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個藝術家。
關於普拉德音樂節，我有許多難忘的回憶，不過，其中最美好的回憶是一九五一年的第二屆音樂節。就是在那次音樂節，我首次見到我親愛的瑪蒂妲。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發生的許多事，我都有理由感謝上帝。我運氣很好，也很快樂。不過，我和瑪蒂妲共度的這幾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在兒時，我幸而能擁有一位像我母親那樣的母親；在晚年，我幸而能擁有一位像瑪蒂妲這樣的妻子。
我在許多男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古怪的特點，說起自己多麽深愛母親時，他們毫不遲疑，但有多麽深愛妻子，卻很難啟齒！我不覺得難以啟齒。瑪蒂妲是我世界中的美妙人物，每一天我都在她身上發現某種新的奇跡。我知道自己已經不算年輕了，可是我用來描述她的話語也許像是年輕愛人所說的話，這是因為我對她的感覺就是這樣。也或許因為我比大多數人活得更長，更懂得愛的意義。
如我所說，我跟瑪蒂妲是在第二屆普拉德音樂節上首次見麵。有一天，我聽說有一位來自波多黎各的作家來參加音樂節，帶著他拉大提琴的侄女一起來，他想要見我。這個人名叫拉斐爾·蒙塔內斯，據說是我母親娘家親戚的好友，那些親戚住在波多黎各。我從來沒去過波多黎各，母親常以極為懷念的心情說起她出生的國家，我事業有成後，常對她說：“母親我帶你去那兒吧。”但她總是回答：“不，卡薩爾斯，以後再說。你的工作比較重要。”很遺憾，那個“以後”始終不曾來到。我從沒見過她的親戚，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見到一個與她親戚熟識的人。
當瑪蒂妲跟她叔叔進到屋內，我覺得自己仿佛頭一次接觸到母親的家鄉。當我看著瑪蒂妲，我對自己說：“來看我的這一位並非陌生人。”我有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她屬於我們的家族。那時她才十四歲，是個可愛的孩子，一頭黑發披在背上。有個念頭在我腦中一閃而過，我母親在這個年紀想必就是這樣的裝扮！日後二人的相似性變得更加明顯，如今當我拿母親年輕的肖像給別人看時，他們都驚訝於她和瑪蒂妲是那麽相像。
瑪蒂妲和她叔叔來到我的屋子時是下午。前一年我搬離了科雷特別墅，在附近社區租了一個園丁的小屋，我把它叫作“白鳥之歌”。我的時間表就跟平常一樣排得滿滿的，可是我們有那麽多話可說！不止一次，蒙塔內斯說他們已經占用了我太多時間，該走了，可是我說：“不，請不要走。”我請他們留下來用晚餐，等他們離開時已經是晚上了。我們聊了大概六七個鍾頭，可是我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流逝。
音樂節結束後，瑪蒂妲跟她的叔叔返回波多黎各。有三年的時間我沒有再見到她，偶爾我會跟她的家族成員通信。然後，一九五四年初，我收到瑪蒂妲叔叔的一封信，提到她在大提琴上的進步，說她在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跟隨羅薩諾夫教授學習。我認識羅薩諾夫多年，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他曾經在巴黎音樂師範學院上過我的課。瑪蒂妲的叔叔問她是否能到普拉德來跟我學琴。我同意收她為學生。
那年夏天，瑪蒂妲和她母親抵達普拉德。瑪蒂妲有了驚人的改變，幾年前那個可愛的孩子變成了一個活潑的年輕女郎。我開始給她上大提琴課。她母親待了大約一個月之後就回家了。瑪蒂妲跟一家加泰羅尼亞人同住，那是她母親在普拉德時結識的一家人。
在我教過的學生當中，瑪蒂妲是佼佼者。從一開始，我不僅對她的音樂天賦留下深刻印象，對她非凡的領悟力也印象深刻。我從沒見過一個學生比她學得更快，或是比她更自律地練習。雖然學習樂器是件嚴肅的事，她卻以愉悅的精神進入練習。她的爽朗具有感染力，我很快就發現她很有幽默感，我從沒見過有人天生如此擅於模仿，就連我的老友鮑爾都比不上！
我當然覺得自己對她有份特別的責任，畢竟她是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遠離家人和朋友，我想讓她覺得在這裏就像在家鄉一樣。不過，說實話，她是位非常獨立的年輕女子，沒多久，她給我的幫助就跟我給她的幫助一樣多！她做了各式各樣的事協助我工作，很快她就自己學會了加泰羅尼亞語，她具有罕見的語言天賦，如今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英語，全都說得輕鬆自如。她也開始幫我處理信件。那時我收到的信件很多，如今也一樣，有時候一天會收到三十封信。我總認為，每一個有心寫信給我的人，我都該回複，這是良心問題。當我想去探望那些西班牙難民朋友時，瑪蒂妲也常開車送我去。我們共度的時間越來越多，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我並未察覺我們之間日漸增長的情感。
一九五五年夏末，瑪蒂妲跟我學琴已經超過一年，我準備去瑞士策馬特執教我每年的大師講座，那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多麽不願意離開她。我跟她說：“你會一個人待在普拉德！我在策馬特也會感到孤單，我無法想象沒有你陪我一起去。”她說她也受不了跟我分開。她陪著我一起去策馬特，在我上課時為我的講解做筆記。就在那時候，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愛上了她。
後來我們論及婚嫁。我跟她說：“請你慎重考慮。我是個老人，我不想做任何會糟蹋你人生的事。可是我愛你，也需要你。如果你也有同感，你願意嫁給我嗎？”她說她也無法想象沒有我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在瑪蒂妲的陪伴下首次前往波多黎各。我弟弟恩立克和他的妻子瑪麗亞與我們同行。
我對波多黎各真是一見鍾情！母親跟我說過這是個美麗的國家，她所說的每一種事物，如今我親眼見到了。閃亮的大海、長滿花朵和蕨類的山嶺、厚厚的雲層和發光的蔗田，景色美得令我窒息。當地人民的尊嚴、和善與親切尤其令我著迷。他們是那麽好客！不管走到哪裏，都有人獻花給我，一束又一束。在街道上，行人用西班牙語向我打招呼：“卡薩爾斯先生，你好！”大多數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在西班牙。當地政府給我提供了一間寬敞的公寓，在一棟高樓的頂層，俯瞰著海洋。我從小的一大心願就是住在一座燈塔裏，這裏真的非常接近我的心願！
瑪蒂妲跟我一起去我母親的出生地馬亞吉斯。在那裏我們發現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我母親生於一八五六年，大約六十年後瑪蒂妲的母親出生，而她們兩人竟出生在同一棟房子裏！不僅如此，我們兩位母親的生日也一模一樣，都是十一月十三日！這能單純地解釋為巧合嗎？
我們在母親出生的房子裏，一群鄰居、親戚和鎮民聚集在外麵的街道上。我覺得唯有音樂才能說出我心中的感受。我帶著我的大提琴走到陽台，奏起母親在我小時候常唱的那首加泰羅尼亞搖籃曲。然後，在我的伴奏下，瑪蒂妲唱起幾首我早期所寫的歌曲，是我母親特別喜歡的。
在我抵達波多黎各之後不久，路易斯·穆尼奧斯·馬林總督請我到總督官邸會麵。我立刻喜歡上這個胸襟開闊的英俊男子。他讓我想起西班牙共和國時期的學者型政治家。他對文化事務的重視不亞於政治事務，事實上，他年輕時曾經是個詩人。我們談起波多黎各，他向我說起他的計劃，目的在於改善島上的生活條件並消滅貧窮，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如今他試圖提高教育與文化水平。他想知道我對音樂在島上的發展有何建議，問我是否可能在波多黎各指導一年一度的音樂節，就像在普拉德的音樂節一樣。然後他脫口而出：“卡薩爾斯先生，留下來跟我們一起生活！這是你母親的故鄉。你跟我們已經算是一家人了！”
其他人也勸我在波多黎各定居。瑪蒂妲沒有試圖影響我的決定，但我知道在這裏她能跟家人與朋友在一起。想到我也許能對母親的故鄉有所貢獻，這個念頭尤其令我心動。我開始認真考慮在這座島上定居的事。
幾個星期之後，我告訴馬林總督，我願意在波多黎各指導一次音樂節。我提議讓施奈德來籌劃，他是最理想的人選。馬林總督立刻邀請施奈德到波多黎各來討論相關事宜。一天之內，我們三個就針對這個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擬出計劃。施奈德同意籌備這個音樂節，包括組織一個管弦樂團，並且擔任副指導協助我。我們決定次年春天在聖胡安舉辦第一屆音樂節。
三月時，瑪蒂妲和我返回普拉德，在普拉德音樂節和策馬特的大師講座結束後，那年冬天我們移居波多黎各。馬林總督宣布，一年一度的卡薩爾斯音樂節將由自治邦政府讚助舉辦。總督表示，首屆音樂節將於一九五七年春天在波多黎各大學的劇場舉行，總共有十二場音樂會。
音樂節的準備工作令人雀躍。島上彌漫著節慶氣氛，聖胡安的建築物和街道上掛滿橫幅和三角旗。霓虹燈打出“歡迎來到卡薩爾斯音樂節”的字樣。
音樂會開幕之前一個禮拜，施奈德帶著管弦樂團的樂師從紐約趕來。我們把首次排練安排在次日上午九點半開始，就在大學劇場。我大約提前半小時到場，施奈德想立刻把我介紹給樂團成員，然後開始排練。可是我對他說：“不，還是等到九點半再說。難道你希望這些朋友對我印象不好嗎？”
當開始排練的時間到了，我向那些樂師表示歡迎，說道：“今天上午還不用進行正式排練，讓我們先演奏一下，對彼此有個了解。”於是，我們開始演奏莫紮特的《a大調交響曲》。在那之後，我提議演奏舒伯特的《第五交響曲》。開始工作後，我覺得非常熱，襯衫被汗水濕透了，當我們開始演奏那段行板樂章時，我感到異常疲倦。可是那音樂之美抓住了我。在某個時刻，我告訴那些樂師：“在這裏你們要奏出重音，而且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片刻之後，在指揮一個樂句時，我的胸口和肩膀感到一陣劇痛，我感覺到暈眩。我知道自己無法繼續指揮，便放下了指揮棒，說：“謝謝各位……”
有人扶著我進了更衣室，此時疼痛變得更加劇烈。我心髒病發作了。
大家對我都那麽和善，那麽關心。我告訴他們首次排練的時候發生這種事，我十分抱歉，而且這個樂團是這麽出色！醫生開了藥給我減輕疼痛，一輛救護車把我送回家。我知道我無法參與這個音樂節的任何演出了。
波多黎各和其他國家有好幾千人買了票，準備前來參加這個音樂節。許多人為了籌備此活動而日夜工作。更何況，這座島上未來的音樂發展至關緊要。不過，麵對這個緊急狀況，大家的反應令人讚佩。就在當天晚上，音樂節負責人員召開了緊急會議，一直開到次日清晨四點，他們決定，隻要那些樂師願意，音樂會就照常舉行。他們說，這個音樂節是為了向我致敬而辦！施奈德跟其他樂師討論這個提案，大家一致同意繼續進行。他們決定不請其他指揮家來替代我在指揮台上的位子，而由施奈德從樂團首席的位子上帶領樂團演奏。
於是，音樂節就這樣開始了！並且大獲成功。開幕之夜，大學劇場裏的三千個座位全都坐滿了觀眾。樂團演奏得十分精彩。事後施奈德告訴我：“每個人都像扛起音樂節成敗那般投入演出，他們演奏得像神一般！”
複原過程對我來說是個試煉。想到我也許再也無法演奏，想到生活中將少了工作，這個念頭令我備受折磨。波多黎各知名心髒病專家蘇亞雷斯醫師體貼地為我著想，我的私人醫生帕薩拉卡和其他醫師也都對我悉心照顧。馬林總督把知名的心髒病專家懷特醫師從波士頓請來為我診療。懷特醫師那麽體貼、善解人意！他告訴我，除非有其他並發症，否則他想不出我不能完全康複、重新演奏的理由。盡管如此，疑慮仍舊折磨著我，就算我能康複，我的體力能有多好？畢竟我已經八十歲了。我能夠重新完全控製我的手指嗎？我對時間一周周地過去感到生氣，頭一個月，醫生不準我下床。接著我坐了一個月的輪椅，之後，醫生才允許我短時間散步。最後，我瞞著醫生每天稍微練習拉琴。結果令人沮喪，我覺得仿佛得重新學習演奏。運用左手手指尤其困難。可是漸漸地，我的力量恢複了。當我再次拉響大提琴時，我比從前任何時刻都對這件樂器感到驚奇，是這件樂器讓我得以重新演奏。人類造出了許多機器，既複雜又巧妙，可是哪一件機器能跟人類心髒的跳動一較高下？
我的康複不能隻歸功於我自己。那段時間，瑪蒂妲一直陪在我身邊。沒有哪個護士曾這樣溫柔地照料一個病人，或是具備更好的護理技術！不隻我說瑪蒂妲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醫師，就連那些醫生也這麽說。當然，她所用的藥不僅是藥丸，雖然我得說我吃的藥丸真不少。每當我情緒低落，她就會使我打起精神來。當一切顯得無望，她總是能說些什麽來逗我笑。她從不認為我會喪失演奏能力。她接下我的所有事務，替我處理大量信函、接待訪客，安排所有必要的會晤。是的，她集所有角色於一身——親愛的同伴、護士、經紀人、秘書和守護天使！
事實上，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瑪蒂妲仍舊集這所有角色於一身，而且還不僅止於此。假如沒有她，我絕對無法工作。除此之外，她還打點我們舒適的家。事實上，她做的事太多了，常常令我憂慮。我自問，她還能留些時間給自己嗎？
當我逐漸康複，我們決定該是成婚的時候了。婚禮在八月初舉行，是個簡單的儀式，隻有少數至親參加。我知道有些人注意到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當然，新郎通常不會比他的嶽父還大上三十歲。可是瑪蒂妲跟我並不那麽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畢竟，結婚的人是我們，不是他們。如果有些人存有疑慮，我隻能欣喜地說我們的愛在這些年裏越來越深。
婚後不久，我們搬到聖多塞一棟可愛的小屋，就在聖胡安市郊。房子就坐落在海邊，從我們的後院到水邊隻有幾米遠，海風一整天都能吹進窗戶。我以前常說，世上最美麗的海洋就是在聖薩爾瓦多我家旁邊的大海，但現在我漸漸覺得從新家望見的海洋更美。
我得以重新按照規律的時間表來工作。早晨跟瑪蒂妲在海灘上散過步，再在鋼琴上彈過巴赫，我重拾每日練琴與作曲的例行活動。沒過多久，我發現自己比之前還要忙碌。大約一年前馬林總督跟我討論的一些想法已經開始成形。有了自治邦議會的特別撥款，再加上波多黎各優秀音樂家的大力支持，第一個真正的波多黎各交響樂團在聖胡安成立。我盡可能協助樂團的組織工作，並於一九五八年冬天指揮了該樂團的第一次公開演出。在馬林總督細心的建議下，該場音樂會在我母親的出生地馬亞吉斯舉行。另一個發展則是波多黎各音樂學院的成立。我同意擔任院長，並且請到才華橫溢的阿根廷指揮家兼作曲家胡安·卡斯特洛來擔任負責人。巧的是，卡斯特洛曾經在一個管弦樂團擔任小提琴手，大約四十年前，我弟弟恩立克為了避免在西班牙軍隊服役而逃至阿根廷的時候，就曾經在同一個樂團裏演奏！
瑪蒂妲跟我共同參與所有的工作，此外，她也成為音樂學院裏的大提琴教師。當然，我們還有許多其他工作得做。第二屆卡薩爾斯音樂節在那年春天於聖胡安舉行。
雖然我還是無法指揮，依然由施奈德帶領管弦樂團，但我已經可以在幾場音樂會上演奏。那年夏天，我回到普拉德去指導為期三周的音樂節。就是那時候，溫泉大飯店的老板巴泰勒米先生慷慨地邀請我們住進一間迷人的小屋，小屋鄰近山中那座極佳的溫泉，距離普拉德大約二十五千米。在後來幾屆音樂節期間，我們都住在這間小屋。
那年夏天稍晚，我收到埃絲特爾·凱恩女士的一封信，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係的領導，邀請我去該校教授一係列的大師講座。這個主意很吸引我。我一向喜愛加州，聽見這個名字我就怦然心動，而且我知道該校的音樂係名聲響亮。我同意在一九六〇年春天前往。我上一次造訪加州，已是三十五年前，離第一次造訪加州則已經過了六十年。當瑪蒂妲和我抵達伯克利時，我心中充滿了回憶。其中最鮮明的一段是去爬塔瑪佩斯山的那一天，二十四歲的我差點兒結束了音樂生涯。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我接受了好友魯道夫·塞爾金的邀請，去佛蒙特州的馬爾波羅夏季音樂節舉行大師講座，他指導該音樂節已有多年。從那以後，我不曾錯過任何一個夏天的大師講座。許多年來，我曾到巴黎、柏林、策馬特、東京以及其他地方開過課，可是馬爾波羅的氣氛是獨一無二的。單單是周遭環境本身，那長滿樹林的山丘、高低起伏的農地、蜿蜒在池塘和樺樹之間的鄉間道路、有著古老旅店和教堂的小鎮，在我眼中就具有難以形容的魅力和美麗。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這裏我更深刻地意識到大自然與音樂之間的密切關係。馬爾波羅是真正的音樂世外桃源，而且對待音樂的態度也獨具一格。大約一百名音樂家在夏季那幾個月裏來此研習、演奏，尤其是室內樂，為了自我陶冶和自娛，他們當中有知名的藝術家，也有年輕的職業樂師。他們在樸素的白色木屋裏練習，有些是經過改建的農舍，這些建築成了馬爾波羅學院的校園。我教課的那個大廳據說從前是牛棚。在周圍有非正式的音樂會，周末則有允許大眾參加的音樂會。當你開車行駛在校園裏，會經過一個告示牌，上麵寫著“注意——音樂家在演奏”。一整天，音樂家練習的聲音從那些建築的窗戶中湧出，跟小鳥的歌聲糅合在一起！在馬爾波羅我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喜悅。
沒錯，在我這個年紀，有許多事值得我感謝。我有我所愛的瑪蒂妲、我的朋友，還有工作的喜悅。然而，我不能說我的內心是寧靜的。當世間滿是混亂與痛苦，一個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當人類的生存麵臨危險，誰能夠高枕無憂？
就跟數不清的千百萬人一樣，我曾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為世界帶來極大的改變。我期望一個重新擁有自由的時代，期望各國能和睦相處。然而，隨著冷戰而來的是原子彈試爆、重整軍備和尖銳的對抗。在軸心國潰敗十五年後，在一場毀掉五千萬人性命的戰爭之後，當我造訪美國時，民眾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憂心忡忡地講到學校的防空演習告示，教導學童蜷縮在角落裏，躲在桌子底下。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瘋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禦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懷哲聯名向美國及蘇聯政府發出呼籲，請他們終止軍備競賽，禁止將來所有的核子試爆。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我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希望美國和蘇聯能擱置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殺傷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讓世界更快樂、更美好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受邀去紀念聯合國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禮上演奏。在我眼中，這個國際平台代表成了各國和平的最大希望，盡管它受到諸多困難與阻礙，但我還是懷著感激歡迎這個機會，用我的音樂促進這一理想。為了和平，那場音樂會非比尋常，通過電視和廣播傳送到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在那之前，從沒有能傳達給千百萬人的音樂。在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的大會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為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d大調第二號奏鳴曲》。隨後節目由其他幾位來自巴黎的音樂家繼續下去，包括美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俄國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家拉維·香卡。最後由日內瓦的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終章，英國的合唱團和獨奏家配合演出。
我為這個場合寫了一段話，在演奏之前發給在大會堂的觀眾。我寫道：“如果我在這個年紀為了這一天而來到此地，並非由於我的道德立場有任何改變，或是我多年來加諸自己和我的藝術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製有任何改變，而是因為和威脅全人類的巨大致命危險相比，其餘一切都變得次要。”
接下去我寫道：
核武的危險給世人帶來痛苦，這一痛苦正日漸加深……我多麽希望世界各國都發起強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由所有的母親發起，以打動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災難的人！
凡是相信人類尊嚴的人此時應該行動，促進各民族間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對峙強權之間真誠的和解。今日的聯合國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讓我們賦予它所有權力，為了全人類的福祉采取行動。也讓我們熱切祈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驅散籠罩我們的烏雲。
之後那幾年裏，我利用每一次有意義的機會倡議和平，並且加入了好幾個組織的協會，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協會，該組織致力於喚起世人察覺核武戰爭的威脅。然而，我對自己的努力並不滿意。我覺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裏，音樂是唯一的武器，我自問，如今善用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麽？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成形。這個計劃和我的那出神劇《馬槽》有關，二戰期間我在普拉德為這出神劇譜寫了音樂。既然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類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時刻，還有什麽更好的工具能供我采取行動？我決定帶著這部神劇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揮這部作品的演出，作為我個人為了促進國際間的了解與世界和平所發出的訊息。
一些朋友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擔心這份工作會令我過於勞累。他們認為我已經快要八十五歲了，這當然是事實。可是我覺得，正因為我在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我更有理由趁著我還有點兒力氣的時候采取行動。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馬槽》來展開我個人的和平聖戰。
“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個藝術家，”我這樣聲明，“作為一個人，人類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義務。我將致力於用音樂履行這一義務，音樂是上帝賜給我的工具，因為音樂超越了語言、政治和國界。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許很小，但至少我將為我神聖的理想獻出一切。”
我說這些演出的收益將全部捐給我成立的一個基金會，促進和追求人類尊嚴、博愛與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聖戰中，《馬槽》的第一場演出在舊金山舉行，地點是戰爭紀念歌劇院，那是大戰結束時，各國簽署《聯合國憲章》之地。大廳擠滿了觀眾，好幾百人站立著，觀眾對音樂的反應顯示出他們了解其意蘊，並且熱切地分享我對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帶著《馬槽》到何地演出，觀眾的反應都一樣熱烈，而我演出過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幾個其他國家。不論在何處，眾人一致流露出對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類同胞共同建立一個誓言促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場演出都重新證實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們的政府人為造成的藩籬。
有兩場演出讓我記憶特別深刻。這兩場演出在對比極為鮮明的情況下舉行，然而二者之間卻有一種特別密切的關係。其中一場的演出場地是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另一場則是在法國南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上。
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那場演出於一九六六年秋天舉行，接近我九十歲生日，那次演出是為了紀念托羅格加泰羅尼亞大會九百周年。那場大會具有重要曆史意義。歐洲大陸上最早的議會和代議製政府形式就衍生自這個大會。那場大會的宣言“天主之和平與休戰”呼籲不再用戰爭平息各國之間的紛爭，並且呼籲各民族和平共處。想想看，此宣言出現在聯合國成立將近一千年前！我為了紀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揮《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聯合國總部的那場演出則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聯合國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戰結束也已將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舊顯得遙遠。大家對古巴導彈危機記憶猶新，當時全世界瀕臨一場核武災難，越南已出現即將爆發內戰的前兆。誰知道前方還會有什麽樣的危險？憂慮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個場合的性質又給了我希望。
我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吐露了這種心情，在我那部神劇某次排練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休息。我們談話時，我注意到一張桌子上展示著聯合國各成員國的迷你國旗。“這太棒了！”我向吳丹說，“每天都能看見那一個時刻的象征，世界各國能夠並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處！”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後，一個包裹送達我那兒，裏麵是聯合國各國的國旗！那位善良而盡職的秘書長把這些國旗寄來給我當作禮物。如今這些國旗就掛在我聖多塞家中客廳的牆上。
在聯合國那場音樂會上，我說了一段話，結語是：“音樂是美妙的普世語言，應該是人類溝通的源頭。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同行，用他們藝術的純潔為人類效勞，將全人類如兄弟般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做出貢獻，直到這一理想在榮光中達成。”
一個月之後，人類對和平的希望遭受駭人的打擊，令全球各國同感悲傷。就在那時，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見到肯尼迪總統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請我去白宮演出。我仰慕肯尼迪總統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現出理想主義和領導力的特質，世界麵臨危機之際，迫切需要這樣的特質。他當選之後，我寫信給他，表示樂見他勝選，並視之為全人類的吉兆。我也提到熱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則——自由與人類尊嚴——能夠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愛的祖國。肯尼迪總統回信給我，親切地感謝我對他所展現的信心。
然而，盡管我敬仰肯尼迪總統，但是我猶豫著是否該接受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視為我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我決定造訪白宮，這也許能促進我努力追求和平，並且能再次向總統提起西班牙的自由問題，這些考量應淩駕於一切。我寫信給肯尼迪總統，接受他的邀請，在信中我寫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於和平，以全人類得享正義、互相了解和自由為基礎。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並且影響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讓我做出放棄公開演奏的聲明。”
那場音樂會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舉行，距離我首次在白宮演出將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義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請波多黎各馬林總督的晚宴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名賓客聚在白宮東廂，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與我合奏室內樂，包括門德爾鬆、舒曼和庫普蘭的作品。節目結束時，我打斷了觀眾的掌聲，說：“現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羅尼亞民謠。”接著我演奏了《白鳥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題旋律，以表達我心中最關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後我走到總統身旁，我們互相擁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總統的邀請下，我在白宮與他私下會晤。他帶我到一個小房間，我們坐下來談話。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麽自然而不造作，那麽年輕，卻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說來奇怪，”我對他說，“我覺得我好像認識你一輩子了。”他說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這種場合，總會有秘書來來去去，你會感覺到時間的壓力，可是這一次沒有這種情形。過了一會兒，我說：“總統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時間了。”他回答：“請別這樣說。這是我的榮幸，請讓我們繼續談下去。”我說：“謝謝，我很感激。”
我們談起許多事，談起他的經曆和我的童年，談起世界上的嚴峻情勢。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訴總統，對於美軍在西班牙設立基地，以及佛朗哥從民主國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嚴肅地聆聽，臉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訴我，一個總統難免承接了一些問題，無法總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動。他說就他權力所及，他將努力在世界各地鞏固和平與自由。我真心覺得這個人會盡他所能地來幫助我的同胞。最後我說：“總統先生，我不能再繼續占用你的時間了。”我堅持離去。
那天晚上，因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沒有用餐，總統夫婦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結束時，總統助理捎了一則訊息過來。肯尼迪總統對我說：“實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處理。”於是他就走了。
那天晚上很冷，可是肯尼迪夫人堅持要送我和瑪蒂妲上車。她沒有穿大衣，身上穿的是件晚禮服，我擔心她會著涼。我請她不要到外麵來，可是她說：“總統一定希望我這麽做，而我自己也想這麽做。”她站在那裏，在寒氣中，等著我們的車駛離。
第二天早上，一束由總統夫婦贈送的燦爛鮮花送抵我和瑪蒂妲下榻的飯店。那束花裏附了一封總統的信，在信中，他極為親切地對我們共度的那個夜晚表達了謝意。
回到家裏，我寫信給肯尼迪總統：“上周一晚上，我用我的整顆心來演奏，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對我將永遠具有一種特殊意義。關於我們對和平與自由所懷抱的理想，我的造訪以及和你的交談加強並證實了我的信念與希望。謝謝你，總統先生。”
我隻在另一個場合中再次見到肯尼迪總統。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應馬林總督之邀前來波多黎各訪問。我參加了在總督官邸宴請肯尼迪總統的晚宴。他在致辭中向我致敬，讓我深受感動。那年秋天，他捎信來，通知我他想頒發總統自由勳章給我，並邀請我去華盛頓接受頒獎。就在預定頒獎日前不久，他遇刺身亡了。
因為瑪蒂妲知道這個可親而偉大的人對我的意義，起初她瞞著我不讓我知道。那一整個下午都有朋友來看我，可是瑪蒂妲要他們別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我在那天晚上得知了消息。這一生中，我見過許多苦難和死亡，但我從未經曆比這更可怕的時刻。有好幾個鍾頭我無法言語，仿佛這世界美麗而無法取代的一部分突然被撕毀了。這個年輕的父親和勇敢的領導者，人類希望之所寄，在馬路上被一個刺客的子彈擊倒，這是多麽悲劇性的恐怖事件！多麽荒誕的瘋狂！
有誰知道假如肯尼迪總統還活著會發生什麽事？當然，單單一個人無法掌控所有國家的命運，然而在他擔任總統的短暫期間，你可以感覺到他在努力撫平世上的傷口和衝突。自從他死後，我們目睹了何等殘暴的爭鬥！假如他沒死，多少在越南村鎮和叢林中喪命的人也許還會活著！
有時我環顧四周，感到全然無望。在當今世界的混亂中，我看見對生命價值的不敬。我們四周處處是美，可是多少人無視它！他們對眼前的奇跡，似乎視而不見。世人行色匆匆，卻很少思考他們正走向何方。他們隻為了刺激而尋求刺激，仿佛他們既失落又絕望。他們不懂得享受生活中自然、寧靜、簡單的事物。
每一秒我們都活在這個宇宙一個新的瞬間，一個獨一無二的瞬間，之前不曾存在，將來也不會再有。而我們在學校裏教導孩子什麽呢？我們教他們二加二等於四，教他們巴黎是法國的首都。什麽時候我們才會教他們認識自己？我們應該對每一個孩子說：你知道你是什麽嗎？你是個奇跡。你是獨一無二的。全世界，沒有另外一個孩子跟你一模一樣。在過去那幾百萬年中，從未有過另一個跟你一樣的孩子。看看你的身體，那是何等的奇跡！你的腿，你的手臂，你靈活的手指，你移動的方式！你可以成為一個莎士比亞，一個米開朗琪羅，一個貝多芬。你有能力成為任何人。是的，你是個奇跡。當你長大，你能傷害另一個跟你一樣是個奇跡的人嗎？你們必須珍愛彼此。你們必須努力，我們全都必須努力，讓這個世界配得上它的子民。
這一生中，我目睹了那麽非凡的改變和進步！在科學、工業、太空探險上有那麽驚人的進展！然而饑餓、種族迫害和暴政仍舊折磨著這個世界。我們依然表現得像野蠻人一樣，害怕自己在這個地球上的鄰居，我們武裝起來對付他們，他們則武裝起來對付我們。活在以殺戮為法則的時代令我悲痛。何時我們才會習慣我們乃是人類的事實？
愛自己的國家是件自然的事，可是這份愛為何應該止於邊界？我們屬於同一個家庭，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兄弟都有責任。我們全都是同一棵樹上的葉子，而這棵樹就是人類。
不久之前，我和瑪蒂妲在濱海的塞巴村蓋了一棟鄉間小屋，距離聖胡安大約八十千米。我們將那棟小屋命名為“馬槽”。它高高地坐落在山丘上，在蔗園之中。在我們下方，一大片海洋伸展開來，海岸線上鑲著棕櫚樹，綠色的島嶼露出海麵。那裏的天空美得不可思議，我從未見過這般的落日和這麽奇特的雲層！一整天風都從海上吹來，據說我們就在整年拂過大西洋的信風路徑上，五百年前同樣的風把哥倫布從西班牙帶到這兒來。那風偶爾會變得非常強勁，我們的屋頂被鋼索固定在地上，有時那些鋼索在夜裏哼唱，就像一件奇怪的樂器。
如今當我們在波多黎各，隻要可能，我們就在“馬槽”度過周末。我那麽喜愛那地方！它讓我想起聖薩爾瓦多。我們親愛的朋友古艾托夫婦——羅莎和路易，常常陪伴我們，晚上我們四個一起玩骨牌。羅莎是我的搭檔，她很會玩牌。我們隨時記錄得分，而羅莎和我通常都領先瑪蒂妲和路易很多。“不要氣餒，”我跟他們說，“等我一百歲的時候，你們就能贏過我們了。”
我跟瑪蒂妲移居波多黎各之後不久認識了古艾托夫婦，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我們的密友。在我們去參加音樂節，或是當我帶著《馬槽》巡回演出時，他們經常陪我們同行。我們剛成為朋友時，我並不知道路易的兩個叔叔曾在西班牙和忠於共和政府的軍隊並肩作戰，其中一位名叫古艾托，是位指揮巴斯克戰線的中校，後來他的兩個叔叔都被法西斯分子俘虜並槍決。路易的父親奧古斯都是波多黎各的商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失去了他的生意，因為他把時間全用在實現共和國的理想和創立組織上。他在共和國失敗後身故，他最後惦記著的仍是西班牙，他最後的手勢是舉起拳頭來敬禮，那是忠於共和政府之人的敬禮方式。
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況。每個星期我都會收到一個從巴塞羅那寄來的包裹，裏麵全是從各種報章雜誌上剪下來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興趣的新聞，不管是政治、文化、經濟、體育。這些剪報是我一個加泰羅尼亞朋友寄來的，隻有在他來普拉德時我才會見到他。他並不富有，但他將此事視為他的職責，每周把剪報寄來給我，沒有缺過一次。
我繼續擔任西班牙難民救援會的榮譽主席，該組織於二戰後在紐約成立，它幫助那些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流落法國的西班牙難民。雖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許多人已經在法國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國仍然有幾千名生病、衰老、貧困的難民，許多人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或是後來跟盟軍一起對抗希特勒，在戰爭中因傷致殘。他們大多數住在法國南部，住在貧民窟或鄉下的陋舍裏，生存環境令人心碎。他們隻有最簡單的必需品，很多人靠著每日不到五十分錢的收入過活。我寄給他們食物、衣服、醫療用品、購買煤炭和木柴的錢，或是給他們孩子獎學金，這不是做慈善，因為，唉，虧欠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遠償還不了。
許多人忘了在西班牙發生的事。他們不去想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犧牲一切的難民。然而，正義和道德要求我們記住這些事，尤其要記住西班牙人民仍舊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言及西班牙的情況。我再度陳述渴望見到我受苦已久的國家恢複民主，並重申我對獨裁政權——那個在希特勒與墨索裏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權的憎惡。我在給尼克鬆總統的信裏寫道：“但願以爭取自由聞名的美國將重新評估對佛朗哥政權的態度，以決定是否該延續過去這三十年來的做法，繼續支持西班牙嚴苛的獨裁政權。”我從尼克鬆總統的助理那兒收到一封含糊其詞的回信。
當然，最近幾年來有重要的發展。對抗獨裁政權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變得更強更多，在大學生、工人、知識分子、神職人員之間，他們迫使該政權做出一些讓步。佛朗哥掌權之後許多年都不允許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報章上甚至會有關於我的文章。當然，那些文章隻提起我的音樂，從來不提我的政治意見。最近我的朋友造訪紐約的西班牙旅遊局，他們拿到的宣傳資料稱我為西班牙知名公民，卻絕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個來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說他已經離家三個多禮拜，開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訴他，“我離家已經三十多年了。”
也許我再也見不到加泰羅尼亞。多年來，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還能見到我所愛的故鄉重獲自由，現在我沒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終將來臨，而我為此感到歡喜；但我也許無法活著看到那一天，這又令我悲傷而遺憾。
畢竟，我已經活得相當久了，我並不指望能永遠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並無恐懼，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樣自然。但我的確帶有遺憾，我為留下這個處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遺憾，我為瑪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將會感到悲傷。
當然，我會繼續演奏、練習。我想假如我再活個一百年，我也還是會這麽做。我不能辜負我的老朋友：大提琴。
關於普拉德音樂節，我有許多難忘的回憶，不過，其中最美好的回憶是一九五一年的第二屆音樂節。就是在那次音樂節，我首次見到我親愛的瑪蒂妲。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發生的許多事，我都有理由感謝上帝。我運氣很好，也很快樂。不過，我和瑪蒂妲共度的這幾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在兒時，我幸而能擁有一位像我母親那樣的母親；在晚年，我幸而能擁有一位像瑪蒂妲這樣的妻子。
我在許多男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古怪的特點，說起自己多麽深愛母親時，他們毫不遲疑，但有多麽深愛妻子，卻很難啟齒！我不覺得難以啟齒。瑪蒂妲是我世界中的美妙人物，每一天我都在她身上發現某種新的奇跡。我知道自己已經不算年輕了，可是我用來描述她的話語也許像是年輕愛人所說的話，這是因為我對她的感覺就是這樣。也或許因為我比大多數人活得更長，更懂得愛的意義。
如我所說，我跟瑪蒂妲是在第二屆普拉德音樂節上首次見麵。有一天，我聽說有一位來自波多黎各的作家來參加音樂節，帶著他拉大提琴的侄女一起來，他想要見我。這個人名叫拉斐爾·蒙塔內斯，據說是我母親娘家親戚的好友，那些親戚住在波多黎各。我從來沒去過波多黎各，母親常以極為懷念的心情說起她出生的國家，我事業有成後，常對她說：“母親我帶你去那兒吧。”但她總是回答：“不，卡薩爾斯，以後再說。你的工作比較重要。”很遺憾，那個“以後”始終不曾來到。我從沒見過她的親戚，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見到一個與她親戚熟識的人。
當瑪蒂妲跟她叔叔進到屋內，我覺得自己仿佛頭一次接觸到母親的家鄉。當我看著瑪蒂妲，我對自己說：“來看我的這一位並非陌生人。”我有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她屬於我們的家族。那時她才十四歲，是個可愛的孩子，一頭黑發披在背上。有個念頭在我腦中一閃而過，我母親在這個年紀想必就是這樣的裝扮！日後二人的相似性變得更加明顯，如今當我拿母親年輕的肖像給別人看時，他們都驚訝於她和瑪蒂妲是那麽相像。
瑪蒂妲和她叔叔來到我的屋子時是下午。前一年我搬離了科雷特別墅，在附近社區租了一個園丁的小屋，我把它叫作“白鳥之歌”。我的時間表就跟平常一樣排得滿滿的，可是我們有那麽多話可說！不止一次，蒙塔內斯說他們已經占用了我太多時間，該走了，可是我說：“不，請不要走。”我請他們留下來用晚餐，等他們離開時已經是晚上了。我們聊了大概六七個鍾頭，可是我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流逝。
音樂節結束後，瑪蒂妲跟她的叔叔返回波多黎各。有三年的時間我沒有再見到她，偶爾我會跟她的家族成員通信。然後，一九五四年初，我收到瑪蒂妲叔叔的一封信，提到她在大提琴上的進步，說她在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跟隨羅薩諾夫教授學習。我認識羅薩諾夫多年，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他曾經在巴黎音樂師範學院上過我的課。瑪蒂妲的叔叔問她是否能到普拉德來跟我學琴。我同意收她為學生。
那年夏天，瑪蒂妲和她母親抵達普拉德。瑪蒂妲有了驚人的改變，幾年前那個可愛的孩子變成了一個活潑的年輕女郎。我開始給她上大提琴課。她母親待了大約一個月之後就回家了。瑪蒂妲跟一家加泰羅尼亞人同住，那是她母親在普拉德時結識的一家人。
在我教過的學生當中，瑪蒂妲是佼佼者。從一開始，我不僅對她的音樂天賦留下深刻印象，對她非凡的領悟力也印象深刻。我從沒見過一個學生比她學得更快，或是比她更自律地練習。雖然學習樂器是件嚴肅的事，她卻以愉悅的精神進入練習。她的爽朗具有感染力，我很快就發現她很有幽默感，我從沒見過有人天生如此擅於模仿，就連我的老友鮑爾都比不上！
我當然覺得自己對她有份特別的責任，畢竟她是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遠離家人和朋友，我想讓她覺得在這裏就像在家鄉一樣。不過，說實話，她是位非常獨立的年輕女子，沒多久，她給我的幫助就跟我給她的幫助一樣多！她做了各式各樣的事協助我工作，很快她就自己學會了加泰羅尼亞語，她具有罕見的語言天賦，如今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英語，全都說得輕鬆自如。她也開始幫我處理信件。那時我收到的信件很多，如今也一樣，有時候一天會收到三十封信。我總認為，每一個有心寫信給我的人，我都該回複，這是良心問題。當我想去探望那些西班牙難民朋友時，瑪蒂妲也常開車送我去。我們共度的時間越來越多，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我並未察覺我們之間日漸增長的情感。
一九五五年夏末，瑪蒂妲跟我學琴已經超過一年，我準備去瑞士策馬特執教我每年的大師講座，那時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多麽不願意離開她。我跟她說：“你會一個人待在普拉德！我在策馬特也會感到孤單，我無法想象沒有你陪我一起去。”她說她也受不了跟我分開。她陪著我一起去策馬特，在我上課時為我的講解做筆記。就在那時候，我第一次明白自己愛上了她。
後來我們論及婚嫁。我跟她說：“請你慎重考慮。我是個老人，我不想做任何會糟蹋你人生的事。可是我愛你，也需要你。如果你也有同感，你願意嫁給我嗎？”她說她也無法想象沒有我的生活。
那年冬天，我在瑪蒂妲的陪伴下首次前往波多黎各。我弟弟恩立克和他的妻子瑪麗亞與我們同行。
我對波多黎各真是一見鍾情！母親跟我說過這是個美麗的國家，她所說的每一種事物，如今我親眼見到了。閃亮的大海、長滿花朵和蕨類的山嶺、厚厚的雲層和發光的蔗田，景色美得令我窒息。當地人民的尊嚴、和善與親切尤其令我著迷。他們是那麽好客！不管走到哪裏，都有人獻花給我，一束又一束。在街道上，行人用西班牙語向我打招呼：“卡薩爾斯先生，你好！”大多數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在西班牙。當地政府給我提供了一間寬敞的公寓，在一棟高樓的頂層，俯瞰著海洋。我從小的一大心願就是住在一座燈塔裏，這裏真的非常接近我的心願！
瑪蒂妲跟我一起去我母親的出生地馬亞吉斯。在那裏我們發現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我母親生於一八五六年，大約六十年後瑪蒂妲的母親出生，而她們兩人竟出生在同一棟房子裏！不僅如此，我們兩位母親的生日也一模一樣，都是十一月十三日！這能單純地解釋為巧合嗎？
我們在母親出生的房子裏，一群鄰居、親戚和鎮民聚集在外麵的街道上。我覺得唯有音樂才能說出我心中的感受。我帶著我的大提琴走到陽台，奏起母親在我小時候常唱的那首加泰羅尼亞搖籃曲。然後，在我的伴奏下，瑪蒂妲唱起幾首我早期所寫的歌曲，是我母親特別喜歡的。
在我抵達波多黎各之後不久，路易斯·穆尼奧斯·馬林總督請我到總督官邸會麵。我立刻喜歡上這個胸襟開闊的英俊男子。他讓我想起西班牙共和國時期的學者型政治家。他對文化事務的重視不亞於政治事務，事實上，他年輕時曾經是個詩人。我們談起波多黎各，他向我說起他的計劃，目的在於改善島上的生活條件並消滅貧窮，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如今他試圖提高教育與文化水平。他想知道我對音樂在島上的發展有何建議，問我是否可能在波多黎各指導一年一度的音樂節，就像在普拉德的音樂節一樣。然後他脫口而出：“卡薩爾斯先生，留下來跟我們一起生活！這是你母親的故鄉。你跟我們已經算是一家人了！”
其他人也勸我在波多黎各定居。瑪蒂妲沒有試圖影響我的決定，但我知道在這裏她能跟家人與朋友在一起。想到我也許能對母親的故鄉有所貢獻，這個念頭尤其令我心動。我開始認真考慮在這座島上定居的事。
幾個星期之後，我告訴馬林總督，我願意在波多黎各指導一次音樂節。我提議讓施奈德來籌劃，他是最理想的人選。馬林總督立刻邀請施奈德到波多黎各來討論相關事宜。一天之內，我們三個就針對這個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擬出計劃。施奈德同意籌備這個音樂節，包括組織一個管弦樂團，並且擔任副指導協助我。我們決定次年春天在聖胡安舉辦第一屆音樂節。
三月時，瑪蒂妲和我返回普拉德，在普拉德音樂節和策馬特的大師講座結束後，那年冬天我們移居波多黎各。馬林總督宣布，一年一度的卡薩爾斯音樂節將由自治邦政府讚助舉辦。總督表示，首屆音樂節將於一九五七年春天在波多黎各大學的劇場舉行，總共有十二場音樂會。
音樂節的準備工作令人雀躍。島上彌漫著節慶氣氛，聖胡安的建築物和街道上掛滿橫幅和三角旗。霓虹燈打出“歡迎來到卡薩爾斯音樂節”的字樣。
音樂會開幕之前一個禮拜，施奈德帶著管弦樂團的樂師從紐約趕來。我們把首次排練安排在次日上午九點半開始，就在大學劇場。我大約提前半小時到場，施奈德想立刻把我介紹給樂團成員，然後開始排練。可是我對他說：“不，還是等到九點半再說。難道你希望這些朋友對我印象不好嗎？”
當開始排練的時間到了，我向那些樂師表示歡迎，說道：“今天上午還不用進行正式排練，讓我們先演奏一下，對彼此有個了解。”於是，我們開始演奏莫紮特的《a大調交響曲》。在那之後，我提議演奏舒伯特的《第五交響曲》。開始工作後，我覺得非常熱，襯衫被汗水濕透了，當我們開始演奏那段行板樂章時，我感到異常疲倦。可是那音樂之美抓住了我。在某個時刻，我告訴那些樂師：“在這裏你們要奏出重音，而且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片刻之後，在指揮一個樂句時，我的胸口和肩膀感到一陣劇痛，我感覺到暈眩。我知道自己無法繼續指揮，便放下了指揮棒，說：“謝謝各位……”
有人扶著我進了更衣室，此時疼痛變得更加劇烈。我心髒病發作了。
大家對我都那麽和善，那麽關心。我告訴他們首次排練的時候發生這種事，我十分抱歉，而且這個樂團是這麽出色！醫生開了藥給我減輕疼痛，一輛救護車把我送回家。我知道我無法參與這個音樂節的任何演出了。
波多黎各和其他國家有好幾千人買了票，準備前來參加這個音樂節。許多人為了籌備此活動而日夜工作。更何況，這座島上未來的音樂發展至關緊要。不過，麵對這個緊急狀況，大家的反應令人讚佩。就在當天晚上，音樂節負責人員召開了緊急會議，一直開到次日清晨四點，他們決定，隻要那些樂師願意，音樂會就照常舉行。他們說，這個音樂節是為了向我致敬而辦！施奈德跟其他樂師討論這個提案，大家一致同意繼續進行。他們決定不請其他指揮家來替代我在指揮台上的位子，而由施奈德從樂團首席的位子上帶領樂團演奏。
於是，音樂節就這樣開始了！並且大獲成功。開幕之夜，大學劇場裏的三千個座位全都坐滿了觀眾。樂團演奏得十分精彩。事後施奈德告訴我：“每個人都像扛起音樂節成敗那般投入演出，他們演奏得像神一般！”
複原過程對我來說是個試煉。想到我也許再也無法演奏，想到生活中將少了工作，這個念頭令我備受折磨。波多黎各知名心髒病專家蘇亞雷斯醫師體貼地為我著想，我的私人醫生帕薩拉卡和其他醫師也都對我悉心照顧。馬林總督把知名的心髒病專家懷特醫師從波士頓請來為我診療。懷特醫師那麽體貼、善解人意！他告訴我，除非有其他並發症，否則他想不出我不能完全康複、重新演奏的理由。盡管如此，疑慮仍舊折磨著我，就算我能康複，我的體力能有多好？畢竟我已經八十歲了。我能夠重新完全控製我的手指嗎？我對時間一周周地過去感到生氣，頭一個月，醫生不準我下床。接著我坐了一個月的輪椅，之後，醫生才允許我短時間散步。最後，我瞞著醫生每天稍微練習拉琴。結果令人沮喪，我覺得仿佛得重新學習演奏。運用左手手指尤其困難。可是漸漸地，我的力量恢複了。當我再次拉響大提琴時，我比從前任何時刻都對這件樂器感到驚奇，是這件樂器讓我得以重新演奏。人類造出了許多機器，既複雜又巧妙，可是哪一件機器能跟人類心髒的跳動一較高下？
我的康複不能隻歸功於我自己。那段時間，瑪蒂妲一直陪在我身邊。沒有哪個護士曾這樣溫柔地照料一個病人，或是具備更好的護理技術！不隻我說瑪蒂妲可以成為一位出色的醫師，就連那些醫生也這麽說。當然，她所用的藥不僅是藥丸，雖然我得說我吃的藥丸真不少。每當我情緒低落，她就會使我打起精神來。當一切顯得無望，她總是能說些什麽來逗我笑。她從不認為我會喪失演奏能力。她接下我的所有事務，替我處理大量信函、接待訪客，安排所有必要的會晤。是的，她集所有角色於一身——親愛的同伴、護士、經紀人、秘書和守護天使！
事實上，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瑪蒂妲仍舊集這所有角色於一身，而且還不僅止於此。假如沒有她，我絕對無法工作。除此之外，她還打點我們舒適的家。事實上，她做的事太多了，常常令我憂慮。我自問，她還能留些時間給自己嗎？
當我逐漸康複，我們決定該是成婚的時候了。婚禮在八月初舉行，是個簡單的儀式，隻有少數至親參加。我知道有些人注意到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當然，新郎通常不會比他的嶽父還大上三十歲。可是瑪蒂妲跟我並不那麽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畢竟，結婚的人是我們，不是他們。如果有些人存有疑慮，我隻能欣喜地說我們的愛在這些年裏越來越深。
婚後不久，我們搬到聖多塞一棟可愛的小屋，就在聖胡安市郊。房子就坐落在海邊，從我們的後院到水邊隻有幾米遠，海風一整天都能吹進窗戶。我以前常說，世上最美麗的海洋就是在聖薩爾瓦多我家旁邊的大海，但現在我漸漸覺得從新家望見的海洋更美。
我得以重新按照規律的時間表來工作。早晨跟瑪蒂妲在海灘上散過步，再在鋼琴上彈過巴赫，我重拾每日練琴與作曲的例行活動。沒過多久，我發現自己比之前還要忙碌。大約一年前馬林總督跟我討論的一些想法已經開始成形。有了自治邦議會的特別撥款，再加上波多黎各優秀音樂家的大力支持，第一個真正的波多黎各交響樂團在聖胡安成立。我盡可能協助樂團的組織工作，並於一九五八年冬天指揮了該樂團的第一次公開演出。在馬林總督細心的建議下，該場音樂會在我母親的出生地馬亞吉斯舉行。另一個發展則是波多黎各音樂學院的成立。我同意擔任院長，並且請到才華橫溢的阿根廷指揮家兼作曲家胡安·卡斯特洛來擔任負責人。巧的是，卡斯特洛曾經在一個管弦樂團擔任小提琴手，大約四十年前，我弟弟恩立克為了避免在西班牙軍隊服役而逃至阿根廷的時候，就曾經在同一個樂團裏演奏！
瑪蒂妲跟我共同參與所有的工作，此外，她也成為音樂學院裏的大提琴教師。當然，我們還有許多其他工作得做。第二屆卡薩爾斯音樂節在那年春天於聖胡安舉行。
雖然我還是無法指揮，依然由施奈德帶領管弦樂團，但我已經可以在幾場音樂會上演奏。那年夏天，我回到普拉德去指導為期三周的音樂節。就是那時候，溫泉大飯店的老板巴泰勒米先生慷慨地邀請我們住進一間迷人的小屋，小屋鄰近山中那座極佳的溫泉，距離普拉德大約二十五千米。在後來幾屆音樂節期間，我們都住在這間小屋。
那年夏天稍晚，我收到埃絲特爾·凱恩女士的一封信，她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係的領導，邀請我去該校教授一係列的大師講座。這個主意很吸引我。我一向喜愛加州，聽見這個名字我就怦然心動，而且我知道該校的音樂係名聲響亮。我同意在一九六〇年春天前往。我上一次造訪加州，已是三十五年前，離第一次造訪加州則已經過了六十年。當瑪蒂妲和我抵達伯克利時，我心中充滿了回憶。其中最鮮明的一段是去爬塔瑪佩斯山的那一天，二十四歲的我差點兒結束了音樂生涯。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我接受了好友魯道夫·塞爾金的邀請，去佛蒙特州的馬爾波羅夏季音樂節舉行大師講座，他指導該音樂節已有多年。從那以後，我不曾錯過任何一個夏天的大師講座。許多年來，我曾到巴黎、柏林、策馬特、東京以及其他地方開過課，可是馬爾波羅的氣氛是獨一無二的。單單是周遭環境本身，那長滿樹林的山丘、高低起伏的農地、蜿蜒在池塘和樺樹之間的鄉間道路、有著古老旅店和教堂的小鎮，在我眼中就具有難以形容的魅力和美麗。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在這裏我更深刻地意識到大自然與音樂之間的密切關係。馬爾波羅是真正的音樂世外桃源，而且對待音樂的態度也獨具一格。大約一百名音樂家在夏季那幾個月裏來此研習、演奏，尤其是室內樂，為了自我陶冶和自娛，他們當中有知名的藝術家，也有年輕的職業樂師。他們在樸素的白色木屋裏練習，有些是經過改建的農舍，這些建築成了馬爾波羅學院的校園。我教課的那個大廳據說從前是牛棚。在周圍有非正式的音樂會，周末則有允許大眾參加的音樂會。當你開車行駛在校園裏，會經過一個告示牌，上麵寫著“注意——音樂家在演奏”。一整天，音樂家練習的聲音從那些建築的窗戶中湧出，跟小鳥的歌聲糅合在一起！在馬爾波羅我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喜悅。
沒錯，在我這個年紀，有許多事值得我感謝。我有我所愛的瑪蒂妲、我的朋友，還有工作的喜悅。然而，我不能說我的內心是寧靜的。當世間滿是混亂與痛苦，一個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當人類的生存麵臨危險，誰能夠高枕無憂？
就跟數不清的千百萬人一樣，我曾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為世界帶來極大的改變。我期望一個重新擁有自由的時代，期望各國能和睦相處。然而，隨著冷戰而來的是原子彈試爆、重整軍備和尖銳的對抗。在軸心國潰敗十五年後，在一場毀掉五千萬人性命的戰爭之後，當我造訪美國時，民眾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憂心忡忡地講到學校的防空演習告示，教導學童蜷縮在角落裏，躲在桌子底下。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瘋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禦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懷哲聯名向美國及蘇聯政府發出呼籲，請他們終止軍備競賽，禁止將來所有的核子試爆。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我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希望美國和蘇聯能擱置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殺傷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讓世界更快樂、更美好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受邀去紀念聯合國成立三十周年的典禮上演奏。在我眼中，這個國際平台代表成了各國和平的最大希望，盡管它受到諸多困難與阻礙，但我還是懷著感激歡迎這個機會，用我的音樂促進這一理想。為了和平，那場音樂會非比尋常，通過電視和廣播傳送到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在那之前，從沒有能傳達給千百萬人的音樂。在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的大會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為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d大調第二號奏鳴曲》。隨後節目由其他幾位來自巴黎的音樂家繼續下去，包括美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俄國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家拉維·香卡。最後由日內瓦的瑞士羅曼德管弦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終章，英國的合唱團和獨奏家配合演出。
我為這個場合寫了一段話，在演奏之前發給在大會堂的觀眾。我寫道：“如果我在這個年紀為了這一天而來到此地，並非由於我的道德立場有任何改變，或是我多年來加諸自己和我的藝術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製有任何改變，而是因為和威脅全人類的巨大致命危險相比，其餘一切都變得次要。”
接下去我寫道：
核武的危險給世人帶來痛苦，這一痛苦正日漸加深……我多麽希望世界各國都發起強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由所有的母親發起，以打動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災難的人！
凡是相信人類尊嚴的人此時應該行動，促進各民族間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對峙強權之間真誠的和解。今日的聯合國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讓我們賦予它所有權力，為了全人類的福祉采取行動。也讓我們熱切祈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驅散籠罩我們的烏雲。
之後那幾年裏，我利用每一次有意義的機會倡議和平，並且加入了好幾個組織的協會，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協會，該組織致力於喚起世人察覺核武戰爭的威脅。然而，我對自己的努力並不滿意。我覺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裏，音樂是唯一的武器，我自問，如今善用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麽？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成形。這個計劃和我的那出神劇《馬槽》有關，二戰期間我在普拉德為這出神劇譜寫了音樂。既然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類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時刻，還有什麽更好的工具能供我采取行動？我決定帶著這部神劇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揮這部作品的演出，作為我個人為了促進國際間的了解與世界和平所發出的訊息。
一些朋友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擔心這份工作會令我過於勞累。他們認為我已經快要八十五歲了，這當然是事實。可是我覺得，正因為我在世上的時間已經不多，我更有理由趁著我還有點兒力氣的時候采取行動。一九六二年初，我宣布要用《馬槽》來展開我個人的和平聖戰。
“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個藝術家，”我這樣聲明，“作為一個人，人類同胞的福祉就是我的首要義務。我將致力於用音樂履行這一義務，音樂是上帝賜給我的工具，因為音樂超越了語言、政治和國界。我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也許很小，但至少我將為我神聖的理想獻出一切。”
我說這些演出的收益將全部捐給我成立的一個基金會，促進和追求人類尊嚴、博愛與和平的理想。
在我的和平聖戰中，《馬槽》的第一場演出在舊金山舉行，地點是戰爭紀念歌劇院，那是大戰結束時，各國簽署《聯合國憲章》之地。大廳擠滿了觀眾，好幾百人站立著，觀眾對音樂的反應顯示出他們了解其意蘊，並且熱切地分享我對世界和平的渴望。
不管我帶著《馬槽》到何地演出，觀眾的反應都一樣熱烈，而我演出過的地方遍及北美、南美，以及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匈牙利、以色列和十幾個其他國家。不論在何處，眾人一致流露出對和平的渴望，渴望和人類同胞共同建立一個誓言促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在我眼中，每一場演出都重新證實了我的信念，亦即分隔世人的不是世界各民族本身，而是他們的政府人為造成的藩籬。
有兩場演出讓我記憶特別深刻。這兩場演出在對比極為鮮明的情況下舉行，然而二者之間卻有一種特別密切的關係。其中一場的演出場地是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另一場則是在法國南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上。
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那場演出於一九六六年秋天舉行，接近我九十歲生日，那次演出是為了紀念托羅格加泰羅尼亞大會九百周年。那場大會具有重要曆史意義。歐洲大陸上最早的議會和代議製政府形式就衍生自這個大會。那場大會的宣言“天主之和平與休戰”呼籲不再用戰爭平息各國之間的紛爭，並且呼籲各民族和平共處。想想看，此宣言出現在聯合國成立將近一千年前！我為了紀念此事而在那座古老的神殿指揮《馬槽》，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
在聯合國總部的那場演出則是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下旬。我上一次在聯合國登台演出，已是五年之前，二戰結束也已將近二十年，然而，和平仍舊顯得遙遠。大家對古巴導彈危機記憶猶新，當時全世界瀕臨一場核武災難，越南已出現即將爆發內戰的前兆。誰知道前方還會有什麽樣的危險？憂慮令我心情沉重，然而，那個場合的性質又給了我希望。
我向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吐露了這種心情，在我那部神劇某次排練之後，他親切地請我到他辦公室去休息。我們談話時，我注意到一張桌子上展示著聯合國各成員國的迷你國旗。“這太棒了！”我向吳丹說，“每天都能看見那一個時刻的象征，世界各國能夠並肩而立，自由平等，和平共處！”在我返回波多黎各之後，一個包裹送達我那兒，裏麵是聯合國各國的國旗！那位善良而盡職的秘書長把這些國旗寄來給我當作禮物。如今這些國旗就掛在我聖多塞家中客廳的牆上。
在聯合國那場音樂會上，我說了一段話，結語是：“音樂是美妙的普世語言，應該是人類溝通的源頭。我要再度敦促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同行，用他們藝術的純潔為人類效勞，將全人類如兄弟般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每一個人盡可能地做出貢獻，直到這一理想在榮光中達成。”
一個月之後，人類對和平的希望遭受駭人的打擊，令全球各國同感悲傷。就在那時，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
我第一次見到肯尼迪總統是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他邀請我去白宮演出。我仰慕肯尼迪總統已久，在我眼中，他展現出理想主義和領導力的特質，世界麵臨危機之際，迫切需要這樣的特質。他當選之後，我寫信給他，表示樂見他勝選，並視之為全人類的吉兆。我也提到熱切希望他所信奉的原則——自由與人類尊嚴——能夠加速民主重回到我深愛的祖國。肯尼迪總統回信給我，親切地感謝我對他所展現的信心。
然而，盡管我敬仰肯尼迪總統，但是我猶豫著是否該接受去白宮演奏的邀請。我不希望自己的演出被視為我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我決定造訪白宮，這也許能促進我努力追求和平，並且能再次向總統提起西班牙的自由問題，這些考量應淩駕於一切。我寫信給肯尼迪總統，接受他的邀請，在信中我寫道：“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致力於和平，以全人類得享正義、互相了解和自由為基礎。這些理想一向也是我的理想，並且影響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讓我做出放棄公開演奏的聲明。”
那場音樂會在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舉行，距離我首次在白宮演出將近六十年。那是我一生中意義最重大的事件。在宴請波多黎各馬林總督的晚宴之後，大約一百五十名賓客聚在白宮東廂，我的朋友霍佐夫斯基和施奈德與我合奏室內樂，包括門德爾鬆、舒曼和庫普蘭的作品。節目結束時，我打斷了觀眾的掌聲，說：“現在我想要演奏一首加泰羅尼亞民謠。”接著我演奏了《白鳥之歌》，西班牙流亡者的主題旋律，以表達我心中最關切之事，亦即我同胞的自由。然後我走到總統身旁，我們互相擁抱。
那天稍早，在肯尼迪總統的邀請下，我在白宮與他私下會晤。他帶我到一個小房間，我們坐下來談話。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他是那麽自然而不造作，那麽年輕，卻又深具智慧和人性。“說來奇怪，”我對他說，“我覺得我好像認識你一輩子了。”他說是的，他也有同感。
通常在這種場合，總會有秘書來來去去，你會感覺到時間的壓力，可是這一次沒有這種情形。過了一會兒，我說：“總統先生，我占用你太多時間了。”他回答：“請別這樣說。這是我的榮幸，請讓我們繼續談下去。”我說：“謝謝，我很感激。”
我們談起許多事，談起他的經曆和我的童年，談起世界上的嚴峻情勢。我提起西班牙的事。我告訴總統，對於美軍在西班牙設立基地，以及佛朗哥從民主國家得到援助，我深感痛心。他嚴肅地聆聽，臉上的表情反映出他的同情。他告訴我，一個總統難免承接了一些問題，無法總是按照自己最渴望的方式行動。他說就他權力所及，他將努力在世界各地鞏固和平與自由。我真心覺得這個人會盡他所能地來幫助我的同胞。最後我說：“總統先生，我不能再繼續占用你的時間了。”我堅持離去。
那天晚上，因為我和演出同伴在表演前沒有用餐，總統夫婦安排了一個小型的私人晚宴。晚餐快結束時，總統助理捎了一則訊息過來。肯尼迪總統對我說：“實在非常抱歉，可是有件事需要我去處理。”於是他就走了。
那天晚上很冷，可是肯尼迪夫人堅持要送我和瑪蒂妲上車。她沒有穿大衣，身上穿的是件晚禮服，我擔心她會著涼。我請她不要到外麵來，可是她說：“總統一定希望我這麽做，而我自己也想這麽做。”她站在那裏，在寒氣中，等著我們的車駛離。
第二天早上，一束由總統夫婦贈送的燦爛鮮花送抵我和瑪蒂妲下榻的飯店。那束花裏附了一封總統的信，在信中，他極為親切地對我們共度的那個夜晚表達了謝意。
回到家裏，我寫信給肯尼迪總統：“上周一晚上，我用我的整顆心來演奏，十一月十三日這一天對我將永遠具有一種特殊意義。關於我們對和平與自由所懷抱的理想，我的造訪以及和你的交談加強並證實了我的信念與希望。謝謝你，總統先生。”
我隻在另一個場合中再次見到肯尼迪總統。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他應馬林總督之邀前來波多黎各訪問。我參加了在總督官邸宴請肯尼迪總統的晚宴。他在致辭中向我致敬，讓我深受感動。那年秋天，他捎信來，通知我他想頒發總統自由勳章給我，並邀請我去華盛頓接受頒獎。就在預定頒獎日前不久，他遇刺身亡了。
因為瑪蒂妲知道這個可親而偉大的人對我的意義，起初她瞞著我不讓我知道。那一整個下午都有朋友來看我，可是瑪蒂妲要他們別告訴我發生了什麽事。我在那天晚上得知了消息。這一生中，我見過許多苦難和死亡，但我從未經曆比這更可怕的時刻。有好幾個鍾頭我無法言語，仿佛這世界美麗而無法取代的一部分突然被撕毀了。這個年輕的父親和勇敢的領導者，人類希望之所寄，在馬路上被一個刺客的子彈擊倒，這是多麽悲劇性的恐怖事件！多麽荒誕的瘋狂！
有誰知道假如肯尼迪總統還活著會發生什麽事？當然，單單一個人無法掌控所有國家的命運，然而在他擔任總統的短暫期間，你可以感覺到他在努力撫平世上的傷口和衝突。自從他死後，我們目睹了何等殘暴的爭鬥！假如他沒死，多少在越南村鎮和叢林中喪命的人也許還會活著！
有時我環顧四周，感到全然無望。在當今世界的混亂中，我看見對生命價值的不敬。我們四周處處是美，可是多少人無視它！他們對眼前的奇跡，似乎視而不見。世人行色匆匆，卻很少思考他們正走向何方。他們隻為了刺激而尋求刺激，仿佛他們既失落又絕望。他們不懂得享受生活中自然、寧靜、簡單的事物。
每一秒我們都活在這個宇宙一個新的瞬間，一個獨一無二的瞬間，之前不曾存在，將來也不會再有。而我們在學校裏教導孩子什麽呢？我們教他們二加二等於四，教他們巴黎是法國的首都。什麽時候我們才會教他們認識自己？我們應該對每一個孩子說：你知道你是什麽嗎？你是個奇跡。你是獨一無二的。全世界，沒有另外一個孩子跟你一模一樣。在過去那幾百萬年中，從未有過另一個跟你一樣的孩子。看看你的身體，那是何等的奇跡！你的腿，你的手臂，你靈活的手指，你移動的方式！你可以成為一個莎士比亞，一個米開朗琪羅，一個貝多芬。你有能力成為任何人。是的，你是個奇跡。當你長大，你能傷害另一個跟你一樣是個奇跡的人嗎？你們必須珍愛彼此。你們必須努力，我們全都必須努力，讓這個世界配得上它的子民。
這一生中，我目睹了那麽非凡的改變和進步！在科學、工業、太空探險上有那麽驚人的進展！然而饑餓、種族迫害和暴政仍舊折磨著這個世界。我們依然表現得像野蠻人一樣，害怕自己在這個地球上的鄰居，我們武裝起來對付他們，他們則武裝起來對付我們。活在以殺戮為法則的時代令我悲痛。何時我們才會習慣我們乃是人類的事實？
愛自己的國家是件自然的事，可是這份愛為何應該止於邊界？我們屬於同一個家庭，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兄弟都有責任。我們全都是同一棵樹上的葉子，而這棵樹就是人類。
不久之前，我和瑪蒂妲在濱海的塞巴村蓋了一棟鄉間小屋，距離聖胡安大約八十千米。我們將那棟小屋命名為“馬槽”。它高高地坐落在山丘上，在蔗園之中。在我們下方，一大片海洋伸展開來，海岸線上鑲著棕櫚樹，綠色的島嶼露出海麵。那裏的天空美得不可思議，我從未見過這般的落日和這麽奇特的雲層！一整天風都從海上吹來，據說我們就在整年拂過大西洋的信風路徑上，五百年前同樣的風把哥倫布從西班牙帶到這兒來。那風偶爾會變得非常強勁，我們的屋頂被鋼索固定在地上，有時那些鋼索在夜裏哼唱，就像一件奇怪的樂器。
如今當我們在波多黎各，隻要可能，我們就在“馬槽”度過周末。我那麽喜愛那地方！它讓我想起聖薩爾瓦多。我們親愛的朋友古艾托夫婦——羅莎和路易，常常陪伴我們，晚上我們四個一起玩骨牌。羅莎是我的搭檔，她很會玩牌。我們隨時記錄得分，而羅莎和我通常都領先瑪蒂妲和路易很多。“不要氣餒，”我跟他們說，“等我一百歲的時候，你們就能贏過我們了。”
我跟瑪蒂妲移居波多黎各之後不久認識了古艾托夫婦，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我們的密友。在我們去參加音樂節，或是當我帶著《馬槽》巡回演出時，他們經常陪我們同行。我們剛成為朋友時，我並不知道路易的兩個叔叔曾在西班牙和忠於共和政府的軍隊並肩作戰，其中一位名叫古艾托，是位指揮巴斯克戰線的中校，後來他的兩個叔叔都被法西斯分子俘虜並槍決。路易的父親奧古斯都是波多黎各的商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失去了他的生意，因為他把時間全用在實現共和國的理想和創立組織上。他在共和國失敗後身故，他最後惦記著的仍是西班牙，他最後的手勢是舉起拳頭來敬禮，那是忠於共和政府之人的敬禮方式。
我仍密切注意西班牙的情況。每個星期我都會收到一個從巴塞羅那寄來的包裹，裏麵全是從各種報章雜誌上剪下來的文章，包含所有我可能感興趣的新聞，不管是政治、文化、經濟、體育。這些剪報是我一個加泰羅尼亞朋友寄來的，隻有在他來普拉德時我才會見到他。他並不富有，但他將此事視為他的職責，每周把剪報寄來給我，沒有缺過一次。
我繼續擔任西班牙難民救援會的榮譽主席，該組織於二戰後在紐約成立，它幫助那些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流落法國的西班牙難民。雖然在我的流亡同胞中，許多人已經在法國找到工作，或是在拉丁美洲定居，但在法國仍然有幾千名生病、衰老、貧困的難民，許多人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或是後來跟盟軍一起對抗希特勒，在戰爭中因傷致殘。他們大多數住在法國南部，住在貧民窟或鄉下的陋舍裏，生存環境令人心碎。他們隻有最簡單的必需品，很多人靠著每日不到五十分錢的收入過活。我寄給他們食物、衣服、醫療用品、購買煤炭和木柴的錢，或是給他們孩子獎學金，這不是做慈善，因為，唉，虧欠這些男男女女的恩情永遠償還不了。
許多人忘了在西班牙發生的事。他們不去想那些為了追求自由而犧牲一切的難民。然而，正義和道德要求我們記住這些事，尤其要記住西班牙人民仍舊活在暴政的奴役下。最近，在尼克鬆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言及西班牙的情況。我再度陳述渴望見到我受苦已久的國家恢複民主，並重申我對獨裁政權——那個在希特勒與墨索裏尼扶植下建立的政權的憎惡。我在給尼克鬆總統的信裏寫道：“但願以爭取自由聞名的美國將重新評估對佛朗哥政權的態度，以決定是否該延續過去這三十年來的做法，繼續支持西班牙嚴苛的獨裁政權。”我從尼克鬆總統的助理那兒收到一封含糊其詞的回信。
當然，最近幾年來有重要的發展。對抗獨裁政權的努力在西班牙各地變得更強更多，在大學生、工人、知識分子、神職人員之間，他們迫使該政權做出一些讓步。佛朗哥掌權之後許多年都不允許人民提起我的名字，如今西班牙報章上甚至會有關於我的文章。當然，那些文章隻提起我的音樂，從來不提我的政治意見。最近我的朋友造訪紐約的西班牙旅遊局，他們拿到的宣傳資料稱我為西班牙知名公民，卻絕口不提我流亡在外！
不久之前，一個來到波多黎各的朋友說他已經離家三個多禮拜，開始想家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告訴他，“我離家已經三十多年了。”
也許我再也見不到加泰羅尼亞。多年來，我一直相信自己死前還能見到我所愛的故鄉重獲自由，現在我沒有把握了。我知道那一天終將來臨，而我為此感到歡喜；但我也許無法活著看到那一天，這又令我悲傷而遺憾。
畢竟，我已經活得相當久了，我並不指望能永遠活下去。望向死亡，我心中並無恐懼，這是件自然的事，就跟出生一樣自然。但我的確帶有遺憾，我為留下這個處境如此悲哀的世界感到遺憾，我為瑪蒂妲、我的家人和朋友將會感到悲傷。
當然，我會繼續演奏、練習。我想假如我再活個一百年，我也還是會這麽做。我不能辜負我的老朋友：大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