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9月27日
一個唯美主義者的遺言：奧斯卡·王爾德別傳 作者：彼得·阿克羅伊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不想在此詳述我受審和受罰的諸般痛苦了：一想起那個時候，我仍會感覺到當時的惡心，那是神經質般的惡心。我無法擺脫：吃飯之前，我仍會把刀叉準確地放置好，若有變動，我就很不開心。這是監獄留給我的遺產。自從監禁之後，我隻去過法國喜劇院一次：開演前的三次敲擊聲讓我徹底發狂，我隻得離開劇院，因為在老貝裏，法官進入前也有這麽三次敲擊聲。我這樣做有點傻，但我知道，一個人自我生活所構成的監獄比石頭和鐵柵條組成的監獄更加牢固。我得去把窗戶關上：天冷了。
我以誹謗罪控告昆斯伯裏，讓他受到審判。這場審判是我的恥辱，最終導致我的毀滅—這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這次審判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侯爵和他的黨羽已經把倫敦的貧民區梳了一遍—找到了曾經是我夥伴的一些男孩。我的朋友誠懇地勸告我撤訴，逃到國外去—確實，我一開始的本能也正是這樣。不過，雖然我很害怕，非常地害怕，但正是恐懼給了我力量：尋求了斷的力量。如果我跑到國外去，這恐懼也會永遠跟著我走。再者，如果這樣做，我的生活該是多大的失敗啊。至少現在該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跨海到法國去是懦夫的行為：我寧肯自己永遠是醜聞的別名，也不想成為他人譏諷的對象。
所以，害怕歸害怕，我還是留了下來。我讓阿爾弗雷德·泰勒幫我去說服那些男孩，並付錢給他們。但他每次出去，總有兩個偵探在他身後跟蹤，所以他靠近不了那些男孩。當時我並不知道，一個月後，我會和阿爾弗雷德·泰勒共同站在被告席上—若是知道了，我肯定會充滿恐懼。所以我請彼得·布福德代我向男孩們說情，他也嚐試了。他塞錢給他們，當然他們照收不誤。連空洞的許諾也價格不菲。到了我的泰特街寓所，彼得會用他自己的語言向我匯報情況。
“你知道在發生些啥事麽，奧斯卡？”
當然我知道，不過他的表達比我能想到的說法更妙。
“他們鈔票照收不誤，說的話又不算數。你得和這些小母雞私下談談。”
我問起其中一個男孩。他年齡太小，我最害怕他來作證。
“他跑到美國搞同性戀了，去賣肉了。別擔心他。”
這類小事很是讓我寬慰，因為在我頭腦輕浮虛榮之時，我對審判會出現什麽結果早有不容置疑的認識。魯濱遜夫人看過我的手相，預言我會成功—或許成功就寫在我的掌心裏，因為諸神總以幽默著稱。我的自信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我完全清楚我到了證人席之後該說些什麽。我對自己的回答已經排練過，而我的對手愛德華·卡爾森在三一學院時就是個很愚笨的學生。縱觀各個因素，我都覺得對我有利，不禁為之陶醉—如果還需要更多陶醉的話—但我走進老貝裏法庭之時，我仿佛就像走上了舞台一般。在行刺加菲爾德[181]總統的凶手吉特爾受審之際，我正好在華盛頓：他當時還在給人簽名，記得我當時還在想，我為什麽就不能有幸給我的觀眾簽名，這多荒唐！毋庸置疑，當時有的是觀眾：隻不過他們是來看我表演，而且我猜他們是來看我表演忘掉自己台詞的情形。
一開始，我占上風。卡爾森犯了盤問我作品之大忌—他理應知道藝術家是自己作品最嚴厲的控訴者，是自己最無情的盤問者。但卡爾森卻想取代我這樣的位置：他抬頭仰望奧林匹斯山，他困惑了，腳下打滑，跌倒在地。在文學這個主題上，庸人毫無意趣，因為他們無法恰當地表達自己：我總是認為，如果他們言辭精妙，其觀點還會有些魅力。對卡爾森詢問的思路我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不但會對我的夥伴緊追不舍，對我的藝術也一樣不會放過。卡爾森用他那頗為誇張的愛爾蘭口音讀我給博西寫的一封信的片段。這些片段寫得很美，美得他簡直無從表達，顯然這讓他大為光火。可我卻暗自高興：它讓我產生了優越感。
但是等他針對男妓盤問我時，我卻支支吾吾。我創造了一個我在其中以慈善角色出現的戲劇，可惜我高估了我的想象力。我是一個被迫入世的藝術家，此外身邊還有個皇家律師，所以我還得用這個世界的語言為自己辯護。在這種情形下，我的話語斷斷續續。任何人的活動如果在公開的法庭上念出來，別的不說，光是其陳腐都應遭到刑事指控。
卡爾森提到了一些名字和地點。他還問到我送的一些禮物，並粗魯地追問我晚上在阿爾弗雷德·泰勒住處都做了些什麽。他暗示說有些“令人吃驚的事實”，並告知陪審團說有個男孩—正是那個我以為去了美國的男孩，我還為他出國而暗自得意呢—等著出庭作證，一聽這些，我便知道我輸了。我曾經把否認傳統的現實當成了一門哲學，如今卻發現自己深受其苦。我總是斷言闡釋事實比事實本身更有趣：很不幸，我發覺我這話是說對了。別人為我的戀愛事件加上了肮髒汙穢的闡釋，這把我毀了。很好笑，不是嗎？
在控告昆斯伯裏一案中，我的辯護人愛德華·克拉克爵士後來放棄了辯護，當局簽發了我的逮捕證。此時我本可以逃到國外，但我沒有這樣做。我覺得我已經不能控製局麵了，另外，在極度沮喪之下，我覺得我無論采取什麽行動都無濟於事。我曾經求助於世人來保全我的名譽，結果我卻被世人毀滅。
那個倒黴的下午，我坐在卡道根酒店和博西一起喝霍克酒和賽爾脫茲礦泉水。不知是怎麽回事，我對閱讀晚報的早期版本有特別的興趣。我記得《回聲》上說我“嗚呼敗哉”了，我大笑著把這個說法念了出來；在《新聞》上，我看到當局已經簽發了我的逮捕證，罪名是“有傷風化”，我看這一段文字時，仿佛是在看別人的故事。我對博西說我知道人們怎麽愛，但到此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如何恨。我等著世人采取下一步行動。世人已經摧毀了我的意誌，摧毀了我作為一個人，以及作為一個藝術家的信心，相形之下，我已經不怎麽在乎他們對我身體的損害了。
六點鍾左右，兩個警探沒有敲門就進了我的房間。
“您是王爾德先生吧？”其中一人問我。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想我有點歇斯底裏了。
“王爾德先生，我必須請您和我們一起去警察局。”
“我可以把飲料喝完嗎？”
“不行，先生。您不可以。”此時我才明白我的自由已經到盡頭了。
酒店外已經圍起了一大群人。我在門口絆了一下，我聽見人們在喊，“他來了！”我被帶往那輛醜陋的車子，一路上人們衝著我冷嘲熱諷。我被帶到波瓦街警察局，關入一間牢房。當日情況我一點記不起來了，除了鑰匙的轉動和摔門聲：我仿佛進入了喧鬧的街區。夜幕降臨了，黑暗籠罩著這些可怕的時光，我也無意於打破這樣的黑暗，來看自己的臉，聽自己說話—恐懼一定扭曲了我的話語和麵孔。我一生都在等這一天—在童年時，它的秘密就有人耳語給我了，我還能在夢中看到這一天的意象。
就在我身陷囹圄之時，我們家被債主洗劫一空，家人全躲了起來，我的書籍和畫也被賣掉了。但在剛入獄的那幾天，我接受了事實，並無太強烈的情緒。讓我困惑的反而是一些小的，小得可憐的事。我沒有去想妻子和孩子的命運，而一直為沒有煙抽而苦惱。我也沒有去想我的手稿—已經轉入隨意的買主之手，而是在想獄中沒有書看。
但我並沒有我所想的那麽不幸。沒有了書和香煙，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安慰，被迫用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事實。失敗的震驚極大，讓我突然對眼前暴露無疑的世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因為這個世界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似乎和我的想象有天壤之別。生命的引擎就如同是煉獄中的引擎，我很想和對此一直深有了解並按其規則處事的人談一談。在倫敦的中心，我被嚴密地封閉了起來，就仿佛被裝進了石頭棺材，我很想了解和我躺在一起的死者。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
我以誹謗罪控告昆斯伯裏，讓他受到審判。這場審判是我的恥辱，最終導致我的毀滅—這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這次審判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侯爵和他的黨羽已經把倫敦的貧民區梳了一遍—找到了曾經是我夥伴的一些男孩。我的朋友誠懇地勸告我撤訴，逃到國外去—確實，我一開始的本能也正是這樣。不過，雖然我很害怕，非常地害怕，但正是恐懼給了我力量：尋求了斷的力量。如果我跑到國外去，這恐懼也會永遠跟著我走。再者，如果這樣做，我的生活該是多大的失敗啊。至少現在該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跨海到法國去是懦夫的行為：我寧肯自己永遠是醜聞的別名，也不想成為他人譏諷的對象。
所以，害怕歸害怕，我還是留了下來。我讓阿爾弗雷德·泰勒幫我去說服那些男孩，並付錢給他們。但他每次出去，總有兩個偵探在他身後跟蹤，所以他靠近不了那些男孩。當時我並不知道，一個月後，我會和阿爾弗雷德·泰勒共同站在被告席上—若是知道了，我肯定會充滿恐懼。所以我請彼得·布福德代我向男孩們說情，他也嚐試了。他塞錢給他們，當然他們照收不誤。連空洞的許諾也價格不菲。到了我的泰特街寓所，彼得會用他自己的語言向我匯報情況。
“你知道在發生些啥事麽，奧斯卡？”
當然我知道，不過他的表達比我能想到的說法更妙。
“他們鈔票照收不誤，說的話又不算數。你得和這些小母雞私下談談。”
我問起其中一個男孩。他年齡太小，我最害怕他來作證。
“他跑到美國搞同性戀了，去賣肉了。別擔心他。”
這類小事很是讓我寬慰，因為在我頭腦輕浮虛榮之時，我對審判會出現什麽結果早有不容置疑的認識。魯濱遜夫人看過我的手相，預言我會成功—或許成功就寫在我的掌心裏，因為諸神總以幽默著稱。我的自信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我完全清楚我到了證人席之後該說些什麽。我對自己的回答已經排練過，而我的對手愛德華·卡爾森在三一學院時就是個很愚笨的學生。縱觀各個因素，我都覺得對我有利，不禁為之陶醉—如果還需要更多陶醉的話—但我走進老貝裏法庭之時，我仿佛就像走上了舞台一般。在行刺加菲爾德[181]總統的凶手吉特爾受審之際，我正好在華盛頓：他當時還在給人簽名，記得我當時還在想，我為什麽就不能有幸給我的觀眾簽名，這多荒唐！毋庸置疑，當時有的是觀眾：隻不過他們是來看我表演，而且我猜他們是來看我表演忘掉自己台詞的情形。
一開始，我占上風。卡爾森犯了盤問我作品之大忌—他理應知道藝術家是自己作品最嚴厲的控訴者，是自己最無情的盤問者。但卡爾森卻想取代我這樣的位置：他抬頭仰望奧林匹斯山，他困惑了，腳下打滑，跌倒在地。在文學這個主題上，庸人毫無意趣，因為他們無法恰當地表達自己：我總是認為，如果他們言辭精妙，其觀點還會有些魅力。對卡爾森詢問的思路我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不但會對我的夥伴緊追不舍，對我的藝術也一樣不會放過。卡爾森用他那頗為誇張的愛爾蘭口音讀我給博西寫的一封信的片段。這些片段寫得很美，美得他簡直無從表達，顯然這讓他大為光火。可我卻暗自高興：它讓我產生了優越感。
但是等他針對男妓盤問我時，我卻支支吾吾。我創造了一個我在其中以慈善角色出現的戲劇，可惜我高估了我的想象力。我是一個被迫入世的藝術家，此外身邊還有個皇家律師，所以我還得用這個世界的語言為自己辯護。在這種情形下，我的話語斷斷續續。任何人的活動如果在公開的法庭上念出來，別的不說，光是其陳腐都應遭到刑事指控。
卡爾森提到了一些名字和地點。他還問到我送的一些禮物，並粗魯地追問我晚上在阿爾弗雷德·泰勒住處都做了些什麽。他暗示說有些“令人吃驚的事實”，並告知陪審團說有個男孩—正是那個我以為去了美國的男孩，我還為他出國而暗自得意呢—等著出庭作證，一聽這些，我便知道我輸了。我曾經把否認傳統的現實當成了一門哲學，如今卻發現自己深受其苦。我總是斷言闡釋事實比事實本身更有趣：很不幸，我發覺我這話是說對了。別人為我的戀愛事件加上了肮髒汙穢的闡釋，這把我毀了。很好笑，不是嗎？
在控告昆斯伯裏一案中，我的辯護人愛德華·克拉克爵士後來放棄了辯護，當局簽發了我的逮捕證。此時我本可以逃到國外，但我沒有這樣做。我覺得我已經不能控製局麵了，另外，在極度沮喪之下，我覺得我無論采取什麽行動都無濟於事。我曾經求助於世人來保全我的名譽，結果我卻被世人毀滅。
那個倒黴的下午，我坐在卡道根酒店和博西一起喝霍克酒和賽爾脫茲礦泉水。不知是怎麽回事，我對閱讀晚報的早期版本有特別的興趣。我記得《回聲》上說我“嗚呼敗哉”了，我大笑著把這個說法念了出來；在《新聞》上，我看到當局已經簽發了我的逮捕證，罪名是“有傷風化”，我看這一段文字時，仿佛是在看別人的故事。我對博西說我知道人們怎麽愛，但到此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如何恨。我等著世人采取下一步行動。世人已經摧毀了我的意誌，摧毀了我作為一個人，以及作為一個藝術家的信心，相形之下，我已經不怎麽在乎他們對我身體的損害了。
六點鍾左右，兩個警探沒有敲門就進了我的房間。
“您是王爾德先生吧？”其中一人問我。
“如果你現在不知道，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想我有點歇斯底裏了。
“王爾德先生，我必須請您和我們一起去警察局。”
“我可以把飲料喝完嗎？”
“不行，先生。您不可以。”此時我才明白我的自由已經到盡頭了。
酒店外已經圍起了一大群人。我在門口絆了一下，我聽見人們在喊，“他來了！”我被帶往那輛醜陋的車子，一路上人們衝著我冷嘲熱諷。我被帶到波瓦街警察局，關入一間牢房。當日情況我一點記不起來了，除了鑰匙的轉動和摔門聲：我仿佛進入了喧鬧的街區。夜幕降臨了，黑暗籠罩著這些可怕的時光，我也無意於打破這樣的黑暗，來看自己的臉，聽自己說話—恐懼一定扭曲了我的話語和麵孔。我一生都在等這一天—在童年時，它的秘密就有人耳語給我了，我還能在夢中看到這一天的意象。
就在我身陷囹圄之時，我們家被債主洗劫一空，家人全躲了起來，我的書籍和畫也被賣掉了。但在剛入獄的那幾天，我接受了事實，並無太強烈的情緒。讓我困惑的反而是一些小的，小得可憐的事。我沒有去想妻子和孩子的命運，而一直為沒有煙抽而苦惱。我也沒有去想我的手稿—已經轉入隨意的買主之手，而是在想獄中沒有書看。
但我並沒有我所想的那麽不幸。沒有了書和香煙，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安慰，被迫用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事實。失敗的震驚極大，讓我突然對眼前暴露無疑的世界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因為這個世界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似乎和我的想象有天壤之別。生命的引擎就如同是煉獄中的引擎，我很想和對此一直深有了解並按其規則處事的人談一談。在倫敦的中心，我被嚴密地封閉了起來，就仿佛被裝進了石頭棺材，我很想了解和我躺在一起的死者。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