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到，雍正二年十一月，已經立意“倒年”的雍正帝，考慮到逮捕功臣的合法性問題，將年羹堯“放虎歸山”，讓他回到經營十餘年的川陝大本營，且仍擔任撫遠大將軍兼川陝總督職務。不過，也是從這時起，雍正帝開始步步為營，策劃布置“倒年運動”。“倒年運動”按照時間劃分，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稱為秘密放風階段。在這個時間段內，一切公開發布的諭旨、文件上，還沒有透露出與年羹堯相關的絲毫負麵信息，但在皇帝與封疆重臣們一對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經開始在不小的範圍內，表達自己對年羹堯的不滿，並明示相關大臣要及時表態站隊，最好還能就己所知揭發其大小罪過。
秘密放風的對象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堯無甚來往，甚至有矛盾過節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剛離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廣總督楊宗仁詢問：“年羹堯何如人也？就爾所知，據實奏聞。‘純’之一字可許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兩年多內，年羹堯一直被天語“定性”為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公慎無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時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反而向大臣詢問，年羹堯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是不是能稱為“純臣”，顯然是對他的“純”度產生了高度的懷疑。楊宗仁官場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總督齊蘇勒的奏折上批道：“近來舊舊（舅舅）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作福攬勢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漸，將來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爾等當遠之。現舊舊（舅舅）隻說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堯前歲數奏你不能料理河務，言不學無術。今歲已安瀾告成，今陛見來，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獨立。隻有怡親王深言汝之好處，現你與王毫無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問好請安親近之，與你保管有益，況王公忠廉誠，當代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齊蘇勒是雍正年間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將自己對年羹堯的不滿向其直告，還親自挑唆二人關係，稱年羹堯曾在背後說其不稱職、不學無術，真是用心良苦，對齊總督“照顧”得很。
楊宗仁、齊蘇勒和年羹堯本無瓜葛，看到這樣的朱批，大約除了心裏一震，意識到朝中將有大變動外，倒也談不上有多麽緊張。與他們相比，第二類放風對象就沒這麽超脫了。這類人大多是年羹堯的親朋故舊，或是由年羹堯提拔薦舉的文武大臣，隻是其人或有才幹，或與皇帝也有親舊，有分化瓦解、籠絡保護的必要。提前放風，是對這類人物的試探之舉。如果他們能明確表態，甚至對年羹堯反戈一擊，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虛與委蛇，甚至被發覺與年羹堯通風報信，自然徹底坐實為“年黨”，隻待秋後算賬。
如直隸總督李維鈞是年羹堯舉薦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後，頭一個向他放風：“近者年羹堯奏對事件，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漸遠之好。”又如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說：“近日年羹堯甚作威福，貪取賄賂，朕甚怪他負朕。況你兒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則可，若畏懼附和他，恐為他連累也，諸事當慎之。不但年羹堯自己仗不得，憑誰不能致爾等禍福也。除你本王之外，總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為，今皆不靈應也！改之勉之！”
這裏的“本王”即是怡親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風聲的同時，往往告訴他們：朝中隻有怡親王最值得我信任，你們要向怡親王靠攏，有什麽不便直接上奏給我的事，都可以向怡親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諱大臣搞“團團夥夥”，特別是結交宗室王公、權臣親貴，可他也明白，“朝裏有人好做官”，是官場中根深蒂固的觀念，皇帝高高在上，雖然推廣了和大臣一對一聯絡的奏折製度，但要真正實現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權貴的官員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難立足，更難施政。與其讓他們各尋門路，去投靠自己的親友、同年、恩主，不如親自為他們指定一個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為聯係人。他當年極力拉攏年羹堯與允祥的關係，意出於此，如今密令群臣拋棄年羹堯而結交允祥，也是這個緣故。
第二階段是從雍正三年初到當年四五月，是公開放風與搜集證據階段。在這個階段內，雍正帝開始在公開的諭旨、文件上事無巨細地批評年羹堯。比如著名的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就分別發生在當年正月和三月。
雍正三年正月，一貫隻受表揚的年大將軍被皇帝公開點名批評，並交吏部議處，理由是他指使自己的親信、陝西巡撫胡期恒參劾了一位下屬官員——陝西驛道金南瑛。督撫參劾下屬官員，本是分內之權，除非有特別充足的理由證明督撫濫施淫威，皇帝一般不會予以駁回，更不會指斥督撫。但對於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金南瑛，雍正帝極力維護，指責年羹堯、胡期恒是“妄參”，理由隻有一個：金南瑛曾經是怡親王保舉過的會考府官員，怡親王保舉的人，怎麽會不稱職呢？必然是你年羹堯排斥賢良、任用私人。顯然，這是與朱批中要大臣遠年羹堯、親怡親王的態度相呼應。
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的天象，是所謂的祥瑞之兆。按照慣例，一定級別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賀表，歌頌皇帝聖德感天。這一類文字，實屬套話具文，向來由督撫大臣的幕府起草、謄抄，送到北京後，不迷信祥瑞的皇帝通常也不會親自閱看，走走形式、表表忠心而已（雍正帝晚年有迷信祥瑞的傾向，這一階段則完全沒有這樣的跡象）。但就是這一次，存心雞蛋裏挑骨頭的雍正帝發現年羹堯的賀表裏出現了錯字，即將用以形容皇帝夙興夜寐、勵精圖治的美好詞匯“朝乾夕惕”寫錯了，寫成了“夕陽朝乾”。雍正帝將這個文字錯誤無限上綱上線，說：年羹堯不是個粗心的人，他的賀表寫成這樣，是故意的。他不願意用“朝乾夕惕”這四個字來評價朕，這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他既然不認可朕的政績，那麽他的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這樣的話都說了出來，滿朝文武大約再也沒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圖了。
另外，在第二階段內，一部分在前一個階段受到秘密暗示的大臣，開始或秘密或公開地彈劾年羹堯，揭發了他各式各樣的罪狀。雍正帝順利找到“倒年”合法性的抓手，開始向各地派人，就這些彈劾的內容落實人證物證。
這兩個階段在“倒年”運動中至關重要，其時，雍正帝尚未對年羹堯采取任何實質性懲罰措施，隻是進行筆頭警告。事實上，自從雍正二年底離開北京，年羹堯就開始直接麵對雍正帝的敲打。按照慣例，他一回西安總督衙門，就向北京遞交了一個謝恩折子，一方麵報告皇帝自己已經回任，一方麵感謝皇帝對自己在京期間給予的厚待優賞，承認自己過去犯了很多錯誤，感謝皇帝的寬容諒解。雍正帝在此奏折後麵，批了很長的一段話，意思頗深。他說：
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置於危險，方可謂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置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地。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堯接此朱批，自然惶惑，忙表態說自己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錯誤，皇上不忍加罪，還這樣教育他，他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贖罪雲雲。對於年羹堯這樣的回複，雍正帝的朱批口氣似乎稍緩，表示“覽此奏朕心稍喜，過而能改則無過矣”，但轉而又語帶譏誚，說隻恐年羹堯對自己的告誡不能心悅誠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萬年聲名人物，可惜千載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處不可枚舉也”。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又因金南瑛等事，命新任陝西巡撫石文焯帶話給年羹堯，質問說：“怎麽連他也不知道朕呢？著他回奏。”年羹堯無奈表態，稱自己確實是認識到錯了，確實是心悅誠服、忠心耿耿，但又彷徨莫措，不知如何改過。雍正帝接到年羹堯這些惶恐悔過的奏折後，顯得十分不屑，冷冷批曰：“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爾，如果知恩，何罪可待？”
此時的年羹堯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權，一旦受到嚴重的心理刺激，釀成兵變甚至引發全麵戰爭，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雍正帝身邊的親信重臣對此皆有憂慮，曾勸諫這位不讓人省心的話癆皇帝，發表關於年羹堯的言論，最好留有餘地，要有“防閑”之心。不過，權術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帝是不管這一套的，人家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寬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這兩個時間段內，做到了團結反年派，特別是讓一些“關鍵少數”站在自己這一邊，與年羹堯劃清界限，並因勢利導，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
比如我們提到過的史貽直，時任吏部侍郎。他與年羹堯是同榜舉人、同榜進士，又受到過年羹堯的舉薦，可稱同年故舊。雍正帝愛惜史貽直的才幹，卻也有些許疑慮，就找史貽直談話，單刀直入發問：“你是年羹堯推薦的人吧？”史貽直當即對答：“推薦臣的是年羹堯，但重用臣的是皇上您啊！”雍正帝聽後非常高興，對史貽直轉疑為信，並派他擔任欽差，到年羹堯的錢袋子——山西河東鹽場——調查年羹堯濫發鹽引、販賣私鹽的罪證，成效十分顯著。
與史貽直相比，年羹堯的另一位鄉試同年伊都立，更是被雍正帝用為“倒年”的急先鋒。伊都立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他的家族背景非常顯赫，是康熙年間擔任過內閣首輔的大學士伊桑阿之子、外戚權臣索額圖的外孫。伊桑阿家族是滿洲漢化進程最早的家族之一，伊桑阿本人十六歲即中進士（伊桑阿參加的順治年間科舉考試，是滿漢分試，滿人考中進士的難度不大，但在順治年間就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意識並付諸實踐，漢化程度不可謂不高），其子伊都立亦在十三歲的幼稚之齡即中舉人，且有詩文集傳世。滿人貴族子弟以科舉入仕，本來前途不可限量，但由於索額圖的倒台，伊都立在康熙年間的仕途並不順利，到康熙皇帝去世時，僅任職五品的內務府郎中。雍正帝即位後，伊都立平步青雲，很快升至刑、兵二部侍郎，蓋因其既與怡親王允祥有連襟並兼親家之誼，又與年羹堯有同年之故。三巨頭巴結上了兩個，能不發達乎？
前文我們提到，年羹堯特別看重科舉同年，與伊都立的私交也不錯。雍正帝為麻痹年羹堯，即任命名義上與年羹堯交好，實際是自家親信的伊都立為山西巡撫，在川陝與京畿之間樹立一道重要的防禦屏障。伊都立上任後，雍正帝一麵命他全麵掌握山西各軍事重鎮如太原、大同等地的兵權，並接管山陝兩省的財源重地——河東鹽場；一麵要求他繼續做出和年羹堯同年故交的友好姿態，與其書信不斷。雍正帝甚至親自指導伊都立要用怎樣的詞匯吹捧年羹堯的功勞，使其放下戒心，任由老同學在自家門前大做動作。
當然，並不是每個被“放風”的對象都能如雍正帝所想的那樣知情識趣。年黨重要成員、雍正初年的直隸總督李維鈞在接到雍正帝親自發來的“倒年”信號後，就采取“陽為參劾，陰圖開脫”的態度，試圖“蒙混過關”。李維鈞是浙江嘉興人，由貢生入仕，並非科甲正途，前程也談不上特別光明。雍正改元之初，他在直隸擔任分守道，但因為與年羹堯交厚，雍正元年二月即升任直隸巡撫。雍正二年十月，隨著直隸的最高長官改撫為督，他又順勢升任“天下督撫之首”的直隸總督。
李維鈞巴結年羹堯，采取的是一個不太光彩的手段：讓自己的小妾拜年羹堯的管家魏之耀為義父，然後將這個妾扶為繼室、主持家政，那麽他順理成章也就成了魏之耀的女婿。以封疆大臣之尊而為年氏家奴之婿，在當時的官場士林中反響很壞。好事秀才們編排了不少李維鈞夫婦的段子、打油詩，題於保定城內的酒肆茶樓，一時間沸沸揚揚。
李總督拍馬屁的法子雖然直接得令人難以接受，但論為官行政，他也堪稱是個有魄力有眼光的能吏。雍正初年最重要的製度改革——全麵施行“攤丁入地”，就是由他建議並迅速推廣的。因為這一建議，李維鈞得罪了不少田連阡陌的豪族權貴，感到十分孤立。雍正帝曾命他與怡親王允祥聯絡，作為靠山。但李維鈞沒有照做，而是越發與年羹堯交厚，憑著這個大靠山給自己壯膽。
雍正帝對李維鈞的才幹十分看重，曾稱讚說：如果天下督撫都像李維鈞這樣，那麽吏治民生就都不用朕發愁了。是以雖然知道他是年氏死黨，但在“倒年”的過程中，仍然很希望把他拉出年羹堯陣營，為己所用。將雍正帝提醒大臣們與年羹堯保持距離的朱批按時間排序，就可以發現，他第一個提醒的人就是李維鈞。雍正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李維鈞的奏折上批道，“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朕今少疑羹堯。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漸遠些好”，“有人奏爾饋送年羹堯禮物過厚，又覓二女子相贈之說”。皇帝發了這樣的話，作為“年黨”的重要人物，李維鈞不敢不有所表態。雍正三年初，李維鈞三上彈章，揭發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又說年心跡悖逆，“負恩估惡，隱而彌彰”等等。
然而以雍正帝之精明，馬上意識到，李維鈞光扣大帽子卻避開年羹堯的具體行事而不談，其實是“陽為參劾，陰圖開脫”。雍正帝在朱批中正告李維鈞，“如欲盡釋朕疑，須挺身與年羹堯做對，盡情攻訐，暴其奸跡與天下人盡知，使年羹堯恨爾如仇，則不辯自明矣”“為年羹堯，爾將來恐不能保全首領也”。一個當皇帝的，話說到這個份上，也是夠可以的。即便如此，李維鈞仍然沒有斷絕與年羹堯的關係——用雍正帝的話說，叫作“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督李維鈞之使者。”雍正三年七月，李維鈞因為替年羹堯藏匿財產，及本人的貪汙、瀆職等罪，被奉旨逮問、革職抄家，在天津賠修倉廒，工程完竣後擬斬監候，不久就病死了。
第一階段是從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稱為秘密放風階段。在這個時間段內，一切公開發布的諭旨、文件上，還沒有透露出與年羹堯相關的絲毫負麵信息，但在皇帝與封疆重臣們一對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經開始在不小的範圍內，表達自己對年羹堯的不滿，並明示相關大臣要及時表態站隊，最好還能就己所知揭發其大小罪過。
秘密放風的對象主要包括兩類人，一類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堯無甚來往，甚至有矛盾過節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剛離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廣總督楊宗仁詢問：“年羹堯何如人也？就爾所知，據實奏聞。‘純’之一字可許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兩年多內，年羹堯一直被天語“定性”為公忠體國、不矜不伐、公慎無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時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反而向大臣詢問，年羹堯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是不是能稱為“純臣”，顯然是對他的“純”度產生了高度的懷疑。楊宗仁官場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總督齊蘇勒的奏折上批道：“近來舊舊（舅舅）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作福攬勢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漸，將來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爾等當遠之。現舊舊（舅舅）隻說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堯前歲數奏你不能料理河務，言不學無術。今歲已安瀾告成，今陛見來，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獨立。隻有怡親王深言汝之好處，現你與王毫無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問好請安親近之，與你保管有益，況王公忠廉誠，當代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齊蘇勒是雍正年間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將自己對年羹堯的不滿向其直告，還親自挑唆二人關係，稱年羹堯曾在背後說其不稱職、不學無術，真是用心良苦，對齊總督“照顧”得很。
楊宗仁、齊蘇勒和年羹堯本無瓜葛，看到這樣的朱批，大約除了心裏一震，意識到朝中將有大變動外，倒也談不上有多麽緊張。與他們相比，第二類放風對象就沒這麽超脫了。這類人大多是年羹堯的親朋故舊，或是由年羹堯提拔薦舉的文武大臣，隻是其人或有才幹，或與皇帝也有親舊，有分化瓦解、籠絡保護的必要。提前放風，是對這類人物的試探之舉。如果他們能明確表態，甚至對年羹堯反戈一擊，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虛與委蛇，甚至被發覺與年羹堯通風報信，自然徹底坐實為“年黨”，隻待秋後算賬。
如直隸總督李維鈞是年羹堯舉薦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後，頭一個向他放風：“近者年羹堯奏對事件，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漸遠之好。”又如安徽巡撫李成龍與年羹堯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說：“近日年羹堯甚作威福，貪取賄賂，朕甚怪他負朕。況你兒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則可，若畏懼附和他，恐為他連累也，諸事當慎之。不但年羹堯自己仗不得，憑誰不能致爾等禍福也。除你本王之外，總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為，今皆不靈應也！改之勉之！”
這裏的“本王”即是怡親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風聲的同時，往往告訴他們：朝中隻有怡親王最值得我信任，你們要向怡親王靠攏，有什麽不便直接上奏給我的事，都可以向怡親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諱大臣搞“團團夥夥”，特別是結交宗室王公、權臣親貴，可他也明白，“朝裏有人好做官”，是官場中根深蒂固的觀念，皇帝高高在上，雖然推廣了和大臣一對一聯絡的奏折製度，但要真正實現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權貴的官員幾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難立足，更難施政。與其讓他們各尋門路，去投靠自己的親友、同年、恩主，不如親自為他們指定一個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為聯係人。他當年極力拉攏年羹堯與允祥的關係，意出於此，如今密令群臣拋棄年羹堯而結交允祥，也是這個緣故。
第二階段是從雍正三年初到當年四五月，是公開放風與搜集證據階段。在這個階段內，雍正帝開始在公開的諭旨、文件上事無巨細地批評年羹堯。比如著名的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就分別發生在當年正月和三月。
雍正三年正月，一貫隻受表揚的年大將軍被皇帝公開點名批評，並交吏部議處，理由是他指使自己的親信、陝西巡撫胡期恒參劾了一位下屬官員——陝西驛道金南瑛。督撫參劾下屬官員，本是分內之權，除非有特別充足的理由證明督撫濫施淫威，皇帝一般不會予以駁回，更不會指斥督撫。但對於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金南瑛，雍正帝極力維護，指責年羹堯、胡期恒是“妄參”，理由隻有一個：金南瑛曾經是怡親王保舉過的會考府官員，怡親王保舉的人，怎麽會不稱職呢？必然是你年羹堯排斥賢良、任用私人。顯然，這是與朱批中要大臣遠年羹堯、親怡親王的態度相呼應。
雍正三年三月，北京城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的天象，是所謂的祥瑞之兆。按照慣例，一定級別以上的大臣都要向皇帝上賀表，歌頌皇帝聖德感天。這一類文字，實屬套話具文，向來由督撫大臣的幕府起草、謄抄，送到北京後，不迷信祥瑞的皇帝通常也不會親自閱看，走走形式、表表忠心而已（雍正帝晚年有迷信祥瑞的傾向，這一階段則完全沒有這樣的跡象）。但就是這一次，存心雞蛋裏挑骨頭的雍正帝發現年羹堯的賀表裏出現了錯字，即將用以形容皇帝夙興夜寐、勵精圖治的美好詞匯“朝乾夕惕”寫錯了，寫成了“夕陽朝乾”。雍正帝將這個文字錯誤無限上綱上線，說：年羹堯不是個粗心的人，他的賀表寫成這樣，是故意的。他不願意用“朝乾夕惕”這四個字來評價朕，這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他既然不認可朕的政績，那麽他的青海之功，朕亦在許與不許之間！這樣的話都說了出來，滿朝文武大約再也沒有人看不出皇帝的意圖了。
另外，在第二階段內，一部分在前一個階段受到秘密暗示的大臣，開始或秘密或公開地彈劾年羹堯，揭發了他各式各樣的罪狀。雍正帝順利找到“倒年”合法性的抓手，開始向各地派人，就這些彈劾的內容落實人證物證。
這兩個階段在“倒年”運動中至關重要，其時，雍正帝尚未對年羹堯采取任何實質性懲罰措施，隻是進行筆頭警告。事實上，自從雍正二年底離開北京，年羹堯就開始直接麵對雍正帝的敲打。按照慣例，他一回西安總督衙門，就向北京遞交了一個謝恩折子，一方麵報告皇帝自己已經回任，一方麵感謝皇帝對自己在京期間給予的厚待優賞，承認自己過去犯了很多錯誤，感謝皇帝的寬容諒解。雍正帝在此奏折後麵，批了很長的一段話，意思頗深。他說：
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置於危險，方可謂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置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地。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堯接此朱批，自然惶惑，忙表態說自己秉性庸碌愚昧，犯了很多錯誤，皇上不忍加罪，還這樣教育他，他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贖罪雲雲。對於年羹堯這樣的回複，雍正帝的朱批口氣似乎稍緩，表示“覽此奏朕心稍喜，過而能改則無過矣”，但轉而又語帶譏誚，說隻恐年羹堯對自己的告誡不能心悅誠服。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萬年聲名人物，可惜千載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處不可枚舉也”。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又因金南瑛等事，命新任陝西巡撫石文焯帶話給年羹堯，質問說：“怎麽連他也不知道朕呢？著他回奏。”年羹堯無奈表態，稱自己確實是認識到錯了，確實是心悅誠服、忠心耿耿，但又彷徨莫措，不知如何改過。雍正帝接到年羹堯這些惶恐悔過的奏折後，顯得十分不屑，冷冷批曰：“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爾，如果知恩，何罪可待？”
此時的年羹堯仍然身在西安，掌握兵權，一旦受到嚴重的心理刺激，釀成兵變甚至引發全麵戰爭，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雍正帝身邊的親信重臣對此皆有憂慮，曾勸諫這位不讓人省心的話癆皇帝，發表關於年羹堯的言論，最好留有餘地，要有“防閑”之心。不過，權術深沉、胸有成竹的雍正帝是不管這一套的，人家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雍正帝之所以如此寬心，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這兩個時間段內，做到了團結反年派，特別是讓一些“關鍵少數”站在自己這一邊，與年羹堯劃清界限，並因勢利導，完成重要位置的布局。
比如我們提到過的史貽直，時任吏部侍郎。他與年羹堯是同榜舉人、同榜進士，又受到過年羹堯的舉薦，可稱同年故舊。雍正帝愛惜史貽直的才幹，卻也有些許疑慮，就找史貽直談話，單刀直入發問：“你是年羹堯推薦的人吧？”史貽直當即對答：“推薦臣的是年羹堯，但重用臣的是皇上您啊！”雍正帝聽後非常高興，對史貽直轉疑為信，並派他擔任欽差，到年羹堯的錢袋子——山西河東鹽場——調查年羹堯濫發鹽引、販賣私鹽的罪證，成效十分顯著。
與史貽直相比，年羹堯的另一位鄉試同年伊都立，更是被雍正帝用為“倒年”的急先鋒。伊都立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他的家族背景非常顯赫，是康熙年間擔任過內閣首輔的大學士伊桑阿之子、外戚權臣索額圖的外孫。伊桑阿家族是滿洲漢化進程最早的家族之一，伊桑阿本人十六歲即中進士（伊桑阿參加的順治年間科舉考試，是滿漢分試，滿人考中進士的難度不大，但在順治年間就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意識並付諸實踐，漢化程度不可謂不高），其子伊都立亦在十三歲的幼稚之齡即中舉人，且有詩文集傳世。滿人貴族子弟以科舉入仕，本來前途不可限量，但由於索額圖的倒台，伊都立在康熙年間的仕途並不順利，到康熙皇帝去世時，僅任職五品的內務府郎中。雍正帝即位後，伊都立平步青雲，很快升至刑、兵二部侍郎，蓋因其既與怡親王允祥有連襟並兼親家之誼，又與年羹堯有同年之故。三巨頭巴結上了兩個，能不發達乎？
前文我們提到，年羹堯特別看重科舉同年，與伊都立的私交也不錯。雍正帝為麻痹年羹堯，即任命名義上與年羹堯交好，實際是自家親信的伊都立為山西巡撫，在川陝與京畿之間樹立一道重要的防禦屏障。伊都立上任後，雍正帝一麵命他全麵掌握山西各軍事重鎮如太原、大同等地的兵權，並接管山陝兩省的財源重地——河東鹽場；一麵要求他繼續做出和年羹堯同年故交的友好姿態，與其書信不斷。雍正帝甚至親自指導伊都立要用怎樣的詞匯吹捧年羹堯的功勞，使其放下戒心，任由老同學在自家門前大做動作。
當然，並不是每個被“放風”的對象都能如雍正帝所想的那樣知情識趣。年黨重要成員、雍正初年的直隸總督李維鈞在接到雍正帝親自發來的“倒年”信號後，就采取“陽為參劾，陰圖開脫”的態度，試圖“蒙混過關”。李維鈞是浙江嘉興人，由貢生入仕，並非科甲正途，前程也談不上特別光明。雍正改元之初，他在直隸擔任分守道，但因為與年羹堯交厚，雍正元年二月即升任直隸巡撫。雍正二年十月，隨著直隸的最高長官改撫為督，他又順勢升任“天下督撫之首”的直隸總督。
李維鈞巴結年羹堯，采取的是一個不太光彩的手段：讓自己的小妾拜年羹堯的管家魏之耀為義父，然後將這個妾扶為繼室、主持家政，那麽他順理成章也就成了魏之耀的女婿。以封疆大臣之尊而為年氏家奴之婿，在當時的官場士林中反響很壞。好事秀才們編排了不少李維鈞夫婦的段子、打油詩，題於保定城內的酒肆茶樓，一時間沸沸揚揚。
李總督拍馬屁的法子雖然直接得令人難以接受，但論為官行政，他也堪稱是個有魄力有眼光的能吏。雍正初年最重要的製度改革——全麵施行“攤丁入地”，就是由他建議並迅速推廣的。因為這一建議，李維鈞得罪了不少田連阡陌的豪族權貴，感到十分孤立。雍正帝曾命他與怡親王允祥聯絡，作為靠山。但李維鈞沒有照做，而是越發與年羹堯交厚，憑著這個大靠山給自己壯膽。
雍正帝對李維鈞的才幹十分看重，曾稱讚說：如果天下督撫都像李維鈞這樣，那麽吏治民生就都不用朕發愁了。是以雖然知道他是年氏死黨，但在“倒年”的過程中，仍然很希望把他拉出年羹堯陣營，為己所用。將雍正帝提醒大臣們與年羹堯保持距離的朱批按時間排序，就可以發現，他第一個提醒的人就是李維鈞。雍正二年十一月，皇帝在李維鈞的奏折上批道，“近者年羹堯奏對事，朕甚疑其不純，有些弄巧攬權之景況”，“朕今少疑羹堯。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當遠些，不必令覺，漸漸遠些好”，“有人奏爾饋送年羹堯禮物過厚，又覓二女子相贈之說”。皇帝發了這樣的話，作為“年黨”的重要人物，李維鈞不敢不有所表態。雍正三年初，李維鈞三上彈章，揭發年羹堯“挾威勢而作威福，招權納賄，排異黨同，冒濫軍功，侵吞國帑，殺戮無辜，殘害良民”。又說年心跡悖逆，“負恩估惡，隱而彌彰”等等。
然而以雍正帝之精明，馬上意識到，李維鈞光扣大帽子卻避開年羹堯的具體行事而不談，其實是“陽為參劾，陰圖開脫”。雍正帝在朱批中正告李維鈞，“如欲盡釋朕疑，須挺身與年羹堯做對，盡情攻訐，暴其奸跡與天下人盡知，使年羹堯恨爾如仇，則不辯自明矣”“為年羹堯，爾將來恐不能保全首領也”。一個當皇帝的，話說到這個份上，也是夠可以的。即便如此，李維鈞仍然沒有斷絕與年羹堯的關係——用雍正帝的話說，叫作“西安總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督李維鈞之使者。”雍正三年七月，李維鈞因為替年羹堯藏匿財產，及本人的貪汙、瀆職等罪，被奉旨逮問、革職抄家，在天津賠修倉廒，工程完竣後擬斬監候，不久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