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戈爾迪·特魯斯特希特勒的另一位禦用建築師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揭露戰爭狂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麵 作者：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45年5月2日，德國人得知他們敬愛的元首已在柏林的地堡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將要在沒有希特勒的情況下去麵對敵人。獲悉此消息的次日開始，戈爾迪·特魯斯特便臥床一周。她曾是希特勒最理想的、時間最久的合作藝術家，從1930年至戰爭結束一直為希特勒工作。她也是希特勒最忠誠的追隨者，即使麵對戰後清算納粹餘毒的法庭審判時仍拒絕與希特勒斷絕關係。要知道法庭不僅會因為她過去的所作所為判決她，還會因為她不妥協的傲慢態度而判決她。但在其他很多方麵，她都不太可能是希特勒的合作者。她不符合希特勒內部集團成員的形象，這並不僅僅是性別上的緣故，而且還因為她極其獨立的性格以及有時和希特勒相悖的信念，她並不避諱這一點。
戈爾迪·特魯斯特於1904年3月3日出生於德國的斯圖加特市，原名索菲·戈爾丹·威廉明娜·安德森。如果不是因為她與保羅·特魯斯特的關係，她或許永遠都不會遇到希特勒。1923年（見圖36），戈爾迪在她父親的畫室裏見到了保羅·特魯斯特。戈爾迪的父親約翰內斯·安德森是一位室內裝潢師，是德國不來梅港市德國木工技術工作室的老板兼主管。該工作室負責指派保羅·特魯斯特為北德輪船公司塞拉號輪船設計了室內裝飾方案。戈爾迪·安德森16歲在杜塞爾多夫女子高中畢業後與父親一起工作，具體幹什麽尚不清楚。1924年，戈爾迪·安德森以學習建築學及藝術史的名義搬到了保羅·特魯斯特居住的城市——慕尼黑。同那個時代許多女性一樣，她也沒有讀過大學，因為她並不具備讀大學必需的條件，她隻旁聽了課程並上了繪畫課。1925年8月5日，21歲的戈爾迪·安德森嫁給保羅·特魯斯特，當時保羅差兩周滿47歲。從那時起戈爾迪便一直協助保羅工作，從保羅·特魯斯特最初的輪船內部設計到後來所承接的納粹黨建築工程，戈爾迪與保羅形影不離，配合默契。婚後這對夫婦在歐洲開啟了他們的年度學習之旅，前往意大利、法國，還到美國遊學。1926年，北德輪船公司派保羅·特魯斯特去美國學習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設計技能，以滿足乘客對乘坐輪船舒適度的更高要求——乘客很多是美國人。特魯斯特夫婦在美國的行程包括參觀亞特蘭大、布法羅、芝加哥、尼亞加拉大瀑布、費城和華盛頓特區等地的酒店及房地產開發項目，參觀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工廠，考察紐約港停靠的船隻。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後，他的遺孀在拚命地保護他的遺產的同時，堅持聲稱從1925年至1934年她與丈夫保持著真正的藝術合作關係。在寫於丈夫第一個祭日到來之際的信中她傾訴道：“我們沒有孩子，但我們是真正的生活伴侶。我們沉醉在建築、藝術和音樂的世界裏，為了我們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奮鬥。這就是我們近年來的全部生活。從白天到夜晚，我們分享著彼此的生活。每天早晨6點鍾吃早餐時手裏還拿著畫筆和畫板，到晚上就寢之前還在探討藝術的政治。我幾乎每個想法都與他分享過。”
圖36 戈爾迪·特魯斯特和保羅·特魯斯特（攝於1933年5月）。
對於戈爾迪和保羅而言，這個“崇高的理想”就是他們為藝術獻身的方向。這個崇高的理想把他們夫婦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把他們與他們最重要的主顧——希特勒聯係在一起。他們三人都把藝術視為神聖的職責和使命。盡管與另外兩位男士相比，戈爾迪·特魯斯特屬於更年輕的一代人，她對於當代的設計及藝術趨勢持有更開放的態度，但他們當中每一位都尊重古典的傳統藝術，並且抗拒被稱為“具體的時代精神”的國際現代主義。希特勒被保羅·特魯斯特的才華所折服，堅信保羅·特魯斯特能夠將他的民族主義革命精神通過建築藝術體現出來。而保羅·特魯斯特則認為他遇到了一位能與他分享深層價值觀與偉大抱負的忠誠顧客。因此，促成他們三位在藝術上緊密合作的原因不僅是由於他們對於理想的共同追求，還因為他們都認識到若想實現目標，必須精誠合作，取長補短。
即便如此，特魯斯特夫婦與希特勒的合作關係並非是必然的。戈爾迪的一本未公開出版的戰後回憶錄記載了特魯斯特夫婦首次見到希特勒的場景。據戈爾迪回憶，她丈夫最初並不願意接受愛爾莎·布魯克曼的邀請。愛爾莎·布魯克曼邀請保羅·特魯斯特參加1930年9月24日在她家裏舉行的宴會，並介紹保羅結識這位政治家。保羅·特魯斯特不願接受這個邀請，比起政治分歧來，他更厭惡這類社交活動。這對夫婦平日深居簡出，且保羅·特魯斯特對於這類聚會並沒有興趣，他認為這純粹是浪費時間。但布魯克曼卻一再堅持。戈爾迪並沒有出席這個“紳士們的晚會”，而是在家彈奏著勃拉姆斯鋼琴曲，讀著塞尚書信錄，等著丈夫歸來。（她敘述的這一細節反映出她期待被看作是一位相當有教養的女子，沉浸在音樂和藝術的世界裏。這也委婉地解釋了她缺席晚會的原因，表明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當保羅淩晨2點回到家時，他滔滔不絕地談起了希特勒，說希特勒本人與選舉海報上那個嚴厲的形象一點不像，他支持和熱愛藝術和音樂，在這方麵知識淵博，並且迫切地希望特魯斯特協助他完成宏偉的建築計劃。
起初，戈爾迪對於她丈夫癡迷希特勒的態度很懷疑，但她本人見到希特勒時，卻也被希特勒的魅力深深地迷住了。戈爾迪初次見到希特勒是在1930年9月30日下午，那是希特勒第一次到訪這對夫婦的公寓。她在1930年11月給母親的信裏寫道：“與他那咄咄逼人的公眾形象相反，私下裏希特勒本人以及他與保羅在一起時都是一位優秀、嚴謹、謙遜而又風度翩翩的人，著實讓人印象深刻。他能夠深刻地感受建築藝術，並對建築藝術感覺敏銳，保羅說他此生幾乎沒遇到過這樣的人。雖然在慕尼黑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但我並不讚同他的政治見地，因為我知道我首先是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德國人。換句話說，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這無疑與希特勒的政治觀點相悖。但是與他工作真的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為他對建築非常敏感，對保羅也非常熱情。”7在一份未公開的戰後文件中她更進一步強調了由於她對希特勒政治見地並不讚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希特勒對她的強大吸引力。她詳述了那天下午希特勒登門造訪片刻後他們共進晚餐時的情景：“希特勒不吃不喝，也沒有吸煙，而是一直在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他講到自己宏偉的建築計劃以及他對整個德國的政治見解。希特勒離開時已接近午夜，而這對夫婦則繼續在深夜裏交談，興奮得無法入睡，同時也在擔憂“民族主義”在納粹黨思想中的意義。她聲稱“民族主義”和他們的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世界觀並不相符。但他們依然堅信希特勒是一位天才，對德國抱有最美好的願望。他們直到清晨才臥床入睡，不再感到憂慮。
保羅·特魯斯特當時的職業狀況無疑是他們夫婦信任希特勒的重要動因。1930年夏，保羅與北德輪船公司18年的合同結束了。18年的輪船船艙設計使保羅賺得盆滿缽滿。但經濟大蕭條使得建造遠洋豪華客輪的計劃延期擱置，特魯斯特再得到工作的機會非常渺茫。他也意識到隨著國際現代主義藝術風格在德國的傳播，自己的設計對於一些企業主來說已經落伍了，或許這使他再無機會在這一產業中重返職業巔峰。遇到希特勒時保羅正每日作畫。盡管他與輪船公司的合同使他收入頗豐，足可以安逸退休，但這位52歲的建築家無疑被再度工作的機會所吸引。這意味著他的職業生涯可能不再是平緩下滑，而是被他的狂熱崇拜者推向一個令人無法想象的新高度。這些工作任務不僅是設計標誌性建築，還包括城市規劃。
實際上，當他的才華搭上了希特勒這位新星之後，保羅發現令人羨慕的工程使自己應接不暇，尤其是在1933年後，當其他建築師紛紛加入了失業大軍的時候。在完成褐宮的內部設計之後，保羅·特魯斯特從希特勒那裏接到了大量著名建築工程委托合同，包括元首宮、納粹黨行政大樓、德國藝術館、國王廣場的重新設計、榮譽殿堂（全都在慕尼黑市），以及改造修繕位於柏林的總理府。他還從尤利烏斯·斯特萊徹、阿道夫·瓦格納、弗朗茨·裏特·馮·艾普和其他納粹運動中的重要人物那裏承接了一些建築工程，簡直讓他應接不暇。1934年1月保羅·特魯斯特去世時，他的大多數工程還停留在計劃階段。如果不是他的遺孀把完成他的建築工程作為自己的使命以確保他在納粹萬神殿中獲得一席之地，他或許隻是第三帝國曆史上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
戈爾迪·特魯斯特和希特勒建立工作關係是通過她參與其丈夫的項目開始的。從我們僅有的資料中得知，戈爾迪的工作包括設計谘詢，尤其是在顏色和麵料的選擇上，以及協助管理辦公室。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在回憶錄裏寫道，“在很多設計上，戈爾迪激發了保羅·特魯斯特的靈感”，她不僅影響了保羅·特魯斯特的想法，而且也影響了希特勒的想法。據戈爾迪回憶，希特勒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參與者，甚至對最小的細節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與興趣。希特勒上台前後都定期拜訪特魯斯特夫婦，有時頻繁到每周一次。事實上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特魯斯特工作室常常是他回到慕尼黑後的第一站。據戈爾迪披露，除了介紹特魯斯特與希特勒結識的那個“紳士們的晚上”她沒有出席外，她出席了隨後所有的會麵。這一事實得到希特勒副官紹布的確認。1933年4月13日，戈爾迪·特魯斯特第一次與希特勒獨處時，他們共同參觀了一個雕塑家工作室，當時這家工作室正在執行保羅·特魯斯特為紀念1923年啤酒館政變中死亡的16位納粹黨人而提出的紀念碑設計方案。希特勒下令把紀念碑修建在慕尼黑音樂廳廣場上的統帥堂南側。統帥堂是德國慕尼黑市的一個涼廊，是19世紀為紀念巴伐利亞統帥們而修建的。1933年11月9日，在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生動再現了當年暴動遊行情景，自那時起紀念碑就成為納粹追隨者的一處聖地。
在獨自會見希特勒後的第二天，戈爾迪在寫給她朋友愛麗絲·赫斯的一封長信中描述了她的感受，從而揭示了她是如何從最初對希特勒本人的懷疑態度轉變成徹底忠誠的追隨者。她說希特勒“精力旺盛，懷有一顆赤子之心，對設計抱有濃厚的興趣”。她回憶起希特勒滿麵笑容地看著在建的紀念碑時說道：“是啊，實際上這樣的比例協調，這樣的內外部構造外形，隻有特魯斯特能夠做到。”然後希特勒開始談論希臘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以及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館，戈爾迪聽得入神。“我不得不反複強調這點，每次和希特勒聊天都能強有力地吸引我，希特勒那令人振奮的活力，超強的意誌力，迷人美好的熱情溫暖……那些凝視與聆聽的時刻使我變得充實深刻起來。無論是在文化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或其他領域裏，他在權衡利弊、綜合考量，提出並解決問題時都體現出了強大的戰略思維能力和出色的邏輯思維能力，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他從不像大多數學者和哲學家那樣頑固、狹隘、無趣，或是僅僅坐而論道。”總之，這封信用了整頁的溢美之詞讚揚希特勒的學識、表達方式和眼光。
戈爾迪·特魯斯特將她與元首的相遇描繪成曆史與宗教的偉大時刻：“相遇的時刻——是不朽的時刻！是充滿了豐富、深度、智慧和宗教意義的時刻。對於我來說，這樣的時刻猶如又一個柏拉圖在創造世界新理念，猶如康德再一次為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而爭論，猶如麥斯特·愛克哈特和路德帶著強大虔誠的心，再一次聆聽上帝的召喚，違抗整個世界，毫不畏懼艱難險阻，縱使惡魔纏身，也堅定地遵從侍奉上帝。”然後戈爾迪的注意力終於又回到她的朋友身上，她強調說，“你很驚訝我在這兒又重複了一遍我給你講過無數次的話”，並請求對方理解，因為“豐富的心靈是不會允許舌頭和筆頭保持沉默的”。盡管戈爾迪說盡了崇拜希特勒的話語，但是她仍想讓她的朋友意識到這並不足以而且遠不足以描述希特勒：“一個人可以愛戴崇拜這種獨特的人，但不要妄圖對他的偉大和深奧做公正的評價，隻有未來才有資格做出評價！能夠見證即將到來的世界觀以及未來信仰的誕生，我有著無以言表的高興與自豪。”
幾年後，當戈爾迪·特魯斯特將被傳喚到戰後去納粹化法庭受審作證時，她與希特勒的密切關係引出了關於這位獨裁者對於婦女的影響問題。1947年1月21日，去納粹化法庭主席，一位名叫約瑟夫·施萊弗的律師問戈爾迪·特魯斯特：“究竟這個男人的哪一點使得廣大婦女們追隨他並為他瘋狂，告訴我究竟是哪一點。”（提出這個問題很可能是由於希特勒的私人醫生卡爾·布蘭特於兩天前在《華盛頓郵報》的突出位置發表了一篇有關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文章。文中提到戈爾迪是希特勒女子軍團中的一員，非常聰明，但缺乏魅力而且冷酷殘忍，支持希特勒政權並從中攫取利潤。)戈爾迪·特魯斯特回答說：“我不知道是哪一點——他是如此的熱情善良，並且，順便說一下，男人也仰慕他。我仰慕他，但我並沒有愛上他。”但是從她寫給赫斯的信裏我們可以看出，戈爾迪·特魯斯特迷戀希特勒，如果不是迷戀這個男人本身，就是迷戀這個人的思想。
反之，希特勒也非常欣賞保羅·特魯斯特，認為保羅·特魯斯特是自卡爾·弗裏德裏希·申克爾之後最能夠為德意誌大地增添光彩的偉大建築家。希特勒在保羅的職業生涯後期發現並挽救了他的才華，使這位建築家在去世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傑作。希特勒自視為當代路德維希二世，而保羅就是他的理查德·瓦格納。希特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遺產和他那位建築師的遺產交織在一起，就像那位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和偉大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那樣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希特勒於1944年1月21日保羅·特魯斯特十周年祭日之際在自己的軍事指揮部發給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信中這樣寫道：“教授之於我個人的重要意義，是那些不明白我怎樣期待著實現各種藝術抱負的人無法理解的。”隨著蘇聯人將德國軍隊從波羅的海國家驅逐出去，英美盟軍攻入意大利半島，軸心國局勢並不樂觀。希特勒或許是為了安慰自己在信中寫道：“如果新德意誌帝國終將成為過去，可留與子孫後代的除了強權政治外還有文化價值。隻有通過建築藝術才能表現出政治秩序的宏偉不朽。”他還寫道：“我一直以來都這麽認為：神創造了你的丈夫並讓我與他相遇，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幸運。”
在戰後去納粹化法庭上所做的證詞中，戈爾迪·特魯斯特陳述說在丈夫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後，希特勒“把對我丈夫的尊敬轉移到了我身上”。據希特勒的副官紹布證實，希特勒曾說過“她是唯一一位能夠延續特魯斯特教授事業的人，因為她已深深植根於此”。特魯斯特工作室幸存的記錄材料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對她本人以及對她工作的支持。1973年，美國亞利桑那州藝術家卡倫·古艮達爾問戈爾迪她作為第三帝國的職業女性是否曾遭遇過重重困難。戈爾迪回答說，盡管“自然地”對於其他女性來說在這個“男性帝國”裏（海因裏希·希姆萊用這個詞來描述男性主導的國家，其中婦女及同性戀者幾乎沒有任何地位），工作起來並不容易，但希特勒對她的欽佩保護了她。納粹政權高級官員包括阿爾伯特·施佩爾、約瑟夫·戈培爾和海因裏希·希姆萊都知道希特勒十分尊重戈爾迪·特魯斯特，因而都盡量與她保持良好關係。每當他們與戈爾迪發生正麵衝突時，輸的總是他們。
盡管希特勒的支持非常關鍵，但這並不是唯一使她能夠在男性帝國裏立足的原因。由於個性使然，戈爾迪·特魯斯特不會輕易屈服於恐嚇和阻撓。再者，她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捍衛丈夫的遺產。紹布堅持認為在特魯斯特工作室中，“戈爾迪把主調體現在設計上，特別是在微妙的色彩構成中，使希特勒特別能夠感受到色彩的和諧”。柏林的奧古斯特-瓦格納公司的商業信函可以證實紹布的話。該公司為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政黨大樓提供藝術玻璃建材。玻璃的設計完全取決於保羅的遺孀戈爾迪。每當戈爾迪缺席會議時，決定工作就被擱置一旁。正如一封由瓦格納公司寫給第三方的信件暗示的那樣，戈爾迪似乎是很難討好的生意夥伴。他們抱怨為了贏得戈爾迪的滿意首肯而付出了“數不清的努力”。
在第三帝國時期及其滅亡以後，坊間始終有傳言稱戈爾迪保衛丈夫遺產的決心遠遠超過對於工程設計和工程建造的質量監控。在希特勒的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裏希的戰後回憶錄中，他譴責戈爾迪·特魯斯特使《法蘭克福報》在1943年8月被停刊。這家自由主義報紙創刊於1856年，於1934年被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稱為“染料工業利益集團”；這家化工企業後來生產在集中營使用的致命毒氣）收購。因為海外公共關係的緣故，《法蘭克福報》原本被保護，並享有不同尋常的自由度。據說這家報紙刊登了一篇批判戈爾迪丈夫的建築的文章，其言論激起了戈爾迪的憤怒。據說此後她對該報紙密切關注，並用一個文件夾記錄了該報對納粹主義的批評言論。迪特裏希後來回憶道，一次在巴伐利亞酒館（該酒館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歡去的場所之一）吃午餐時，希特勒從戈爾迪·特魯斯特那裏了解到這家報紙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他不顧戈培爾和迪特裏希的反對，下令這家報紙停刊。然而整個過程顯然比迪特裏希所表述的更加複雜。這家報紙當時已經受到納粹黨高官的抨擊，希特勒本人也對該報深惡痛絕，認為該報闡述猶太人觀點，是德意誌的敵人。此外，截至1943年，歐洲幾乎沒有國家未被占領或繼續保持中立，該報被視作是德意誌帝國“客觀”之音的海外宣傳價值也有限。雖然如此，戈爾迪的抗議似乎促使希特勒采取了行動，導致該報停刊。
戈爾迪·特魯斯特也被指責阻礙甚至毀滅了她丈夫建築上的競爭對手的職業生涯。施佩爾寫道，她“猛烈抨擊”、“狂暴攻擊”保羅·特魯斯特的反對者。“她下定決心捍衛丈夫的事業。有時那種白熱化的攻擊使人非常怕她。”相反，弗裏德林德·瓦格納則認為，戈爾迪是被她自己的嫉妒心所驅使，害怕新人會替代她丈夫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瓦格納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陰險的女人，通過在希特勒心中樹立起來的偏見來打擊那些任何可能取代其丈夫位置的人，成功地使得希特勒對她丈夫的回憶常葆如新。”
瓦格納提到了一個有關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的例子。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是一位保守派建築師，曾在20世紀20年代掀起了一陣批判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思潮。他是一個十足的種族主義者，把“病態的”現代主義與混血的藝術家混為一談。他提倡一種基於“北方”民族“血與土地”之上的“健康”的德國建築。令舒爾茨-瑙姆布格失望的是，在與自己理想相符的種族主義國家建立後，他幾乎沒有接到政府的任命。他的政治同盟疏遠了戈培爾，希特勒也並不在意他的建築，認為它們風格狹隘。但是據舒爾茨-瑙姆布格回憶，是戈爾迪·特魯斯特製造了他與元首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1934年，希特勒曾授命舒爾茨-瑙姆布格對紐倫堡歌劇院內部進行改造翻修，結果證明這是他為元首幹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建築工程。在竣工前不久，希特勒在戈爾迪和其他建築師的陪同下參觀了歌劇院。據舒爾茨-瑙姆布格回憶，那次參觀進行得很順利，希特勒也對歌劇院的內部改造翻修表達出了極高的興致。（對於這一點其他的出席者並不認同，他們認為希特勒在一開始就情緒低落。）但是，很快戈爾迪對希特勒開始了“耳畔輕語”，隨後希特勒突然爆發，用極為激烈的言辭在所有人麵前對這個建築師厲聲斥責，並命令舒爾茨-瑙姆布格必須與戈爾迪·特魯斯特共同負責監督工程施工。正因為如此，這個憤懣不平的建築師撤出了這個建築工程。在這令人蒙羞的一幕發生在紐倫堡之後，舒爾茨-瑙姆布格幾乎斷絕了與希特勒以及納粹黨之間的任何聯係。
威妮弗雷德·瓦格納在於1962年寫給她的朋友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舒爾茨-瑙姆布格的遺孀洛特·舒爾茨-瑙姆布格一直迫切請求她的幫助，而且：“始終認為她丈夫是因為你被解雇的，你應該為此負責！！！”洛特·舒爾茨-瑙姆布格生活拮據，還要撫養三個孩子，她請求威妮弗雷德為她作證，如此這般她就可以把丈夫從犯罪者申辯為受害者，從而向政府申請津貼。戈爾迪回複說，她不知道舒爾茨-瑙姆布格夫人為什麽會有這樣“荒謬”的指控，並懷疑該指控是建立在昔日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對她丈夫的嫉妒與怨恨之上的。威妮弗雷德答複道，她一直都並不完全了解這個問題：“我隻記得那對夫婦來這裏時已經身心交瘁了。那年夏天usa——威妮弗雷德在信函中對“我們敬愛的阿道夫”（unser seliger adolf，即希特勒）的簡稱——在視察紐倫堡歌劇院的內部改造翻修進程時他們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為此那對夫婦指責的人就是你！”
戈爾迪·特魯斯特往後再未提及過此事，但是在1999年寫給曆史學家瑪莎·沙德的信中，她給出了自己對於此事的解釋。那時她已90多歲高齡。據她回憶，那次視察是希特勒要求她陪同去的。當希特勒問及她的意見時，她回答說：“改造翻新得很好，但我認為畫蛇添足之處就在於舒爾茨-瑙姆布格在包廂座位前麵安裝了巨大的——過於巨大的納粹標誌徽章。”盡管戈爾迪·特魯斯特說自己的行為是專業的（即使有人質疑舒爾茨-瑙姆布格表現出的種族主義以及他那巨大的納粹標誌是否真的有嘲笑意味），但一些曆史學家還是將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故意離間歸咎於她的報複心理，而非像威妮弗雷德·瓦格納說的那樣，出自於嫉妒心。舒爾茨-瑙姆布格的朋友漢斯·f.k.鞏特爾在回憶錄中寫道，1934年得知戈爾迪將接手她丈夫的工作室時，舒爾茨-瑙姆布格蔑視她的能力，並冷嘲熱諷地說道：“哦，拜托了，我可不想讓一位外科醫生的遺孀來給我做切除闌尾的手術。”鞏特爾猜測舒爾茨-瑙姆布格不止一次地對其他人講過這樣的話，並且這話最終傳到了戈爾迪的耳中，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在希特勒扶植提攜的各類藝術專家當中，怨恨、八卦流言和偏執都是日常藝術生活的一部分。由於現代文件缺少相應的記錄，很難判斷戰後對戈爾迪·特魯斯特濫用權力的批評到底是出於合理的不平，還是出於揮之不去的、對於這個女人曾經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憤慨。盡管如此，還是有其他文件充分證明戈爾迪·特魯斯特在她丈夫去世後如何小心謹慎地控製保護她丈夫的聲譽。1938年，她出版了《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概括介紹了第三帝國時期納粹政權批準的建築工程。該書配有大量插圖，再現了納粹黨大樓、紀念館、納粹黨學校、青年旅館、管理和政府建築、營房、劇場、體育場、娛樂和社會設施、工廠、實驗室、高速公路、橋、機場、社區大廳、農業建築以及住宅的原有風貌。文字說明則試圖通過重複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宣傳論調，將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群結合成連貫的意識形態整體，其論調包括：建築與種族的“血與土地”之間的“有機”結合；外國人在德國是“流浪漢”，不能在德國的土地上立足；當代德國人與古希臘人在文化與血統方麵密切相連；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猶太人和工業化給德國帶來了傷害；“新客觀主義”建築風格的文化激進思想；技術從屬於藝術；以及建築作為“種族意識覺醒了的人民”的最高文化表達的重要性。盡管這本書展示的建築師不包括舒爾茨-瑙姆布格，但他提出的種族理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該書以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開篇，將他稱為建築形式上新德國世界觀的開山鼻祖。第一張照片展現的是光榮殿堂，極具強烈視覺衝擊的拍攝手法，質樸的新古典主義形式以及整齊的儀仗隊將國家的新氣象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該書通過插圖充分介紹分析了國王廣場、元首宮、納粹黨行政大樓和德國藝術館的建築藝術。書中顯著位置通過照片展現了特魯斯特的建築工程，加強了他作為納粹風格建築奠基人的地位。該書文稿部分並不是由戈爾迪·特魯斯特撰寫的，雖然她精心編輯了此書。這本書是她與庫爾特·特拉普勒這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合作完成的。庫爾特·特拉普勒早前曾發表過有關德國人在生存空間上的需求和權利的文章。他找到戈爾迪·特魯斯特，表示願意為《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撰寫文稿並收集照片。戈爾迪確定該書的框架結構，決定入選該書的建築師，甄選插圖並校對文稿。根據他們的協議，戈爾迪對該書的文字和圖片享有絕對決定權。該書最終出版時隻冠有她一人的名字。《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深刻影響了第三帝國建築藝術的概念，暢銷數萬冊，多次再版（在德國占領荷蘭後，該書還被譯為荷蘭語）。1943年，戈爾迪·特魯斯特又出版了第二卷，主要介紹了戰爭中的建築，包括軍校、高射炮塔、空軍基地、營房、軍事醫院、防空洞以及紀念碑。另外兩卷計劃以納粹黨建築的內部設計及陳設用品為主題，但始終沒有完成。
1938年1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國藝術館舉辦了首屆德國建築與應用藝術展覽會。《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繼承並發揚光大了保羅·特魯斯特在那次展覽會上享有的榮光。這次展覽會以建築為主，建築展區占據了展廳一層，而應用藝術展覽則僅限於二層展廳。建築和應用藝術展區都有自己的小型評審團，戈爾迪·特魯斯特身兼兩個評審團的評委。建築評審團（包括倫納德·高爾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對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觀眾們進入正式展廳之前必須通過的一間展室內擺滿了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懸掛著大型照片，展示著國王廣場的納粹建築模型。其中唯一一件不屬於保羅的作品是出自慕尼黑雕塑家理查德·克萊恩之手的帕拉斯·雅典娜石膏像。這件象征著德國藝術館的作品突出了保羅·特魯斯特建築中對於古典藝術的傳承特點。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德國藝術館的巨大模型被放置在第二個房間的中心位置。該房間還展出了其他建築家的作品模型與照片。大型照片展示的主要是高爾和戈爾迪·特魯斯特承接的慕尼黑、柏林建築項目。（穿過保羅·特魯斯特的光榮殿堂則是施佩爾設計的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廣場的模型、規劃書、圖紙和照片，布滿了第二展覽館的前兩個房間。通過這樣的陳設布局，希特勒的“首席”建築師們將展覽連成一個整體。）因此，在展覽以及後來出版的圖書中，保羅·特魯斯特的建築成為納粹建築效仿傳承的典範，形成了觀眾對於這種建築淵源的直接感受。在樓上的家具和裝飾藝術展覽中，展出了很多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桌子、櫃子、椅子、燈等室內家具。
盡管那時施佩爾已被認為繼承了元首首席建築師的衣缽，他也懂得在與保羅·特魯斯特的遺孀一起工作時不搶保羅·特魯斯特的風頭（見圖37）。施佩爾很早就意識到戈爾迪的影響力並且尋求她的支持。戰後，戈爾迪回憶起1935年施佩爾在總理府建築工地前徘徊，試圖去取悅她的情形。雖然戈爾迪隻比施佩爾年長一歲，但戈爾迪慣於扮演導師的角色，經常邀請施佩爾共進晚餐。（後來她說她的弟弟那年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喪生，使她變得“異常心軟”。）他們變得親近起來。在他們相識兩年後，當戈爾迪在一次歡迎會上被介紹給施佩爾夫人時，她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此之前施佩爾從未提及過他的妻子。戈爾迪察覺到了這個不尋常的現象和他的野心苗頭；她猜想，施佩爾肯定是算計著如果戈爾迪認為他是單身會對他更感興趣。盡管如此，兩人在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時期仍然保持著親切友好的關係。1944年8月施佩爾寄給戈爾迪的一封信中寫道：“多可惜，我們再未曾彼此見麵。”
圖371935年6月29日正值舉行封頂儀式之際，阿爾伯特·施佩爾（最左邊那位）、戈爾迪·特魯斯特、希特勒和其他人一道視察德國藝術館建築工地。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施佩爾在1969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在其中撇清自己與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關係。此時戈爾迪認為這個男人是一個騙子、叛徒，十分厭惡他。在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她個人的文件中，有一個厚厚的文件夾是關於施佩爾的，其中包括一些剪報、筆記以及一篇她寫的《關於阿爾伯特·施佩爾的問題》短文。很多希特勒核心集團的前成員與她的感受相同；事實上，對施佩爾厭惡這一共同點似乎使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戈爾迪並不是隻對這些朋友表達她對施佩爾的看法，她還曾在采訪中公開批評過他。1971年，戈爾迪在接受約翰·托蘭德訪談時反駁了施佩爾傳記中的一些論點。此外，她還告訴了托蘭德一個有關施佩爾在他書中提到的逸聞，並且她那篇《關於阿爾伯特·施佩爾的問題》的手稿中也提及了此事。手稿中提到的內容值得在這裏分享一下，因為它包含了托蘭德所寫材料中未被揭露的細節部分：
1935年夏，我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總理府官邸與他共進午餐時，戈培爾博士問我：“您現在認識施佩爾有一段時間了，您認為他這個人怎麽樣？”我回答說：“我可以通過一個比較給你一個最恰當的回答。”我轉向希特勒說——我坐在他和戈林中間；我們曾經是一個小團體，其餘成員隻有副官紹布和布魯克納——“那麽，您，希特勒先生，”——那時在私下我仍叫他的名字——“假如和我的丈夫說‘尊敬的教授先生，我需要蓋一座100米高的建築’，我的丈夫會回答：‘我要好好考慮一下，但是我明天會給您答複。’第二天我丈夫會說：‘根據建築結構和建築美學理論，這座建築至多隻能修到96米。’然後您對施佩爾先生說：‘親愛的施佩爾，我需要修一座100米高的建築！’施佩爾會立即回答：‘好的，我的元首——我可以給您建一座200米高的建築！’然後您會拍著他的背說：‘施佩爾，你真是我的人！’”我們都為這個笑話大笑起來，尤其是希特勒笑得更開心。但是那時我們都沒有察覺到這深刻的悲劇事實給我們帶來的災難有多可怕。
就像最後一句話表明的那樣，對戈爾迪來說，她講述的有關施佩爾性格的笑話揭示出一些比他在建築上肆無忌憚的自我意識更加黑暗的東西。戰後，麵對納粹大屠殺的罪行，戈爾迪拒絕重新考慮她對希特勒的忠誠。戈爾迪並不認為希特勒應該為德國的恥辱負責，反而開始責備施佩爾。她對曆史學家馬提亞·施密特說道，“他的野心，他對權力的癡迷”，不僅助長了希特勒最糟糕的秉性特點，而且“把我們帶入一場災難當中”。施佩爾在回憶錄中抬高了自己在納粹建築師中的地位或許使戈爾迪大為不滿，盡管施佩爾在回憶錄中尊稱保羅·特魯斯特為自己的導師，回憶起他曾多次拜訪保羅·特魯斯特在慕尼黑的工作室時的情形，並與保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但是這一說法激怒了戈爾迪·特魯斯特，她堅持說保羅與施佩爾從未見過麵）。施佩爾清楚地知道他沒必要再充當第二的角色了。戈爾迪對於施佩爾把她描述成亡夫不講情麵、咄咄逼人的保護者也心懷不滿。
戈爾迪·特魯斯特確實在保護她丈夫遺產方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據紹布回憶，戈爾迪在她丈夫去世後憑借自己的才華獨成一方勢力。希特勒對她能力的信任與日俱增，因此委托她承攬一些重要的新項目。其中一項就是對卡爾親王宮的改造。卡爾親王宮是卡爾·馮·費舍爾於1803年設計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位於慕尼黑市攝政王街頭上，緊臨德國藝術館。自1924年以來，卡爾親王宮一直是巴伐利亞首相官邸，但是希特勒下令住在卡爾親王宮裏的巴伐利亞首相路德維格·西伯特將它騰出來作為接待國賓的賓館。在那裏入住的第一位國賓便是意大利首相貝尼托·墨索裏尼。希特勒不顧一切地要打動意大利領袖，沒有節省預算。王宮的結構由國家建築師弗裏茨·加布隆斯基負責改造，拆除了先前增建的北翼，向西擴建延伸了一部分。戈爾迪·特魯斯特負責包括瓷器在內的一切室內裝飾。花在這一處工程的費用高達130萬德國馬克，可在慕尼黑購買多幢豪華公寓大樓。
因為卡爾親王宮既不是她丈夫承接的工程，又不是為希特勒改建的官邸，所以戈爾迪便可根據自己的風格自由設計。戈爾迪的風格糅合了現代藝術和傳統藝術，她的這種風格在她自己寬敞的慕尼黑公寓（見圖38）裏展現得淋漓盡致。關於家具這部分裝飾，她采用手工藝聯合公司製作的手工藝品（包括保羅·特魯斯特的設計）搭配從慕尼黑的一些美術館和維爾茨堡府邸裏借來的古董。油畫也是從巴伐利亞州的展區借過來的。僅在波斯地毯上戈爾迪就花費了12.5萬德國馬克。新裝飾過的接待大廳（一張它的巨型照片在1938年的德國建築和應用藝術展上展出），反映出戈爾迪對於當代設計趨勢的認識，特別是在強調水平線、間接照明、豐富的色彩以及富麗悅目的材料方麵的見識。例如，為了搭配掛在沙發上方彼得·保羅·魯本斯的油畫《強劫留西帕斯的女兒》裏展開攻擊的神穿著的紅色鬥篷，沙發及扶手椅的麵料也采用了紅色天鵝絨。油畫《強劫留西帕斯的女兒》是從慕尼黑的舊美術館借來的，繪於1618年（見圖39）。這種奢華的材料也用在了墨索裏尼的浴室，黑色大理石凹形浴盆搭配四周鑲嵌著黑色大理石的牆麵。整幢賓館為它尊貴的主人提供了無所不在的舒適與奢華。一張清單上詳細規定房間裏必須有水果，大廳的桌子上則要擺放天然礦泉水、咖啡機、幹邑白蘭地、苦艾酒、雪茄還有香煙。圖書館裏的藏書均為特別定製，鑲著金邊，包有皮質書皮。1937年9月25日早晨，墨索裏尼在這個賓館裏停留了四十分鍾，中午又返回這裏停留了十分鍾，最後在登上開往柏林的火車之前的那個傍晚再次來到這裏歇息了一小時四十分鍾。他在1938年回來過一次，仍舊未在此地過夜。此後直到1945年，這幢賓館基本處於閑置狀態。
圖38 位於希姆勒帝國大街4號的戈爾迪·特魯斯特慕尼黑公寓客廳。丈夫去世後她就搬到了這裏（大約攝於1935年）。
如果資金對於希特勒的那些設計者來說不成問題，那麽其他的資源則存在問題。1936年，希特勒宣布開始他的四年經濟改革計劃，限製從國外進口商品，減少了重整軍備所需用的各種材料。該項政策所造成的資源短缺幹擾了建築工程，包括元首指定的那些建築工程。到了1935年，純天然纖維，如棉料、羊毛等已停止供應。1936年之後，取代天然纖維的則是那些劣質的人造紡織品。盡管希特勒對整個國家實施了嚴厲限製措施，但他堅持將最好的自然資源及原料用在他的建築工程上。元首既不會坐在也不會走在人造纖維上。1936年12月，希特勒吩咐四年計劃的原料配給部門的主管官員，他的建築工程用料應該優先得到滿足。1937年，當戈爾迪無法獲得希特勒的那些慕尼黑建築所需的意大利絲綢時，希特勒對經濟部下令首先保證特魯斯特工作室的裝飾材料優先供應。而希特勒對於他的建築規模的要求，使得他的設計者們進一步陷於材料庫存短缺的危機當中。就像建築曆史學家保羅·加斯考特的調查研究表明的那樣，當阿爾伯特·施佩爾需要大量建築材料來完成重建柏林的計劃時，他通過與納粹黨衛軍簽訂合同，調用集中營的囚犯作為生產磚塊和挖掘石料的勞工，這反映出施佩爾作為希特勒首席建築師而擁有的“資源”。
圖39 慕尼黑卡爾親王宮沙龍，戈爾迪·特魯斯特設計。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7年）
戰爭爆發後，留下的合格工匠及工地工人成為希特勒的建築師們所麵臨的另一個緊迫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送上了前線。為了保護最有價值的藝術家、設計師以及他授意開工的工程，希特勒和戈培爾根據這些人所擁有的“神賦予的”才能起草了一份免除服軍役的名單（這份名單也包括作曲家、表演家、作家和電影製片人）。但這並沒有緩解誰來為他們工作的問題。從1940年起持續數年，戈爾迪一直與軍隊高層做鬥爭，力圖使她挑選的工人從戰爭中解脫出來，讓他們重返工作室。
1939年1月1日，戈爾迪·特魯斯特與高爾正式解除了合作關係。早在1937年保羅·特魯斯特的建築竣工時，他們的合作關係就幾乎已經結束。盡管如此，他們仍繼續共用特魯斯特工作室，共同享用特魯斯特工作室之名，共用一個秘書。高爾保留了建築工作人員為他的建築項目繼續工作，後來又讓他們修複炸彈對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建築物所造成的破壞。1937年，戈爾迪·特魯斯特開始在一個新的設計領域工作：為第三帝國設計獲獎證書，演示用文件夾與禮盒。戰爭爆發後，她主要投身於這個藝術製造領域，並且慢慢地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家庭手工行業。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那樣，她的職責包括與一兩個其他藝術家緊密合作完成設計工作，監督產品質量。她也與她的客戶討論企劃，管理著很多供應商。戈爾迪為具有較高威望的獎項設計的證書以及演示用文件夾在納粹藝術雜誌上公開發表。這些製品都是昂貴的手工藝品，其材質與製作藝術均屬上乘。獲獎證書是在包有金箔的羊皮紙上手寫的，禮盒有時則用大量黃金裝飾，並鑲有鑽石、紅寶石及其他珍貴寶石，模仿中世紀的聖物箱或寶物包裝盒。正如戈爾迪在信中證實的那樣，希特勒對此產生了極大興趣，並親自為這些獎項的文件及禮盒出謀劃策。這些獎項既涉及高級軍官，也涉及平民百姓。希特勒試圖通過裝飾品及紙質榮譽證書來收買人心，在戰爭年代獎項和證書的種類與獲獎人數都大幅增加。1940年11月初，即在英國皇家空軍第一次轟炸柏林大約兩個月之後，戈爾迪為在新總理府地堡裏出生的孩子們設計了教父的證書。這次轟炸深深地震驚了柏林的百姓，因為戈林曾許諾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柏林百姓曾對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擔當起孩子們的榮譽教父角色，對於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來說似乎是吉兆的開始，而非夢魘。
德國對外國的占領創造出了新的原材料和勞動力來源。為了建造位於慕尼黑的褐宮通信地堡（該工程於1943年12月動工），高爾使用了100多名“東方工人”，他們是高爾從德國已經占領的東部國家強行征用過來的工人。戈爾迪與他共用一間辦公室，必定知道他的工人們的底細，尤其是其中兩個人還被射殺了。在她的商務信函中有一封1944年信件的複印件，該信件是她的羊皮紙供應商發送給總理的，其內容是由於勞動力緊張，再加上“東方工人”逃跑，他無法按規定時間完成元首下達的證書訂單。他寫信請求獲得一份建築材料的許可，想利用這些材料來擴建一個位於工人營地裏的臨時儲存倉庫。這樣一來，他就能給兩個“東方工人”家庭提供住處，這兩個家庭已被承諾供他使用，作為“下一次運輸”的額外勞動力。這封信之所以放在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文件中，是因為總理府官員曾發送這封信給她，詢問他們是否應該出手幹預。1942年年末，戈爾迪從被占領的法國收到了大量的鑽石、綠寶石、藍寶石以及其他珠寶，這些珠寶在今天價值數百萬美元。戰後，她被控告使用從荷蘭猶太人那裏盜取來的鑽石製作軍事勳章。這些鑽石是羅森伯格特遣部隊——一個專門洗劫被占領國家的特別納粹組織弄到的。盡管她後來宣稱同希特勒的其他藝術合作者一樣，她對納粹黨的邪惡行為一無所知，但是她的交易記錄表明，如果沒有在納粹政權的經濟和政治體係內部進行運作並參與其犯罪活動的話，戈爾迪不可能執行元首委派的任務。
戈爾迪·特魯斯特絕不是被迫成為共謀的。相反，她急切地接受了希特勒下達的建築項目，並向他又提出了新項目（接管證書設計與展示文件盒設計一直是她的想法）。正如她在寫給愛麗絲·赫斯的信中透露的那樣，她很珍惜和希特勒一起工作的機會，而且這位獨裁者似乎也是如此。紹布寫道：“對於希特勒來講，她是理想的交流夥伴；他可以和她沒完沒了地談論他的建築計劃。她能理解他，並且能將他的想法付諸設計中。”在戰後對戈爾迪·特魯斯特的審判中，她證實了希特勒“癡迷於建築學並且很願意與人談論有關建築學的內容”。也許是因為她與元首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她自己的理想主義態度的緣故，戈爾迪·特魯斯特對於財務方麵的事情並不重視。早在1934年她就反對律師的建議，拒絕合並特魯斯特工作室，因為她覺得在工作室的名字上添加“gmbh”（表明這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帶有特有的“猶太人”的餘味。在她的心目中，她不想讓自己對丈夫遺產“單純的”藝術忠誠被納粹宣傳機構所說的猶太人沒有靈魂的商業動機所玷汙。戰爭結束後，戈爾迪堅決否認她從納粹政權上獲得過經濟上的利益，一再強調說她的財產（如今價值數百萬美元）是丈夫留給她的。盡管如此，財政記錄表明，這位富有的遺孀的財富曾在第三帝國時期飛速增長。除了1934年至1945年她從工作中賺到的幾十萬德國馬克以外，她在1940年、1942年和1943年還收到了希特勒送給她的三份現金作為禮物，每份10萬德國馬克，並且免稅。希特勒習慣於通過這樣的大手筆獎勵那些他想獎勵的人，並進一步拉近同他們的關係。這些人包括軍事領導人、政府部長、藝術家以及其他人士，他們都收到現金獎勵。在審判中，法官要求戈爾迪說明這些資金的來源。戈爾迪解釋說，希特勒的本意是將禮物（隻有一個被檢察官發現）作為她在總理府以及上薩爾茨堡無薪工作的補償（在上薩爾茨堡工作期間，她未曾收取酬金）。戈爾迪說她打算拒絕酬金並告訴希特勒，“我不想讓我們的私人關係與金錢混淆在一起”。後來他們同意將這筆錢用於建立一個保羅·特魯斯特檔案室，該檔案室將成為已籌建的當代曆史博物館的一部分，但法官們並不相信這一說法。
希特勒喜愛的建築師除在經濟上獲益外，在這個以（國家認可的）藝術為基座的政權裏還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戈爾迪·特魯斯特不僅設計獎項，她也獲得了這些獎項。在1937年4月慶祝希特勒生日時，希特勒賦予她教授頭銜。同年夏季，在先於德國藝術館開幕舉行的德國藝術節上，巴伐利亞美術學院授予戈爾迪·特魯斯特銀牌榮譽獎。1943年，希特勒授予她金質榮譽勳章。這是一種稀有的勳章，每年隻頒發一次，按照希特勒的意圖授予那些曾經對納粹黨或國家做過傑出貢獻的人。（更為普通的一種勳章是金質納粹黨黨章，它有著特殊價值，用來授予那些會員號碼在100000以下，且對納粹黨忠心耿耿的早期納粹黨成員。戈爾迪·特魯斯特未曾收到過這樣的勳章，因為她在1932年8月1日才加入納粹黨，她的會員號碼是1274722.）事實上，這些榮譽，特別是她擁有的勳章，會在戰後審判中給她帶來更大的麻煩。檢察官把這些榮譽及勳章看作是她對納粹政權的價值以及所做貢獻的證據。在對她審判時，呈具的證據中有一封她在頒發勳章儀式之後那天下午寫給希特勒的信，檢察官們的懷疑在這封信中得到了證實：
我的元首，我該怎樣感謝您，我該對您說些什麽呢？我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感動當中。我從您手中接過這最神聖的象征，我知道您賦予了我最深沉最美好的義務和快樂，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的心情，但這就是我此刻最真實的感受。這份驕傲與榮譽是您早期奮鬥的黃金時代的象征，是您第一批戰士不朽的啟明精神，這些鞭策著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努力、更加投入地為您工作。
就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樣，戈爾迪·特魯斯特對於第三帝國精英們奢華的宴會毫無興趣，並一再婉拒希特勒發出的這類社交晚宴的邀請。希特勒告訴她，她不斷地拒絕幾乎都成了怠慢別人了。在1936年完成貝格霍夫別墅的內部裝飾工作之後，她拒絕加入上薩爾茨堡的社交圈。後來戈爾迪承認“他（希特勒）的社交圈有一部分我毫無興趣，而且我也需要時間來工作”。但她確實定期出席希特勒的官方藝術節開幕式以及其他文化活動。多年來她在攝影師的鏡頭前陪同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以及其他納粹高官層參觀偉大德國藝術展，在德國藝術節開幕式那天出現在檢閱台上，出席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慕尼黑建築落成典禮活動，參加其他許多公共活動（見彩圖10）。她身材修長苗條，引人注目，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留給別人的深刻印象。在這些場合裏，她更喜歡全身著白色，這樣能使她在周圍的棕色和黑色製服襯托下顯得更加出眾，別有風采。
戈爾迪在希特勒旁邊不斷地露臉，引起德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1937年7月，《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關於她的報道文章，作者為新聞記者索菲·拉佐。這篇報道描述說：“數千人在德國藝術節期間以及德國藝術館的落成典禮活動中見到過這位女士。在節日活動中她穿著白色套裝坐在前排的貴賓席上，靠近元首。這些慶祝的日子同樣也是她光榮的日子。她的工作就是為德國人民奉獻自己，忠誠服務。”在此之前戈爾迪也不是毫無名氣，但是德國藝術館落成典禮卻使這位年輕寡婦大受公眾矚目。1937年7月18日開館那天，柏林畫報周刊《明鏡》刊登了一幅拍攝於德國藝術館的照片，照片中戈爾迪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站在她身邊的元首（見圖40）。幾天前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讚揚戈爾迪，稱她是亡夫藝術遺產的忠誠托管人。該報認可她的創造性藝術貢獻，但僅限於室內裝飾領域，尤其是具有“女性特色的”色彩領域。與此不同，記者拉佐的文章則以更加開闊的視角將戈爾迪描述為丈夫的藝術合作者，有能力向前推進丈夫承接的建築工程，因為一開始她就全心投入到這些工程當中，而且可以利用回想到的和丈夫談話的內容繼續開展工作。在《人民觀察家報》的報道描述中，建築工程初具雛形，特魯斯特夫人便開始轉而管理辦公室，做起了守護工作。而在拉佐的文章中，特魯斯特夫人則經常出現在建築工地和會議上。拉佐也強調她對應用藝術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將她視為名副其實、富有影響力的藝術家。
圖401937年7月18日《明鏡》雜誌封麵。說明文字寫道：“元首親臨德國藝術館。站在希特勒身邊的那位女士是德國藝術新家園創造者的遺孀特魯斯特教授夫人。”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多年來戈爾迪頻頻出現在有關希特勒的流行書籍、插圖通俗報紙、各大報刊、婦女雜誌和設計雜誌中。1939年4月，高檔生活雜誌《新潮流》刊登了一篇特寫，報道希特勒九大禦用建築師，將戈爾迪的照片和簡介列為榜首（其次是倫納德·高爾、阿爾伯特·施佩爾；名列第四位的是保羅·特魯斯特）。戈爾迪的文件檔案中有很多要對她進行新聞采訪的請求，她並不總是有時間接受這些采訪。德國媒體對她的關注報道全是正麵積極的，至少直到戰爭結束時是這樣。在同一時期，美國新聞界表現得比較冷淡，卻也沒有公開進行批評。美聯社駐柏林記者路易斯·洛克納在1938年發表於多家媒體的一篇有關希特勒身邊女性的報道中，將注意力引向戈爾迪作為希特勒核心集團人物所產生的影響。他在這篇報道中一開始就描述戈爾迪的外貌特征，表明她是一位很有能力，令人忐忑不安的人物。她的年齡，他寫道：“明顯有三十七八歲，眼窩深陷，長著一雙狂熱的深色眼睛，鼻子尖尖的，顯得過分好奇。嘴和耳朵長得落落大方，下巴堅定有力。黑黑的短發從額前幹淨利落地向後梳去。”第二年，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駐柏林記者，同納粹精英有密切接觸的斯格裏德·舒爾茨把戈爾迪描述為希特勒的設計助手：“（她）親自執行希特勒有關室內裝飾的建議，把畫好的室內裝飾草圖交給他。目前德國正在大力創造一種新風格，說不定在未來什麽時候這種風格就會同法蘭西帝國風格、英國齊本德爾風格，或其他具有時代特色的風格不相上下，並駕齊驅。這是希特勒為之奮鬥的目標。希特勒手下幹將的妻子們急不可待地效仿他，或者不斷提出新建議，以此贏得希特勒的青睞。”然而，施爾茨錯把戈爾迪當成了弗羅斯特教授夫人。這也許並非偶然。
在德國，戈爾迪發現，媒體關注和公眾認可帶來一個她並不喜歡的角色——說情人。在政府圍著一個人的欲望和意誌團團轉的國家，能夠接近並影響元首可使一個人變得很有影響。元首周圍有隨從護駕，即使他手下的部長們要想覲見也沒那麽容易。相反，戈爾迪經常見到元首，通常是在她的慕尼黑工作室裏。確有一些資深政治家有時要求她代表他們出麵幹預，認為她說話元首聽得進去。戈爾迪的文件檔案中有數不清的信件，大多數都是陌生人寫來的，向她求助。納粹政權造成的人類苦難由此可見一斑。寫信求助者當中有千方百計要保住生意、擁有混血血統的書店女老板；有因為性取向問題失去大學教職和自由、身陷囹圄的藝術史專家；有一位商人，一心要營救那些在“水晶之夜”遭到拘捕的猶太人親屬；還有一位寡婦，急著要為她唯一幸存的兒子免除兵役。許多人要求特魯斯特把信轉交給元首，認為她能經常見到元首。她偶爾出麵幹預，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她對此類請求均有禮貌地加以拒絕，把信交到總理府。
戈爾迪隻消說幾句好話就能改變別人的命運，這從拉格納·伯格的事例中可見一斑。他是一位瑞典出生的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在德國德累斯頓市魯道夫·赫斯醫院工作，直到1936年研究經費用完。也許是由於自身健康問題的緣故，戈爾迪對營養學頗感興趣，熱情很高。她在20歲剛出頭時遇到一場車禍，險些喪命，由此造成的創傷一直困擾著她。此外由於壓力大，工作過度，她還受到心絞痛的折磨。1942年秋季，戈爾迪經曆了一次健康危機，在維納·紮巴爾博士的貝希特斯加登療養院裏住院療養三個月。維納·紮巴爾博士曾經在希特勒的素食餐飲問題上給希特勒的禦用醫生西奧多·莫萊爾提過建議。（戈爾迪突然病倒，原因可能是由於要完成希特勒下達的不斷激增的軍事證書訂單，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她這樣大病一場過後，可能希特勒擔心像失去她丈夫一樣再失去她，於是給她頒發了金質榮譽獎章。）戈爾迪在療養院見到了伯格。他向戈爾迪透露他的研究工作已經停了下來。戈爾迪後來把伯格的情況反映給希特勒，結果使伯格又驚又喜：他很快又拿到了研究經費。
戈爾迪多次出麵幹預，努力幫助那些遭受納粹德國反猶太主義的立法和政策迫害的人。這些人通常是她通過社交圈或職業友人認識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卡爾·威瑟利，世界著名的眼科專家和教授，在慕尼黑被廣泛認為是一位傑出的臨床醫師和外科醫生。他也是猶太人後裔。1935年隨著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律獲得通過，他失去了工作，被拒絕領取養老金。有好幾年威瑟利隻能在公寓裏私下行醫。但是到1938年9月，新頒布的法律取消了所有猶太人醫生的行醫資格。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前得到過威瑟利醫生的救治，減輕了痛苦，他的妻子當時也向威瑟利醫生表示過感謝。後來她又通過更多具體的方式表達了她的謝意。威瑟利被吊銷了行醫執照後，戈爾迪在希特勒麵前為他的人品和醫術醫德進行辯護，甚至把威瑟利孩子們的照片拿給他看，告訴他這些孩子的教育也因為擁有猶太祖先的緣故而陷入一片混亂。希特勒起初拒絕她遊說自己。1930年威瑟利當選為大學診所所長時，《人民觀察家報》就已經誹謗攻擊過他。納粹勢力對他恨之入骨。然而戈爾迪仍然沒有放棄努力，並在一次拜訪中把威瑟利妻子寫的一封親筆信交給了希特勒，要求他當麵把信看完（沒有像往常那樣交給一名副官）。這回顯然說服了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下，威瑟利於1939年重新獲得了行醫執照，可以繼續私下行醫。早在1937年11月，戈爾迪也曾見義勇為，出手相助。當時反猶太主義主題展覽《永恒的猶太人》在慕尼黑德國博物館開展（這是一家致力於科技史研究和展覽活動的機構）。其中一個展覽室的牆上標寫著“披著科學的外衣，你毒害了德國人民”一行字，下麵掛著威瑟利的畫像。經威瑟利妻子的一位朋友提示，戈爾迪向巴伐利亞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提出投訴，最終如願以償，撤掉了威瑟利的畫像。
毫無疑問，戈爾迪在這種幹預行動中表現非常勇敢，而且她的行動不止一次挽救了別人的生命。但同時這些行為總括起來也並不意味著持有更大意義上的對抗立場。藝術家，同時也是特魯斯特家好朋友的馬利亞·納施迪格爾在戰後提供證詞時說，戈爾迪反對納粹常針對猶太人的立場，這使她屢次付出代價，“讓她連吃苦頭”，也許是因為她和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希特勒）作對的緣故。但是其他時候戈爾迪似乎加入並且慫恿了更廣泛意義上的反猶太主義潮流。曆史學家沃爾弗拉姆·塞裏格認為，她對於瓦拉什公司（這是慕尼黑一家傳統巴伐利亞服裝和民間藝術品的重要生產商）的雅利安化種族主義行為給予過支持。同樣引人注意的是戈爾迪在為希特勒籌建的位於林茨的藝術博物館購買藝術品時所擔當的角色。在從慕尼黑經銷商那裏購得的70幅繪畫作品中，大部分來自於被沒收的猶太人藝術收藏品，這一點她肯定清楚。另外，戈爾迪還想方設法幫助尤利烏斯·斯特萊徹，此人曾經聘請她的丈夫為他改造擴建設在紐倫堡的地方行政長官辦公總部。後來此人因公開發表在納粹黨看來也屬過火的攻擊猶太人的言論被革職，以後戈爾迪仍然同他保持友好關係。戈爾迪心甘情願為希特勒反猶太主義政策的受害者們辯護，我們在考慮這一點時不要忘記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識到迫害他們的正是她決意全力支持的政權。正如她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所說的那樣，“以我的全部努力和忠誠給予支持”。
戈爾迪忠心耿耿效力於希特勒，在純藝術和應用藝術領域具有極大影響力。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她盡職盡責，完成了丈夫生前承攬的建築工程，對納粹建築進行精心室內裝飾，對納粹政權的精英物質文化產生了明顯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在設計製作各種證書、演示用文件夾和包裝盒上，還體現在為希特勒購置或設計的銀器和瓷器等實用物品，以及希特勒要求她設計製作的許多禮品上，其中包括為帶有希特勒簽名的肖像設計的銀相框（希特勒訂購了數百個）。另外，戈爾迪還擔當某種文化評論者，擔任評委、出任各種學術職位、推行自己的藝術觀點。戰後受審時，戈爾迪被指控“作為希特勒的密友在納粹時代的藝術生活中占據近乎獨裁的地位”。這一評價盡管有些誇張，卻也道出了她所掌握的實權，以及人們印象中她具有的權力。她在德國藝術館擔任的評委一職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一個國家機構，有權批準認可第三帝國統治下從繪畫到建築的各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戈爾迪在戰後辯護中說，她曾抵製希特勒排斥現代藝術家的做法。她聲稱這在她和希特勒之間引發了唯一一場激烈爭論，廣為人知。爭論的焦點是什麽樣的藝術作品才能入選1937年偉大德國藝術展的首場展覽。
戈爾迪參加了幾乎全部由男性成員組成的評審團：共有12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負責人擔任評委，受命從1.5萬件繪畫及雕塑作品中預選出參加首展的作品。德國藝術家（當時這一稱號明顯將猶太人排除在外，因為他們被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剝奪了公民權）受到邀請將他們“最優秀”的作品送來參展。這一指令並未指明考量的標準。亂上添亂的還有納粹當局顯然甘願容忍藝術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摻和到參展行列裏來。然而希特勒本人對於當代藝術無可容忍，這一點所知者不多。評審團選出的作品包括希特勒認為具有顛覆性、更適合參加頹廢藝術展的作品。官方展覽結束後，頹廢藝術展隨即在附近一地點開展，其宗旨是作為納粹當局培育出的新藝術的反麵實例警示於人。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些評委（其中大多數在納粹統治時期才顯露頭角）存心要激怒希特勒。戈爾迪表示，他們隻想根據作品質量挑選出最佳參展作品。
1937年6月5日，希特勒同戈培爾一道從柏林趕到慕尼黑，在德國藝術館審查評審團挑選出參展作品，並做出最後決定（由希特勒本人來拍板）。起初評委們陪同希特勒在各展室觀看參展作品，可是隨著希特勒明顯地表現出心中不悅並開始同戈爾迪發生爭執（她聲稱其他人都默不作聲），評委們全都開溜了，隻留下戈爾迪一人為他們的選擇進行辯護。希特勒還對那些遭到拒絕的作品提出質疑。戈爾迪隨即說道：“為什麽要接受那些已經過時的藝術家呢？”她繼而抗辯道，“這樣的陳芝麻爛穀子，就連奶奶那輩人也早就不要了。”據戈培爾透露，希特勒當時“勃然大怒”。雖說戈爾迪“以獅子般的勇氣奮力抗爭”，仍然無法代表現代藝術家說服希特勒。戈爾迪當場辭去了評委一職。希特勒後來又解聘了其他評委，讓他的私人攝影師、深知他性情愛好的海因裏希·霍夫曼負責篩選參展作品（後來戈爾迪又受到邀請擔任評委。除她之外，隻有霍夫曼和德國藝術館館長卡爾·考爾伯）。
戈爾迪同希特勒發生爭執的消息不脛而走，刊登在國際各大報刊上。流亡法國巴黎的德國藝術評論家保羅·威斯特海姆披露，希特勒警告戈爾迪說“她也受到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良影響”。聞聽此言，特魯斯特險些暈倒，不得不退到另外一個房間裏。這種說法簡直讓她怒不可遏。然而還是她自己在戰後提供的證詞表明當時的爭吵有多麽激烈。據她回憶道，希特勒說：“莫斯科仍然信守新古典主義，而你則在歐洲拯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她回答道：“你可以把我關起來，但是我要永遠堅守我的藝術信念：這是藝術，那是庸俗。”但很明顯，這一變故並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特魯斯特聲稱希特勒再次光顧她的工作室時，她堅持要把問題從頭到尾再探討一遍，而且要仔細地探討，把藝術史參考書也搬出來。在這種私下環境裏，希特勒更願意承認戈爾迪觀點的價值。回顧那一段往事時，最使她苦惱的是其他評委的表現。她在戰後受審時申辯說，她曾經力勸其他評委舉行一次聯合抗議活動，但是他們無動於衷，隻是第二天早晨給她送來“很大一束紅玫瑰和一封感謝信”，令她大失所望。戈爾迪並不想指責希特勒。她認為如果其他人有“個人勇氣”抵製希特勒，就可以避免德國的“恥辱”，有可能改變希特勒的想法。審判長指出她未能就展覽一事說服希特勒，在所有實權位置都被希特勒親信把持占據的情況下，她這樣的對抗既無意義，又很危險。
幾十年後戈爾迪在回憶起發生爭執的那一天的情況時說道，使她感到既震驚又失望的是戈培爾站到了希特勒一邊。這位曾經捍衛過“超級現代藝術家”的人士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令戈爾迪孤立無援。看到戈爾迪陷入如此孤立的境地，戈培爾並非滿心不悅。盡管他賞識戈爾迪的聰明才智，卻又覺得她既讓人惱火，又很有威脅。1936年1月21日，在同希特勒和戈爾迪同進午餐之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特魯斯特夫人說話尖酸刻薄。一貫如此。我不喜歡她。”（如果回想起戈爾迪自己講述的吃午餐時她怎麽開施佩爾的玩笑的經過，人們是否會想向來以說話風趣自負的戈培爾，是否因為被別人搶了風頭心懷不滿呢。）戈爾迪回憶說，她和戈培爾的關係因1938年創建巴伐利亞電影藝術公司而遭到不可彌補的破壞。這家設在慕尼黑市的電影公司成了戈培爾的眼中釘、肉中刺，因為它是環球影業公司烏發電影公司的競爭對手。後者的電影製片廠設在柏林市外的新巴貝斯堡。戈爾迪擔任巴伐利亞電影藝術公司的藝術顧問（這使戈培爾大為不悅）。她後來說她當時的任務就是擴建公司設在蓋澤加斯泰格的電影製片廠。戈爾迪聲稱她捐獻出啟動資金用於開工建設，後來又找到一位富有的慕尼黑捐贈者提供其餘資金。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戈爾迪在顧問委員會裏“密謀”對付他。
1940年11月21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下了一句有關戈爾迪的評語，更具個人攻擊性：“特魯斯特夫人是位聰明的女人，但是頗有藍襪才女的德行。”德國人用“藍襪才女”貶損一位受過教育的女子像個爺們兒，另外還強烈暗示這位女子是女同性戀者。事實上，有時“藍襪才女”就用作女同性戀者的同義語。戈培爾向來密切關注對手們易受攻擊的弱點；他也許知道戈爾迪同一位名叫哈妮·烏姆洛芙的女攝影師兼電影製片人關係密切。20世紀30年代初期，烏姆洛芙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烏姆洛芙影業公司，她的弟弟瓦爾特後來加盟該公司，成為合夥人。姐弟二人為政府或納粹團體（包括婦女團體）共推出32部教學片。有些教學片具有實際應用價值，例如有關如何循環利用廢棄物的教學片《廢料——原料》（1938）。另外一些教學片則用作宣傳片。例如為納粹黨“帝國婦女領導組織”拍攝的影片《婦女踴躍支援前線》（1940），描寫納粹婦女團體在戰爭期間動員婦女、幫助婦女的各種場麵。影片表現出一個歡樂高效、幾乎完全沒有男人的家庭戰線。烏姆洛芙在彩色攝影方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她於1937年開始從事彩色攝影，拍攝的德國風光照片以及具有不同民族風情的肖像照片參加過展覽，屢獲大獎，並且刊登在納粹官方婦女雜誌《ns-婦女瞭望》上。
戈爾迪同烏姆洛芙相遇於20世紀30年代。1951年3月，烏姆洛芙寫給戈爾迪的一封生日賀信表明，那是15年當中她們第一次不在一起歡慶生日。1939年9月，這兩位女士在慕尼黑市搬到了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晚年。她們兩人關係的確切性質目前還是一個謎。即使各自的家屬成員也不清楚各種實情，不過他們認為她們是一對伴侶（這種問題我們不便去問這一代人中的姨媽，而她也不會主動透露實情）。威妮弗雷德·瓦格納在寫給密友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戈爾迪和烏姆洛芙之間充滿愛意的關係，也提到了她們的“同居”。戈爾迪則在回信中把烏姆洛芙稱為“我的哈妮”。朋友們也經常把信同時寫給她們二人。在巴伐利亞國家檔案館保存的戈爾迪·特魯斯特私人信件中，有一個小信封，裏麵裝著戈爾迪年近九旬時發給她的一張殘疾人身份證。那是人們會放在錢夾裏的東西。信封裏還裝有6張小幅照片。有一張是保羅·特魯斯特的照片，拍攝於他們結婚之前的那個冬季，照片中保羅站在雪地裏，身穿毛線衣和寬大運動褲。另一張照片展現著蘆葦成片、水波漣漣的自然風光，巍巍群山隱現在照片背景上。這張照片可能拍攝於巴伐利亞大湖基姆湖畔，1936年戈爾迪在那裏修建了一個小木屋，作為周末休閑靜居之處。另有三張照片是戈爾迪和烏姆洛芙一起在水邊的劃艇裏拍攝的。她們看上去都有三十七八歲，所以這些照片也可能是在小木屋修成之後不久拍攝於基姆湖畔。那天陽光燦爛，她們二人身著泳裝，悠然陶醉，似乎忘記了攝影師就在身邊。最後一張照片是同一天拍攝的烏姆洛芙的照片，船上隻有她一個人。所有這些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戈爾迪在生命的殘年歲月也要珍藏著她最熱愛的那些人、那些地方的照片。
無論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否浪漫纏綿，戈爾迪和烏姆洛芙顯然共同維係著情誼深長的人生紐帶。她們的私家生活同納粹時代倡導的德國女性的理想境界相差甚遠：這兩位年輕女士追求著各自成功的職業生涯，絲毫不受男性配偶和孩子的拖累。雖然29歲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戈爾迪決意不再結婚，或者據我們所知，不再與其他男士親近。用大眾眼光來看，她依然緬懷忠誠於自己的丈夫。然而在那些知道烏姆洛芙的存在的人士當中，她的私生活也許使人感到吃驚。雖然納粹當局主要懲罰男同性戀者，但女同性戀者也生活在恐懼當中，生怕被人發覺。同居的女性伴侶有被鄰居或房東告發的危險，隨時可能有秘密警察前來查問。希特勒是否了解戈爾迪同烏姆洛芙的關係尚不得而知。不過重要的是，這位單身漢的私家生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其私生活大大違背納粹理想境界的女人精心打造的。
戰爭爆發後，戈爾迪深感震驚。她後來說，當希特勒向她保證不會爆發衝突，他熱愛和平時，她相信了。1939年8月中旬，她賣掉了一處很值錢的湖畔房地產。盡管連買主都跟她說要打仗了，這樣做不明智，可就像對待其他勸她的人一樣，對此她根本不予理睬。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入侵東邊的鄰國。一周之後，戈爾迪給自己買了一張波蘭地圖。購買地圖的收據塞入了其他購物票據當中，作為第一個物證證明她意識到生活又像以往那樣即將發生變化。
1944年年末，戈爾迪去了東邊。可以在元首指揮部“狼穴”裏拜見希特勒的女人隻有兩位，戈爾迪便是其中的一位。“狼穴”位於東普魯士小鎮拉斯登堡（現屬波蘭）附近的叢林中。1999年，當瑪莎·沙德向戈爾迪問起那次“狼穴”之行時，她回應說她之所以到那裏去是因為她需要希特勒在一些準備好的證書上簽字，另外還有一個她拒絕談論的“事關個人隱私的原因”。實際上她那次“狼穴”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應希特勒之邀，給他們的兩隻德國牧羊犬配種，這是他們兩人都喜歡的犬種。戈爾迪通過馬丁·鮑曼得到了她那隻愛犬；希特勒也通過此人獲得了他那隻牧羊犬布隆迪。（在新納粹網站上，希特勒——特魯斯特幼犬的後代存留問題仍然是一個熱點討論話題）。希特勒的身體狀況令戈爾迪深感不安：“他行走起來背駝得厲害，右臂發抖。另一方麵他卻堅信德軍武器裝備戰無不勝。”戈爾迪表示，他那不可動搖的信心也進一步堅定了她的信心。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希特勒。
1944年4月24日，一次空襲轟炸損壞了特魯斯特工作室的建築。希特勒在元首宮為戈爾迪提供了工作室空間，公司檔案存放在防彈地下室裏，戈爾迪覺得萬無一失。戈爾迪在她的慕尼黑公寓裏一直住到1945年4月末，在美軍到達之前8天逃往基明小鎮。特魯斯特工作室存放在元首宮的資料被美軍沒收，轉移到前納粹黨政府辦公大樓裏的中心收繳處。後來這些資料又作為收繳戰爭文件運往華盛頓，在那裏存放了數十年。
在小鎮戈爾迪住在隻有一個房間的小木屋裏，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她後來對公訴人說，美軍進入慕尼黑市當天，特魯斯特工作室就關閉了，她的設計項目也停止了。為了生活需要，她後來當了農民。早在1942年，烏姆洛芙就在小木屋的那片湖畔地產上開辦了一個小型有機農場。1948年貨幣改革之前，在物質匱乏、以物易物的經濟條件下，戈爾迪和烏姆洛芙這兩位女士靠種植出售農產品還可以維持生活。不過這對戈爾迪的健康造成了損害。據戈爾迪的醫生透露，體力勞動，再加上房屋陰冷潮濕，使戈爾迪患上了風濕病，審判壓力又加重了原來的心絞痛。此外她還營養不良，體重不足，輕瘦。1949年的一篇有關審判戈爾迪的新聞報道中刊登了一張她的照片。照片上戈爾迪看上去神經緊張，憔悴瘦削。但是在那個年代，許多饑腸轆轆、無家可歸的德國人仍然會羨慕她頭上的屋頂、門前的菜園。
同美軍占領區所有其他德國成年公民一樣，戈爾迪也經曆了清算納粹的過程，包括填寫問卷調查表，交代自己在第三帝國時期幹過什麽，加入過什麽組織。根據參與納粹政權犯罪的程度把所有人劃為五個犯罪等級：頭等罪犯、罪犯、次等罪犯、支持者、被證明無罪者——如有必要，在民事特別法庭前提供證詞，等待處理。據戈爾迪披露，她也遭到軟禁，對此她感到憤憤不平，不僅因為行動自由受到限製——她後來回憶說隻允許她離開去看牙科醫生，或者去見美軍當局人物——還因為受命看守她的四個非洲裔美國兵。戈爾迪經曆的去納粹化肅整運動前後拖的時間很長，1946年秋季從特勞恩施泰因開始直到三年以後才於1950年春季在慕尼黑法庭結束。這期間造成耽擱拖延的原因有：戰後混亂年代難以從各方當局獲得證明材料（文件被燒，目擊證人或去世，或流落四方），地點發生改變；1949年在中心收繳處發現了特魯斯特工作室文件；戈爾迪的律師或缺席或更換；她的健康情況日益惡化；她本人多次試圖掩蓋混淆事實，特別是有關她在第三帝國時期獲利多少的事實。
她無法掩蓋也無意掩蓋的就是她對希特勒的效忠。當年媒體獲得的她多次出現在希特勒旁邊的影像全都對她不利：眾人皆知她曾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忠誠追隨者。1945年7月11日，基明鎮鎮長在一份揭發檢舉戈爾迪的報告中指出，“她在希特勒心腹密友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這一點廣為人知。希特勒經常隱瞞真實身份來到這裏看望她。不久前她還出席了納粹地區領導人克瑞斯雷德在此地召開的大會，以證明希特勒仍然掌控大權，氣數未盡……毋庸置疑，她仍然是希特勒狂熱的追隨者”。戈爾迪的財務顧問威廉·科斯騰在戈爾迪的第一律師缺席的情況下挺身而出，為戈爾迪出庭辯護。在戈爾迪於特勞恩施泰因接受初審（1947年1月21日開審）之前，科斯騰提醒她說：“如果法庭庭長對你印象有誤，那他就無法糾正陪審法官的錯誤看法，這將是非常遺憾的。我懷疑庭長聽從了別人的言論，對你抱有完全錯誤的看法，認為時至今日你仍然擁護第三帝國的思想體係。在你出庭時，法庭庭長要是看到你不屬於納粹政權的罪犯之列，他會感到滿意的。”戈爾迪並沒有接受他的暗示。她在第一次以及隨後幾次出庭受審時，喋喋不休地替納粹做宣傳，為希特勒辯護，完全證實了外界對她固執己見、不思改悔的猜測懷疑。
戈爾迪站在證人席上，把她在第三帝國時期的生活描述為平靜封閉的小圈子：她的生命、呼吸，還有她的思想，全都同藝術息息相關。她聲稱，她同希特勒的關係完全是在藝術層麵上維係展開的。當庭長施萊弗問她是否對那位獨裁者講過“外麵形勢如何”時，她堅持說不知道。施萊弗又問：“你肯定不會隻看到工作室的牆壁吧？這些牆壁不是障眼物吧？”對此戈爾迪以富有詩意的語言回應道：“我走出工作室，來到建築工地和施工作坊，隻看到一雙雙明亮有神的眼睛。從小老太太到建築工人，我親身感受到最為動人、最為令人不能自已的場景。這也難怪，因為在經曆過可怕的失業歲月之後，他們又能工作了，心裏又充滿了希望。”施萊弗反駁說：“我不相信你一無所知。尤其是你常去國外，對國內外形勢不可能一無所知。”戈爾迪堅持說她不了解情況，她的藝術天地裏不設焚燒爐，沒有秘密警察的嚴刑逼供室。1948年2月13日，在慕尼黑第二次出庭受審時，戈爾迪甚至說在她接觸廣泛的職業友人和社交朋友的圈子裏，沒有一個人被送到集中營。1950年2月23日至24日在慕尼黑最後出庭受審時，戈爾迪麵臨同樣的質問和懷疑仍然一一進行否定。在整個受審過程中，戈爾迪依靠那些遭受納粹政府迫害的人為自己辯護。她提供了受過她幫助的幾十位人士的證詞。他們代表著納粹政權的廣大受害者，暴露出納粹政權的種種恐怖行徑，同時證明她非常了解工作室大牆外麵發生的事情。
雖然戈爾迪有時公然撒謊（如她堅持說從未利用她在第三帝國中的地位為自己家人謀取好處。一些私人文件表明，她父親的生意曾於1932年破產，後來由於她出麵幫忙，生意重新開張，日見興隆），但她證詞中的自相矛盾之處，其根源也在於深受納粹宣傳影響而形成了自己打自己臉，前後觀點認識不一致等缺陷。她問施萊弗：“一個那麽善良的人，那麽喜歡自己的寵物狗，以慈愛的目光看著孩子，站在藝術品麵前懷著深厚的情感沉思默想的人，這樣的人怎麽能是殺人犯呢？我怎麽能接受這一點呢？對我來說這是無法想象的。我無法把這些事情聯係在一起。”戈爾迪還根本不相信希特勒本人知道以他的名義犯下的殘暴罪行。不到兩年前，這些殘暴罪行在紐倫堡審判庭已被充分揭露於天下，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保持著希特勒的純潔形象，銘記著希特勒的“親切和善良”。其實這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措施：如果她的好友不應受到責備，她也不應受到責備。
戈爾迪習慣了發號施令，經常向法庭人員發起挑釁，打斷他們的發言，提出各種問題，並且要求更改法庭記錄。1948年在慕尼黑出庭受審時，戈爾迪被問及她和她丈夫同希特勒見麵時的情況，以及他們當時是否談論過政治問題。她堅持說他們的談話隻同建築和藝術問題有關。庭長吩咐秘書全文記錄審問內容，然後提醒戈爾迪注意“剛才所談的是一些並不符合納粹黨意識形態的建築問題和其他問題”。她突然插話說：“請允許我打斷一下。我必須再補充兩句。首先，必須明確您如何理解納粹黨意識形態。如果你指的是集中營，以及一些令我們深感恥辱的事情，那麽這同我和我的丈夫毫無關係。但是如果把納粹黨意識形態理解成做一個社會性的人，就是說對自己的人民心存感激，就像感激貝多芬和康德那樣的同胞一樣，那麽納粹黨意識形態自然是深入我們內心的。”庭長回應道：“這個問題關係到暴政、獨裁、酷刑逼供、集中營以及其他方麵的內容。”然後吩咐秘書，“寫下來：納粹黨意識形態。”
戈爾迪的第二位律師（不是最後一位律師）庫爾特·馮·斯塔克爾伯格試圖把戈爾迪不思悔改的納粹思想信念改頭換麵，說成是藝術家過於浪漫、不懂政治的表現。在一份提交給法庭的書麵辯護中，斯塔克爾伯格辯白說：“藝術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公共領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之外，在永恒的藝術世界裏，在夢幻王國裏過著自己玄思冥想的生活。……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對於在政治生活領域具有創造力的人，必須運用不同的標準。”然而，納粹政權在藝術同政治的結合方麵也許遠遠超過現代史上的任何一個政權。納粹政權將藝術家的作用理解為從根本上帶有意識形態性質，因此對於藝術活動嚴加控製。即便如此，在戰後時期，包括戈爾迪在內的納粹藝術家還是一致認為他們承攬的國家工程同政治毫無關係。《南德意誌報》在報道戈爾迪1950年的受審情況時寫道，她對這樣一個問題感到困惑不解：建造德國藝術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納粹黨的殘暴統治。巴伐利亞國家文化教育部創意藝術家主任阿爾伯特·斯登澤爾為肅清倫納德·高爾所受到的納粹思想影響撰寫了一份專家報告（他也成功地運用了不關心政治的藝術家這一說法）。他在報告中指責說這種立場基本上是不誠實的。由於斯登澤爾具有強烈的反納粹傾向，他的言論被認為不客觀公正，遭到漠視。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曆史學家紛紛探討藝術家所扮演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重要角色，努力揭示藝術家替納粹政權粉飾的光澤——體現在海報、電影、遊行、紀念碑，以及從收音機到軍功獎品等數以千計不同物品上——如何掩蓋它的腐臭內核。
作為金質榮譽獎章的獲得者，戈爾迪自然而然地被劃分為“頭等罪犯”，這是級別最高的犯罪等級，所受懲罰包括死刑、監禁和苦役，還有其他一些較輕的懲罰。在法庭被問及如何評定自己時，戈爾迪回答說她提出一個新名稱：“體麵的，曾經堅守信仰的納粹黨黨員”。顯而易見，戈爾迪認為她沒有做過任何錯事。1950年2月24日，戈爾迪最後向法庭陳述時說道，“她一直懷著人道和道義的敏感性行事，因此即使在今天對於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還是感到問心無愧”。1950年3月2日，當法庭進行宣判時，法官們指出戈爾迪仍然沒有能夠擺脫同希特勒的聯係。即使在去納粹化肅整運動中，盟軍的政策不僅僅是懲罰，而且還包括恢複正常生活。但是在處理戈爾迪·特魯斯特這一案件中這一政策卻慘遭失敗。
戈爾迪·特魯斯特於1904年3月3日出生於德國的斯圖加特市，原名索菲·戈爾丹·威廉明娜·安德森。如果不是因為她與保羅·特魯斯特的關係，她或許永遠都不會遇到希特勒。1923年（見圖36），戈爾迪在她父親的畫室裏見到了保羅·特魯斯特。戈爾迪的父親約翰內斯·安德森是一位室內裝潢師，是德國不來梅港市德國木工技術工作室的老板兼主管。該工作室負責指派保羅·特魯斯特為北德輪船公司塞拉號輪船設計了室內裝飾方案。戈爾迪·安德森16歲在杜塞爾多夫女子高中畢業後與父親一起工作，具體幹什麽尚不清楚。1924年，戈爾迪·安德森以學習建築學及藝術史的名義搬到了保羅·特魯斯特居住的城市——慕尼黑。同那個時代許多女性一樣，她也沒有讀過大學，因為她並不具備讀大學必需的條件，她隻旁聽了課程並上了繪畫課。1925年8月5日，21歲的戈爾迪·安德森嫁給保羅·特魯斯特，當時保羅差兩周滿47歲。從那時起戈爾迪便一直協助保羅工作，從保羅·特魯斯特最初的輪船內部設計到後來所承接的納粹黨建築工程，戈爾迪與保羅形影不離，配合默契。婚後這對夫婦在歐洲開啟了他們的年度學習之旅，前往意大利、法國，還到美國遊學。1926年，北德輪船公司派保羅·特魯斯特去美國學習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設計技能，以滿足乘客對乘坐輪船舒適度的更高要求——乘客很多是美國人。特魯斯特夫婦在美國的行程包括參觀亞特蘭大、布法羅、芝加哥、尼亞加拉大瀑布、費城和華盛頓特區等地的酒店及房地產開發項目，參觀底特律的福特汽車工廠，考察紐約港停靠的船隻。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後，他的遺孀在拚命地保護他的遺產的同時，堅持聲稱從1925年至1934年她與丈夫保持著真正的藝術合作關係。在寫於丈夫第一個祭日到來之際的信中她傾訴道：“我們沒有孩子，但我們是真正的生活伴侶。我們沉醉在建築、藝術和音樂的世界裏，為了我們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奮鬥。這就是我們近年來的全部生活。從白天到夜晚，我們分享著彼此的生活。每天早晨6點鍾吃早餐時手裏還拿著畫筆和畫板，到晚上就寢之前還在探討藝術的政治。我幾乎每個想法都與他分享過。”
圖36 戈爾迪·特魯斯特和保羅·特魯斯特（攝於1933年5月）。
對於戈爾迪和保羅而言，這個“崇高的理想”就是他們為藝術獻身的方向。這個崇高的理想把他們夫婦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把他們與他們最重要的主顧——希特勒聯係在一起。他們三人都把藝術視為神聖的職責和使命。盡管與另外兩位男士相比，戈爾迪·特魯斯特屬於更年輕的一代人，她對於當代的設計及藝術趨勢持有更開放的態度，但他們當中每一位都尊重古典的傳統藝術，並且抗拒被稱為“具體的時代精神”的國際現代主義。希特勒被保羅·特魯斯特的才華所折服，堅信保羅·特魯斯特能夠將他的民族主義革命精神通過建築藝術體現出來。而保羅·特魯斯特則認為他遇到了一位能與他分享深層價值觀與偉大抱負的忠誠顧客。因此，促成他們三位在藝術上緊密合作的原因不僅是由於他們對於理想的共同追求，還因為他們都認識到若想實現目標，必須精誠合作，取長補短。
即便如此，特魯斯特夫婦與希特勒的合作關係並非是必然的。戈爾迪的一本未公開出版的戰後回憶錄記載了特魯斯特夫婦首次見到希特勒的場景。據戈爾迪回憶，她丈夫最初並不願意接受愛爾莎·布魯克曼的邀請。愛爾莎·布魯克曼邀請保羅·特魯斯特參加1930年9月24日在她家裏舉行的宴會，並介紹保羅結識這位政治家。保羅·特魯斯特不願接受這個邀請，比起政治分歧來，他更厭惡這類社交活動。這對夫婦平日深居簡出，且保羅·特魯斯特對於這類聚會並沒有興趣，他認為這純粹是浪費時間。但布魯克曼卻一再堅持。戈爾迪並沒有出席這個“紳士們的晚會”，而是在家彈奏著勃拉姆斯鋼琴曲，讀著塞尚書信錄，等著丈夫歸來。（她敘述的這一細節反映出她期待被看作是一位相當有教養的女子，沉浸在音樂和藝術的世界裏。這也委婉地解釋了她缺席晚會的原因，表明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當保羅淩晨2點回到家時，他滔滔不絕地談起了希特勒，說希特勒本人與選舉海報上那個嚴厲的形象一點不像，他支持和熱愛藝術和音樂，在這方麵知識淵博，並且迫切地希望特魯斯特協助他完成宏偉的建築計劃。
起初，戈爾迪對於她丈夫癡迷希特勒的態度很懷疑，但她本人見到希特勒時，卻也被希特勒的魅力深深地迷住了。戈爾迪初次見到希特勒是在1930年9月30日下午，那是希特勒第一次到訪這對夫婦的公寓。她在1930年11月給母親的信裏寫道：“與他那咄咄逼人的公眾形象相反，私下裏希特勒本人以及他與保羅在一起時都是一位優秀、嚴謹、謙遜而又風度翩翩的人，著實讓人印象深刻。他能夠深刻地感受建築藝術，並對建築藝術感覺敏銳，保羅說他此生幾乎沒遇到過這樣的人。雖然在慕尼黑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但我並不讚同他的政治見地，因為我知道我首先是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德國人。換句話說，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這無疑與希特勒的政治觀點相悖。但是與他工作真的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為他對建築非常敏感，對保羅也非常熱情。”7在一份未公開的戰後文件中她更進一步強調了由於她對希特勒政治見地並不讚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希特勒對她的強大吸引力。她詳述了那天下午希特勒登門造訪片刻後他們共進晚餐時的情景：“希特勒不吃不喝，也沒有吸煙，而是一直在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他講到自己宏偉的建築計劃以及他對整個德國的政治見解。希特勒離開時已接近午夜，而這對夫婦則繼續在深夜裏交談，興奮得無法入睡，同時也在擔憂“民族主義”在納粹黨思想中的意義。她聲稱“民族主義”和他們的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的世界觀並不相符。但他們依然堅信希特勒是一位天才，對德國抱有最美好的願望。他們直到清晨才臥床入睡，不再感到憂慮。
保羅·特魯斯特當時的職業狀況無疑是他們夫婦信任希特勒的重要動因。1930年夏，保羅與北德輪船公司18年的合同結束了。18年的輪船船艙設計使保羅賺得盆滿缽滿。但經濟大蕭條使得建造遠洋豪華客輪的計劃延期擱置，特魯斯特再得到工作的機會非常渺茫。他也意識到隨著國際現代主義藝術風格在德國的傳播，自己的設計對於一些企業主來說已經落伍了，或許這使他再無機會在這一產業中重返職業巔峰。遇到希特勒時保羅正每日作畫。盡管他與輪船公司的合同使他收入頗豐，足可以安逸退休，但這位52歲的建築家無疑被再度工作的機會所吸引。這意味著他的職業生涯可能不再是平緩下滑，而是被他的狂熱崇拜者推向一個令人無法想象的新高度。這些工作任務不僅是設計標誌性建築，還包括城市規劃。
實際上，當他的才華搭上了希特勒這位新星之後，保羅發現令人羨慕的工程使自己應接不暇，尤其是在1933年後，當其他建築師紛紛加入了失業大軍的時候。在完成褐宮的內部設計之後，保羅·特魯斯特從希特勒那裏接到了大量著名建築工程委托合同，包括元首宮、納粹黨行政大樓、德國藝術館、國王廣場的重新設計、榮譽殿堂（全都在慕尼黑市），以及改造修繕位於柏林的總理府。他還從尤利烏斯·斯特萊徹、阿道夫·瓦格納、弗朗茨·裏特·馮·艾普和其他納粹運動中的重要人物那裏承接了一些建築工程，簡直讓他應接不暇。1934年1月保羅·特魯斯特去世時，他的大多數工程還停留在計劃階段。如果不是他的遺孀把完成他的建築工程作為自己的使命以確保他在納粹萬神殿中獲得一席之地，他或許隻是第三帝國曆史上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
戈爾迪·特魯斯特和希特勒建立工作關係是通過她參與其丈夫的項目開始的。從我們僅有的資料中得知，戈爾迪的工作包括設計谘詢，尤其是在顏色和麵料的選擇上，以及協助管理辦公室。希特勒的副官尤利烏斯·紹布在回憶錄裏寫道，“在很多設計上，戈爾迪激發了保羅·特魯斯特的靈感”，她不僅影響了保羅·特魯斯特的想法，而且也影響了希特勒的想法。據戈爾迪回憶，希特勒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參與者，甚至對最小的細節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與興趣。希特勒上台前後都定期拜訪特魯斯特夫婦，有時頻繁到每周一次。事實上當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特魯斯特工作室常常是他回到慕尼黑後的第一站。據戈爾迪披露，除了介紹特魯斯特與希特勒結識的那個“紳士們的晚上”她沒有出席外，她出席了隨後所有的會麵。這一事實得到希特勒副官紹布的確認。1933年4月13日，戈爾迪·特魯斯特第一次與希特勒獨處時，他們共同參觀了一個雕塑家工作室，當時這家工作室正在執行保羅·特魯斯特為紀念1923年啤酒館政變中死亡的16位納粹黨人而提出的紀念碑設計方案。希特勒下令把紀念碑修建在慕尼黑音樂廳廣場上的統帥堂南側。統帥堂是德國慕尼黑市的一個涼廊，是19世紀為紀念巴伐利亞統帥們而修建的。1933年11月9日，在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生動再現了當年暴動遊行情景，自那時起紀念碑就成為納粹追隨者的一處聖地。
在獨自會見希特勒後的第二天，戈爾迪在寫給她朋友愛麗絲·赫斯的一封長信中描述了她的感受，從而揭示了她是如何從最初對希特勒本人的懷疑態度轉變成徹底忠誠的追隨者。她說希特勒“精力旺盛，懷有一顆赤子之心，對設計抱有濃厚的興趣”。她回憶起希特勒滿麵笑容地看著在建的紀念碑時說道：“是啊，實際上這樣的比例協調，這樣的內外部構造外形，隻有特魯斯特能夠做到。”然後希特勒開始談論希臘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以及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館，戈爾迪聽得入神。“我不得不反複強調這點，每次和希特勒聊天都能強有力地吸引我，希特勒那令人振奮的活力，超強的意誌力，迷人美好的熱情溫暖……那些凝視與聆聽的時刻使我變得充實深刻起來。無論是在文化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或其他領域裏，他在權衡利弊、綜合考量，提出並解決問題時都體現出了強大的戰略思維能力和出色的邏輯思維能力，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他從不像大多數學者和哲學家那樣頑固、狹隘、無趣，或是僅僅坐而論道。”總之，這封信用了整頁的溢美之詞讚揚希特勒的學識、表達方式和眼光。
戈爾迪·特魯斯特將她與元首的相遇描繪成曆史與宗教的偉大時刻：“相遇的時刻——是不朽的時刻！是充滿了豐富、深度、智慧和宗教意義的時刻。對於我來說，這樣的時刻猶如又一個柏拉圖在創造世界新理念，猶如康德再一次為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而爭論，猶如麥斯特·愛克哈特和路德帶著強大虔誠的心，再一次聆聽上帝的召喚，違抗整個世界，毫不畏懼艱難險阻，縱使惡魔纏身，也堅定地遵從侍奉上帝。”然後戈爾迪的注意力終於又回到她的朋友身上，她強調說，“你很驚訝我在這兒又重複了一遍我給你講過無數次的話”，並請求對方理解，因為“豐富的心靈是不會允許舌頭和筆頭保持沉默的”。盡管戈爾迪說盡了崇拜希特勒的話語，但是她仍想讓她的朋友意識到這並不足以而且遠不足以描述希特勒：“一個人可以愛戴崇拜這種獨特的人，但不要妄圖對他的偉大和深奧做公正的評價，隻有未來才有資格做出評價！能夠見證即將到來的世界觀以及未來信仰的誕生，我有著無以言表的高興與自豪。”
幾年後，當戈爾迪·特魯斯特將被傳喚到戰後去納粹化法庭受審作證時，她與希特勒的密切關係引出了關於這位獨裁者對於婦女的影響問題。1947年1月21日，去納粹化法庭主席，一位名叫約瑟夫·施萊弗的律師問戈爾迪·特魯斯特：“究竟這個男人的哪一點使得廣大婦女們追隨他並為他瘋狂，告訴我究竟是哪一點。”（提出這個問題很可能是由於希特勒的私人醫生卡爾·布蘭特於兩天前在《華盛頓郵報》的突出位置發表了一篇有關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文章。文中提到戈爾迪是希特勒女子軍團中的一員，非常聰明，但缺乏魅力而且冷酷殘忍，支持希特勒政權並從中攫取利潤。)戈爾迪·特魯斯特回答說：“我不知道是哪一點——他是如此的熱情善良，並且，順便說一下，男人也仰慕他。我仰慕他，但我並沒有愛上他。”但是從她寫給赫斯的信裏我們可以看出，戈爾迪·特魯斯特迷戀希特勒，如果不是迷戀這個男人本身，就是迷戀這個人的思想。
反之，希特勒也非常欣賞保羅·特魯斯特，認為保羅·特魯斯特是自卡爾·弗裏德裏希·申克爾之後最能夠為德意誌大地增添光彩的偉大建築家。希特勒在保羅的職業生涯後期發現並挽救了他的才華，使這位建築家在去世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傑作。希特勒自視為當代路德維希二世，而保羅就是他的理查德·瓦格納。希特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遺產和他那位建築師的遺產交織在一起，就像那位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和偉大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那樣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希特勒於1944年1月21日保羅·特魯斯特十周年祭日之際在自己的軍事指揮部發給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信中這樣寫道：“教授之於我個人的重要意義，是那些不明白我怎樣期待著實現各種藝術抱負的人無法理解的。”隨著蘇聯人將德國軍隊從波羅的海國家驅逐出去，英美盟軍攻入意大利半島，軸心國局勢並不樂觀。希特勒或許是為了安慰自己在信中寫道：“如果新德意誌帝國終將成為過去，可留與子孫後代的除了強權政治外還有文化價值。隻有通過建築藝術才能表現出政治秩序的宏偉不朽。”他還寫道：“我一直以來都這麽認為：神創造了你的丈夫並讓我與他相遇，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幸運。”
在戰後去納粹化法庭上所做的證詞中，戈爾迪·特魯斯特陳述說在丈夫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後，希特勒“把對我丈夫的尊敬轉移到了我身上”。據希特勒的副官紹布證實，希特勒曾說過“她是唯一一位能夠延續特魯斯特教授事業的人，因為她已深深植根於此”。特魯斯特工作室幸存的記錄材料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對她本人以及對她工作的支持。1973年，美國亞利桑那州藝術家卡倫·古艮達爾問戈爾迪她作為第三帝國的職業女性是否曾遭遇過重重困難。戈爾迪回答說，盡管“自然地”對於其他女性來說在這個“男性帝國”裏（海因裏希·希姆萊用這個詞來描述男性主導的國家，其中婦女及同性戀者幾乎沒有任何地位），工作起來並不容易，但希特勒對她的欽佩保護了她。納粹政權高級官員包括阿爾伯特·施佩爾、約瑟夫·戈培爾和海因裏希·希姆萊都知道希特勒十分尊重戈爾迪·特魯斯特，因而都盡量與她保持良好關係。每當他們與戈爾迪發生正麵衝突時，輸的總是他們。
盡管希特勒的支持非常關鍵，但這並不是唯一使她能夠在男性帝國裏立足的原因。由於個性使然，戈爾迪·特魯斯特不會輕易屈服於恐嚇和阻撓。再者，她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捍衛丈夫的遺產。紹布堅持認為在特魯斯特工作室中，“戈爾迪把主調體現在設計上，特別是在微妙的色彩構成中，使希特勒特別能夠感受到色彩的和諧”。柏林的奧古斯特-瓦格納公司的商業信函可以證實紹布的話。該公司為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政黨大樓提供藝術玻璃建材。玻璃的設計完全取決於保羅的遺孀戈爾迪。每當戈爾迪缺席會議時，決定工作就被擱置一旁。正如一封由瓦格納公司寫給第三方的信件暗示的那樣，戈爾迪似乎是很難討好的生意夥伴。他們抱怨為了贏得戈爾迪的滿意首肯而付出了“數不清的努力”。
在第三帝國時期及其滅亡以後，坊間始終有傳言稱戈爾迪保衛丈夫遺產的決心遠遠超過對於工程設計和工程建造的質量監控。在希特勒的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裏希的戰後回憶錄中，他譴責戈爾迪·特魯斯特使《法蘭克福報》在1943年8月被停刊。這家自由主義報紙創刊於1856年，於1934年被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稱為“染料工業利益集團”；這家化工企業後來生產在集中營使用的致命毒氣）收購。因為海外公共關係的緣故，《法蘭克福報》原本被保護，並享有不同尋常的自由度。據說這家報紙刊登了一篇批判戈爾迪丈夫的建築的文章，其言論激起了戈爾迪的憤怒。據說此後她對該報紙密切關注，並用一個文件夾記錄了該報對納粹主義的批評言論。迪特裏希後來回憶道，一次在巴伐利亞酒館（該酒館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歡去的場所之一）吃午餐時，希特勒從戈爾迪·特魯斯特那裏了解到這家報紙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他不顧戈培爾和迪特裏希的反對，下令這家報紙停刊。然而整個過程顯然比迪特裏希所表述的更加複雜。這家報紙當時已經受到納粹黨高官的抨擊，希特勒本人也對該報深惡痛絕，認為該報闡述猶太人觀點，是德意誌的敵人。此外，截至1943年，歐洲幾乎沒有國家未被占領或繼續保持中立，該報被視作是德意誌帝國“客觀”之音的海外宣傳價值也有限。雖然如此，戈爾迪的抗議似乎促使希特勒采取了行動，導致該報停刊。
戈爾迪·特魯斯特也被指責阻礙甚至毀滅了她丈夫建築上的競爭對手的職業生涯。施佩爾寫道，她“猛烈抨擊”、“狂暴攻擊”保羅·特魯斯特的反對者。“她下定決心捍衛丈夫的事業。有時那種白熱化的攻擊使人非常怕她。”相反，弗裏德林德·瓦格納則認為，戈爾迪是被她自己的嫉妒心所驅使，害怕新人會替代她丈夫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瓦格納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陰險的女人，通過在希特勒心中樹立起來的偏見來打擊那些任何可能取代其丈夫位置的人，成功地使得希特勒對她丈夫的回憶常葆如新。”
瓦格納提到了一個有關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的例子。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是一位保守派建築師，曾在20世紀20年代掀起了一陣批判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思潮。他是一個十足的種族主義者，把“病態的”現代主義與混血的藝術家混為一談。他提倡一種基於“北方”民族“血與土地”之上的“健康”的德國建築。令舒爾茨-瑙姆布格失望的是，在與自己理想相符的種族主義國家建立後，他幾乎沒有接到政府的任命。他的政治同盟疏遠了戈培爾，希特勒也並不在意他的建築，認為它們風格狹隘。但是據舒爾茨-瑙姆布格回憶，是戈爾迪·特魯斯特製造了他與元首之間不可彌合的裂痕。1934年，希特勒曾授命舒爾茨-瑙姆布格對紐倫堡歌劇院內部進行改造翻修，結果證明這是他為元首幹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建築工程。在竣工前不久，希特勒在戈爾迪和其他建築師的陪同下參觀了歌劇院。據舒爾茨-瑙姆布格回憶，那次參觀進行得很順利，希特勒也對歌劇院的內部改造翻修表達出了極高的興致。（對於這一點其他的出席者並不認同，他們認為希特勒在一開始就情緒低落。）但是，很快戈爾迪對希特勒開始了“耳畔輕語”，隨後希特勒突然爆發，用極為激烈的言辭在所有人麵前對這個建築師厲聲斥責，並命令舒爾茨-瑙姆布格必須與戈爾迪·特魯斯特共同負責監督工程施工。正因為如此，這個憤懣不平的建築師撤出了這個建築工程。在這令人蒙羞的一幕發生在紐倫堡之後，舒爾茨-瑙姆布格幾乎斷絕了與希特勒以及納粹黨之間的任何聯係。
威妮弗雷德·瓦格納在於1962年寫給她的朋友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舒爾茨-瑙姆布格的遺孀洛特·舒爾茨-瑙姆布格一直迫切請求她的幫助，而且：“始終認為她丈夫是因為你被解雇的，你應該為此負責！！！”洛特·舒爾茨-瑙姆布格生活拮據，還要撫養三個孩子，她請求威妮弗雷德為她作證，如此這般她就可以把丈夫從犯罪者申辯為受害者，從而向政府申請津貼。戈爾迪回複說，她不知道舒爾茨-瑙姆布格夫人為什麽會有這樣“荒謬”的指控，並懷疑該指控是建立在昔日保羅·舒爾茨-瑙姆布格對她丈夫的嫉妒與怨恨之上的。威妮弗雷德答複道，她一直都並不完全了解這個問題：“我隻記得那對夫婦來這裏時已經身心交瘁了。那年夏天usa——威妮弗雷德在信函中對“我們敬愛的阿道夫”（unser seliger adolf，即希特勒）的簡稱——在視察紐倫堡歌劇院的內部改造翻修進程時他們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為此那對夫婦指責的人就是你！”
戈爾迪·特魯斯特往後再未提及過此事，但是在1999年寫給曆史學家瑪莎·沙德的信中，她給出了自己對於此事的解釋。那時她已90多歲高齡。據她回憶，那次視察是希特勒要求她陪同去的。當希特勒問及她的意見時，她回答說：“改造翻新得很好，但我認為畫蛇添足之處就在於舒爾茨-瑙姆布格在包廂座位前麵安裝了巨大的——過於巨大的納粹標誌徽章。”盡管戈爾迪·特魯斯特說自己的行為是專業的（即使有人質疑舒爾茨-瑙姆布格表現出的種族主義以及他那巨大的納粹標誌是否真的有嘲笑意味），但一些曆史學家還是將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故意離間歸咎於她的報複心理，而非像威妮弗雷德·瓦格納說的那樣，出自於嫉妒心。舒爾茨-瑙姆布格的朋友漢斯·f.k.鞏特爾在回憶錄中寫道，1934年得知戈爾迪將接手她丈夫的工作室時，舒爾茨-瑙姆布格蔑視她的能力，並冷嘲熱諷地說道：“哦，拜托了，我可不想讓一位外科醫生的遺孀來給我做切除闌尾的手術。”鞏特爾猜測舒爾茨-瑙姆布格不止一次地對其他人講過這樣的話，並且這話最終傳到了戈爾迪的耳中，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在希特勒扶植提攜的各類藝術專家當中，怨恨、八卦流言和偏執都是日常藝術生活的一部分。由於現代文件缺少相應的記錄，很難判斷戰後對戈爾迪·特魯斯特濫用權力的批評到底是出於合理的不平，還是出於揮之不去的、對於這個女人曾經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憤慨。盡管如此，還是有其他文件充分證明戈爾迪·特魯斯特在她丈夫去世後如何小心謹慎地控製保護她丈夫的聲譽。1938年，她出版了《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概括介紹了第三帝國時期納粹政權批準的建築工程。該書配有大量插圖，再現了納粹黨大樓、紀念館、納粹黨學校、青年旅館、管理和政府建築、營房、劇場、體育場、娛樂和社會設施、工廠、實驗室、高速公路、橋、機場、社區大廳、農業建築以及住宅的原有風貌。文字說明則試圖通過重複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宣傳論調，將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築群結合成連貫的意識形態整體，其論調包括：建築與種族的“血與土地”之間的“有機”結合；外國人在德國是“流浪漢”，不能在德國的土地上立足；當代德國人與古希臘人在文化與血統方麵密切相連；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猶太人和工業化給德國帶來了傷害；“新客觀主義”建築風格的文化激進思想；技術從屬於藝術；以及建築作為“種族意識覺醒了的人民”的最高文化表達的重要性。盡管這本書展示的建築師不包括舒爾茨-瑙姆布格，但他提出的種族理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該書以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開篇，將他稱為建築形式上新德國世界觀的開山鼻祖。第一張照片展現的是光榮殿堂，極具強烈視覺衝擊的拍攝手法，質樸的新古典主義形式以及整齊的儀仗隊將國家的新氣象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該書通過插圖充分介紹分析了國王廣場、元首宮、納粹黨行政大樓和德國藝術館的建築藝術。書中顯著位置通過照片展現了特魯斯特的建築工程，加強了他作為納粹風格建築奠基人的地位。該書文稿部分並不是由戈爾迪·特魯斯特撰寫的，雖然她精心編輯了此書。這本書是她與庫爾特·特拉普勒這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合作完成的。庫爾特·特拉普勒早前曾發表過有關德國人在生存空間上的需求和權利的文章。他找到戈爾迪·特魯斯特，表示願意為《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撰寫文稿並收集照片。戈爾迪確定該書的框架結構，決定入選該書的建築師，甄選插圖並校對文稿。根據他們的協議，戈爾迪對該書的文字和圖片享有絕對決定權。該書最終出版時隻冠有她一人的名字。《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深刻影響了第三帝國建築藝術的概念，暢銷數萬冊，多次再版（在德國占領荷蘭後，該書還被譯為荷蘭語）。1943年，戈爾迪·特魯斯特又出版了第二卷，主要介紹了戰爭中的建築，包括軍校、高射炮塔、空軍基地、營房、軍事醫院、防空洞以及紀念碑。另外兩卷計劃以納粹黨建築的內部設計及陳設用品為主題，但始終沒有完成。
1938年1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國藝術館舉辦了首屆德國建築與應用藝術展覽會。《新德意誌帝國的建築》一書繼承並發揚光大了保羅·特魯斯特在那次展覽會上享有的榮光。這次展覽會以建築為主，建築展區占據了展廳一層，而應用藝術展覽則僅限於二層展廳。建築和應用藝術展區都有自己的小型評審團，戈爾迪·特魯斯特身兼兩個評審團的評委。建築評審團（包括倫納德·高爾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對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觀眾們進入正式展廳之前必須通過的一間展室內擺滿了保羅·特魯斯特的作品，懸掛著大型照片，展示著國王廣場的納粹建築模型。其中唯一一件不屬於保羅的作品是出自慕尼黑雕塑家理查德·克萊恩之手的帕拉斯·雅典娜石膏像。這件象征著德國藝術館的作品突出了保羅·特魯斯特建築中對於古典藝術的傳承特點。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德國藝術館的巨大模型被放置在第二個房間的中心位置。該房間還展出了其他建築家的作品模型與照片。大型照片展示的主要是高爾和戈爾迪·特魯斯特承接的慕尼黑、柏林建築項目。（穿過保羅·特魯斯特的光榮殿堂則是施佩爾設計的紐倫堡納粹黨集會廣場的模型、規劃書、圖紙和照片，布滿了第二展覽館的前兩個房間。通過這樣的陳設布局，希特勒的“首席”建築師們將展覽連成一個整體。）因此，在展覽以及後來出版的圖書中，保羅·特魯斯特的建築成為納粹建築效仿傳承的典範，形成了觀眾對於這種建築淵源的直接感受。在樓上的家具和裝飾藝術展覽中，展出了很多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桌子、櫃子、椅子、燈等室內家具。
盡管那時施佩爾已被認為繼承了元首首席建築師的衣缽，他也懂得在與保羅·特魯斯特的遺孀一起工作時不搶保羅·特魯斯特的風頭（見圖37）。施佩爾很早就意識到戈爾迪的影響力並且尋求她的支持。戰後，戈爾迪回憶起1935年施佩爾在總理府建築工地前徘徊，試圖去取悅她的情形。雖然戈爾迪隻比施佩爾年長一歲，但戈爾迪慣於扮演導師的角色，經常邀請施佩爾共進晚餐。（後來她說她的弟弟那年在一場摩托車事故中喪生，使她變得“異常心軟”。）他們變得親近起來。在他們相識兩年後，當戈爾迪在一次歡迎會上被介紹給施佩爾夫人時，她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此之前施佩爾從未提及過他的妻子。戈爾迪察覺到了這個不尋常的現象和他的野心苗頭；她猜想，施佩爾肯定是算計著如果戈爾迪認為他是單身會對他更感興趣。盡管如此，兩人在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時期仍然保持著親切友好的關係。1944年8月施佩爾寄給戈爾迪的一封信中寫道：“多可惜，我們再未曾彼此見麵。”
圖371935年6月29日正值舉行封頂儀式之際，阿爾伯特·施佩爾（最左邊那位）、戈爾迪·特魯斯特、希特勒和其他人一道視察德國藝術館建築工地。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施佩爾在1969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在其中撇清自己與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關係。此時戈爾迪認為這個男人是一個騙子、叛徒，十分厭惡他。在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她個人的文件中，有一個厚厚的文件夾是關於施佩爾的，其中包括一些剪報、筆記以及一篇她寫的《關於阿爾伯特·施佩爾的問題》短文。很多希特勒核心集團的前成員與她的感受相同；事實上，對施佩爾厭惡這一共同點似乎使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戈爾迪並不是隻對這些朋友表達她對施佩爾的看法，她還曾在采訪中公開批評過他。1971年，戈爾迪在接受約翰·托蘭德訪談時反駁了施佩爾傳記中的一些論點。此外，她還告訴了托蘭德一個有關施佩爾在他書中提到的逸聞，並且她那篇《關於阿爾伯特·施佩爾的問題》的手稿中也提及了此事。手稿中提到的內容值得在這裏分享一下，因為它包含了托蘭德所寫材料中未被揭露的細節部分：
1935年夏，我在阿道夫·希特勒的總理府官邸與他共進午餐時，戈培爾博士問我：“您現在認識施佩爾有一段時間了，您認為他這個人怎麽樣？”我回答說：“我可以通過一個比較給你一個最恰當的回答。”我轉向希特勒說——我坐在他和戈林中間；我們曾經是一個小團體，其餘成員隻有副官紹布和布魯克納——“那麽，您，希特勒先生，”——那時在私下我仍叫他的名字——“假如和我的丈夫說‘尊敬的教授先生，我需要蓋一座100米高的建築’，我的丈夫會回答：‘我要好好考慮一下，但是我明天會給您答複。’第二天我丈夫會說：‘根據建築結構和建築美學理論，這座建築至多隻能修到96米。’然後您對施佩爾先生說：‘親愛的施佩爾，我需要修一座100米高的建築！’施佩爾會立即回答：‘好的，我的元首——我可以給您建一座200米高的建築！’然後您會拍著他的背說：‘施佩爾，你真是我的人！’”我們都為這個笑話大笑起來，尤其是希特勒笑得更開心。但是那時我們都沒有察覺到這深刻的悲劇事實給我們帶來的災難有多可怕。
就像最後一句話表明的那樣，對戈爾迪來說，她講述的有關施佩爾性格的笑話揭示出一些比他在建築上肆無忌憚的自我意識更加黑暗的東西。戰後，麵對納粹大屠殺的罪行，戈爾迪拒絕重新考慮她對希特勒的忠誠。戈爾迪並不認為希特勒應該為德國的恥辱負責，反而開始責備施佩爾。她對曆史學家馬提亞·施密特說道，“他的野心，他對權力的癡迷”，不僅助長了希特勒最糟糕的秉性特點，而且“把我們帶入一場災難當中”。施佩爾在回憶錄中抬高了自己在納粹建築師中的地位或許使戈爾迪大為不滿，盡管施佩爾在回憶錄中尊稱保羅·特魯斯特為自己的導師，回憶起他曾多次拜訪保羅·特魯斯特在慕尼黑的工作室時的情形，並與保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但是這一說法激怒了戈爾迪·特魯斯特，她堅持說保羅與施佩爾從未見過麵）。施佩爾清楚地知道他沒必要再充當第二的角色了。戈爾迪對於施佩爾把她描述成亡夫不講情麵、咄咄逼人的保護者也心懷不滿。
戈爾迪·特魯斯特確實在保護她丈夫遺產方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據紹布回憶，戈爾迪在她丈夫去世後憑借自己的才華獨成一方勢力。希特勒對她能力的信任與日俱增，因此委托她承攬一些重要的新項目。其中一項就是對卡爾親王宮的改造。卡爾親王宮是卡爾·馮·費舍爾於1803年設計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位於慕尼黑市攝政王街頭上，緊臨德國藝術館。自1924年以來，卡爾親王宮一直是巴伐利亞首相官邸，但是希特勒下令住在卡爾親王宮裏的巴伐利亞首相路德維格·西伯特將它騰出來作為接待國賓的賓館。在那裏入住的第一位國賓便是意大利首相貝尼托·墨索裏尼。希特勒不顧一切地要打動意大利領袖，沒有節省預算。王宮的結構由國家建築師弗裏茨·加布隆斯基負責改造，拆除了先前增建的北翼，向西擴建延伸了一部分。戈爾迪·特魯斯特負責包括瓷器在內的一切室內裝飾。花在這一處工程的費用高達130萬德國馬克，可在慕尼黑購買多幢豪華公寓大樓。
因為卡爾親王宮既不是她丈夫承接的工程，又不是為希特勒改建的官邸，所以戈爾迪便可根據自己的風格自由設計。戈爾迪的風格糅合了現代藝術和傳統藝術，她的這種風格在她自己寬敞的慕尼黑公寓（見圖38）裏展現得淋漓盡致。關於家具這部分裝飾，她采用手工藝聯合公司製作的手工藝品（包括保羅·特魯斯特的設計）搭配從慕尼黑的一些美術館和維爾茨堡府邸裏借來的古董。油畫也是從巴伐利亞州的展區借過來的。僅在波斯地毯上戈爾迪就花費了12.5萬德國馬克。新裝飾過的接待大廳（一張它的巨型照片在1938年的德國建築和應用藝術展上展出），反映出戈爾迪對於當代設計趨勢的認識，特別是在強調水平線、間接照明、豐富的色彩以及富麗悅目的材料方麵的見識。例如，為了搭配掛在沙發上方彼得·保羅·魯本斯的油畫《強劫留西帕斯的女兒》裏展開攻擊的神穿著的紅色鬥篷，沙發及扶手椅的麵料也采用了紅色天鵝絨。油畫《強劫留西帕斯的女兒》是從慕尼黑的舊美術館借來的，繪於1618年（見圖39）。這種奢華的材料也用在了墨索裏尼的浴室，黑色大理石凹形浴盆搭配四周鑲嵌著黑色大理石的牆麵。整幢賓館為它尊貴的主人提供了無所不在的舒適與奢華。一張清單上詳細規定房間裏必須有水果，大廳的桌子上則要擺放天然礦泉水、咖啡機、幹邑白蘭地、苦艾酒、雪茄還有香煙。圖書館裏的藏書均為特別定製，鑲著金邊，包有皮質書皮。1937年9月25日早晨，墨索裏尼在這個賓館裏停留了四十分鍾，中午又返回這裏停留了十分鍾，最後在登上開往柏林的火車之前的那個傍晚再次來到這裏歇息了一小時四十分鍾。他在1938年回來過一次，仍舊未在此地過夜。此後直到1945年，這幢賓館基本處於閑置狀態。
圖38 位於希姆勒帝國大街4號的戈爾迪·特魯斯特慕尼黑公寓客廳。丈夫去世後她就搬到了這裏（大約攝於1935年）。
如果資金對於希特勒的那些設計者來說不成問題，那麽其他的資源則存在問題。1936年，希特勒宣布開始他的四年經濟改革計劃，限製從國外進口商品，減少了重整軍備所需用的各種材料。該項政策所造成的資源短缺幹擾了建築工程，包括元首指定的那些建築工程。到了1935年，純天然纖維，如棉料、羊毛等已停止供應。1936年之後，取代天然纖維的則是那些劣質的人造紡織品。盡管希特勒對整個國家實施了嚴厲限製措施，但他堅持將最好的自然資源及原料用在他的建築工程上。元首既不會坐在也不會走在人造纖維上。1936年12月，希特勒吩咐四年計劃的原料配給部門的主管官員，他的建築工程用料應該優先得到滿足。1937年，當戈爾迪無法獲得希特勒的那些慕尼黑建築所需的意大利絲綢時，希特勒對經濟部下令首先保證特魯斯特工作室的裝飾材料優先供應。而希特勒對於他的建築規模的要求，使得他的設計者們進一步陷於材料庫存短缺的危機當中。就像建築曆史學家保羅·加斯考特的調查研究表明的那樣，當阿爾伯特·施佩爾需要大量建築材料來完成重建柏林的計劃時，他通過與納粹黨衛軍簽訂合同，調用集中營的囚犯作為生產磚塊和挖掘石料的勞工，這反映出施佩爾作為希特勒首席建築師而擁有的“資源”。
圖39 慕尼黑卡爾親王宮沙龍，戈爾迪·特魯斯特設計。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7年）
戰爭爆發後，留下的合格工匠及工地工人成為希特勒的建築師們所麵臨的另一個緊迫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送上了前線。為了保護最有價值的藝術家、設計師以及他授意開工的工程，希特勒和戈培爾根據這些人所擁有的“神賦予的”才能起草了一份免除服軍役的名單（這份名單也包括作曲家、表演家、作家和電影製片人）。但這並沒有緩解誰來為他們工作的問題。從1940年起持續數年，戈爾迪一直與軍隊高層做鬥爭，力圖使她挑選的工人從戰爭中解脫出來，讓他們重返工作室。
1939年1月1日，戈爾迪·特魯斯特與高爾正式解除了合作關係。早在1937年保羅·特魯斯特的建築竣工時，他們的合作關係就幾乎已經結束。盡管如此，他們仍繼續共用特魯斯特工作室，共同享用特魯斯特工作室之名，共用一個秘書。高爾保留了建築工作人員為他的建築項目繼續工作，後來又讓他們修複炸彈對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建築物所造成的破壞。1937年，戈爾迪·特魯斯特開始在一個新的設計領域工作：為第三帝國設計獲獎證書，演示用文件夾與禮盒。戰爭爆發後，她主要投身於這個藝術製造領域，並且慢慢地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家庭手工行業。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那樣，她的職責包括與一兩個其他藝術家緊密合作完成設計工作，監督產品質量。她也與她的客戶討論企劃，管理著很多供應商。戈爾迪為具有較高威望的獎項設計的證書以及演示用文件夾在納粹藝術雜誌上公開發表。這些製品都是昂貴的手工藝品，其材質與製作藝術均屬上乘。獲獎證書是在包有金箔的羊皮紙上手寫的，禮盒有時則用大量黃金裝飾，並鑲有鑽石、紅寶石及其他珍貴寶石，模仿中世紀的聖物箱或寶物包裝盒。正如戈爾迪在信中證實的那樣，希特勒對此產生了極大興趣，並親自為這些獎項的文件及禮盒出謀劃策。這些獎項既涉及高級軍官，也涉及平民百姓。希特勒試圖通過裝飾品及紙質榮譽證書來收買人心，在戰爭年代獎項和證書的種類與獲獎人數都大幅增加。1940年11月初，即在英國皇家空軍第一次轟炸柏林大約兩個月之後，戈爾迪為在新總理府地堡裏出生的孩子們設計了教父的證書。這次轟炸深深地震驚了柏林的百姓，因為戈林曾許諾他會保證他們的安全，柏林百姓曾對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擔當起孩子們的榮譽教父角色，對於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來說似乎是吉兆的開始，而非夢魘。
德國對外國的占領創造出了新的原材料和勞動力來源。為了建造位於慕尼黑的褐宮通信地堡（該工程於1943年12月動工），高爾使用了100多名“東方工人”，他們是高爾從德國已經占領的東部國家強行征用過來的工人。戈爾迪與他共用一間辦公室，必定知道他的工人們的底細，尤其是其中兩個人還被射殺了。在她的商務信函中有一封1944年信件的複印件，該信件是她的羊皮紙供應商發送給總理的，其內容是由於勞動力緊張，再加上“東方工人”逃跑，他無法按規定時間完成元首下達的證書訂單。他寫信請求獲得一份建築材料的許可，想利用這些材料來擴建一個位於工人營地裏的臨時儲存倉庫。這樣一來，他就能給兩個“東方工人”家庭提供住處，這兩個家庭已被承諾供他使用，作為“下一次運輸”的額外勞動力。這封信之所以放在戈爾迪·特魯斯特的文件中，是因為總理府官員曾發送這封信給她，詢問他們是否應該出手幹預。1942年年末，戈爾迪從被占領的法國收到了大量的鑽石、綠寶石、藍寶石以及其他珠寶，這些珠寶在今天價值數百萬美元。戰後，她被控告使用從荷蘭猶太人那裏盜取來的鑽石製作軍事勳章。這些鑽石是羅森伯格特遣部隊——一個專門洗劫被占領國家的特別納粹組織弄到的。盡管她後來宣稱同希特勒的其他藝術合作者一樣，她對納粹黨的邪惡行為一無所知，但是她的交易記錄表明，如果沒有在納粹政權的經濟和政治體係內部進行運作並參與其犯罪活動的話，戈爾迪不可能執行元首委派的任務。
戈爾迪·特魯斯特絕不是被迫成為共謀的。相反，她急切地接受了希特勒下達的建築項目，並向他又提出了新項目（接管證書設計與展示文件盒設計一直是她的想法）。正如她在寫給愛麗絲·赫斯的信中透露的那樣，她很珍惜和希特勒一起工作的機會，而且這位獨裁者似乎也是如此。紹布寫道：“對於希特勒來講，她是理想的交流夥伴；他可以和她沒完沒了地談論他的建築計劃。她能理解他，並且能將他的想法付諸設計中。”在戰後對戈爾迪·特魯斯特的審判中，她證實了希特勒“癡迷於建築學並且很願意與人談論有關建築學的內容”。也許是因為她與元首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她自己的理想主義態度的緣故，戈爾迪·特魯斯特對於財務方麵的事情並不重視。早在1934年她就反對律師的建議，拒絕合並特魯斯特工作室，因為她覺得在工作室的名字上添加“gmbh”（表明這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帶有特有的“猶太人”的餘味。在她的心目中，她不想讓自己對丈夫遺產“單純的”藝術忠誠被納粹宣傳機構所說的猶太人沒有靈魂的商業動機所玷汙。戰爭結束後，戈爾迪堅決否認她從納粹政權上獲得過經濟上的利益，一再強調說她的財產（如今價值數百萬美元）是丈夫留給她的。盡管如此，財政記錄表明，這位富有的遺孀的財富曾在第三帝國時期飛速增長。除了1934年至1945年她從工作中賺到的幾十萬德國馬克以外，她在1940年、1942年和1943年還收到了希特勒送給她的三份現金作為禮物，每份10萬德國馬克，並且免稅。希特勒習慣於通過這樣的大手筆獎勵那些他想獎勵的人，並進一步拉近同他們的關係。這些人包括軍事領導人、政府部長、藝術家以及其他人士，他們都收到現金獎勵。在審判中，法官要求戈爾迪說明這些資金的來源。戈爾迪解釋說，希特勒的本意是將禮物（隻有一個被檢察官發現）作為她在總理府以及上薩爾茨堡無薪工作的補償（在上薩爾茨堡工作期間，她未曾收取酬金）。戈爾迪說她打算拒絕酬金並告訴希特勒，“我不想讓我們的私人關係與金錢混淆在一起”。後來他們同意將這筆錢用於建立一個保羅·特魯斯特檔案室，該檔案室將成為已籌建的當代曆史博物館的一部分，但法官們並不相信這一說法。
希特勒喜愛的建築師除在經濟上獲益外，在這個以（國家認可的）藝術為基座的政權裏還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戈爾迪·特魯斯特不僅設計獎項，她也獲得了這些獎項。在1937年4月慶祝希特勒生日時，希特勒賦予她教授頭銜。同年夏季，在先於德國藝術館開幕舉行的德國藝術節上，巴伐利亞美術學院授予戈爾迪·特魯斯特銀牌榮譽獎。1943年，希特勒授予她金質榮譽勳章。這是一種稀有的勳章，每年隻頒發一次，按照希特勒的意圖授予那些曾經對納粹黨或國家做過傑出貢獻的人。（更為普通的一種勳章是金質納粹黨黨章，它有著特殊價值，用來授予那些會員號碼在100000以下，且對納粹黨忠心耿耿的早期納粹黨成員。戈爾迪·特魯斯特未曾收到過這樣的勳章，因為她在1932年8月1日才加入納粹黨，她的會員號碼是1274722.）事實上，這些榮譽，特別是她擁有的勳章，會在戰後審判中給她帶來更大的麻煩。檢察官把這些榮譽及勳章看作是她對納粹政權的價值以及所做貢獻的證據。在對她審判時，呈具的證據中有一封她在頒發勳章儀式之後那天下午寫給希特勒的信，檢察官們的懷疑在這封信中得到了證實：
我的元首，我該怎樣感謝您，我該對您說些什麽呢？我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感動當中。我從您手中接過這最神聖的象征，我知道您賦予了我最深沉最美好的義務和快樂，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的心情，但這就是我此刻最真實的感受。這份驕傲與榮譽是您早期奮鬥的黃金時代的象征，是您第一批戰士不朽的啟明精神，這些鞭策著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會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努力、更加投入地為您工作。
就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樣，戈爾迪·特魯斯特對於第三帝國精英們奢華的宴會毫無興趣，並一再婉拒希特勒發出的這類社交晚宴的邀請。希特勒告訴她，她不斷地拒絕幾乎都成了怠慢別人了。在1936年完成貝格霍夫別墅的內部裝飾工作之後，她拒絕加入上薩爾茨堡的社交圈。後來戈爾迪承認“他（希特勒）的社交圈有一部分我毫無興趣，而且我也需要時間來工作”。但她確實定期出席希特勒的官方藝術節開幕式以及其他文化活動。多年來她在攝影師的鏡頭前陪同希特勒、戈林、戈培爾、希姆萊以及其他納粹高官層參觀偉大德國藝術展，在德國藝術節開幕式那天出現在檢閱台上，出席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慕尼黑建築落成典禮活動，參加其他許多公共活動（見彩圖10）。她身材修長苗條，引人注目，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留給別人的深刻印象。在這些場合裏，她更喜歡全身著白色，這樣能使她在周圍的棕色和黑色製服襯托下顯得更加出眾，別有風采。
戈爾迪在希特勒旁邊不斷地露臉，引起德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1937年7月，《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紙上刊登了一篇關於她的報道文章，作者為新聞記者索菲·拉佐。這篇報道描述說：“數千人在德國藝術節期間以及德國藝術館的落成典禮活動中見到過這位女士。在節日活動中她穿著白色套裝坐在前排的貴賓席上，靠近元首。這些慶祝的日子同樣也是她光榮的日子。她的工作就是為德國人民奉獻自己，忠誠服務。”在此之前戈爾迪也不是毫無名氣，但是德國藝術館落成典禮卻使這位年輕寡婦大受公眾矚目。1937年7月18日開館那天，柏林畫報周刊《明鏡》刊登了一幅拍攝於德國藝術館的照片，照片中戈爾迪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站在她身邊的元首（見圖40）。幾天前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讚揚戈爾迪，稱她是亡夫藝術遺產的忠誠托管人。該報認可她的創造性藝術貢獻，但僅限於室內裝飾領域，尤其是具有“女性特色的”色彩領域。與此不同，記者拉佐的文章則以更加開闊的視角將戈爾迪描述為丈夫的藝術合作者，有能力向前推進丈夫承接的建築工程，因為一開始她就全心投入到這些工程當中，而且可以利用回想到的和丈夫談話的內容繼續開展工作。在《人民觀察家報》的報道描述中，建築工程初具雛形，特魯斯特夫人便開始轉而管理辦公室，做起了守護工作。而在拉佐的文章中，特魯斯特夫人則經常出現在建築工地和會議上。拉佐也強調她對應用藝術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將她視為名副其實、富有影響力的藝術家。
圖401937年7月18日《明鏡》雜誌封麵。說明文字寫道：“元首親臨德國藝術館。站在希特勒身邊的那位女士是德國藝術新家園創造者的遺孀特魯斯特教授夫人。”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
多年來戈爾迪頻頻出現在有關希特勒的流行書籍、插圖通俗報紙、各大報刊、婦女雜誌和設計雜誌中。1939年4月，高檔生活雜誌《新潮流》刊登了一篇特寫，報道希特勒九大禦用建築師，將戈爾迪的照片和簡介列為榜首（其次是倫納德·高爾、阿爾伯特·施佩爾；名列第四位的是保羅·特魯斯特）。戈爾迪的文件檔案中有很多要對她進行新聞采訪的請求，她並不總是有時間接受這些采訪。德國媒體對她的關注報道全是正麵積極的，至少直到戰爭結束時是這樣。在同一時期，美國新聞界表現得比較冷淡，卻也沒有公開進行批評。美聯社駐柏林記者路易斯·洛克納在1938年發表於多家媒體的一篇有關希特勒身邊女性的報道中，將注意力引向戈爾迪作為希特勒核心集團人物所產生的影響。他在這篇報道中一開始就描述戈爾迪的外貌特征，表明她是一位很有能力，令人忐忑不安的人物。她的年齡，他寫道：“明顯有三十七八歲，眼窩深陷，長著一雙狂熱的深色眼睛，鼻子尖尖的，顯得過分好奇。嘴和耳朵長得落落大方，下巴堅定有力。黑黑的短發從額前幹淨利落地向後梳去。”第二年，美國《芝加哥每日論壇報》駐柏林記者，同納粹精英有密切接觸的斯格裏德·舒爾茨把戈爾迪描述為希特勒的設計助手：“（她）親自執行希特勒有關室內裝飾的建議，把畫好的室內裝飾草圖交給他。目前德國正在大力創造一種新風格，說不定在未來什麽時候這種風格就會同法蘭西帝國風格、英國齊本德爾風格，或其他具有時代特色的風格不相上下，並駕齊驅。這是希特勒為之奮鬥的目標。希特勒手下幹將的妻子們急不可待地效仿他，或者不斷提出新建議，以此贏得希特勒的青睞。”然而，施爾茨錯把戈爾迪當成了弗羅斯特教授夫人。這也許並非偶然。
在德國，戈爾迪發現，媒體關注和公眾認可帶來一個她並不喜歡的角色——說情人。在政府圍著一個人的欲望和意誌團團轉的國家，能夠接近並影響元首可使一個人變得很有影響。元首周圍有隨從護駕，即使他手下的部長們要想覲見也沒那麽容易。相反，戈爾迪經常見到元首，通常是在她的慕尼黑工作室裏。確有一些資深政治家有時要求她代表他們出麵幹預，認為她說話元首聽得進去。戈爾迪的文件檔案中有數不清的信件，大多數都是陌生人寫來的，向她求助。納粹政權造成的人類苦難由此可見一斑。寫信求助者當中有千方百計要保住生意、擁有混血血統的書店女老板；有因為性取向問題失去大學教職和自由、身陷囹圄的藝術史專家；有一位商人，一心要營救那些在“水晶之夜”遭到拘捕的猶太人親屬；還有一位寡婦，急著要為她唯一幸存的兒子免除兵役。許多人要求特魯斯特把信轉交給元首，認為她能經常見到元首。她偶爾出麵幹預，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她對此類請求均有禮貌地加以拒絕，把信交到總理府。
戈爾迪隻消說幾句好話就能改變別人的命運，這從拉格納·伯格的事例中可見一斑。他是一位瑞典出生的生物化學家、營養學家，在德國德累斯頓市魯道夫·赫斯醫院工作，直到1936年研究經費用完。也許是由於自身健康問題的緣故，戈爾迪對營養學頗感興趣，熱情很高。她在20歲剛出頭時遇到一場車禍，險些喪命，由此造成的創傷一直困擾著她。此外由於壓力大，工作過度，她還受到心絞痛的折磨。1942年秋季，戈爾迪經曆了一次健康危機，在維納·紮巴爾博士的貝希特斯加登療養院裏住院療養三個月。維納·紮巴爾博士曾經在希特勒的素食餐飲問題上給希特勒的禦用醫生西奧多·莫萊爾提過建議。（戈爾迪突然病倒，原因可能是由於要完成希特勒下達的不斷激增的軍事證書訂單，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她這樣大病一場過後，可能希特勒擔心像失去她丈夫一樣再失去她，於是給她頒發了金質榮譽獎章。）戈爾迪在療養院見到了伯格。他向戈爾迪透露他的研究工作已經停了下來。戈爾迪後來把伯格的情況反映給希特勒，結果使伯格又驚又喜：他很快又拿到了研究經費。
戈爾迪多次出麵幹預，努力幫助那些遭受納粹德國反猶太主義的立法和政策迫害的人。這些人通常是她通過社交圈或職業友人認識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卡爾·威瑟利，世界著名的眼科專家和教授，在慕尼黑被廣泛認為是一位傑出的臨床醫師和外科醫生。他也是猶太人後裔。1935年隨著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律獲得通過，他失去了工作，被拒絕領取養老金。有好幾年威瑟利隻能在公寓裏私下行醫。但是到1938年9月，新頒布的法律取消了所有猶太人醫生的行醫資格。保羅·特魯斯特去世前得到過威瑟利醫生的救治，減輕了痛苦，他的妻子當時也向威瑟利醫生表示過感謝。後來她又通過更多具體的方式表達了她的謝意。威瑟利被吊銷了行醫執照後，戈爾迪在希特勒麵前為他的人品和醫術醫德進行辯護，甚至把威瑟利孩子們的照片拿給他看，告訴他這些孩子的教育也因為擁有猶太祖先的緣故而陷入一片混亂。希特勒起初拒絕她遊說自己。1930年威瑟利當選為大學診所所長時，《人民觀察家報》就已經誹謗攻擊過他。納粹勢力對他恨之入骨。然而戈爾迪仍然沒有放棄努力，並在一次拜訪中把威瑟利妻子寫的一封親筆信交給了希特勒，要求他當麵把信看完（沒有像往常那樣交給一名副官）。這回顯然說服了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下，威瑟利於1939年重新獲得了行醫執照，可以繼續私下行醫。早在1937年11月，戈爾迪也曾見義勇為，出手相助。當時反猶太主義主題展覽《永恒的猶太人》在慕尼黑德國博物館開展（這是一家致力於科技史研究和展覽活動的機構）。其中一個展覽室的牆上標寫著“披著科學的外衣，你毒害了德國人民”一行字，下麵掛著威瑟利的畫像。經威瑟利妻子的一位朋友提示，戈爾迪向巴伐利亞地方長官阿道夫·瓦格納提出投訴，最終如願以償，撤掉了威瑟利的畫像。
毫無疑問，戈爾迪在這種幹預行動中表現非常勇敢，而且她的行動不止一次挽救了別人的生命。但同時這些行為總括起來也並不意味著持有更大意義上的對抗立場。藝術家，同時也是特魯斯特家好朋友的馬利亞·納施迪格爾在戰後提供證詞時說，戈爾迪反對納粹常針對猶太人的立場，這使她屢次付出代價，“讓她連吃苦頭”，也許是因為她和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包括希特勒）作對的緣故。但是其他時候戈爾迪似乎加入並且慫恿了更廣泛意義上的反猶太主義潮流。曆史學家沃爾弗拉姆·塞裏格認為，她對於瓦拉什公司（這是慕尼黑一家傳統巴伐利亞服裝和民間藝術品的重要生產商）的雅利安化種族主義行為給予過支持。同樣引人注意的是戈爾迪在為希特勒籌建的位於林茨的藝術博物館購買藝術品時所擔當的角色。在從慕尼黑經銷商那裏購得的70幅繪畫作品中，大部分來自於被沒收的猶太人藝術收藏品，這一點她肯定清楚。另外，戈爾迪還想方設法幫助尤利烏斯·斯特萊徹，此人曾經聘請她的丈夫為他改造擴建設在紐倫堡的地方行政長官辦公總部。後來此人因公開發表在納粹黨看來也屬過火的攻擊猶太人的言論被革職，以後戈爾迪仍然同他保持友好關係。戈爾迪心甘情願為希特勒反猶太主義政策的受害者們辯護，我們在考慮這一點時不要忘記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識到迫害他們的正是她決意全力支持的政權。正如她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所說的那樣，“以我的全部努力和忠誠給予支持”。
戈爾迪忠心耿耿效力於希特勒，在純藝術和應用藝術領域具有極大影響力。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她盡職盡責，完成了丈夫生前承攬的建築工程，對納粹建築進行精心室內裝飾，對納粹政權的精英物質文化產生了明顯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在設計製作各種證書、演示用文件夾和包裝盒上，還體現在為希特勒購置或設計的銀器和瓷器等實用物品，以及希特勒要求她設計製作的許多禮品上，其中包括為帶有希特勒簽名的肖像設計的銀相框（希特勒訂購了數百個）。另外，戈爾迪還擔當某種文化評論者，擔任評委、出任各種學術職位、推行自己的藝術觀點。戰後受審時，戈爾迪被指控“作為希特勒的密友在納粹時代的藝術生活中占據近乎獨裁的地位”。這一評價盡管有些誇張，卻也道出了她所掌握的實權，以及人們印象中她具有的權力。她在德國藝術館擔任的評委一職特別重要，因為這是一個國家機構，有權批準認可第三帝國統治下從繪畫到建築的各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戈爾迪在戰後辯護中說，她曾抵製希特勒排斥現代藝術家的做法。她聲稱這在她和希特勒之間引發了唯一一場激烈爭論，廣為人知。爭論的焦點是什麽樣的藝術作品才能入選1937年偉大德國藝術展的首場展覽。
戈爾迪參加了幾乎全部由男性成員組成的評審團：共有12名藝術家和藝術團體負責人擔任評委，受命從1.5萬件繪畫及雕塑作品中預選出參加首展的作品。德國藝術家（當時這一稱號明顯將猶太人排除在外，因為他們被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剝奪了公民權）受到邀請將他們“最優秀”的作品送來參展。這一指令並未指明考量的標準。亂上添亂的還有納粹當局顯然甘願容忍藝術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摻和到參展行列裏來。然而希特勒本人對於當代藝術無可容忍，這一點所知者不多。評審團選出的作品包括希特勒認為具有顛覆性、更適合參加頹廢藝術展的作品。官方展覽結束後，頹廢藝術展隨即在附近一地點開展，其宗旨是作為納粹當局培育出的新藝術的反麵實例警示於人。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些評委（其中大多數在納粹統治時期才顯露頭角）存心要激怒希特勒。戈爾迪表示，他們隻想根據作品質量挑選出最佳參展作品。
1937年6月5日，希特勒同戈培爾一道從柏林趕到慕尼黑，在德國藝術館審查評審團挑選出參展作品，並做出最後決定（由希特勒本人來拍板）。起初評委們陪同希特勒在各展室觀看參展作品，可是隨著希特勒明顯地表現出心中不悅並開始同戈爾迪發生爭執（她聲稱其他人都默不作聲），評委們全都開溜了，隻留下戈爾迪一人為他們的選擇進行辯護。希特勒還對那些遭到拒絕的作品提出質疑。戈爾迪隨即說道：“為什麽要接受那些已經過時的藝術家呢？”她繼而抗辯道，“這樣的陳芝麻爛穀子，就連奶奶那輩人也早就不要了。”據戈培爾透露，希特勒當時“勃然大怒”。雖說戈爾迪“以獅子般的勇氣奮力抗爭”，仍然無法代表現代藝術家說服希特勒。戈爾迪當場辭去了評委一職。希特勒後來又解聘了其他評委，讓他的私人攝影師、深知他性情愛好的海因裏希·霍夫曼負責篩選參展作品（後來戈爾迪又受到邀請擔任評委。除她之外，隻有霍夫曼和德國藝術館館長卡爾·考爾伯）。
戈爾迪同希特勒發生爭執的消息不脛而走，刊登在國際各大報刊上。流亡法國巴黎的德國藝術評論家保羅·威斯特海姆披露，希特勒警告戈爾迪說“她也受到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良影響”。聞聽此言，特魯斯特險些暈倒，不得不退到另外一個房間裏。這種說法簡直讓她怒不可遏。然而還是她自己在戰後提供的證詞表明當時的爭吵有多麽激烈。據她回憶道，希特勒說：“莫斯科仍然信守新古典主義，而你則在歐洲拯救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她回答道：“你可以把我關起來，但是我要永遠堅守我的藝術信念：這是藝術，那是庸俗。”但很明顯，這一變故並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係。特魯斯特聲稱希特勒再次光顧她的工作室時，她堅持要把問題從頭到尾再探討一遍，而且要仔細地探討，把藝術史參考書也搬出來。在這種私下環境裏，希特勒更願意承認戈爾迪觀點的價值。回顧那一段往事時，最使她苦惱的是其他評委的表現。她在戰後受審時申辯說，她曾經力勸其他評委舉行一次聯合抗議活動，但是他們無動於衷，隻是第二天早晨給她送來“很大一束紅玫瑰和一封感謝信”，令她大失所望。戈爾迪並不想指責希特勒。她認為如果其他人有“個人勇氣”抵製希特勒，就可以避免德國的“恥辱”，有可能改變希特勒的想法。審判長指出她未能就展覽一事說服希特勒，在所有實權位置都被希特勒親信把持占據的情況下，她這樣的對抗既無意義，又很危險。
幾十年後戈爾迪在回憶起發生爭執的那一天的情況時說道，使她感到既震驚又失望的是戈培爾站到了希特勒一邊。這位曾經捍衛過“超級現代藝術家”的人士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令戈爾迪孤立無援。看到戈爾迪陷入如此孤立的境地，戈培爾並非滿心不悅。盡管他賞識戈爾迪的聰明才智，卻又覺得她既讓人惱火，又很有威脅。1936年1月21日，在同希特勒和戈爾迪同進午餐之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特魯斯特夫人說話尖酸刻薄。一貫如此。我不喜歡她。”（如果回想起戈爾迪自己講述的吃午餐時她怎麽開施佩爾的玩笑的經過，人們是否會想向來以說話風趣自負的戈培爾，是否因為被別人搶了風頭心懷不滿呢。）戈爾迪回憶說，她和戈培爾的關係因1938年創建巴伐利亞電影藝術公司而遭到不可彌補的破壞。這家設在慕尼黑市的電影公司成了戈培爾的眼中釘、肉中刺，因為它是環球影業公司烏發電影公司的競爭對手。後者的電影製片廠設在柏林市外的新巴貝斯堡。戈爾迪擔任巴伐利亞電影藝術公司的藝術顧問（這使戈培爾大為不悅）。她後來說她當時的任務就是擴建公司設在蓋澤加斯泰格的電影製片廠。戈爾迪聲稱她捐獻出啟動資金用於開工建設，後來又找到一位富有的慕尼黑捐贈者提供其餘資金。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戈爾迪在顧問委員會裏“密謀”對付他。
1940年11月21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下了一句有關戈爾迪的評語，更具個人攻擊性：“特魯斯特夫人是位聰明的女人，但是頗有藍襪才女的德行。”德國人用“藍襪才女”貶損一位受過教育的女子像個爺們兒，另外還強烈暗示這位女子是女同性戀者。事實上，有時“藍襪才女”就用作女同性戀者的同義語。戈培爾向來密切關注對手們易受攻擊的弱點；他也許知道戈爾迪同一位名叫哈妮·烏姆洛芙的女攝影師兼電影製片人關係密切。20世紀30年代初期，烏姆洛芙成立了自己的電影公司烏姆洛芙影業公司，她的弟弟瓦爾特後來加盟該公司，成為合夥人。姐弟二人為政府或納粹團體（包括婦女團體）共推出32部教學片。有些教學片具有實際應用價值，例如有關如何循環利用廢棄物的教學片《廢料——原料》（1938）。另外一些教學片則用作宣傳片。例如為納粹黨“帝國婦女領導組織”拍攝的影片《婦女踴躍支援前線》（1940），描寫納粹婦女團體在戰爭期間動員婦女、幫助婦女的各種場麵。影片表現出一個歡樂高效、幾乎完全沒有男人的家庭戰線。烏姆洛芙在彩色攝影方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她於1937年開始從事彩色攝影，拍攝的德國風光照片以及具有不同民族風情的肖像照片參加過展覽，屢獲大獎，並且刊登在納粹官方婦女雜誌《ns-婦女瞭望》上。
戈爾迪同烏姆洛芙相遇於20世紀30年代。1951年3月，烏姆洛芙寫給戈爾迪的一封生日賀信表明，那是15年當中她們第一次不在一起歡慶生日。1939年9月，這兩位女士在慕尼黑市搬到了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晚年。她們兩人關係的確切性質目前還是一個謎。即使各自的家屬成員也不清楚各種實情，不過他們認為她們是一對伴侶（這種問題我們不便去問這一代人中的姨媽，而她也不會主動透露實情）。威妮弗雷德·瓦格納在寫給密友戈爾迪·特魯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戈爾迪和烏姆洛芙之間充滿愛意的關係，也提到了她們的“同居”。戈爾迪則在回信中把烏姆洛芙稱為“我的哈妮”。朋友們也經常把信同時寫給她們二人。在巴伐利亞國家檔案館保存的戈爾迪·特魯斯特私人信件中，有一個小信封，裏麵裝著戈爾迪年近九旬時發給她的一張殘疾人身份證。那是人們會放在錢夾裏的東西。信封裏還裝有6張小幅照片。有一張是保羅·特魯斯特的照片，拍攝於他們結婚之前的那個冬季，照片中保羅站在雪地裏，身穿毛線衣和寬大運動褲。另一張照片展現著蘆葦成片、水波漣漣的自然風光，巍巍群山隱現在照片背景上。這張照片可能拍攝於巴伐利亞大湖基姆湖畔，1936年戈爾迪在那裏修建了一個小木屋，作為周末休閑靜居之處。另有三張照片是戈爾迪和烏姆洛芙一起在水邊的劃艇裏拍攝的。她們看上去都有三十七八歲，所以這些照片也可能是在小木屋修成之後不久拍攝於基姆湖畔。那天陽光燦爛，她們二人身著泳裝，悠然陶醉，似乎忘記了攝影師就在身邊。最後一張照片是同一天拍攝的烏姆洛芙的照片，船上隻有她一個人。所有這些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戈爾迪在生命的殘年歲月也要珍藏著她最熱愛的那些人、那些地方的照片。
無論她們之間的關係是否浪漫纏綿，戈爾迪和烏姆洛芙顯然共同維係著情誼深長的人生紐帶。她們的私家生活同納粹時代倡導的德國女性的理想境界相差甚遠：這兩位年輕女士追求著各自成功的職業生涯，絲毫不受男性配偶和孩子的拖累。雖然29歲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戈爾迪決意不再結婚，或者據我們所知，不再與其他男士親近。用大眾眼光來看，她依然緬懷忠誠於自己的丈夫。然而在那些知道烏姆洛芙的存在的人士當中，她的私生活也許使人感到吃驚。雖然納粹當局主要懲罰男同性戀者，但女同性戀者也生活在恐懼當中，生怕被人發覺。同居的女性伴侶有被鄰居或房東告發的危險，隨時可能有秘密警察前來查問。希特勒是否了解戈爾迪同烏姆洛芙的關係尚不得而知。不過重要的是，這位單身漢的私家生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其私生活大大違背納粹理想境界的女人精心打造的。
戰爭爆發後，戈爾迪深感震驚。她後來說，當希特勒向她保證不會爆發衝突，他熱愛和平時，她相信了。1939年8月中旬，她賣掉了一處很值錢的湖畔房地產。盡管連買主都跟她說要打仗了，這樣做不明智，可就像對待其他勸她的人一樣，對此她根本不予理睬。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入侵東邊的鄰國。一周之後，戈爾迪給自己買了一張波蘭地圖。購買地圖的收據塞入了其他購物票據當中，作為第一個物證證明她意識到生活又像以往那樣即將發生變化。
1944年年末，戈爾迪去了東邊。可以在元首指揮部“狼穴”裏拜見希特勒的女人隻有兩位，戈爾迪便是其中的一位。“狼穴”位於東普魯士小鎮拉斯登堡（現屬波蘭）附近的叢林中。1999年，當瑪莎·沙德向戈爾迪問起那次“狼穴”之行時，她回應說她之所以到那裏去是因為她需要希特勒在一些準備好的證書上簽字，另外還有一個她拒絕談論的“事關個人隱私的原因”。實際上她那次“狼穴”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應希特勒之邀，給他們的兩隻德國牧羊犬配種，這是他們兩人都喜歡的犬種。戈爾迪通過馬丁·鮑曼得到了她那隻愛犬；希特勒也通過此人獲得了他那隻牧羊犬布隆迪。（在新納粹網站上，希特勒——特魯斯特幼犬的後代存留問題仍然是一個熱點討論話題）。希特勒的身體狀況令戈爾迪深感不安：“他行走起來背駝得厲害，右臂發抖。另一方麵他卻堅信德軍武器裝備戰無不勝。”戈爾迪表示，他那不可動搖的信心也進一步堅定了她的信心。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希特勒。
1944年4月24日，一次空襲轟炸損壞了特魯斯特工作室的建築。希特勒在元首宮為戈爾迪提供了工作室空間，公司檔案存放在防彈地下室裏，戈爾迪覺得萬無一失。戈爾迪在她的慕尼黑公寓裏一直住到1945年4月末，在美軍到達之前8天逃往基明小鎮。特魯斯特工作室存放在元首宮的資料被美軍沒收，轉移到前納粹黨政府辦公大樓裏的中心收繳處。後來這些資料又作為收繳戰爭文件運往華盛頓，在那裏存放了數十年。
在小鎮戈爾迪住在隻有一個房間的小木屋裏，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她後來對公訴人說，美軍進入慕尼黑市當天，特魯斯特工作室就關閉了，她的設計項目也停止了。為了生活需要，她後來當了農民。早在1942年，烏姆洛芙就在小木屋的那片湖畔地產上開辦了一個小型有機農場。1948年貨幣改革之前，在物質匱乏、以物易物的經濟條件下，戈爾迪和烏姆洛芙這兩位女士靠種植出售農產品還可以維持生活。不過這對戈爾迪的健康造成了損害。據戈爾迪的醫生透露，體力勞動，再加上房屋陰冷潮濕，使戈爾迪患上了風濕病，審判壓力又加重了原來的心絞痛。此外她還營養不良，體重不足，輕瘦。1949年的一篇有關審判戈爾迪的新聞報道中刊登了一張她的照片。照片上戈爾迪看上去神經緊張，憔悴瘦削。但是在那個年代，許多饑腸轆轆、無家可歸的德國人仍然會羨慕她頭上的屋頂、門前的菜園。
同美軍占領區所有其他德國成年公民一樣，戈爾迪也經曆了清算納粹的過程，包括填寫問卷調查表，交代自己在第三帝國時期幹過什麽，加入過什麽組織。根據參與納粹政權犯罪的程度把所有人劃為五個犯罪等級：頭等罪犯、罪犯、次等罪犯、支持者、被證明無罪者——如有必要，在民事特別法庭前提供證詞，等待處理。據戈爾迪披露，她也遭到軟禁，對此她感到憤憤不平，不僅因為行動自由受到限製——她後來回憶說隻允許她離開去看牙科醫生，或者去見美軍當局人物——還因為受命看守她的四個非洲裔美國兵。戈爾迪經曆的去納粹化肅整運動前後拖的時間很長，1946年秋季從特勞恩施泰因開始直到三年以後才於1950年春季在慕尼黑法庭結束。這期間造成耽擱拖延的原因有：戰後混亂年代難以從各方當局獲得證明材料（文件被燒，目擊證人或去世，或流落四方），地點發生改變；1949年在中心收繳處發現了特魯斯特工作室文件；戈爾迪的律師或缺席或更換；她的健康情況日益惡化；她本人多次試圖掩蓋混淆事實，特別是有關她在第三帝國時期獲利多少的事實。
她無法掩蓋也無意掩蓋的就是她對希特勒的效忠。當年媒體獲得的她多次出現在希特勒旁邊的影像全都對她不利：眾人皆知她曾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忠誠追隨者。1945年7月11日，基明鎮鎮長在一份揭發檢舉戈爾迪的報告中指出，“她在希特勒心腹密友中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這一點廣為人知。希特勒經常隱瞞真實身份來到這裏看望她。不久前她還出席了納粹地區領導人克瑞斯雷德在此地召開的大會，以證明希特勒仍然掌控大權，氣數未盡……毋庸置疑，她仍然是希特勒狂熱的追隨者”。戈爾迪的財務顧問威廉·科斯騰在戈爾迪的第一律師缺席的情況下挺身而出，為戈爾迪出庭辯護。在戈爾迪於特勞恩施泰因接受初審（1947年1月21日開審）之前，科斯騰提醒她說：“如果法庭庭長對你印象有誤，那他就無法糾正陪審法官的錯誤看法，這將是非常遺憾的。我懷疑庭長聽從了別人的言論，對你抱有完全錯誤的看法，認為時至今日你仍然擁護第三帝國的思想體係。在你出庭時，法庭庭長要是看到你不屬於納粹政權的罪犯之列，他會感到滿意的。”戈爾迪並沒有接受他的暗示。她在第一次以及隨後幾次出庭受審時，喋喋不休地替納粹做宣傳，為希特勒辯護，完全證實了外界對她固執己見、不思改悔的猜測懷疑。
戈爾迪站在證人席上，把她在第三帝國時期的生活描述為平靜封閉的小圈子：她的生命、呼吸，還有她的思想，全都同藝術息息相關。她聲稱，她同希特勒的關係完全是在藝術層麵上維係展開的。當庭長施萊弗問她是否對那位獨裁者講過“外麵形勢如何”時，她堅持說不知道。施萊弗又問：“你肯定不會隻看到工作室的牆壁吧？這些牆壁不是障眼物吧？”對此戈爾迪以富有詩意的語言回應道：“我走出工作室，來到建築工地和施工作坊，隻看到一雙雙明亮有神的眼睛。從小老太太到建築工人，我親身感受到最為動人、最為令人不能自已的場景。這也難怪，因為在經曆過可怕的失業歲月之後，他們又能工作了，心裏又充滿了希望。”施萊弗反駁說：“我不相信你一無所知。尤其是你常去國外，對國內外形勢不可能一無所知。”戈爾迪堅持說她不了解情況，她的藝術天地裏不設焚燒爐，沒有秘密警察的嚴刑逼供室。1948年2月13日，在慕尼黑第二次出庭受審時，戈爾迪甚至說在她接觸廣泛的職業友人和社交朋友的圈子裏，沒有一個人被送到集中營。1950年2月23日至24日在慕尼黑最後出庭受審時，戈爾迪麵臨同樣的質問和懷疑仍然一一進行否定。在整個受審過程中，戈爾迪依靠那些遭受納粹政府迫害的人為自己辯護。她提供了受過她幫助的幾十位人士的證詞。他們代表著納粹政權的廣大受害者，暴露出納粹政權的種種恐怖行徑，同時證明她非常了解工作室大牆外麵發生的事情。
雖然戈爾迪有時公然撒謊（如她堅持說從未利用她在第三帝國中的地位為自己家人謀取好處。一些私人文件表明，她父親的生意曾於1932年破產，後來由於她出麵幫忙，生意重新開張，日見興隆），但她證詞中的自相矛盾之處，其根源也在於深受納粹宣傳影響而形成了自己打自己臉，前後觀點認識不一致等缺陷。她問施萊弗：“一個那麽善良的人，那麽喜歡自己的寵物狗，以慈愛的目光看著孩子，站在藝術品麵前懷著深厚的情感沉思默想的人，這樣的人怎麽能是殺人犯呢？我怎麽能接受這一點呢？對我來說這是無法想象的。我無法把這些事情聯係在一起。”戈爾迪還根本不相信希特勒本人知道以他的名義犯下的殘暴罪行。不到兩年前，這些殘暴罪行在紐倫堡審判庭已被充分揭露於天下，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保持著希特勒的純潔形象，銘記著希特勒的“親切和善良”。其實這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措施：如果她的好友不應受到責備，她也不應受到責備。
戈爾迪習慣了發號施令，經常向法庭人員發起挑釁，打斷他們的發言，提出各種問題，並且要求更改法庭記錄。1948年在慕尼黑出庭受審時，戈爾迪被問及她和她丈夫同希特勒見麵時的情況，以及他們當時是否談論過政治問題。她堅持說他們的談話隻同建築和藝術問題有關。庭長吩咐秘書全文記錄審問內容，然後提醒戈爾迪注意“剛才所談的是一些並不符合納粹黨意識形態的建築問題和其他問題”。她突然插話說：“請允許我打斷一下。我必須再補充兩句。首先，必須明確您如何理解納粹黨意識形態。如果你指的是集中營，以及一些令我們深感恥辱的事情，那麽這同我和我的丈夫毫無關係。但是如果把納粹黨意識形態理解成做一個社會性的人，就是說對自己的人民心存感激，就像感激貝多芬和康德那樣的同胞一樣，那麽納粹黨意識形態自然是深入我們內心的。”庭長回應道：“這個問題關係到暴政、獨裁、酷刑逼供、集中營以及其他方麵的內容。”然後吩咐秘書，“寫下來：納粹黨意識形態。”
戈爾迪的第二位律師（不是最後一位律師）庫爾特·馮·斯塔克爾伯格試圖把戈爾迪不思悔改的納粹思想信念改頭換麵，說成是藝術家過於浪漫、不懂政治的表現。在一份提交給法庭的書麵辯護中，斯塔克爾伯格辯白說：“藝術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公共領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之外，在永恒的藝術世界裏，在夢幻王國裏過著自己玄思冥想的生活。……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對於在政治生活領域具有創造力的人，必須運用不同的標準。”然而，納粹政權在藝術同政治的結合方麵也許遠遠超過現代史上的任何一個政權。納粹政權將藝術家的作用理解為從根本上帶有意識形態性質，因此對於藝術活動嚴加控製。即便如此，在戰後時期，包括戈爾迪在內的納粹藝術家還是一致認為他們承攬的國家工程同政治毫無關係。《南德意誌報》在報道戈爾迪1950年的受審情況時寫道，她對這樣一個問題感到困惑不解：建造德國藝術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納粹黨的殘暴統治。巴伐利亞國家文化教育部創意藝術家主任阿爾伯特·斯登澤爾為肅清倫納德·高爾所受到的納粹思想影響撰寫了一份專家報告（他也成功地運用了不關心政治的藝術家這一說法）。他在報告中指責說這種立場基本上是不誠實的。由於斯登澤爾具有強烈的反納粹傾向，他的言論被認為不客觀公正，遭到漠視。在以後的幾十年當中，曆史學家紛紛探討藝術家所扮演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重要角色，努力揭示藝術家替納粹政權粉飾的光澤——體現在海報、電影、遊行、紀念碑，以及從收音機到軍功獎品等數以千計不同物品上——如何掩蓋它的腐臭內核。
作為金質榮譽獎章的獲得者，戈爾迪自然而然地被劃分為“頭等罪犯”，這是級別最高的犯罪等級，所受懲罰包括死刑、監禁和苦役，還有其他一些較輕的懲罰。在法庭被問及如何評定自己時，戈爾迪回答說她提出一個新名稱：“體麵的，曾經堅守信仰的納粹黨黨員”。顯而易見，戈爾迪認為她沒有做過任何錯事。1950年2月24日，戈爾迪最後向法庭陳述時說道，“她一直懷著人道和道義的敏感性行事，因此即使在今天對於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還是感到問心無愧”。1950年3月2日，當法庭進行宣判時，法官們指出戈爾迪仍然沒有能夠擺脫同希特勒的聯係。即使在去納粹化肅整運動中，盟軍的政策不僅僅是懲罰，而且還包括恢複正常生活。但是在處理戈爾迪·特魯斯特這一案件中這一政策卻慘遭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