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跋涉多遠，經過陌生的國度，感覺如此疲憊。
這個充滿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劇性的逃亡，看著難民大批逃離故鄉！每一場大逃亡都是人類苦難的長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難民的逃亡尤其駭人。在嚴冬中，五十多萬名難民越過比利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過山中狹路。離開巴塞羅那的路上全是大批難民，有些搭乘汽車、卡車和馬車，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徒步而行，帶著少得可憐的隨身物品。許多患病和年邁之人在這個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裏，在冰冷的雨雪中，難民睡在鄉間道路上，或是公路旁邊的原野上。逃往法國邊界的途中，他們挨餓受凍，還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飛機的轟炸。
而西班牙最優秀、最高貴的人民就在這批難民當中，士兵和詩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農民，他們擁護自由，不願向暴政低頭。
你或許會以為當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達法國後，他們會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卻並非如此。法國的達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們對這群反抗法西斯的難民沒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願地給予西班牙共和國人民政治庇護，乃是迫於輿論壓力。這些邊境發生的事，都是那些飽受驚嚇來到巴黎見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我們的同胞被送進有武裝警衛的集中營裏，”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們是敵人或罪犯。”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可是沒多久我就親眼看見了那些集中營。
我在內戰即將結束前抵達巴黎，我親愛的朋友莫裏斯·埃森伯格夫婦堅持要我住在他們家。他們以善良心靈的溫暖，滿懷愛心地照顧我。然而，再多的關懷也無法撫平我心中的痛苦。席卷祖國的那場災難淹沒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展開的報複行動，也知道有幾千名男女遭到監禁或處決。暴君和邪惡之人把我心愛的國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起初我不知道我兩個弟弟和他們家人的情況，我聽說法西斯部隊占領了我在聖薩爾瓦多的家。想象這些事情實在太過可怕，但我無法將它們從腦海中逐出。這些事在我心中洶湧起伏，仿佛自己淹沒其中。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放下所有的窗簾，坐著凝視黑暗。也許我希望在黑暗中遺忘這一切，從而減輕痛苦。然而，無窮無盡的景象在我眼前閃過：我在戰爭中目睹的恐怖、兒時的情景、親愛之人的臉孔、廢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婦孺。我在房間裏待了好幾天，走不出房門。我沒辦法見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談。也許我正瀕臨瘋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
最後，埃森伯格夫婦說服我跟一位來自巴塞羅那的老友瓜羅見麵。後來他告訴我見到我時他有多麽震驚，他幾乎認不出我來。他跟我談了好幾個鍾頭。“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說，“你得馬上離開。”他勸我到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去，在靠近西班牙邊界的法屬加泰羅尼亞。這個村莊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裏很多人都會說我們的語言。”他說，“你會覺得自己是在加泰羅尼亞。”我說這沒有用，但他很堅持。“你會跟那附近難民營裏的同胞靠得很近。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迫切需要幫助。”最後我同意前往。
於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來到了普拉德。當時我無法想象自己將會在這個比利牛斯山的小村鎮上度過十七年歲月。盡管心懷悲傷，但我還是在周遭環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紅瓦白牆的房舍，還有當時正在開花的金合歡，普拉德就像我兒時熟悉的加泰羅尼亞村莊。鄉間的風景我也同樣熟悉，果園和葡萄園構成的美麗圖案，峭壁聳立的荒野山巒，古老的羅馬時期的碉堡和中古時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邊，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鄉的翻版。的確，幾世紀以前，這個地區曾經是加泰羅尼亞王國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僅有的一家旅館租下一個房間。旅館名叫豪華旅館，設備也許不算堂皇，但是從我的小房間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國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聳入雲，這座壯麗的山對加泰羅尼亞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深愛的加泰羅尼亞詩人哈辛托·貝達格爾就曾用詩歌歌頌它。山頭上棲息著聖馬丁修道院，孤絕而雄偉，是居弗瑞公爵於十一世紀時所建。這位公爵的曾祖父創立了加泰羅尼亞王朝，根據傳說，他設計了加泰羅尼亞的旗幟，黃底上有四道紅色條紋。他在戰役中受了重傷，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畫出四道條紋，宣稱：“這就是我們的旗幟。”
抵達普拉德後不久，我去了幾座難民集中營。在那兒附近有好幾座，分別位於裏夫薩爾特、維爾內、勒布盧、塞普特豐德、阿赫萊斯，西班牙難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兒。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於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景象。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動物一樣群居在一處，四周被帶刺的鐵絲網圍住，住在——如果你認為這樣也稱得上是“住”的話——帳篷和搖搖欲墜的陋舍中。那裏沒有衛生設備，也沒有醫療設施，缺乏飲用水，幾乎沒有足夠的食物讓住在裏麵的難民免於挨餓。阿赫萊斯的難民營就很典型。十多萬難民群聚在海灘沙丘之間的空地上。雖然是冬天，卻沒有任何遮蔽，許多人在濕濕的沙地裏挖了洞，抵禦驟雨和寒風。他們用來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盡了，許多人由於露宿、饑餓、疾病而死。在我抵達時，佩皮尼昂的醫院裏仍舊滿是病患和瀕死之人。
看到那些難民營裏的可怕情況時，我知道我隻有一個任務。連同幾個跟我一樣幸而能擁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著手組織為難民提供幫助。豪華旅館的房間成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開始寄信給在法國、英國、美國的各個組織及個人，我自己就寫了好幾百封，敘述這些難民的悲慘處境，請求對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我們得到的回應十分熱烈，食物、衣服、醫療用品和金錢湧至普拉德。我們不停地工作，夜以繼日，繼續處理無盡的書信，把一箱箱物資裝上卡車，送到那些難民營去。有時我會跟著卡車到難民營去，協助發放物資。當然，物資遠遠不夠，迫切需要這些物資的人有那麽多！
我盡可能常去難民營。盡管那些苦難慘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後我夜裏都無法入睡，但是我知道營中的難民多麽渴望有一個住在營外的同胞跟他們交談。我開始跟許多難民通信，因為路途遙遠，我無法定期去探視那些住在遠處集中營裏的難民。我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寫信和卡片，寄救濟金給他們，給他們一句鼓勵的話，試圖借此減輕他們的苦難。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麽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麽感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何等的勇氣和尊嚴來承受他們的命運！
一段日子之後，加泰羅尼亞詩人霍安·阿拉韋德拉加入了這項工作，在巴塞羅那時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藝。在共和國時期，他曾是總統康帕尼斯的助手，戰爭結束時，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穿過邊境逃脫了。他很熟悉難民營裏的情況，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自己就曾在難民營裏住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盡了辦法才出來。如今他也在豪華旅館租下一個房間，與我相鄰，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夥伴。他尤其關心我的健康，當時我有嚴重的頭痛及眩暈的毛病。他認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當然，我無力做得太多，事實上，和難民營中的人相比，我過得是多麽舒適！他給了我一根手杖，萬一我夜裏需要幫助，可以敲敲房間的牆壁。
偶爾，為了籌到足夠的救助基金，我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舉行慈善音樂會。我接獲許多邀請，要我去其他國家演奏，但我無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離開都不過幾天而已。再者，我當時覺得演奏真是很困難，因為我寫了太多信，以至於雙手容易顫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半年，我擔心的災難降臨了，我曾經發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進軍西班牙，將會發生什麽事。希特勒入侵波蘭，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和美國的音樂家及友人紛紛寫信給我，勸我離開法國，到他們的國家定居。他們如此關懷我的福祉，並給予讓我繼續從事音樂工作的良好機會，我深受感動。我記得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邀約，以大約二十五萬美元的酬勞請我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時候，此刻我都更應該留在法國。我的音樂事業在法國展開，在那之後世上所有的門都為我敞開，我許多親愛的老友和舊識都在這裏。這裏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她蒙難之際，我怎麽能夠離開她？更重要的是，我對難民營裏那些同胞負有責任。我繼續跟那些難民一起工作，偶爾舉辦慈善音樂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戰情出現不幸的轉折，使我麵臨一個重大的新情況。希特勒的軍隊突然轉向西方，一個月之內，他們橫掃了荷蘭和比利時，並且深入法國。盟軍在各戰線節節後退。法國的抵禦似乎就要瓦解，傳言是因為高階人士賣國。六月初的某天，我們接獲消息，說德軍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國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國就要投降了。也有報道說佛朗哥隨時會對法國宣戰，跨越比利牛斯山，占領法屬加泰羅尼亞。
阿拉韋德拉和我決定離開普拉德，如果留下來，顯然我們將落入納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聽說我們能夠搭船離開，尚普蘭號會從波爾多駛往美國，隨時可能啟程。可是我們要如何抵達波爾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眾交通運輸方式全部停擺。阿拉韋德拉找到兩位願意跑一趟的計程車司機。我們燒掉檔案中所有的書信，因為我們害怕會連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軍隊進入普拉德，他們可能會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點兒個人物品之後，我們連同阿拉韋德拉的妻兒和幾個朋友，一起搭乘兩輛計程車離開了。
在波爾多我們見到一片混亂。好幾千人在城裏亂跑，許多人是為了躲避德軍而向南方逃，試圖離開這個國家。街道上滿是載著家具和其他個人物品的卡車、馬車和汽車。到處都極端混亂。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說納粹的裝甲師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說這座城市很快就會遭到轟炸。阿拉韋德拉設法為我們這群人取得護照，我病得太厲害，幫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爾托就在波爾多，前去拜訪。阿拉韋德拉知道柯爾托認識法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請他幫助我們，可是柯爾托竟然說他無能為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病得有多重，他隻說：“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祝他安好。”柯爾托並沒有來看我。當時我無法理解他的行為，然而沒多久，柯爾托就成為與納粹合作的通敵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樣對我。有些人出於恐懼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實在很可怕。
阿拉韋德拉還是設法替我們弄到了護照和尚普蘭號的船票。當我們正準備前往碼頭時，壞消息傳來：德軍的飛機把尚普蘭號炸沉了！
我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們全都又餓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爾多找到旅館房間或其他棲身之處——就連在咖啡館都買不到食物。我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普拉德。我們又回到計程車上。回程顯得無比漫長，路上擠滿了軍隊和難民，我們的車子緩緩爬行，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裏我們睡在車上，終於在第二天午夜抵達普拉德。
當我們把車開到豪華旅館前麵時，發現大門緊鎖。阿拉韋德拉用力敲門，旅館老板在一扇窗戶裏張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們回來的原因，老板說我們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阿拉韋德拉問我們能否要幾張床過夜，並告訴老板我生病了。
“德軍隨時可能抵達，”老板說，“要是他們知道我曾經收容卡薩爾斯怎麽辦？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的敵人，我得顧及我的家人。”
此時鄰近一家煙草店鋪的老板被我們吵醒了，他願意收留我們過一夜。“你們得理解一下，”他說，“我沒有多餘的床鋪，可是你們至少不必露宿街頭。”
於是我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許多年來，眾人都對我十分慷慨，給了我許多禮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個煙草商讓我們在他樸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為珍貴。
第二天，我們在普拉德的一間公寓找到暫時棲身之處，不久後，我們設法在鎮郊租到一棟房屋。那是棟小小的雙層樓房，離街道有點兒距離，周圍是迷人的古老庭園和樹木。阿拉韋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樓，我搬進屋簷下的房間，帶著我的大提琴和我買的一架舊鋼琴。這棟屋子叫作科雷特別墅，往後十年我就住在那裏。
隨著法國投降，維希政府[1]在年邁的貝當元帥的領導下成立，我們在普拉德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雖然法國南部尚未被納粹占領，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敵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權力。我再度試圖盡可能地協助集中營裏的西班牙難民，在佩皮尼昂、馬賽和其他城鎮舉行慈善獨奏會，可是要幫助他們越來越難。那些難民的惡劣處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許多人被迫在所謂的勞動大隊工作，那其實比有組織的奴役好不到哪裏去。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身邊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民眾公然對我表現出敵意，另一些原本與我友好的民眾從我身邊經過時會別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知道他們害怕若跟我有關聯，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澀的日子，我不時覺得衰老且與世隔絕。
事實上，外界顯然也有些人與人隔絕了，至少可以說他們無從得知我的情況。後來我聽說美國刊載了一篇報道，大意是說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裏受苦，等待處決！是的，事情永遠可能比實際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寫了一封信給《紐約時報》否認那則謠傳，說我仍是自由之身，並且不時為難民舉辦慈善獨奏會，那時埃森伯格已經移民美國。
當然，生活並不全是那麽淒涼。我想，即便是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活也不會全然淒涼。普拉德居民當中有少數朋友還是會偷偷來看我，他們的來訪溫暖了我的心。再說，我有阿拉韋德拉和科雷特別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還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羅尼亞人和我保持聯係。其中之一是我親愛的老友——詩人加索，他是共和國時期加泰羅尼亞政府的文化部長。有一次，我們長久的戰友情誼給我們帶來了麻煩！跟加索為友期間，我們總是能給彼此靈感，隻要我們聚在一起，就會想出令人興奮的主意。在普拉德時，有一天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主意。距離鎮上幾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腳下，坐落著古老的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那是一棟建於九世紀的加泰羅尼亞修道院，在中古時期成為藝術與宗教中心。後來幾個世紀裏，這座被廢棄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變得破敗。在西班牙共和國時期，加泰羅尼亞裏波爾鎮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鍾架設在修道院的塔樓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們現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鍾敲響，就能作為一種愛國的表示，讓我們的同胞知道加泰羅尼亞的愛國精神永遠不死。這是個多好的主意啊！於是我們就去把鍾敲響了。那一刻我永遠難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詳的柱子和拱門之間，陰影下的回廊石板已經被磨損，而洪亮的鍾聲響徹四周的山坡！可是維希政府當局不像我們那麽欣賞那一刻。當他們從當地居民那兒得知我們做的事，一場風波湧起，佩皮尼昂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我和加索是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指稱我們是刺客！當然，我們什麽也不是。我們一個是加泰羅尼亞詩人，一個是加泰羅尼亞音樂家。
當時我們唯一的定期消息來源是維希政府的宣傳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報紙。讀這些報紙令人無比沮喪，就跟收聽維希政府所掌控的廣播一樣。不過，我們還有另一個非官方的消息來源，那就是英國廣播公司，就算在最艱苦的時刻，它總能維持我們的士氣，鼓舞我們的希望。我們那麽珍惜倫敦播送的每一則夜間新聞！一九四一年，我們從英國廣播公司得知俄國和美國加入了對抗軸心國的戰爭，那時我們就知道擊潰法西斯黑暗勢力隻是時間問題。次年我們也是從英國廣播公司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包括盟軍軍力提升、納粹在斯大林格勒慘敗、英美聯軍在北非大勝。聽到這些新聞我們是何等雀躍！
然而，後來的發展衝淡了我們的喜悅。那年冬天，希特勒預期聯軍將會在歐洲大陸登陸，為了自保，他占領了整個法國南部。德軍駐紮在普拉德，我頭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著令人憎惡的納粹標誌的人當中。自從希特勒在德國掌權，我就拒絕去德國演奏，德國是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對我而言原本是那麽親切。現在納粹來到了這兒，我們可以說是德軍的俘虜。
如果說在那之前我們的處境很艱難，那麽如今我們的處境就是幾乎無法忍受。納粹一直監視阿拉韋德拉和我，他們知道我們與法西斯主義為敵。再者，法國鄉間的抗德遊擊隊開始行動，有西班牙難民加入他們，這些難民有的是從集中營逃脫，有些則是偷偷越過了比利牛斯山。德軍懷疑我們跟這些遊擊隊有聯絡，納粹的秘密警察定期來搜查我們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們希望找到什麽。不過話說回來，我當然猜不出這種人的內心在想什麽。總之，他們讓我知道，假如他們果真找到想要的東西，那麽我就有苦頭吃了。一個偽裝跟納粹交好的法國人告訴我，阿拉韋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納粹黑名單前列，必要時他們會逮捕或處決我們。
我一直認為自己會被逮捕。可是，也許納粹害怕此舉會引起輿論的責難，他們知道我在世界各國有許多朋友。例如，納粹占領普拉德之後不久，美國一群知名音樂家就曾經請求德國政府讓我離開法國，並且準許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這群音樂家包括指揮家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奧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納粹德國，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舊以愛樂人士自居。
雖然我有人身自由，我隻算是遭到軟禁，但是我的生活實際上已經處於掙紮求生狀態了。在納粹來之前，食物就已經很匱乏；如今在納粹統治下，食物配給變得更加嚴苛。他們把物資分配給討他們喜歡的人，不在乎其餘民眾挨餓。在科雷特別墅，我們大多時候靠水煮蕪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維生。牛奶或肉類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如果我們找到一兩顆馬鈴薯，就值得慶祝了。我們生病也沒有藥物。在冬天裏的另一個麻煩是寒冷。我們沒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會出門，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從樹上掉落的樹枝。我在室內室外都穿著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風濕病開始折磨我，雖然我仍堅持練習，但是演奏大提琴對我來說日漸困難。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發生了一件事，事後回顧，我認為這件事對支撐我度過剩餘的戰爭歲月有很大幫助。當時我開始譜寫那部神劇《馬槽》。在那種局勢下，我心中無疑需要從事這類工作。不過，決定譜寫這出神劇是個偶然的際遇，這種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韋德拉和我從友人處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籌辦一個加泰羅尼亞語言與詩歌藝術節，將給以加泰羅尼亞語寫作的作品頒獎。阿拉韋德拉提交了一首詩，這首詩寫在他從西班牙越過比利牛斯山時隨身攜帶的筆記簿裏，他沒有告訴我這件事。那是好幾年前他在巴塞羅那寫的長詩，為了他五歲的女兒瑪西亞而寫。事實上，他是應女兒的要求寫的，讓他們能在聖誕夜時於他們搭建的迷你馬槽邊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藝術節上，阿拉韋德拉的詩獲得一等 獎。當我聽見那首詩在藝術節中被朗誦，深深被它的美感動，它是那麽簡單，卻又那麽深刻，一如耶穌誕生的故事本身。於是我下定決心，要給這首詩的文字譜上曲。我沒把這件事告訴阿拉韋德拉。藝術節隔天，我偷偷在房間裏開始譜曲。下一個月是六月，在阿拉韋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擁抱他，祝他生日快樂，然後說我要送他一件令他驚喜的禮物。我領著他到鋼琴旁邊，彈奏那首曲子的開頭片段，同時唱出他那首詩的文字。然後我跟他說我計劃給整首詩譜上曲。
接下來兩年裏，我都在譜寫這首曲子。要維持工作進度並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時候我過於饑餓、疲倦，無法好好專注在音樂上。不過，每天早晨，趁著我精神最好的時候，在鋼琴上彈過巴赫之後，我就努力作曲幾個小時。盡管我們生活物資匱乏，承受著疑懼和憂傷，但作曲滋養著我的精神。在戰爭的殘暴當中，我寫著關於那位“和平之子”的音樂，就算人類的苦難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類漫長苦難結束的一日，而人類終將獲得幸福。
每當聖誕節來臨，我和朋友會以我那出神劇已完成的部分為基礎，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我們聚在我房間裏，圍著鋼琴唱歌，唱著約瑟夫和那些漁夫、工匠、農夫，此外還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們在駱駝與牧人的合唱中齊聲唱出那個哀傷的疑問：
我們要越過的山嶺
是多麽陡峭……
我們要跋涉多遠
經過陌生的國度
感覺如此疲憊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間譜寫《馬槽》，聽見一輛車停在房前。我從窗戶望出去，三名德國軍官下車走近房子。他們敲了前門，問我是否在家。我擔心朋友或許會隱瞞我在家的事實，怕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於是我朝著樓下喊道：“請他們上來。”當我聽見上樓的腳步聲，心想這也許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軍官進了我的房間，他們並攏鞋跟，行了希特勒的舉手禮。兩名軍官還很年輕，另一名是中年軍官，全都穿著幹淨的製服和閃亮的靴子。他們是營養充足的壯漢，似乎把我的小房間給塞滿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舉止有禮，甚至帶著尊敬。
他們說：“我們是來向你表示敬意的。我們十分仰慕你的音樂，曾經從父母那裏聽說過卡薩爾斯，他們曾聽過你的音樂會。我們想知道你是否過得舒適，是否缺少什麽東西。也許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說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麽。我心中納悶他們究竟有何意圖。
他們好奇地打量著我的房間，其中最年長的那人顯然是領頭的，他問我：“你為什麽留在這樣狹小簡陋的住處？為什麽不回西班牙？”
我說：“我反對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勢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會回去。可是如果我現在回去，我就得表達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說出自己信念的人會被關進監獄，甚至更慘。”
“可是你肯定不會想要住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鎮，這裏甚至沒有人聽你的音樂。”
“我在這裏是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他們旋即切入正題，說道：“你知道，你在德國很受敬愛，人人都知道你的音樂。而我們代表政府來邀請你去德國為德國人民演奏。”
我說：“恐怕我不能去。”
“為什麽呢？”
“因為我對去德國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樣。”
一陣沉默，氣氛緊張。他們交換眼神，我感覺到他們在克製自己。
然後領頭的那名軍官說：“你對德國有錯誤的看法。元首對藝術及藝術家的福祉極為重視，他尤其熱愛音樂。如果你到柏林來，他會親自去聽你的演奏。你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我們接到命令來告訴你，有一列鐵路專車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這些人不像在恐嚇，反而顯得可笑。他們居然以為一列鐵路專車就能改變我的決定！這種想法是那麽粗糙，那麽幼稚。我說：“不，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們要知道，我最近為風濕病所苦，目前無法舉行任何演奏會。”
過了一會兒，他們放棄了說服我的嚐試。
接著，領頭的軍官問我能否幫他們在照片上簽名。我推斷他們是要拿給上級看，證明來過這裏，就照辦了。
“既然我們在這裏，”他又說，“也許你願意賞個臉，為我們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納粹軍官其實是想聽我演奏。
我告訴他，我肩膀的風濕毛病讓我無法演奏。
他走到鋼琴前麵，坐下來，彈了一段巴赫的詠歎調。等他彈完，他說：“我們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嗎？”
我把大提琴從琴匣裏取出，放在床上。
他們盯著我的大提琴看。“這就是你在德國演奏時用的樂器嗎？”
我說是的。
他們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兩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後他們總算離開了。可是他們上了車，並沒有馬上開走，而是在車子裏坐了好幾分鍾，又下車，朝著屋子走回來。我走到門廊上，看看他們想做什麽，他們請我繼續站在那裏，然後照了好幾張相。我猜他們是想拿這些照片作為他們來過此地的另一項證明。之後，他們就開車離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後，普拉德的氣氛一日比一日緊張。法國抗德遊擊隊在周圍鄉間的活動愈加頻繁，德軍以無情的手段猛烈地報複任何疑似協助遊擊隊的人。幾乎每天都聽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質遭到射殺。有一天，一個年輕人偷偷來見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兒訂了婚，是維希政府民兵的一員。他才十七歲，加入民兵團是為了避免被送到德國服勞役。他非常激動。
這個年輕人告訴我，民兵隊長通知他，在普拉德隨時會有大拘捕。民兵隊長說我也在逮捕名單之列。“我們會給那個卡薩爾斯一個教訓，”隊長說，“讓他知道反對我們會有什麽下場。”
那個年輕人很勇敢地為我說話。“卡薩爾斯是個音樂家，不是個政治人物。”他告訴隊長，“如果你傷害他，民眾永遠不會忘記。”他相信這番抗議發生了一點兒作用，但他沒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話，快去躲起來。
我謝謝他跟我說這些，且盡我所能讓他冷靜下來。
在那之後不久，衝突到了頂點。納粹在一次野蠻報複行動中，燒毀了附近一座村莊，槍殺了許多居民。幾個晚上之後，一群遊擊隊員衝進普拉德，攻擊納粹秘密警察總部，殺死了兩名軍官，並擊傷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確信納粹將會在普拉德進行殘酷的報複，鎮上彌漫著恐怖氣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韋德拉和我自忖隨時會被逮捕。
隨後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這件意料之外的事會決定眾人的命運。普拉德的鎮長是個退伍軍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見指揮這一區的德國將領，說他個人願意承擔起普拉德遭遊擊隊突襲的責任，前來自首。德國將軍顯然很佩服這位鎮長的舉動。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鎮長沒有被收押，納粹也沒有對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動！幾個月之後，當德軍從鎮上撤離後，那位鎮長竟被視為通敵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長期監禁。這就是戰爭的荒誕！
普拉德重獲自由之後，那個曾為我挺身而出的年輕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敵。當我得知他被審判，我寫信給法庭的審判長，表示我想做證為他辯護。我被傳喚去佩皮尼昂，在審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輕民兵之外，還有三個年輕人也一並以通敵的罪名接受審判。我跟他們坐在法庭裏同一張長凳上。知道這些年輕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麽令人難過！他們當中有三個人被判死刑，是的，他們被槍決了。隻有我為其做證的那個年輕人得以幸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幾年後獲釋，出獄後他來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說。我跟他說也許我隻是償還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許他也曾救了我一命。
就這樣，在幾千萬生命中，有兩人得以幸存！這個想法能給人多少慰藉？ <hr/>
[1]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後文的貝當元帥擔任政府元首。
這個充滿戰爭和革命的世紀，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劇性的逃亡，看著難民大批逃離故鄉！每一場大逃亡都是人類苦難的長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難民的逃亡尤其駭人。在嚴冬中，五十多萬名難民越過比利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過山中狹路。離開巴塞羅那的路上全是大批難民，有些搭乘汽車、卡車和馬車，另有成千上萬的人徒步而行，帶著少得可憐的隨身物品。許多患病和年邁之人在這個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裏，在冰冷的雨雪中，難民睡在鄉間道路上，或是公路旁邊的原野上。逃往法國邊界的途中，他們挨餓受凍，還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飛機的轟炸。
而西班牙最優秀、最高貴的人民就在這批難民當中，士兵和詩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農民，他們擁護自由，不願向暴政低頭。
你或許會以為當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達法國後，他們會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卻並非如此。法國的達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們對這群反抗法西斯的難民沒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願地給予西班牙共和國人民政治庇護，乃是迫於輿論壓力。這些邊境發生的事，都是那些飽受驚嚇來到巴黎見我的同胞告訴我的。“我們的同胞被送進有武裝警衛的集中營裏，”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們是敵人或罪犯。”我簡直不敢相信居然會有這種事，可是沒多久我就親眼看見了那些集中營。
我在內戰即將結束前抵達巴黎，我親愛的朋友莫裏斯·埃森伯格夫婦堅持要我住在他們家。他們以善良心靈的溫暖，滿懷愛心地照顧我。然而，再多的關懷也無法撫平我心中的痛苦。席卷祖國的那場災難淹沒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展開的報複行動，也知道有幾千名男女遭到監禁或處決。暴君和邪惡之人把我心愛的國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起初我不知道我兩個弟弟和他們家人的情況，我聽說法西斯部隊占領了我在聖薩爾瓦多的家。想象這些事情實在太過可怕，但我無法將它們從腦海中逐出。這些事在我心中洶湧起伏，仿佛自己淹沒其中。我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放下所有的窗簾，坐著凝視黑暗。也許我希望在黑暗中遺忘這一切，從而減輕痛苦。然而，無窮無盡的景象在我眼前閃過：我在戰爭中目睹的恐怖、兒時的情景、親愛之人的臉孔、廢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婦孺。我在房間裏待了好幾天，走不出房門。我沒辦法見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談。也許我正瀕臨瘋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
最後，埃森伯格夫婦說服我跟一位來自巴塞羅那的老友瓜羅見麵。後來他告訴我見到我時他有多麽震驚，他幾乎認不出我來。他跟我談了好幾個鍾頭。“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說，“你得馬上離開。”他勸我到法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去，在靠近西班牙邊界的法屬加泰羅尼亞。這個村莊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裏很多人都會說我們的語言。”他說，“你會覺得自己是在加泰羅尼亞。”我說這沒有用，但他很堅持。“你會跟那附近難民營裏的同胞靠得很近。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他們迫切需要幫助。”最後我同意前往。
於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來到了普拉德。當時我無法想象自己將會在這個比利牛斯山的小村鎮上度過十七年歲月。盡管心懷悲傷，但我還是在周遭環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紅瓦白牆的房舍，還有當時正在開花的金合歡，普拉德就像我兒時熟悉的加泰羅尼亞村莊。鄉間的風景我也同樣熟悉，果園和葡萄園構成的美麗圖案，峭壁聳立的荒野山巒，古老的羅馬時期的碉堡和中古時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邊，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鄉的翻版。的確，幾世紀以前，這個地區曾經是加泰羅尼亞王國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僅有的一家旅館租下一個房間。旅館名叫豪華旅館，設備也許不算堂皇，但是從我的小房間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國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聳入雲，這座壯麗的山對加泰羅尼亞人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深愛的加泰羅尼亞詩人哈辛托·貝達格爾就曾用詩歌歌頌它。山頭上棲息著聖馬丁修道院，孤絕而雄偉，是居弗瑞公爵於十一世紀時所建。這位公爵的曾祖父創立了加泰羅尼亞王朝，根據傳說，他設計了加泰羅尼亞的旗幟，黃底上有四道紅色條紋。他在戰役中受了重傷，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畫出四道條紋，宣稱：“這就是我們的旗幟。”
抵達普拉德後不久，我去了幾座難民集中營。在那兒附近有好幾座，分別位於裏夫薩爾特、維爾內、勒布盧、塞普特豐德、阿赫萊斯，西班牙難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兒。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於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景象。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動物一樣群居在一處，四周被帶刺的鐵絲網圍住，住在——如果你認為這樣也稱得上是“住”的話——帳篷和搖搖欲墜的陋舍中。那裏沒有衛生設備，也沒有醫療設施，缺乏飲用水，幾乎沒有足夠的食物讓住在裏麵的難民免於挨餓。阿赫萊斯的難民營就很典型。十多萬難民群聚在海灘沙丘之間的空地上。雖然是冬天，卻沒有任何遮蔽，許多人在濕濕的沙地裏挖了洞，抵禦驟雨和寒風。他們用來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盡了，許多人由於露宿、饑餓、疾病而死。在我抵達時，佩皮尼昂的醫院裏仍舊滿是病患和瀕死之人。
看到那些難民營裏的可怕情況時，我知道我隻有一個任務。連同幾個跟我一樣幸而能擁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著手組織為難民提供幫助。豪華旅館的房間成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開始寄信給在法國、英國、美國的各個組織及個人，我自己就寫了好幾百封，敘述這些難民的悲慘處境，請求對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我們得到的回應十分熱烈，食物、衣服、醫療用品和金錢湧至普拉德。我們不停地工作，夜以繼日，繼續處理無盡的書信，把一箱箱物資裝上卡車，送到那些難民營去。有時我會跟著卡車到難民營去，協助發放物資。當然，物資遠遠不夠，迫切需要這些物資的人有那麽多！
我盡可能常去難民營。盡管那些苦難慘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後我夜裏都無法入睡，但是我知道營中的難民多麽渴望有一個住在營外的同胞跟他們交談。我開始跟許多難民通信，因為路途遙遠，我無法定期去探視那些住在遠處集中營裏的難民。我每天會花好幾個小時寫信和卡片，寄救濟金給他們，給他們一句鼓勵的話，試圖借此減輕他們的苦難。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麽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麽感激！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以何等的勇氣和尊嚴來承受他們的命運！
一段日子之後，加泰羅尼亞詩人霍安·阿拉韋德拉加入了這項工作，在巴塞羅那時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藝。在共和國時期，他曾是總統康帕尼斯的助手，戰爭結束時，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穿過邊境逃脫了。他很熟悉難民營裏的情況，這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自己就曾在難民營裏住了好幾個星期，後來想盡了辦法才出來。如今他也在豪華旅館租下一個房間，與我相鄰，我們成為形影不離的夥伴。他尤其關心我的健康，當時我有嚴重的頭痛及眩暈的毛病。他認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當然，我無力做得太多，事實上，和難民營中的人相比，我過得是多麽舒適！他給了我一根手杖，萬一我夜裏需要幫助，可以敲敲房間的牆壁。
偶爾，為了籌到足夠的救助基金，我會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舉行慈善音樂會。我接獲許多邀請，要我去其他國家演奏，但我無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離開都不過幾天而已。再者，我當時覺得演奏真是很困難，因為我寫了太多信，以至於雙手容易顫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內戰結束不到半年，我擔心的災難降臨了，我曾經發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進軍西班牙，將會發生什麽事。希特勒入侵波蘭，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英國和美國的音樂家及友人紛紛寫信給我，勸我離開法國，到他們的國家定居。他們如此關懷我的福祉，並給予讓我繼續從事音樂工作的良好機會，我深受感動。我記得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邀約，以大約二十五萬美元的酬勞請我去舉辦一係列音樂會！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時候，此刻我都更應該留在法國。我的音樂事業在法國展開，在那之後世上所有的門都為我敞開，我許多親愛的老友和舊識都在這裏。這裏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她蒙難之際，我怎麽能夠離開她？更重要的是，我對難民營裏那些同胞負有責任。我繼續跟那些難民一起工作，偶爾舉辦慈善音樂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戰情出現不幸的轉折，使我麵臨一個重大的新情況。希特勒的軍隊突然轉向西方，一個月之內，他們橫掃了荷蘭和比利時，並且深入法國。盟軍在各戰線節節後退。法國的抵禦似乎就要瓦解，傳言是因為高階人士賣國。六月初的某天，我們接獲消息，說德軍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國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國就要投降了。也有報道說佛朗哥隨時會對法國宣戰，跨越比利牛斯山，占領法屬加泰羅尼亞。
阿拉韋德拉和我決定離開普拉德，如果留下來，顯然我們將落入納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聽說我們能夠搭船離開，尚普蘭號會從波爾多駛往美國，隨時可能啟程。可是我們要如何抵達波爾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眾交通運輸方式全部停擺。阿拉韋德拉找到兩位願意跑一趟的計程車司機。我們燒掉檔案中所有的書信，因為我們害怕會連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軍隊進入普拉德，他們可能會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點兒個人物品之後，我們連同阿拉韋德拉的妻兒和幾個朋友，一起搭乘兩輛計程車離開了。
在波爾多我們見到一片混亂。好幾千人在城裏亂跑，許多人是為了躲避德軍而向南方逃，試圖離開這個國家。街道上滿是載著家具和其他個人物品的卡車、馬車和汽車。到處都極端混亂。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說納粹的裝甲師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說這座城市很快就會遭到轟炸。阿拉韋德拉設法為我們這群人取得護照，我病得太厲害，幫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爾托就在波爾多，前去拜訪。阿拉韋德拉知道柯爾托認識法國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請他幫助我們，可是柯爾托竟然說他無能為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病得有多重，他隻說：“替我問候他，告訴他我祝他安好。”柯爾托並沒有來看我。當時我無法理解他的行為，然而沒多久，柯爾托就成為與納粹合作的通敵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樣對我。有些人出於恐懼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實在很可怕。
阿拉韋德拉還是設法替我們弄到了護照和尚普蘭號的船票。當我們正準備前往碼頭時，壞消息傳來：德軍的飛機把尚普蘭號炸沉了！
我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們全都又餓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爾多找到旅館房間或其他棲身之處——就連在咖啡館都買不到食物。我們決定，唯一的辦法就是回普拉德。我們又回到計程車上。回程顯得無比漫長，路上擠滿了軍隊和難民，我們的車子緩緩爬行，花了兩天的時間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裏我們睡在車上，終於在第二天午夜抵達普拉德。
當我們把車開到豪華旅館前麵時，發現大門緊鎖。阿拉韋德拉用力敲門，旅館老板在一扇窗戶裏張望。阿拉韋德拉告訴他我們回來的原因，老板說我們的房間已經租出去了。阿拉韋德拉問我們能否要幾張床過夜，並告訴老板我生病了。
“德軍隨時可能抵達，”老板說，“要是他們知道我曾經收容卡薩爾斯怎麽辦？大家都知道他是納粹的敵人，我得顧及我的家人。”
此時鄰近一家煙草店鋪的老板被我們吵醒了，他願意收留我們過一夜。“你們得理解一下，”他說，“我沒有多餘的床鋪，可是你們至少不必露宿街頭。”
於是我們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許多年來，眾人都對我十分慷慨，給了我許多禮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個煙草商讓我們在他樸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為珍貴。
第二天，我們在普拉德的一間公寓找到暫時棲身之處，不久後，我們設法在鎮郊租到一棟房屋。那是棟小小的雙層樓房，離街道有點兒距離，周圍是迷人的古老庭園和樹木。阿拉韋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樓，我搬進屋簷下的房間，帶著我的大提琴和我買的一架舊鋼琴。這棟屋子叫作科雷特別墅，往後十年我就住在那裏。
隨著法國投降，維希政府[1]在年邁的貝當元帥的領導下成立，我們在普拉德的處境變得岌岌可危。雖然法國南部尚未被納粹占領，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敵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權力。我再度試圖盡可能地協助集中營裏的西班牙難民，在佩皮尼昂、馬賽和其他城鎮舉行慈善獨奏會，可是要幫助他們越來越難。那些難民的惡劣處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許多人被迫在所謂的勞動大隊工作，那其實比有組織的奴役好不到哪裏去。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身邊的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民眾公然對我表現出敵意，另一些原本與我友好的民眾從我身邊經過時會別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知道他們害怕若跟我有關聯，可能會導致他們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澀的日子，我不時覺得衰老且與世隔絕。
事實上，外界顯然也有些人與人隔絕了，至少可以說他們無從得知我的情況。後來我聽說美國刊載了一篇報道，大意是說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裏受苦，等待處決！是的，事情永遠可能比實際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寫了一封信給《紐約時報》否認那則謠傳，說我仍是自由之身，並且不時為難民舉辦慈善獨奏會，那時埃森伯格已經移民美國。
當然，生活並不全是那麽淒涼。我想，即便是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活也不會全然淒涼。普拉德居民當中有少數朋友還是會偷偷來看我，他們的來訪溫暖了我的心。再說，我有阿拉韋德拉和科雷特別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還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羅尼亞人和我保持聯係。其中之一是我親愛的老友——詩人加索，他是共和國時期加泰羅尼亞政府的文化部長。有一次，我們長久的戰友情誼給我們帶來了麻煩！跟加索為友期間，我們總是能給彼此靈感，隻要我們聚在一起，就會想出令人興奮的主意。在普拉德時，有一天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主意。距離鎮上幾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腳下，坐落著古老的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那是一棟建於九世紀的加泰羅尼亞修道院，在中古時期成為藝術與宗教中心。後來幾個世紀裏，這座被廢棄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變得破敗。在西班牙共和國時期，加泰羅尼亞裏波爾鎮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鍾架設在修道院的塔樓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們現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鍾敲響，就能作為一種愛國的表示，讓我們的同胞知道加泰羅尼亞的愛國精神永遠不死。這是個多好的主意啊！於是我們就去把鍾敲響了。那一刻我永遠難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詳的柱子和拱門之間，陰影下的回廊石板已經被磨損，而洪亮的鍾聲響徹四周的山坡！可是維希政府當局不像我們那麽欣賞那一刻。當他們從當地居民那兒得知我們做的事，一場風波湧起，佩皮尼昂的報紙在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我和加索是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指稱我們是刺客！當然，我們什麽也不是。我們一個是加泰羅尼亞詩人，一個是加泰羅尼亞音樂家。
當時我們唯一的定期消息來源是維希政府的宣傳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報紙。讀這些報紙令人無比沮喪，就跟收聽維希政府所掌控的廣播一樣。不過，我們還有另一個非官方的消息來源，那就是英國廣播公司，就算在最艱苦的時刻，它總能維持我們的士氣，鼓舞我們的希望。我們那麽珍惜倫敦播送的每一則夜間新聞！一九四一年，我們從英國廣播公司得知俄國和美國加入了對抗軸心國的戰爭，那時我們就知道擊潰法西斯黑暗勢力隻是時間問題。次年我們也是從英國廣播公司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包括盟軍軍力提升、納粹在斯大林格勒慘敗、英美聯軍在北非大勝。聽到這些新聞我們是何等雀躍！
然而，後來的發展衝淡了我們的喜悅。那年冬天，希特勒預期聯軍將會在歐洲大陸登陸，為了自保，他占領了整個法國南部。德軍駐紮在普拉德，我頭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著令人憎惡的納粹標誌的人當中。自從希特勒在德國掌權，我就拒絕去德國演奏，德國是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對我而言原本是那麽親切。現在納粹來到了這兒，我們可以說是德軍的俘虜。
如果說在那之前我們的處境很艱難，那麽如今我們的處境就是幾乎無法忍受。納粹一直監視阿拉韋德拉和我，他們知道我們與法西斯主義為敵。再者，法國鄉間的抗德遊擊隊開始行動，有西班牙難民加入他們，這些難民有的是從集中營逃脫，有些則是偷偷越過了比利牛斯山。德軍懷疑我們跟這些遊擊隊有聯絡，納粹的秘密警察定期來搜查我們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們希望找到什麽。不過話說回來，我當然猜不出這種人的內心在想什麽。總之，他們讓我知道，假如他們果真找到想要的東西，那麽我就有苦頭吃了。一個偽裝跟納粹交好的法國人告訴我，阿拉韋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納粹黑名單前列，必要時他們會逮捕或處決我們。
我一直認為自己會被逮捕。可是，也許納粹害怕此舉會引起輿論的責難，他們知道我在世界各國有許多朋友。例如，納粹占領普拉德之後不久，美國一群知名音樂家就曾經請求德國政府讓我離開法國，並且準許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這群音樂家包括指揮家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奧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納粹德國，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舊以愛樂人士自居。
雖然我有人身自由，我隻算是遭到軟禁，但是我的生活實際上已經處於掙紮求生狀態了。在納粹來之前，食物就已經很匱乏；如今在納粹統治下，食物配給變得更加嚴苛。他們把物資分配給討他們喜歡的人，不在乎其餘民眾挨餓。在科雷特別墅，我們大多時候靠水煮蕪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維生。牛奶或肉類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如果我們找到一兩顆馬鈴薯，就值得慶祝了。我們生病也沒有藥物。在冬天裏的另一個麻煩是寒冷。我們沒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會出門，拄著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從樹上掉落的樹枝。我在室內室外都穿著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風濕病開始折磨我，雖然我仍堅持練習，但是演奏大提琴對我來說日漸困難。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發生了一件事，事後回顧，我認為這件事對支撐我度過剩餘的戰爭歲月有很大幫助。當時我開始譜寫那部神劇《馬槽》。在那種局勢下，我心中無疑需要從事這類工作。不過，決定譜寫這出神劇是個偶然的際遇，這種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韋德拉和我從友人處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籌辦一個加泰羅尼亞語言與詩歌藝術節，將給以加泰羅尼亞語寫作的作品頒獎。阿拉韋德拉提交了一首詩，這首詩寫在他從西班牙越過比利牛斯山時隨身攜帶的筆記簿裏，他沒有告訴我這件事。那是好幾年前他在巴塞羅那寫的長詩，為了他五歲的女兒瑪西亞而寫。事實上，他是應女兒的要求寫的，讓他們能在聖誕夜時於他們搭建的迷你馬槽邊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藝術節上，阿拉韋德拉的詩獲得一等 獎。當我聽見那首詩在藝術節中被朗誦，深深被它的美感動，它是那麽簡單，卻又那麽深刻，一如耶穌誕生的故事本身。於是我下定決心，要給這首詩的文字譜上曲。我沒把這件事告訴阿拉韋德拉。藝術節隔天，我偷偷在房間裏開始譜曲。下一個月是六月，在阿拉韋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擁抱他，祝他生日快樂，然後說我要送他一件令他驚喜的禮物。我領著他到鋼琴旁邊，彈奏那首曲子的開頭片段，同時唱出他那首詩的文字。然後我跟他說我計劃給整首詩譜上曲。
接下來兩年裏，我都在譜寫這首曲子。要維持工作進度並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時候我過於饑餓、疲倦，無法好好專注在音樂上。不過，每天早晨，趁著我精神最好的時候，在鋼琴上彈過巴赫之後，我就努力作曲幾個小時。盡管我們生活物資匱乏，承受著疑懼和憂傷，但作曲滋養著我的精神。在戰爭的殘暴當中，我寫著關於那位“和平之子”的音樂，就算人類的苦難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類漫長苦難結束的一日，而人類終將獲得幸福。
每當聖誕節來臨，我和朋友會以我那出神劇已完成的部分為基礎，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我們聚在我房間裏，圍著鋼琴唱歌，唱著約瑟夫和那些漁夫、工匠、農夫，此外還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們在駱駝與牧人的合唱中齊聲唱出那個哀傷的疑問：
我們要越過的山嶺
是多麽陡峭……
我們要跋涉多遠
經過陌生的國度
感覺如此疲憊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間譜寫《馬槽》，聽見一輛車停在房前。我從窗戶望出去，三名德國軍官下車走近房子。他們敲了前門，問我是否在家。我擔心朋友或許會隱瞞我在家的事實，怕這會給他們帶來麻煩，於是我朝著樓下喊道：“請他們上來。”當我聽見上樓的腳步聲，心想這也許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軍官進了我的房間，他們並攏鞋跟，行了希特勒的舉手禮。兩名軍官還很年輕，另一名是中年軍官，全都穿著幹淨的製服和閃亮的靴子。他們是營養充足的壯漢，似乎把我的小房間給塞滿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們舉止有禮，甚至帶著尊敬。
他們說：“我們是來向你表示敬意的。我們十分仰慕你的音樂，曾經從父母那裏聽說過卡薩爾斯，他們曾聽過你的音樂會。我們想知道你是否過得舒適，是否缺少什麽東西。也許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說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麽。我心中納悶他們究竟有何意圖。
他們好奇地打量著我的房間，其中最年長的那人顯然是領頭的，他問我：“你為什麽留在這樣狹小簡陋的住處？為什麽不回西班牙？”
我說：“我反對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勢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會回去。可是如果我現在回去，我就得表達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說出自己信念的人會被關進監獄，甚至更慘。”
“可是你肯定不會想要住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鎮，這裏甚至沒有人聽你的音樂。”
“我在這裏是因為這是我的選擇。”
他們旋即切入正題，說道：“你知道，你在德國很受敬愛，人人都知道你的音樂。而我們代表政府來邀請你去德國為德國人民演奏。”
我說：“恐怕我不能去。”
“為什麽呢？”
“因為我對去德國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樣。”
一陣沉默，氣氛緊張。他們交換眼神，我感覺到他們在克製自己。
然後領頭的那名軍官說：“你對德國有錯誤的看法。元首對藝術及藝術家的福祉極為重視，他尤其熱愛音樂。如果你到柏林來，他會親自去聽你的演奏。你會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我們接到命令來告訴你，有一列鐵路專車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這些人不像在恐嚇，反而顯得可笑。他們居然以為一列鐵路專車就能改變我的決定！這種想法是那麽粗糙，那麽幼稚。我說：“不，無論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們要知道，我最近為風濕病所苦，目前無法舉行任何演奏會。”
過了一會兒，他們放棄了說服我的嚐試。
接著，領頭的軍官問我能否幫他們在照片上簽名。我推斷他們是要拿給上級看，證明來過這裏，就照辦了。
“既然我們在這裏，”他又說，“也許你願意賞個臉，為我們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納粹軍官其實是想聽我演奏。
我告訴他，我肩膀的風濕毛病讓我無法演奏。
他走到鋼琴前麵，坐下來，彈了一段巴赫的詠歎調。等他彈完，他說：“我們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嗎？”
我把大提琴從琴匣裏取出，放在床上。
他們盯著我的大提琴看。“這就是你在德國演奏時用的樂器嗎？”
我說是的。
他們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兩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後他們總算離開了。可是他們上了車，並沒有馬上開走，而是在車子裏坐了好幾分鍾，又下車，朝著屋子走回來。我走到門廊上，看看他們想做什麽，他們請我繼續站在那裏，然後照了好幾張相。我猜他們是想拿這些照片作為他們來過此地的另一項證明。之後，他們就開車離開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後，普拉德的氣氛一日比一日緊張。法國抗德遊擊隊在周圍鄉間的活動愈加頻繁，德軍以無情的手段猛烈地報複任何疑似協助遊擊隊的人。幾乎每天都聽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質遭到射殺。有一天，一個年輕人偷偷來見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兒訂了婚，是維希政府民兵的一員。他才十七歲，加入民兵團是為了避免被送到德國服勞役。他非常激動。
這個年輕人告訴我，民兵隊長通知他，在普拉德隨時會有大拘捕。民兵隊長說我也在逮捕名單之列。“我們會給那個卡薩爾斯一個教訓，”隊長說，“讓他知道反對我們會有什麽下場。”
那個年輕人很勇敢地為我說話。“卡薩爾斯是個音樂家，不是個政治人物。”他告訴隊長，“如果你傷害他，民眾永遠不會忘記。”他相信這番抗議發生了一點兒作用，但他沒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話，快去躲起來。
我謝謝他跟我說這些，且盡我所能讓他冷靜下來。
在那之後不久，衝突到了頂點。納粹在一次野蠻報複行動中，燒毀了附近一座村莊，槍殺了許多居民。幾個晚上之後，一群遊擊隊員衝進普拉德，攻擊納粹秘密警察總部，殺死了兩名軍官，並擊傷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確信納粹將會在普拉德進行殘酷的報複，鎮上彌漫著恐怖氣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韋德拉和我自忖隨時會被逮捕。
隨後發生了一件極不尋常的事，這件意料之外的事會決定眾人的命運。普拉德的鎮長是個退伍軍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見指揮這一區的德國將領，說他個人願意承擔起普拉德遭遊擊隊突襲的責任，前來自首。德國將軍顯然很佩服這位鎮長的舉動。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鎮長沒有被收押，納粹也沒有對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動！幾個月之後，當德軍從鎮上撤離後，那位鎮長竟被視為通敵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長期監禁。這就是戰爭的荒誕！
普拉德重獲自由之後，那個曾為我挺身而出的年輕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敵。當我得知他被審判，我寫信給法庭的審判長，表示我想做證為他辯護。我被傳喚去佩皮尼昂，在審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輕民兵之外，還有三個年輕人也一並以通敵的罪名接受審判。我跟他們坐在法庭裏同一張長凳上。知道這些年輕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麽令人難過！他們當中有三個人被判死刑，是的，他們被槍決了。隻有我為其做證的那個年輕人得以幸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幾年後獲釋，出獄後他來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說。我跟他說也許我隻是償還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許他也曾救了我一命。
就這樣，在幾千萬生命中，有兩人得以幸存！這個想法能給人多少慰藉？ <hr/>
[1]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後文的貝當元帥擔任政府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