理上薩爾茨堡未來的行為在讀者當中搞了一次民意調查。這家報紙認為，上薩爾茨堡的未來應該由最受影響的那些人——當地居民來決定。該報聲稱，在收到的300份調查回複答卷中大多數反對消除納粹廢墟，或者鏟除留下來的納粹建設。該報自稱從收到的300份調查問卷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回複刊印出來。一位被稱為“家庭婦女”的調查對象問道：“難道民主就是這樣嗎？就像1933年那時候少數人說了算？”一位“職員”身份的調查對象認為，在資源匱乏的地區這樣的措施是一種經濟浪費，建議循環利用廢墟材料在當地建房。他補充說，毀掉鷹巢完全是“荒誕不經”；如果想要避免通過納粹建築紀念納粹政權，那麽由此推論，政府應該把納粹修建的高速公路也挖掉。一位“精密工程師”認為，戰爭已經毀壞很多，用於拆除納粹建築的資金最好用來修繕可利用的建築，緩解戰後出現的住房擁擠現象。另一位讀者問道：為什麽要反對保留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呢？其他國家已經把曆史上“最大政治犯”紀念碑保留下來了。他心目中的那些“最大政治犯”指的是拿破侖、羅馬皇帝尼祿和突厥征服者帖木兒。有位“雇員”表示，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那座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的夏日行宮已被奧地利政府改造成為宮殿式大酒店，吸引著國外高檔賓客，為國家賺取了所需外匯，把前政權遺產變成了有益於人民的事情。有位自稱“傳教士”的讀者建議把貝格霍夫別墅遺址封鎖起來，不讓遊客進入，再把一麵條幅橫掛在那扇巨窗留下的空當前麵，上麵寫著“世界榮耀就這樣消逝了”，提醒政治家們他們的說教和計劃轉瞬即逝。他還警告說，如果要防止上薩爾茨堡變成法西斯朝聖之地，在清除納粹廢墟的同時，必須為從帝國各地流落到貝希特斯加登的那些一無所有的德國人創造就業機會，修建住房。如果僅僅鏟除災難重重的過去遺留下來的痕跡而又不能創造新生活，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另一位讀者認為，那些通俗小報上刊登的有關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的無窮無盡報道在宣傳法西斯方麵超過了任何廢墟。
1951年上薩爾茨堡仍歸美軍管轄，德國官員們就遺址處理問題谘詢了美國駐巴伐利亞土地問題高級專員喬治·舒施特。8月6日，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主席瓦爾德馬爾·馮·科諾林根宣布政府內閣決定拆除貝格霍夫別墅及其周邊廢墟，就地種植樹木和青草。科諾林根解釋說，德國國內保留下的大量納粹廢墟足以說明納粹政權遺產遺址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沒有任何理由保留上薩爾茨堡廢墟使其成為培養新納粹的紀念碑。不過科諾林根說明不拆除鷹巢，要把它留下來，讓後代永遠記住納粹政權不承擔社會責任，在掠奪民眾的同時大建空中城堡。11月，考慮到貝希特斯加登當地居民的強烈呼籲，美國高級專員正式加大拆除計劃力度，使之成為將上薩爾茨堡房地產（鮑曼官邸、戈林官邸、黨衛軍兵營和貝格霍夫別墅）歸還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具體措施，即“徹底鏟除那些建築物，清除那些能夠顯示其具體所在位置的全部建築證據”。這樣美國當局就對已經忽略多年的一個責任做出了最終裁決。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美國陸軍於1947年要拆除那些納粹遺跡時，他們遭到了美國勞軍特別服務隊的阻攔，因為後者通過收取遺跡參觀門票賺了很多錢。
在8月宣布拆除納粹廢墟之後的幾個月裏，《廣告商報》大力開展遊說鼓動活動，反對拆除廢墟，列舉出多條保留廢墟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是強調其旅遊觀光價值——可以為當地賺取外匯。遊客人數似乎支持這一要求：從1951年7月到10月，來上薩爾茨堡廢墟參觀遊覽的遊客人數共計136560人，其中80%來自德國境外。社會民主黨認為是自然美景把遊客吸引到大山裏來了。《廣告商報》則堅持說遊客來到此處是為了參觀廢墟，並且向美國媒體尋求證據。例如，該報終於從《丹佛郵報》找到了一篇文章，證實貝希特斯加登的納粹廢墟是吸引外國遊客的主要旅遊景點。8月中旬該報還引用了不久前新聞媒體刊發的一篇有關一位“著名美國大酒店老版”的報道，說這位老板提出要買下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將其運到落基山山區經營的一家大酒店那裏，然後予以重建。那篇報道暗示，如果一位資本家尚且把貝格霍夫別墅廢墟視為發展旅遊業的金礦，並提出要在美國西部建立一個希特勒主題公園，那麽如果巴伐利亞人失去了由本地原有曆史遺跡帶來的經濟機遇，那將是愚蠢的行為。
與此同時，一家持有相反觀點的報紙《東南信使報》——總部設在鄰近的巴德-雷森霍爾鎮，由社會民主黨人約瑟夫·菲爾德這位“老牌的達豪集中營囚徒”坐鎮領導——堅持正視納粹的過去以及再次出現的同情法西斯傾向，從而招至該地區的保守派的不滿。為了反駁《廣告商報》聲稱當地所有居民都希望保留廢墟的言論，這位《信使報》負責人也讓擁護拆除納粹廢墟的人士在報上發表意見。菲爾德讚成本黨將廢墟視為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社會民主黨駐巴伐利亞議會代表賽普·齊恩在11月發表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拆除納粹廢墟的決定是由民主選出的代表們集體做出的，他們對公共利益的考慮超越了上薩爾茨堡售貨亭主人的個人利益。他認為隨著聯邦德國力圖在世界麵前取得合法地位，比當地商人利益更重要的一些大問題迫在眉睫。
對於許多聯邦德國民眾而言，在戰後尋求某種形式的正常化狀態涉及有選擇地保持對第三帝國的記憶。正如曆史學家們大量記載的那樣，雖然有些地方在1950年以前修建一些受害者紀念碑，但是在更大範圍內真誠地對待國家所犯罪行這樣一個心願足足用了數十年的時間才得以顯露。1968年，年輕一代對曆史遺忘症表示反抗，促進了探討納粹遺產，尤其是探討父母那一代人參與大屠殺方麵的公開透明度。直到1989年冷戰結束後，上述兩個問題才得到充分認識。在德國長期以來拒不補償也不紀念受害者苦難的情況下，上薩爾茨堡非常引人注目，很早就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直接正視保存納粹遺跡這樣一個問題。但這是否可以解釋為認真反思過去值得懷疑。山中遺跡同納粹政權的當權者們有關，同其受害者無關。讚成保留的那股勢力將其視為大體上無害之地，隻不過是一群惡棍的度假去處。在持有這種觀點的一些人當中，拆除廢墟的建議幾乎激發不出對利用實施種族滅絕政策的政權賺錢這一行為的自我批評意識，反倒使他們覺得在位於一個遙遠的州的政治家和美國占領者手裏失去了經濟自由，他們有一種受害的感覺。相反，那些讚成拆除納粹廢墟的人將上薩爾茨堡山視為充滿個人崇拜力量的地方，這體現在希特勒別墅所具有的那種危險吸引力上。他們在力圖清除上薩爾茨堡山吸引過來的法西斯“細胞”的同時，同樣關注努力保護巴伐利亞作為一個民主改革州的形象。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小心翼翼地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地區對希特勒的同情支持在多大範圍內仍然存在。而這並沒有妨礙讚成保留納粹廢墟的那些人認為，過於關注那幾個壞人給整個地區居民臉上都抹了黑。因此關於如何處理納粹廢墟的討論，與其說重點在於尊重紀念以往的受害者，對過去的罪孽負責，倒不如說重點在於捍衛當前利益。雙方調動大批力量對納粹廢墟的解釋針鋒相對，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在科諾林根宣布有關決定後數周時間內，問題變得如此牽動人的情感，《廣告商報》同《信使報》之間有關“上薩爾茨堡問題”的爭論離開各自報紙版麵，進入了當地的啤酒館裏。日益加劇的緊張氣氛和雙方陣營的論辯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使人想起30年前發生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宣傳鼓動活動。美國作家保羅·莫爾在寫給《哈潑斯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報紙之間的唇槍舌劍如何演變成了呐喊競賽：《廣告商報》9月7日當期頭版上刊登的一篇七欄社論，明確否認貝希特斯加登存在著新納粹勢力。第二天在一次公開集會上，反對派報紙《信使報》的菲爾德先生指責《廣告商報》發表的上述言論。到了晚上，一聲“真正唯一的罪犯是猶太人！”的呐喊響徹雲霄。隨即局麵失控，一時人聲鼎沸，陣腳大亂。當月晚些時候，社會民主黨召開大會召集支持力量，沒承想出現了數百名激烈反對者，晚上又慘敗收場。
到了10月份，莫爾繼續寫道，社會民主黨非常焦慮，甚至舉辦了一場科諾林根同海因茨·艾裏希·克勞斯之間的辯論會。克勞斯以其筆名海克·勞聞名遐邇，是一名來自奧地利的年輕人，當時在編輯一本納粹地下月刊《德國來信》並任該刊撰稿人。此人一直在當地大會上聚眾鬧事。10月26日，貝希特斯加登火車站（一個大型的第三帝國建築）擁擠不堪的餐館裏，老練的政治家、社會民主黨最優秀的演講家科諾林根向人群呼籲放棄仇恨，客觀評價目前麵臨的各種問題。克勞斯隨後登上演講台，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在場的聽眾進行侮辱挑釁。他質問科諾林根，多虧希特勒他才有了現在的地位，為什麽還要指責希特勒（科諾林根年輕時即有雄辯之才，因批評希特勒被迫於1933年逃亡外地，過了12年的流亡生活，為抵抗力量效力）。當天夜裏，克勞斯在警察的保護下被送出室外。據莫爾披露，這樣的聚會“第一次公開證明社會民主黨成員所說的有關這裏存在著納粹複興現象的言論也許有一定道理”。反對拆除納粹廢墟的那些人本希望抗議活動能加強他們的力量，但是他們無意當中引起媒體對這一地區的關注，這反而更堅定了內閣成員拆除納粹廢墟的決心，使他們下令在11月中旬開始動工。
戈林和鮑曼被盟軍炸毀的官邸被列入第一批拆除的廢墟。莫爾於1951年冬季來到上薩爾茨堡時注意到廢墟旁邊停了幾輛卡車，有些人正在往卡車裏鏟裝碎石磚。“以這樣的方式拆除擁有一段顯赫曆史的建築顯得有些虎頭蛇尾，”莫爾寫道，“然而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廢墟極不結實穩定，不需要爆破。隻要把它們推倒，撿起來裝車運走就行了。”在此之前進行的有關爭論中，雙方考慮到廢墟結構上的潛在危險狀況，政府不得不花費一大筆公共資金對遊客安全負責。很難想象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在努力克服災難性的世界大戰造成的劫難、努力醫治殘存的法西斯創傷的同時，還能同意花費資金來維護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遺留下來的舊居廢墟。無論如何，那些廢墟已經嚴重破敗，有人甚至質疑是否還能把它們保存下來。美國國務院官員艾弗裏特·舒寧對莫爾說：“那些廢墟必須拆除……成千上萬遊客在那裏爬上爬下很不安全——在空襲中沒有被炸毀的部分非常不穩定，搖搖欲墜。”
為了給納稅人節省清理廢墟的費用，巴伐利亞政府把回收廢墟建材的權力賣給了當地一家建築公司，並附加了一個嚴格條件：不許把回收的任何材料當作紀念品轉售出去。除了處理廢墟以外，這家公司還同意拆除與納粹政權有關的大量建築，包括希特勒曾在其中撰寫《我的奮鬥》第二卷的“奮鬥木屋”。所有這些工程必須於1952年5月完工。隨後要在原址上重新植樹綠化，總費用約為10萬德國馬克。由於擔心新納粹分子抗議，霍格納在拆除現場布置了30名警察，以“保衛民主成果”。冬季停工，第二年春季繼續開工。到4月末，工作人員幾乎已將貝格霍夫別墅遺址拆除完畢。最後要拆除的就是別墅正麵大牆，那裏曾經矗立著麵對翁特斯伯格的那扇巨窗。毫無疑問，它也是整個別墅最具象征意義的部分。4月30日在希特勒自殺七周年，幾乎與希特勒當年自殺同一時刻，貝格霍夫別墅剩餘牆體被爆破拆除。當時曾詳細記錄了整個過程的《貝希特斯加登廣告商報》抱怨道，在離爆破拆牆僅僅還有兩小時的時候才發布有關消息。該報記者匆匆趕往別墅遺址，發現一小群美國官員和巴伐利亞政府代表早已聚集那裏觀看爆破。為了再現這次國家級爆破行動，記者把別墅廢墟的最後時刻分分秒秒地記錄下來，直到下午5點5分炸藥引爆，“隻見一團褐色的煙塵籠罩在爆炸現場上空，持續了幾分鍾”。爆炸現場隨後由美國和德國政府官員負責進行了複查。貝格霍夫別墅正麵牆體爆破拆除的照片在全世界發布，對於許多觀者而言一定有著宣泄情感的作用。正如《生活》雜誌所說的那樣，“希特勒時代及其結局在貝格霍夫別墅那裏得到了印證”。為了紀念這次爆拆行動，《生活》雜誌以今昔對比的形式刊發了一組貝格霍夫別墅照片，使人回想起別墅當年盛況與今日消亡的結局。曾經大量報道過貝格霍夫別墅的《紐約時報》指出：“希特勒那焦躁不安的鬼魂不得不另外再尋找一個出沒之處了。”
如果說希特勒的鬼魂在貝格霍夫別墅遺址被爆炸拆除以後出走別處，遊客們卻仍然故我，照來不誤。使當地商人感到高興的是，在上薩爾茨堡納粹廢墟有爭議地被拆除之後幾十年裏，遊客人數一直穩步增長。盡管美國拆除搬運協議規定所有納粹建築痕跡一律消除，但是負責拆除廢墟的那家建築公司還是留下了地基與其他地下結構，包括希特勒的車庫。這些留下來的建築部分，連同龐大的地堡和鷹巢（後作為餐館重新對外開放）一起吸引著具有曆史好奇心的遊客來到這個地方觀光旅遊。前往上薩爾茨堡的車輛人流絡繹不絕，原打算在被清理完畢的廢墟原址上種草綠化以掩蓋納粹建築痕跡的計劃也受到影響。即使在大部分建築結構消失之後，貝格霍夫別墅廢墟仍然是德國無須廣告宣傳的最大旅遊景點，吸引著數十萬遊客前來觀光。1962年，德國《明鏡》記者彼得·布魯格把卸客的公共汽車以及在廢墟地基上沉思不語的人群比作龐貝古城旅遊盛況的再現。
納粹廢墟被拆除後，有關上薩爾茨堡的報道大幅度減少，但是接下來的40年裏，德國媒體與國外媒體偶爾刊發的有關報道提醒人們：對曆史的記憶以及曆史遺址問題並不會隨著貝格霍夫別墅廢墟的爆炸拆除而隨之消失。除了遊客以外，有些納粹同情支持者也來到別墅廢墟原址上，留下了他們頑固存在的身影。隨著新納粹主義日益被視為一種全球現象，這些納粹朝聖者不再僅限於德國人。布魯格曾經記敘道，他一到達上薩爾茨堡就走進希特勒的車庫，看到牆上用英語寫著“希特勒是對的”這句話。這可能是某位外國遊客帶著一罐事先準備好的油漆來到此處塗寫的。
但是布魯格對於上薩爾茨堡地麵上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尤其是那裏仍然缺乏一種對納粹遺跡進行批判性理解的大環境。有關上薩爾茨堡那段納粹統治時期的嚴肅曆史研究比較缺乏，再加上當地優美的自然風光，使昔日那段曆史有待重新挖掘。遊客們在鷹巢露天平台上喝著豪夫啤酒，陶醉在藍天和優美山景之中，很容易不知不覺地讚歎希特勒頗有審美眼光。周圍的一切是那麽賞心悅目，很難使人想起鷹巢是建立在人類痛苦之上的。無論如何，這裏明顯缺失一些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事物。
上薩爾茨堡納粹廢墟遺留下來的那部分除了鏽跡斑斑的“請勿靠近”警示牌以外，再沒有任何官方標誌。由於政府一再表示沒有留下任何可看的東西，所以也沒有官方組織的旅遊活動。但是自由職業導遊們則根據他們以為遊客想聽的內容組織旅遊活動。布魯格采訪過的一位導遊聲稱，他既不讚揚也不批評希特勒，隻是尊重事實。“我組織的旅遊必須客觀不帶偏見，”他堅持宣稱，“我不能說‘希特勒那個雜種曾經在那裏住過’，人們不想聽到這樣的話。”該地區出售紀念品的商店店主在賣貨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態度。紀念品包括那些當地推出的對山區納粹曆史作過刪節處理的圖書。圖書內容以20世紀30年代宣傳材料為基礎，重新采用了同時期拍攝的一些照片，將當年納粹在上薩爾茨堡的活動再現為有益健康、大部分同政治無關的娛樂活動。翻開這些出版物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貝格霍夫別墅露天平台上放鬆休息、戈林在結冰的水池上玩冰上溜石遊戲、愛娃·布勞恩在曬日光浴等單純的日常生活場麵。出售紀念品的攤位上還賣一些1945年以前和拆除納粹遺址之前製作的明信片、彩色幻燈片。1986年，當地社會民主黨駐巴伐利亞州議會代表彼得·庫茨抱怨說這些紀念品帶有懷舊色彩，引起不小轟動。每當有帶著明顯政治內容的材料可供銷售時，總是以脫離上下文語境的方式呈現出來。1978年，有位去上薩爾茨堡觀光的遊記作者驚訝地發現，一些店主向遊客展示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講錄音，放在平克·弗洛伊德與普拉斯提克·貝特朗的唱片旁邊。
雖然政府當局偶爾取締一些比較令人難堪的紀念品，上薩爾茨堡還是普遍可見放任自由的經營狀況。土耳其旅館老板色雷斯·帕特納利用寬鬆的經營環境招徠遊客參觀貝格霍夫別墅地堡係統。卡爾·舒施特的女兒帕特納曾經同為數不多的上薩爾茨堡原有居民一起要求歸還當年被鮑曼奪去的房地產，最終如願以償。通向地堡係統的入口先是被美國占領軍封死，後來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又被巴伐利亞當局封死。帕特納聲稱，1954年一個夢境引導她走到旅館下麵一扇被堵住的大門前麵。門一打開，她發現有一條長長的地道直通鄰近的貝格霍夫別墅下麵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地堡房間。隨後她便開始招徠遊客，從每年遊覽地堡的5萬名遊客那裏發了一筆橫財。她偶爾粉刷的地堡牆壁變成了表達親納粹和反納粹情感的塗寫畫布。1966年，為了回應“貝希特斯加登利用希特勒遺跡賺錢”的投訴，巴伐利亞財政部長下令封閉貝格霍夫別墅地堡。這一罕見的幹預行動立即成為美國各大報紙頭條新聞。然而舒施特一家人繼續向遊客售票，讓他們參觀遊覽通過其旅館可到達的地道及地堡房間。
當1995年美國陸軍宣布關閉貝希特斯加登部隊娛樂中心時，這座大山的模糊的曆史記憶再也不可被繼續忽略下去了。雖然幾十年前上薩爾茨堡山上的納粹財產已經合法地轉移給巴伐利亞州，但是美國人仍然獨占著大部分山區，經營著他們的娛樂中心。後來占地範圍又擴大到幾個鄉間小屋、一個滑雪場和一個高爾夫球場。而現在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前納粹建築，包括曾經奢華一時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後改名為沃爾克將軍酒店）、馬丁·鮑曼的實驗農場可以對所有人開放了。長期以來，德國官員認為上薩爾茨堡有美軍存在限製了新納粹的活動。他們對於用什麽來填補美軍撤離後出現的空白感到憂慮。新納粹朝聖者已經變得更加膽大妄為，在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原址那塊樹木蔥鬱的林地上豎起了希特勒臨時祭壇。斯蒂芬·金澤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人的離去，“將使貝希特斯加登孤獨地與鬼魂廝守在一起”。
接下來有關如何處理上薩爾茨堡的爭論是在冷戰結束、德國統一的大環境中展開的。這一時期經常看到人們願意麵對國家血腥的過去，卻又把它同振興國家經濟所需要的投資對立起來。其實這兩者在針對1989年之後驟然增加的新納粹活動的鬥爭中都是必要的。當時由於缺乏有關第三帝國的教育，加上就業前景和事業提升前景黯淡，使得前民主德國一些年輕人被吸引到極端主義集團懷抱。另外，在迅猛追求新市場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曆史問題的敏感意識有時也半途消退。1991年，在拉文斯布魯克婦女集中營外（位於柏林附近前民主德國一個小鎮上）一條由奴隸勞工鋪成的鵝卵石大道上要修建一個購物中心，此事在國際上引起一片嘩然。德國政府甚感難堪，隻好中止這一建設項目。巴伐利亞財政部長庫爾特·法爾特豪澤為上薩爾茨堡再開發提出一個“雙支柱模式”：在修建一個豪華度假大酒店的同時再修建一個曆史文獻中心，讓大酒店客人和其他遊客了解山上的那段納粹曆史。法爾特豪澤這種“雙支柱模式”旨在取得一種平衡整合效果。但是一些持批評意見的人士認為，這個計劃自相矛盾，等於用一隻手紀念往事，用另一隻手把往事抹去。
正當少數貝希特斯加登居民對當局遊說要求修建某種形式的紀念碑時，另外一些人則擔心使人們關注該鎮的“褐色”過去會永遠讓該鎮受到罪惡的玷汙。“我們這裏不需要另一個達豪集中營，”貝希特斯加登鎮長魯道夫·肖普說道，“這裏沒發生過任何可怕的事情。這裏隻不過是一群強盜度假的地方。”貝希特斯加登政務會委員馬丁·賽德爾聲稱：“原則上我不反對這個提議，但是這樣一個中心應該建在柏林或者慕尼黑，不應該建在這裏。”然而曾經擔任過上述項目顧問的柏林猶太人領袖安德烈斯·納查馬強調需要提高現場曆史意義。他說上次到貝希特斯加登期間使他“感到強烈憤慨的是沒有曆史講解，隻有紀念品”。
1999年10月，在前納粹賓館地基上修建的上薩爾茨堡曆史文獻中心對外開放，有效地駁斥了上薩爾茨堡隻不過是希特勒度假之地的言論。那些精心搜尋到的展品證明上薩爾茨堡曾經是納粹權力的中心樞紐，也是納粹領導人研究策劃其罪惡活動的大本營所在地。根據收藏的史料得出的這一結論要求人們突破隻關注山中精英居民日常生活的狹隘視野，把目光放大到在整個歐洲展開的一係列曆史事件上去。文獻資料中心展出的內容也揭示出有關上薩爾茨堡的對外宣傳如何樹立起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威望，進而也有助於鞏固他的政權。最後，與土耳其旅館不受管製的觀光方式不同，文獻資料中心還組織觀眾從展品盡頭進入地堡空間，親身體驗一下躲身地堡的感覺。文獻資料中心並沒有像有一些記者擔心的那樣損害當地旅遊業，相反它自身已成為一個很大的旅遊景點，2007年，接待遊客人數突破100萬人大關。
在償還完曆史記憶欠賬之後，巴伐利亞政府又致力於忘卻曆史的建設工程，計劃在戈林官邸原址上修建一家五星級貝希特斯加登洲際度假大酒店。這家帶有礦泉浴場的五星級大酒店打出“來大山中休閑養生”的招牌，為那些一心要放鬆休閑、把煩憂拋之腦後的富有顧客提出多種休閑養生服務。不同於將納粹建築遺留部分明顯地整合在設計中的曆史文獻資料中心，洲際度假村大酒店通過具有現代藝術韻致的門麵裝飾和多曲線的表現形式，明顯地要摒棄過去的陳跡。喬納森·馬戈利斯在為《獨立報》撰寫的一篇旅遊評論中將這家五星級大酒店比作“軟件公司的科羅拉多總部”。慕尼黑著名設計師赫伯特·科施塔在設計這家大酒店時，力圖“在地球上最迷人的自然美景麵前表現人類的自信心”。在他一開始為這家擁有138個房間的大酒店設計的建築方案中，包括有向外略微擴張的兩個平行翼部，最後這兩個翼部在中間段由一個中心走廊連在一起。但是正如曆史學家提摩西·賴貝克所說的那樣：“當模型製作完成，可以清楚地看到從飛機上或者從鄰近山峰上俯視大酒店時，它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大的字母h打烙在地麵上，使人很不舒服地想起山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位原有居民。”於是科施塔修改了設計方案，使大酒店兩翼向內傾移，然後在北端將兩者連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現在的馬蹄形狀。設計過程表明，現代主義絕非是針對納粹建築或其在大地上造成的“審美汙染”的簡單矯正方法。
2005年3月1日大酒店開業時，它已經麵臨鋪天蓋地的負麵新聞報道。大部分批評意見來自德國國內，但是英語媒體也一直表示強烈不滿，主要原因是總部設在倫敦的六洲酒店集團（擁有洲際與其他酒店品牌）也參與進來。2002年9月，英國通俗報紙《太陽報》以其典型的挑釁口吻，將貝希特斯加登五星級大酒店戲稱為“希特勒-希爾頓大酒店”。米切爾·西蒙斯隨後不久在《每日快報》上撰文指出，“人們遊覽具有曆史意義的地方沒有錯，但是他們不應該在那裏度假，你們也不應該靠它賺錢”。他對六洲酒店集團董事們提出了如下要求：“不要再忸怩作態，幹脆開連鎖店吧。華沙猶太人區皇冠假日大酒店，奧斯維辛假日大酒店，特雷布林卡洲際大酒店——你懂的。”巴伐利亞財政部長法爾特豪澤承認大酒店坐落在非常敏感的地點上，但是他堅持認為應該恢複上薩爾茨堡作為旅遊勝地的本來麵目，就像希特勒來到之前那樣。問題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還能恢複正常狀態嗎？對於許多湧入貝希特斯加登要對大酒店做一番品評的新聞記者來說，這是他們在心裏要問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作家、《衛報》撰稿人艾安·布魯馬沉思著說：“在養生保健大酒店坐在舒適的椅子裏，手裏拿著一杯上好的葡萄酒，欣賞著希特勒看過的景色，這是一種瀆聖行為，難道不是嗎？”
五星級大酒店的管理層充分意識到酒店必須渡過的難關，時刻警惕防備著可能出現的各種麻木不仁和危險情況。大酒店來自不同國家的雇員全都經過警方背景調查，並且簽了一份表示支持德國民主理想的聲明。他們也受訓了解該地區的納粹曆史，學習如何應對別人的詢問，引導客人參觀附近的文獻資料中心。在每個房間的床頭桌上不僅擺放著一本基甸國際贈送的《聖經》，而且還擺放著一本厚達800頁毫無保留的展覽目錄《致命烏托邦》。新聞記者麥克斯·戴維於2005年3月在大酒店逗留期間，泡完礦泉浴後在房間裏拿起展覽目錄開始閱讀，“我從小酒櫃裏倒出一杯啤酒一邊小口喝著，一邊翻看書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黑白照片，那半小時過得可不舒服”。（其他客人也發現這種書讀起來讓人心神不安，於是後來這種書就被轉移到酒店圖書館去了。）除了采取上述措施以外，大酒店還努力防範新納粹團體預訂房間召開大會的可能性，通過定價措施把那些“對社會不滿的無業青年”擠出市場。作為另一項預防措施，大酒店在開業第一年裏拒絕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的所有預訂房間要求，收入損失達一萬歐元。大酒店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巴伐利亞州政府通過巴伐利亞州立銀行給予資金支持，並參與管理這個項目。洲際大酒店連鎖集團隻提供品牌及預訂係統。這樣的安排方式使大酒店獲得了極大自由，也使巴伐利亞納稅人背負償債義務。當大酒店客房不能住滿客人時，納稅人就要承擔巨額虧損。在巴伐利亞州政府因其上薩爾茨堡再開發計劃所遭到的諸多批評中，財務上的不負責任做法也成為眾矢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曆史遺跡和自然景觀的消失成為最具爭議的問題。在1995年至2008年期間，巴伐利亞州政府在恢複上薩爾茨堡的旅遊娛樂中心的過程中采取了炸山平地的措施。曾經坐落著戈林官邸的那座小山在第三帝國時期正式名稱為阿道夫·希特勒山。1945年5月5日，美國第3步兵師把星條旗插在了那座小山上。為了騰出更多平地修建大酒店，此山也被鏟平，致使巴伐利亞州政府被指責參與“虐待大自然”，使人想起了納粹政權。建築承包商也幾乎鏟除了山中遺留的所有可見的納粹政權曆史遺跡，隻保留鷹巢和其他幾個建築物。大規模毀掉巴伐利亞州政府自己曾經宣布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建築結構，在德國內外激起了憤怒抗議。在拆除貝格霍夫別墅附近那座希特勒曾經存放建築模型的房屋地下室時，賴貝克就在現場。他描述了挖掘機如何猛烈撞擊牆體，全然不顧室內文物的情形。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米切爾·弗萊德曼反對用新建築替代曆史遺址，因為這樣掩蓋了山上實際出現過的曆史真相。例如，以前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已成為停車場，黨衛軍兵營遺址已改造成酒店客人練習駕駛技術的賽格威代步車跑道。巴伐利亞綠黨領袖約瑟夫·杜爾認為，那些曆史遺址對於民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他譴責保守的巴伐利亞政府“要把納粹的過去盡可能地抹掉”。另外一些人士認為，隨著納粹時代最後那代人的去世，納粹建築就成了同那段曆史相關的唯一物證。
作為肅清納粹在山中遺留痕跡的行動計劃的組成部分，1995年，希特勒的車庫以及上麵的露天平台均被鏟除，使巴伐利亞州耗費了巨額資金。在當時計劃建造的文獻資料中心附近殘留著一個新的納粹朝聖之地，不僅存在著破壞活動危害（中心在建過程中曾被抹上納粹塗鴉文字圖案），而且對於國際公共關係也存在著潛在危害。1999年，由於偶然發現了一批迷宮似的地下房間，導致貝格霍夫別墅地下室一部分被拆除。當時政府下令毀掉材料，從遺址上清除所有瓦礫。如今一麵殘留的牆壁和微小地基痕跡就是貝格霍夫別墅僅存的可見物證。然而盡管采取了上述措施，遺址仍繼續吸引著希特勒的一些忠實信徒。不過自文獻資料中心對外開放以來，前來朝聖的希特勒忠實信徒數量明顯減少。希特勒車庫被拆除以後，他們把納粹黨衛軍標誌刻在1952年拆除別墅廢墟種下的參天大樹上，以顯示他們的存在。這些黨衛軍標誌被發現之後，或者扒去樹皮，或者把整棵大樹伐倒。賴貝克和當地曆史學家弗洛連·貝艾爾認為，那一片原址樹木蔥鬱，瓦礫上長滿青苔，很容易使人產生浪漫化的想象；消除原址神秘感的最佳方式就是將之揭示在眾目睽睽之下：“還廢墟曆史真相有助於消除當前圍繞在這片遺址四周的個人崇拜光環。”2008年，自從盟軍於1945年到達貝格霍夫別墅並以勝利者姿態宣布對其擁有所有權以來，首次豎起了一個指示牌標明希特勒別墅的原有方位。指示牌用英語和德語介紹的別墅簡史對於將別墅視為私家生活之地的簡單看法提出了質疑：“希特勒大權在握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這裏度過。重要的政治會談和談判也是在這裏舉行的。此外在這裏還做出過各種鋒芒畢露的決策，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種種大災難和大屠殺，造成數百萬人喪生。”那些有興趣欲知詳情的客人可在箭頭的引導下參觀遊覽文獻資料中心。在指示牌德語那一側“大屠殺”這個詞剛剛重新刷上去，因為此前被劃掉了。
如果巴伐利亞州政府認為采取上述行動就會遏製貝格霍夫別墅遺址產生的毒害作用，那麽當他們得知其真身痕跡以預想不到的方式令人難堪地再現人世時，簡直驚訝得如雷轟頂。2010年，巴伐利亞曆史遺址保護局（該局曾因山上曆史遺址被毀掉遭到猛烈抨擊）發言人理查德·尼米克披露，1995年從貝格霍夫別墅露天平台上拆下來的紅色大理石板在魏格納舍小教堂被用來鋪設地麵。這是座1977年在巴德雷申霍爾修建的路邊天主教小教堂。雖然政府下令消除原有遺址的一切殘留痕跡，但是以這樣方式循環利用建材的事情時有發生。遊客、當地居民和參與清理遺址的工作人員都曾將拆下的建材和紀念品偷偷帶走。小教堂建築師、州建築管理機構負責人馬提亞·弗瓦格納承認，由於他舍不得毀掉石板就保留了一些，因為那些石板工藝精湛，還有實際用途。石板裝上卡車後被運送到管理機構的建材大院裏。兩年後鋪設小教堂地麵時，保留下來的石板既方便使用，又不花一分錢。
就在尼米克披露紅色大理石板去向之後不久，曆史學家賴貝克和貝艾爾在《紐約時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有關石板重新利用的報道：
小教堂建築師馬提亞·弗瓦格納申辯說，他的設計方案對希特勒時代的石磚工藝進行了明確的處理使用。弗瓦格納介紹說，他將紅色大理石板布置成十字架形狀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它們是由猶太人奴隸勞工開采的，必須通過苦難與挽救的這一象征來“贖罪”。他還安裝了一個玻璃天花板，讓它像聖靈一樣“飄浮”在石板之上。“我的想法是那些石板需要得到淨化，變得聖潔。”弗瓦格納如是說。他還表示，他將這座路邊小教堂視為“心懷惡意”的人可以停下來洗心革麵的地方。
在後來的采訪中，弗瓦格納指出，從貝格霍夫別墅上拆下來的建材已經用在了當地許多民用和公用建築上，“你在本地區幾乎找不出一個家裏沒有保存著上薩爾茨堡石料和圓柱的石匠”。
賴貝克和貝艾爾在兩大國際報紙上披露的情況，進一步引起媒體批評巴伐利亞政府對上薩爾茨堡納粹遺址處理不當。有些爭論的重點同賴貝克和貝艾爾的披露行為有關。一些論者認為，他們披露的情況為惱人醜聞提供了報料。相反，《明鏡》則讚成“認真清算解決一下希特勒大理石板”這件事情，因為那些石料具有很高的象征價值。元首曾在那著名的露天平台上拍下了與兒童嬉戲的照片，拍下了招待納粹黨高官（比如希姆萊和戈培爾）的照片。有些當地居民要求拆除那座小教堂，並抱怨說“許多留著光頭，身穿皮夾克衫的‘朝聖者’在那裏留下了稱頌希特勒的字條，點燃蠟燭紀念希特勒”；在房頂木梁上還出現了一個小型的納粹黨徽雕刻圖案。弗瓦格納後來說那些石板可能來自普拉塔霍夫酒店，而不是來自貝格霍夫別墅，不過他也不能肯定。無論真實情況如何，有關循環利用“被玷汙”建材的爭論表明，巴伐利亞州有關機構原本負有將希特勒的鬼魂從該地區驅逐出去的使命，由於其工作缺乏透明度，實際上反倒使希特勒的鬼魂留存下來。尼米克披露石料去向已使新聞媒體密切關注小教堂可能被玷汙的地基，密切關注到他所在的機構為更好保護上薩爾茨堡為數不多的曆史遺址（包括貝格霍夫別墅遺址）而麵臨的更大壓力。賴貝克和貝艾爾稱讚尼米克在提倡公共問責製這方麵邁出了第一步。
戰後貝格霍夫別墅的曆史動蕩不安，先後涉及啤酒館爭鬥、警方布置警戒線、爆炸拆除廢墟、重新植樹綠化、新納粹團體以及政治醜聞，而位於攝政廣場上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則冷冷清清，似乎顯得有些虎頭蛇尾。直到1946年，公寓大樓還被美國武裝力量占用著。那一年巴伐利亞州資產管理與歸還辦公室（負責管理被盟軍收繳的第三帝國財產並歸還德國當局，處理納粹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權要求）接管了公寓大樓。1969年又被交通違規管理局接管。自1998年起，整幢公寓大樓一直被警察占用。警察的占用確保了大樓的安全，震懾了新納粹朝聖者、紀念品淘寶者以及尋釁滋事者。隻有一樓那些住過希特勒黨衛軍衛隊的房間正常對公共開放。凡走進房間者都會看到原有室內那種飄逸飛動、多曲線的新藝術裝飾風格（始於20世紀初期）。不是前來找警方辦事的外來人員不得在此停留，因為這裏是警察局，不是博物館。希望參觀希特勒公寓的請求一律遭到禮貌而堅定的拒絕。
毫無疑問，公寓仍然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建築意義。一進入明亮的開放式門廳，看到戈爾迪·特魯斯特改造裝修的實際效果，我們就會明白同大樓裏其他套房相比，這套公寓曾經顯得多麽有現代情調；其實現在也仍然如此。這也使我們認識到李·米勒公開發表的那些照片給人一種古板擁擠的空間感覺，有意回避捕捉親身體驗到的明亮或空間效果。簡而言之，如同任何建築空間的切實體驗一樣，保留下來的希特勒公寓內部裝飾效果隻能通過調整感覺方式，在脫離原有家具陳設、書麵文字甚至照片的情況下進行觀察體悟了。雖然原有家具陳設已經搬走，戰後又對一些房間進行了改動，整套公寓仍然保留完好，令人驚訝。保留下來的戈爾迪·特魯斯特的室內改造裝飾特點包括拚花地板、木門、護牆板和其他實木構件、大理石壁爐、內嵌式家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擺滿希特勒藏書的那個暗色橡木書架。希特勒曾於1938年在裏麵會晤英國首相張伯倫並與他研究《慕尼黑協定》的那間客廳現被用作會議室。藏書室書架上擺放著以當地名稱命名的伯根豪瑟警察足球隊贏得的獎杯（見彩圖12）。格力·拉巴爾和溫特爾夫婦曾經用過的房間現在用作辦公室。這些房間保留著裝飾精美的天花板和嵌入式家具。希特勒的臥室在公寓另一側，現在用作更衣室（見彩圖13），警察在那裏更衣穿上警服。
從外表來看，希特勒公寓是個空蕩蕩的實用空間。但是對於研究充滿前任房主累累罪行的第三帝國的曆史學家而言，來公寓參觀考察卻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離奇體驗過程：站在希特勒曾經暖暖和和、安穩入睡的房間裏，心裏麵想著那些饑腸轆轆、瑟瑟發抖的希特勒受害者，望著英國首相張伯倫曾經坐過的角落，想一想事情可能會有怎樣不同的結局。對於在這幢公寓大樓裏工作多年的總督察哈拉爾德·弗洛恩多弗來說，攝政王大街16號裏並沒有藏匿著這樣的惡魔，它隻不過是由四壁圍起來的一個空間而已。他和手下的100名警員每天早晨來這裏上班，即使後院裏還有一個保留完好的豪華地堡。弗洛恩多弗希望人們忘記這幢大樓同希特勒的聯係，而且阻止對外宣傳這幢大樓，生怕引來新納粹分子危害社區安全。盡管人們支持他的擔憂，還是禁不住在想到秘密行動的可能性。
無可否認，自1949年以來對那幢公寓大樓的實際占用有效遏製了上薩爾茨堡所遭受的那種搗亂活動。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沒有成為權力中心，而且在第三帝國時期也沒有成為對外宣傳對象，這也使這幢公寓大樓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與貝格霍夫別墅不同，這裏除了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意大利首相墨索裏尼來訪以外，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麽政治事件。1933年以前，希特勒曾將他的公寓用作納粹黨辦公室，經常有一些戈培爾和希姆萊那樣的納粹高官前來拜訪。從警方的觀點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對公眾開放這幢大樓，因為它隻不過是一處住宅建築。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其曆史吸引力在於：從1929年至1945年，希特勒把這個地方稱為他的自己的家。另外，完好的保留狀況也使其吸引力有所增加，特別是其他同希特勒有關的遺址不是破敗不堪，就是完全消失了。這些遺址在納粹誕生地、納粹運動之都慕尼黑曾經比比皆是，但在戰後慕尼黑市興起的大力清除城市中納粹痕跡的活動中，這些遺址被一一鏟除，那段恥辱過去的記憶也隨之煙消雲散了。這樣的曆史遺址消失得越多，殘存下來的曆史遺址麵臨的壓力就越大。近年來，隨著同具體地方有關的曆史意識進一步增強，新聞記者、學者和電影製片人不斷要求把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內部空間如實記錄下來，從而增加了使之擺脫公眾注意力的難度。但是除了現有的保護方法之外還有什麽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實施尚不清楚。難道攝政王廣場16號僅僅是警察局所在地嗎？然而沒有任何人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巴伐利亞州似乎也無意急於討論這個問題。
希特勒死後由其各地故居所產生的不安定影響不僅僅局限在德國，還通過拍賣行和博物館波及其他國家。戰爭結束時，從希特勒各地故居劫掠的物品在一些國家重新出現，令人困惑不安。納粹紀念品在美國和英國可以合法出售，但是在德國、奧地利、法國和匈牙利，出售納粹紀念品屬違法行為，或者受到限製。希特勒私家生活物品受到收藏者的特別追尋，售價很高；贗品也很常見。近年來拍賣的來自攝政王廣場16號公寓和貝格霍夫別墅裏的物品包括銀器、瓷器、台布、餐巾、帶有名字首字母的床上織品、台燈、寫字台、地球儀、大理石鎮紙以及其他物品。大多數第三帝國紀念品交易都通過中間商和古董商在暗中進行，幾乎無法查到每次交易的來龍去脈。相比之下，拍賣活動在明處進行，經常引起媒體關注，引發抗議活動。抗議的人士主要是猶太人團體成員和一些幸存者。他們認為這些交易粉飾希特勒，利用死去的大屠殺受害者大發不義之財。那些想要在生活中使用希特勒的床單和魚叉的人背景複雜，動機也不盡相同。他們當中有人同情希特勒，有人是曆史愛好者，還有一些是家人被害的猶太人。有位收藏納粹軍用物品的猶太人對《紐約時報》解釋說，收藏這些物品可以有一種勝利占有的感覺：“你可能殺害過我的親人，”他說道，“但是現在我占有了你。”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物品在私人收藏者圈子以外很難見到。雖然許多博物館也收藏有這些物品，但幾乎從未公開展出過。2010年，柏林德國曆史博物館破天荒地舉辦了一次主題展覽《希特勒與德國人：國家與罪行》，旨在探討納粹政權被德國社會廣泛認可接受的原因。這是自第三帝國滅亡以來首次舉辦的大型希特勒主題展覽。策展者們不無理由地擔心由此會重新激發對這位獨裁者的崇拜之情。於是，他們拒絕展出希特勒的任何個人物品，擔心這些“文物”仍然具有危險的吸引力。凡是被視為極具吸引力的第三帝國時期物品均被遮擋起來，以免觀眾受到不宜景觀的誘惑。例如，由阿爾伯特·施佩爾設計的曾經擺放在希特勒新總理府的一個餐具櫃被單獨擺放在一個角落裏，上麵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黑色網篩。這種遮擋方法相當於給危險品套上了一個保護罩，其作用是打消觀眾的觀看念頭，使觀眾遠離不宜觀看的物品。
2012年1月，紐約曆史學會宣布即將展出該學會收藏的銀器，包括希特勒曾經擁有過的一對帶有名字首字母的刀叉餐具。這兩件扁平餐具是1939年為慶祝這位獨裁者50歲生日而專門製作的整套餐具的一部分，由一名美國軍人從貝格霍夫別墅帶走，於1946年交給了紐約曆史學會。據該學會裝飾藝術學部策展人瑪格麗特·霍弗披露，這副刀叉從未公開過，因為沒有“合適的展出環境”。這次展覽共展出該學會收藏的150件“最具審美與曆史魅力的藏品”，其開闊的文化視野誠如展覽名稱所示，《純銀製品發展曆程：紐約銀器四百年大展》。對於有猶太親屬從納粹德國逃出的霍弗女士而言，展示的那兩件扁平餐具代表著戰勝暴政，就像當年回國的美國老兵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戰利品，1945年推銷戰爭債券的列車向美國公眾展示希特勒銀質餐具一樣。
戰爭結束66年以後，在參戰那一代人大體上缺場的情況下，對戰利品的闡釋已經發生了變化。專門研究大屠殺曆史的德博拉·德沃克教授認為，在展覽中展出那兩件銀質餐具“完全沒有品位”，“純粹出於嘩眾取寵的目的”。德沃克教授認為，那副刀叉“使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惡行徑顯得微不足道了”。事實上，從事第三帝國研究的曆史學家們一直認為，從大規模集會遊行場麵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審美設計在納粹政權所具有的大眾吸引力方麵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希特勒使用過的刀叉本身的確也有要講述的“純銀製品發展曆史”，將設計、權力與暴力融為一體。德沃克教授的評論反映出紐約曆史學會未能講述出應該講述的那段曆史——未能將展品的政治背景同紐約聯係在一起。希特勒使用的那兩件扁平餐具在一個名為“優雅進餐”的展位上展出。這個展位主要展出同美國進餐習俗有關的物品。展覽內容有些不協調，展品目錄說明主要涉及那兩件銀質餐具的設計風格以及被美國大兵發現的過程，並沒有把貝希特斯加登進餐習俗同紐約進餐習俗聯係起來加以評論。一個比較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是探討一下希特勒私家生活對戰前美國讀者和觀眾所具有的吸引力，因為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他們對於美國大兵從德國帶回來的戰利品分外著迷。那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些有關貝格霍夫別墅生活的吹捧性文章（其他很有威望的報刊也是如此），使讀者對於元首優雅的生活細節和愛吃醋栗餡餅的飲食習慣分外著迷。借助於這一點，可以深入探討擺放在玻璃展櫃中的展品同曾經為美國讀者觀眾樹立的那位獨裁者形象之間的關係。然而，盡管希特勒使用過的刀叉已從收藏之處公開現身，但是它們同美國名人新聞的關聯仍然秘而不宣。
2003年11月，發表在英國《衛報》上的一篇文章揭露英國媒體不願意調查自己當年同其他媒體串通一氣，通過吹捧美化戰前希特勒私家生活為希特勒打造個人魅力形象的行為。《衛報》記者西蒙·瓦爾德曼回憶說，那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他的嶽父自豪地拿出了一件傳家寶——1938年11月版《家居與園藝》雜誌，向他展示一篇有關他父親設計的現代風格平房的特寫報道。瓦爾德曼在翻閱那本雜誌時發現了《希特勒山中家園》一文，那是艾格納修斯·裴瑞撰寫的瓦氏小木屋專訪報道。瓦爾德曼驚訝地看到英國室內裝飾雜誌居然像時髦設計雜誌一樣刊登有關希特勒的報道文章，於是便對文章進行掃描處理，將它上傳到他的個人網站上。出乎他的預料，介紹希特勒的私家生活那幾頁內容吸引了全世界數萬讀者，於是他便給那家雜誌編輯伊索貝爾·麥肯茲-普萊斯寫信，詢問是否可以為他提供有關那篇文章的更多信息。那位女編輯聲稱瓦爾德曼侵犯了該雜誌文字與圖像版權，迫使他刪除了網站上的掃描圖文內容。
隨後瓦爾德曼把他與女編輯之間的通信內容上傳到網站上，引起讀者的更大興趣。在由此引發的在線討論中，裴瑞的真實姓名得到確認：威廉·喬治·菲茨傑拉德。但是其他信息一概不明。當時人們並不知道文章作者一直同情支持希特勒的信念，他有可能從未到過瓦氏小木屋，隻是根據納粹宣傳材料拚湊成一篇獻媚吹捧性的文章。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史學家對瓦爾德說，那篇文章配發的照片實際上是希特勒的禦用攝影師海因裏希·霍夫曼拍攝的，其版權並非歸《家居與園藝》雜誌所有。後來瓦爾德曼又將照片上傳到個人網站，但是沒有上傳那篇文章。報道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那篇文章受到封查的消息被各大新聞網站披露，而且還進一步由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戴維·s.維曼大屠殺研究所在國際上廣泛報道。該研究所組織70名大屠殺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簽名請願，要求擁有《家居與園藝》雜誌的ipc傳媒公司（英國最大的傳媒集團）“正視過去”，將那篇文章公之於眾。出版商態度緩和下來，承認無法確定版權歸屬，並不反對複製那篇文章。維曼對此回複感到不滿意，堅持要求ipc傳媒公司就當年把希特勒描述為“園藝家和美食家”、樹立希特勒正麵形象一事負起責任。當時希特勒的國家正在公開殘害猶太人。在同維曼研究所經過一番討論之後，ipc傳媒公司發表一份聲明，承認對於《家居與園藝》雜誌在20世紀30年代受到納粹宣傳欺騙感到非常震驚。另外ipc傳媒公司還指出，“世界上大部分新聞媒體”都遭到過類似欺騙。
由瓦爾德曼引發的國際爭論重點是新聞人應負的責任，但是對讀者觀眾所言甚少。戰前在德國境外刊發的一個有關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報道，不僅反映出外國媒體願意傳播吹捧那位獨裁者的新聞報道，而且也說明存在著一大批熱心讀者。大體上發表納粹宣傳文章的菲茨傑拉德可以把他撰寫的東西兜售給許多媒體，其中既有探討世界事物的雜誌，也有通俗養狗雜誌，這反映出相關讀者市場需求確實很大。外國新聞界在粉飾希特勒形象方麵所起的作用必須加以認真剖析。另外一個重要環節是不要忽略全世界報刊讀者願意相信虛假掩飾之詞這樣一個事實。全世界數萬名讀者訪問瀏覽過瓦爾德曼上傳的希特勒頁麵內容。後來又把這些頁麵內容上傳到其他網站上，這說明還有許多人對這樣的內容感興趣，而且並不是所有人都抱有批判態度。《家居與園藝》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自重見天日以後經常被上傳到網站上，當作揭秘希特勒山中靜居隱身之地的第一手可靠報道文章來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年輕一代正再次通過那位在1938年就曾經誤導過讀者的假新聞記者了解“瓦氏小木屋裏的鄉紳”。65年以後，歪曲事實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繼續在欺騙著世人。
對貝希特斯加登的占領始於1945年5月，美軍在那裏一駐就是50年。美軍歐洲演藝特別服務隊那年夏季為鼓舞留守歐洲的美軍士氣（他們不再打仗，但暫時不許回家），編排了勞軍演出節目，劃分出各個勞軍地區。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目的地就是貝希特斯加登。1945年夏季，那裏“絡繹不絕地來了許多遊客，大多為美國軍人和軍中護士，也來過美國參議員、眾議員、將軍和其他‘尊貴的客人’”。對於當時為《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撰寫文章的羅納德·斯蒂德來說，貝希特斯加登的氣氛與他漫遊過的這個戰敗國被毀壞的蕭條城市相比極為不同。他寫道，“露天遊樂場的氣氛一開始就比較明顯”，當時他驅車一進入小鎮就看到一個指路牌，“上麵寫著‘希特勒故居’，畫出的箭頭指著道路方向”。這就開始了勝利者們前往貝格霍夫別墅的勝利大遊覽，完全不同於20世紀30年代的朝聖參拜之旅。當時成千上萬的德國人來到這裏向全能的元首表示敬意。而勝利者們對於希特勒安樂窩的毀滅由衷地感到高興，遺留下的景物也使他們深為感歎。
斯蒂德在一家曾經住過希特勒客人的大酒店裏停留時，看到美國101空降師的一名下士正在接待處忙著分發地圖，向客人介紹當地的旅遊景點，包括鷹巢。這名下士建議斯蒂德不要在下大雨和有霧的天氣裏去那裏，因為“在一處發卡彎道上很容易使吉普車懸空，從一側陡峭地摔下去”。第二天，斯蒂德經過一番艱苦攀爬，最後來到了鷹堡山頂上的那個閣樓式建築麵前。那裏的景色使斯蒂德深為讚歎：“特別是在天氣清朗的日落時分，參差不齊的巴伐利亞山峰染上了一層漸漸變深的淡紫色，上麵間或點綴著一些深紅色和烏黑發亮的陰影。借用一位美國大兵的話來說，‘那簡直就是迪士尼樂園’。”除了壯麗景色以外，鷹巢也以其原有的麵貌吸引著遊客——“沒有遭受任何戰爭創傷”，幾乎同納粹如日中天時的麵貌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是，”有位軍官說道，“阿道夫再也不住在這裏了”。
貝格霍夫地堡的地下世界同樣是（雖然比較隱秘一些）使人感到異常興奮的景觀。到那裏為止，坑道禁止公眾進入，由軍人把守。雖然在空襲之後遭到過數次劫掠，但是地下室裏仍然存放著大量家具和物品，儼然有一種活文物的神秘感覺。1945年6月，《巴爾的摩太陽報》駐外記者普萊斯·戴獲準單獨參觀坑道。同那些在頭頂上貝格霍夫別墅到處亂轉的人群相比，戴感覺在黑暗的坑道裏“極為孤獨，非常恐怖”，很快就迷了路。坑道狀況很好。戴說“灰漿和櫃子看上去好像上周剛剛放進去一樣”。壁櫥裏仍然擺放著物品，包括納粹黨衛軍使用過的玻璃器皿和瓷器。但是引起戴特別關注的是那些“嶄新鬆木書架上的上千冊圖書，其中既有皮革封麵的十五卷建築史，也有講解如何烤製糕點的小冊子”。羅納德·斯蒂德也獲準進入了坑道，對希特勒那間陳設簡樸的臥室發表了評論，還親自試用了一下那張床，感覺不舒服。同鷹巢一樣，地堡也反映出納粹精英們的奇異心態，這種心態把親切的私家生活與神一般的力量和末世備戰等種種幻想結合在一起。好像人們遇到一位在奧林匹斯山上坐在舒適扶手椅裏的惡魔宙斯，他一麵用精美瓷器小口飲茶，一麵閱讀著一本烹飪書。他的雷霆霹靂就掛在牆上，隨時準備同巨人族大戰一場。正是這種親切與狂熱的奇異混合，才使得地堡空間對遊客們具有一種完全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是現世沒有的科尼島，充斥著鬼魂出沒的迷宮，以及要把全世界都開拓成殖民地的恐怖魔宅。
重新回到地麵之後，斯蒂德最後又參觀了貝格霍夫別墅的廚房，這裏是保存最好的一個房間。但是大部分遊客則前來觀看大廳內的那扇著名巨窗，站在希特勒曾經站過的地方，眺望那片曾經激勵希特勒製訂出稱霸世界計劃的壯麗景色。據戴回憶說，整個大廳淩亂不堪：“寬大的主廳被燒到了混凝土地基，隻剩下幾塊燒焦的木頭和熏黑的木框……原來安裝在天花板上，現在卻掉落在地麵上。還有一些椅子和長沙發彈簧，以及英國大兵的口香糖包裝紙。”巨窗玻璃在盟軍空襲中被炸得粉碎，隻剩下一個長方形窗框勾勒出窗外景觀的輪廓。理查德·賴特曾於1946年至1948年間在貝希特斯加登擔任勞軍特別隊導遊和翻譯，陪同勞軍服務隊數百次慰問過美軍官兵。他後來回憶說，有兩處遊客必看的景點：貝格霍夫別墅巨窗和鷹巢。在第三帝國時期，巨窗已成為象征性景觀，而有關鷹巢壯觀景象的傳聞直到戰爭結束時才得到證實。兩處景點的突出特點都是在那裏可以看到的壯觀自然景色。借助於眼前的景色，遊客們似乎認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理解了他的心理，理解了他那幾乎征服世界的強大意誌和力量。由此他們不知不覺地重複著第三帝國時期的輿論宣傳，客觀上促使德國民眾產生共鳴，以元首那種駕馭一切的目光掃視大自然，就像通過他的山中別墅體驗到的那樣。
像希特勒那樣看過大自然之後，貝格霍夫別墅的遊客們也希望能夠被別人看到，於是便在銘記於數百萬人心中的別墅裏刻下自己的姓名身份，以示同在。根據戴發表於《巴爾的摩太陽報》上的報道披露，那幢別墅“現已成為美國陸軍大部分官兵的立體值勤表。他們把自己的姓名、軍中級別、籍貫，有的連同序號一起都刻寫在每一平方英尺被熏黑的牆壁上。隻有靠近天花板的那小片牆壁上還空著”。簽名對於官兵們而言，就是一種自發的個人紀念方式，紀念那次為打敗別墅主人而展開的漫長艱苦鬥爭。斯蒂德在更廣泛意義上把別墅廢墟解釋為“一座紀念碑，在更大意義上象征著希特勒所建王朝的崩潰覆滅”。1945年6月，菲利普·漢姆伯格在《紐約客》雜誌上撰文，稱別墅廢墟為“具有教育意義的醜陋垃圾堆”。一年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報道說：“希特勒故居不會重建，隻保留廢墟，為未來世世代代揭示希特勒給德國曾經帶來的災難。”但是“即使在這種狀況下”，文章繼續寫道，“遊客們仍然能夠了解到納粹宣傳機構所描繪的‘他的簡樸私家生活’的奢侈豪華一麵”。因此，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將發揮揭露納粹編織的有關希特勒私人形象的謊言的作用。同樣對於戴來說，貝格霍夫別墅，連同四周的黨衛軍兵營、暖房、辦公室和工人營地等服務建築一起，反映出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已達到何等驚人的程度。正如那位站崗守衛“希特勒大門”的美國大兵所言：“這對於一個人來說好像太麻煩了”。在針對別墅廢墟的情感體驗中，還缺少犯罪者同其罪行之間的直接關聯環節。人們傾向於以概括抽象的語言來確定別墅廢墟的內在含義。這表明納粹輿論宣傳的影響仍然存在。這種輿論宣傳承認希特勒的山中別墅是他製訂計劃、策劃軍事行動的靈感源泉，另一方麵則堅持認為它同工作和政府公務無關，盡管有證據表明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貝希特斯加登當地居民幾乎沒有興趣強調盤踞在山上的納粹黨人同歐洲災難之間的聯係。
也許上薩爾茨堡的完全毀滅及其狀況在這種分離關係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同於從根本上揭示納粹罪行的集中營和勞工營，也不同於曾經駐紮著吃了敗仗的可恨敵軍、現已經淪為廢墟的德國城市，有些遊客認為上薩爾茨堡以前那些居住者一逃離開，或者一死去，罪惡也就離開了上薩爾茨堡。1945年5月，亨利·泰勒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表示很快就對參觀希特勒故居感到厭倦了：“希特勒的山穀別墅廢墟就像一頂破舊的禮帽一樣死氣沉沉，毫無趣味。你在那片廢墟也隻能轉悠這麽長時間，不會太久。”他認為希特勒在鷹巢的“藏身之處”倒是一個吸引人的去處，其中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它仍然保留著以前主人的一些存在印跡。幾周之後，《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戴參觀完地堡後將其貝格霍夫別墅之行總結如下：
此地不再有趣，甚至也不再邪惡。如果說有何教訓的話，那僅僅是虛榮的教訓。此地目前乏味得讓人幾乎難以容忍。
匆匆看一眼裝滿聖誕樹飾的架子，包括底座上還留著舊蠟殘跡的燭台，然後返回走上67個台階，走進室外清潔的空氣中，又從山上走了下來。
對於戴的許多讀者而言，宣布貝格霍夫別墅遺址死氣沉沉，令人厭倦，無疑令人感到寬慰。那座曾使全世界淪為囚徒的邪惡堡壘如今隻剩下待售車庫裏的幾樣物品。它已變得乏味無趣，而我們則可轉身離開，擺脫別人的二手垃圾，這本身就是一種自由。
然而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僅僅置身於那裏體驗一下希特勒平庸乏味的私家生活就具有非常深刻的含義。格特魯德·斯泰因和愛麗絲·b.托克拉斯於1945年夏季遊覽了貝格霍夫別墅遺址。雖然斯泰因文學觀點激進，但是她的政治觀點保守，甚至有些反動。她崇拜強權統治者，比如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將軍和法國元帥菲利浦·貝當。在納粹占領期間，斯泰因一直僑居法國，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與她的同性戀人生活在一起。據她本人披露，納粹秘密警察在戰爭期間去過她的巴黎公寓，發現她不在家，“便偷走了家庭日用織品、服裝、鞋子、廚房用品、碟子、床罩和枕頭。但是最重要的是沒有偷走她那些非常珍貴的現代藝術收藏品”。珍妮特·馬爾科姆在她為那兩個女人所寫的傳記中問道：“這一對上了年紀的猶太女同性戀人是怎麽逃脫納粹之手的呢？”她和其他評論者認為，斯泰因的朋友、維希市官員兼秘密警察成員伯納德·費保護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另外，斯泰因對貝當及其親希特勒政府的認可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她那種通敵的勾結活動被誇大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也得到了鄰居們的保護。1944年，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法國東部她們居住的鄉村住宅前，由卡爾·米丹斯（當時隨美國第7軍一部分官兵同行）為她們拍攝了《生活》雜誌要刊發的照片。斯泰因建議文章題目定為《格特魯德·斯泰因的解放》。現在戰爭結束了，她寫道，在美國空降兵運兵大隊老朋友的一再要求下，“我們動身前去拜訪希特勒”。
斯泰因為《生活》雜誌記敘了她的德國之行。除了有些行李出了點問題以外，德國之行她似乎完全感到滿意，尤其在貝希特斯加登逗留期間。她寫的有關報道於1945年8月發表在《生活》雜誌上。近六年前這家雜誌曾發表過一篇大體上讚揚貝格霍夫別墅的文章。1939年10月，《生活》雜誌讀者目睹了希特勒別墅室內的彩色照片，室內陳設被稱為“很有品位”，“是一個男人喜歡的那種舒適房間陳設”。而今《生活》雜誌讀者則看到斯泰因和一群美國軍人站在損毀的露天平台上，身後就是燒焦的巨窗窗框，他們擺著“希特勒的姿勢”，這種大膽的姿勢看上去好像（不完全像）納粹敬禮姿勢。這種模仿的諷刺動作同文章的語氣配合得恰到好處，表現出勝利者興高采烈的心情。
這一群遊客先是停下來參觀戈林的藝術收藏品，斯泰因非常欣賞，盡管她本人是一位更具現代品位的藝術收藏者。不過她對戈林評價不高，認為他的那些藝術收藏品之所以很有檔次是因為他“顯然聽取了很好的建議”。當前往貝格霍夫別墅遺址遊覽的時間來臨時，文章的語氣幾乎變得興奮起來：
接著我們都爬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那就是我們的汽車，然後動身去看望希特勒。真是令人興奮。去那裏真是令人興奮。其他房屋遭到轟炸，但是希特勒的別墅沒有遭到轟炸，隻是被燒了，沒有完全毀掉。我們站在那扇巨窗前，希特勒就在那裏稱霸過世界。一群美國大兵興高采烈。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由衷地興高采烈，完全忘記了自己的責任，簡直成了一幫傻孩子，往上爬著，到處爬著，爬上了山頂。托克拉斯小姐和我非常愜意地坐在希特勒別墅陽台上擺放的花園椅子上。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雖然有些荒唐，卻也很自然，有趣極了。
雖然要讓讀者自己去斷定斯泰因所說的“雖然有些荒唐，卻也很自然”究竟是什麽意思，她本人顯然對於在預示著大災難的這個荒原裏還存在著普通的生活享受——喧鬧嬉戲、坐在花園椅子上曬太陽——感到歡喜。在她興高采烈的記敘當中，我們不僅可以聽到勝利者的歡慶之音，而且在這下麵還可以聽到幸存者如釋重負的感歎。斯泰因的生活和工作深深地根植於、依賴於她同托克拉斯之間的親密私家生活。戰爭爆發時，她擔心會失去生活的重心。盡管她的朋友和美國官員好言相勸，她仍然拒絕離開她移居的國家前往中立國或盟國避難。斯泰因當時並沒有私下裏自稱猶太人，也沒有特別感受到納粹迫害的威脅。她決定留下來不走首先是因為她需要家庭生活的舒適、家庭生活的支持。後來法國解放了，她那時才感受到可能失去什麽的恐怖。在廢墟上初次接觸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無疑是件快事，因為這證實了她自己的私家生活是安全可靠的。
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坐在露天平台上，大兵們則在廢墟中搜索。“他們開始搜索紀念品。他們發現了照片，還有一些x光片。他們認為那是希特勒試圖自殺後拍的手臂x光片。我需要一個暖氣片，希特勒的確有一些很棒的暖氣片。隻有一個暖氣片，好像別人都沒注意到。那是一個很大的暖氣片。他們問我要它幹什麽。我說把它放在露天平台上，在它上方養花。但是我們的勇氣可比不上它的重量，我們遺憾地把它放棄了。”侵吞、改革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這一願望，通過達達主義的重新發明馴服了這位獨裁者。希特勒仍然存在的跡象被變成了無害而荒唐的東西——這位頗讓人恐懼的獨裁者淪落為一片暖氣片，而暖氣片又被改造成養花的木架。這也算把比分扯平了：納粹秘密警察拿走了斯泰因的日常織品，所以她要拿走希特勒的暖氣片。即使她把暖氣片留了下來（她拿走了希特勒受傷手臂的x光片），她也是高高興興地離開了：“我們一直遊玩到很晚才離開，下了山，一天就這麽過去了。這一天過得很開心。”把遊覽希特勒別墅之行輕描淡寫地說成是“這一天過得很開心”，好像是去了一趟科尼島，這一再表明斯泰因的無所畏懼的態度。以前曾是象征著希特勒可怕力量的地方，在她眼裏隻不過是勝利者的露天遊樂場，既開心又平常。
到了1947年，盟軍占領的貝希特斯加登被報刊媒體吹捧為“世界上最佳遊樂場之一”。維克多·瓊斯在《每日波士頓全球報》上報道說：“陸軍與作戰部隊的文職人員從歐洲各地來到這裏，度假遊玩三到七天。”貝希特斯加登駐軍所在地150平方英裏的區域內，“有旅館14家，750個床位，幾乎沒有空閑的時候”。這處雜亂建造的旅遊度假地1947年接待遊客15萬人，由20名官員、20名婦女陸軍中心成員和100名軍人負責管理運營，“還有當地幾乎所有居民提供幫助”。就其慷慨便宜的服務價位而言，遊客需求是預料之中的：“美國軍人、平民百姓及其家屬每天隻需花上幾美元，就可以享受到戰前隻有英國貴族和美國百萬富翁才能享受到的豪華度假地生活。”旅館每個房間每晚住宿費僅一美元，軍人吃飯免費，飲料每份僅30美分。另外遊客還可以報名參加許多免費活動，比如學習滑雪，邀請“歐洲最好的”教練，還可以同導遊一起狩獵打鹿。其他娛樂活動每天都有：“每家旅館在吃飯時間都會派出一支交響樂隊為遊客助興，每晚夜總會上有豐富的表演節目，巴伐利亞舞伴隨叫隨到。”為了進一步吊起勝利者的“性趣”，瓊斯報道說：“美國軍人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吃早餐。我聽說早餐由一位小姐給他端來。她們已經學會讓美國軍人伸手去夠托盤，而不是把托盤放在桌子上，她們離開時客人的手仍然端著托盤。”
盡管有許多相互競爭的旅遊景點，但是遊覽希特勒別墅廢墟及其鄰居們的民宅廢墟仍然很受美國遊客和盟國遊客的歡迎。即使紀念品的數量越來越少，收集紀念品的熱望仍然不減。當貝格霍夫別墅內的東西消失殆盡時，貝格霍夫別墅本身也開始消失了，因為那些搜尋紀念品的人紛紛將其房體結構上的一些部件材料拆掉帶走。20世紀30年代初期，朝聖者們就曾經把希特勒木柵欄上的木板條帶回家去。戰後那段時期，貝格霍夫別墅大廳裏大理石壁爐上的大塊石料特別搶手，希特勒浴室內的瓷磚也是如此。導遊也做起了販賣大理石料和瓷磚的興隆生意，每份一美元。當希特勒浴室內的所有瓷磚都被扒光時，“有位精明的當地商人生產出上千上萬塊瓷磚出售給遊客”。
經過批準的紀念品行業也在當地發展起來，銷售明信片和其他小紀念品，包括手工製作的影集。自那時起，這種影集就成為無數檔案收藏中的一種特殊藏品。這種小開本影集名叫“貝希特斯加登紀念品”，或稱“鷹巢紀念品”，由貝希特斯加登小鎮上的一家照相館製作。雖然不全一樣，但開本樣式大體類似：黑白照片貼在厚紙上，采用白色墨水和哥特字體，以英文標注照片主題。上薩爾茨堡其他建築，比如普拉塔霍夫酒店、黨衛軍兵營、鮑曼和戈林的官邸也出現在影集當中，其中還包括鷹巢周圍的風景照片和鷹巢照片。紀念影集就以這種方式概括展示著納粹高山密營，重點聚焦在同希特勒密切相關，常常令遊客們不舍離去的兩個觀光景點：貝格霍夫別墅和鷹巢。
比照片本身更令人感興趣的是照片的排列呈現方式。紀念影集的作者把納粹在上薩爾茨堡如日中天時拍攝的照片（采用納粹明信片或其複製品，尤其是那些由海因裏希·霍夫曼製作的明信片）同1945年盟軍空襲後拍攝的照片並列在一起。空襲轟炸前拍攝的照片首先呈現在紀念影集中，然後再展示戰後拍攝的照片。因此，由霍夫曼拍攝的大廳內那扇將翁特斯伯格壯麗景色收入框內的著名巨窗照片，在透過鮑曼被炸毀的官邸屋頂焦黑下垂的大梁拍攝的貝格霍夫別墅廢墟照片中得到了扭曲變形的回應返照（見圖69）。同樣，在早期阿爾卑斯山冬季景觀中拍攝的剛剛擴建後的貝格霍夫別墅，後來又從類似的角度重新拍攝了一次，看上去好像在山坡上炸開的一個炮彈殼。四邊筆直、保存完好的黨衛軍兵營在第二頁上已變成在其廢墟上吃草的牛群。但是大多數照片展示的都是以往納粹建築和上薩爾茨堡景觀的原有風貌。
通過這樣選擇排布照片，加之老式字體以及溫馨的開本樣式，紀念影集給人一種私人或家庭收藏的手工製作的感覺，引起強烈的懷舊感。這些有關納粹失去的高山密營的小小紀念品由戰敗國藝人製作賣給戰勝國遊客，這本身更使它們顯得頗不尋常。然而美國人收藏這些紀念影集的數量足以表明，那些既造成毀滅又前來遊覽遺址的美國軍人很喜歡這些紀念影集。也許會有人問：美國讀者是否會感受到由德國製作者培養的情感影響力？是否會以不同方式解讀紀念影集及其前後不同敘述闡說文字，把它當作道義故事和正義的證據來解讀？無論如何，針對那個再次漠視其受害者的暴虐政權，紀念影集構建了一個關於其沉浮存亡曆史的闡釋空間。誠然，這也是一段純粹的建築史話，照片當中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
圖69 戰後貝希特斯加登出售的紀念影集《貝希特斯加登紀念品》中的一頁。
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德國對於上薩爾茨堡納粹昔日的懷舊已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公共問題。戰爭結束後，納粹廢墟在長達四年的時間內一直被列為德國人的禁區，除非他們有美國主人陪伴。官方組織的參觀遊覽活動隻使用英語解說，隻對盟國遊客或得到批準的外國遊客開放。1949年5月，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美國陸軍首次采取措施對納粹遺址解除限製。這一決定引發了對納粹遺址道德危害性的關注。1949年12月，美聯社刊發的一篇文章發問道：“希特勒以前的山中別墅能否成為納粹聖地？”文章列舉了貝希特斯加登軍事指揮官、美國陸軍公關前主任斯坦利·格羅根為防止出現上述結果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更換同納粹有關的地名，撤除“在鷹巢公開展示的希特勒半身塑像”，將其存放在地下室裏。當問題確實出現時，其根源不在於器物景觀，而在於其解說者。到1951年，20名德國自由職業導遊組織遊覽上薩爾茨堡，他們當中有些人毫不掩飾對納粹的同情之心。同時，他們對納粹政權的“不幸”結局表示哀悼，甚至還談到“從廢墟中複活”。還有一些人捏造細節以彌補他們對納粹遺址了解上的不足。有位導遊偏愛披露希特勒的刑訊室，其實這純屬子虛烏有（納粹秘密警察在別處倒是設置了不少刑訊室）。隨著每日遊客數量猛增至數千人，有人擔心由曆史好奇心驅使的原本“無害”的旅遊活動最終會變成聳人聽聞的朝聖活動。
這一時期在德國興起了新納粹團體。正當有人憂慮民主製度再次在歐洲動搖之時，新聞界迅速對法西斯主義已經回歸上薩爾茨堡的傳言做出反應。1951年夏季，《慕尼黑畫刊》派出資深記者於爾根·聶文-杜·蒙特前去秘密調查德國組織的參觀遊覽活動。導遊當中有一位曾經是戈林的管家齊斯基先生。他以懷舊的姿態向遊客們炫耀他在戈林已被炸毀的小木屋裏當年居住的房間（也已炸毀）遺址。齊斯基站在貝格霍夫別墅的露天平台上，回憶起元首對兒童的喜愛，回憶起他為兒童們主辦的聚會。“當年這裏豎著紅傘。”走進別墅裏麵，聶文-杜·蒙特聽到另一個導遊稱讚簡樸的室內陳設。那些深為感動的聽眾也交口稱讚那曾是一幢“多麽漂亮又簡樸的房屋啊”，紛紛歎息它的毀滅是一種“奇恥大辱”。導遊接著又說，元首的生活比居住在波恩的那些政治家簡樸得多。話音剛落，博得遊客一片低語讚同。在別墅主廳裏，聶文-杜·蒙特描述道：“導遊們特別指著元首壁爐上一塊紅色大理石，它一天天地在變小，因為那上麵的碎片不斷被遊客當作紀念品帶走。‘許多人還想把元首的一些火種帶回家去’。導遊們解釋說。”聶文-杜·蒙特認為他們的導遊解說方式集宣傳造勢與“你瞧，這就是希特勒的牙刷”類型的嘩眾取寵於一體。
有些聽眾對導遊同情納粹的立場表示反感，包括一些懂德語的外國遊客。另外一些遊客則壯了膽。有位上了年紀的德國人，誤以為正在秘密調查的記者是位觀點一致的同胞，同意在他從別墅廢墟中取一塊東西當作小小紀念品時給他拍一張照片，同時還解釋說：“我仍然忠於元首。我們再也不會擁有那麽美好偉大的時代了。”聶文-杜·蒙特後來看到他在許多出售紀念品的亭子當中選定一個，買了一些照片和一張“上薩爾茨堡今與昔”主題畫作。記者進一步報道說，他們還向遊客出售參觀遊覽地堡禁區的門票，地堡的牆壁上不僅潦草地寫有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名字，還畫著納粹黨徽、黨衛軍標語符號，比如“黨衛軍萬歲！”“向我們偉大元首致敬！”等語句，明確反映出塗鴉者的政治立場。最後，報道文章還配發了一張照片，展示一個飾有貝格霍夫別墅圖案和花卉圖案的手帕。這種花俏俗氣的商品甚至連戈培爾也要千方百計地加以取締。聶文-杜·蒙特由此得出結論，上薩爾茨堡剛剛興起的希特勒旅遊熱具有多方麵的危險性：導遊和遊客會勸說易受影響的年輕一代改變政治信仰，鼓勵民族主義朝聖活動，以感傷態度對待恐怖活動，損害巴伐利亞的國際聲譽和旅遊業。他敦促當局進行幹預，並且問道：“這種特殊類型的旅遊業是否對巴伐利亞州有益？”
聶文-杜·蒙特的報道文章還刊登在很有影響的《南德意誌報》上，使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們大為震怒。在納粹執政期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曾經被關押在集中營裏，或者被迫流亡國外。社會民主黨人、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威廉·霍格納讀完報道文章後，給貝希特斯加登地區行政官員寫信（標注日期為7月12日），要求核實上薩爾茨堡的納粹活動，並表示如果聶文-杜·蒙特報道的情況屬實，“就應該把整個區域圈起來，留給岩羚羊和北山羊”。盡管這一想法聽上去令人滿意，但是讓山羊取代不思悔改的納粹分子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把廢墟封閉起來，不允許朝聖者進入，也許可以保留它們，像1945年那樣有效地把遺址列為禁區。為解決眼前的問題，當地政府下令將上薩爾茨堡那裏的地堡用圍牆圍起來，通往鷹巢的道路禁止汽車通行，把導遊從廢墟上趕走，將紀念品統統沒收。8月2日，霍格納同一些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實地考察了別墅遺址，然後和該地區代表們協商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實地考察過的大部分政治家讚成在上薩爾茨堡徹底清除納粹建築，包括鷹巢。當地發言人則致力於保留鷹巢；有人認為鷹巢是無可指責的建築（希特勒本人很少去那裏，而且它不同於希特勒的住宅）。他們希望前往那座樓閣式建築親自體驗一下那裏的迷人風光，具體認識一下拆除鷹巢可能遇到的技術難題有助於改變內閣成員們的看法。
政治家們進行實地考察後的第二天，當地一家保守報紙《貝希特斯加登廣告商報》（老板是前納粹黨成員）就“獨斷”處理上薩爾茨堡未來的行為在讀者當中搞了一次民意調查。這家報紙認為，上薩爾茨堡的未來應該由最受影響的那些人——當地居民來決定。該報聲稱，在收到的300份調查回複答卷中大多數反對消除納粹廢墟，或者鏟除留下來的納粹建設。該報自稱從收到的300份調查問卷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回複刊印出來。一位被稱為“家庭婦女”的調查對象問道：“難道民主就是這樣嗎？就像1933年那時候少數人說了算？”一位“職員”身份的調查對象認為，在資源匱乏的地區這樣的措施是一種經濟浪費，建議循環利用廢墟材料在當地建房。他補充說，毀掉鷹巢完全是“荒誕不經”；如果想要避免通過納粹建築紀念納粹政權，那麽由此推論，政府應該把納粹修建的高速公路也挖掉。一位“精密工程師”認為，戰爭已經毀壞很多，用於拆除納粹建築的資金最好用來修繕可利用的建築，緩解戰後出現的住房擁擠現象。另一位讀者問道：為什麽要反對保留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呢？其他國家已經把曆史上“最大政治犯”紀念碑保留下來了。他心目中的那些“最大政治犯”指的是拿破侖、羅馬皇帝尼祿和突厥征服者帖木兒。有位“雇員”表示，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那座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的夏日行宮已被奧地利政府改造成為宮殿式大酒店，吸引著國外高檔賓客，為國家賺取了所需外匯，把前政權遺產變成了有益於人民的事情。有位自稱“傳教士”的讀者建議把貝格霍夫別墅遺址封鎖起來，不讓遊客進入，再把一麵條幅橫掛在那扇巨窗留下的空當前麵，上麵寫著“世界榮耀就這樣消逝了”，提醒政治家們他們的說教和計劃轉瞬即逝。他還警告說，如果要防止上薩爾茨堡變成法西斯朝聖之地，在清除納粹廢墟的同時，必須為從帝國各地流落到貝希特斯加登的那些一無所有的德國人創造就業機會，修建住房。如果僅僅鏟除災難重重的過去遺留下來的痕跡而又不能創造新生活，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另一位讀者認為，那些通俗小報上刊登的有關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的無窮無盡報道在宣傳法西斯方麵超過了任何廢墟。
1951年上薩爾茨堡仍歸美軍管轄，德國官員們就遺址處理問題谘詢了美國駐巴伐利亞土地問題高級專員喬治·舒施特。8月6日，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主席瓦爾德馬爾·馮·科諾林根宣布政府內閣決定拆除貝格霍夫別墅及其周邊廢墟，就地種植樹木和青草。科諾林根解釋說，德國國內保留下的大量納粹廢墟足以說明納粹政權遺產遺址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沒有任何理由保留上薩爾茨堡廢墟使其成為培養新納粹的紀念碑。不過科諾林根說明不拆除鷹巢，要把它留下來，讓後代永遠記住納粹政權不承擔社會責任，在掠奪民眾的同時大建空中城堡。11月，考慮到貝希特斯加登當地居民的強烈呼籲，美國高級專員正式加大拆除計劃力度，使之成為將上薩爾茨堡房地產（鮑曼官邸、戈林官邸、黨衛軍兵營和貝格霍夫別墅）歸還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具體措施，即“徹底鏟除那些建築物，清除那些能夠顯示其具體所在位置的全部建築證據”。這樣美國當局就對已經忽略多年的一個責任做出了最終裁決。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美國陸軍於1947年要拆除那些納粹遺跡時，他們遭到了美國勞軍特別服務隊的阻攔，因為後者通過收取遺跡參觀門票賺了很多錢。
在8月宣布拆除納粹廢墟之後的幾個月裏，《廣告商報》大力開展遊說鼓動活動，反對拆除廢墟，列舉出多條保留廢墟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是強調其旅遊觀光價值——可以為當地賺取外匯。遊客人數似乎支持這一要求：從1951年7月到10月，來上薩爾茨堡廢墟參觀遊覽的遊客人數共計136560人，其中80%來自德國境外。社會民主黨認為是自然美景把遊客吸引到大山裏來了。《廣告商報》則堅持說遊客來到此處是為了參觀廢墟，並且向美國媒體尋求證據。例如，該報終於從《丹佛郵報》找到了一篇文章，證實貝希特斯加登的納粹廢墟是吸引外國遊客的主要旅遊景點。8月中旬該報還引用了不久前新聞媒體刊發的一篇有關一位“著名美國大酒店老版”的報道，說這位老板提出要買下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將其運到落基山山區經營的一家大酒店那裏，然後予以重建。那篇報道暗示，如果一位資本家尚且把貝格霍夫別墅廢墟視為發展旅遊業的金礦，並提出要在美國西部建立一個希特勒主題公園，那麽如果巴伐利亞人失去了由本地原有曆史遺跡帶來的經濟機遇，那將是愚蠢的行為。
與此同時，一家持有相反觀點的報紙《東南信使報》——總部設在鄰近的巴德-雷森霍爾鎮，由社會民主黨人約瑟夫·菲爾德這位“老牌的達豪集中營囚徒”坐鎮領導——堅持正視納粹的過去以及再次出現的同情法西斯傾向，從而招至該地區的保守派的不滿。為了反駁《廣告商報》聲稱當地所有居民都希望保留廢墟的言論，這位《信使報》負責人也讓擁護拆除納粹廢墟的人士在報上發表意見。菲爾德讚成本黨將廢墟視為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社會民主黨駐巴伐利亞議會代表賽普·齊恩在11月發表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拆除納粹廢墟的決定是由民主選出的代表們集體做出的，他們對公共利益的考慮超越了上薩爾茨堡售貨亭主人的個人利益。他認為隨著聯邦德國力圖在世界麵前取得合法地位，比當地商人利益更重要的一些大問題迫在眉睫。
對於許多聯邦德國民眾而言，在戰後尋求某種形式的正常化狀態涉及有選擇地保持對第三帝國的記憶。正如曆史學家們大量記載的那樣，雖然有些地方在1950年以前修建一些受害者紀念碑，但是在更大範圍內真誠地對待國家所犯罪行這樣一個心願足足用了數十年的時間才得以顯露。1968年，年輕一代對曆史遺忘症表示反抗，促進了探討納粹遺產，尤其是探討父母那一代人參與大屠殺方麵的公開透明度。直到1989年冷戰結束後，上述兩個問題才得到充分認識。在德國長期以來拒不補償也不紀念受害者苦難的情況下，上薩爾茨堡非常引人注目，很早就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直接正視保存納粹遺跡這樣一個問題。但這是否可以解釋為認真反思過去值得懷疑。山中遺跡同納粹政權的當權者們有關，同其受害者無關。讚成保留的那股勢力將其視為大體上無害之地，隻不過是一群惡棍的度假去處。在持有這種觀點的一些人當中，拆除廢墟的建議幾乎激發不出對利用實施種族滅絕政策的政權賺錢這一行為的自我批評意識，反倒使他們覺得在位於一個遙遠的州的政治家和美國占領者手裏失去了經濟自由，他們有一種受害的感覺。相反，那些讚成拆除納粹廢墟的人將上薩爾茨堡山視為充滿個人崇拜力量的地方，這體現在希特勒別墅所具有的那種危險吸引力上。他們在力圖清除上薩爾茨堡山吸引過來的法西斯“細胞”的同時，同樣關注努力保護巴伐利亞作為一個民主改革州的形象。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小心翼翼地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個地區對希特勒的同情支持在多大範圍內仍然存在。而這並沒有妨礙讚成保留納粹廢墟的那些人認為，過於關注那幾個壞人給整個地區居民臉上都抹了黑。因此關於如何處理納粹廢墟的討論，與其說重點在於尊重紀念以往的受害者，對過去的罪孽負責，倒不如說重點在於捍衛當前利益。雙方調動大批力量對納粹廢墟的解釋針鋒相對，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在科諾林根宣布有關決定後數周時間內，問題變得如此牽動人的情感，《廣告商報》同《信使報》之間有關“上薩爾茨堡問題”的爭論離開各自報紙版麵，進入了當地的啤酒館裏。日益加劇的緊張氣氛和雙方陣營的論辯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使人想起30年前發生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宣傳鼓動活動。美國作家保羅·莫爾在寫給《哈潑斯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報紙之間的唇槍舌劍如何演變成了呐喊競賽：《廣告商報》9月7日當期頭版上刊登的一篇七欄社論，明確否認貝希特斯加登存在著新納粹勢力。第二天在一次公開集會上，反對派報紙《信使報》的菲爾德先生指責《廣告商報》發表的上述言論。到了晚上，一聲“真正唯一的罪犯是猶太人！”的呐喊響徹雲霄。隨即局麵失控，一時人聲鼎沸，陣腳大亂。當月晚些時候，社會民主黨召開大會召集支持力量，沒承想出現了數百名激烈反對者，晚上又慘敗收場。
到了10月份，莫爾繼續寫道，社會民主黨非常焦慮，甚至舉辦了一場科諾林根同海因茨·艾裏希·克勞斯之間的辯論會。克勞斯以其筆名海克·勞聞名遐邇，是一名來自奧地利的年輕人，當時在編輯一本納粹地下月刊《德國來信》並任該刊撰稿人。此人一直在當地大會上聚眾鬧事。10月26日，貝希特斯加登火車站（一個大型的第三帝國建築）擁擠不堪的餐館裏，老練的政治家、社會民主黨最優秀的演講家科諾林根向人群呼籲放棄仇恨，客觀評價目前麵臨的各種問題。克勞斯隨後登上演講台，采取不同的方式，對在場的聽眾進行侮辱挑釁。他質問科諾林根，多虧希特勒他才有了現在的地位，為什麽還要指責希特勒（科諾林根年輕時即有雄辯之才，因批評希特勒被迫於1933年逃亡外地，過了12年的流亡生活，為抵抗力量效力）。當天夜裏，克勞斯在警察的保護下被送出室外。據莫爾披露，這樣的聚會“第一次公開證明社會民主黨成員所說的有關這裏存在著納粹複興現象的言論也許有一定道理”。反對拆除納粹廢墟的那些人本希望抗議活動能加強他們的力量，但是他們無意當中引起媒體對這一地區的關注，這反而更堅定了內閣成員拆除納粹廢墟的決心，使他們下令在11月中旬開始動工。
戈林和鮑曼被盟軍炸毀的官邸被列入第一批拆除的廢墟。莫爾於1951年冬季來到上薩爾茨堡時注意到廢墟旁邊停了幾輛卡車，有些人正在往卡車裏鏟裝碎石磚。“以這樣的方式拆除擁有一段顯赫曆史的建築顯得有些虎頭蛇尾，”莫爾寫道，“然而實際情況是大部分廢墟極不結實穩定，不需要爆破。隻要把它們推倒，撿起來裝車運走就行了。”在此之前進行的有關爭論中，雙方考慮到廢墟結構上的潛在危險狀況，政府不得不花費一大筆公共資金對遊客安全負責。很難想象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在努力克服災難性的世界大戰造成的劫難、努力醫治殘存的法西斯創傷的同時，還能同意花費資金來維護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遺留下來的舊居廢墟。無論如何，那些廢墟已經嚴重破敗，有人甚至質疑是否還能把它們保存下來。美國國務院官員艾弗裏特·舒寧對莫爾說：“那些廢墟必須拆除……成千上萬遊客在那裏爬上爬下很不安全——在空襲中沒有被炸毀的部分非常不穩定，搖搖欲墜。”
為了給納稅人節省清理廢墟的費用，巴伐利亞政府把回收廢墟建材的權力賣給了當地一家建築公司，並附加了一個嚴格條件：不許把回收的任何材料當作紀念品轉售出去。除了處理廢墟以外，這家公司還同意拆除與納粹政權有關的大量建築，包括希特勒曾在其中撰寫《我的奮鬥》第二卷的“奮鬥木屋”。所有這些工程必須於1952年5月完工。隨後要在原址上重新植樹綠化，總費用約為10萬德國馬克。由於擔心新納粹分子抗議，霍格納在拆除現場布置了30名警察，以“保衛民主成果”。冬季停工，第二年春季繼續開工。到4月末，工作人員幾乎已將貝格霍夫別墅遺址拆除完畢。最後要拆除的就是別墅正麵大牆，那裏曾經矗立著麵對翁特斯伯格的那扇巨窗。毫無疑問，它也是整個別墅最具象征意義的部分。4月30日在希特勒自殺七周年，幾乎與希特勒當年自殺同一時刻，貝格霍夫別墅剩餘牆體被爆破拆除。當時曾詳細記錄了整個過程的《貝希特斯加登廣告商報》抱怨道，在離爆破拆牆僅僅還有兩小時的時候才發布有關消息。該報記者匆匆趕往別墅遺址，發現一小群美國官員和巴伐利亞政府代表早已聚集那裏觀看爆破。為了再現這次國家級爆破行動，記者把別墅廢墟的最後時刻分分秒秒地記錄下來，直到下午5點5分炸藥引爆，“隻見一團褐色的煙塵籠罩在爆炸現場上空，持續了幾分鍾”。爆炸現場隨後由美國和德國政府官員負責進行了複查。貝格霍夫別墅正麵牆體爆破拆除的照片在全世界發布，對於許多觀者而言一定有著宣泄情感的作用。正如《生活》雜誌所說的那樣，“希特勒時代及其結局在貝格霍夫別墅那裏得到了印證”。為了紀念這次爆拆行動，《生活》雜誌以今昔對比的形式刊發了一組貝格霍夫別墅照片，使人回想起別墅當年盛況與今日消亡的結局。曾經大量報道過貝格霍夫別墅的《紐約時報》指出：“希特勒那焦躁不安的鬼魂不得不另外再尋找一個出沒之處了。”
如果說希特勒的鬼魂在貝格霍夫別墅遺址被爆炸拆除以後出走別處，遊客們卻仍然故我，照來不誤。使當地商人感到高興的是，在上薩爾茨堡納粹廢墟有爭議地被拆除之後幾十年裏，遊客人數一直穩步增長。盡管美國拆除搬運協議規定所有納粹建築痕跡一律消除，但是負責拆除廢墟的那家建築公司還是留下了地基與其他地下結構，包括希特勒的車庫。這些留下來的建築部分，連同龐大的地堡和鷹巢（後作為餐館重新對外開放）一起吸引著具有曆史好奇心的遊客來到這個地方觀光旅遊。前往上薩爾茨堡的車輛人流絡繹不絕，原打算在被清理完畢的廢墟原址上種草綠化以掩蓋納粹建築痕跡的計劃也受到影響。即使在大部分建築結構消失之後，貝格霍夫別墅廢墟仍然是德國無須廣告宣傳的最大旅遊景點，吸引著數十萬遊客前來觀光。1962年，德國《明鏡》記者彼得·布魯格把卸客的公共汽車以及在廢墟地基上沉思不語的人群比作龐貝古城旅遊盛況的再現。
納粹廢墟被拆除後，有關上薩爾茨堡的報道大幅度減少，但是接下來的40年裏，德國媒體與國外媒體偶爾刊發的有關報道提醒人們：對曆史的記憶以及曆史遺址問題並不會隨著貝格霍夫別墅廢墟的爆炸拆除而隨之消失。除了遊客以外，有些納粹同情支持者也來到別墅廢墟原址上，留下了他們頑固存在的身影。隨著新納粹主義日益被視為一種全球現象，這些納粹朝聖者不再僅限於德國人。布魯格曾經記敘道，他一到達上薩爾茨堡就走進希特勒的車庫，看到牆上用英語寫著“希特勒是對的”這句話。這可能是某位外國遊客帶著一罐事先準備好的油漆來到此處塗寫的。
但是布魯格對於上薩爾茨堡地麵上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尤其是那裏仍然缺乏一種對納粹遺跡進行批判性理解的大環境。有關上薩爾茨堡那段納粹統治時期的嚴肅曆史研究比較缺乏，再加上當地優美的自然風光，使昔日那段曆史有待重新挖掘。遊客們在鷹巢露天平台上喝著豪夫啤酒，陶醉在藍天和優美山景之中，很容易不知不覺地讚歎希特勒頗有審美眼光。周圍的一切是那麽賞心悅目，很難使人想起鷹巢是建立在人類痛苦之上的。無論如何，這裏明顯缺失一些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事物。
上薩爾茨堡納粹廢墟遺留下來的那部分除了鏽跡斑斑的“請勿靠近”警示牌以外，再沒有任何官方標誌。由於政府一再表示沒有留下任何可看的東西，所以也沒有官方組織的旅遊活動。但是自由職業導遊們則根據他們以為遊客想聽的內容組織旅遊活動。布魯格采訪過的一位導遊聲稱，他既不讚揚也不批評希特勒，隻是尊重事實。“我組織的旅遊必須客觀不帶偏見，”他堅持宣稱，“我不能說‘希特勒那個雜種曾經在那裏住過’，人們不想聽到這樣的話。”該地區出售紀念品的商店店主在賣貨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態度。紀念品包括那些當地推出的對山區納粹曆史作過刪節處理的圖書。圖書內容以20世紀30年代宣傳材料為基礎，重新采用了同時期拍攝的一些照片，將當年納粹在上薩爾茨堡的活動再現為有益健康、大部分同政治無關的娛樂活動。翻開這些出版物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貝格霍夫別墅露天平台上放鬆休息、戈林在結冰的水池上玩冰上溜石遊戲、愛娃·布勞恩在曬日光浴等單純的日常生活場麵。出售紀念品的攤位上還賣一些1945年以前和拆除納粹遺址之前製作的明信片、彩色幻燈片。1986年，當地社會民主黨駐巴伐利亞州議會代表彼得·庫茨抱怨說這些紀念品帶有懷舊色彩，引起不小轟動。每當有帶著明顯政治內容的材料可供銷售時，總是以脫離上下文語境的方式呈現出來。1978年，有位去上薩爾茨堡觀光的遊記作者驚訝地發現，一些店主向遊客展示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講錄音，放在平克·弗洛伊德與普拉斯提克·貝特朗的唱片旁邊。
雖然政府當局偶爾取締一些比較令人難堪的紀念品，上薩爾茨堡還是普遍可見放任自由的經營狀況。土耳其旅館老板色雷斯·帕特納利用寬鬆的經營環境招徠遊客參觀貝格霍夫別墅地堡係統。卡爾·舒施特的女兒帕特納曾經同為數不多的上薩爾茨堡原有居民一起要求歸還當年被鮑曼奪去的房地產，最終如願以償。通向地堡係統的入口先是被美國占領軍封死，後來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又被巴伐利亞當局封死。帕特納聲稱，1954年一個夢境引導她走到旅館下麵一扇被堵住的大門前麵。門一打開，她發現有一條長長的地道直通鄰近的貝格霍夫別墅下麵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地堡房間。隨後她便開始招徠遊客，從每年遊覽地堡的5萬名遊客那裏發了一筆橫財。她偶爾粉刷的地堡牆壁變成了表達親納粹和反納粹情感的塗寫畫布。1966年，為了回應“貝希特斯加登利用希特勒遺跡賺錢”的投訴，巴伐利亞財政部長下令封閉貝格霍夫別墅地堡。這一罕見的幹預行動立即成為美國各大報紙頭條新聞。然而舒施特一家人繼續向遊客售票，讓他們參觀遊覽通過其旅館可到達的地道及地堡房間。
當1995年美國陸軍宣布關閉貝希特斯加登部隊娛樂中心時，這座大山的模糊的曆史記憶再也不可被繼續忽略下去了。雖然幾十年前上薩爾茨堡山上的納粹財產已經合法地轉移給巴伐利亞州，但是美國人仍然獨占著大部分山區，經營著他們的娛樂中心。後來占地範圍又擴大到幾個鄉間小屋、一個滑雪場和一個高爾夫球場。而現在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前納粹建築，包括曾經奢華一時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後改名為沃爾克將軍酒店）、馬丁·鮑曼的實驗農場可以對所有人開放了。長期以來，德國官員認為上薩爾茨堡有美軍存在限製了新納粹的活動。他們對於用什麽來填補美軍撤離後出現的空白感到憂慮。新納粹朝聖者已經變得更加膽大妄為，在貝格霍夫別墅廢墟原址那塊樹木蔥鬱的林地上豎起了希特勒臨時祭壇。斯蒂芬·金澤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人的離去，“將使貝希特斯加登孤獨地與鬼魂廝守在一起”。
接下來有關如何處理上薩爾茨堡的爭論是在冷戰結束、德國統一的大環境中展開的。這一時期經常看到人們願意麵對國家血腥的過去，卻又把它同振興國家經濟所需要的投資對立起來。其實這兩者在針對1989年之後驟然增加的新納粹活動的鬥爭中都是必要的。當時由於缺乏有關第三帝國的教育，加上就業前景和事業提升前景黯淡，使得前民主德國一些年輕人被吸引到極端主義集團懷抱。另外，在迅猛追求新市場的過程中，人們對於曆史問題的敏感意識有時也半途消退。1991年，在拉文斯布魯克婦女集中營外（位於柏林附近前民主德國一個小鎮上）一條由奴隸勞工鋪成的鵝卵石大道上要修建一個購物中心，此事在國際上引起一片嘩然。德國政府甚感難堪，隻好中止這一建設項目。巴伐利亞財政部長庫爾特·法爾特豪澤為上薩爾茨堡再開發提出一個“雙支柱模式”：在修建一個豪華度假大酒店的同時再修建一個曆史文獻中心，讓大酒店客人和其他遊客了解山上的那段納粹曆史。法爾特豪澤這種“雙支柱模式”旨在取得一種平衡整合效果。但是一些持批評意見的人士認為，這個計劃自相矛盾，等於用一隻手紀念往事，用另一隻手把往事抹去。
正當少數貝希特斯加登居民對當局遊說要求修建某種形式的紀念碑時，另外一些人則擔心使人們關注該鎮的“褐色”過去會永遠讓該鎮受到罪惡的玷汙。“我們這裏不需要另一個達豪集中營，”貝希特斯加登鎮長魯道夫·肖普說道，“這裏沒發生過任何可怕的事情。這裏隻不過是一群強盜度假的地方。”貝希特斯加登政務會委員馬丁·賽德爾聲稱：“原則上我不反對這個提議，但是這樣一個中心應該建在柏林或者慕尼黑，不應該建在這裏。”然而曾經擔任過上述項目顧問的柏林猶太人領袖安德烈斯·納查馬強調需要提高現場曆史意義。他說上次到貝希特斯加登期間使他“感到強烈憤慨的是沒有曆史講解，隻有紀念品”。
1999年10月，在前納粹賓館地基上修建的上薩爾茨堡曆史文獻中心對外開放，有效地駁斥了上薩爾茨堡隻不過是希特勒度假之地的言論。那些精心搜尋到的展品證明上薩爾茨堡曾經是納粹權力的中心樞紐，也是納粹領導人研究策劃其罪惡活動的大本營所在地。根據收藏的史料得出的這一結論要求人們突破隻關注山中精英居民日常生活的狹隘視野，把目光放大到在整個歐洲展開的一係列曆史事件上去。文獻資料中心展出的內容也揭示出有關上薩爾茨堡的對外宣傳如何樹立起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威望，進而也有助於鞏固他的政權。最後，與土耳其旅館不受管製的觀光方式不同，文獻資料中心還組織觀眾從展品盡頭進入地堡空間，親身體驗一下躲身地堡的感覺。文獻資料中心並沒有像有一些記者擔心的那樣損害當地旅遊業，相反它自身已成為一個很大的旅遊景點，2007年，接待遊客人數突破100萬人大關。
在償還完曆史記憶欠賬之後，巴伐利亞政府又致力於忘卻曆史的建設工程，計劃在戈林官邸原址上修建一家五星級貝希特斯加登洲際度假大酒店。這家帶有礦泉浴場的五星級大酒店打出“來大山中休閑養生”的招牌，為那些一心要放鬆休閑、把煩憂拋之腦後的富有顧客提出多種休閑養生服務。不同於將納粹建築遺留部分明顯地整合在設計中的曆史文獻資料中心，洲際度假村大酒店通過具有現代藝術韻致的門麵裝飾和多曲線的表現形式，明顯地要摒棄過去的陳跡。喬納森·馬戈利斯在為《獨立報》撰寫的一篇旅遊評論中將這家五星級大酒店比作“軟件公司的科羅拉多總部”。慕尼黑著名設計師赫伯特·科施塔在設計這家大酒店時，力圖“在地球上最迷人的自然美景麵前表現人類的自信心”。在他一開始為這家擁有138個房間的大酒店設計的建築方案中，包括有向外略微擴張的兩個平行翼部，最後這兩個翼部在中間段由一個中心走廊連在一起。但是正如曆史學家提摩西·賴貝克所說的那樣：“當模型製作完成，可以清楚地看到從飛機上或者從鄰近山峰上俯視大酒店時，它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大的字母h打烙在地麵上，使人很不舒服地想起山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位原有居民。”於是科施塔修改了設計方案，使大酒店兩翼向內傾移，然後在北端將兩者連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現在的馬蹄形狀。設計過程表明，現代主義絕非是針對納粹建築或其在大地上造成的“審美汙染”的簡單矯正方法。
2005年3月1日大酒店開業時，它已經麵臨鋪天蓋地的負麵新聞報道。大部分批評意見來自德國國內，但是英語媒體也一直表示強烈不滿，主要原因是總部設在倫敦的六洲酒店集團（擁有洲際與其他酒店品牌）也參與進來。2002年9月，英國通俗報紙《太陽報》以其典型的挑釁口吻，將貝希特斯加登五星級大酒店戲稱為“希特勒-希爾頓大酒店”。米切爾·西蒙斯隨後不久在《每日快報》上撰文指出，“人們遊覽具有曆史意義的地方沒有錯，但是他們不應該在那裏度假，你們也不應該靠它賺錢”。他對六洲酒店集團董事們提出了如下要求：“不要再忸怩作態，幹脆開連鎖店吧。華沙猶太人區皇冠假日大酒店，奧斯維辛假日大酒店，特雷布林卡洲際大酒店——你懂的。”巴伐利亞財政部長法爾特豪澤承認大酒店坐落在非常敏感的地點上，但是他堅持認為應該恢複上薩爾茨堡作為旅遊勝地的本來麵目，就像希特勒來到之前那樣。問題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還能恢複正常狀態嗎？對於許多湧入貝希特斯加登要對大酒店做一番品評的新聞記者來說，這是他們在心裏要問的一個最重要問題。作家、《衛報》撰稿人艾安·布魯馬沉思著說：“在養生保健大酒店坐在舒適的椅子裏，手裏拿著一杯上好的葡萄酒，欣賞著希特勒看過的景色，這是一種瀆聖行為，難道不是嗎？”
五星級大酒店的管理層充分意識到酒店必須渡過的難關，時刻警惕防備著可能出現的各種麻木不仁和危險情況。大酒店來自不同國家的雇員全都經過警方背景調查，並且簽了一份表示支持德國民主理想的聲明。他們也受訓了解該地區的納粹曆史，學習如何應對別人的詢問，引導客人參觀附近的文獻資料中心。在每個房間的床頭桌上不僅擺放著一本基甸國際贈送的《聖經》，而且還擺放著一本厚達800頁毫無保留的展覽目錄《致命烏托邦》。新聞記者麥克斯·戴維於2005年3月在大酒店逗留期間，泡完礦泉浴後在房間裏拿起展覽目錄開始閱讀，“我從小酒櫃裏倒出一杯啤酒一邊小口喝著，一邊翻看書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黑白照片，那半小時過得可不舒服”。（其他客人也發現這種書讀起來讓人心神不安，於是後來這種書就被轉移到酒店圖書館去了。）除了采取上述措施以外，大酒店還努力防範新納粹團體預訂房間召開大會的可能性，通過定價措施把那些“對社會不滿的無業青年”擠出市場。作為另一項預防措施，大酒店在開業第一年裏拒絕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的所有預訂房間要求，收入損失達一萬歐元。大酒店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巴伐利亞州政府通過巴伐利亞州立銀行給予資金支持，並參與管理這個項目。洲際大酒店連鎖集團隻提供品牌及預訂係統。這樣的安排方式使大酒店獲得了極大自由，也使巴伐利亞納稅人背負償債義務。當大酒店客房不能住滿客人時，納稅人就要承擔巨額虧損。在巴伐利亞州政府因其上薩爾茨堡再開發計劃所遭到的諸多批評中，財務上的不負責任做法也成為眾矢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曆史遺跡和自然景觀的消失成為最具爭議的問題。在1995年至2008年期間，巴伐利亞州政府在恢複上薩爾茨堡的旅遊娛樂中心的過程中采取了炸山平地的措施。曾經坐落著戈林官邸的那座小山在第三帝國時期正式名稱為阿道夫·希特勒山。1945年5月5日，美國第3步兵師把星條旗插在了那座小山上。為了騰出更多平地修建大酒店，此山也被鏟平，致使巴伐利亞州政府被指責參與“虐待大自然”，使人想起了納粹政權。建築承包商也幾乎鏟除了山中遺留的所有可見的納粹政權曆史遺跡，隻保留鷹巢和其他幾個建築物。大規模毀掉巴伐利亞州政府自己曾經宣布的具有曆史意義的建築結構，在德國內外激起了憤怒抗議。在拆除貝格霍夫別墅附近那座希特勒曾經存放建築模型的房屋地下室時，賴貝克就在現場。他描述了挖掘機如何猛烈撞擊牆體，全然不顧室內文物的情形。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米切爾·弗萊德曼反對用新建築替代曆史遺址，因為這樣掩蓋了山上實際出現過的曆史真相。例如，以前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已成為停車場，黨衛軍兵營遺址已改造成酒店客人練習駕駛技術的賽格威代步車跑道。巴伐利亞綠黨領袖約瑟夫·杜爾認為，那些曆史遺址對於民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他譴責保守的巴伐利亞政府“要把納粹的過去盡可能地抹掉”。另外一些人士認為，隨著納粹時代最後那代人的去世，納粹建築就成了同那段曆史相關的唯一物證。
作為肅清納粹在山中遺留痕跡的行動計劃的組成部分，1995年，希特勒的車庫以及上麵的露天平台均被鏟除，使巴伐利亞州耗費了巨額資金。在當時計劃建造的文獻資料中心附近殘留著一個新的納粹朝聖之地，不僅存在著破壞活動危害（中心在建過程中曾被抹上納粹塗鴉文字圖案），而且對於國際公共關係也存在著潛在危害。1999年，由於偶然發現了一批迷宮似的地下房間，導致貝格霍夫別墅地下室一部分被拆除。當時政府下令毀掉材料，從遺址上清除所有瓦礫。如今一麵殘留的牆壁和微小地基痕跡就是貝格霍夫別墅僅存的可見物證。然而盡管采取了上述措施，遺址仍繼續吸引著希特勒的一些忠實信徒。不過自文獻資料中心對外開放以來，前來朝聖的希特勒忠實信徒數量明顯減少。希特勒車庫被拆除以後，他們把納粹黨衛軍標誌刻在1952年拆除別墅廢墟種下的參天大樹上，以顯示他們的存在。這些黨衛軍標誌被發現之後，或者扒去樹皮，或者把整棵大樹伐倒。賴貝克和當地曆史學家弗洛連·貝艾爾認為，那一片原址樹木蔥鬱，瓦礫上長滿青苔，很容易使人產生浪漫化的想象；消除原址神秘感的最佳方式就是將之揭示在眾目睽睽之下：“還廢墟曆史真相有助於消除當前圍繞在這片遺址四周的個人崇拜光環。”2008年，自從盟軍於1945年到達貝格霍夫別墅並以勝利者姿態宣布對其擁有所有權以來，首次豎起了一個指示牌標明希特勒別墅的原有方位。指示牌用英語和德語介紹的別墅簡史對於將別墅視為私家生活之地的簡單看法提出了質疑：“希特勒大權在握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這裏度過。重要的政治會談和談判也是在這裏舉行的。此外在這裏還做出過各種鋒芒畢露的決策，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種種大災難和大屠殺，造成數百萬人喪生。”那些有興趣欲知詳情的客人可在箭頭的引導下參觀遊覽文獻資料中心。在指示牌德語那一側“大屠殺”這個詞剛剛重新刷上去，因為此前被劃掉了。
如果巴伐利亞州政府認為采取上述行動就會遏製貝格霍夫別墅遺址產生的毒害作用，那麽當他們得知其真身痕跡以預想不到的方式令人難堪地再現人世時，簡直驚訝得如雷轟頂。2010年，巴伐利亞曆史遺址保護局（該局曾因山上曆史遺址被毀掉遭到猛烈抨擊）發言人理查德·尼米克披露，1995年從貝格霍夫別墅露天平台上拆下來的紅色大理石板在魏格納舍小教堂被用來鋪設地麵。這是座1977年在巴德雷申霍爾修建的路邊天主教小教堂。雖然政府下令消除原有遺址的一切殘留痕跡，但是以這樣方式循環利用建材的事情時有發生。遊客、當地居民和參與清理遺址的工作人員都曾將拆下的建材和紀念品偷偷帶走。小教堂建築師、州建築管理機構負責人馬提亞·弗瓦格納承認，由於他舍不得毀掉石板就保留了一些，因為那些石板工藝精湛，還有實際用途。石板裝上卡車後被運送到管理機構的建材大院裏。兩年後鋪設小教堂地麵時，保留下來的石板既方便使用，又不花一分錢。
就在尼米克披露紅色大理石板去向之後不久，曆史學家賴貝克和貝艾爾在《紐約時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有關石板重新利用的報道：
小教堂建築師馬提亞·弗瓦格納申辯說，他的設計方案對希特勒時代的石磚工藝進行了明確的處理使用。弗瓦格納介紹說，他將紅色大理石板布置成十字架形狀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它們是由猶太人奴隸勞工開采的，必須通過苦難與挽救的這一象征來“贖罪”。他還安裝了一個玻璃天花板，讓它像聖靈一樣“飄浮”在石板之上。“我的想法是那些石板需要得到淨化，變得聖潔。”弗瓦格納如是說。他還表示，他將這座路邊小教堂視為“心懷惡意”的人可以停下來洗心革麵的地方。
在後來的采訪中，弗瓦格納指出，從貝格霍夫別墅上拆下來的建材已經用在了當地許多民用和公用建築上，“你在本地區幾乎找不出一個家裏沒有保存著上薩爾茨堡石料和圓柱的石匠”。
賴貝克和貝艾爾在兩大國際報紙上披露的情況，進一步引起媒體批評巴伐利亞政府對上薩爾茨堡納粹遺址處理不當。有些爭論的重點同賴貝克和貝艾爾的披露行為有關。一些論者認為，他們披露的情況為惱人醜聞提供了報料。相反，《明鏡》則讚成“認真清算解決一下希特勒大理石板”這件事情，因為那些石料具有很高的象征價值。元首曾在那著名的露天平台上拍下了與兒童嬉戲的照片，拍下了招待納粹黨高官（比如希姆萊和戈培爾）的照片。有些當地居民要求拆除那座小教堂，並抱怨說“許多留著光頭，身穿皮夾克衫的‘朝聖者’在那裏留下了稱頌希特勒的字條，點燃蠟燭紀念希特勒”；在房頂木梁上還出現了一個小型的納粹黨徽雕刻圖案。弗瓦格納後來說那些石板可能來自普拉塔霍夫酒店，而不是來自貝格霍夫別墅，不過他也不能肯定。無論真實情況如何，有關循環利用“被玷汙”建材的爭論表明，巴伐利亞州有關機構原本負有將希特勒的鬼魂從該地區驅逐出去的使命，由於其工作缺乏透明度，實際上反倒使希特勒的鬼魂留存下來。尼米克披露石料去向已使新聞媒體密切關注小教堂可能被玷汙的地基，密切關注到他所在的機構為更好保護上薩爾茨堡為數不多的曆史遺址（包括貝格霍夫別墅遺址）而麵臨的更大壓力。賴貝克和貝艾爾稱讚尼米克在提倡公共問責製這方麵邁出了第一步。
戰後貝格霍夫別墅的曆史動蕩不安，先後涉及啤酒館爭鬥、警方布置警戒線、爆炸拆除廢墟、重新植樹綠化、新納粹團體以及政治醜聞，而位於攝政廣場上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則冷冷清清，似乎顯得有些虎頭蛇尾。直到1946年，公寓大樓還被美國武裝力量占用著。那一年巴伐利亞州資產管理與歸還辦公室（負責管理被盟軍收繳的第三帝國財產並歸還德國當局，處理納粹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權要求）接管了公寓大樓。1969年又被交通違規管理局接管。自1998年起，整幢公寓大樓一直被警察占用。警察的占用確保了大樓的安全，震懾了新納粹朝聖者、紀念品淘寶者以及尋釁滋事者。隻有一樓那些住過希特勒黨衛軍衛隊的房間正常對公共開放。凡走進房間者都會看到原有室內那種飄逸飛動、多曲線的新藝術裝飾風格（始於20世紀初期）。不是前來找警方辦事的外來人員不得在此停留，因為這裏是警察局，不是博物館。希望參觀希特勒公寓的請求一律遭到禮貌而堅定的拒絕。
毫無疑問，公寓仍然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建築意義。一進入明亮的開放式門廳，看到戈爾迪·特魯斯特改造裝修的實際效果，我們就會明白同大樓裏其他套房相比，這套公寓曾經顯得多麽有現代情調；其實現在也仍然如此。這也使我們認識到李·米勒公開發表的那些照片給人一種古板擁擠的空間感覺，有意回避捕捉親身體驗到的明亮或空間效果。簡而言之，如同任何建築空間的切實體驗一樣，保留下來的希特勒公寓內部裝飾效果隻能通過調整感覺方式，在脫離原有家具陳設、書麵文字甚至照片的情況下進行觀察體悟了。雖然原有家具陳設已經搬走，戰後又對一些房間進行了改動，整套公寓仍然保留完好，令人驚訝。保留下來的戈爾迪·特魯斯特的室內改造裝飾特點包括拚花地板、木門、護牆板和其他實木構件、大理石壁爐、內嵌式家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擺滿希特勒藏書的那個暗色橡木書架。希特勒曾於1938年在裏麵會晤英國首相張伯倫並與他研究《慕尼黑協定》的那間客廳現被用作會議室。藏書室書架上擺放著以當地名稱命名的伯根豪瑟警察足球隊贏得的獎杯（見彩圖12）。格力·拉巴爾和溫特爾夫婦曾經用過的房間現在用作辦公室。這些房間保留著裝飾精美的天花板和嵌入式家具。希特勒的臥室在公寓另一側，現在用作更衣室（見彩圖13），警察在那裏更衣穿上警服。
從外表來看，希特勒公寓是個空蕩蕩的實用空間。但是對於研究充滿前任房主累累罪行的第三帝國的曆史學家而言，來公寓參觀考察卻是一種令人不安的離奇體驗過程：站在希特勒曾經暖暖和和、安穩入睡的房間裏，心裏麵想著那些饑腸轆轆、瑟瑟發抖的希特勒受害者，望著英國首相張伯倫曾經坐過的角落，想一想事情可能會有怎樣不同的結局。對於在這幢公寓大樓裏工作多年的總督察哈拉爾德·弗洛恩多弗來說，攝政王大街16號裏並沒有藏匿著這樣的惡魔，它隻不過是由四壁圍起來的一個空間而已。他和手下的100名警員每天早晨來這裏上班，即使後院裏還有一個保留完好的豪華地堡。弗洛恩多弗希望人們忘記這幢大樓同希特勒的聯係，而且阻止對外宣傳這幢大樓，生怕引來新納粹分子危害社區安全。盡管人們支持他的擔憂，還是禁不住在想到秘密行動的可能性。
無可否認，自1949年以來對那幢公寓大樓的實際占用有效遏製了上薩爾茨堡所遭受的那種搗亂活動。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沒有成為權力中心，而且在第三帝國時期也沒有成為對外宣傳對象，這也使這幢公寓大樓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與貝格霍夫別墅不同，這裏除了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意大利首相墨索裏尼來訪以外，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麽政治事件。1933年以前，希特勒曾將他的公寓用作納粹黨辦公室，經常有一些戈培爾和希姆萊那樣的納粹高官前來拜訪。從警方的觀點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對公眾開放這幢大樓，因為它隻不過是一處住宅建築。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其曆史吸引力在於：從1929年至1945年，希特勒把這個地方稱為他的自己的家。另外，完好的保留狀況也使其吸引力有所增加，特別是其他同希特勒有關的遺址不是破敗不堪，就是完全消失了。這些遺址在納粹誕生地、納粹運動之都慕尼黑曾經比比皆是，但在戰後慕尼黑市興起的大力清除城市中納粹痕跡的活動中，這些遺址被一一鏟除，那段恥辱過去的記憶也隨之煙消雲散了。這樣的曆史遺址消失得越多，殘存下來的曆史遺址麵臨的壓力就越大。近年來，隨著同具體地方有關的曆史意識進一步增強，新聞記者、學者和電影製片人不斷要求把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內部空間如實記錄下來，從而增加了使之擺脫公眾注意力的難度。但是除了現有的保護方法之外還有什麽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實施尚不清楚。難道攝政王廣場16號僅僅是警察局所在地嗎？然而沒有任何人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巴伐利亞州似乎也無意急於討論這個問題。
希特勒死後由其各地故居所產生的不安定影響不僅僅局限在德國，還通過拍賣行和博物館波及其他國家。戰爭結束時，從希特勒各地故居劫掠的物品在一些國家重新出現，令人困惑不安。納粹紀念品在美國和英國可以合法出售，但是在德國、奧地利、法國和匈牙利，出售納粹紀念品屬違法行為，或者受到限製。希特勒私家生活物品受到收藏者的特別追尋，售價很高；贗品也很常見。近年來拍賣的來自攝政王廣場16號公寓和貝格霍夫別墅裏的物品包括銀器、瓷器、台布、餐巾、帶有名字首字母的床上織品、台燈、寫字台、地球儀、大理石鎮紙以及其他物品。大多數第三帝國紀念品交易都通過中間商和古董商在暗中進行，幾乎無法查到每次交易的來龍去脈。相比之下，拍賣活動在明處進行，經常引起媒體關注，引發抗議活動。抗議的人士主要是猶太人團體成員和一些幸存者。他們認為這些交易粉飾希特勒，利用死去的大屠殺受害者大發不義之財。那些想要在生活中使用希特勒的床單和魚叉的人背景複雜，動機也不盡相同。他們當中有人同情希特勒，有人是曆史愛好者，還有一些是家人被害的猶太人。有位收藏納粹軍用物品的猶太人對《紐約時報》解釋說，收藏這些物品可以有一種勝利占有的感覺：“你可能殺害過我的親人，”他說道，“但是現在我占有了你。”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物品在私人收藏者圈子以外很難見到。雖然許多博物館也收藏有這些物品，但幾乎從未公開展出過。2010年，柏林德國曆史博物館破天荒地舉辦了一次主題展覽《希特勒與德國人：國家與罪行》，旨在探討納粹政權被德國社會廣泛認可接受的原因。這是自第三帝國滅亡以來首次舉辦的大型希特勒主題展覽。策展者們不無理由地擔心由此會重新激發對這位獨裁者的崇拜之情。於是，他們拒絕展出希特勒的任何個人物品，擔心這些“文物”仍然具有危險的吸引力。凡是被視為極具吸引力的第三帝國時期物品均被遮擋起來，以免觀眾受到不宜景觀的誘惑。例如，由阿爾伯特·施佩爾設計的曾經擺放在希特勒新總理府的一個餐具櫃被單獨擺放在一個角落裏，上麵覆蓋著一層薄薄的黑色網篩。這種遮擋方法相當於給危險品套上了一個保護罩，其作用是打消觀眾的觀看念頭，使觀眾遠離不宜觀看的物品。
2012年1月，紐約曆史學會宣布即將展出該學會收藏的銀器，包括希特勒曾經擁有過的一對帶有名字首字母的刀叉餐具。這兩件扁平餐具是1939年為慶祝這位獨裁者50歲生日而專門製作的整套餐具的一部分，由一名美國軍人從貝格霍夫別墅帶走，於1946年交給了紐約曆史學會。據該學會裝飾藝術學部策展人瑪格麗特·霍弗披露，這副刀叉從未公開過，因為沒有“合適的展出環境”。這次展覽共展出該學會收藏的150件“最具審美與曆史魅力的藏品”，其開闊的文化視野誠如展覽名稱所示，《純銀製品發展曆程：紐約銀器四百年大展》。對於有猶太親屬從納粹德國逃出的霍弗女士而言，展示的那兩件扁平餐具代表著戰勝暴政，就像當年回國的美國老兵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戰利品，1945年推銷戰爭債券的列車向美國公眾展示希特勒銀質餐具一樣。
戰爭結束66年以後，在參戰那一代人大體上缺場的情況下，對戰利品的闡釋已經發生了變化。專門研究大屠殺曆史的德博拉·德沃克教授認為，在展覽中展出那兩件銀質餐具“完全沒有品位”，“純粹出於嘩眾取寵的目的”。德沃克教授認為，那副刀叉“使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惡行徑顯得微不足道了”。事實上，從事第三帝國研究的曆史學家們一直認為，從大規模集會遊行場麵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審美設計在納粹政權所具有的大眾吸引力方麵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希特勒使用過的刀叉本身的確也有要講述的“純銀製品發展曆史”，將設計、權力與暴力融為一體。德沃克教授的評論反映出紐約曆史學會未能講述出應該講述的那段曆史——未能將展品的政治背景同紐約聯係在一起。希特勒使用的那兩件扁平餐具在一個名為“優雅進餐”的展位上展出。這個展位主要展出同美國進餐習俗有關的物品。展覽內容有些不協調，展品目錄說明主要涉及那兩件銀質餐具的設計風格以及被美國大兵發現的過程，並沒有把貝希特斯加登進餐習俗同紐約進餐習俗聯係起來加以評論。一個比較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是探討一下希特勒私家生活對戰前美國讀者和觀眾所具有的吸引力，因為正是這一點才使得他們對於美國大兵從德國帶回來的戰利品分外著迷。那時《紐約時報》發表了一些有關貝格霍夫別墅生活的吹捧性文章（其他很有威望的報刊也是如此），使讀者對於元首優雅的生活細節和愛吃醋栗餡餅的飲食習慣分外著迷。借助於這一點，可以深入探討擺放在玻璃展櫃中的展品同曾經為美國讀者觀眾樹立的那位獨裁者形象之間的關係。然而，盡管希特勒使用過的刀叉已從收藏之處公開現身，但是它們同美國名人新聞的關聯仍然秘而不宣。
2003年11月，發表在英國《衛報》上的一篇文章揭露英國媒體不願意調查自己當年同其他媒體串通一氣，通過吹捧美化戰前希特勒私家生活為希特勒打造個人魅力形象的行為。《衛報》記者西蒙·瓦爾德曼回憶說，那年初春的一個晚上，他的嶽父自豪地拿出了一件傳家寶——1938年11月版《家居與園藝》雜誌，向他展示一篇有關他父親設計的現代風格平房的特寫報道。瓦爾德曼在翻閱那本雜誌時發現了《希特勒山中家園》一文，那是艾格納修斯·裴瑞撰寫的瓦氏小木屋專訪報道。瓦爾德曼驚訝地看到英國室內裝飾雜誌居然像時髦設計雜誌一樣刊登有關希特勒的報道文章，於是便對文章進行掃描處理，將它上傳到他的個人網站上。出乎他的預料，介紹希特勒的私家生活那幾頁內容吸引了全世界數萬讀者，於是他便給那家雜誌編輯伊索貝爾·麥肯茲-普萊斯寫信，詢問是否可以為他提供有關那篇文章的更多信息。那位女編輯聲稱瓦爾德曼侵犯了該雜誌文字與圖像版權，迫使他刪除了網站上的掃描圖文內容。
隨後瓦爾德曼把他與女編輯之間的通信內容上傳到網站上，引起讀者的更大興趣。在由此引發的在線討論中，裴瑞的真實姓名得到確認：威廉·喬治·菲茨傑拉德。但是其他信息一概不明。當時人們並不知道文章作者一直同情支持希特勒的信念，他有可能從未到過瓦氏小木屋，隻是根據納粹宣傳材料拚湊成一篇獻媚吹捧性的文章。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史學家對瓦爾德說，那篇文章配發的照片實際上是希特勒的禦用攝影師海因裏希·霍夫曼拍攝的，其版權並非歸《家居與園藝》雜誌所有。後來瓦爾德曼又將照片上傳到個人網站，但是沒有上傳那篇文章。報道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那篇文章受到封查的消息被各大新聞網站披露，而且還進一步由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戴維·s.維曼大屠殺研究所在國際上廣泛報道。該研究所組織70名大屠殺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簽名請願，要求擁有《家居與園藝》雜誌的ipc傳媒公司（英國最大的傳媒集團）“正視過去”，將那篇文章公之於眾。出版商態度緩和下來，承認無法確定版權歸屬，並不反對複製那篇文章。維曼對此回複感到不滿意，堅持要求ipc傳媒公司就當年把希特勒描述為“園藝家和美食家”、樹立希特勒正麵形象一事負起責任。當時希特勒的國家正在公開殘害猶太人。在同維曼研究所經過一番討論之後，ipc傳媒公司發表一份聲明，承認對於《家居與園藝》雜誌在20世紀30年代受到納粹宣傳欺騙感到非常震驚。另外ipc傳媒公司還指出，“世界上大部分新聞媒體”都遭到過類似欺騙。
由瓦爾德曼引發的國際爭論重點是新聞人應負的責任，但是對讀者觀眾所言甚少。戰前在德國境外刊發的一個有關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報道，不僅反映出外國媒體願意傳播吹捧那位獨裁者的新聞報道，而且也說明存在著一大批熱心讀者。大體上發表納粹宣傳文章的菲茨傑拉德可以把他撰寫的東西兜售給許多媒體，其中既有探討世界事物的雜誌，也有通俗養狗雜誌，這反映出相關讀者市場需求確實很大。外國新聞界在粉飾希特勒形象方麵所起的作用必須加以認真剖析。另外一個重要環節是不要忽略全世界報刊讀者願意相信虛假掩飾之詞這樣一個事實。全世界數萬名讀者訪問瀏覽過瓦爾德曼上傳的希特勒頁麵內容。後來又把這些頁麵內容上傳到其他網站上，這說明還有許多人對這樣的內容感興趣，而且並不是所有人都抱有批判態度。《家居與園藝》雜誌上的那篇文章自重見天日以後經常被上傳到網站上，當作揭秘希特勒山中靜居隱身之地的第一手可靠報道文章來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年輕一代正再次通過那位在1938年就曾經誤導過讀者的假新聞記者了解“瓦氏小木屋裏的鄉紳”。65年以後，歪曲事實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繼續在欺騙著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