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阿爾卑斯山的誘惑納粹宣傳與深山中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揭露戰爭狂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麵 作者：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帝國總理時，《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這本書問世了。該書盛讚被希特勒稱為家園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不是柏林，而是上薩爾茨堡山區和鄰近的貝希特斯加登小鎮。在該書的想象世界裏，首都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距離大得無以複加。書中配有22幅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創作的插圖，圖中描繪了原生態的自然風光，簡樸的木屋，身穿傳統服裝的村民，溫暖舒適的室內環境，慢節奏的山區生活。由傑出的登山家、攀緣與滑雪方麵的暢銷書作家瓦爾特·施密特昆茨撰寫的後記，更增強了超越時間之地的感覺，稱那裏的巍巍群山為“永恒的基座”。該書具有明顯的藝術品質，平麵設計散發出濃鬱的民間藝術氣息，采用較厚的乳白色紙張，頗具貝希特斯加登遠近聞名的手工製作特色。長方形小開本不禁使人想起藝術家的素描本和明信片紀念冊。作為一種圖書種類，《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把遊記同宣傳融為一體，因為書中文字和插圖的中心內容就是瓦氏小木屋，而它是剛剛建立的第三帝國赫赫有名的山中宅邸。
1933年，德國還在慢慢了解這位在十年之內從默默無聞一躍成為國家領導人的人物。海因裏希·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不為人知的希特勒》探討了這位元首在不同情境下的個人經曆，包括在上薩爾茨堡的放鬆休閑時光。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則把關注的焦點縮聚在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區的私家生活上，除了帶著讀者一起領略山區風光以外，還讓讀者近距離地觀看那座瓦氏小木屋。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為讀者呈現這些景觀，因為他曾經是希特勒的鄰居。他的父親就是緊挨著瓦氏小木屋的土耳其小旅店老板。希特勒自從1923年首次逗留上薩爾茨堡以後就經常光顧那家小旅店，向那裏的客人發表演講。據施密特昆茨披露，希特勒那時給年輕的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當時他是一位登山愛好者和畫家）當導師，並鼓勵他背起行囊向東進發。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第一本書《白山黑帳篷：波斯旅途散記》出版於1932年。這位年輕人回到上薩爾茨堡以後，又萌發了再寫一本遊記的想法（這次離家更近一些）。他獲準走進瓦氏小木屋，並為幾個房間（包括最隱秘的總理臥室）畫了素描。
這本遊記一開始就描繪出貝希特斯加登峽穀和周圍高山的一係列景觀，從而使讀者將小木屋置於具體的地形地貌當中，體驗一下希特勒本人親眼所見的景物。例如，其中有幅風景插圖描繪了貝希特斯加登鎮的風光。讀者知道，當年希特勒在去往當地他經常光顧的霍施倫澤小旅店時沿途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鎮。霍施倫澤是一家風景優美的山區小旅店，離希特勒住宅大約一個小時的步行距離。舒施特-溫克爾霍夫一走進瓦氏小木屋就為插圖中的景物設定了構圖框架，使讀者覺得跟著藝術家的腳步看到了德國總理最隱秘的生活場景，就像書中插圖中從希特勒的臥室窗戶和陽台捕捉到的景物一樣（見圖44）。該書營造的親密感覺體現在好幾個方麵：此書的小幅開本（便於拿在手中），書中插圖的內容，尤其是小木屋內部的景物，還有想象中的凝視目光，通過藝術家將讀者同德國總理聯係在了一起。
圖44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描繪從瓦氏小木屋內希特勒臥室窗前看到的室外景觀。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慕尼黑出版社，1933）圖10.
也許因為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畫插圖而不是照相，所以才獲準展現小木屋內最私密的空間：樓上希特勒的臥室。這是德國讀者唯一一次有幸得以目睹這一場景。插圖說明文字隻有簡短一句“人民總理的臥室”。在插圖中我們看到了一張金屬架單人床、一個上麵擺放著台燈和一瓶鮮花的床頭櫃、一塊地毯、兩幅掛在牆上的帶框肖像畫，還有透過玻璃門看到的陽台以及對麵的巍巍群山（見圖45）。據施密特昆茨描述，帶框的肖像畫中人物是希特勒元首“敬愛的母親”和慕尼黑派著名畫家路德維希·馮·赫特裏希描繪的耶穌受難場景。上述選擇看似頗有頭腦：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地區人們幾乎想不出可以掛在一個單身漢的床頭上更合適的兩張畫了。臥室盡管極為簡樸低調，但是室內的裝飾點綴和床上擺放的又厚又舒適的羽絨被使得臥室裏並沒有一點苦行僧的感覺。臥室的簡樸感也在舒施特-溫克爾霍夫對一樓客廳的描寫當中顯得淡化了一些。這間客廳洋溢著巴伐利亞式的溫暖舒適氛圍，室內擺放著大型花磚火爐，鄉村實木家具；深凹的窗台上養著一些室內盆栽植物，另外還養了幾籠虎皮鸚鵡（見圖46）。舒施特-溫克爾霍夫似乎相當中意動物，他用了兩頁紙的篇幅再現了希特勒的狗和鳥（見圖47）。
圖45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畫《人民總理的臥室》，描繪瓦氏小木屋中的希特勒臥室。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1.
除了為我們再現小木屋裏的所見所感之外，舒施特-溫克爾霍夫還在書中畫了一頁他標注為“鄰居們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偉大鄰居’的住宅”的插圖（見圖48）。圖中描繪的是四位住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的鄰居：土耳其旅館老板卡爾·舒施特（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父親），立著一把鐵鍬，身穿一件背心，係著一件長圍裙；波登農場佃戶“波登佬豪叟”，靠趕牛車運貨為生；弗雷丁農場上了年紀的約瑟夫·拉斯普；還有當地的一位林務員。除了轉過背去的林務員以外，其餘三位鄰居都站在那裏目光直視藝術家（和讀者）。而藝術家如畫題所示，占據著希特勒住宅或希特勒本人的位置。這樣讀者就被置於同希特勒鄰居的目光交流之中，使人感覺到在“偉人”和普通鄰居之間存在著的那種密切聯係。這四位鄰居的畫像盡管各具特色，同時也體現出當地居民很接地氣的一些普遍特點。希特勒選擇與他們為鄰，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反過來又把自己作為大地之子的一些品格投射在這位“人民總理”身上。在後記中，施密特昆茨突出強調了在鄰居們、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之間存在著的不可割舍的天然聯係：“希特勒住宅深深地嵌入第二故鄉的泥土裏，帶著兄弟般的歸屬情義坐落在波登農場和弗雷丁農場之間，情深意長，無法想象沒有它的情形。鄰居們把總理視為薩爾茨堡人，當作自己人，而他就像他們一樣同這片自由的德國土地永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書中最後一頁插圖描繪的是希特勒小木屋住宅上擴建的車庫和客房（1933年5月至6月施工建成）。以這樣的方式來結束聚焦於傳統生活方式的插圖敘事，乍一看顯得有些令人吃驚。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沒有展示現代建築設備和卡車，而是描繪一頭公牛和一匹馬拉著木輪貨車，車上載滿大石頭。四周石匠和勞工手裏拿著鎬和鐵鍁，拎著水桶。看不到黑色奔馳汽車要進車庫，也看不到外地來的納粹黨客人要入住客房。書中的插圖部分就這樣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情調結束了，對於體現在這些強壯男人和動物身上的鄉村生活方式的代代相傳脈絡和優勢力量深信不疑。盡管書中承認確實有過一些改變——瓦氏小木屋的擴建恰好同希特勒掌權同時進行，因而代表著一個新的政治時代的來臨——然而上薩爾茨堡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擺脫了時間的影響，自有一番洞天。施密特昆茨堅持認為，雖然住宅有些變化，但是選擇它並把它布置裝修成棲身之家的精神依舊，不可侵犯，就像四周的巍巍群山一樣，就像草地、森林和那片土地一樣。換句話說，即使小木屋的外觀有所改變，但是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依然如故，絲毫未改。
圖46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描繪瓦氏小木屋內希特勒的起居室。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4.
圖47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再現希特勒的愛犬趴在瓦氏小木屋外的一個木牌旁歇腳時的情形。木牌上寫著：“猛犬咬人！勿進！”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4.
圖48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上麵標有說明文字“鄰居們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偉大鄰居’的住宅”。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3.
書中把希特勒同那片土地的一些永恒特點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他雖然沒有出現在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書中——藝術家登門造訪時這位“偉大鄰居”沒有在家——同時他又無處不在。施密特昆茨聲稱，希特勒同上薩爾茨堡（“在它的岸邊他那顆躁動不安的心終於拋下了錨”）之間的特殊聯係建立於1923年，當時他同“納粹黨的主要幹將和開拓者”迪特裏希·埃卡特、安東·德萊克斯勒和赫曼·伊瑟爾初次來到那裏。“在貝希特斯加登活動的那些日子，”他寫道，“把阿道夫·希特勒同那些巍巍群山，同那片土地密切聯係在一起，那裏後來便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對於希特勒而言，施密特昆茨解釋說，那片寧靜的土地連同巍巍群山和遠方奧地利的景致，絕非逃避亂世之地，而是醞釀思想並使之成熟的地方。因此，那片土地也被視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幾乎就像另一位“主要幹將和開拓者”一樣，為鋪就通向第三帝國的道路立下了汗馬功勞。
為將元首和那片土地進一步融合在一起，施密特昆茨暗示有關那些巍巍群山的神話傳說同第三帝國的興起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係。尤其是他特別強調同翁特斯伯格有關的兩個傳說。翁特斯伯格巍峨的山峰正對著希特勒住宅的正麵（後來便成為透過大廳窗戶看到的一大景觀）。第一個神話傳說（如第四章所述）講述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查理曼大帝於公元800年征服並統一了西歐和中歐廣袤的疆域，複興了西羅馬帝國的帝王傳統。據說，查理曼大帝中了魔法以後，在皇室家族的簇擁陪伴下，沉睡在翁特斯伯格深山之中。隻有當德國的宿敵大兵壓境，國家危在旦夕之時，他才會從沉睡中醒來。每當出現這種國家危情時，渡鴉便不再繞著山頭盤旋，國王的胡須增長三倍，盤繞著他坐立而睡的大理石桌。他一醒來就要發動人類最後一場殘酷的大決戰，血流成河，堆骨如山。這一傳說在德國各地流傳，經常把12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紅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說成是那位沉睡的帝王，把圖林根州的屈夫霍伊瑟說成是他的沉睡之地（在有些版本的傳說中，如前所述，也把巴巴羅薩同翁特斯伯格聯係在一起）。第二個傳說承接第一傳說，從其根源來說也有大自然特色。傳說那場決戰的地點是薩爾茨堡附近瓦爾斯村外的曠野，地處翁特斯伯格的陰影中。皇帝要把他的盾牌掛在一棵高大枯萎的老梨樹上，使之長出樹葉。在皇帝盾牌的紋章之下，施密特昆茨寫道：“德國人眾誌成城，聯合起來打敗所有敵人。越過被打敗的敵軍，德國大教堂的鍾聲將響徹千年帝國。”這最後一個潤飾的細節反映出上述德國神話傳說如何被融入了納粹黨的說辭之中，希特勒上台執政則被說成是實現了民間預言。
在將元首同阿爾卑斯山地形地貌的自然與象征力量聯係起來的造勢宣傳中，瓦氏小木屋是重要的精神歸宿。它不僅被描述為希特勒的家園，而且還被視為希特勒經常凝神眺望窗外、從大自然中汲取力量的地方。在闡發小木屋的意義時，施密特昆茨描述了從窗戶和陽台看到的景觀，增加了讀者對屋內居住者的認同感，而且還通過視線把小木屋同周圍壯麗的自然景觀聯係在一起。同時他又把關注焦點向室內移去，移到壁爐邊簡樸的舒適生活上，將中世紀帝王和最後的決戰統統丟在了室外。施密特昆茨認為是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一手操持著溫暖舒適的家。他不止一次提到她親手製作的“抹著黃油的厚麵包片”是讓希特勒和孩子們無法抗拒的美味。施密特昆茨通過描述希特勒如何在大山裏睡眠良好（與首都不同），描述愛戴元首的兒童（他們的愛戴之情得到了元首的回報），描述希特勒的忠誠愛犬，暗示著有益健康的家庭生活狀態。施密特昆茨筆下展現出的希特勒私家生活以上細節及其他細節到1933年似乎已經成為固定套式：素食主義者，不吸煙，不喝酒，由藏書體現出的文化素養，休閑時間很少，強烈的工作責任感，從大自然獲取靈感和力量，喜愛兒童，喜愛狗。20世紀30年代，以上種種優點成為納粹官方描述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關鍵內容，變化不大，其宣傳要點已經由約瑟夫·戈培爾、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海因裏希·霍夫曼在1932年確立完成。
對於施密特昆茨來說，希特勒私家生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缺乏了不起的精彩可陳之處。“希特勒的住宅，”他寫道，“憤世嫉俗者們想方設法要把它說成是豪華‘王宮’。其實它裏麵既沒有隱藏秘密，也沒有什麽值得看的東西。”但是施密特昆茨認為，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特點，吸引著朝聖者前來觀看希特勒的住宅。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為帝國總理以後不久，前往上薩爾茨堡的朝聖之旅就開始了。欣喜若狂的人群看到元首，甚至同他握手時的情景也被霍夫曼的照相機鏡頭捕捉下來，日後變成了更加有利可圖的商品。這些非常有名的照片遮掩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希特勒不在那裏居住時，人們也滿懷熱望前來觀看希特勒的住宅。瓦氏小木屋被當作象征元首其人的聖地。那些一心要同元首親密接觸的朝拜者們發現，隻要他們走進他的住宅就可以如願以償：
現在他們知道，這就是元首居住的地方，在這裏他是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他睡在樓上朝向西南的窗戶裏麵；他的寫字台在一樓的凸窗後麵；是的，那些就是帝國總理非常喜愛的德國牧羊犬！馬克，那條黑犬，性情凶猛，訓練有素，守護著主人的宅院，好像真正知道要保護的是誰。沃爾夫生性頑皮，活潑有趣。布隆達是那條毛色淺淡的母犬。前來觀看的人明察秋毫，看到了那個汩汩流淌的噴泉，噴頭雕刻得妙趣橫生；他們還看到窗前和陽台上盛開的鮮花，並且知道：從這個恰到好處的位置，元首用他那雙閃爍著欣喜神采的眼睛眺望體悟著那片宏偉壯麗的巍巍群山。對於有些旁觀者來說，也許正是這樣的深沉思緒才使他們第一次幡然醒悟，領略到那種燦爛榮耀的境界。
施密特昆茨由此斷言，前去參謁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而且朝聖之旅本身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親眼看到希特勒，而是學會像希特勒那樣看世界。施密特昆茨本人對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插圖所做的闡述解說同樣自始至終引導著讀者，提示他們觀看什麽，感悟什麽。通過引起共鳴的視角，朝聖者代表讀者進入希特勒私人的主觀世界，置身於他的家屋空間，吃著他的黃油麵包，愛著他的寵物，麵向窗外凝視那片巍巍群山，領略著它們的宏偉壯觀，汲取著它們的無窮力量。瓦氏小木屋及其純樸生活情趣不僅用文字和插圖展示出來，而且還體現在讓人感到親切的圖書版式開本上。讀者同瓦氏小木屋及其純樸生活美感的接觸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體驗，與蘇珊·桑塔格在她那篇很有影響的《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一文所分析的感受大有不同。尤其是她指出1935年萊妮·瑞芬斯塔爾拍攝的記錄紐倫堡納粹集會的影片《意誌的勝利》讚揚了那些狂喜而被規訓的民眾，他們精力旺盛，讓自己服從於元首的意誌。相比之下，《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中所引發的對瓦氏小木屋的感受是一種更為理智、更具個性的體驗：設身處地、主客相融地看待希特勒的私下其人（正如他的住宅所體現的那樣）。通過這樣的認同感，走進希特勒超然之境的核心所在。從一定意義上說，瓦氏小木屋的旁觀者和紐倫堡納粹集會的參與者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認為元首至高無上。但是一方仿佛穿著希特勒的鞋子，感同身受，主客融合；另一方則好像是被鞋子踩在下麵，骨筋折斷，卻樂此不疲。
瓦氏小木屋的朝聖者們也許從各自的漫長旅程中受益匪淺，茅塞頓開，但是他們的到來卻使小木屋的居住者及其鄰居日益感到煩惱不堪。朝聖熱潮每天吸引多達5000名遊客驅車駛向總理車道，阻塞附近道路，使當地各方生意不堪重負。如果恰逢希特勒暫住在此處，熱情的人群要等上好幾個小時，齊聲高喊：“我們要見元首！”有些情緒高漲的人還拆下元首住宅圍欄中的尖木樁，留作“文物”。希特勒想方設法要拉開自己同喧鬧遊客之間的距離，另外也需要為自己的警衛人員找個安身休息之所。於是他要求鄰居土耳其小旅館老板卡爾·舒施特把鄰近的一處地產賣給他（見圖48）。舒施特以替六個孩子著想為理由拒絕了這一要求，但是主動提出讓希特勒免費使用那片土地。舒施特支持過早年的納粹黨，而且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是一名納粹黨員，還與希特勒本人相識十年。但是舒施特很快就發現，隻要有人擋路，以前的忠誠對元首來說一錢不值。
在舒施特拒絕希特勒要求之後一個月，他被控侮辱了經常光顧他的小旅館喝醉酒的衝鋒隊和黨衛軍士兵。這件事情引發了納粹黨貝希特斯加登支部成員的抗議抵製行動。他們堵住旅館門口，趕走客人和員工，隻把家屬留在裏麵，當他們想要離開時，早就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等待著的那些朝聖者就向他們扔石塊，吐口水。納粹當局以卡爾·舒施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為名，對他實施“保護性拘押”，監禁兩周，希特勒同時完全拒絕和鄰居們接觸。隨著旅館經濟狀況陷入了虧欠，舒施特開始尋找買主。當本地官員明確表示旅館營業執照不能重新辦理時，買主開出的條件全部作廢。希特勒那位烤麵包的姐姐安吉拉·勞巴爾對鄰居所處的困境毫不同情，隻是由此遇到的種種不便使她憤憤不平。最後她把情況反映給馬丁·鮑曼，後者迫使舒施特賣掉房地產。等他們全家於1933年11月離開後，鮑曼又把旅館改成希特勒黨衛軍警衛的兵營。舒施特一家人不準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區附近任何地方重新定居；家中的男性成年人被迫簽訂一份協議，不得向外界透露他們曾經是希特勒的鄰居，不得透露他們遭到驅逐一事。當舒施特向他新結識的鄰居說出真相後（他們對一個不肯談論自己過去的人產生了懷疑），他再次入獄。然而在貝希特斯加登周圍地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議論舒施特一家的遭遇，迫使鎮上的納粹黨分部於1934年1月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布告，禁止繼續議論“舒施特案”。那些拒不服從者遭到警告，要把他們劃為國家的敵人，送往達豪集中營。心灰意冷的卡爾·舒施特為家人遭到滅頂之災而自責，於1934年死於心髒病突發，終年58歲。那些踴躍購買《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的讀者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這本關於“偉大鄰居”的圖書很快變成了一部人間苦難故事。
土耳其小旅館的得手並未使納粹黨止步不前。他們還要在上薩爾茨堡山上爭取更多的空間，為希特勒日益增加的隨從人員安排住處，為政府辦公和接待外賓提供場所。隨著納粹政權的壓迫機器不斷造就出眾多的受害者——僅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大約4.5萬德國人被關押在集中營和非官方的刑訊中心——保護希特勒的需要也變得日益緊迫。在舒施特一家人遭到驅趕以後的那些年裏，鮑曼對上薩爾茨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強迫原住民搬遷，為戒備森嚴的納粹精英聚集地騰出地方。正如施密特昆茨所言，即使希特勒的鄰居們將他看成自己人，顯而易見他也沒有對這種美好的情感予以回報。盡管有一些村民對收到的補償金感到滿意，自願離開了，但是許多村民拒絕搬遷。有些村民的生意隨著旅遊業的升溫剛剛開始興隆。還有一些村民感到鮑曼所給的補償金嚴重不足。另有一些村民就是不肯離開他們的住宅和農場，那常常是他們代代相傳的家產。有些犯上作亂者遭到鮑曼嚴懲。在冬季，納粹驅趕村民時喜歡用的手法就是掀掉裏麵還有人住的房屋屋頂——那些居民在冰天雪地裏往往維持不了多久。在其他情況下，那些拒不服從的居民往往受到被送往達豪集中營的威脅。這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有實例為證：有位名叫約翰·布蘭德內爾的年輕攝影師因為損失掉了店鋪，竟鬥膽直接向希特勒喊冤，被送往達豪集中營關押兩年。到1937年，大部分原有居民均被趕走，房屋被拆除以正希特勒觀瞻，或者滿足新建納粹精英社區的需要。在掠奪田產、驅趕居民的整個過程中，納粹宣傳機構還在繼續讚美正被其逐步摧毀的上薩爾茨堡的生活方式，繼續讚美那裏的居民。
1935年，霍夫曼出版了一本讚頌希特勒山居生活的攝影集，通過書名展現出這位納粹黨人的私有化心態：《大山深處的希特勒》（見圖41）。影集中收錄的86幅照片記錄了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住宅中和南巴伐利亞其他一些地方工作休閑的場景。席拉赫在攝影集的前言中寫道，瓦氏小木屋“名揚世界”，已成為“元首堅定不移精神的象征”。時至今日，他寫道，（小木屋）同樣“未經改變的山牆依然麵對著翁特斯伯格，就像居住者政治生涯剛剛起步時那樣”。他承認這間住宅確實有所變化，增建了一些工作室，但當秘書們打字機的哢哢聲和電話機的鈴鈴聲全部停下時，依然可以感受到阿爾卑斯山那未曾改變的迷人的魅力。“晚上這幢山中宅邸坐落在浩瀚的星空下，元首站在那裏，沉醉在月光融融的夜景之中，對幾十年來眼前景觀的每一個細節都了如指掌。”席拉赫巧妙地運用了訴諸情感的形象化語言，並在施密特昆茨的引導下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實：這幢住宅一直處於變化之中，經過1935年至1936年的改造擴建之後，已經成為希特勒巨大財富和權力的最好見證。
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在影集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霍夫曼的鏡頭捕捉到希特勒向聚集在住宅柵欄外麵的人群揮手致意，同別人握手，在舉起手臂的人群中行走的場景。不同於萊妮·瑞芬斯塔爾鏡頭下的那些受到約束的人群，霍夫曼攝影集中的朝聖者們簇擁在元首身旁，不停地向前推搡靠近，就想觸摸一下元首。他們也不像瑞芬斯塔爾所喜歡的年輕強壯、理想化的那類人。在一張照片中，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舉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禮，另一隻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小提包；另一張照片中，希特勒握著一位老年婦女的手，她開懷大笑，露出了口中的齲齒（在隨後拍攝的朝聖者照片中，霍夫曼把鏡頭對準了一群又一群金發少女）。霍夫曼攝影集中的這些人同瑞芬斯塔爾鏡頭下的那些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是霍夫曼會在眾人當中突出拍攝某一個人，比如同希特勒握手的人，或者受到特別矚目的兒童。席拉赫解釋說：“不時有人從人群裏衝出來，通常是個小男孩，遇到一些煩心事。也許他爸爸失業了，媽媽生病了，他沒有別的辦法，隻能找希特勒求救。而希特勒的確出手相助。在這位小男孩清新麵孔的背後，他那雙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威脅這個小家庭的不幸命運。於是，希特勒作為忠誠可愛民眾的父親以實際行動給予安慰，所言甚少，就像以前千百次做過的那樣。”
從朝聖人群當中挺身而出，有時也能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場麵。霍夫曼1934年出版的攝影集《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專門描繪希特勒同德國年輕人之間的關係。影集當中收入了一張照片，再現了元首從人群中抱出一名兒童的情景。席拉赫在前言中解釋說，1933年夏季的一天，當希特勒向簇擁至房前的朝聖者們問候時，一名兒童的聲音從人群中清亮地響起，當眾宣布那天是她的生日。從密集的人群中，“元首找出一位長著明亮藍眼睛的金發小女孩”，並邀請她一起去喝茶。實際上這位小女孩的登門拜訪是經過事先安排的，但是席拉赫仍然像照片中表現的那樣講述了那個美麗“童話故事”，就好像朝聖者們在瓦氏小木屋那裏可能會偶然遇到的許多奇妙幸事一樣。第一張照片在《幸運的生日女孩》這個標題下描繪一位麵帶微笑的小姑娘；第二張照片表現希特勒領著她沿車道走去，漸漸離開聚集的朝聖者人群，走向瓦氏小木屋（見圖49）。附加的說明文字更突出了她享有的特殊地位：“從人群中走來”。接下來我們看到她在室內吃甜食（“生日宴席”），看到她與希特勒一起站在露天平台上，希特勒用雙手捧著她的麵龐。在第55張，即最後一張照片中，小女孩踮著腳站起來，以一個“長吻”感謝希特勒。
在瑞芬斯塔爾拍攝的文獻紀錄片《意誌的勝利》當中根本不會出現上述情景。雖然影片鏡頭記錄了人群中的一張張臉、一個個聲音，但是沒有一時一刻單獨挑選出一個人享受元首的特殊待遇。這部影片對觀眾所產生的影響取決於他或她對象征新統一國家的影片中密集人群的認同程度。在銀幕上展現密集人群及其現場表現需要根據宏大場景進行特殊布局，就像紐倫堡納粹集會的現場一樣，有大型練兵場，有大型看台，也有體育場。與瑞芬斯塔爾的電影觀眾不同，霍夫曼影集的讀者同舒施特-溫克爾霍夫遊記一樣，被鼓勵想象那種獨特的激動狂喜——不是隱沒在人群中，而是從人群中挺身走出（至少暫時如此）。元首私家生活的布局安排（在尺度規模上有個性，顯親密）成為其他獨特體驗的舞台。這兩次同元首幻想中的初次相見（無論作為清一色民眾的一員還是作為個人）以及各自的布局空間特點（一個規模巨大，另一個為私家布局）相互補充，相得益彰，開辟了通向元首的不同道路：誠如桑塔格所說，一個通過快樂的服帖順從，喪失自我；另一個通過幻想中的認可與親密，無論多麽短暫。
圖49 希特勒護送“幸運的生日女孩”到他的上薩爾茨堡私邸。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柏林：現代史出版社，1934）。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席拉赫把瓦氏小木屋朝聖之旅看成是再次體現了國家統一，這種統一是希特勒通過推翻可恨的魏瑪共和國民主製度而實現的。“阿道夫·希特勒同其民眾之間的每日相見深刻反映出新德國的統一。因為向希特勒歡欣致意問候的廣大民眾本身就是新國家歸屬感的形象體現。我們看到來自西部的工人，他的旅途得到了‘快樂力量’組織的資助，他的身邊站著來自東普魯士的男孩子們，來自南巴伐利亞的農民們，此外還有官員、教師、學生和士兵。為了能夠見到元首，他們一大早就啟程，在上薩爾茨堡炎熱的天氣中站了七個小時或更長時間。最後在下午那個翹首以盼的時刻到來時，他們終於可以注視著元首的那雙眼睛。對於他們當中有些人來說，元首就是他們近十年鬥爭的象征。”在上薩爾茨堡，民眾和領袖相聚在一起，其真誠坦率的程度，席拉赫認為，超過了以前議會體製下的相同場麵。霍夫曼發表在上一本影集和其他影集中的朝聖照片似乎在問：既然我們可以同領袖一道吃糕點，誰還需要民主製度？這使人想起據說是瑪麗·安托瓦內特講過的一句類似名言。
《大山深處的希特勒》繼續打造著在1933年之前就已確立的
圖50 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為“幸運的生日女孩”親筆簽名，前麵的餐桌上放著一盒巴爾森餅幹。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元首喜愛兒童的神話。在霍夫曼拍攝的照片中，這種喜愛之情不僅表現在微笑中，也表現在身體接觸上：希特勒不時地撫摸著兒童的臉龐，把一隻手放在他們的肩膀上，而且還緊緊地擁抱他們。他非常慷慨地為他們簽名，送給他們糖果，同他們親切交談（見圖50）。如同對朝聖者們一樣，瓦氏小木屋在希特勒接見德國兒童的活動中成為關注焦點。這種情景經常出現在露天平台上，而不是室內；阿爾卑斯山則為霍夫曼的拍攝鏡頭提供了宏偉壯觀的自然背景。
研究希特勒親屬精神病問題的曆史學家們認為，他選擇不要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為擔心自己家族有缺陷的基因會傳給孩子。但是霍夫曼具有神話魔力的鏡頭打消了這種疑慮，並把希特勒塑造為具有象征意義的理想的雅利安種族的先輩。“你們傳承著我們的血肉，傳承著我們的精神”，在1933年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希特勒對匯聚一堂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這樣宣稱道。霍夫曼拍攝的照片也在重申著這一論斷。《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這部攝影集展示出完美人類的可信風貌：“德國部落有許多，”為表現不同男女兒童的拚貼照片的說明文字這樣寫道，“但是種族隻有一個。”在有些情況下，霍夫曼對照片進行大幅度修飾潤色，以使照片中的兒童看起來更加漂亮。1934年以後他放棄了這種做法，因為這不符合當代讀者更具自然主義傾向的攝影欣賞趣味。但是他繼續刻畫那些與希特勒在一起而且身體特征又能反映納粹當局種族理想的兒童形象。外貌就是一切。1933年有人向巴伐利亞政治警察告發說，那位在瓦氏小木屋裏享用甜點並被搬上照片的金發藍眼生日女孩有部分猶太血統。當時她的照片已印在明信片上首次發表。盡管這一情況得到保密，但此後她再也沒能前往上薩爾茨堡。不過希特勒仍然批準在納粹黨對外宣傳中繼續使用她的照片，包括在《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這部影集當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仍把她表現為希特勒喜愛的人物，雅利安人的典範。
無論在希特勒之前還是在希特勒之後，政治家們早就看出與兒童們在公共場合一起露麵，或者展現出國父的形象有種種益處。但是希特勒及其宣傳機構打造他同兒童具有特殊關係的煞費苦心程度可謂前所未有。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舉動至少在外國新聞界看來也是極為罕見。在納粹黨力圖通過優生學以及保健與教育等手段改善人種的計劃中，兒童占據著核心地位。認為希特勒真正關心兒童這種信念為家長們樹立了信心，他們願意把自己孩子的幸福托付給國家。1936年，慕尼黑一家報紙刊發了一張希特勒同一名少女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聊天的照片，並且發問：“一個人得到孩子們的稱讚和信任，還有比這更好的評價嗎？”希特勒的未婚狀態以及力圖避免被影射為“怪異”單身漢的需要使上述宣傳造勢顯得尤為重要。希特勒與兒童的合影在其任第三帝國元首時期的照片中最受歡迎，這一事實表明德國讀者多麽珍視這一神話。
希特勒與兒童親密無間這一說法流傳甚廣，繼續出現在曆史教科書中。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多達數百萬兒童死於安樂死計劃，死於集中營和勞改營，死於希特勒統治下爆發的戰爭與饑荒。除了這一時期的宣傳造勢以外，幾乎沒有證據支持上述說辭。理查德·賴特是希特勒於20世紀20年代末追求過的16歲貝希特斯加登少女馬利亞（米米）·賴特的侄子。他也曾是經常被邀請前往瓦氏小木屋做客的當地兒童之一。當時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就是這些參觀做客活動的發起人，理查德·賴特與此人有特殊關係。當被問到希特勒是否真的喜歡兒童時，賴特在私下裏回憶道：“他表現得相當呆板，不太清楚該如何對待我們。”相比之下在照相機麵前，“由於他善於表演，所以看上去好像喜歡孩子。”
希特勒同鄰居以及當地其他人的近距離接觸場景在《大山深處的希特勒》中占有突出位置。毫無疑問，這些拍攝場景也經過幕後的精心策劃。但是此處更加使人吃驚的是，霍夫曼拍攝發表的把希特勒描繪成好鄰居的那些照片很快就與事實相悖了。例如影集中收入了一張再現希特勒同農民鄰居約瑟夫·拉斯普握手情景的照片。說明文字提到了元首“非常關懷體貼老年人”。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買下了這位78歲老人的房地產，但是合同賦予指定的家庭成員（包括拉斯普本人在內）終生居住權。可是到了1937年夏季，在違反合同的情況下，拉斯普及其家人被強迫搬遷，他們的房屋也被毀壞。拉斯普過後不久就去世了。20世紀40年代，霍夫曼繼續把上述那張握手照片作為表現希特勒“關懷體貼老年人”的證據。同希特勒喜愛兒童的神話一樣，希特勒同鄰居關係甚好的謊言當時流傳甚廣，而且至今仍見諸一些曆史書籍當中。
如果說那幢山中小木屋是希特勒同其追隨者（不分長幼）交流談心之地，那麽它也是納粹黨有關希特勒麵對大自然力量的宣傳背景。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描繪了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地區徒步旅行時的情景，描繪了希特勒麵對壯麗的日落景觀和高聳入雲的山峰而陷入沉思時的情景（見圖51）。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攝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展現了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休閑放鬆的愉快狀態。與此不同，1935年出版的攝影集中所收入的照片表現的是與大自然更深入、更有目的性的接觸。希特勒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裏希在1934年出版的有關希特勒上台掌權過程的一本書裏，把上薩爾茨堡描寫為聖殿和靈感之源：“在寧靜的上薩爾茨堡大山裏，我們的領袖常常製訂出最重要的計劃，做出最偉大的決定，完善了事關重大的各種部署。”能夠在大山裏處於最佳工作狀態（希特勒自稱如此），而不光是可以睡一夜好覺那樣簡單。希特勒在書中還被描繪成能夠利用和引導浮現於周圍的天地之元氣。在為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所寫的前言裏席拉赫寫道：“他在這裏口述《我的奮鬥》第二卷內容，仿佛這座大山恢宏壯麗的架構也再現於這部書的結構當中。這部書給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了支持，帶來了希望。”席拉赫因此認為，元首不僅僅置身於大山之中，大山也置身於元首之中，不斷地融合，影響著元首言行的力量。
希特勒與上薩爾茨堡之間那種想象中的關聯在現代德國文化中引發了很多豐富聯想。18世紀浪漫主義藝術家與作家率先對人類在威嚴崇高的深山大自然中的經曆體驗進行了探索研究。德國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雷德裏希在其風景畫中運用了孤獨匿名人物背影表現手法，鼓勵觀畫者通過與此人物心神合一，去想象感受由麵對崇高的大自然而產生的極其強烈的情感。弗雷德裏希是希特勒喜歡的藝術家之一。在霍夫曼所拍攝的一些照片中，希特勒或坐或站，同四周壯麗的大山景觀進行無言的交流。此情此景使人想起弗雷德裏希畫中那孤獨的人物背影。然而與他們不同，希特勒從不匿名。如果我們想要感受一下大山深處的情感震撼力，永遠要通過希特勒。
圖51 希特勒坐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奧伯湖邊。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德國觀眾不需要直接借助於18世紀繪畫意象就可理解希特勒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期間，由阿諾德·弗朗克、萊妮·瑞芬斯塔爾和路易斯·特倫克等人拍攝的影片中展現出的對於巍巍高山尤其是阿爾卑斯山的迷戀情懷，為希特勒的宣傳機構打造同阿爾卑斯山有關的希特勒個人形象提供了積極聯想的豐富源泉。這些德國導演與奧地利導演把阿爾卑斯山描寫成救治頹廢文明的靈丹妙藥，描寫成充滿天地元氣、自然活力與英雄抗爭之地。纏綿的愛情情節在令人驚歎的自然風光當中漸次展開，人類的情感也在其中不斷映現，不斷增強。在記錄展現高山景觀當中，攝像機鏡頭調用了浪漫派藝術意象（包括腓特烈繪畫意象），以喚起充滿神秘、壓倒一切的崇高美感。那些雄奇神秘的巍巍高山在大自然當中頗有唯我獨尊的浩大氣勢，召喚著順從帖服，甚至死亡。1947年，齊格弗裏德·克拉考爾，後來還有蘇珊·桑塔格在上述那些自然與藝術元素當中察覺出法西斯心態的肇始苗頭。雖然近期有關高山題材影片的學術研究表明這隻是一種很有限的表現手法，但是其浪漫的理想主義，哀婉動人的情感特色以及對於超絕力量的強烈關注，這些都是納粹黨宣傳機構在刻畫阿爾卑斯山中的希特勒處於最佳狀態時所體現出的顯著特點。
同這些早期傳統相比，納粹黨人並沒有在大自然麵前瑟瑟發抖，而是把它視為又一個被其征服的對象。元首，而非阿爾卑斯山，才是宣傳讚美大山中的希特勒時的終極力量。在一處偏僻的山岩上傲然矗立著的別墅“鷹巢”，它的修建就是對上述態度的形象解說，盡管這處建築並不向公眾開放。貝格霍夫別墅大廳裏那扇巨窗把翁特斯伯格收納進希特勒的私家空間。那扇巨窗經常被攝入照片之中，成為當時最具象征意義的駕馭自然的照片（見圖25）。對外發表的那扇巨窗照片中從來沒有出現一個人物，因為窗框與遠處的巍巍群山將使人物變得非常渺小。與浪漫風景畫中有時出現的渺小人物不同，霍夫曼幾乎從來都是以近角度在上薩爾茨堡山上拍攝希特勒室外照片，以便同周圍的巍巍群山形成恰當的比例關係。在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中，希特勒與帝國總工程師弗裏茨·托德特（此人負責監管阿爾卑斯山道路建築）拍攝的照片更突出了元首重整山河的意誌。這些照片還描繪希特勒將現代風尚帶到了大山裏，意在表明科學技術非但不會摧毀傳統生活，反而能夠服務於傳統生活，促進傳統生活。在1933年出版的《德國的覺醒》一書中以及一些明信片上（見圖43），霍夫曼拍攝的希特勒親手喂鹿的照片展現出希特勒另外一種溫文爾雅而非機械冷漠的情懷。與再現希特勒與兒童的合影一樣，這些照片意在暗示天真無邪的動物本能地感覺到希特勒具有天生值得信任的品質。
納粹宣傳機構在對外宣傳展示上薩爾茨堡山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時呈現出明顯的地形地貌特性，而希特勒現身於大山深處對於德國空間而言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一打開《大山深處的希特勒》這部影集就可以看到一張展現貝希特斯加登山穀遠景的照片，其說明文字這樣寫道：“貝希特斯加登，元首在數周刻苦工作後必去的休養目的地（ziel）"。這便為讀者確定了影集的觀賞背景，同時也要讓人意識到這廣袤的空間是長期渴望回歸的家園，是經過艱苦鬥爭之後安靜休息、享受回報之地。"ziel"一詞不僅可以譯為“目的地”，也可譯為“目標”“雄心”和“結局”。在這部影集的其他照片當中，希特勒舉目向窗外望去，凝視著開闊的自然空間（包括從瓦氏小木屋的陽台和露天平台處眺望前方，見圖52）。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就這樣同想象中的阿爾卑斯山的廣袤空間聯係在一起，這又進一步被表現為一切美好事物的源頭：身心的恢複，養育多名健康金發兒童和忠誠寵物的私家生活，同務實的鄰居們建立的溫情關係，以及豐盛的食物、純淨的飲用水與清潔的空氣等大自然的恩賜。簡而言之，納粹黨宣傳機構把希特勒的山中住宅置於納粹生活空間概念之中，這在他們眼裏就是種族烏托邦，值得用戰爭和種族屠殺的手段加以實現。當德國人購買了那些描述置身於這廣袤自然空間中希特勒私家生活福祉的霍夫曼攝影集和明信片時，他們便有意無意地買進了一個由瓦氏小木屋體現的福地夢想。由此而論，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不僅僅可以視為向希特勒致敬，也可以視為體現了去往福地的美好心願，即希特勒奉為犧牲與受苦最終報償的富裕之地。瓦氏小木屋坐落於最富“德國特色”的地區——阿爾卑斯山中，賦予生活空間以具體的形式形狀，使之成為一個具體可感、可以實現的目標。在幫助德國人樹立爭取生活空間的心願這方麵（想象中風景如畫的小型家屋，四周充滿自然的恩賜），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在納粹宣傳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
圖52 希特勒從瓦氏小木屋的陽台上俯視著眾多朝聖者。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與左翼新聞報刊針對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的諷刺挖苦不同，1933年以後，納粹黨殘酷壓製言論自由，幾乎沒留下當時相關的任何出版物，使我們無法就德國讀者針對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所做的反應進行評價。在戈培爾的嚴格控製下，德國新聞界參與打造了上薩爾茨堡神話。有關瓦氏小木屋的正麵報道（經常配有霍夫曼拍攝的照片）在希特勒奪權之後很快見於各家報刊。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外國新聞界也在傳播納粹宣傳內容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些流亡國外的德國媒體發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屬意料之中。1937年4月，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民主黨報紙《新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帶刺鐵絲網背後的元首》的文章，直接對希特勒親近德國民眾、德國民眾愛戴希特勒的神話提出挑戰。該文披露了在新近改造擴建過的貝格霍夫別墅四周采取的戒備森嚴的安保措施，其中包括在上薩爾茨堡山上擴建的禁區，禁止民用車輛靠近，豎起瞭望塔，拉起帶刺鐵絲網，設置巡邏士兵，150名納粹黨衛軍士兵一天24小時守衛著希特勒。該文指出，一些同情納粹的記者跟風發表的有關希特勒山中別墅的高度理想化的報道有意忽略以上事實及其內在含義。
這家流亡境外的德國報紙還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小木屋的大規模改造擴建上，而納粹宣傳機構則想方設法對此加以掩飾，強調巍巍群山或希特勒精神的永恒性質。1937年6月，巴黎流亡左翼出版物《巴黎每日新聞》刊登了一篇文章，將貝格霍夫別墅描述為“宮殿式豪宅”，其“寬大臥室”總共可以接納”40位或更多”客人，室內擺放著“精美家具”，可同豪華旅館相媲美。為了進一步剝去舒適溫暖的私家生活外衣，記者指出以前是希特勒的姐姐為希特勒操持家務，現在這個任務則落在了“熟練酒店職員”的手中。文章還點評了戒備森嚴的保安措施，包括在大山周圍修建的防空工事，在上薩爾茨堡山深處修建的防彈防毒氣掩體。為繼續凸顯希特勒脫離民眾的程度，記者稱納粹黨人經常把一些少年兒童從貝希特斯加登帶到貝格霍夫別墅，在希特勒“撫摸著他們的頭時”同希特勒一起拍照，而希特勒本人卻從未到鎮上看望他的民眾。文章最後指出：“希特勒在巴伐利亞的高山之巔統治著德國，就像坐鎮喜馬拉雅峰頂的達賴喇嘛那樣遙不可及，無懈可擊。”
雖然關於德國國內情況缺乏客觀的媒體報道，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瓦氏小木屋以及小木屋中理想化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在德國讀者當中極受歡迎。如前所述，霍夫曼出版的描繪希特勒“私下其人”的攝影集，包括《大山深處的希特勒》，取得了巨大商業成功，銷量達數十萬份，並多次再版。另外，霍夫曼還同那些有意通過他的照片推銷產品的公司進行合作，從事有利可圖的商業交易。如裏姆茨瑪煙草公司經銷專門收藏霍夫曼所拍照片的納粹收藏者影集。影集中收錄了戈培爾和迪特裏希等納粹發言人撰寫的文章，頁麵設計上包括安放照片的指定位置，而照片可通過印在裏姆茨瑪公司香煙盒上的禮品券獲得。1936年煙草公司經銷的影集《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總共製作了約230萬冊，其中有一部分專門收藏瓦氏小木屋照片。這些大型影集以富麗的色彩裝幀書麵，上麵飾有圖片和燙金字體，“適於擺放在家中，就像家庭影集和旅遊影集那樣”。消費者把香煙盒禮品券交出去後收到郵寄的成盒照片，然後把照片擺放在適當的影集位置上，一本收藏影集就此完成。這個過程也突出了影集的私人性質（也很係統）。霍夫曼總共銷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數百萬張，那些照片有些曾收入他的影集中，而更多的照片卻沒有收入。元首的山中住宅在改建成貝格霍夫別墅前後似乎都是受到特別追捧的形象。這一形象就建立在霍夫曼和其他攝影師拍攝的印在明信片上的無數相關照片基礎之上（見彩圖1、11）。
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照片和其他納粹宣傳圖案用於商業銷售，此事很快引起了納粹當局的關注。納粹黨於1933年1月奪取政權之後，國內對希特勒的支持率直線上升，誘使許多德國生產商利用納粹宣傳圖像標誌提高產品競爭力。戈培爾迅速采取行動，規範整治到處充斥的含有納粹主題的各類商品，並於1933年5月19日通過《國家標誌保護法》。當地管理部門被授權收繳違規商品，處罰那些以有損尊嚴的方式利用納粹標誌銷售產品的生產商和經銷商。官方國家報紙《德國帝國日報》定期刊載違禁商品名單，包括商家名稱和地址。多年來這樣的違禁品包括上麵飾有納粹黨徽的衝鋒隊食用的薑汁餅幹、葡萄酒瓶、煙灰缸，上麵印有“你好，希特勒”字樣的婦女仿鑽石胸針，以及播放納粹國歌《旗幟高高飄揚》的鬧鍾。最初的司法措施後來很快發展成一場更加廣泛的文化運動。連篇累牘的報刊文章就庸俗時尚可能對德國民眾造成的傷害提出警告。20世紀初，德國工廠聯合會在其設計改革運動中早已提出過上述觀點。從1933年開始，政府與文化管理部門希望加強消費者教育，於是多次舉辦展覽，展出各類印有納粹標誌的違禁商品和“沒有品位”的類似產品，吸引了數十萬觀眾，也引起國際關注。同當時針對德國藝術所發表的觀點非常類似，針對庸俗產品所做的批評也運用醫學隱喻揭示相應的威脅。有位納粹發言人宣稱“庸俗是腐蝕我們民族靈魂的精神可卡因”，並且譴責文化屈從於市場力量。
因為瓦氏小木屋（後來是貝格霍夫別墅）同元首密切相關，其商業用途也受到新立法的約束，由此提出一個問題：是什麽威脅到這幢住宅的“尊嚴”？在戈培爾看來，踢一個上麵飾有納粹黨徽圖案的皮球，或者用帶有納粹黨徽圖案的紙巾擦嘴，都是很成問題的，這不難理解。相比之下，就瓦氏小木屋而言，商品質量是決定批準商品設計方案的決定因素。因此飾有瓦氏小木屋圖案的陶瓷裝飾盤子往往獲得批準，可以生產銷售，但是赤褐色盤子則行不通。與此類似，用在天鵝絨墊子上的元首鄉間別墅設計圖案被視為“沒有品位的產品”，遭到拒絕。對納粹產品庸俗品質的擔心並不僅限於瓦氏小木屋。新法解釋指南強調要提高設計創意和實施標準，要拒絕所有“藝術水平低劣的”納粹標誌複製品。然而許多產品還是獲得了批準，緣於納粹黨意識到這些大受歡迎的消費品會加強他們對廣大公眾想象力的控製。消費者隨商品把這些象征標誌帶到家裏，帶到親人中間，使之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兒童們玩著瓦氏小木屋實木玩具模型，把他們的零錢存入瓦氏小木屋複製品硬幣銀行裏；帶框的瓦氏小木屋彩色版畫掛在起居室牆上；霍夫曼攝影集放在咖啡桌上；郵遞員送來印有瓦氏小木屋照片的明信片。郵寄這些明信片的朋友有的在南方巴伐利亞度假，有的就想寫句問候的話語。
在高檔市場顧客那裏，瓦氏小木屋的營銷作用另當別論。《室內裝飾》是一家1890年創刊的雜誌，以促進室內設計新發展為己任。1938年2月，《室內裝飾》在其封麵上刊登了一幅貝格霍夫別墅的照片，並配發兩篇闡述其修建過程的文章。1939年4月，生活雜誌《優雅世界》（專門刊登家居裝飾、時尚休閑方麵的報道文章）以略微改動的形式重新刊發了上述兩篇文章，並配發了一係列精彩的別墅室內照片。盡管上述兩家雜誌擁有不同的讀者，但是有關貝格霍夫別墅的報道文章針對的是這樣的高端讀者：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讀者，他們對設計感興趣，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聘請專業人員為自己建造新住宅，或者重新裝修現有住宅。這兩篇文章特別關注希特勒與其設計師之間的關係，尤其關注希特勒的室內裝飾專家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作品。
作為客戶，希特勒是住宅改造擴建工程的核心人物。讀者了解到希特勒的願望就是擴建舊宅，修建一個“大廳”，雖然此廳麵積很大，很有氣勢，但是仍要保留誘人的家庭舒適感。希特勒的這一願望成為室內設計的決定因素。通過具體的物質形式表現“元首的願望”這一艱難而又很有意義的任務首先落在了設計師阿洛瓦·迪加諾身上。他巧妙地通過整體互鎖結構將老屋新廳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該地區特有的傳統寬大斜式屋頂將住宅的各個部分統一起來。文章還提到了窗戶與牆壁表麵的處理工藝，細節裝飾材料的重複使用，還有地麵和天花板高度的動態平衡以求整體協調之感。最後落成了一個安穩寧靜卻頗有氣勢的建築物，避免了任何帶有宮殿氣息的元素，保留了山莊真實的本土特色。
在實現元首保留“家庭舒適感”願望這方麵，戈爾迪·特魯斯特功勞最大。她的明確責任包括同裝飾、顏色選擇以及布料有關的所有環節。“真不知以何等有把握的品位，”那《室內裝飾》雜誌的撰稿人感歎道，“她設計完成了室內裝飾，營造出特有的氛圍和韻律，使所有的房間均適合居住。”文章詳細闡述了戈爾迪采用的創造色彩和諧效果的方法，特別是她如何在房間裏選用一個物件作為配色和對比變化的基準。在小起居室裏那個被選中的物件是灰綠色瓷磚烤爐，在大廳裏是一張17世紀法國哥白林掛毯。顏色在房間裏重複使用，使整個住宅裏都呈現出色彩和諧的效果。文章作者還指出，家具外觀的基本簡約樣式成就了一種統一整體住宅的視覺語言。當讀者們了解到戈爾迪如何巧妙地把色彩同外觀形式結合在一起終於使元首擁有了夢想家園時，這無疑使讀者對戈爾迪的專業水平讚歎不已，同時也突出了室內裝飾的複雜性。通過重點闡述戈爾迪和迪加諾如何克服了裝飾過程中所遇到的建築與美學上的巨大挑戰，上述兩篇文章非常認可聘請專業人員承攬住宅改造裝飾工程。另外，這兩篇文章所展現的合作設計的正麵形象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
為了深入了解迪加諾和戈爾迪是如何工作的，文章鼓勵讀者去思考貝格霍夫別墅最重要的設計特點。文章重點闡述了宜居的空間、謹慎的用料、簡潔清晰的設計以及執行質量等方麵的問題。同樣值得稱道的是，通過陽台、窗戶和露台把室內裝飾同室外自然景觀有機融合在一起。這一點在《優雅世界》雜誌上所刊登的生動彩色照片中進一步得到了形象化展示。所有這些原則自19世紀末以來均在設計改革運動中得到了提倡，其中包括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所謂國際化風格運動。後者提倡使用現代工業材料，比如鋼筋混凝土建築材料。與此不同，描述貝格霍夫的文章強調使用傳統本土材料，比如產自附近翁特斯伯格，用於修建元首室外樓梯和露台的紅石。盡管貝格霍夫別墅建築工程中使用了新技術和工業產品，文章忽略了這一事實，把闡述重點放在了自然“真實”的裝飾細節上。再者，貝格霍夫別墅重視複雜色彩搭配，使用高檔編織品和毛絨麵料，突出實木材料在內部裝飾中的作用，凡此種種體現出對於色彩富麗、“更加溫暖”的家居環境的向往。這些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納粹德國對於工業美學和現代主義方法所做出的反響。但是與此同時，文章中所提倡的設計價值觀也反映出歐美等國更加廣泛的發展趨勢，即向更具商業接受性、“更柔和”的現代設計方向發展。順應這一發展潮流的設計師們願意滿足客戶需求，把傳統元素與現代元素融合在一起，優先考慮舒適度，巧妙運用特色裝飾。因此，上述兩家雜誌向富裕的讀者們傳遞如何打造一個名副其實的有品位的住宅（如貝格霍夫別墅所示）這樣的信息，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對於鼎盛時期的現代主義所做出的思想意識形態方麵的反應，因為鼎盛時期的現代主義也繼承了過去的改革運動傳統，繼承了德國境外更加廣泛的美學風格發展趨勢。
在納粹黨為教育德國大眾提高審美水平和生活品位方麵所做的各種努力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措施見於慕尼黑的德國藝術館。一年一度的偉大德國藝術展始於1937年，展出各種思想意識正確、獲得國家批準的雕塑和繪畫作品，每年吸引數十萬觀眾，也引起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如今名氣較小的是在冬季舉行的德國農業與應用藝術展，同夏季舉行的美術展相得益彰。廣大公眾和專業人員從設計展覽會上了解一些國家級建築與城市規劃項目，經過官方認可的裝飾藝術和室內設計方麵的最新發展動態。除了收納個人物品的櫥櫃以外，展會手工製品展區還展出室內全套家具，涉及客廳、餐廳、家庭辦公室和兒童房間。優質展品通常采用手工技術與高檔材料製作而成，價格不菲。但是這些展覽大受歡迎。第一屆展覽從1938年1月持續到4月，吸引觀眾26萬人，展出的產品售出三分之一。第二屆展覽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4月，吸引了更多觀眾——多達29.5萬人。隨著戰爭爆發，非戰略建築物受到限製，繼續舉辦展覽的計劃擱淺。不過美術展覽一直持續到1944年。
雖然納粹黨於1932年強迫關閉了設在德紹的包豪斯建築設計學院，並且廣而告之，但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現代設計根本沒有從德國住宅中銷聲匿跡。官方房產當局拒絕接受魏瑪時期激進的現代風格，但是現代主義風格住房和室內裝修仍然擁有私人市場。同樣，商業公司與零售商為其客戶提供了多種家居裝飾選擇方案，其中就包括現代主義風格。一些設計雜誌，比如《室內裝飾》《新潮流》以及《美麗家園》繼續發表現代主義設計師（包括女性設計師）的作品，直至戰爭爆發。甚至在第三帝國官方出版物中人們也能發現包豪斯產品。但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指導手冊與設計雜誌中出現的家庭室內裝飾形象已經發生明顯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保羅·特魯斯特所設計的第一批納粹建築項目的影響，體現出納粹政府對功能性古典主義的偏愛。納粹“血與土地”的藝術形態也使得繼承地區傳統的鄉土風格受到更大重視。此外，木材成為受人喜愛的設計材料，這種變化並非完全具有政治色彩。納粹黨人把德國木材視為與外來國際現代主義工業材料做鬥爭的本土“英雄”。1935年至1936年，隨著希特勒開始全國備戰，金屬也成為稀缺材料。也許德國人更加喜歡購買20世紀30年代早期風靡一時的平板狀金屬家具。1935年至1936年期間，以重整軍備為核心的經濟使得設計師能夠獲得的材料不斷減少。隨著納粹政府頒布更加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和美學目標，德國住宅的麵貌開始發生變化。
在德國藝術館舉行的第一屆建築與應用藝術展覽會上，人們在二樓手工製品的展區內看到了體現這種保守變化的家居設計實例。傳統的手工織物、鄉村風格的陶器、鑲嵌飾品以及具有中世紀色彩的裝飾產品琳琅滿目。展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深受藝術裝飾風格影響的現代設計方案。此外，還有許多具有保羅·特魯斯特古典風格的設計產品。雖然保羅·特魯斯特已經去世四年，在展覽會上到處可以看到他的影響。位於一樓的建築展第一和第二展廳把他的納粹建築設計項目擺在了最顯耀的位置，凸顯出他在納粹建築師中的核心地位。樓上的手工展品由戈爾迪·特魯斯特陳列在像房間一樣的開放式展區中，其中的整套餐廳與客廳家具展示了保羅·特魯斯特的家具和裝飾風格。同時展出的還有他妻子的設計實例。毫無疑問，展會上最為引人注目的要數他們夫妻二人聯手創作的展品：在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一個暗色餐桌上展示著他的遺孀為元首設計的整套餐具（見圖53）。
圖53 戈爾迪·特魯斯特為元首設計的整套餐具，在1938年德國藝術館舉行的德國建築與應用藝術展上公開展出。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圖中的餐桌和餐具呈現了元首家居生活的一個側麵，其展出目的是教育和提升廣大公眾的家居設計品位。這種高雅品位由元首禦用設計師確立，由元首本人身體力行。圖中瓷器由戈爾迪·特魯斯特設計，委托德國曆史最為悠久、名氣也最大的陶瓷生產商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製作。淺盤上飾有連環纏繞圖案，顏色為金橘色，看上去好像編製產品。餐具的傳統圖案與色彩選擇表明這是為貝格霍夫別墅設計的產品。由瓦爾特·弗倫茨在別墅餐廳拍攝的餐桌彩色照片證實了這一點。銀器由f.h.旺丁格公司製作，上麵帶有希特勒姓名首字母和納粹黨鷹徽圖案。玻璃餐具由弗朗茨·斯塔澤瓦爾茨·涅夫公司和設在茨維瑟爾的玻璃工藝學校製作。線軸蕾絲墊由聯合手工藝作坊編織。所有這些生產廠家均位於慕尼黑或巴伐利亞，體現出戈爾迪一貫提攜扶持巴伐利亞藝術家與商業公司的做派。
當然，希特勒使用的餐具並不是供出售的展品。即使人們無法把它帶回家裏，至少可在想象當中擁有它。如果說希特勒的餐廳家具和陶瓷餐具令大多數參觀者望洋興歎，但是那種使人感到親切的擺設——餐桌隻設了四個座位——使得展現希特勒家居生活的這一情景顯得平易近人。這裏擺放的桌子並不是王子或趾高氣揚的百萬富翁使用的桌子，而是普通人使用的桌子，似乎如希特勒的宣傳機構反複申明的那樣，“就像你和我一樣”。戈爾迪·特魯斯特製作的風格簡樸、工藝精美的展品強調了希特勒在日常生活中情趣高雅、為人低調的宣傳主題。如果觀眾想在展品中尋找有關希特勒人品的證據，他們很可能會想象著那位神秘山中居士邀請兒童享用茶點，關心鄰居，抽出稀缺的空閑時間閱讀藝術書籍。這肯定不是妄自尊大的獨裁者使用的餐桌吧？
如果那些盤碟能夠開口講話，觀眾們就會聽到另一個故事。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由鮑姆兄弟於1938年從他們父親阿爾伯特·鮑姆手中接管。1888年當阿爾伯特·鮑姆最初租得這家公司時，它早已處於長期衰落狀態。他重新實行藝術高標準，恢複了公司聲望。合作過的藝術家當中有保羅·特魯斯特，他同公司從1908年即保持合作關係，直至去世。鮑氏三兄弟主管公司期間大獲成功。他們把公司生產擴大到新領域，生產出價格便宜的“大眾餐具”。但是到1938年，鮑氏兄弟生活陷入困境，因為他們的父親是猶太人（皈依了天主教）。從1934年開始，鮑氏兄弟就麵臨著那些企圖接管公司、見風使舵之輩的控告。在為戈爾迪·特魯斯特戰後受審所寫的書麵證詞中，大哥弗裏茨·鮑姆披露了戈爾迪（自1925年她同保羅·特魯斯特結婚後弗裏茨·鮑姆就認識她）如何為了他們兄弟三人去巴伐利亞首相路德維格·西伯特那裏進行有力的幹預。另一個威脅來自海因裏希·希姆萊，他一心要把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並入他主管的黨衛軍陶瓷工廠（設在達豪）。這家納粹陶瓷工廠利用集中營勞工來生產昂貴的納粹主題陶瓷用品。但是希姆萊犯了個錯誤，偏偏在戈爾迪也在場時走進了房間，要同希特勒商議此事。據鮑姆作證，由於戈爾迪的“有力幹預”，終使希姆萊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鮑姆還指出，即使她知道他們的猶太人背景，她仍然“冒著極大風險”繼續同他們的公司展開合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曾經接手的一個委托訂單正是為希特勒生產餐具。
鮑氏兄弟所麵臨的最嚴重威脅出現在1944年10月，當時他們被告知很快就會被送往圖林根的一個礦區，那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個外圍地點。他們兄弟幾個將被迫在苛刻的條件下做苦工；許多在這個地區勞工營裏工作的人，包括那些被強迫在地獄般的米特波-多拉礦區地下工作生活的苦工，都死於過度勞累、疾病和饑餓。弗裏茨·鮑姆在證詞中講述了向政府各個部門申訴無果的情形，講述了“在最後時刻”他們兄弟幾個向戈爾迪·特魯斯特求助的情形。經過“長時間磋商之後”，戈爾迪設法說服了慕尼黑與南巴伐利亞代理行政官保羅·吉斯勒，使他撤回了命令。“因此，”鮑姆寫道，“特魯斯特夫人拯救了我們，使我們沒有被送到集中營裏。”
正如上述審判文件所披露的那樣，戈爾迪·特魯斯特確實多次勇敢地保護了那些同她和她的丈夫有工作關係和私人交情的人士。但是在納粹德國其他無數人沒有任何同上層人物有關係的朋友。觀眾在德國藝術館欣賞完希特勒的那些精美瓷器和水晶製品之後七個月，德國的猶太人教堂、猶太人店鋪和猶太人住宅的玻璃都被打碎，全國的街道上都灑滿了玻璃碎片。1938年11月9日夜晚，納粹衝鋒隊在有組織有計劃的暴亂當中把他們的仇恨發泄到全德國的猶太人身上，他們焚毀猶太教堂，把猶太人男男女女殺死在家裏，在大街上公然毆打猶太人，把3萬猶太人關進集中營，搗毀了數千家猶太人店鋪和住宅。但是即使在被稱為水晶之夜的11月大規模迫害屠殺猶太人事件為世人所知之後，希特勒宣傳機構為其打造的正人君子光環仍然沒有褪去。許多德國人拒絕譴責他們的元首，相信他最終會恢複秩序，結束在他們眼前發生的極其殘酷的迫害行徑。戈爾迪·特魯斯特即是其中一員，即使麵對朋友們的噩夢，卻仍然相信自己曾幫助打造的溫文爾雅的希特勒形象。
1933年，德國還在慢慢了解這位在十年之內從默默無聞一躍成為國家領導人的人物。海因裏希·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不為人知的希特勒》探討了這位元首在不同情境下的個人經曆，包括在上薩爾茨堡的放鬆休閑時光。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則把關注的焦點縮聚在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區的私家生活上，除了帶著讀者一起領略山區風光以外，還讓讀者近距離地觀看那座瓦氏小木屋。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為讀者呈現這些景觀，因為他曾經是希特勒的鄰居。他的父親就是緊挨著瓦氏小木屋的土耳其小旅店老板。希特勒自從1923年首次逗留上薩爾茨堡以後就經常光顧那家小旅店，向那裏的客人發表演講。據施密特昆茨披露，希特勒那時給年輕的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當時他是一位登山愛好者和畫家）當導師，並鼓勵他背起行囊向東進發。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第一本書《白山黑帳篷：波斯旅途散記》出版於1932年。這位年輕人回到上薩爾茨堡以後，又萌發了再寫一本遊記的想法（這次離家更近一些）。他獲準走進瓦氏小木屋，並為幾個房間（包括最隱秘的總理臥室）畫了素描。
這本遊記一開始就描繪出貝希特斯加登峽穀和周圍高山的一係列景觀，從而使讀者將小木屋置於具體的地形地貌當中，體驗一下希特勒本人親眼所見的景物。例如，其中有幅風景插圖描繪了貝希特斯加登鎮的風光。讀者知道，當年希特勒在去往當地他經常光顧的霍施倫澤小旅店時沿途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鎮。霍施倫澤是一家風景優美的山區小旅店，離希特勒住宅大約一個小時的步行距離。舒施特-溫克爾霍夫一走進瓦氏小木屋就為插圖中的景物設定了構圖框架，使讀者覺得跟著藝術家的腳步看到了德國總理最隱秘的生活場景，就像書中插圖中從希特勒的臥室窗戶和陽台捕捉到的景物一樣（見圖44）。該書營造的親密感覺體現在好幾個方麵：此書的小幅開本（便於拿在手中），書中插圖的內容，尤其是小木屋內部的景物，還有想象中的凝視目光，通過藝術家將讀者同德國總理聯係在了一起。
圖44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描繪從瓦氏小木屋內希特勒臥室窗前看到的室外景觀。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慕尼黑出版社，1933）圖10.
也許因為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畫插圖而不是照相，所以才獲準展現小木屋內最私密的空間：樓上希特勒的臥室。這是德國讀者唯一一次有幸得以目睹這一場景。插圖說明文字隻有簡短一句“人民總理的臥室”。在插圖中我們看到了一張金屬架單人床、一個上麵擺放著台燈和一瓶鮮花的床頭櫃、一塊地毯、兩幅掛在牆上的帶框肖像畫，還有透過玻璃門看到的陽台以及對麵的巍巍群山（見圖45）。據施密特昆茨描述，帶框的肖像畫中人物是希特勒元首“敬愛的母親”和慕尼黑派著名畫家路德維希·馮·赫特裏希描繪的耶穌受難場景。上述選擇看似頗有頭腦：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地區人們幾乎想不出可以掛在一個單身漢的床頭上更合適的兩張畫了。臥室盡管極為簡樸低調，但是室內的裝飾點綴和床上擺放的又厚又舒適的羽絨被使得臥室裏並沒有一點苦行僧的感覺。臥室的簡樸感也在舒施特-溫克爾霍夫對一樓客廳的描寫當中顯得淡化了一些。這間客廳洋溢著巴伐利亞式的溫暖舒適氛圍，室內擺放著大型花磚火爐，鄉村實木家具；深凹的窗台上養著一些室內盆栽植物，另外還養了幾籠虎皮鸚鵡（見圖46）。舒施特-溫克爾霍夫似乎相當中意動物，他用了兩頁紙的篇幅再現了希特勒的狗和鳥（見圖47）。
圖45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畫《人民總理的臥室》，描繪瓦氏小木屋中的希特勒臥室。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1.
除了為我們再現小木屋裏的所見所感之外，舒施特-溫克爾霍夫還在書中畫了一頁他標注為“鄰居們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偉大鄰居’的住宅”的插圖（見圖48）。圖中描繪的是四位住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的鄰居：土耳其旅館老板卡爾·舒施特（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父親），立著一把鐵鍬，身穿一件背心，係著一件長圍裙；波登農場佃戶“波登佬豪叟”，靠趕牛車運貨為生；弗雷丁農場上了年紀的約瑟夫·拉斯普；還有當地的一位林務員。除了轉過背去的林務員以外，其餘三位鄰居都站在那裏目光直視藝術家（和讀者）。而藝術家如畫題所示，占據著希特勒住宅或希特勒本人的位置。這樣讀者就被置於同希特勒鄰居的目光交流之中，使人感覺到在“偉人”和普通鄰居之間存在著的那種密切聯係。這四位鄰居的畫像盡管各具特色，同時也體現出當地居民很接地氣的一些普遍特點。希特勒選擇與他們為鄰，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反過來又把自己作為大地之子的一些品格投射在這位“人民總理”身上。在後記中，施密特昆茨突出強調了在鄰居們、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之間存在著的不可割舍的天然聯係：“希特勒住宅深深地嵌入第二故鄉的泥土裏，帶著兄弟般的歸屬情義坐落在波登農場和弗雷丁農場之間，情深意長，無法想象沒有它的情形。鄰居們把總理視為薩爾茨堡人，當作自己人，而他就像他們一樣同這片自由的德國土地永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書中最後一頁插圖描繪的是希特勒小木屋住宅上擴建的車庫和客房（1933年5月至6月施工建成）。以這樣的方式來結束聚焦於傳統生活方式的插圖敘事，乍一看顯得有些令人吃驚。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沒有展示現代建築設備和卡車，而是描繪一頭公牛和一匹馬拉著木輪貨車，車上載滿大石頭。四周石匠和勞工手裏拿著鎬和鐵鍁，拎著水桶。看不到黑色奔馳汽車要進車庫，也看不到外地來的納粹黨客人要入住客房。書中的插圖部分就這樣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情調結束了，對於體現在這些強壯男人和動物身上的鄉村生活方式的代代相傳脈絡和優勢力量深信不疑。盡管書中承認確實有過一些改變——瓦氏小木屋的擴建恰好同希特勒掌權同時進行，因而代表著一個新的政治時代的來臨——然而上薩爾茨堡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擺脫了時間的影響，自有一番洞天。施密特昆茨堅持認為，雖然住宅有些變化，但是選擇它並把它布置裝修成棲身之家的精神依舊，不可侵犯，就像四周的巍巍群山一樣，就像草地、森林和那片土地一樣。換句話說，即使小木屋的外觀有所改變，但是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依然如故，絲毫未改。
圖46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描繪瓦氏小木屋內希特勒的起居室。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4.
圖47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再現希特勒的愛犬趴在瓦氏小木屋外的一個木牌旁歇腳時的情形。木牌上寫著：“猛犬咬人！勿進！”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4.
圖48 卡爾·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手繪，上麵標有說明文字“鄰居們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偉大鄰居’的住宅”。
選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1933）圖13.
書中把希特勒同那片土地的一些永恒特點聯係在一起，這意味著他雖然沒有出現在舒施特-溫克爾霍夫的書中——藝術家登門造訪時這位“偉大鄰居”沒有在家——同時他又無處不在。施密特昆茨聲稱，希特勒同上薩爾茨堡（“在它的岸邊他那顆躁動不安的心終於拋下了錨”）之間的特殊聯係建立於1923年，當時他同“納粹黨的主要幹將和開拓者”迪特裏希·埃卡特、安東·德萊克斯勒和赫曼·伊瑟爾初次來到那裏。“在貝希特斯加登活動的那些日子，”他寫道，“把阿道夫·希特勒同那些巍巍群山，同那片土地密切聯係在一起，那裏後來便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對於希特勒而言，施密特昆茨解釋說，那片寧靜的土地連同巍巍群山和遠方奧地利的景致，絕非逃避亂世之地，而是醞釀思想並使之成熟的地方。因此，那片土地也被視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幾乎就像另一位“主要幹將和開拓者”一樣，為鋪就通向第三帝國的道路立下了汗馬功勞。
為將元首和那片土地進一步融合在一起，施密特昆茨暗示有關那些巍巍群山的神話傳說同第三帝國的興起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係。尤其是他特別強調同翁特斯伯格有關的兩個傳說。翁特斯伯格巍峨的山峰正對著希特勒住宅的正麵（後來便成為透過大廳窗戶看到的一大景觀）。第一個神話傳說（如第四章所述）講述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查理曼大帝於公元800年征服並統一了西歐和中歐廣袤的疆域，複興了西羅馬帝國的帝王傳統。據說，查理曼大帝中了魔法以後，在皇室家族的簇擁陪伴下，沉睡在翁特斯伯格深山之中。隻有當德國的宿敵大兵壓境，國家危在旦夕之時，他才會從沉睡中醒來。每當出現這種國家危情時，渡鴉便不再繞著山頭盤旋，國王的胡須增長三倍，盤繞著他坐立而睡的大理石桌。他一醒來就要發動人類最後一場殘酷的大決戰，血流成河，堆骨如山。這一傳說在德國各地流傳，經常把12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紅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說成是那位沉睡的帝王，把圖林根州的屈夫霍伊瑟說成是他的沉睡之地（在有些版本的傳說中，如前所述，也把巴巴羅薩同翁特斯伯格聯係在一起）。第二個傳說承接第一傳說，從其根源來說也有大自然特色。傳說那場決戰的地點是薩爾茨堡附近瓦爾斯村外的曠野，地處翁特斯伯格的陰影中。皇帝要把他的盾牌掛在一棵高大枯萎的老梨樹上，使之長出樹葉。在皇帝盾牌的紋章之下，施密特昆茨寫道：“德國人眾誌成城，聯合起來打敗所有敵人。越過被打敗的敵軍，德國大教堂的鍾聲將響徹千年帝國。”這最後一個潤飾的細節反映出上述德國神話傳說如何被融入了納粹黨的說辭之中，希特勒上台執政則被說成是實現了民間預言。
在將元首同阿爾卑斯山地形地貌的自然與象征力量聯係起來的造勢宣傳中，瓦氏小木屋是重要的精神歸宿。它不僅被描述為希特勒的家園，而且還被視為希特勒經常凝神眺望窗外、從大自然中汲取力量的地方。在闡發小木屋的意義時，施密特昆茨描述了從窗戶和陽台看到的景觀，增加了讀者對屋內居住者的認同感，而且還通過視線把小木屋同周圍壯麗的自然景觀聯係在一起。同時他又把關注焦點向室內移去，移到壁爐邊簡樸的舒適生活上，將中世紀帝王和最後的決戰統統丟在了室外。施密特昆茨認為是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一手操持著溫暖舒適的家。他不止一次提到她親手製作的“抹著黃油的厚麵包片”是讓希特勒和孩子們無法抗拒的美味。施密特昆茨通過描述希特勒如何在大山裏睡眠良好（與首都不同），描述愛戴元首的兒童（他們的愛戴之情得到了元首的回報），描述希特勒的忠誠愛犬，暗示著有益健康的家庭生活狀態。施密特昆茨筆下展現出的希特勒私家生活以上細節及其他細節到1933年似乎已經成為固定套式：素食主義者，不吸煙，不喝酒，由藏書體現出的文化素養，休閑時間很少，強烈的工作責任感，從大自然獲取靈感和力量，喜愛兒童，喜愛狗。20世紀30年代，以上種種優點成為納粹官方描述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關鍵內容，變化不大，其宣傳要點已經由約瑟夫·戈培爾、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海因裏希·霍夫曼在1932年確立完成。
對於施密特昆茨來說，希特勒私家生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缺乏了不起的精彩可陳之處。“希特勒的住宅，”他寫道，“憤世嫉俗者們想方設法要把它說成是豪華‘王宮’。其實它裏麵既沒有隱藏秘密，也沒有什麽值得看的東西。”但是施密特昆茨認為，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特點，吸引著朝聖者前來觀看希特勒的住宅。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為帝國總理以後不久，前往上薩爾茨堡的朝聖之旅就開始了。欣喜若狂的人群看到元首，甚至同他握手時的情景也被霍夫曼的照相機鏡頭捕捉下來，日後變成了更加有利可圖的商品。這些非常有名的照片遮掩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希特勒不在那裏居住時，人們也滿懷熱望前來觀看希特勒的住宅。瓦氏小木屋被當作象征元首其人的聖地。那些一心要同元首親密接觸的朝拜者們發現，隻要他們走進他的住宅就可以如願以償：
現在他們知道，這就是元首居住的地方，在這裏他是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他睡在樓上朝向西南的窗戶裏麵；他的寫字台在一樓的凸窗後麵；是的，那些就是帝國總理非常喜愛的德國牧羊犬！馬克，那條黑犬，性情凶猛，訓練有素，守護著主人的宅院，好像真正知道要保護的是誰。沃爾夫生性頑皮，活潑有趣。布隆達是那條毛色淺淡的母犬。前來觀看的人明察秋毫，看到了那個汩汩流淌的噴泉，噴頭雕刻得妙趣橫生；他們還看到窗前和陽台上盛開的鮮花，並且知道：從這個恰到好處的位置，元首用他那雙閃爍著欣喜神采的眼睛眺望體悟著那片宏偉壯麗的巍巍群山。對於有些旁觀者來說，也許正是這樣的深沉思緒才使他們第一次幡然醒悟，領略到那種燦爛榮耀的境界。
施密特昆茨由此斷言，前去參謁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而且朝聖之旅本身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親眼看到希特勒，而是學會像希特勒那樣看世界。施密特昆茨本人對舒施特-溫克爾霍夫插圖所做的闡述解說同樣自始至終引導著讀者，提示他們觀看什麽，感悟什麽。通過引起共鳴的視角，朝聖者代表讀者進入希特勒私人的主觀世界，置身於他的家屋空間，吃著他的黃油麵包，愛著他的寵物，麵向窗外凝視那片巍巍群山，領略著它們的宏偉壯觀，汲取著它們的無窮力量。瓦氏小木屋及其純樸生活情趣不僅用文字和插圖展示出來，而且還體現在讓人感到親切的圖書版式開本上。讀者同瓦氏小木屋及其純樸生活美感的接觸是一種非常特別的體驗，與蘇珊·桑塔格在她那篇很有影響的《迷人的法西斯主義》一文所分析的感受大有不同。尤其是她指出1935年萊妮·瑞芬斯塔爾拍攝的記錄紐倫堡納粹集會的影片《意誌的勝利》讚揚了那些狂喜而被規訓的民眾，他們精力旺盛，讓自己服從於元首的意誌。相比之下，《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中所引發的對瓦氏小木屋的感受是一種更為理智、更具個性的體驗：設身處地、主客相融地看待希特勒的私下其人（正如他的住宅所體現的那樣）。通過這樣的認同感，走進希特勒超然之境的核心所在。從一定意義上說，瓦氏小木屋的旁觀者和紐倫堡納粹集會的參與者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認為元首至高無上。但是一方仿佛穿著希特勒的鞋子，感同身受，主客融合；另一方則好像是被鞋子踩在下麵，骨筋折斷，卻樂此不疲。
瓦氏小木屋的朝聖者們也許從各自的漫長旅程中受益匪淺，茅塞頓開，但是他們的到來卻使小木屋的居住者及其鄰居日益感到煩惱不堪。朝聖熱潮每天吸引多達5000名遊客驅車駛向總理車道，阻塞附近道路，使當地各方生意不堪重負。如果恰逢希特勒暫住在此處，熱情的人群要等上好幾個小時，齊聲高喊：“我們要見元首！”有些情緒高漲的人還拆下元首住宅圍欄中的尖木樁，留作“文物”。希特勒想方設法要拉開自己同喧鬧遊客之間的距離，另外也需要為自己的警衛人員找個安身休息之所。於是他要求鄰居土耳其小旅館老板卡爾·舒施特把鄰近的一處地產賣給他（見圖48）。舒施特以替六個孩子著想為理由拒絕了這一要求，但是主動提出讓希特勒免費使用那片土地。舒施特支持過早年的納粹黨，而且自20世紀30年代起就是一名納粹黨員，還與希特勒本人相識十年。但是舒施特很快就發現，隻要有人擋路，以前的忠誠對元首來說一錢不值。
在舒施特拒絕希特勒要求之後一個月，他被控侮辱了經常光顧他的小旅館喝醉酒的衝鋒隊和黨衛軍士兵。這件事情引發了納粹黨貝希特斯加登支部成員的抗議抵製行動。他們堵住旅館門口，趕走客人和員工，隻把家屬留在裏麵，當他們想要離開時，早就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等待著的那些朝聖者就向他們扔石塊，吐口水。納粹當局以卡爾·舒施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為名，對他實施“保護性拘押”，監禁兩周，希特勒同時完全拒絕和鄰居們接觸。隨著旅館經濟狀況陷入了虧欠，舒施特開始尋找買主。當本地官員明確表示旅館營業執照不能重新辦理時，買主開出的條件全部作廢。希特勒那位烤麵包的姐姐安吉拉·勞巴爾對鄰居所處的困境毫不同情，隻是由此遇到的種種不便使她憤憤不平。最後她把情況反映給馬丁·鮑曼，後者迫使舒施特賣掉房地產。等他們全家於1933年11月離開後，鮑曼又把旅館改成希特勒黨衛軍警衛的兵營。舒施特一家人不準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區附近任何地方重新定居；家中的男性成年人被迫簽訂一份協議，不得向外界透露他們曾經是希特勒的鄰居，不得透露他們遭到驅逐一事。當舒施特向他新結識的鄰居說出真相後（他們對一個不肯談論自己過去的人產生了懷疑），他再次入獄。然而在貝希特斯加登周圍地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議論舒施特一家的遭遇，迫使鎮上的納粹黨分部於1934年1月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布告，禁止繼續議論“舒施特案”。那些拒不服從者遭到警告，要把他們劃為國家的敵人，送往達豪集中營。心灰意冷的卡爾·舒施特為家人遭到滅頂之災而自責，於1934年死於心髒病突發，終年58歲。那些踴躍購買《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鄉》一書的讀者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這本關於“偉大鄰居”的圖書很快變成了一部人間苦難故事。
土耳其小旅館的得手並未使納粹黨止步不前。他們還要在上薩爾茨堡山上爭取更多的空間，為希特勒日益增加的隨從人員安排住處，為政府辦公和接待外賓提供場所。隨著納粹政權的壓迫機器不斷造就出眾多的受害者——僅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大約4.5萬德國人被關押在集中營和非官方的刑訊中心——保護希特勒的需要也變得日益緊迫。在舒施特一家人遭到驅趕以後的那些年裏，鮑曼對上薩爾茨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強迫原住民搬遷，為戒備森嚴的納粹精英聚集地騰出地方。正如施密特昆茨所言，即使希特勒的鄰居們將他看成自己人，顯而易見他也沒有對這種美好的情感予以回報。盡管有一些村民對收到的補償金感到滿意，自願離開了，但是許多村民拒絕搬遷。有些村民的生意隨著旅遊業的升溫剛剛開始興隆。還有一些村民感到鮑曼所給的補償金嚴重不足。另有一些村民就是不肯離開他們的住宅和農場，那常常是他們代代相傳的家產。有些犯上作亂者遭到鮑曼嚴懲。在冬季，納粹驅趕村民時喜歡用的手法就是掀掉裏麵還有人住的房屋屋頂——那些居民在冰天雪地裏往往維持不了多久。在其他情況下，那些拒不服從的居民往往受到被送往達豪集中營的威脅。這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有實例為證：有位名叫約翰·布蘭德內爾的年輕攝影師因為損失掉了店鋪，竟鬥膽直接向希特勒喊冤，被送往達豪集中營關押兩年。到1937年，大部分原有居民均被趕走，房屋被拆除以正希特勒觀瞻，或者滿足新建納粹精英社區的需要。在掠奪田產、驅趕居民的整個過程中，納粹宣傳機構還在繼續讚美正被其逐步摧毀的上薩爾茨堡的生活方式，繼續讚美那裏的居民。
1935年，霍夫曼出版了一本讚頌希特勒山居生活的攝影集，通過書名展現出這位納粹黨人的私有化心態：《大山深處的希特勒》（見圖41）。影集中收錄的86幅照片記錄了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住宅中和南巴伐利亞其他一些地方工作休閑的場景。席拉赫在攝影集的前言中寫道，瓦氏小木屋“名揚世界”，已成為“元首堅定不移精神的象征”。時至今日，他寫道，（小木屋）同樣“未經改變的山牆依然麵對著翁特斯伯格，就像居住者政治生涯剛剛起步時那樣”。他承認這間住宅確實有所變化，增建了一些工作室，但當秘書們打字機的哢哢聲和電話機的鈴鈴聲全部停下時，依然可以感受到阿爾卑斯山那未曾改變的迷人的魅力。“晚上這幢山中宅邸坐落在浩瀚的星空下，元首站在那裏，沉醉在月光融融的夜景之中，對幾十年來眼前景觀的每一個細節都了如指掌。”席拉赫巧妙地運用了訴諸情感的形象化語言，並在施密特昆茨的引導下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實：這幢住宅一直處於變化之中，經過1935年至1936年的改造擴建之後，已經成為希特勒巨大財富和權力的最好見證。
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在影集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霍夫曼的鏡頭捕捉到希特勒向聚集在住宅柵欄外麵的人群揮手致意，同別人握手，在舉起手臂的人群中行走的場景。不同於萊妮·瑞芬斯塔爾鏡頭下的那些受到約束的人群，霍夫曼攝影集中的朝聖者們簇擁在元首身旁，不停地向前推搡靠近，就想觸摸一下元首。他們也不像瑞芬斯塔爾所喜歡的年輕強壯、理想化的那類人。在一張照片中，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舉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禮，另一隻手緊緊抓住自己的小提包；另一張照片中，希特勒握著一位老年婦女的手，她開懷大笑，露出了口中的齲齒（在隨後拍攝的朝聖者照片中，霍夫曼把鏡頭對準了一群又一群金發少女）。霍夫曼攝影集中的這些人同瑞芬斯塔爾鏡頭下的那些人之間最大的區別是霍夫曼會在眾人當中突出拍攝某一個人，比如同希特勒握手的人，或者受到特別矚目的兒童。席拉赫解釋說：“不時有人從人群裏衝出來，通常是個小男孩，遇到一些煩心事。也許他爸爸失業了，媽媽生病了，他沒有別的辦法，隻能找希特勒求救。而希特勒的確出手相助。在這位小男孩清新麵孔的背後，他那雙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威脅這個小家庭的不幸命運。於是，希特勒作為忠誠可愛民眾的父親以實際行動給予安慰，所言甚少，就像以前千百次做過的那樣。”
從朝聖人群當中挺身而出，有時也能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場麵。霍夫曼1934年出版的攝影集《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專門描繪希特勒同德國年輕人之間的關係。影集當中收入了一張照片，再現了元首從人群中抱出一名兒童的情景。席拉赫在前言中解釋說，1933年夏季的一天，當希特勒向簇擁至房前的朝聖者們問候時，一名兒童的聲音從人群中清亮地響起，當眾宣布那天是她的生日。從密集的人群中，“元首找出一位長著明亮藍眼睛的金發小女孩”，並邀請她一起去喝茶。實際上這位小女孩的登門拜訪是經過事先安排的，但是席拉赫仍然像照片中表現的那樣講述了那個美麗“童話故事”，就好像朝聖者們在瓦氏小木屋那裏可能會偶然遇到的許多奇妙幸事一樣。第一張照片在《幸運的生日女孩》這個標題下描繪一位麵帶微笑的小姑娘；第二張照片表現希特勒領著她沿車道走去，漸漸離開聚集的朝聖者人群，走向瓦氏小木屋（見圖49）。附加的說明文字更突出了她享有的特殊地位：“從人群中走來”。接下來我們看到她在室內吃甜食（“生日宴席”），看到她與希特勒一起站在露天平台上，希特勒用雙手捧著她的麵龐。在第55張，即最後一張照片中，小女孩踮著腳站起來，以一個“長吻”感謝希特勒。
在瑞芬斯塔爾拍攝的文獻紀錄片《意誌的勝利》當中根本不會出現上述情景。雖然影片鏡頭記錄了人群中的一張張臉、一個個聲音，但是沒有一時一刻單獨挑選出一個人享受元首的特殊待遇。這部影片對觀眾所產生的影響取決於他或她對象征新統一國家的影片中密集人群的認同程度。在銀幕上展現密集人群及其現場表現需要根據宏大場景進行特殊布局，就像紐倫堡納粹集會的現場一樣，有大型練兵場，有大型看台，也有體育場。與瑞芬斯塔爾的電影觀眾不同，霍夫曼影集的讀者同舒施特-溫克爾霍夫遊記一樣，被鼓勵想象那種獨特的激動狂喜——不是隱沒在人群中，而是從人群中挺身走出（至少暫時如此）。元首私家生活的布局安排（在尺度規模上有個性，顯親密）成為其他獨特體驗的舞台。這兩次同元首幻想中的初次相見（無論作為清一色民眾的一員還是作為個人）以及各自的布局空間特點（一個規模巨大，另一個為私家布局）相互補充，相得益彰，開辟了通向元首的不同道路：誠如桑塔格所說，一個通過快樂的服帖順從，喪失自我；另一個通過幻想中的認可與親密，無論多麽短暫。
圖49 希特勒護送“幸運的生日女孩”到他的上薩爾茨堡私邸。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柏林：現代史出版社，1934）。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席拉赫把瓦氏小木屋朝聖之旅看成是再次體現了國家統一，這種統一是希特勒通過推翻可恨的魏瑪共和國民主製度而實現的。“阿道夫·希特勒同其民眾之間的每日相見深刻反映出新德國的統一。因為向希特勒歡欣致意問候的廣大民眾本身就是新國家歸屬感的形象體現。我們看到來自西部的工人，他的旅途得到了‘快樂力量’組織的資助，他的身邊站著來自東普魯士的男孩子們，來自南巴伐利亞的農民們，此外還有官員、教師、學生和士兵。為了能夠見到元首，他們一大早就啟程，在上薩爾茨堡炎熱的天氣中站了七個小時或更長時間。最後在下午那個翹首以盼的時刻到來時，他們終於可以注視著元首的那雙眼睛。對於他們當中有些人來說，元首就是他們近十年鬥爭的象征。”在上薩爾茨堡，民眾和領袖相聚在一起，其真誠坦率的程度，席拉赫認為，超過了以前議會體製下的相同場麵。霍夫曼發表在上一本影集和其他影集中的朝聖照片似乎在問：既然我們可以同領袖一道吃糕點，誰還需要民主製度？這使人想起據說是瑪麗·安托瓦內特講過的一句類似名言。
《大山深處的希特勒》繼續打造著在1933年之前就已確立的
圖50 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為“幸運的生日女孩”親筆簽名，前麵的餐桌上放著一盒巴爾森餅幹。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元首喜愛兒童的神話。在霍夫曼拍攝的照片中，這種喜愛之情不僅表現在微笑中，也表現在身體接觸上：希特勒不時地撫摸著兒童的臉龐，把一隻手放在他們的肩膀上，而且還緊緊地擁抱他們。他非常慷慨地為他們簽名，送給他們糖果，同他們親切交談（見圖50）。如同對朝聖者們一樣，瓦氏小木屋在希特勒接見德國兒童的活動中成為關注焦點。這種情景經常出現在露天平台上，而不是室內；阿爾卑斯山則為霍夫曼的拍攝鏡頭提供了宏偉壯觀的自然背景。
研究希特勒親屬精神病問題的曆史學家們認為，他選擇不要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為擔心自己家族有缺陷的基因會傳給孩子。但是霍夫曼具有神話魔力的鏡頭打消了這種疑慮，並把希特勒塑造為具有象征意義的理想的雅利安種族的先輩。“你們傳承著我們的血肉，傳承著我們的精神”，在1933年紐倫堡納粹黨大會上希特勒對匯聚一堂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這樣宣稱道。霍夫曼拍攝的照片也在重申著這一論斷。《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這部攝影集展示出完美人類的可信風貌：“德國部落有許多，”為表現不同男女兒童的拚貼照片的說明文字這樣寫道，“但是種族隻有一個。”在有些情況下，霍夫曼對照片進行大幅度修飾潤色，以使照片中的兒童看起來更加漂亮。1934年以後他放棄了這種做法，因為這不符合當代讀者更具自然主義傾向的攝影欣賞趣味。但是他繼續刻畫那些與希特勒在一起而且身體特征又能反映納粹當局種族理想的兒童形象。外貌就是一切。1933年有人向巴伐利亞政治警察告發說，那位在瓦氏小木屋裏享用甜點並被搬上照片的金發藍眼生日女孩有部分猶太血統。當時她的照片已印在明信片上首次發表。盡管這一情況得到保密，但此後她再也沒能前往上薩爾茨堡。不過希特勒仍然批準在納粹黨對外宣傳中繼續使用她的照片，包括在《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這部影集當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希特勒身邊的年輕人》仍把她表現為希特勒喜愛的人物，雅利安人的典範。
無論在希特勒之前還是在希特勒之後，政治家們早就看出與兒童們在公共場合一起露麵，或者展現出國父的形象有種種益處。但是希特勒及其宣傳機構打造他同兒童具有特殊關係的煞費苦心程度可謂前所未有。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舉動至少在外國新聞界看來也是極為罕見。在納粹黨力圖通過優生學以及保健與教育等手段改善人種的計劃中，兒童占據著核心地位。認為希特勒真正關心兒童這種信念為家長們樹立了信心，他們願意把自己孩子的幸福托付給國家。1936年，慕尼黑一家報紙刊發了一張希特勒同一名少女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聊天的照片，並且發問：“一個人得到孩子們的稱讚和信任，還有比這更好的評價嗎？”希特勒的未婚狀態以及力圖避免被影射為“怪異”單身漢的需要使上述宣傳造勢顯得尤為重要。希特勒與兒童的合影在其任第三帝國元首時期的照片中最受歡迎，這一事實表明德國讀者多麽珍視這一神話。
希特勒與兒童親密無間這一說法流傳甚廣，繼續出現在曆史教科書中。其實我們非常清楚，多達數百萬兒童死於安樂死計劃，死於集中營和勞改營，死於希特勒統治下爆發的戰爭與饑荒。除了這一時期的宣傳造勢以外，幾乎沒有證據支持上述說辭。理查德·賴特是希特勒於20世紀20年代末追求過的16歲貝希特斯加登少女馬利亞（米米）·賴特的侄子。他也曾是經常被邀請前往瓦氏小木屋做客的當地兒童之一。當時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就是這些參觀做客活動的發起人，理查德·賴特與此人有特殊關係。當被問到希特勒是否真的喜歡兒童時，賴特在私下裏回憶道：“他表現得相當呆板，不太清楚該如何對待我們。”相比之下在照相機麵前，“由於他善於表演，所以看上去好像喜歡孩子。”
希特勒同鄰居以及當地其他人的近距離接觸場景在《大山深處的希特勒》中占有突出位置。毫無疑問，這些拍攝場景也經過幕後的精心策劃。但是此處更加使人吃驚的是，霍夫曼拍攝發表的把希特勒描繪成好鄰居的那些照片很快就與事實相悖了。例如影集中收入了一張再現希特勒同農民鄰居約瑟夫·拉斯普握手情景的照片。說明文字提到了元首“非常關懷體貼老年人”。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買下了這位78歲老人的房地產，但是合同賦予指定的家庭成員（包括拉斯普本人在內）終生居住權。可是到了1937年夏季，在違反合同的情況下，拉斯普及其家人被強迫搬遷，他們的房屋也被毀壞。拉斯普過後不久就去世了。20世紀40年代，霍夫曼繼續把上述那張握手照片作為表現希特勒“關懷體貼老年人”的證據。同希特勒喜愛兒童的神話一樣，希特勒同鄰居關係甚好的謊言當時流傳甚廣，而且至今仍見諸一些曆史書籍當中。
如果說那幢山中小木屋是希特勒同其追隨者（不分長幼）交流談心之地，那麽它也是納粹黨有關希特勒麵對大自然力量的宣傳背景。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描繪了希特勒在阿爾卑斯山地區徒步旅行時的情景，描繪了希特勒麵對壯麗的日落景觀和高聳入雲的山峰而陷入沉思時的情景（見圖51）。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攝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展現了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休閑放鬆的愉快狀態。與此不同，1935年出版的攝影集中所收入的照片表現的是與大自然更深入、更有目的性的接觸。希特勒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裏希在1934年出版的有關希特勒上台掌權過程的一本書裏，把上薩爾茨堡描寫為聖殿和靈感之源：“在寧靜的上薩爾茨堡大山裏，我們的領袖常常製訂出最重要的計劃，做出最偉大的決定，完善了事關重大的各種部署。”能夠在大山裏處於最佳工作狀態（希特勒自稱如此），而不光是可以睡一夜好覺那樣簡單。希特勒在書中還被描繪成能夠利用和引導浮現於周圍的天地之元氣。在為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所寫的前言裏席拉赫寫道：“他在這裏口述《我的奮鬥》第二卷內容，仿佛這座大山恢宏壯麗的架構也再現於這部書的結構當中。這部書給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了支持，帶來了希望。”席拉赫因此認為，元首不僅僅置身於大山之中，大山也置身於元首之中，不斷地融合，影響著元首言行的力量。
希特勒與上薩爾茨堡之間那種想象中的關聯在現代德國文化中引發了很多豐富聯想。18世紀浪漫主義藝術家與作家率先對人類在威嚴崇高的深山大自然中的經曆體驗進行了探索研究。德國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雷德裏希在其風景畫中運用了孤獨匿名人物背影表現手法，鼓勵觀畫者通過與此人物心神合一，去想象感受由麵對崇高的大自然而產生的極其強烈的情感。弗雷德裏希是希特勒喜歡的藝術家之一。在霍夫曼所拍攝的一些照片中，希特勒或坐或站，同四周壯麗的大山景觀進行無言的交流。此情此景使人想起弗雷德裏希畫中那孤獨的人物背影。然而與他們不同，希特勒從不匿名。如果我們想要感受一下大山深處的情感震撼力，永遠要通過希特勒。
圖51 希特勒坐在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奧伯湖邊。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德國觀眾不需要直接借助於18世紀繪畫意象就可理解希特勒的思想。20世紀20年代與30年代期間，由阿諾德·弗朗克、萊妮·瑞芬斯塔爾和路易斯·特倫克等人拍攝的影片中展現出的對於巍巍高山尤其是阿爾卑斯山的迷戀情懷，為希特勒的宣傳機構打造同阿爾卑斯山有關的希特勒個人形象提供了積極聯想的豐富源泉。這些德國導演與奧地利導演把阿爾卑斯山描寫成救治頹廢文明的靈丹妙藥，描寫成充滿天地元氣、自然活力與英雄抗爭之地。纏綿的愛情情節在令人驚歎的自然風光當中漸次展開，人類的情感也在其中不斷映現，不斷增強。在記錄展現高山景觀當中，攝像機鏡頭調用了浪漫派藝術意象（包括腓特烈繪畫意象），以喚起充滿神秘、壓倒一切的崇高美感。那些雄奇神秘的巍巍高山在大自然當中頗有唯我獨尊的浩大氣勢，召喚著順從帖服，甚至死亡。1947年，齊格弗裏德·克拉考爾，後來還有蘇珊·桑塔格在上述那些自然與藝術元素當中察覺出法西斯心態的肇始苗頭。雖然近期有關高山題材影片的學術研究表明這隻是一種很有限的表現手法，但是其浪漫的理想主義，哀婉動人的情感特色以及對於超絕力量的強烈關注，這些都是納粹黨宣傳機構在刻畫阿爾卑斯山中的希特勒處於最佳狀態時所體現出的顯著特點。
同這些早期傳統相比，納粹黨人並沒有在大自然麵前瑟瑟發抖，而是把它視為又一個被其征服的對象。元首，而非阿爾卑斯山，才是宣傳讚美大山中的希特勒時的終極力量。在一處偏僻的山岩上傲然矗立著的別墅“鷹巢”，它的修建就是對上述態度的形象解說，盡管這處建築並不向公眾開放。貝格霍夫別墅大廳裏那扇巨窗把翁特斯伯格收納進希特勒的私家空間。那扇巨窗經常被攝入照片之中，成為當時最具象征意義的駕馭自然的照片（見圖25）。對外發表的那扇巨窗照片中從來沒有出現一個人物，因為窗框與遠處的巍巍群山將使人物變得非常渺小。與浪漫風景畫中有時出現的渺小人物不同，霍夫曼幾乎從來都是以近角度在上薩爾茨堡山上拍攝希特勒室外照片，以便同周圍的巍巍群山形成恰當的比例關係。在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中，希特勒與帝國總工程師弗裏茨·托德特（此人負責監管阿爾卑斯山道路建築）拍攝的照片更突出了元首重整山河的意誌。這些照片還描繪希特勒將現代風尚帶到了大山裏，意在表明科學技術非但不會摧毀傳統生活，反而能夠服務於傳統生活，促進傳統生活。在1933年出版的《德國的覺醒》一書中以及一些明信片上（見圖43），霍夫曼拍攝的希特勒親手喂鹿的照片展現出希特勒另外一種溫文爾雅而非機械冷漠的情懷。與再現希特勒與兒童的合影一樣，這些照片意在暗示天真無邪的動物本能地感覺到希特勒具有天生值得信任的品質。
納粹宣傳機構在對外宣傳展示上薩爾茨堡山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時呈現出明顯的地形地貌特性，而希特勒現身於大山深處對於德國空間而言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一打開《大山深處的希特勒》這部影集就可以看到一張展現貝希特斯加登山穀遠景的照片，其說明文字這樣寫道：“貝希特斯加登，元首在數周刻苦工作後必去的休養目的地（ziel）"。這便為讀者確定了影集的觀賞背景，同時也要讓人意識到這廣袤的空間是長期渴望回歸的家園，是經過艱苦鬥爭之後安靜休息、享受回報之地。"ziel"一詞不僅可以譯為“目的地”，也可譯為“目標”“雄心”和“結局”。在這部影集的其他照片當中，希特勒舉目向窗外望去，凝視著開闊的自然空間（包括從瓦氏小木屋的陽台和露天平台處眺望前方，見圖52）。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就這樣同想象中的阿爾卑斯山的廣袤空間聯係在一起，這又進一步被表現為一切美好事物的源頭：身心的恢複，養育多名健康金發兒童和忠誠寵物的私家生活，同務實的鄰居們建立的溫情關係，以及豐盛的食物、純淨的飲用水與清潔的空氣等大自然的恩賜。簡而言之，納粹黨宣傳機構把希特勒的山中住宅置於納粹生活空間概念之中，這在他們眼裏就是種族烏托邦，值得用戰爭和種族屠殺的手段加以實現。當德國人購買了那些描述置身於這廣袤自然空間中希特勒私家生活福祉的霍夫曼攝影集和明信片時，他們便有意無意地買進了一個由瓦氏小木屋體現的福地夢想。由此而論，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聖之旅不僅僅可以視為向希特勒致敬，也可以視為體現了去往福地的美好心願，即希特勒奉為犧牲與受苦最終報償的富裕之地。瓦氏小木屋坐落於最富“德國特色”的地區——阿爾卑斯山中，賦予生活空間以具體的形式形狀，使之成為一個具體可感、可以實現的目標。在幫助德國人樹立爭取生活空間的心願這方麵（想象中風景如畫的小型家屋，四周充滿自然的恩賜），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在納粹宣傳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
圖52 希特勒從瓦氏小木屋的陽台上俯視著眾多朝聖者。
選自海因裏希·霍夫曼攝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1935).
與左翼新聞報刊針對影集《不為人知的希特勒》的諷刺挖苦不同，1933年以後，納粹黨殘酷壓製言論自由，幾乎沒留下當時相關的任何出版物，使我們無法就德國讀者針對影集《大山深處的希特勒》所做的反應進行評價。在戈培爾的嚴格控製下，德國新聞界參與打造了上薩爾茨堡神話。有關瓦氏小木屋的正麵報道（經常配有霍夫曼拍攝的照片）在希特勒奪權之後很快見於各家報刊。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外國新聞界也在傳播納粹宣傳內容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些流亡國外的德國媒體發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屬意料之中。1937年4月，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民主黨報紙《新前進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帶刺鐵絲網背後的元首》的文章，直接對希特勒親近德國民眾、德國民眾愛戴希特勒的神話提出挑戰。該文披露了在新近改造擴建過的貝格霍夫別墅四周采取的戒備森嚴的安保措施，其中包括在上薩爾茨堡山上擴建的禁區，禁止民用車輛靠近，豎起瞭望塔，拉起帶刺鐵絲網，設置巡邏士兵，150名納粹黨衛軍士兵一天24小時守衛著希特勒。該文指出，一些同情納粹的記者跟風發表的有關希特勒山中別墅的高度理想化的報道有意忽略以上事實及其內在含義。
這家流亡境外的德國報紙還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小木屋的大規模改造擴建上，而納粹宣傳機構則想方設法對此加以掩飾，強調巍巍群山或希特勒精神的永恒性質。1937年6月，巴黎流亡左翼出版物《巴黎每日新聞》刊登了一篇文章，將貝格霍夫別墅描述為“宮殿式豪宅”，其“寬大臥室”總共可以接納”40位或更多”客人，室內擺放著“精美家具”，可同豪華旅館相媲美。為了進一步剝去舒適溫暖的私家生活外衣，記者指出以前是希特勒的姐姐為希特勒操持家務，現在這個任務則落在了“熟練酒店職員”的手中。文章還點評了戒備森嚴的保安措施，包括在大山周圍修建的防空工事，在上薩爾茨堡山深處修建的防彈防毒氣掩體。為繼續凸顯希特勒脫離民眾的程度，記者稱納粹黨人經常把一些少年兒童從貝希特斯加登帶到貝格霍夫別墅，在希特勒“撫摸著他們的頭時”同希特勒一起拍照，而希特勒本人卻從未到鎮上看望他的民眾。文章最後指出：“希特勒在巴伐利亞的高山之巔統治著德國，就像坐鎮喜馬拉雅峰頂的達賴喇嘛那樣遙不可及，無懈可擊。”
雖然關於德國國內情況缺乏客觀的媒體報道，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瓦氏小木屋以及小木屋中理想化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在德國讀者當中極受歡迎。如前所述，霍夫曼出版的描繪希特勒“私下其人”的攝影集，包括《大山深處的希特勒》，取得了巨大商業成功，銷量達數十萬份，並多次再版。另外，霍夫曼還同那些有意通過他的照片推銷產品的公司進行合作，從事有利可圖的商業交易。如裏姆茨瑪煙草公司經銷專門收藏霍夫曼所拍照片的納粹收藏者影集。影集中收錄了戈培爾和迪特裏希等納粹發言人撰寫的文章，頁麵設計上包括安放照片的指定位置，而照片可通過印在裏姆茨瑪公司香煙盒上的禮品券獲得。1936年煙草公司經銷的影集《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總共製作了約230萬冊，其中有一部分專門收藏瓦氏小木屋照片。這些大型影集以富麗的色彩裝幀書麵，上麵飾有圖片和燙金字體，“適於擺放在家中，就像家庭影集和旅遊影集那樣”。消費者把香煙盒禮品券交出去後收到郵寄的成盒照片，然後把照片擺放在適當的影集位置上，一本收藏影集就此完成。這個過程也突出了影集的私人性質（也很係統）。霍夫曼總共銷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數百萬張，那些照片有些曾收入他的影集中，而更多的照片卻沒有收入。元首的山中住宅在改建成貝格霍夫別墅前後似乎都是受到特別追捧的形象。這一形象就建立在霍夫曼和其他攝影師拍攝的印在明信片上的無數相關照片基礎之上（見彩圖1、11）。
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照片和其他納粹宣傳圖案用於商業銷售，此事很快引起了納粹當局的關注。納粹黨於1933年1月奪取政權之後，國內對希特勒的支持率直線上升，誘使許多德國生產商利用納粹宣傳圖像標誌提高產品競爭力。戈培爾迅速采取行動，規範整治到處充斥的含有納粹主題的各類商品，並於1933年5月19日通過《國家標誌保護法》。當地管理部門被授權收繳違規商品，處罰那些以有損尊嚴的方式利用納粹標誌銷售產品的生產商和經銷商。官方國家報紙《德國帝國日報》定期刊載違禁商品名單，包括商家名稱和地址。多年來這樣的違禁品包括上麵飾有納粹黨徽的衝鋒隊食用的薑汁餅幹、葡萄酒瓶、煙灰缸，上麵印有“你好，希特勒”字樣的婦女仿鑽石胸針，以及播放納粹國歌《旗幟高高飄揚》的鬧鍾。最初的司法措施後來很快發展成一場更加廣泛的文化運動。連篇累牘的報刊文章就庸俗時尚可能對德國民眾造成的傷害提出警告。20世紀初，德國工廠聯合會在其設計改革運動中早已提出過上述觀點。從1933年開始，政府與文化管理部門希望加強消費者教育，於是多次舉辦展覽，展出各類印有納粹標誌的違禁商品和“沒有品位”的類似產品，吸引了數十萬觀眾，也引起國際關注。同當時針對德國藝術所發表的觀點非常類似，針對庸俗產品所做的批評也運用醫學隱喻揭示相應的威脅。有位納粹發言人宣稱“庸俗是腐蝕我們民族靈魂的精神可卡因”，並且譴責文化屈從於市場力量。
因為瓦氏小木屋（後來是貝格霍夫別墅）同元首密切相關，其商業用途也受到新立法的約束，由此提出一個問題：是什麽威脅到這幢住宅的“尊嚴”？在戈培爾看來，踢一個上麵飾有納粹黨徽圖案的皮球，或者用帶有納粹黨徽圖案的紙巾擦嘴，都是很成問題的，這不難理解。相比之下，就瓦氏小木屋而言，商品質量是決定批準商品設計方案的決定因素。因此飾有瓦氏小木屋圖案的陶瓷裝飾盤子往往獲得批準，可以生產銷售，但是赤褐色盤子則行不通。與此類似，用在天鵝絨墊子上的元首鄉間別墅設計圖案被視為“沒有品位的產品”，遭到拒絕。對納粹產品庸俗品質的擔心並不僅限於瓦氏小木屋。新法解釋指南強調要提高設計創意和實施標準，要拒絕所有“藝術水平低劣的”納粹標誌複製品。然而許多產品還是獲得了批準，緣於納粹黨意識到這些大受歡迎的消費品會加強他們對廣大公眾想象力的控製。消費者隨商品把這些象征標誌帶到家裏，帶到親人中間，使之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於是兒童們玩著瓦氏小木屋實木玩具模型，把他們的零錢存入瓦氏小木屋複製品硬幣銀行裏；帶框的瓦氏小木屋彩色版畫掛在起居室牆上；霍夫曼攝影集放在咖啡桌上；郵遞員送來印有瓦氏小木屋照片的明信片。郵寄這些明信片的朋友有的在南方巴伐利亞度假，有的就想寫句問候的話語。
在高檔市場顧客那裏，瓦氏小木屋的營銷作用另當別論。《室內裝飾》是一家1890年創刊的雜誌，以促進室內設計新發展為己任。1938年2月，《室內裝飾》在其封麵上刊登了一幅貝格霍夫別墅的照片，並配發兩篇闡述其修建過程的文章。1939年4月，生活雜誌《優雅世界》（專門刊登家居裝飾、時尚休閑方麵的報道文章）以略微改動的形式重新刊發了上述兩篇文章，並配發了一係列精彩的別墅室內照片。盡管上述兩家雜誌擁有不同的讀者，但是有關貝格霍夫別墅的報道文章針對的是這樣的高端讀者：受過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讀者，他們對設計感興趣，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聘請專業人員為自己建造新住宅，或者重新裝修現有住宅。這兩篇文章特別關注希特勒與其設計師之間的關係，尤其關注希特勒的室內裝飾專家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作品。
作為客戶，希特勒是住宅改造擴建工程的核心人物。讀者了解到希特勒的願望就是擴建舊宅，修建一個“大廳”，雖然此廳麵積很大，很有氣勢，但是仍要保留誘人的家庭舒適感。希特勒的這一願望成為室內設計的決定因素。通過具體的物質形式表現“元首的願望”這一艱難而又很有意義的任務首先落在了設計師阿洛瓦·迪加諾身上。他巧妙地通過整體互鎖結構將老屋新廳有機地融合在一起。該地區特有的傳統寬大斜式屋頂將住宅的各個部分統一起來。文章還提到了窗戶與牆壁表麵的處理工藝，細節裝飾材料的重複使用，還有地麵和天花板高度的動態平衡以求整體協調之感。最後落成了一個安穩寧靜卻頗有氣勢的建築物，避免了任何帶有宮殿氣息的元素，保留了山莊真實的本土特色。
在實現元首保留“家庭舒適感”願望這方麵，戈爾迪·特魯斯特功勞最大。她的明確責任包括同裝飾、顏色選擇以及布料有關的所有環節。“真不知以何等有把握的品位，”那《室內裝飾》雜誌的撰稿人感歎道，“她設計完成了室內裝飾，營造出特有的氛圍和韻律，使所有的房間均適合居住。”文章詳細闡述了戈爾迪采用的創造色彩和諧效果的方法，特別是她如何在房間裏選用一個物件作為配色和對比變化的基準。在小起居室裏那個被選中的物件是灰綠色瓷磚烤爐，在大廳裏是一張17世紀法國哥白林掛毯。顏色在房間裏重複使用，使整個住宅裏都呈現出色彩和諧的效果。文章作者還指出，家具外觀的基本簡約樣式成就了一種統一整體住宅的視覺語言。當讀者們了解到戈爾迪如何巧妙地把色彩同外觀形式結合在一起終於使元首擁有了夢想家園時，這無疑使讀者對戈爾迪的專業水平讚歎不已，同時也突出了室內裝飾的複雜性。通過重點闡述戈爾迪和迪加諾如何克服了裝飾過程中所遇到的建築與美學上的巨大挑戰，上述兩篇文章非常認可聘請專業人員承攬住宅改造裝飾工程。另外，這兩篇文章所展現的合作設計的正麵形象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
為了深入了解迪加諾和戈爾迪是如何工作的，文章鼓勵讀者去思考貝格霍夫別墅最重要的設計特點。文章重點闡述了宜居的空間、謹慎的用料、簡潔清晰的設計以及執行質量等方麵的問題。同樣值得稱道的是，通過陽台、窗戶和露台把室內裝飾同室外自然景觀有機融合在一起。這一點在《優雅世界》雜誌上所刊登的生動彩色照片中進一步得到了形象化展示。所有這些原則自19世紀末以來均在設計改革運動中得到了提倡，其中包括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所謂國際化風格運動。後者提倡使用現代工業材料，比如鋼筋混凝土建築材料。與此不同，描述貝格霍夫的文章強調使用傳統本土材料，比如產自附近翁特斯伯格，用於修建元首室外樓梯和露台的紅石。盡管貝格霍夫別墅建築工程中使用了新技術和工業產品，文章忽略了這一事實，把闡述重點放在了自然“真實”的裝飾細節上。再者，貝格霍夫別墅重視複雜色彩搭配，使用高檔編織品和毛絨麵料，突出實木材料在內部裝飾中的作用，凡此種種體現出對於色彩富麗、“更加溫暖”的家居環境的向往。這些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納粹德國對於工業美學和現代主義方法所做出的反響。但是與此同時，文章中所提倡的設計價值觀也反映出歐美等國更加廣泛的發展趨勢，即向更具商業接受性、“更柔和”的現代設計方向發展。順應這一發展潮流的設計師們願意滿足客戶需求，把傳統元素與現代元素融合在一起，優先考慮舒適度，巧妙運用特色裝飾。因此，上述兩家雜誌向富裕的讀者們傳遞如何打造一個名副其實的有品位的住宅（如貝格霍夫別墅所示）這樣的信息，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對於鼎盛時期的現代主義所做出的思想意識形態方麵的反應，因為鼎盛時期的現代主義也繼承了過去的改革運動傳統，繼承了德國境外更加廣泛的美學風格發展趨勢。
在納粹黨為教育德國大眾提高審美水平和生活品位方麵所做的各種努力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措施見於慕尼黑的德國藝術館。一年一度的偉大德國藝術展始於1937年，展出各種思想意識正確、獲得國家批準的雕塑和繪畫作品，每年吸引數十萬觀眾，也引起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如今名氣較小的是在冬季舉行的德國農業與應用藝術展，同夏季舉行的美術展相得益彰。廣大公眾和專業人員從設計展覽會上了解一些國家級建築與城市規劃項目，經過官方認可的裝飾藝術和室內設計方麵的最新發展動態。除了收納個人物品的櫥櫃以外，展會手工製品展區還展出室內全套家具，涉及客廳、餐廳、家庭辦公室和兒童房間。優質展品通常采用手工技術與高檔材料製作而成，價格不菲。但是這些展覽大受歡迎。第一屆展覽從1938年1月持續到4月，吸引觀眾26萬人，展出的產品售出三分之一。第二屆展覽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4月，吸引了更多觀眾——多達29.5萬人。隨著戰爭爆發，非戰略建築物受到限製，繼續舉辦展覽的計劃擱淺。不過美術展覽一直持續到1944年。
雖然納粹黨於1932年強迫關閉了設在德紹的包豪斯建築設計學院，並且廣而告之，但是在第三帝國時期，現代設計根本沒有從德國住宅中銷聲匿跡。官方房產當局拒絕接受魏瑪時期激進的現代風格，但是現代主義風格住房和室內裝修仍然擁有私人市場。同樣，商業公司與零售商為其客戶提供了多種家居裝飾選擇方案，其中就包括現代主義風格。一些設計雜誌，比如《室內裝飾》《新潮流》以及《美麗家園》繼續發表現代主義設計師（包括女性設計師）的作品，直至戰爭爆發。甚至在第三帝國官方出版物中人們也能發現包豪斯產品。但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指導手冊與設計雜誌中出現的家庭室內裝飾形象已經發生明顯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保羅·特魯斯特所設計的第一批納粹建築項目的影響，體現出納粹政府對功能性古典主義的偏愛。納粹“血與土地”的藝術形態也使得繼承地區傳統的鄉土風格受到更大重視。此外，木材成為受人喜愛的設計材料，這種變化並非完全具有政治色彩。納粹黨人把德國木材視為與外來國際現代主義工業材料做鬥爭的本土“英雄”。1935年至1936年，隨著希特勒開始全國備戰，金屬也成為稀缺材料。也許德國人更加喜歡購買20世紀30年代早期風靡一時的平板狀金屬家具。1935年至1936年期間，以重整軍備為核心的經濟使得設計師能夠獲得的材料不斷減少。隨著納粹政府頒布更加明確的意識形態目標和美學目標，德國住宅的麵貌開始發生變化。
在德國藝術館舉行的第一屆建築與應用藝術展覽會上，人們在二樓手工製品的展區內看到了體現這種保守變化的家居設計實例。傳統的手工織物、鄉村風格的陶器、鑲嵌飾品以及具有中世紀色彩的裝飾產品琳琅滿目。展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深受藝術裝飾風格影響的現代設計方案。此外，還有許多具有保羅·特魯斯特古典風格的設計產品。雖然保羅·特魯斯特已經去世四年，在展覽會上到處可以看到他的影響。位於一樓的建築展第一和第二展廳把他的納粹建築設計項目擺在了最顯耀的位置，凸顯出他在納粹建築師中的核心地位。樓上的手工展品由戈爾迪·特魯斯特陳列在像房間一樣的開放式展區中，其中的整套餐廳與客廳家具展示了保羅·特魯斯特的家具和裝飾風格。同時展出的還有他妻子的設計實例。毫無疑問，展會上最為引人注目的要數他們夫妻二人聯手創作的展品：在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一個暗色餐桌上展示著他的遺孀為元首設計的整套餐具（見圖53）。
圖53 戈爾迪·特魯斯特為元首設計的整套餐具，在1938年德國藝術館舉行的德國建築與應用藝術展上公開展出。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圖中的餐桌和餐具呈現了元首家居生活的一個側麵，其展出目的是教育和提升廣大公眾的家居設計品位。這種高雅品位由元首禦用設計師確立，由元首本人身體力行。圖中瓷器由戈爾迪·特魯斯特設計，委托德國曆史最為悠久、名氣也最大的陶瓷生產商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製作。淺盤上飾有連環纏繞圖案，顏色為金橘色，看上去好像編製產品。餐具的傳統圖案與色彩選擇表明這是為貝格霍夫別墅設計的產品。由瓦爾特·弗倫茨在別墅餐廳拍攝的餐桌彩色照片證實了這一點。銀器由f.h.旺丁格公司製作，上麵帶有希特勒姓名首字母和納粹黨鷹徽圖案。玻璃餐具由弗朗茨·斯塔澤瓦爾茨·涅夫公司和設在茨維瑟爾的玻璃工藝學校製作。線軸蕾絲墊由聯合手工藝作坊編織。所有這些生產廠家均位於慕尼黑或巴伐利亞，體現出戈爾迪一貫提攜扶持巴伐利亞藝術家與商業公司的做派。
當然，希特勒使用的餐具並不是供出售的展品。即使人們無法把它帶回家裏，至少可在想象當中擁有它。如果說希特勒的餐廳家具和陶瓷餐具令大多數參觀者望洋興歎，但是那種使人感到親切的擺設——餐桌隻設了四個座位——使得展現希特勒家居生活的這一情景顯得平易近人。這裏擺放的桌子並不是王子或趾高氣揚的百萬富翁使用的桌子，而是普通人使用的桌子，似乎如希特勒的宣傳機構反複申明的那樣，“就像你和我一樣”。戈爾迪·特魯斯特製作的風格簡樸、工藝精美的展品強調了希特勒在日常生活中情趣高雅、為人低調的宣傳主題。如果觀眾想在展品中尋找有關希特勒人品的證據，他們很可能會想象著那位神秘山中居士邀請兒童享用茶點，關心鄰居，抽出稀缺的空閑時間閱讀藝術書籍。這肯定不是妄自尊大的獨裁者使用的餐桌吧？
如果那些盤碟能夠開口講話，觀眾們就會聽到另一個故事。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由鮑姆兄弟於1938年從他們父親阿爾伯特·鮑姆手中接管。1888年當阿爾伯特·鮑姆最初租得這家公司時，它早已處於長期衰落狀態。他重新實行藝術高標準，恢複了公司聲望。合作過的藝術家當中有保羅·特魯斯特，他同公司從1908年即保持合作關係，直至去世。鮑氏三兄弟主管公司期間大獲成功。他們把公司生產擴大到新領域，生產出價格便宜的“大眾餐具”。但是到1938年，鮑氏兄弟生活陷入困境，因為他們的父親是猶太人（皈依了天主教）。從1934年開始，鮑氏兄弟就麵臨著那些企圖接管公司、見風使舵之輩的控告。在為戈爾迪·特魯斯特戰後受審所寫的書麵證詞中，大哥弗裏茨·鮑姆披露了戈爾迪（自1925年她同保羅·特魯斯特結婚後弗裏茨·鮑姆就認識她）如何為了他們兄弟三人去巴伐利亞首相路德維格·西伯特那裏進行有力的幹預。另一個威脅來自海因裏希·希姆萊，他一心要把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並入他主管的黨衛軍陶瓷工廠（設在達豪）。這家納粹陶瓷工廠利用集中營勞工來生產昂貴的納粹主題陶瓷用品。但是希姆萊犯了個錯誤，偏偏在戈爾迪也在場時走進了房間，要同希特勒商議此事。據鮑姆作證，由於戈爾迪的“有力幹預”，終使希姆萊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鮑姆還指出，即使她知道他們的猶太人背景，她仍然“冒著極大風險”繼續同他們的公司展開合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曾經接手的一個委托訂單正是為希特勒生產餐具。
鮑氏兄弟所麵臨的最嚴重威脅出現在1944年10月，當時他們被告知很快就會被送往圖林根的一個礦區，那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個外圍地點。他們兄弟幾個將被迫在苛刻的條件下做苦工；許多在這個地區勞工營裏工作的人，包括那些被強迫在地獄般的米特波-多拉礦區地下工作生活的苦工，都死於過度勞累、疾病和饑餓。弗裏茨·鮑姆在證詞中講述了向政府各個部門申訴無果的情形，講述了“在最後時刻”他們兄弟幾個向戈爾迪·特魯斯特求助的情形。經過“長時間磋商之後”，戈爾迪設法說服了慕尼黑與南巴伐利亞代理行政官保羅·吉斯勒，使他撤回了命令。“因此，”鮑姆寫道，“特魯斯特夫人拯救了我們，使我們沒有被送到集中營裏。”
正如上述審判文件所披露的那樣，戈爾迪·特魯斯特確實多次勇敢地保護了那些同她和她的丈夫有工作關係和私人交情的人士。但是在納粹德國其他無數人沒有任何同上層人物有關係的朋友。觀眾在德國藝術館欣賞完希特勒的那些精美瓷器和水晶製品之後七個月，德國的猶太人教堂、猶太人店鋪和猶太人住宅的玻璃都被打碎，全國的街道上都灑滿了玻璃碎片。1938年11月9日夜晚，納粹衝鋒隊在有組織有計劃的暴亂當中把他們的仇恨發泄到全德國的猶太人身上，他們焚毀猶太教堂，把猶太人男男女女殺死在家裏，在大街上公然毆打猶太人，把3萬猶太人關進集中營，搗毀了數千家猶太人店鋪和住宅。但是即使在被稱為水晶之夜的11月大規模迫害屠殺猶太人事件為世人所知之後，希特勒宣傳機構為其打造的正人君子光環仍然沒有褪去。許多德國人拒絕譴責他們的元首，相信他最終會恢複秩序，結束在他們眼前發生的極其殘酷的迫害行徑。戈爾迪·特魯斯特即是其中一員，即使麵對朋友們的噩夢，卻仍然相信自己曾幫助打造的溫文爾雅的希特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