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我提過,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極為理智;不過我也說過,同時我還是一個情感極為豐富的人。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我還沒被關押進集中營,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刺激的夢。那時有大量精神病患者被強製執行“安樂死”,我在夢中看到一些人站成一排等待被送進毒氣室處死,出於對他們的同情,我見狀略一思索便毅然加入了他們。看,我的行為與那位著名的波蘭兒童醫生雅努什·科爾恰克(janusz korczak)的做法真是不謀而合,後者在二戰時主動跟隨自己撫養的孤兒們進入毒氣室,隻不過科爾恰克醫生是真正這麽做了,而我隻是做夢想想罷了。


    我隻能說,我完全理解他的選擇,而在我身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好品質中,其中一個就是:我總會記住別人的好處,忘記別人的壞處。


    我在生活中有什麽願望嗎?我隻記得,讀大學時我總是希望擁有更多,比如能夠有一輛汽車、一棟房子以及成為一名大學編外講師。後來,我如願有了一輛自己的車,房子的願望則落空了(不過後來我倒是為我的女兒女婿購置了房產)。我也終於進入大學任職,還是一位出色的大學教授呢。


    至於還有什麽想做的事,我倒可以很明確地說出來:我想去阿爾卑斯山登山。以前我的旅伴魯道夫·賴夫曾邀請我一起去,不過我當時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根本沒有時間休假。此外,登山還是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賭博和顱部手術)之一。


    正如大家看到的,我總能經受住生活中的各種傷害和責難,這大概要歸功於我自身的一種生活態度。我一直這樣告訴別人,同時自己也這麽做:當你遭受到什麽磨難,屈下雙膝(當然是在腦海中)並禱告上蒼,在以後的歲月中不會再遇到比這更糟糕的事情。


    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在心中不僅要對自己所珍視的價值進行排序,還要建立一個對我們所摒棄的無價值的等級秩序。在泰雷津集中營廁所的牆上,我曾看到過這麽一句話:“無視一切,並為每一件狗屁事兒喝彩。”是的,我們要看到積極的一麵,至少那些想要藝術地生活的人需要如此。


    我這裏說的不光是那些我們以後想竭力避免的事情,還有那些我們過去已經擺脫掉的倒黴事。對於後一種情況,那些幸運的家夥要心懷感恩,並常常回憶品味一下,最好像我前麵提到的那個丟了筆記本的小孩子一樣,為這件事設立一個紀念日。


    說到這兒,我年輕時還曾想寫另外一個短篇故事——在我大概十三四歲的時候。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個人發明了一種藥,誰吃了它,就會變得無比聰明。醫藥公司盯上了這種藥,瘋狂地尋找它的發明者,卻一無所獲。原來,這個發明者已經吃了自己的藥而擁有了無窮的聰明才智,可是他不想自己的成果被貪婪的商人利用,成為盤剝大眾的商業工具,於是躲進原始森林,獨自一人悠哉度日。我一直未將這個小故事寫成文章,倒是還記得我為它寫的兩首詩,那時我應該是15歲。其中一首詩是:


    我做了一個關於存在和生命的夢:


    我看見兩顆星從天幕滑落,


    兩顆星,想結為一體。


    願望雖美,卻是


    表象的負擔!


    兩顆星越來越小,


    可是遠遠地


    我看見它們合而為一。


    我不斷說服別人,這第二首詩是節選自印度玄學典籍吠檀多[1],它是這樣寫的:


    我的精神掙脫了枷鎖:


    掙紮著,我的精神攫走時空,


    墜入無盡的永恒,


    擁抱永恒的無窮,


    它是博大的統一


    踏上了萬物之基。


    如果一個人不光有豐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富有機智,那他就會嚐到甜頭。舉個例子,在我參加博士學位口試時,馬雷施教授提問我,胃潰瘍是如何形成的,我援引了之前在一個講稿中看到的某個理論進行回答,接著他又問:“很好,不過還有其他的理論也能回答這個問題,你知道有哪些嗎?”


    我答道:“當然知道。”接著又介紹了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是誰提出的?”他接著問。


    我支支吾吾地說不出來,終於他沒再難為我,說出了某個很有名的人的名字。


    “哦對!”我說,“我怎麽會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呢!”


    不過實際上,我壓根兒沒有聽過這個理論,它是我在考場上隨口編出來的。


    [1] 吠檀多,印度六派哲學中的一派,原指《吠陀》末尾所說的《奧義書》。——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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