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9日，巴黎阿爾薩斯旅館
一個唯美主義者的遺言：奧斯卡·王爾德別傳 作者：彼得·阿克羅伊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今天早上我又去了一趟聖朱利安—勒—鮑夫埃小教堂。那裏的本堂神甫是個挺有意思的人，他總是覺得我好像深陷在痛苦當中。有一次，我正在祭拜的地方跪著，他悄無聲息地走到我身旁，向我耳語道：“先生，蒙我主的救恩，您的禱告必蒙垂聽。”我說—我沒有辦法把嗓門壓低—我的禱告一直以來都很靈驗：這也正是我每天到教堂來哀告的原由。打那以後，他就靜悄悄地離開了我。
聖朱利安有一點不大為眾人所知：他其實在自己早年就厭倦了傳道生活。他治好傷痛，醫好疾病，卻橫遭辱罵，因為他雖然妙手回春，可人家從此就沒有理由再去行乞了。他給人驅魔趕鬼，但這些魔鬼被趕走後，立刻又附上那些圍觀神跡者的身子。他作出預言，可人們卻譴責他在富人之間散布悲觀幻滅的情緒。多少次，他硬是被阻擋在大都市的城門之外；多少次，他巴巴地等著神給他一點神跡，但總是一無所獲。最後，他放棄了自己的布道事業。“我曾經治過病，作出過預言，”他說，“可是現在我是個乞丐。”這時怪事卻發生了：曾經嘲笑過他神跡的人轉而對他的貧困頂禮膜拜起來。他們對他寄予同情，在同情當中，他們又把他當成了聖人。他的神跡早已被忘到了九霄雲外。這種聖徒很對我的口味。
早上我離開了小教堂後，三個英國人從我身旁走過。對這種邂逅我早已見怪不怪了，所以隻是擺出了慣常的姿態。我走得很慢，盡量不朝他們的方向看。在他們的眼中，我已經成了罪的活化身，既然如此，我也就給他們一個台階，任由他們不急不忙地打量我。他們走出一段距離，和我本可相安無事，但其中卻有個人回過頭來，衝著我喊起來：“瞧！那不是王爾德夫人嗎？瞧她那妖裏妖氣的樣兒！”我一步不停地繼續往前趕，臉上卻已火燒火燎。他們轉過丹東路的路口，我就加快了步子，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至此，我的情緒已經被徹底破壞。在我執筆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手還在不住地抖。我簡直成了啞劇中報憂不報喜的惡神卡珊德拉，人人喊打，飽嚐滑稽演員的杖責和小醜的拳打腳踢。
在我受審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有人給我送來了一封信。信裏隻有一幅史前怪獸的畫像。這就是英國人對我的看法。對了，他們還想把我這頭怪獸給馴服了。他們把它關押了起來。奇怪的是，當我被釋放的時候，倫敦郡的市政會怎麽就沒有把我給聘過去，然後把我從炮筒裏發射出去，或者安排我在蒂伏裏玩雜技？怪獸般的模樣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貝拉斯克斯[1]在畫那些侏儒的時候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但醜陋和悲慘的模樣則微不足道。
最簡單的教訓我們是最後才學到的。我就像塞墨勒[2]，一心要看到神，結果卻被燒死，我沒有渴求名聲，結果卻為名聲所毀。我在想，在我大紅大紫的那些日子裏，我本可把自己彰顯在世人麵前，而世人卻把自己彰顯在我麵前。不過，雖然控告我的人折磨過我，把我像一條下賤的狗一樣流放到荒野，他們都沒有摧毀我的精神—他們辦不到。自從我乘坐拉上了簾子的馬車離開雷丁監獄的大門之後，我已經得到解脫了，在我當時還沒有想到的多個方麵得到了解脫。我沒有了過去。過去的成功已經無關緊要。我的作品已經被人淡忘：用我作例子來教育羅梅克家的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再也不會有那些剪報了。我就像個無助地躺在薇薇安腳下的巫師，哀歎“此生何在，此生何益？名既廢棄，譽亦無存”。想到這，我心中湧出一種奇特的愉悅。如果真像朋友所說的那樣，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極的人，那是因為我已經悟出了生命美妙的無情。我其實隻是一種“結果”罷了：我生活的意義全存在於別人的腦子裏，並不存在於自己的生活中。
因此，英國人把我當成囚犯，而朋友則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難聖徒。我都不在乎：通過這種亦正亦邪的結合，我成了藝術家的完美典範。我代表了很多種人：既是極盡榮華的人中翹楚所羅門[3]，又是飽嚐辛酸的苦命人約伯[4]。我體驗過了快樂的虛幻，也品味過悲哀的真實。我的生活已經圓滿了—有過如日中天，也有過一敗塗地，我不再發展，但我擁有了與之相應的自由。我就像華倫夫人[5]，隻是職業有所不同而已。
以前，更糟糕的諢名我都有過：人們從詛咒的淵藪中刨出惡言穢語，紛紛向我擲來。我用什麽名字都無所謂了—他們為了戲劇效果，稱我為塞巴斯廷·美墨斯[6]和c.3.3。也罷，反正我的真名實姓已經死了，背上這兩個綽號，也不失恰當。記得在孩提時，我對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每次寫奧斯卡·芬格爾·歐弗萊赫蒂·威爾斯·王爾德，我的心裏都洋溢著莫大的喜悅。這個名字裏寄托了愛爾蘭的所有傳說，這名字似乎能給我力量和現實。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學教喻能力的確證。不過現在我對它有些厭倦了，有時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有一天，我拿起一份《信使》報在讀，讀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語時，中間突然冒出了這個名字。我把報紙猛地放下，就好像它著了火一樣。我不敢再看它。我感覺奧斯卡·王爾德的名字好像是一個巨大的虛空，一不留神就會跌下去，把自己迷失。我現在棲息的咖啡館對麵，是雅各路的拐角，那裏偶爾會有個瘋子在站著。那瘋子對著來來往往的車子大喊大叫。這些車子從他的身邊駛過，把泥漿濺到他身上。在那瘋言瘋語的背後，積聚了多少傷痛和淒苦！對這一切，誰能有我這樣的切膚感觸？不過我已經領會了一個很簡單的教訓：我是一個不能出聲的遭詛咒之人。
我前半生也是瘋瘋癲癲過來的，這點我現在總算悟出來了。過去我想方設法要把生活變成藝術作品。好像我是在殉難聖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不幸的是，沒有任何神跡出現。而在當時，我是沒法看透這一點的，因為我成功的奧秘就在於迷信自己的出色。每一天，我都在甜言蜜語中度過，花天酒地，盡情享樂，過去和將來都顯得無足輕重。我用非常簡單的話語把過去和未來串了起來：它們都是我自己塑造的。如今，經曆過世事輪回，時運逆轉，我必須換個眼光來看待過去。我曾經扮演過各種角色。我向很多人撒過謊—這還不算，我還犯下了自欺這個不能饒恕的罪孽。現在，我必須打破這個陪伴了我一生的惡習。
莫裏斯今天會來，把外邊的街談巷議告訴我。等他來了，我會把我的新決定告訴他。我會平心靜氣地跟他說。如果這可愛的小夥子進來發現我坐在書桌邊，定會大驚失色。我曾讓他相信我的興趣和他一樣。要是他發現我開始寫日記，他肯定會立刻寫信給羅比·羅斯，譴責我犯下認真等諸種反常的惡行。當然，他不懂文學。他曾經問過我“威爾斯先生”[7]是誰，我說他可能是一個實驗室助手，他聽後如釋重負地走了。
莫裏斯是個很好的朋友。我和他認識的過程既湊巧又荒誕。有一天，我正巧在劇院後麵的一個書店裏，突然看到他在現代英國文學書架上尋找什麽。根據我長期的經驗，我知道這書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寫的《意圖集》。我迫不及待地等著看他會不會從架子上把它拿出來。可惜他翻開了另外一本喬治·穆爾[8]寫的風格明快易懂的書。
我再也抑製不住自己，走了過去。“哎，”我問道，“你對這個作者感興趣嗎？”
莫裏斯倒也沒有羞慚：“我住在那咖啡館附近，這位小說大師說他是在那裏學會法語的。”
“這種地方還在開門營業，羞煞人也。我明天就要向當局匯報，說說這情況。”
他笑了。我頓時覺得我們倆注定可以成為偉大的朋友。他告訴我他的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英國人，但他的父親已經過世。我說，不錯，英國人好像到了時候就死，絲毫都不差。我的直率讓他大吃一驚。當然，他不會知道我是誰：他的父親沒有向他提起過我的名字，甚至在臨死前也沒提過。不過，伸手不打笑臉人，我向來都能原諒笑眯眯的人，所以我決定親自來教莫裏斯。我把他引薦給我的朋友。我偶爾還讓他請我吃晚飯。
在這些夏日的下午，我們在我狹窄的床上一齊躺著抽煙。他不知從什麽地方得知我是個著名的作家，一個享譽全球的大藝術家，但我覺得他不會信這些說法。有時候我會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描述《莎樂美》中的可怖場景，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貼切的警句。這時候他就會好奇地斜著眼看我，仿佛我在說一個他不認識的人。
“你現在為什麽不寫了？”他問我。
“我沒什麽好說的了，莫裏斯，再者，該說的我都說過了。”
春季的時候，莫爾·阿迪和我們在一起。他帶了一本我的詩集給我。這書可是漂洋過海來的。不過，我真的不想要，就厭惡地揮了揮手。“不過奧斯卡，這裏麵有的詩寫得很不賴啊。”莫爾說話的口氣總像是律師，可他在當律師的時候卻反而沒有這種腔調。
“是的，莫爾，不過他們這樣做到底是什麽意思？什麽意思？”他看了看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當然可以信心十足地開始寫我的自白錄。德·昆西[9]寫過，紐曼[10]寫過，有人說連聖奧古斯丁[11]也寫過。我甚至覺得蕭伯納是在不停地寫，這是他和戲劇之間唯一的聯係通道。但是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形式。我不想寫成魏爾蘭[12]那樣的懺悔錄—他的偉大之處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內容統統排斥。不過他倒也是個天真無邪之人—真正的天真無邪，他不會對別人產生任何傷害。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不幸卷入了複雜的生活。我是個複雜的人，卻混跡於質樸的表象之下。有些藝術家負責提出問題，有些藝術家負責提供答案。我屬於提供答案的那一種，而且會在來世繼續等待人們的提問。誰是奧斯卡·王爾德又有什麽關係？我現在所需要的，隻是聽聽《湯豪澤》[13]的序曲。外邊傳來了莫裏斯的聲音：聽那重重的大踏步的聲音，必定有很重要的新聞。
聖朱利安有一點不大為眾人所知：他其實在自己早年就厭倦了傳道生活。他治好傷痛，醫好疾病，卻橫遭辱罵，因為他雖然妙手回春，可人家從此就沒有理由再去行乞了。他給人驅魔趕鬼，但這些魔鬼被趕走後，立刻又附上那些圍觀神跡者的身子。他作出預言，可人們卻譴責他在富人之間散布悲觀幻滅的情緒。多少次，他硬是被阻擋在大都市的城門之外；多少次，他巴巴地等著神給他一點神跡，但總是一無所獲。最後，他放棄了自己的布道事業。“我曾經治過病，作出過預言，”他說，“可是現在我是個乞丐。”這時怪事卻發生了：曾經嘲笑過他神跡的人轉而對他的貧困頂禮膜拜起來。他們對他寄予同情，在同情當中，他們又把他當成了聖人。他的神跡早已被忘到了九霄雲外。這種聖徒很對我的口味。
早上我離開了小教堂後，三個英國人從我身旁走過。對這種邂逅我早已見怪不怪了，所以隻是擺出了慣常的姿態。我走得很慢，盡量不朝他們的方向看。在他們的眼中，我已經成了罪的活化身，既然如此，我也就給他們一個台階，任由他們不急不忙地打量我。他們走出一段距離，和我本可相安無事，但其中卻有個人回過頭來，衝著我喊起來：“瞧！那不是王爾德夫人嗎？瞧她那妖裏妖氣的樣兒！”我一步不停地繼續往前趕，臉上卻已火燒火燎。他們轉過丹東路的路口，我就加快了步子，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至此，我的情緒已經被徹底破壞。在我執筆寫這些文字的時候，手還在不住地抖。我簡直成了啞劇中報憂不報喜的惡神卡珊德拉，人人喊打，飽嚐滑稽演員的杖責和小醜的拳打腳踢。
在我受審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裏，有人給我送來了一封信。信裏隻有一幅史前怪獸的畫像。這就是英國人對我的看法。對了，他們還想把我這頭怪獸給馴服了。他們把它關押了起來。奇怪的是，當我被釋放的時候，倫敦郡的市政會怎麽就沒有把我給聘過去，然後把我從炮筒裏發射出去，或者安排我在蒂伏裏玩雜技？怪獸般的模樣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貝拉斯克斯[1]在畫那些侏儒的時候能夠感受到這一點—但醜陋和悲慘的模樣則微不足道。
最簡單的教訓我們是最後才學到的。我就像塞墨勒[2]，一心要看到神，結果卻被燒死，我沒有渴求名聲，結果卻為名聲所毀。我在想，在我大紅大紫的那些日子裏，我本可把自己彰顯在世人麵前，而世人卻把自己彰顯在我麵前。不過，雖然控告我的人折磨過我，把我像一條下賤的狗一樣流放到荒野，他們都沒有摧毀我的精神—他們辦不到。自從我乘坐拉上了簾子的馬車離開雷丁監獄的大門之後，我已經得到解脫了，在我當時還沒有想到的多個方麵得到了解脫。我沒有了過去。過去的成功已經無關緊要。我的作品已經被人淡忘：用我作例子來教育羅梅克家的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再也不會有那些剪報了。我就像個無助地躺在薇薇安腳下的巫師，哀歎“此生何在，此生何益？名既廢棄，譽亦無存”。想到這，我心中湧出一種奇特的愉悅。如果真像朋友所說的那樣，我成了印度教教徒一般消極的人，那是因為我已經悟出了生命美妙的無情。我其實隻是一種“結果”罷了：我生活的意義全存在於別人的腦子裏，並不存在於自己的生活中。
因此，英國人把我當成囚犯，而朋友則一如既往地把我看成殉難聖徒。我都不在乎：通過這種亦正亦邪的結合，我成了藝術家的完美典範。我代表了很多種人：既是極盡榮華的人中翹楚所羅門[3]，又是飽嚐辛酸的苦命人約伯[4]。我體驗過了快樂的虛幻，也品味過悲哀的真實。我的生活已經圓滿了—有過如日中天，也有過一敗塗地，我不再發展，但我擁有了與之相應的自由。我就像華倫夫人[5]，隻是職業有所不同而已。
以前，更糟糕的諢名我都有過：人們從詛咒的淵藪中刨出惡言穢語，紛紛向我擲來。我用什麽名字都無所謂了—他們為了戲劇效果，稱我為塞巴斯廷·美墨斯[6]和c.3.3。也罷，反正我的真名實姓已經死了，背上這兩個綽號，也不失恰當。記得在孩提時，我對自己的大名是很在乎的，每次寫奧斯卡·芬格爾·歐弗萊赫蒂·威爾斯·王爾德，我的心裏都洋溢著莫大的喜悅。這個名字裏寄托了愛爾蘭的所有傳說，這名字似乎能給我力量和現實。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學教喻能力的確證。不過現在我對它有些厭倦了，有時候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有一天，我拿起一份《信使》報在讀，讀到一段不堪忍受的法語時，中間突然冒出了這個名字。我把報紙猛地放下，就好像它著了火一樣。我不敢再看它。我感覺奧斯卡·王爾德的名字好像是一個巨大的虛空，一不留神就會跌下去，把自己迷失。我現在棲息的咖啡館對麵，是雅各路的拐角，那裏偶爾會有個瘋子在站著。那瘋子對著來來往往的車子大喊大叫。這些車子從他的身邊駛過，把泥漿濺到他身上。在那瘋言瘋語的背後，積聚了多少傷痛和淒苦！對這一切，誰能有我這樣的切膚感觸？不過我已經領會了一個很簡單的教訓：我是一個不能出聲的遭詛咒之人。
我前半生也是瘋瘋癲癲過來的，這點我現在總算悟出來了。過去我想方設法要把生活變成藝術作品。好像我是在殉難聖徒的墓地上修建教堂，不幸的是，沒有任何神跡出現。而在當時，我是沒法看透這一點的，因為我成功的奧秘就在於迷信自己的出色。每一天，我都在甜言蜜語中度過，花天酒地，盡情享樂，過去和將來都顯得無足輕重。我用非常簡單的話語把過去和未來串了起來：它們都是我自己塑造的。如今，經曆過世事輪回，時運逆轉，我必須換個眼光來看待過去。我曾經扮演過各種角色。我向很多人撒過謊—這還不算，我還犯下了自欺這個不能饒恕的罪孽。現在，我必須打破這個陪伴了我一生的惡習。
莫裏斯今天會來，把外邊的街談巷議告訴我。等他來了，我會把我的新決定告訴他。我會平心靜氣地跟他說。如果這可愛的小夥子進來發現我坐在書桌邊，定會大驚失色。我曾讓他相信我的興趣和他一樣。要是他發現我開始寫日記，他肯定會立刻寫信給羅比·羅斯，譴責我犯下認真等諸種反常的惡行。當然，他不懂文學。他曾經問過我“威爾斯先生”[7]是誰，我說他可能是一個實驗室助手，他聽後如釋重負地走了。
莫裏斯是個很好的朋友。我和他認識的過程既湊巧又荒誕。有一天，我正巧在劇院後麵的一個書店裏，突然看到他在現代英國文學書架上尋找什麽。根據我長期的經驗，我知道這書架上必定有一本我寫的《意圖集》。我迫不及待地等著看他會不會從架子上把它拿出來。可惜他翻開了另外一本喬治·穆爾[8]寫的風格明快易懂的書。
我再也抑製不住自己，走了過去。“哎，”我問道，“你對這個作者感興趣嗎？”
莫裏斯倒也沒有羞慚：“我住在那咖啡館附近，這位小說大師說他是在那裏學會法語的。”
“這種地方還在開門營業，羞煞人也。我明天就要向當局匯報，說說這情況。”
他笑了。我頓時覺得我們倆注定可以成為偉大的朋友。他告訴我他的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英國人，但他的父親已經過世。我說，不錯，英國人好像到了時候就死，絲毫都不差。我的直率讓他大吃一驚。當然，他不會知道我是誰：他的父親沒有向他提起過我的名字，甚至在臨死前也沒提過。不過，伸手不打笑臉人，我向來都能原諒笑眯眯的人，所以我決定親自來教莫裏斯。我把他引薦給我的朋友。我偶爾還讓他請我吃晚飯。
在這些夏日的下午，我們在我狹窄的床上一齊躺著抽煙。他不知從什麽地方得知我是個著名的作家，一個享譽全球的大藝術家，但我覺得他不會信這些說法。有時候我會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描述《莎樂美》中的可怖場景，或者背出一句非常貼切的警句。這時候他就會好奇地斜著眼看我，仿佛我在說一個他不認識的人。
“你現在為什麽不寫了？”他問我。
“我沒什麽好說的了，莫裏斯，再者，該說的我都說過了。”
春季的時候，莫爾·阿迪和我們在一起。他帶了一本我的詩集給我。這書可是漂洋過海來的。不過，我真的不想要，就厭惡地揮了揮手。“不過奧斯卡，這裏麵有的詩寫得很不賴啊。”莫爾說話的口氣總像是律師，可他在當律師的時候卻反而沒有這種腔調。
“是的，莫爾，不過他們這樣做到底是什麽意思？什麽意思？”他看了看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當然可以信心十足地開始寫我的自白錄。德·昆西[9]寫過，紐曼[10]寫過，有人說連聖奧古斯丁[11]也寫過。我甚至覺得蕭伯納是在不停地寫，這是他和戲劇之間唯一的聯係通道。但是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形式。我不想寫成魏爾蘭[12]那樣的懺悔錄—他的偉大之處是把所有可能有趣的內容統統排斥。不過他倒也是個天真無邪之人—真正的天真無邪，他不會對別人產生任何傷害。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不幸卷入了複雜的生活。我是個複雜的人，卻混跡於質樸的表象之下。有些藝術家負責提出問題，有些藝術家負責提供答案。我屬於提供答案的那一種，而且會在來世繼續等待人們的提問。誰是奧斯卡·王爾德又有什麽關係？我現在所需要的，隻是聽聽《湯豪澤》[13]的序曲。外邊傳來了莫裏斯的聲音：聽那重重的大踏步的聲音，必定有很重要的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