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總理的日常生活舊宮殿裏的新政權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揭露戰爭狂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麵 作者：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9年，當阿道夫·希特勒凝視著由阿爾伯特·施佩爾設計建造的規模龐大的新總理府時，他的心緒又回到了他剛剛當上總理後入住使用的那座舊總理府。一想到它的可怕之處，希特勒禁不住渾身一震。威廉大街77號的這座舊日宮殿擁有200年的曆史，坐落在柏林政府區中心。按著希特勒的說法，這座舊日宮殿自從1871年隨著德國統一被用作總理官邸以後經過多次“毫無品位的”改造修繕。他認為始於19世紀末期的所謂改造修繕“為了以浮誇的灰漿掩蓋貨真價實的材料的缺失以及比例不當之處，逐漸以過度的壯麗風格損害了這座建築物的外觀”。即使德國第一任總理奧托·馮·俾斯麥在其中主持過1878年柏林會議（此為歐洲列強的一次峰會）的那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大廳，也未能逃脫如此“裝修”的厄運，其中包括“采用低劣的牆燈和一支碩大的黃銅枝形吊燈”。希特勒還挖苦說，從普魯士國家藝術藏品中借來的器物質量低劣，以往曆屆總理用於裝飾牆壁的繪畫“毫無藝術價值”，隻有出自弗朗茨·馮·倫巴赫之手的俾斯麥肖像畫是個例外。
但是希特勒認為，在1918年德國革命以後，舊宮殿才算真正破敗不堪了。當宮殿成了他入住的總理官邸時，“不僅屋頂大梁全部腐爛，地麵也完全破爛不堪，千瘡百孔。在本應舉行外交招待會的國會大廳裏，警方限定廳內一次隻能進去60人，為的是把坍塌的危險降到最低程度”。希特勒還說每逢天降大雨，雨水從上麵和下麵一齊滲進來，使宮內變得既潮濕又不衛生，令人作嘔。希特勒詳細描述了雨水如何從大街上“噴湧著”流進一樓的房間裏，同其他滲出的髒水（包括馬桶水）混合在一起。他回憶說，整個室內臭氣熏人，令人難以忍受。
希特勒把上述臭氣熏人的狀況歸因於魏瑪共和國民主體製混亂：“由於我的那些前任總理一般隻能在任三至五個月，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去費力清除他們的前任留下的垃圾髒物，也不想讓後來者擁有比自己更好的辦公生活條件。他們在外國人麵前沒有任何聲望需要維護，因為外國人很少理睬他們。結果整座建築就完全處於失修狀態。”在希特勒看來，總理府同威廉大街78號的鄰近辦公大樓連體擴建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柏林建築師愛德華·約伯斯特·席德勒親自設計的具有現代風格的總理府施工改建於1928年至1930年之間，“從外麵看好像是一座倉庫或者像市內消防站，從裏麵看好像是肺癆病人療養院”。希特勒的辦公室就坐落在這幢新完工的大樓裏。他將這間辦公室描述為“一家中型煙草公司銷售主管使用的毫無品位的辦公室”。盡管條件不盡如人意，希特勒還是決定搬進這幢官邸並下令進行全麵改建修繕。他特別強調說他自掏腰包支付了修繕費用。
上述非比尋常的往事記述刊登在1939年7月當期納粹藝術雜誌《德意誌帝國藝術》上。這期雜誌的全部內容均同新總理府有關。雖然雜誌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洋溢著歡樂的情緒，但是希特勒本人撰寫的占用兩個版麵篇幅的文章大部分內容都是針對舊總理府的冗長抱怨之詞，中間穿插一些說三道四的逸事點評。直到文章第二頁，希特勒才提及施佩爾的名字。即使我們承認希特勒作為讚助人和入住者對於這項修繕工程的看法及回憶與他人有所不同，但是在說服國人走向戰爭的過渡時期，為何希特勒覺得必須論述一下由醜陋的裝修效果引起的審美痛苦呢？
希特勒1939年針對總理府多次修繕擴建而發表的看法體現出他將政治與藝術融為一體的種種具體方式。他所講述的將總理官邸修繕完善的故事並非一篇說教性寓言。對於希特勒來說，搶修總理府，使之不至於淪落為一座沒有靈魂的現代景觀，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因為他認為國人藝術觀念的腐朽（體現在自貶檔次的總理府上）同國家種族與社會衰亡具有相同的根源。凱撒·威廉二世統治時期，總理府的病態情勢就已出現，到了魏瑪共和國時期愈演愈烈。在他看來，這種病態情勢的背後則是更大規模的政治與文化墮落。在希特勒具有很強意識形態色彩的世界觀裏，腐爛的地板同腐朽的國家密切相關，如出一轍。
曆史學家大體上接受希特勒對於舊總理府的描述，盡管施佩爾在回憶錄中承認“肯定有所誇張”。不過施佩爾堅持認為舊總理府條件差，他回想起了陰暗的廚房、過時的爐灶，回想起那裏需要更多裝有最新配套設施的洗手間。但是他特別強調說，當時總理府的裝飾“品位很差”，例如“門上刷漆模仿天然木材，大理石花盆上飾有花卉圖案，而實際上那僅僅是一些經過大理石花紋處理的鐵皮花盆”。這樣的裝飾手法並沒有構成災難性的情況，隻要仔細看一看早期的文檔記錄便可知道。希特勒聲稱在舊府中發現的陳腐破敗情況實際上隻是他空想出來的。
1875年，舒倫堡宮（1738-1739年）由國家出資購得，用作總理官邸。舒倫堡宮具有巴洛克建築風格，正當中是一個兩層結構，左右兩邊各有飛翼，合抱著榮耀庭院，後者便是舒倫堡宮的正大門。1875年至1878年，舒倫堡宮經曆過全麵修繕，連同室內陳設的費用總額近100萬馬克。1906年發現屋頂結構大麵積幹腐，並遭受蟲蛀之害，幾乎整體結構都需要更換（希特勒對屋頂隱患的看法沒錯，但是在他入住好幾十年前屋頂隱患已被發現並進行過維修——這種情況對他的說辭毫無幫助）。迪特馬爾·阿諾德撰寫的有關總理府曆史的專著振聾發聵，撥亂反正，更使希特勒的有關言論漏洞自見。據他透露，1918年12月新一屆共和國政府委托有關人士對總理府進行了一次全麵檢查，結論是整體狀況“始終良好”。1926年夏季，總理的私人房間（當時位於北側）進行全麵維修和現代化改造。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此前入住的各位主人曾經表示過不滿。在希特勒入住此地近一年之前，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在總統府修繕期間曾經住在威廉大街77號。阿諾德認為，這位德國總統不可能居住在一個屋頂經常漏雨、馬桶冒水，既不衛生又不安全的地方。阿諾德對希特勒批準的施工方案進行過調查，並未發現任何重大維修之處。簡而言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出現過希特勒在1939年所說的特別嚴重的結構破損情況。
希特勒聲稱自掏腰包讚助改造修繕工作，然而支持此說法的證據同樣缺乏。作為一位百萬富翁，又不付稅，希特勒有能力出資擔起這個重任。在一封標明日期為1934年11月28日，由戈爾迪·特魯斯特寫給阿爾伯特·施佩爾（當時任建築項目經理）的信中提到她願意放棄國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繕工程酬金，同時接受其餘修繕工程任務。戈爾迪善意地做出了這個承諾，以為希特勒自己承擔了大部分工程費用，想為希特勒節省一些資金。（1971年在接受希特勒傳記作者約翰·托蘭德采訪時，戈爾迪稱她遠比希特勒富有，這說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擁有巨額財富。）但是特魯斯特工作室自己的工作記錄表明，到1934年年底，在他們為室內設計工作開出的17.2萬德國馬克的清單中，德國財政部支付了至少10萬馬克。種種跡象表明實際支付的數額甚至更大。於是超過一半應付賬款最後由德國納稅人代付了，而當時德國仍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嚴重影響，數百萬德國人失業。相反，在麵臨著1929年華爾街股票暴跌所產生的嚴重經濟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共和國政府削減了對威廉大街78號新辦公大樓配備辦公設備的計劃費用，為國民節省不必要的財政支出。數年後希特勒不願意做出這種犧牲。然而希特勒本人已在選民麵前樹立一個生活簡樸、物質需求甚微的形象。如果以審美為理由拒絕入住總理府（討厭低俗質劣的枝形吊燈，不喜歡假木門），他就會損毀處心積慮才樹立起來的公眾形象。因此他堅決表示要自掏腰包支付修繕工程費用，以此慷慨英雄之舉拯救總理府。希特勒不僅沒有承認享有任何特權，而且把入住總理府看成是為國家利益又一次擔當重任。
盡管希特勒想方設法遮人耳目，舊總理府修繕工程的啟動首先是出於元首家居形象方麵的考慮。此項工程委托給慕尼黑建築師保羅·特魯斯特。希特勒選中此人意在讓他設計建造出納粹黨標誌性建築。當初希特勒用《我的奮鬥》一書的版稅收入購買收集家具時（也許還得到了愛爾莎和雨果·布魯克曼夫婦的幫助），同特魯斯特首次相遇。戈爾迪·特魯斯特後來寫道，1926年，來自手工藝術聯合公司（慕尼黑市的一家製作保羅·特魯斯特設計圖紙的公司）的一位銷售人員打來電話，詢問特魯斯特是否肯把當時擺在公司陳列室中的他使用的那張桌子賣給“政治家希特勒，他不相信那張桌子擺在那裏不賣”，那時他們夫婦才第一次聽到希特勒這個名字。特魯斯特結婚以後就把那張大桌子搬到了陳列室，為的是騰出地方擺放他的新娘從不來梅帶來的那些家具。他打算自己的房子建好以後就把那張桌子搬回來。戈爾迪·特魯斯特說她和丈夫當時對政治漠不關心，所以希特勒這個名字沒引起他們多大注意。特魯斯特拒絕出售那張桌子，但是希特勒不肯罷休，三番五次派人到店索買，最後建築師心軟了，思量著：既然可以隨時為自己再製作一張桌子，還不如讓這位“不達目的不罷休，欣賞自己作品的無名人士”高興一回。
直到1930年9月24日應希特勒邀請，特魯斯特同希特勒本人才在布魯克曼夫婦家最終會麵。藝術史家蒂莫·努斯萊恩在他撰寫的特魯斯特傳記中指出，到他們會麵時，特魯斯特隻設計建造了幾十座建築物，其中大部分是別墅，而且他主要以豪華船隻內部設計而聞名業界。1912年至1930年，特魯斯特承接過一些這方麵的設計業務。真正使希特勒怦然心動、雅興大發的不是特魯斯特的房屋設計，而是他的那些豪華船隻內部設計——壯麗恢宏的內部空間，配備著新古典風格的各式家具和裝飾物品。據戈爾迪·特魯斯特透露，希特勒在這些豪華船隻設計當中看到了一種能把美和實用融合為一體的藝術語言，比其他任何一位德國建築師的作品對他更有吸引力。對於希特勒來說，納粹建築的想象成形之路就是這樣由內而外地開啟了。但是在有關納粹建築的學術研究中，希特勒對於內部裝飾的關注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施佩爾設計的標誌性建築上。
希特勒首次委托給特魯斯特的建築項目也是納粹黨第一個大型標誌性建築項目，即把位於慕尼黑市那座19世紀的巴羅宮改造成納粹黨全國總部所在地褐宮（brown house）。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特魯斯特在希特勒的密切指導下，在那座昔日私邸內設計建造了新的公用廳室，並為之配齊了辦公設備。這些公用廳室帶有特魯斯特早期為歐羅巴號汽船所做的設計痕跡，其內部裝飾令希特勒特別欣賞。此後納粹黨的大批委托新項目很快接踵而至。特魯斯特最高峰的作品是位於慕尼黑市的兩個標誌性建築項目——位於國王廣場的納粹黨中心和德國藝術館。正是這兩個標誌性建築項目在1933年以後將特魯斯特的嚴肅新古典主義確立為納粹新政權外觀建築風格。
1933年夏季，希特勒委托特魯斯特對柏林舊總理府進行改造裝修。當年秋季，希特勒考慮要在總理府後麵的公園裏建造一座新大廈，但又意識到占用具有曆史意義的舊建築從象征意義上而論，更是強者所為之事。據漢斯·法郎克透露，希特勒在宣誓就任德國總理當天晚上就已談論過改建一事，但工程必須等到興登堡總統當年春季返回總統府以後才能開工。同時，在1933年2月，希特勒從凱撒霍夫旅館（隔街同總理府相望）的柏林總部搬出，入住席德勒辦公大樓四樓擁有十個房間的寬敞的國務大臣公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重點考慮鞏固權力，頒布德國《國會縱火法令》（此令取消大多數公民自由），通過《授權法》（這樣他可以不經過議會直接立法），建立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組織，取消工會，消除納粹黨以外的所有政治黨派。
圖4 特魯斯特工作室為改造修繕柏林威廉大街77號舊總理府二樓的希特勒私人套房而繪製的施工圖紙。
1933年秋季，特魯斯特因病住院6周，12月出院恢複工作，但是到次年1月健康惡化，於1934年1月21日去世，終年55歲。他所承接的納粹黨建築工程許多才剛剛開工，由此陷入困境。施佩爾後來說，希特勒在慌亂中曾考慮親自接管這家建築公司，以完成所有建築工程。不過最終特魯斯特29歲的妻子戈爾迪·特魯斯特和特魯斯特的助手、49歲的倫納德·高爾一同承擔起了這一重任。這兩人都擁有同保羅·特魯斯特常年的合作經驗，隻不過能力不同。在1934年，重新命名的特魯斯特工作室擁有20名雇員，高爾擔任主管，在建築工地和設計台上發揮著自己的建築技術才幹。戈爾迪·特魯斯特擔任辦公室主任，處理對外聯絡、財會、公關和客戶業務。她還在公司的室內設計工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戰後一次采訪中，她把自己的工作職責描述為選擇顏色和材料，在家具設計上與高爾商量，安排房間，采用掛毯和藝術作品裝飾房間。1939年，生活雜誌《新潮流》發表了一篇論述元首禦用建築師的文章，該文視戈爾迪為第三帝國許多建築工程項目（包括舊總理府）的主要室內設計師。
由於建築師特魯斯特患病和承擔其他建築工程委托項目等原因，現不清楚他去世前在舊總理府設計工作上進展如何。有關業務發票表明，早在1933年8月份他就接到了家具訂單投標。他親手繪製的圖紙有些保留下來，其中包括一張標明日期為1933年12月的餐廳立視圖。他未完成的舊總理府設計改造工程由重新命名的特魯斯特工作室負責接管，從1934年1月一直幹到5月。希特勒在1939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那次改造擴建工程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一是將公用生活空間和接待廳集中設在一樓；二是重新設計規劃頂樓布局，以滿足總理的個人實際需要。以前曆任總理均把接待廳安排在頂樓，這是主要樓層的一種標誌。1934年改造擴建時，在主樓二樓南側為希特勒建造了私用套房（見圖4）。不常使用的大會廳把這個私用空間同北側的辦公室分隔開來。在帝國及魏瑪共和國時期，總理私用房間位於北側飛翼的二樓。現在這片區域留給希特勒的副官，從總理私用套房可以方便地來到此處。南翼樓層設有辦公室、服務區、客房（施佩爾承接了此處和相鄰的席德勒大樓的改造擴建工程）。最終在頂樓擴建了一個辦公與生活的私人區域，同以下樓層的公用房間分隔開來。
對希特勒而言，在室內新設計上還有比實用功能更為重要的內容。希特勒抨擊了舊總理府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出現的所謂衰敗狀況，並認為舊總理府破爛不堪，使德國在外國人跟前丟盡了臉麵。他由此也體現出自己的信念：設計建造雄偉壯觀的官邸大廈是他新政權的一種迫切政治需要。1938年8月在新總理府封頂儀式上發表演講時，希特勒聲稱他委托施佩爾設計建造大廈就是為了使德國的形象同其他國家一樣好，甚至更好。他進而解釋說，這一願望同個人虛榮無關，而且還說作為慕尼黑的一名公民，他個人住宅的簡樸同他這位總理和元首官邸的代表性需要不可同日而語，有天壤之別。
在希特勒看來，同元首和德意誌民族國家相稱的形象不僅要雄偉壯觀，而且更要具有時代特色。在1938年發表的同一篇演講中，他批評了一些革命政府在昔日城堡裏（比如克裏姆林宮）就職辦公，並表示他本人拒絕搬進這樣的地方（他忘了總理府過去雖然不是城堡，至少也曾是一座宮殿）。這種對於並非出於自己選擇的曆史聯係的厭惡，也許是改造擴建舊總理府的一個重要動因。攝於1932年的一些照片顯示，舊總理府的裝修風格曾經保留了曆史風貌。可能在希特勒看來，這比任何結構缺陷更能體現出這幢古建築的老舊陳腐。占用昔日宮殿本身已經很成問題，但是入住一個看上去老舊沉悶的宮殿則威脅到希特勒一心要展示的生機勃勃的形象。在1932年總統大選中，希特勒租用飛機參加競選（當時可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競選手段）來樹立自己不同於老邁興登堡的青春勃發的現代形象。比較一下攝於總理府改造擴建前後的不同照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為使其內部空間現代化所做的種種努力（見圖5、6）。同時這絕不是十年前那種國際風格的現代品位——希特勒曾將之貶斥為隻配用到療養院和消防站上。因此，對於特魯斯特工作室而言，工程難點是在昔日宮殿的現有框架內打造一個雄偉威嚴的元首形象，既不使人想起已故君主的浮華皇家氣派，也不使人想起煙草銷售主管“毫無品位”的新派風格。
圖5 柏林舊總理府二樓藏書室。
（攝於特魯斯特工作室對舊總理府進行改造修繕之前，約為1932年）
圖6 柏林舊總理府二樓藏書室。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攝於特魯斯特工作室對總理府進行改造修繕之後，約為1934年）
為了消除宮殿內部的陳腐老舊氣象，首先開辟了透光通氣空間。一樓麵對花園的最大房間在魏瑪共和國時代被隔成數間辦公室，當時很有必要，因為總理府的行政機關不斷壯大。1930年，席德勒辦公大樓的修建解放了這處皇家故居。1934年改造擴建時拆去了以前的隔牆（見圖7）。此外還拆除一麵矮牆，將兩個房間連為一體，這樣就必須拆掉上麵大廳的實木地板，代之以更加堅固的鋼梁結構。最終改建成的開放式雙層大廳成為主要的接待空間（見圖8）。
大廳的長度產生一種動態的室內景觀，後來這也成為擴建後的貝格霍夫別墅和新總理府這些希特勒的空間的標誌性特點。帶有波斯圖案的超大地毯沿樓梯自下而上攀緣而去，特別突出了室內大幅度彎曲回旋的景觀，同時將上下兩層連為一體。（希特勒很喜歡這樣誇口說，這張豪華地毯最初是國聯——原文the 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為其新設立的日內瓦總部訂購之物，但是當地毯製作完成時，國聯因缺乏資金，付不起貨款，於是他就買來在總理府使用。他這樣標榜自己，毫無疑問是帶著嘲諷語氣暗指1933年使德國退出國聯一事，就好像從其下麵抽出地毯一樣。）地毯上的透視線條可把人的目光引向掛在遠處牆上的大型哥白林掛毯。這樣的掛毯（室內掛著三張）同樣成為希特勒私人套房和辦公場所的一個顯著特色。保羅·特魯斯特在歐羅巴號汽船內部設計上采用過這種掛毯。在他負責的慕尼黑市納粹黨建築項目中，也把這種掛毯擺在突出的裝飾位置上。在寬敞的房間裏，這種掛毯的富麗色彩和特有尺寸產生了很好的裝飾效果。希特勒非常欣賞其敘事特點，經常選用一些帶有神話或曆史歡慶勝利場景圖案的掛毯。這種裝飾手法看上去也許會削弱那種使室內呈現出時代風尚的心願，但是其他要素，比如灰白色牆壁、平整筆直的形狀、由朝向公園的寬大窗戶透進來的充裕光線，都會給人一種更加現代時尚的感覺。英國記者喬治·瓦德·普萊斯曾經報道過1934年12月19日在那裏舉行的首次邀請外國客人參加的正式宴會。當時他以欣賞的筆調描寫了在那裏感受到的現代氛圍。盡管外人不易察覺，室內還安裝有一流的娛樂技術設備，比如隱蔽的電影放映機、電影幕布和櫃式收音機。希特勒經常晚上在這裏同客人們放鬆相聚，一起觀看電影。這種習慣他一直延續到在貝格霍夫別墅居住的時期。
將房間收拾整潔，撤掉大部分具有曆史意義的裝飾物品，也很奏效，使室內麵貌煥然一新。有的地方，比如通向接待大廳的門廊，幾乎會產生一種空曠的感覺。根據設計史學家索尼婭·鞏特爾的解釋，這是為了取得一種威嚴的暗示效果（見圖9）。她將寬敞房間內由外觀簡潔的家具和石頭地麵所產生的感覺概括為冰冷僵硬，盡管有大尺寸紅地毯相伴也於事無補。然而可能有人認為拆掉四個高大的陶立克式圓柱，降低天花板高度使室內空間在改造擴建之後可以給人一種更加親切的感覺（也減少了浮華程度）。無論門廊是否使其中的人感到緊張不安，它確實幾乎沒有令人分心的裝飾擺設，不會影響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等待上。後來施佩爾在新總理府的室內設計中選擇並且誇張地運用了這些元素，刻意使來訪者有一種焦躁不安、無能為力的感覺。
圖7 特魯斯特工作室為改造修繕柏林舊總理府一樓而繪製設計的施工圖紙（約為1934年）。
在一樓的其他房間裏，鞏特爾看到了追求貴族富麗氣派的願望同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習慣相互衝突較量的情形。她指出了房間裝飾的不協調現象：有的房間麵積宏大，裝有水晶枝形吊燈，但是設有座席的室內角落卻裝飾精細，擺放著過多的陳設器物，說是為了營造一種舒適的氣氛；有的房間裏設有壁爐架，擺放著陳列櫃，櫃裏塞滿陶瓷塑像和花瓶，體現出資產階級暴發戶家庭炫耀富有和品位的架勢。但是鞏特爾眼中的希特勒的裝飾心理缺陷亦可解釋為希特勒可同時擁有兩種身份特點的自信：既權高位重，又樸實平常；既是世界領袖，又是普通公民。設計層麵上存在的明顯混亂現象不可能讓希特勒這樣的雇主有何煩惱，因為他認為自己就能擺平一切，整合一切。
圖8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一樓接待大廳。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9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柏林舊總理府的一樓等候室。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同時正如他本人斷然拒絕入住城堡式官邸所表明的那樣，希特勒不願意給人留下大擺貴族架子的印象。在德國人的想象中，威廉大街77號官邸同俾斯麥有著密切聯係，他當年在右翼人士中間曾享有很高的個人崇拜地位。雖然俾斯麥身為名門貴族之後，但其普通士兵般的簡樸生活方式（包括入住總理府期間）卻大受外界敬仰，更何況他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希特勒在世紀之交對總理府所遭浩劫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伯恩哈德·馮·比洛，此公曾於1900年至1909年擔任總理一職。比洛與夫人（身為意大利公主）曾對總理府進行過豪華鋪張的改造擴建，力求達到勝似宮廷的裝修效果，結果它被世人戲稱為“狂歡作樂的總督府”。希特勒一心恪守簡樸甚至貧窮之人的個人形象，這勢必要避免同比洛公爵的奢華做派聯係在一起。戈爾迪·特魯斯特聲稱，她的設計遵循“英國生活方式”。她指的是早年德國興起的受英國影響的設計改革運動，注重材料和工藝質量，輕視花哨的擺設展示。即便如此，雖然批評比洛，但希特勒似乎還是非常欣賞比洛時代的一些華麗裝飾風格。尤其是比洛夫婦為模仿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宮殿在一些房間裏安裝的鬆木天花板，不僅由希特勒保留下來，而且很有可能還為貝格霍夫別墅大廳天花板設計帶來了靈感（見圖10，彩圖4）。因此看來，鞏特爾在1934年改造擴建後的總理府裏所看到的相互衝突的階級聯想，可以解釋為希特勒對於有損其公共形象的華麗裝飾風格既有親近感，又必須加以排斥。
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餐廳同樣強化了希特勒對於他本人及其本黨的審視觀照態度（見圖11）。希特勒覺得原有的餐廳過於狹小，因此下令修建一個大型餐廳，使之一直伸延到總理府後庭園中。施佩爾後來描述說，那間擁有象牙色牆壁、三扇麵朝庭園的玻璃門的大型餐廳給人的感覺是“開放明亮”。新古典主義的對稱裝飾風格是特魯斯特設計的顯著特征，使人想起古希臘文化遺產（希特勒聲稱這也是雅利安民族的文化遺產）。由慕尼黑雕塑家約瑟夫·瓦克勒製作的兩個大型青銅塑像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神龕裏，一個象征大地（女性），另一個象征大眾（男性）。廳前懸掛著大型古典寓意畫《音樂的勝利》。這幅畫是弗雷德裏希·奧古斯特·馮·考爾巴赫於1919年為慕尼黑市的一座別墅音樂廳專門創作的作品。藝術史家伯吉特·施瓦茨認為，從麵向庭園的餐廳布局到神龕中的男女塑像和中心圓桌，整個室內設計使人想起腓特烈大帝無憂宮的夏宮裏的大理石廳，那裏以卓越才華和自由思想聞名——這位普魯士國王（希特勒偶像之一）曾在那裏主持過圓桌會議，與會者盡是外交家、官員、作家和哲學家。然而盡管有這樣的文化淵源，希特勒的圓桌上的氣氛卻截然不同。希特勒將這個餐廳戲稱為“快樂總理餐廳”，但是施佩爾卻認為，那些前來聚會的人士——通常是一些學識淺陋、涉世未深，不敢直抒己見的黨派政客——簡直無聊透頂。
圖10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柏林舊總理府的一樓吸煙室，當時客人在此等候進入餐廳。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11 柏林舊總理府新餐廳，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特魯斯特工作室施工。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餐廳裏的座次安排支撐著另一個納粹黨神話：人民聯合群體。雖然希特勒總是坐在餐廳中央的那張大餐桌前，其圓形外觀體現出平等和元首的謙和。“座椅都是一樣的，”施佩爾後來寫道，“主人的座椅絕不比客人的座椅更加精美。”但是這樣的表象根本無法掩蓋根深蒂固的權力等級結構。首先，被邀上餐桌者為清一色男士。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的私人秘書萊茵哈德·斯皮茨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進入餐廳的時刻到來，希特勒準備宣布上桌作陪者的座次位置時，聚集一堂的來賓們仿佛感到一股電流流遍全身：“所有的忠誠衛士都立刻踮起腳尖站起來，使自己身體的麵積盡量增大，以便那位王子的眼睛更容易看到他們。希特勒顯然很喜歡這陣勢，不緊不慢地說：‘讓我想一想，我希望坐在我右手邊的是，’——稍微停頓一下，‘戈培爾博士[1]，請入座。坐在左邊的是馮·裏賓特洛甫先生；下一個右手座位是x將軍，請入座；下一個左手座位是地方長官y，請入座。其餘的各位紳士請隨便坐。’”斯皮茨指出：“這樣的禮儀安排具有高度的政治含義，確定了就餐者的政治地位。”不在餐廳上座就餐者則坐在廳內四周的小餐桌旁。與餐廳相鄰的西側有一個陽光明媚的舒適冬園，那是吃早餐的地方。鞏特爾寫道：“豐富多樣的各色植物，繡有繁複神話圖案的大型地毯，帶有維也納工作室模仿圖案的扶手椅裝飾外套，以及各式紅漆家具，為這間餐廳增添了一種清新情調，這對於第三帝國來說頗不尋常。”
也許賓客們走進餐廳時感覺到的興奮還同對終於開始用餐的期待有關係，因為希特勒經常讓他們聚在餐廳近旁的舒適吸煙室裏（見圖10）等上幾個小時，而他自己則待在二樓新入住的私人套房裏。新套房裏設有私人書房、藏書室、臥室和更衣室（後改為會客室），還包括建在餐廳上麵的室外大型屋頂平台。正餐完畢後，有時還在屋頂平台上給賓客們端來咖啡和烈性酒，他們就在那裏欣賞總理府庭園的樹冠美景。
希特勒的書房幹淨整潔，家具布局適合獨自辦公（見圖12）。掛在牆壁上的藝術品不僅僅起著裝飾作用。希特勒在寫字台近前掛著一幅保羅·特魯斯特創作的版畫，畫的是德國藝術館，還有俾斯麥、腓特烈大帝和迪特裏希·埃卡特等人的肖像。希特勒在政治和思想方麵非常認同上述名人。正如施瓦茨在研究希特勒和藝術的過程中所揭示的那樣，希特勒這位獨裁者通過在其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展示出的繪畫作品營造出一套精心掌控的有關他個人形象的宣傳說辭。曆史學家提摩西·賴貝克在希特勒的藏書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認同過程。
令人吃驚的是，希特勒的那些藏書並未出現在希特勒的藏書室中（見圖6）。這間寬敞的藏書室也用作他的會客室，裏麵設有壁爐，周圍擺放著一張沙發和幾把椅子，還安裝了實木天花板，擺放著一張保羅·特魯斯特1933年設計的超大型辦公桌（後來成為希特勒辦公場所的一個顯著標誌），還有幾個帶有玻璃門、拉著布簾的書櫃（取代了原來的敞開式書櫃）。據鞏特爾猜測，布簾後麵根本沒有擺放任何圖書，昏暗的隔架隻是向觀者隱隱暗示主人並不具備的學識。理查德·瓦格納的孫女弗裏德林德·瓦格納在總理府改造擴建之後不久曾經拜訪過希特勒。她說希特勒之所以在書櫃上安裝了布簾是因為圖書尺寸和顏色各不相同，使他感到有些煩惱。考慮到他在上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公寓的藏書室使用的都是敞開式書架，上述情況是不大可能出現的。如果那些藏書屬於總理府而不屬於希特勒個人，他有可能既不想看它們，也不想與這些前任總理留下的圖書聯係在一起。無論是哪種情況，造型簡潔的那些新書櫃使得本已富麗堂皇的室內增添了幾分寧靜齊整的視覺效果。撤掉多餘裝飾成分和大尺寸門框，用簡潔的地板鋪設材料代替原有的花卉圖案地毯，也給藏書室增添了幾分當代入時的感覺。
圖12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二樓希特勒私人書房。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瓦格納將希特勒的寢室（沒有任何已知的照片）描述為極為簡樸：看上去更像一個家庭女教師而非獨裁者的寢室。據她回憶，室內有一張鑄鐵床，一張桌子，一個床頭櫃，一把全都刷成白色的簡易木椅；此外隻有一幅他母親的油畫肖像。特魯斯特工作室設計的寢室平麵圖倒是標列出比這更多的家具（見圖4）。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希特勒簡樸的寢室均受到外界評論，並且視為“真實的”希特勒私下為人的自然謙遜品性的證據。希特勒居所的設計方案的確表明他更偏愛陳設簡樸的寢室。但是這些設計方案必須放在希特勒豪華居所的更大背景下加以審視，由此同樣可以看出希特勒的個性與品位。同希特勒寢室相連的是一間較大的更衣室，在後來的改造擴建工程中，希特勒下令改造成一間私人寢室，一間起居室，一間愛娃·布勞恩專用的浴室（這樣就等於把她藏在了他的密室裏）。
希特勒於1934年5月入住新居之後，總理府其他部分的改造擴建工程仍在繼續。毗鄰希特勒私人書房的大會廳被改造成內閣廳，但是除添置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家具外（見圖13）幾乎沒有其他變動。椅背上的鷹徽和納粹黨徽圖案，桌麵長條飾布上的納粹黨徽圖案，還有巨大的核桃木辦公桌本身（寬6.5英尺，長33英尺），無不清晰地表明此廳即為納粹政權所在地。這是一種花銷巨大的意識形態彰顯陳設，僅僅為30張座椅配備的繡花椅套就花費近1萬德國馬克。曾被希特勒在1939年演講中貶斥的照明設施原封未動，強化了那些評論的純修辭與政治本質。直到1938年以前，希特勒都在內閣室集體會晤他的部長們；1938年以後，他便不再裝作遵循任何常規的政府程序，開始獨斷專行。1939年，這些室內辦公陳設搬到了新總理府，騰出的空間用於擺放希特勒收到的生日禮品。隨著戰爭爆發，這個房間再次具有了政治功用，被希特勒及麾下將軍們用作召開軍事發布會的場所。
1935年春季，特魯斯特工作室為希特勒的正式辦公室配備室內陳設。希特勒曾把坐落在席德勒辦公大樓擴建部分中的總理辦公室貶斥為更適合企業銷售主管使用，因此命人將同一幢大樓二樓的一間大接待廳（以前稱“紅廳”）改造翻修，供自己使用。新辦公室直接與舊總理府相鄰，由一套房間連通，從他的私人套房可輕鬆走進新辦公室。室內帶有20世紀30年代裝飾派藝術特點，明快矯健，在雄偉氣勢和戲劇性方麵符合希特勒的要求。那些相對簡潔的辦公家具的尺寸又增強了上述裝飾效果，比如希特勒專用寫字台後麵帶有鑲嵌式圖案的餐具櫃尺寸，以及寫字台本身的巨大尺寸（這張寫字台由特魯斯特在1933年設計製作，見圖14）。盡管希特勒曾經抱怨向其他國家借用的那些藝術品質量低劣，他還是保留了以前掛在室內的一些16世紀意大利繪畫作品，其中包括威尼斯藝術家弗朗西斯科·維切利奧創作的繪畫《寶座上的聖母子與聖徒》。鞏特爾認為這幅繪畫作品為室內增添了神聖氣氛。希特勒搬到這間辦公室，象征性地把魏瑪時代的總理辦公室拋在身後——其麵積狹小，使人覺得“備受官僚主義清規戒律的束縛”——昂首挺胸走進由自己授意修建的寬敞辦公室。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可以讓他自由發揮政治天才的廣闊舞台。在由施佩爾設計的新總理府辦公室裏，從特魯斯特負責改造擴建時便開始顯露出來的愛奢華講排場的勢頭，後來達到了荒唐的程度。希特勒兩間不同的辦公室隻用作儀式典禮場所和意識形態陣地，希特勒本人極少在那裏辦公。
圖13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二樓內閣室（以前是大會廳），室內家具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此內閣室裏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宣誓就職。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14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對先前的紅廳進行改造修繕之後的希特勒正式辦公室，位於柏林總理府最具現代特色的附屬建築二樓。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5年）
舊總理府的改造擴建工程，包括希特勒副官辦公室和內閣廳南側的那片區域，從1935年一直持續到1936年年初，其間特魯斯特工作室也負責完成了大規模的建築擴建工程。隨著德國總統興登堡於1934年8月去世，希特勒接管大權，成為集總理、總統和軍隊首領為一身的超級人物。希特勒通過建築工程彰顯自己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委托高爾設計建造一個能容納250人同時用餐，可舉行外交和國務會議的接待大廈。這幢建築物於1936年春季竣工，矗立在庭院地麵上（伸延進屬於相鄰的外交部的地塊），並通過一個新建造的較大玻璃冬園同總理府相連（冬園取代了餐廳旁邊原有的那個裝飾一般的房間）。新建成的接待大廈內部裝修（由高爾和戈爾迪·特魯斯特聯手完成）采用巨大的棕色大理石圓柱，飾有納粹黨徽圖案的馬賽克天花板，安裝著帶有納粹鷹徽和黨徽造型的高大青銅壁燈（不禁使人想起羅馬規製）。藝術史家安吉拉·勳伯格認為，上述室內裝飾從視覺上強化了興登堡去世後黨和國家的空前統一。由此營造的室內氛圍比起原來的接待大廳更加壯麗肅穆。後者看上去無論規模和外觀都隻有一般民居風貌。在建造新接待大廈的同時，大廈下麵還修建了防空掩體，後來同更大規模的希特勒秘密地堡連成一體。
希特勒批準建造龐大的新總理府，認為它可以滿足大日耳曼帝國領土擴張而引起的形象塑造和實際應用的多種需要（但是曆史學家們指出，實際上其規劃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新總理府竣工後，裏麵的新房間綽綽有餘。但是希特勒繼續生活工作在舊總理府，他那些最親密的副官隨從也留在那裏，認為留在希特勒身邊比搬到施佩爾設計的新總理府更方便，因為“那裏太遠”。1944年，一顆炸彈落到內閣廳，但是總理府其他部分則安然無恙，繼續使用。1945年2月3日美國轟炸機炸毀了大部分其餘房間（包括快樂總理餐廳），之後不久，希特勒搬進了秘密地堡，從此不再外遷。希特勒秘書特勞德爾·榮格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快要結束時舊總理府裏的那些珍貴器物已被一些廉價陳設物品所取代。即使那些藝術品和家具在戰後保留了下來，它們的下落也至今無人知曉。 <hr/>
【注釋】
[1] 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譯者注
但是希特勒認為，在1918年德國革命以後，舊宮殿才算真正破敗不堪了。當宮殿成了他入住的總理官邸時，“不僅屋頂大梁全部腐爛，地麵也完全破爛不堪，千瘡百孔。在本應舉行外交招待會的國會大廳裏，警方限定廳內一次隻能進去60人，為的是把坍塌的危險降到最低程度”。希特勒還說每逢天降大雨，雨水從上麵和下麵一齊滲進來，使宮內變得既潮濕又不衛生，令人作嘔。希特勒詳細描述了雨水如何從大街上“噴湧著”流進一樓的房間裏，同其他滲出的髒水（包括馬桶水）混合在一起。他回憶說，整個室內臭氣熏人，令人難以忍受。
希特勒把上述臭氣熏人的狀況歸因於魏瑪共和國民主體製混亂：“由於我的那些前任總理一般隻能在任三至五個月，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去費力清除他們的前任留下的垃圾髒物，也不想讓後來者擁有比自己更好的辦公生活條件。他們在外國人麵前沒有任何聲望需要維護，因為外國人很少理睬他們。結果整座建築就完全處於失修狀態。”在希特勒看來，總理府同威廉大街78號的鄰近辦公大樓連體擴建無疑是雪上加霜。由柏林建築師愛德華·約伯斯特·席德勒親自設計的具有現代風格的總理府施工改建於1928年至1930年之間，“從外麵看好像是一座倉庫或者像市內消防站，從裏麵看好像是肺癆病人療養院”。希特勒的辦公室就坐落在這幢新完工的大樓裏。他將這間辦公室描述為“一家中型煙草公司銷售主管使用的毫無品位的辦公室”。盡管條件不盡如人意，希特勒還是決定搬進這幢官邸並下令進行全麵改建修繕。他特別強調說他自掏腰包支付了修繕費用。
上述非比尋常的往事記述刊登在1939年7月當期納粹藝術雜誌《德意誌帝國藝術》上。這期雜誌的全部內容均同新總理府有關。雖然雜誌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洋溢著歡樂的情緒，但是希特勒本人撰寫的占用兩個版麵篇幅的文章大部分內容都是針對舊總理府的冗長抱怨之詞，中間穿插一些說三道四的逸事點評。直到文章第二頁，希特勒才提及施佩爾的名字。即使我們承認希特勒作為讚助人和入住者對於這項修繕工程的看法及回憶與他人有所不同，但是在說服國人走向戰爭的過渡時期，為何希特勒覺得必須論述一下由醜陋的裝修效果引起的審美痛苦呢？
希特勒1939年針對總理府多次修繕擴建而發表的看法體現出他將政治與藝術融為一體的種種具體方式。他所講述的將總理官邸修繕完善的故事並非一篇說教性寓言。對於希特勒來說，搶修總理府，使之不至於淪落為一座沒有靈魂的現代景觀，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因為他認為國人藝術觀念的腐朽（體現在自貶檔次的總理府上）同國家種族與社會衰亡具有相同的根源。凱撒·威廉二世統治時期，總理府的病態情勢就已出現，到了魏瑪共和國時期愈演愈烈。在他看來，這種病態情勢的背後則是更大規模的政治與文化墮落。在希特勒具有很強意識形態色彩的世界觀裏，腐爛的地板同腐朽的國家密切相關，如出一轍。
曆史學家大體上接受希特勒對於舊總理府的描述，盡管施佩爾在回憶錄中承認“肯定有所誇張”。不過施佩爾堅持認為舊總理府條件差，他回想起了陰暗的廚房、過時的爐灶，回想起那裏需要更多裝有最新配套設施的洗手間。但是他特別強調說，當時總理府的裝飾“品位很差”，例如“門上刷漆模仿天然木材，大理石花盆上飾有花卉圖案，而實際上那僅僅是一些經過大理石花紋處理的鐵皮花盆”。這樣的裝飾手法並沒有構成災難性的情況，隻要仔細看一看早期的文檔記錄便可知道。希特勒聲稱在舊府中發現的陳腐破敗情況實際上隻是他空想出來的。
1875年，舒倫堡宮（1738-1739年）由國家出資購得，用作總理官邸。舒倫堡宮具有巴洛克建築風格，正當中是一個兩層結構，左右兩邊各有飛翼，合抱著榮耀庭院，後者便是舒倫堡宮的正大門。1875年至1878年，舒倫堡宮經曆過全麵修繕，連同室內陳設的費用總額近100萬馬克。1906年發現屋頂結構大麵積幹腐，並遭受蟲蛀之害，幾乎整體結構都需要更換（希特勒對屋頂隱患的看法沒錯，但是在他入住好幾十年前屋頂隱患已被發現並進行過維修——這種情況對他的說辭毫無幫助）。迪特馬爾·阿諾德撰寫的有關總理府曆史的專著振聾發聵，撥亂反正，更使希特勒的有關言論漏洞自見。據他透露，1918年12月新一屆共和國政府委托有關人士對總理府進行了一次全麵檢查，結論是整體狀況“始終良好”。1926年夏季，總理的私人房間（當時位於北側）進行全麵維修和現代化改造。沒有任何記錄表明此前入住的各位主人曾經表示過不滿。在希特勒入住此地近一年之前，德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在總統府修繕期間曾經住在威廉大街77號。阿諾德認為，這位德國總統不可能居住在一個屋頂經常漏雨、馬桶冒水，既不衛生又不安全的地方。阿諾德對希特勒批準的施工方案進行過調查，並未發現任何重大維修之處。簡而言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出現過希特勒在1939年所說的特別嚴重的結構破損情況。
希特勒聲稱自掏腰包讚助改造修繕工作，然而支持此說法的證據同樣缺乏。作為一位百萬富翁，又不付稅，希特勒有能力出資擔起這個重任。在一封標明日期為1934年11月28日，由戈爾迪·特魯斯特寫給阿爾伯特·施佩爾（當時任建築項目經理）的信中提到她願意放棄國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繕工程酬金，同時接受其餘修繕工程任務。戈爾迪善意地做出了這個承諾，以為希特勒自己承擔了大部分工程費用，想為希特勒節省一些資金。（1971年在接受希特勒傳記作者約翰·托蘭德采訪時，戈爾迪稱她遠比希特勒富有，這說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擁有巨額財富。）但是特魯斯特工作室自己的工作記錄表明，到1934年年底，在他們為室內設計工作開出的17.2萬德國馬克的清單中，德國財政部支付了至少10萬馬克。種種跡象表明實際支付的數額甚至更大。於是超過一半應付賬款最後由德國納稅人代付了，而當時德國仍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嚴重影響，數百萬德國人失業。相反，在麵臨著1929年華爾街股票暴跌所產生的嚴重經濟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共和國政府削減了對威廉大街78號新辦公大樓配備辦公設備的計劃費用，為國民節省不必要的財政支出。數年後希特勒不願意做出這種犧牲。然而希特勒本人已在選民麵前樹立一個生活簡樸、物質需求甚微的形象。如果以審美為理由拒絕入住總理府（討厭低俗質劣的枝形吊燈，不喜歡假木門），他就會損毀處心積慮才樹立起來的公眾形象。因此他堅決表示要自掏腰包支付修繕工程費用，以此慷慨英雄之舉拯救總理府。希特勒不僅沒有承認享有任何特權，而且把入住總理府看成是為國家利益又一次擔當重任。
盡管希特勒想方設法遮人耳目，舊總理府修繕工程的啟動首先是出於元首家居形象方麵的考慮。此項工程委托給慕尼黑建築師保羅·特魯斯特。希特勒選中此人意在讓他設計建造出納粹黨標誌性建築。當初希特勒用《我的奮鬥》一書的版稅收入購買收集家具時（也許還得到了愛爾莎和雨果·布魯克曼夫婦的幫助），同特魯斯特首次相遇。戈爾迪·特魯斯特後來寫道，1926年，來自手工藝術聯合公司（慕尼黑市的一家製作保羅·特魯斯特設計圖紙的公司）的一位銷售人員打來電話，詢問特魯斯特是否肯把當時擺在公司陳列室中的他使用的那張桌子賣給“政治家希特勒，他不相信那張桌子擺在那裏不賣”，那時他們夫婦才第一次聽到希特勒這個名字。特魯斯特結婚以後就把那張大桌子搬到了陳列室，為的是騰出地方擺放他的新娘從不來梅帶來的那些家具。他打算自己的房子建好以後就把那張桌子搬回來。戈爾迪·特魯斯特說她和丈夫當時對政治漠不關心，所以希特勒這個名字沒引起他們多大注意。特魯斯特拒絕出售那張桌子，但是希特勒不肯罷休，三番五次派人到店索買，最後建築師心軟了，思量著：既然可以隨時為自己再製作一張桌子，還不如讓這位“不達目的不罷休，欣賞自己作品的無名人士”高興一回。
直到1930年9月24日應希特勒邀請，特魯斯特同希特勒本人才在布魯克曼夫婦家最終會麵。藝術史家蒂莫·努斯萊恩在他撰寫的特魯斯特傳記中指出，到他們會麵時，特魯斯特隻設計建造了幾十座建築物，其中大部分是別墅，而且他主要以豪華船隻內部設計而聞名業界。1912年至1930年，特魯斯特承接過一些這方麵的設計業務。真正使希特勒怦然心動、雅興大發的不是特魯斯特的房屋設計，而是他的那些豪華船隻內部設計——壯麗恢宏的內部空間，配備著新古典風格的各式家具和裝飾物品。據戈爾迪·特魯斯特透露，希特勒在這些豪華船隻設計當中看到了一種能把美和實用融合為一體的藝術語言，比其他任何一位德國建築師的作品對他更有吸引力。對於希特勒來說，納粹建築的想象成形之路就是這樣由內而外地開啟了。但是在有關納粹建築的學術研究中，希特勒對於內部裝飾的關注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研究重點主要放在施佩爾設計的標誌性建築上。
希特勒首次委托給特魯斯特的建築項目也是納粹黨第一個大型標誌性建築項目，即把位於慕尼黑市那座19世紀的巴羅宮改造成納粹黨全國總部所在地褐宮（brown house）。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特魯斯特在希特勒的密切指導下，在那座昔日私邸內設計建造了新的公用廳室，並為之配齊了辦公設備。這些公用廳室帶有特魯斯特早期為歐羅巴號汽船所做的設計痕跡，其內部裝飾令希特勒特別欣賞。此後納粹黨的大批委托新項目很快接踵而至。特魯斯特最高峰的作品是位於慕尼黑市的兩個標誌性建築項目——位於國王廣場的納粹黨中心和德國藝術館。正是這兩個標誌性建築項目在1933年以後將特魯斯特的嚴肅新古典主義確立為納粹新政權外觀建築風格。
1933年夏季，希特勒委托特魯斯特對柏林舊總理府進行改造裝修。當年秋季，希特勒考慮要在總理府後麵的公園裏建造一座新大廈，但又意識到占用具有曆史意義的舊建築從象征意義上而論，更是強者所為之事。據漢斯·法郎克透露，希特勒在宣誓就任德國總理當天晚上就已談論過改建一事，但工程必須等到興登堡總統當年春季返回總統府以後才能開工。同時，在1933年2月，希特勒從凱撒霍夫旅館（隔街同總理府相望）的柏林總部搬出，入住席德勒辦公大樓四樓擁有十個房間的寬敞的國務大臣公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重點考慮鞏固權力，頒布德國《國會縱火法令》（此令取消大多數公民自由），通過《授權法》（這樣他可以不經過議會直接立法），建立蓋世太保秘密警察組織，取消工會，消除納粹黨以外的所有政治黨派。
圖4 特魯斯特工作室為改造修繕柏林威廉大街77號舊總理府二樓的希特勒私人套房而繪製的施工圖紙。
1933年秋季，特魯斯特因病住院6周，12月出院恢複工作，但是到次年1月健康惡化，於1934年1月21日去世，終年55歲。他所承接的納粹黨建築工程許多才剛剛開工，由此陷入困境。施佩爾後來說，希特勒在慌亂中曾考慮親自接管這家建築公司，以完成所有建築工程。不過最終特魯斯特29歲的妻子戈爾迪·特魯斯特和特魯斯特的助手、49歲的倫納德·高爾一同承擔起了這一重任。這兩人都擁有同保羅·特魯斯特常年的合作經驗，隻不過能力不同。在1934年，重新命名的特魯斯特工作室擁有20名雇員，高爾擔任主管，在建築工地和設計台上發揮著自己的建築技術才幹。戈爾迪·特魯斯特擔任辦公室主任，處理對外聯絡、財會、公關和客戶業務。她還在公司的室內設計工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戰後一次采訪中，她把自己的工作職責描述為選擇顏色和材料，在家具設計上與高爾商量，安排房間，采用掛毯和藝術作品裝飾房間。1939年，生活雜誌《新潮流》發表了一篇論述元首禦用建築師的文章，該文視戈爾迪為第三帝國許多建築工程項目（包括舊總理府）的主要室內設計師。
由於建築師特魯斯特患病和承擔其他建築工程委托項目等原因，現不清楚他去世前在舊總理府設計工作上進展如何。有關業務發票表明，早在1933年8月份他就接到了家具訂單投標。他親手繪製的圖紙有些保留下來，其中包括一張標明日期為1933年12月的餐廳立視圖。他未完成的舊總理府設計改造工程由重新命名的特魯斯特工作室負責接管，從1934年1月一直幹到5月。希特勒在1939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那次改造擴建工程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目標：一是將公用生活空間和接待廳集中設在一樓；二是重新設計規劃頂樓布局，以滿足總理的個人實際需要。以前曆任總理均把接待廳安排在頂樓，這是主要樓層的一種標誌。1934年改造擴建時，在主樓二樓南側為希特勒建造了私用套房（見圖4）。不常使用的大會廳把這個私用空間同北側的辦公室分隔開來。在帝國及魏瑪共和國時期，總理私用房間位於北側飛翼的二樓。現在這片區域留給希特勒的副官，從總理私用套房可以方便地來到此處。南翼樓層設有辦公室、服務區、客房（施佩爾承接了此處和相鄰的席德勒大樓的改造擴建工程）。最終在頂樓擴建了一個辦公與生活的私人區域，同以下樓層的公用房間分隔開來。
對希特勒而言，在室內新設計上還有比實用功能更為重要的內容。希特勒抨擊了舊總理府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出現的所謂衰敗狀況，並認為舊總理府破爛不堪，使德國在外國人跟前丟盡了臉麵。他由此也體現出自己的信念：設計建造雄偉壯觀的官邸大廈是他新政權的一種迫切政治需要。1938年8月在新總理府封頂儀式上發表演講時，希特勒聲稱他委托施佩爾設計建造大廈就是為了使德國的形象同其他國家一樣好，甚至更好。他進而解釋說，這一願望同個人虛榮無關，而且還說作為慕尼黑的一名公民，他個人住宅的簡樸同他這位總理和元首官邸的代表性需要不可同日而語，有天壤之別。
在希特勒看來，同元首和德意誌民族國家相稱的形象不僅要雄偉壯觀，而且更要具有時代特色。在1938年發表的同一篇演講中，他批評了一些革命政府在昔日城堡裏（比如克裏姆林宮）就職辦公，並表示他本人拒絕搬進這樣的地方（他忘了總理府過去雖然不是城堡，至少也曾是一座宮殿）。這種對於並非出於自己選擇的曆史聯係的厭惡，也許是改造擴建舊總理府的一個重要動因。攝於1932年的一些照片顯示，舊總理府的裝修風格曾經保留了曆史風貌。可能在希特勒看來，這比任何結構缺陷更能體現出這幢古建築的老舊陳腐。占用昔日宮殿本身已經很成問題，但是入住一個看上去老舊沉悶的宮殿則威脅到希特勒一心要展示的生機勃勃的形象。在1932年總統大選中，希特勒租用飛機參加競選（當時可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競選手段）來樹立自己不同於老邁興登堡的青春勃發的現代形象。比較一下攝於總理府改造擴建前後的不同照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為使其內部空間現代化所做的種種努力（見圖5、6）。同時這絕不是十年前那種國際風格的現代品位——希特勒曾將之貶斥為隻配用到療養院和消防站上。因此，對於特魯斯特工作室而言，工程難點是在昔日宮殿的現有框架內打造一個雄偉威嚴的元首形象，既不使人想起已故君主的浮華皇家氣派，也不使人想起煙草銷售主管“毫無品位”的新派風格。
圖5 柏林舊總理府二樓藏書室。
（攝於特魯斯特工作室對舊總理府進行改造修繕之前，約為1932年）
圖6 柏林舊總理府二樓藏書室。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攝於特魯斯特工作室對總理府進行改造修繕之後，約為1934年）
為了消除宮殿內部的陳腐老舊氣象，首先開辟了透光通氣空間。一樓麵對花園的最大房間在魏瑪共和國時代被隔成數間辦公室，當時很有必要，因為總理府的行政機關不斷壯大。1930年，席德勒辦公大樓的修建解放了這處皇家故居。1934年改造擴建時拆去了以前的隔牆（見圖7）。此外還拆除一麵矮牆，將兩個房間連為一體，這樣就必須拆掉上麵大廳的實木地板，代之以更加堅固的鋼梁結構。最終改建成的開放式雙層大廳成為主要的接待空間（見圖8）。
大廳的長度產生一種動態的室內景觀，後來這也成為擴建後的貝格霍夫別墅和新總理府這些希特勒的空間的標誌性特點。帶有波斯圖案的超大地毯沿樓梯自下而上攀緣而去，特別突出了室內大幅度彎曲回旋的景觀，同時將上下兩層連為一體。（希特勒很喜歡這樣誇口說，這張豪華地毯最初是國聯——原文the 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為其新設立的日內瓦總部訂購之物，但是當地毯製作完成時，國聯因缺乏資金，付不起貨款，於是他就買來在總理府使用。他這樣標榜自己，毫無疑問是帶著嘲諷語氣暗指1933年使德國退出國聯一事，就好像從其下麵抽出地毯一樣。）地毯上的透視線條可把人的目光引向掛在遠處牆上的大型哥白林掛毯。這樣的掛毯（室內掛著三張）同樣成為希特勒私人套房和辦公場所的一個顯著特色。保羅·特魯斯特在歐羅巴號汽船內部設計上采用過這種掛毯。在他負責的慕尼黑市納粹黨建築項目中，也把這種掛毯擺在突出的裝飾位置上。在寬敞的房間裏，這種掛毯的富麗色彩和特有尺寸產生了很好的裝飾效果。希特勒非常欣賞其敘事特點，經常選用一些帶有神話或曆史歡慶勝利場景圖案的掛毯。這種裝飾手法看上去也許會削弱那種使室內呈現出時代風尚的心願，但是其他要素，比如灰白色牆壁、平整筆直的形狀、由朝向公園的寬大窗戶透進來的充裕光線，都會給人一種更加現代時尚的感覺。英國記者喬治·瓦德·普萊斯曾經報道過1934年12月19日在那裏舉行的首次邀請外國客人參加的正式宴會。當時他以欣賞的筆調描寫了在那裏感受到的現代氛圍。盡管外人不易察覺，室內還安裝有一流的娛樂技術設備，比如隱蔽的電影放映機、電影幕布和櫃式收音機。希特勒經常晚上在這裏同客人們放鬆相聚，一起觀看電影。這種習慣他一直延續到在貝格霍夫別墅居住的時期。
將房間收拾整潔，撤掉大部分具有曆史意義的裝飾物品，也很奏效，使室內麵貌煥然一新。有的地方，比如通向接待大廳的門廊，幾乎會產生一種空曠的感覺。根據設計史學家索尼婭·鞏特爾的解釋，這是為了取得一種威嚴的暗示效果（見圖9）。她將寬敞房間內由外觀簡潔的家具和石頭地麵所產生的感覺概括為冰冷僵硬，盡管有大尺寸紅地毯相伴也於事無補。然而可能有人認為拆掉四個高大的陶立克式圓柱，降低天花板高度使室內空間在改造擴建之後可以給人一種更加親切的感覺（也減少了浮華程度）。無論門廊是否使其中的人感到緊張不安，它確實幾乎沒有令人分心的裝飾擺設，不會影響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等待上。後來施佩爾在新總理府的室內設計中選擇並且誇張地運用了這些元素，刻意使來訪者有一種焦躁不安、無能為力的感覺。
圖7 特魯斯特工作室為改造修繕柏林舊總理府一樓而繪製設計的施工圖紙（約為1934年）。
在一樓的其他房間裏，鞏特爾看到了追求貴族富麗氣派的願望同中產階級家庭生活習慣相互衝突較量的情形。她指出了房間裝飾的不協調現象：有的房間麵積宏大，裝有水晶枝形吊燈，但是設有座席的室內角落卻裝飾精細，擺放著過多的陳設器物，說是為了營造一種舒適的氣氛；有的房間裏設有壁爐架，擺放著陳列櫃，櫃裏塞滿陶瓷塑像和花瓶，體現出資產階級暴發戶家庭炫耀富有和品位的架勢。但是鞏特爾眼中的希特勒的裝飾心理缺陷亦可解釋為希特勒可同時擁有兩種身份特點的自信：既權高位重，又樸實平常；既是世界領袖，又是普通公民。設計層麵上存在的明顯混亂現象不可能讓希特勒這樣的雇主有何煩惱，因為他認為自己就能擺平一切，整合一切。
圖8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一樓接待大廳。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9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柏林舊總理府的一樓等候室。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同時正如他本人斷然拒絕入住城堡式官邸所表明的那樣，希特勒不願意給人留下大擺貴族架子的印象。在德國人的想象中，威廉大街77號官邸同俾斯麥有著密切聯係，他當年在右翼人士中間曾享有很高的個人崇拜地位。雖然俾斯麥身為名門貴族之後，但其普通士兵般的簡樸生活方式（包括入住總理府期間）卻大受外界敬仰，更何況他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希特勒在世紀之交對總理府所遭浩劫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伯恩哈德·馮·比洛，此公曾於1900年至1909年擔任總理一職。比洛與夫人（身為意大利公主）曾對總理府進行過豪華鋪張的改造擴建，力求達到勝似宮廷的裝修效果，結果它被世人戲稱為“狂歡作樂的總督府”。希特勒一心恪守簡樸甚至貧窮之人的個人形象，這勢必要避免同比洛公爵的奢華做派聯係在一起。戈爾迪·特魯斯特聲稱，她的設計遵循“英國生活方式”。她指的是早年德國興起的受英國影響的設計改革運動，注重材料和工藝質量，輕視花哨的擺設展示。即便如此，雖然批評比洛，但希特勒似乎還是非常欣賞比洛時代的一些華麗裝飾風格。尤其是比洛夫婦為模仿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宮殿在一些房間裏安裝的鬆木天花板，不僅由希特勒保留下來，而且很有可能還為貝格霍夫別墅大廳天花板設計帶來了靈感（見圖10，彩圖4）。因此看來，鞏特爾在1934年改造擴建後的總理府裏所看到的相互衝突的階級聯想，可以解釋為希特勒對於有損其公共形象的華麗裝飾風格既有親近感，又必須加以排斥。
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餐廳同樣強化了希特勒對於他本人及其本黨的審視觀照態度（見圖11）。希特勒覺得原有的餐廳過於狹小，因此下令修建一個大型餐廳，使之一直伸延到總理府後庭園中。施佩爾後來描述說，那間擁有象牙色牆壁、三扇麵朝庭園的玻璃門的大型餐廳給人的感覺是“開放明亮”。新古典主義的對稱裝飾風格是特魯斯特設計的顯著特征，使人想起古希臘文化遺產（希特勒聲稱這也是雅利安民族的文化遺產）。由慕尼黑雕塑家約瑟夫·瓦克勒製作的兩個大型青銅塑像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神龕裏，一個象征大地（女性），另一個象征大眾（男性）。廳前懸掛著大型古典寓意畫《音樂的勝利》。這幅畫是弗雷德裏希·奧古斯特·馮·考爾巴赫於1919年為慕尼黑市的一座別墅音樂廳專門創作的作品。藝術史家伯吉特·施瓦茨認為，從麵向庭園的餐廳布局到神龕中的男女塑像和中心圓桌，整個室內設計使人想起腓特烈大帝無憂宮的夏宮裏的大理石廳，那裏以卓越才華和自由思想聞名——這位普魯士國王（希特勒偶像之一）曾在那裏主持過圓桌會議，與會者盡是外交家、官員、作家和哲學家。然而盡管有這樣的文化淵源，希特勒的圓桌上的氣氛卻截然不同。希特勒將這個餐廳戲稱為“快樂總理餐廳”，但是施佩爾卻認為，那些前來聚會的人士——通常是一些學識淺陋、涉世未深，不敢直抒己見的黨派政客——簡直無聊透頂。
圖10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柏林舊總理府的一樓吸煙室，當時客人在此等候進入餐廳。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11 柏林舊總理府新餐廳，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特魯斯特工作室施工。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餐廳裏的座次安排支撐著另一個納粹黨神話：人民聯合群體。雖然希特勒總是坐在餐廳中央的那張大餐桌前，其圓形外觀體現出平等和元首的謙和。“座椅都是一樣的，”施佩爾後來寫道，“主人的座椅絕不比客人的座椅更加精美。”但是這樣的表象根本無法掩蓋根深蒂固的權力等級結構。首先，被邀上餐桌者為清一色男士。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的私人秘書萊茵哈德·斯皮茨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進入餐廳的時刻到來，希特勒準備宣布上桌作陪者的座次位置時，聚集一堂的來賓們仿佛感到一股電流流遍全身：“所有的忠誠衛士都立刻踮起腳尖站起來，使自己身體的麵積盡量增大，以便那位王子的眼睛更容易看到他們。希特勒顯然很喜歡這陣勢，不緊不慢地說：‘讓我想一想，我希望坐在我右手邊的是，’——稍微停頓一下，‘戈培爾博士[1]，請入座。坐在左邊的是馮·裏賓特洛甫先生；下一個右手座位是x將軍，請入座；下一個左手座位是地方長官y，請入座。其餘的各位紳士請隨便坐。’”斯皮茨指出：“這樣的禮儀安排具有高度的政治含義，確定了就餐者的政治地位。”不在餐廳上座就餐者則坐在廳內四周的小餐桌旁。與餐廳相鄰的西側有一個陽光明媚的舒適冬園，那是吃早餐的地方。鞏特爾寫道：“豐富多樣的各色植物，繡有繁複神話圖案的大型地毯，帶有維也納工作室模仿圖案的扶手椅裝飾外套，以及各式紅漆家具，為這間餐廳增添了一種清新情調，這對於第三帝國來說頗不尋常。”
也許賓客們走進餐廳時感覺到的興奮還同對終於開始用餐的期待有關係，因為希特勒經常讓他們聚在餐廳近旁的舒適吸煙室裏（見圖10）等上幾個小時，而他自己則待在二樓新入住的私人套房裏。新套房裏設有私人書房、藏書室、臥室和更衣室（後改為會客室），還包括建在餐廳上麵的室外大型屋頂平台。正餐完畢後，有時還在屋頂平台上給賓客們端來咖啡和烈性酒，他們就在那裏欣賞總理府庭園的樹冠美景。
希特勒的書房幹淨整潔，家具布局適合獨自辦公（見圖12）。掛在牆壁上的藝術品不僅僅起著裝飾作用。希特勒在寫字台近前掛著一幅保羅·特魯斯特創作的版畫，畫的是德國藝術館，還有俾斯麥、腓特烈大帝和迪特裏希·埃卡特等人的肖像。希特勒在政治和思想方麵非常認同上述名人。正如施瓦茨在研究希特勒和藝術的過程中所揭示的那樣，希特勒這位獨裁者通過在其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展示出的繪畫作品營造出一套精心掌控的有關他個人形象的宣傳說辭。曆史學家提摩西·賴貝克在希特勒的藏書中也發現了類似的認同過程。
令人吃驚的是，希特勒的那些藏書並未出現在希特勒的藏書室中（見圖6）。這間寬敞的藏書室也用作他的會客室，裏麵設有壁爐，周圍擺放著一張沙發和幾把椅子，還安裝了實木天花板，擺放著一張保羅·特魯斯特1933年設計的超大型辦公桌（後來成為希特勒辦公場所的一個顯著標誌），還有幾個帶有玻璃門、拉著布簾的書櫃（取代了原來的敞開式書櫃）。據鞏特爾猜測，布簾後麵根本沒有擺放任何圖書，昏暗的隔架隻是向觀者隱隱暗示主人並不具備的學識。理查德·瓦格納的孫女弗裏德林德·瓦格納在總理府改造擴建之後不久曾經拜訪過希特勒。她說希特勒之所以在書櫃上安裝了布簾是因為圖書尺寸和顏色各不相同，使他感到有些煩惱。考慮到他在上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公寓的藏書室使用的都是敞開式書架，上述情況是不大可能出現的。如果那些藏書屬於總理府而不屬於希特勒個人，他有可能既不想看它們，也不想與這些前任總理留下的圖書聯係在一起。無論是哪種情況，造型簡潔的那些新書櫃使得本已富麗堂皇的室內增添了幾分寧靜齊整的視覺效果。撤掉多餘裝飾成分和大尺寸門框，用簡潔的地板鋪設材料代替原有的花卉圖案地毯，也給藏書室增添了幾分當代入時的感覺。
圖12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二樓希特勒私人書房。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瓦格納將希特勒的寢室（沒有任何已知的照片）描述為極為簡樸：看上去更像一個家庭女教師而非獨裁者的寢室。據她回憶，室內有一張鑄鐵床，一張桌子，一個床頭櫃，一把全都刷成白色的簡易木椅；此外隻有一幅他母親的油畫肖像。特魯斯特工作室設計的寢室平麵圖倒是標列出比這更多的家具（見圖4）。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希特勒簡樸的寢室均受到外界評論，並且視為“真實的”希特勒私下為人的自然謙遜品性的證據。希特勒居所的設計方案的確表明他更偏愛陳設簡樸的寢室。但是這些設計方案必須放在希特勒豪華居所的更大背景下加以審視，由此同樣可以看出希特勒的個性與品位。同希特勒寢室相連的是一間較大的更衣室，在後來的改造擴建工程中，希特勒下令改造成一間私人寢室，一間起居室，一間愛娃·布勞恩專用的浴室（這樣就等於把她藏在了他的密室裏）。
希特勒於1934年5月入住新居之後，總理府其他部分的改造擴建工程仍在繼續。毗鄰希特勒私人書房的大會廳被改造成內閣廳，但是除添置保羅·特魯斯特設計的家具外（見圖13）幾乎沒有其他變動。椅背上的鷹徽和納粹黨徽圖案，桌麵長條飾布上的納粹黨徽圖案，還有巨大的核桃木辦公桌本身（寬6.5英尺，長33英尺），無不清晰地表明此廳即為納粹政權所在地。這是一種花銷巨大的意識形態彰顯陳設，僅僅為30張座椅配備的繡花椅套就花費近1萬德國馬克。曾被希特勒在1939年演講中貶斥的照明設施原封未動，強化了那些評論的純修辭與政治本質。直到1938年以前，希特勒都在內閣室集體會晤他的部長們；1938年以後，他便不再裝作遵循任何常規的政府程序，開始獨斷專行。1939年，這些室內辦公陳設搬到了新總理府，騰出的空間用於擺放希特勒收到的生日禮品。隨著戰爭爆發，這個房間再次具有了政治功用，被希特勒及麾下將軍們用作召開軍事發布會的場所。
1935年春季，特魯斯特工作室為希特勒的正式辦公室配備室內陳設。希特勒曾把坐落在席德勒辦公大樓擴建部分中的總理辦公室貶斥為更適合企業銷售主管使用，因此命人將同一幢大樓二樓的一間大接待廳（以前稱“紅廳”）改造翻修，供自己使用。新辦公室直接與舊總理府相鄰，由一套房間連通，從他的私人套房可輕鬆走進新辦公室。室內帶有20世紀30年代裝飾派藝術特點，明快矯健，在雄偉氣勢和戲劇性方麵符合希特勒的要求。那些相對簡潔的辦公家具的尺寸又增強了上述裝飾效果，比如希特勒專用寫字台後麵帶有鑲嵌式圖案的餐具櫃尺寸，以及寫字台本身的巨大尺寸（這張寫字台由特魯斯特在1933年設計製作，見圖14）。盡管希特勒曾經抱怨向其他國家借用的那些藝術品質量低劣，他還是保留了以前掛在室內的一些16世紀意大利繪畫作品，其中包括威尼斯藝術家弗朗西斯科·維切利奧創作的繪畫《寶座上的聖母子與聖徒》。鞏特爾認為這幅繪畫作品為室內增添了神聖氣氛。希特勒搬到這間辦公室，象征性地把魏瑪時代的總理辦公室拋在身後——其麵積狹小，使人覺得“備受官僚主義清規戒律的束縛”——昂首挺胸走進由自己授意修建的寬敞辦公室。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可以讓他自由發揮政治天才的廣闊舞台。在由施佩爾設計的新總理府辦公室裏，從特魯斯特負責改造擴建時便開始顯露出來的愛奢華講排場的勢頭，後來達到了荒唐的程度。希特勒兩間不同的辦公室隻用作儀式典禮場所和意識形態陣地，希特勒本人極少在那裏辦公。
圖13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繕後的柏林舊總理府二樓內閣室（以前是大會廳），室內家具由保羅·特魯斯特設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此內閣室裏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宣誓就職。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4年）
圖14 由特魯斯特工作室對先前的紅廳進行改造修繕之後的希特勒正式辦公室，位於柏林總理府最具現代特色的附屬建築二樓。
攝影：海因裏希·霍夫曼（大約攝於1935年）
舊總理府的改造擴建工程，包括希特勒副官辦公室和內閣廳南側的那片區域，從1935年一直持續到1936年年初，其間特魯斯特工作室也負責完成了大規模的建築擴建工程。隨著德國總統興登堡於1934年8月去世，希特勒接管大權，成為集總理、總統和軍隊首領為一身的超級人物。希特勒通過建築工程彰顯自己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委托高爾設計建造一個能容納250人同時用餐，可舉行外交和國務會議的接待大廈。這幢建築物於1936年春季竣工，矗立在庭院地麵上（伸延進屬於相鄰的外交部的地塊），並通過一個新建造的較大玻璃冬園同總理府相連（冬園取代了餐廳旁邊原有的那個裝飾一般的房間）。新建成的接待大廈內部裝修（由高爾和戈爾迪·特魯斯特聯手完成）采用巨大的棕色大理石圓柱，飾有納粹黨徽圖案的馬賽克天花板，安裝著帶有納粹鷹徽和黨徽造型的高大青銅壁燈（不禁使人想起羅馬規製）。藝術史家安吉拉·勳伯格認為，上述室內裝飾從視覺上強化了興登堡去世後黨和國家的空前統一。由此營造的室內氛圍比起原來的接待大廳更加壯麗肅穆。後者看上去無論規模和外觀都隻有一般民居風貌。在建造新接待大廈的同時，大廈下麵還修建了防空掩體，後來同更大規模的希特勒秘密地堡連成一體。
希特勒批準建造龐大的新總理府，認為它可以滿足大日耳曼帝國領土擴張而引起的形象塑造和實際應用的多種需要（但是曆史學家們指出，實際上其規劃很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新總理府竣工後，裏麵的新房間綽綽有餘。但是希特勒繼續生活工作在舊總理府，他那些最親密的副官隨從也留在那裏，認為留在希特勒身邊比搬到施佩爾設計的新總理府更方便，因為“那裏太遠”。1944年，一顆炸彈落到內閣廳，但是總理府其他部分則安然無恙，繼續使用。1945年2月3日美國轟炸機炸毀了大部分其餘房間（包括快樂總理餐廳），之後不久，希特勒搬進了秘密地堡，從此不再外遷。希特勒秘書特勞德爾·榮格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快要結束時舊總理府裏的那些珍貴器物已被一些廉價陳設物品所取代。即使那些藝術品和家具在戰後保留了下來，它們的下落也至今無人知曉。 <hr/>
【注釋】
[1] 約瑟夫·戈培爾（1897~1945），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