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奧合並
弗蘭克爾自傳：活出生命的意義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診室裏心無旁騖地看病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幾個月後，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進駐奧地利。那個政治上風雲變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個題為“焦慮不安是一種時代現象”的演講，對外麵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突然，大門被撞開，一名納粹衝鋒隊隊員全副武裝地站在門口——他也許是許士尼格[1]派來的？我心想。很顯然，這名衝鋒隊隊員是來搗亂的，他想迫使我中斷演講。
我對自己說：一切都有可能！繼續講下去，讓他忘記自己是來這兒幹什麽的！要轉移他的注意力！於是我盯著他的臉，一直說個不停。他站在那裏呆若木雞，直到半個小時之後我的演講結束才緩過神來，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場雄辯風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趕，布拉特大街上已經站滿了歡呼雀躍、搖旗呐喊的遊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親在哭泣，廣播裏許士尼格正在向民眾發表告別演說，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傷氛圍彌漫開來。
說起我的演說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幾年之後，我已是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請同事們來家裏吃飯，席間我妻子堅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僅僅是想從他嘴裏知道大家給我起了什麽外號。最後他終於說漏了嘴，告訴我們大家私下裏喊我“瘋子戈培爾”。我和妻子都覺得這個外號不錯，上帝送給每一種動物一樣禦敵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類的，而他送給我的就是演說才能。每當我結束演講，進入自由討論環節，我就變得很難對付。那些攻擊我的人，聽了我的回答後就笑不出來了——他轉而成了觀眾嘲笑的對象。
自從希特勒的軍隊進駐之後，一切事情都變得異常艱難，我拿不到出國簽證。此時，我突然接到去羅特席爾德醫院神經科住院部工作的邀請，我接受了邀請，不管怎麽說，這個職位多少會給我的父母一點庇護，保護他們不被送進集中營受苦。
在羅特席爾德醫院的那些日子，盡管時局維艱，我還是能夠正常從事我的醫療工作。有一段時間，醫院裏每天都要接到10例以上的自殺病例，由此可見，那時候居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是多麽惶惶不可終日！每當內科醫生特別是多納特教授對某個病人已經無計可施，而將其轉診到我這裏時，我一般會采用注射興奮劑的方式進行救治，我會先將興奮劑靜脈注射到體內，如果仍不起作用，則選擇腦池內注射。戰爭中期，我還將這些經驗寫成論文，經國家社會主義醫生公會裏的猶太負責人的批準，在瑞士的《醫學藝術》（ars medici）雜誌發表。
在此期間，我想到了一種枕骨下腦池穿刺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能夠消除當時剛引起我注意的一類典型危險源。後來，我進一步提出，在每次腦池內注射不起作用的時候，都可以進行顱骨穿刺，將藥液直接滴入腦側室，同時在枕骨下穿刺將液體從第四室導出。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藥物更加快速地通過中腦水管，從而使藥效更快發揮出來。已經停止呼吸和脈搏的病人，如果對他們采用這種方法施救，他們的生命可以延續兩天。
不過要注意的是，上麵說的這種顱部手術我僅僅從書本上（主要是從那本丹迪[2]寫的醫學教科書）看到過，羅特席爾德醫院的外科主任醫生賴希拒絕做這種手術，而舍恩鮑爾教授和他的助手做手術時，我更是連站在一旁觀看都不行。
那時候，我對顱部手術進行了深入的鑽研，夢想著有一天能夠站在手術台前獨立完成一台手術。羅特席爾德醫院的手術室管理員——他之前曾長年與舍恩鮑爾合作，在聽說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外科手術時，感到十分難以置信。
我的助手拉帕波特醫生對於我努力挽回自殺者生命的做法並不讚成，後來有一天，她接到了被遣送至集中營的命令，便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接著她就被送到我的手中，被我救活了——然後她被送進集中營。
我尊重一個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定，可是我也希望人們能夠尊重我的原則，那就是：盡我所能，救死扶傷。隻有一次我違背了我的原則，那是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第二次自殺後被送到羅特席爾德醫院，當時妻子已經離開人世了，而丈夫生命垂危。別人問我，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是還要去救他。我最後沒有對他施救，因為我問自己，如果我把這位老先生救活，隻是為了讓他去參加妻子的葬禮——那麽我能否承擔得起這份責任？
類似的情況還有，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得了絕症很快就會死去，而以後的日子必須飽受病痛折磨，這個時候，病痛反而變成了一個機會、實現自我的最後一個可能性，而他能夠且必須小心翼翼地抓住這個機會。可這種在極端情況下實現自我的英雄主義隻能通過一樣東西獲得，那就是他自己。與這類似的，有的人聲稱，他寧願去集中營，也不去做納粹的走狗。話是沒錯，可是這種話隻有那些用自己的行動證實自己的人才有資格說，那些老早就躲到國外去過安逸生活的人還是不要說了。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回過頭來對他人的做法評頭論足，終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維也納的猶太醫生裏上演的悲劇間或還摻雜著悲喜劇的因素，大量猶太醫生被解雇或者遭到驅逐，醫院裏隨之補充進來一批年輕的納粹醫生，他們因為缺少經驗而鬧出不少笑話。有一次，一位女性病人被送到醫院，接收她的年輕醫生宣布病人已經死亡，大家便把她送進解剖室。可是沒過多久她就轉醒過來，還大喊大叫起來，於是大家不得不把她轉到內科病房，並將她鎖在床上。我想，把一個病人從解剖室轉到內科病房這種事情，並不是很常見吧？！
我還有一個病人遇到的情況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一名嚴重的癲癇病患者，通過藥物治療他的病情得到有效控製，隨之卻又引發了狂躁症。他的居住地位於維也納的第2區——利奧波德城，有大量猶太人聚居在此，而這位新晉狂躁症患者經常站在他家附近的羅騰施特恩街中央對希特勒破口大罵。於是我連忙取消了對他的用藥，這樣一來他的癲癇病又開始發作了，不過相對於他咒罵希特勒可能帶來的殺身之禍，現在這樣他至少不會丟了性命。
[1] 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奧地利政治家、法學家，曾擔任奧地利總理， 1938年3月11日被納粹趕下台。——譯者注
[2] 丹迪（dandy），美國腦外科醫生，曾在現代腦外科創始人庫欣手下工作，出版過一部腦外科的權威著作。——譯者注
我對自己說：一切都有可能！繼續講下去，讓他忘記自己是來這兒幹什麽的！要轉移他的注意力！於是我盯著他的臉，一直說個不停。他站在那裏呆若木雞，直到半個小時之後我的演講結束才緩過神來，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場雄辯風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趕，布拉特大街上已經站滿了歡呼雀躍、搖旗呐喊的遊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親在哭泣，廣播裏許士尼格正在向民眾發表告別演說，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傷氛圍彌漫開來。
說起我的演說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幾年之後，我已是維也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請同事們來家裏吃飯，席間我妻子堅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僅僅是想從他嘴裏知道大家給我起了什麽外號。最後他終於說漏了嘴，告訴我們大家私下裏喊我“瘋子戈培爾”。我和妻子都覺得這個外號不錯，上帝送給每一種動物一樣禦敵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類的，而他送給我的就是演說才能。每當我結束演講，進入自由討論環節，我就變得很難對付。那些攻擊我的人，聽了我的回答後就笑不出來了——他轉而成了觀眾嘲笑的對象。
自從希特勒的軍隊進駐之後，一切事情都變得異常艱難，我拿不到出國簽證。此時，我突然接到去羅特席爾德醫院神經科住院部工作的邀請，我接受了邀請，不管怎麽說，這個職位多少會給我的父母一點庇護，保護他們不被送進集中營受苦。
在羅特席爾德醫院的那些日子，盡管時局維艱，我還是能夠正常從事我的醫療工作。有一段時間，醫院裏每天都要接到10例以上的自殺病例，由此可見，那時候居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是多麽惶惶不可終日！每當內科醫生特別是多納特教授對某個病人已經無計可施，而將其轉診到我這裏時，我一般會采用注射興奮劑的方式進行救治，我會先將興奮劑靜脈注射到體內，如果仍不起作用，則選擇腦池內注射。戰爭中期，我還將這些經驗寫成論文，經國家社會主義醫生公會裏的猶太負責人的批準，在瑞士的《醫學藝術》（ars medici）雜誌發表。
在此期間，我想到了一種枕骨下腦池穿刺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能夠消除當時剛引起我注意的一類典型危險源。後來，我進一步提出，在每次腦池內注射不起作用的時候，都可以進行顱骨穿刺，將藥液直接滴入腦側室，同時在枕骨下穿刺將液體從第四室導出。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藥物更加快速地通過中腦水管，從而使藥效更快發揮出來。已經停止呼吸和脈搏的病人，如果對他們采用這種方法施救，他們的生命可以延續兩天。
不過要注意的是，上麵說的這種顱部手術我僅僅從書本上（主要是從那本丹迪[2]寫的醫學教科書）看到過，羅特席爾德醫院的外科主任醫生賴希拒絕做這種手術，而舍恩鮑爾教授和他的助手做手術時，我更是連站在一旁觀看都不行。
那時候，我對顱部手術進行了深入的鑽研，夢想著有一天能夠站在手術台前獨立完成一台手術。羅特席爾德醫院的手術室管理員——他之前曾長年與舍恩鮑爾合作，在聽說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外科手術時，感到十分難以置信。
我的助手拉帕波特醫生對於我努力挽回自殺者生命的做法並不讚成，後來有一天，她接到了被遣送至集中營的命令，便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接著她就被送到我的手中，被我救活了——然後她被送進集中營。
我尊重一個人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定，可是我也希望人們能夠尊重我的原則，那就是：盡我所能，救死扶傷。隻有一次我違背了我的原則，那是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們第二次自殺後被送到羅特席爾德醫院，當時妻子已經離開人世了，而丈夫生命垂危。別人問我，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是還要去救他。我最後沒有對他施救，因為我問自己，如果我把這位老先生救活，隻是為了讓他去參加妻子的葬禮——那麽我能否承擔得起這份責任？
類似的情況還有，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得了絕症很快就會死去，而以後的日子必須飽受病痛折磨，這個時候，病痛反而變成了一個機會、實現自我的最後一個可能性，而他能夠且必須小心翼翼地抓住這個機會。可這種在極端情況下實現自我的英雄主義隻能通過一樣東西獲得，那就是他自己。與這類似的，有的人聲稱，他寧願去集中營，也不去做納粹的走狗。話是沒錯，可是這種話隻有那些用自己的行動證實自己的人才有資格說，那些老早就躲到國外去過安逸生活的人還是不要說了。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再回過頭來對他人的做法評頭論足，終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維也納的猶太醫生裏上演的悲劇間或還摻雜著悲喜劇的因素，大量猶太醫生被解雇或者遭到驅逐，醫院裏隨之補充進來一批年輕的納粹醫生，他們因為缺少經驗而鬧出不少笑話。有一次，一位女性病人被送到醫院，接收她的年輕醫生宣布病人已經死亡，大家便把她送進解剖室。可是沒過多久她就轉醒過來，還大喊大叫起來，於是大家不得不把她轉到內科病房，並將她鎖在床上。我想，把一個病人從解剖室轉到內科病房這種事情，並不是很常見吧？！
我還有一個病人遇到的情況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一名嚴重的癲癇病患者，通過藥物治療他的病情得到有效控製，隨之卻又引發了狂躁症。他的居住地位於維也納的第2區——利奧波德城，有大量猶太人聚居在此，而這位新晉狂躁症患者經常站在他家附近的羅騰施特恩街中央對希特勒破口大罵。於是我連忙取消了對他的用藥，這樣一來他的癲癇病又開始發作了，不過相對於他咒罵希特勒可能帶來的殺身之禍，現在這樣他至少不會丟了性命。
[1] 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奧地利政治家、法學家，曾擔任奧地利總理， 1938年3月11日被納粹趕下台。——譯者注
[2] 丹迪（dandy），美國腦外科醫生，曾在現代腦外科創始人庫欣手下工作，出版過一部腦外科的權威著作。——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