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和實踐:青少年谘詢中心
弗蘭克爾自傳：活出生命的意義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離開個體心理學學會後，我關注的重心從理論轉向實踐。我先是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青少年谘詢中心，後來又依照這一模式在其他六個城市也建立了這一組織，奧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爾溫·韋克斯貝格以及魯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請為中心的名譽顧問，此外，夏洛特·比勒[2]還免費在家中接待尋求幫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學校畢業季期間組織了一次專項行動，效果明顯，維也納多年來首次無一例學生自殺記錄。
國外開始對這項工作表現出興趣，於是我被邀請去各地做這方麵的講座。在柏林我結識了威廉·賴希[3]，他對我的青少年谘詢工作很感興趣，於是一連幾小時開著他那輛敞篷車，帶我在柏林市區閑逛，一邊兜風一邊和我討論我在谘詢中心裏遇到的各類性問題。此外，我還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學術圈子裏做了演講，並在布拉格結識了奧托·珀茨爾[4]，後者後來來到維也納，成為瓦格納—堯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為終身的良師益友。
在我看來，珀茨爾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繼承了天才們丟三落四、不拘小節的毛病。下麵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發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來我的診所，走進我的辦公室後，他把傘（這把傘他平日裏一直隨身帶在身邊）順手掛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個病例。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告辭，我送他出去，沒多久他又折返回來——他把傘落在我這兒了，於是他取了傘，再次離開。這時我突然發現，他錯把我的傘拿走了，連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傘！”
“抱歉。”他說，又回來拿走自己的傘。他走後，我才發現他沒把我的傘還回來，於是不得不再次跑出去喊他：“教授，您怎麽把兩把傘都拿走啦？！”
於是他又一次道歉，第三次回到我的辦公室，這一次，他終於正確地拿走了自己的傘！
那一次，我受德國青少年救濟中心的瑪格麗特·羅勒（margarete roller）女士邀請，在布爾諾做講座，講座結束後大家一起去飯館吃飯，羅勒突然若有所思地說，她想起來，幾十年前她曾經跟我父親在青少年救濟方麵有過合作，現在她又在和這人的兒子合作同樣的事情！
當年我父親和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部長共同建立了兒童保護和青少年救濟中心，在青年時的我眼中，沒有什麽比這方麵的事情更無聊的了，直到現在經瑪格麗特的提醒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也同樣在做青少年救濟方麵的事情——不過是從心理層麵罷了。
簡單地用過餐後，我與大家匆忙告別——我得趕緊飛回維也納去。想想吧，那是1930年！我坐的是一架四人座的小飛機，裏麵卻隻有我一個乘客，而我必須先在機場稱重，以確定小飛機能否負荷得了。那時候飛行員的駕駛艙還是露天的，不像現在是一個密閉的空間。不管怎樣，那次坐飛機——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對我來說還是相當刺激的。不過當時這也是無奈之舉，我必須趕回維也納去給一所業餘大學上課——我從1927年開始就在那兒教課了，那還是第一次在維也納的業餘大學開設心理保健課程。
說到這兒，我還想起我當時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經常耍的一個小花招——因為單憑長相我可辦不到。假如我在舞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孩，我會很興奮地向她介紹，我特別喜歡去業餘大學聽一個叫弗蘭克爾的人講課，講得特別棒，建議她一定要去聽一下——當然她很樂意隨我去聽課。於是我們在某天晚上一起來到齊庫斯街上的一個中學的大禮堂裏——這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弗蘭克爾的課最受大家歡迎，聽課的人很多——出於謹慎考慮，我選擇禮堂前排的一個角落位置坐下，接下來，大家能夠想到，當這個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來的同伴突然站起來，在大家的掌聲中走上講台，內心會是多麽的驚訝了吧。
我不但常年在業餘大學授課，還定期為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的一些組織做講座。每次講座最後，我都會解答幾個聽眾用紙條遞上來的問題，上百場講座下來，這些積累的問題，連同我在青少年谘詢中心裏與上千位谘詢者的交流所得一起，形成了一筆寶貴的經驗財富。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珀茨爾第一次應該也是唯一一次給我開了紅燈——他同意了自己醫院裏心理治療科主任奧托·科格雷的請求，讓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我（我當時還沒拿到博士學位）自主地開展心理治療工作。這時，我努力忘記學到的精神分析和個體心理學的理論知識，轉而從患者身上學習：我仔細傾聽患者的談話，想從中了解，他都做了些什麽，使得自己的情況開始好轉的，我開始即興發揮。
這樣一來，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患者對我說的話，卻總是忘記我給對方說了些什麽，所以經常會有這樣的場景：我聽我的患者告訴我，他是如何使用“矛盾意向法”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的——當然，我正式提出並使用這一概念是很久以後的事了，第一次提出應該是1939年在《瑞士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檔案》（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上——於是我問對方，他如何會想到這個主意，卻總會聽到對方用驚訝的語氣說：“這都是您上次告訴我的呀！”噢，我居然把我自己的“發明”給忘記了！
[1] 奧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 1878—1949），奧地利教育家、精神分析學家，精神分析教育學創始人。——譯者注
[2] 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ühler， 1893—1974），德國女心理學家，她在30年代將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學家召集起來，成立維也納學派，開展發展和智力測試。——譯者注
[3] 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他嚐試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論結合起來，同時對恐懼和性進行生物學、心理學的研究，對60年代的反暴力運動產生重要影響。代表作有《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die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性革命》（die sexuelle revolution， 1945）、《性格分析》（charakteranalyse， 1933）。——譯者注
[4] 奧托·珀茨爾（otto p?tzl， 1877—1962），精神病科醫生、神經病學家。——譯者注
[5] 尤利烏斯·裏特爾·瓦格納·馮·堯雷格（julius ritter wagner von jauregg， 1857—1940），奧地利心理學家，他的以瘧原蟲接種來治療麻痹性癡呆的研究使他獲得了192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譯者注
國外開始對這項工作表現出興趣，於是我被邀請去各地做這方麵的講座。在柏林我結識了威廉·賴希[3]，他對我的青少年谘詢工作很感興趣，於是一連幾小時開著他那輛敞篷車，帶我在柏林市區閑逛，一邊兜風一邊和我討論我在谘詢中心裏遇到的各類性問題。此外，我還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的學術圈子裏做了演講，並在布拉格結識了奧托·珀茨爾[4]，後者後來來到維也納，成為瓦格納—堯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為終身的良師益友。
在我看來，珀茨爾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繼承了天才們丟三落四、不拘小節的毛病。下麵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發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來我的診所，走進我的辦公室後，他把傘（這把傘他平日裏一直隨身帶在身邊）順手掛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個病例。過了一會兒，他起身告辭，我送他出去，沒多久他又折返回來——他把傘落在我這兒了，於是他取了傘，再次離開。這時我突然發現，他錯把我的傘拿走了，連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傘！”
“抱歉。”他說，又回來拿走自己的傘。他走後，我才發現他沒把我的傘還回來，於是不得不再次跑出去喊他：“教授，您怎麽把兩把傘都拿走啦？！”
於是他又一次道歉，第三次回到我的辦公室，這一次，他終於正確地拿走了自己的傘！
那一次，我受德國青少年救濟中心的瑪格麗特·羅勒（margarete roller）女士邀請，在布爾諾做講座，講座結束後大家一起去飯館吃飯，羅勒突然若有所思地說，她想起來，幾十年前她曾經跟我父親在青少年救濟方麵有過合作，現在她又在和這人的兒子合作同樣的事情！
當年我父親和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部長共同建立了兒童保護和青少年救濟中心，在青年時的我眼中，沒有什麽比這方麵的事情更無聊的了，直到現在經瑪格麗特的提醒我才意識到，原來我也同樣在做青少年救濟方麵的事情——不過是從心理層麵罷了。
簡單地用過餐後，我與大家匆忙告別——我得趕緊飛回維也納去。想想吧，那是1930年！我坐的是一架四人座的小飛機，裏麵卻隻有我一個乘客，而我必須先在機場稱重，以確定小飛機能否負荷得了。那時候飛行員的駕駛艙還是露天的，不像現在是一個密閉的空間。不管怎樣，那次坐飛機——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對我來說還是相當刺激的。不過當時這也是無奈之舉，我必須趕回維也納去給一所業餘大學上課——我從1927年開始就在那兒教課了，那還是第一次在維也納的業餘大學開設心理保健課程。
說到這兒，我還想起我當時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經常耍的一個小花招——因為單憑長相我可辦不到。假如我在舞會上認識了一個女孩，我會很興奮地向她介紹，我特別喜歡去業餘大學聽一個叫弗蘭克爾的人講課，講得特別棒，建議她一定要去聽一下——當然她很樂意隨我去聽課。於是我們在某天晚上一起來到齊庫斯街上的一個中學的大禮堂裏——這是因為這段時間以來弗蘭克爾的課最受大家歡迎，聽課的人很多——出於謹慎考慮，我選擇禮堂前排的一個角落位置坐下，接下來，大家能夠想到，當這個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來的同伴突然站起來，在大家的掌聲中走上講台，內心會是多麽的驚訝了吧。
我不但常年在業餘大學授課，還定期為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的一些組織做講座。每次講座最後，我都會解答幾個聽眾用紙條遞上來的問題，上百場講座下來，這些積累的問題，連同我在青少年谘詢中心裏與上千位谘詢者的交流所得一起，形成了一筆寶貴的經驗財富。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珀茨爾第一次應該也是唯一一次給我開了紅燈——他同意了自己醫院裏心理治療科主任奧托·科格雷的請求，讓當時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我（我當時還沒拿到博士學位）自主地開展心理治療工作。這時，我努力忘記學到的精神分析和個體心理學的理論知識，轉而從患者身上學習：我仔細傾聽患者的談話，想從中了解，他都做了些什麽，使得自己的情況開始好轉的，我開始即興發揮。
這樣一來，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患者對我說的話，卻總是忘記我給對方說了些什麽，所以經常會有這樣的場景：我聽我的患者告訴我，他是如何使用“矛盾意向法”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的——當然，我正式提出並使用這一概念是很久以後的事了，第一次提出應該是1939年在《瑞士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檔案》（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上——於是我問對方，他如何會想到這個主意，卻總會聽到對方用驚訝的語氣說：“這都是您上次告訴我的呀！”噢，我居然把我自己的“發明”給忘記了！
[1] 奧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 1878—1949），奧地利教育家、精神分析學家，精神分析教育學創始人。——譯者注
[2] 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ühler， 1893—1974），德國女心理學家，她在30年代將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學家召集起來，成立維也納學派，開展發展和智力測試。——譯者注
[3] 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他嚐試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論結合起來，同時對恐懼和性進行生物學、心理學的研究，對60年代的反暴力運動產生重要影響。代表作有《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die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性革命》（die sexuelle revolution， 1945）、《性格分析》（charakteranalyse， 1933）。——譯者注
[4] 奧托·珀茨爾（otto p?tzl， 1877—1962），精神病科醫生、神經病學家。——譯者注
[5] 尤利烏斯·裏特爾·瓦格納·馮·堯雷格（julius ritter wagner von jauregg， 1857—1940），奧地利心理學家，他的以瘧原蟲接種來治療麻痹性癡呆的研究使他獲得了192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