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蔣經國要求蔣彥士辭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職務。蔣彥士比起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開始追隨蔣經國的人士，跟蔣經國的關係更加親密。他的下台與台灣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閉有間接關係。“十信案”涉及將近兩億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貸人是政府官員。貪瀆是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主因，現在，繼黑道被情治機關吸收、授意殺人，令全台灣撼動之後，又爆發堪可媲美孔祥熙、宋子文時代的大弊案！ [1]
蔣經國召見“財政部長”、“經濟部長”（譯按：陸潤康、徐立德） 之後，兩位“部長”立刻提出辭呈，這可是在大陸時期沒見過的現象。“十信”弊案爆發後，銀行和外匯製度趨於保守，也反映出蔣經國一向傾向管製的做法又告抬頭。蔣彥士的垮台還有另一個說法。據一位與蔣經國接近的消息來源者說，蔣經國拜托蔣彥士幫忙看管孝武，在劉宜良命案爆發後，他覺得蔣彥士沒有盡到責任。
台灣駐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馬樹禮以七十四歲之齡，回台接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經國告訴馬樹禮，他決心在今後一兩年內推動全麵民主改革。他要求馬樹禮召集幾個專案小組，非正式地討論政治改革事宜。通常這些小型、非正式的會議隻有四五個人參加，針對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負麵效應，提出各種看法。嚴家淦答應出任召集人。與會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級軍官及情治官員、蔣經國信賴的核心幹部、“立法院”及“國民大會”裏年邁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學界人士等。 [2]
蔣經國本人沒有參加這些小組開會，而是偶爾邀一兩個人到床邊垂詢意見。來賓到達官邸時，他就按鈕把床調整為坐式，然後對薑必寧大夫說：“對不起，薑大夫，我們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謂商量，往往是一麵倒，蔣經國一直問話，問個不停。不論來賓持什麽觀點，能被經國邀請到臥榻之側請教，總是令人覺得榮幸。
盡管“內政部”命令黨外公政會解散，反對派領袖拒絕從命。國民黨則持續研商，使得“黨外黨”似乎多少有點合法性。劉宜良命案審判完結之後，“警備總部”恢複取締反國民黨刊物的大動作。5月至10月，“警總”沒收的煽動性質刊物就高達九十七萬六千份之多。盡管警察查禁、沒收雜誌，以毀謗官司鉗製，台灣的反對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樣媒體繼續大量刊載劉宜良案、“十信案”的內幕，以及與孝武有關的種種傳聞。大爆蔣家內幕的故事，如蔣方良的身世、蔣家財務的消息處處可見。劉宜良撰述的《蔣經國傳》在台灣洛陽紙貴，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麵倒、尖銳抨擊的《宋氏王朝》（<i>the soong dynasty</i> ）也十分暢銷。
蔣經國雖然忙著規劃島內政治改革，也相當密切注意中國大陸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權力鬥爭。6月，大陸一份雜誌開始連載蔣經國舊部執筆、記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開到台灣訪問。他由台北第三度進入中國大陸，回程時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蔣經國和丁大衛會麵，故意不經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經過台北，曾經轉達鄧小平問候之意。李光耀來訪之後不久，有一天馬樹禮向蔣經國讀一份有關中國大陸發展的報告，經國揮揮手，打斷他的話題：“以後別再說‘共匪’，說‘共產黨’就可以啦！” [3]
“經濟部長”李達海4月28日公開重申他所謂的“長期以來的政策”——不幹預與大陸的間接貿易。他引述一份智庫報告，該報告認為台灣當局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製對大陸的間接貿易。這個當局出資支持的智庫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國大陸市場資訊。除了數以千計民眾偷偷潛回大陸探親之外，許多台灣生意人也已經經過香港，非法前往大陸旅行。有位“立法委員”公然讚揚這些人“成功登陸大陸”。官方估計1985年商品流通金額約七億美元——大約八成是台灣出口。有一股號稱“港台風”的青少年文化，在音樂、電影、卡拉ok、發型乃至服飾上，突然間在大陸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開來，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 [4] 更撼動人心的是，報章雜誌報道，若幹台灣商人已在大陸（主要是福建）設廠生產衣服、鞋子、衛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陸的直接投資總額約十億美元。而台灣對大陸投資也首度出現估計數字——五十萬美元。
八十一歲的鄧小平，比蔣經國年長六歲。這一輩子，他喝的酒可不遜於小蔣，抽的煙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的身體比小蔣強多了。
台北方麵，這一年夏天，眼科專家發現蔣經國視網膜退化，必須再次開刀，兩位本地眼外科醫生負責執刀。手術之後，蔣經國的身體健康急速走下坡，腳部神經痛也加劇。 [5] 即使有年輕副官扶持，他已經舉步維艱，很難走到“中央黨部”三樓的會議室。馬樹禮建議“黨部”裝一部電梯，蔣經國不肯。於是，“中常會”移到台北賓館開會。隔了一陣子，蔣經國覺得在政府建築物裏舉行黨的會議不妥，他才同意裝設電梯。
病，使得蔣經國加快培養李登輝接班的準備工作，兩人經常一起討論政事。不過，李登輝從來沒進到他的臥室，那是外省籍親信才能進去的地方。蔣經國考量到李登輝與軍方毫無淵源，指示“參謀總長”郝柏村多跟李登輝談話。一個月之後，他又重複這道訓示，特別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輝討論如何處理劉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與李登輝建立起交情。蔣經國又安排李登輝代表他，向政戰學校畢業生演講，以及出席若幹大典。為了展現李登輝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蔣經國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訪中美洲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和危地馬拉。蔣經國也告訴美國“駐台代表”李潔明，他希望李潔明能與李登輝多接觸、多了解，“不要有別人在旁邊”。李潔明和李登輝很快就結為好朋友，有一次兩家夫妻相偕環島旅行了三天。
可是，接班問題並沒有止息。台灣島內及國際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認為，一旦蔣經國賓天，李登輝隻會是有名無實的“虛君”。在後蔣時代，掌控國民黨才是關鍵，許多人依然認為這一部分將由蔣家人或軍人接班。“我們不認為李登輝是個強人，可以擊退外省籍強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評語。 [6] 少數觀察家甚至繼續看好蔣孝武，因為他姓蔣，“當變動時期來臨時，可以增加幾分安定” [7] 。
劉宜良命案之後，蔣經國不再信賴情治機關，孝勇變成父親的親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報告最新的政情發展。某些反對派刊物開始稱呼孝勇是“地下總統”。為了澄清事態，蔣經國8月間接受《時代周刊》專訪時表示，他“從來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接班。當蔣經國獲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時，就交代秘書長馬樹禮製止。 [8] 12月15日向“國民大會”發表講話時，針對在他身後是否有蔣家人或軍人出現主政的問題，他更是明白地答說：“既不能，也不會。”過後不久蔣經國派孝武出任“台灣駐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應他，會幫忙“看管”孝武。
半個地球之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場領導人繼承的大戲剛剛完成。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短暫接位，相繼病逝之後，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以五十五歲之齡，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及其同誌認為“與經濟、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關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評估”和改造。他想給蘇聯共產主義添上人道、民主的麵貌，此一驚人舉動最後導致蘇聯製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運動給東歐、菲律賓、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民主運動增加了旋乾轉坤、改造曆史的動力。 [9]
1985年，國民黨開始更公開推動蔣經國和李光耀在過去幾年慢慢演化的觀點，認為可以在中國大陸產生深刻的變化。留美歸台出任“國際關係中心”主任的邵玉銘，公開主張不僅中國共產黨必須實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實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們相信，大陸開始改革，會產生一種期待的革命，它將嚴重動搖今天所建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為了中國人民的生存，共產黨領導人必須尋找其他的建設國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灣的外國旅客及商人已超過一百萬人次。同時，台灣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數也以萬計，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陸去。台灣人越來越有餘錢出台旅遊。1985年，拿整個台灣人口所得除以台灣一千九百萬人口，得出的數字超過三千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對台灣經濟及新台幣幣值產生助長之勢。“行政院”決定每升汽油降價新台幣一元，蔣經國認為降幅不夠大，“行政院”進一步宣告降價新台幣三元。
1985年，也是中國大陸改革派“形勢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際，已經沒有人批評“精神汙染”或“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強調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目標”，宣稱“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共產主義可以人性化、民主化的理念，在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找到沃土，甚至若幹黨的高級幹部也接納它。
可是，頂尖的最高領導人卻有疑慮。鄧小平似乎一度認為，中國共產黨要預防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嚴重濫權，有必要引進新加坡式、管控型的民主化。1986年的前八個月，鄧小平仍繼續主張政治改革，可是他越來越強調改革結構，而不是改變製度。
國民黨保守派也越來越難以反對島內出現同樣的籲求之聲。台灣存在著一大片非政治的領域，但是，這種傳統的民間社會，集中在家庭、宗親、宗教、嗜好和工作的範圍，差異性不大。它並不包含願意向當局挑戰的團體。不過，在財富日增、民智大開及都市化的大環境下，島內公民社會迅速擴張到有爭議性的領域。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80年，動員民眾對米價、核能發電等議題關心。各級反汙染組織也出現，有些強悍的環保組織，如台灣綠色和平組織還跟國際組織串聯，互通聲息。到了1985年，婦女運動組織與原住民人權運動，在島內亦蔚為風氣。甚至，勞資糾紛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國民黨及資方主導的工會勢力已告衰退。 [10] 追求民權已經蔚為風潮，誰也阻擋不了。
蔣經國周遭的改革派，認為他們駕馭著民主的曆史浪潮，但是隻有經國先生能夠走過險灘暗礁，能夠說服國民黨及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自動放棄獨裁權力。王昇事件和劉宜良命案凸顯出蔣經國大去之後，反對派依然有可能奪得權柄。改革派擔心的是，反對派奪權動作可能會得到蔣氏家族的支持。
蔣緯國即將由軍中退役；蔣經國有意派他出任“駐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駐韓國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後，蔣經國同意派他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這個職位使得緯國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島內，參與國家大事。緯國和他的一幫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體衰弱的經國撒手人寰，國民黨領導階層可能會請他出來領導黨。可是，蔣經國本人認為，若是如此，才是“國家”和“黨”的大不幸。
蔣經國希望天能假年，讓他得以執行改革計劃，可是他也曉得時間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蔣經國的心跳每分鍾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險。薑必寧醫師認為他需要裝心律調整器（又稱電子起搏器）。進入手術房之前，蔣經國隻通知了五個高級官員：他指定的繼承人李登輝並不在其中。鑒於一係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動，蔣經國認為時機太敏感，即使是對許多親信，也不宜讓他們知道他要動手術。 [11] 裝了心律調整器之後，蔣經國的心跳恢複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訊社”於8月26日發布這項手術的消息。這時候，蔣經國終於開始公開使用輪椅，可是在訪客麵前，他依然顯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12]
他經常要求宋楚瑜向他報告反對派雜誌報道些什麽消息。有一個例子顯示出，他還繼續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脈動。1986年2月縣市級選舉之前，他預測國民黨在彰化縣、嘉義縣縣長選舉會大敗，並建議馬樹禮秘書長，黨不要提名同誌參選。由於地方黨部反彈，蔣經國接受折中方案：彰化縣黨部不提名，嘉義縣黨部則照樣提名。果然，嘉義縣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大敗。不過，整體而言，國民黨的戰果相當不錯——高投票率使得執政黨贏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市議會席次。下一個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數增加到幾近半數（總數三十一席，十四席本省籍）。
經曆了將近一年在黨內營造共識的準備工作之後，蔣經國現在要進入下一階段，實際執行基本大改革。國民黨“中常會”在他指示下，成立一個二十四人的政治革新委員會，底下分成兩組，每組各十二名委員，各負責處理三個議題。三個最重要的改革範圍，它們的題目一點也沒有直接透露出探討的關鍵議題：“重振國會功能”，指的是結束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長期不改選現象；“研究民間團體問題”，指的是允許反對黨合法化。 [13]
解除戒嚴是最關鍵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棄動員戡亂時期緊急權力，不準組織反對黨以及其他種種對民主政治的限製，就再也交代不過去。錢複等若幹青壯派多年來一直向蔣經國建言，認為沒有必要實施戒嚴法，它的存在隻讓反政府人士借題發揮。他們說，台灣根本沒有把許多戒嚴法條付諸實行，又沒有宵禁，納入軍法審判的隻有四種罪名。過去，蔣經國答複他們：“結束戒嚴，政府就不再安全。”現在解嚴的時機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駐節華府的錢複表示，錢複的意見是對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強大。盡管蔣經國和馬樹禮花了一年的工夫溝通，絕大多數“中常委”（並不僅限於極右派）認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製度的威脅。“立法院”、“國民大會”裏年邁的“中央民意代表”，當然極力反對。嚴家淦召集的共識凝聚研討小組還是依舊進行會議，直到有一天嚴家淦在會議中中風倒下，才停止運作。蔣經國繼續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會議，安撫疏通反對派，偶爾亦親自登門去拜訪這些身體比他還差、風燭殘年的大佬。
蔣經國和這些大佬講話時，執禮甚恭，洗耳恭聽他們的意見。他固然可以頒布緊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國民大會”，可是他覺得必須根據他和父親所奠立的“憲政法製”從事。他認為，過渡到法治、民主社會一定要依照憲法辦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任何人跟蔣經國磋商時，若是公開反對真正過渡到民主的構想，不僅不禮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舉；尤其高級軍官及情治首長幾乎都是經國拔擢任官，更是必須畢恭畢敬。因此他們隻能指出每項改革方案隱藏的問題與危險。譬如，“國防部長”宋長誌就說，如果解除戒嚴，台灣可能根基動搖。但是他並不反對，隻是提醒：“我們必須小心。”
注釋：
[1]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第224—225頁。蔡家另外擁有的國泰信托投資公司也涉及此一危機，因此有人稱它是“國泰弊案”。原書注1。（譯按：台北市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國泰信托董事長蔡辰男，是國泰集團創辦人蔡萬春兩房妻室生下的同父異母弟兄。）
[2] 學界人士如郭為藩是巴黎大學博士，黃昆輝是科羅拉多大學博士。馬樹禮1996年6月2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所說。原書注4。
[3] 馬樹禮1996年5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親國民黨的報紙及當局控製的媒體，使用“共匪”這個字眼直到1991年為止。原書注14。
[4] 高棣民（thomas b. gold）《跟著感覺走：大中國的港、台大眾文化》（<i>go with your feelings :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i> ），第907—925頁。原書注16。
[5] 薑必寧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與一般傳聞相反，蔣經國沒有截肢。原書注19。
[6] 見1985年12月7日《洛杉磯時報》。原書注24。
[7] 見1985年4月15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原書注25。
[8] 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第268頁。原書注28。（譯按：本書說蔣請馬樹禮製止，可是核對所引李煥書，指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是張寶樹。不知何者正確；但是依記憶，好像馬樹禮才對。）
[9] 陶涵（jay taylor）《極權主義之興衰》（<i>the rise and fall of totalitarianism</i> ），1993年版，第129—130頁。原書注30。
[10] 蕭新煌《台灣的新興社會運動及民間社會之興起》（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載1990年7月《澳大利亞中國事務學刊》（<i>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i> ），第1264—1272頁。原書注36。
[11] 同注［1］，第299頁。原書注39。
[12] “中央社”1986年4月26日。宋賀德1995年12月6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1。
[13] 馬英九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4。
蔣經國召見“財政部長”、“經濟部長”（譯按：陸潤康、徐立德） 之後，兩位“部長”立刻提出辭呈，這可是在大陸時期沒見過的現象。“十信”弊案爆發後，銀行和外匯製度趨於保守，也反映出蔣經國一向傾向管製的做法又告抬頭。蔣彥士的垮台還有另一個說法。據一位與蔣經國接近的消息來源者說，蔣經國拜托蔣彥士幫忙看管孝武，在劉宜良命案爆發後，他覺得蔣彥士沒有盡到責任。
台灣駐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馬樹禮以七十四歲之齡，回台接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經國告訴馬樹禮，他決心在今後一兩年內推動全麵民主改革。他要求馬樹禮召集幾個專案小組，非正式地討論政治改革事宜。通常這些小型、非正式的會議隻有四五個人參加，針對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負麵效應，提出各種看法。嚴家淦答應出任召集人。與會人士包括“中常委”、高級軍官及情治官員、蔣經國信賴的核心幹部、“立法院”及“國民大會”裏年邁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學界人士等。 [2]
蔣經國本人沒有參加這些小組開會，而是偶爾邀一兩個人到床邊垂詢意見。來賓到達官邸時，他就按鈕把床調整為坐式，然後對薑必寧大夫說：“對不起，薑大夫，我們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謂商量，往往是一麵倒，蔣經國一直問話，問個不停。不論來賓持什麽觀點，能被經國邀請到臥榻之側請教，總是令人覺得榮幸。
盡管“內政部”命令黨外公政會解散，反對派領袖拒絕從命。國民黨則持續研商，使得“黨外黨”似乎多少有點合法性。劉宜良命案審判完結之後，“警備總部”恢複取締反國民黨刊物的大動作。5月至10月，“警總”沒收的煽動性質刊物就高達九十七萬六千份之多。盡管警察查禁、沒收雜誌，以毀謗官司鉗製，台灣的反對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樣媒體繼續大量刊載劉宜良案、“十信案”的內幕，以及與孝武有關的種種傳聞。大爆蔣家內幕的故事，如蔣方良的身世、蔣家財務的消息處處可見。劉宜良撰述的《蔣經國傳》在台灣洛陽紙貴，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麵倒、尖銳抨擊的《宋氏王朝》（<i>the soong dynasty</i> ）也十分暢銷。
蔣經國雖然忙著規劃島內政治改革，也相當密切注意中國大陸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權力鬥爭。6月，大陸一份雜誌開始連載蔣經國舊部執筆、記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開到台灣訪問。他由台北第三度進入中國大陸，回程時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蔣經國和丁大衛會麵，故意不經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經過台北，曾經轉達鄧小平問候之意。李光耀來訪之後不久，有一天馬樹禮向蔣經國讀一份有關中國大陸發展的報告，經國揮揮手，打斷他的話題：“以後別再說‘共匪’，說‘共產黨’就可以啦！” [3]
“經濟部長”李達海4月28日公開重申他所謂的“長期以來的政策”——不幹預與大陸的間接貿易。他引述一份智庫報告，該報告認為台灣當局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製對大陸的間接貿易。這個當局出資支持的智庫也宣布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國大陸市場資訊。除了數以千計民眾偷偷潛回大陸探親之外，許多台灣生意人也已經經過香港，非法前往大陸旅行。有位“立法委員”公然讚揚這些人“成功登陸大陸”。官方估計1985年商品流通金額約七億美元——大約八成是台灣出口。有一股號稱“港台風”的青少年文化，在音樂、電影、卡拉ok、發型乃至服飾上，突然間在大陸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開來，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 [4] 更撼動人心的是，報章雜誌報道，若幹台灣商人已在大陸（主要是福建）設廠生產衣服、鞋子、衛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大陸的直接投資總額約十億美元。而台灣對大陸投資也首度出現估計數字——五十萬美元。
八十一歲的鄧小平，比蔣經國年長六歲。這一輩子，他喝的酒可不遜於小蔣，抽的煙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的身體比小蔣強多了。
台北方麵，這一年夏天，眼科專家發現蔣經國視網膜退化，必須再次開刀，兩位本地眼外科醫生負責執刀。手術之後，蔣經國的身體健康急速走下坡，腳部神經痛也加劇。 [5] 即使有年輕副官扶持，他已經舉步維艱，很難走到“中央黨部”三樓的會議室。馬樹禮建議“黨部”裝一部電梯，蔣經國不肯。於是，“中常會”移到台北賓館開會。隔了一陣子，蔣經國覺得在政府建築物裏舉行黨的會議不妥，他才同意裝設電梯。
病，使得蔣經國加快培養李登輝接班的準備工作，兩人經常一起討論政事。不過，李登輝從來沒進到他的臥室，那是外省籍親信才能進去的地方。蔣經國考量到李登輝與軍方毫無淵源，指示“參謀總長”郝柏村多跟李登輝談話。一個月之後，他又重複這道訓示，特別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輝討論如何處理劉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與李登輝建立起交情。蔣經國又安排李登輝代表他，向政戰學校畢業生演講，以及出席若幹大典。為了展現李登輝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蔣經國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訪中美洲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和危地馬拉。蔣經國也告訴美國“駐台代表”李潔明，他希望李潔明能與李登輝多接觸、多了解，“不要有別人在旁邊”。李潔明和李登輝很快就結為好朋友，有一次兩家夫妻相偕環島旅行了三天。
可是，接班問題並沒有止息。台灣島內及國際上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認為，一旦蔣經國賓天，李登輝隻會是有名無實的“虛君”。在後蔣時代，掌控國民黨才是關鍵，許多人依然認為這一部分將由蔣家人或軍人接班。“我們不認為李登輝是個強人，可以擊退外省籍強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評語。 [6] 少數觀察家甚至繼續看好蔣孝武，因為他姓蔣，“當變動時期來臨時，可以增加幾分安定” [7] 。
劉宜良命案之後，蔣經國不再信賴情治機關，孝勇變成父親的親信，每星期二、星期五要向他報告最新的政情發展。某些反對派刊物開始稱呼孝勇是“地下總統”。為了澄清事態，蔣經國8月間接受《時代周刊》專訪時表示，他“從來沒有考量過”由蔣家成員接班。當蔣經國獲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時，就交代秘書長馬樹禮製止。 [8] 12月15日向“國民大會”發表講話時，針對在他身後是否有蔣家人或軍人出現主政的問題，他更是明白地答說：“既不能，也不會。”過後不久蔣經國派孝武出任“台灣駐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應他，會幫忙“看管”孝武。
半個地球之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場領導人繼承的大戲剛剛完成。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短暫接位，相繼病逝之後，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以五十五歲之齡，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及其同誌認為“與經濟、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關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評估”和改造。他想給蘇聯共產主義添上人道、民主的麵貌，此一驚人舉動最後導致蘇聯製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運動給東歐、菲律賓、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的民主運動增加了旋乾轉坤、改造曆史的動力。 [9]
1985年，國民黨開始更公開推動蔣經國和李光耀在過去幾年慢慢演化的觀點，認為可以在中國大陸產生深刻的變化。留美歸台出任“國際關係中心”主任的邵玉銘，公開主張不僅中國共產黨必須實施基本政治改革以求生存，事實上它也有可能改革。“我們相信，大陸開始改革，會產生一種期待的革命，它將嚴重動搖今天所建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為了中國人民的生存，共產黨領導人必須尋找其他的建設國家和治理政府的模式。”
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灣的外國旅客及商人已超過一百萬人次。同時，台灣人民到世界各地旅行人數也以萬計，其中有不少人溜到大陸去。台灣人越來越有餘錢出台旅遊。1985年，拿整個台灣人口所得除以台灣一千九百萬人口，得出的數字超過三千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對台灣經濟及新台幣幣值產生助長之勢。“行政院”決定每升汽油降價新台幣一元，蔣經國認為降幅不夠大，“行政院”進一步宣告降價新台幣三元。
1985年，也是中國大陸改革派“形勢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際，已經沒有人批評“精神汙染”或“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強調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目標”，宣稱“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共產主義可以人性化、民主化的理念，在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找到沃土，甚至若幹黨的高級幹部也接納它。
可是，頂尖的最高領導人卻有疑慮。鄧小平似乎一度認為，中國共產黨要預防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嚴重濫權，有必要引進新加坡式、管控型的民主化。1986年的前八個月，鄧小平仍繼續主張政治改革，可是他越來越強調改革結構，而不是改變製度。
國民黨保守派也越來越難以反對島內出現同樣的籲求之聲。台灣存在著一大片非政治的領域，但是，這種傳統的民間社會，集中在家庭、宗親、宗教、嗜好和工作的範圍，差異性不大。它並不包含願意向當局挑戰的團體。不過，在財富日增、民智大開及都市化的大環境下，島內公民社會迅速擴張到有爭議性的領域。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於1980年，動員民眾對米價、核能發電等議題關心。各級反汙染組織也出現，有些強悍的環保組織，如台灣綠色和平組織還跟國際組織串聯，互通聲息。到了1985年，婦女運動組織與原住民人權運動，在島內亦蔚為風氣。甚至，勞資糾紛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國民黨及資方主導的工會勢力已告衰退。 [10] 追求民權已經蔚為風潮，誰也阻擋不了。
蔣經國周遭的改革派，認為他們駕馭著民主的曆史浪潮，但是隻有經國先生能夠走過險灘暗礁，能夠說服國民黨及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自動放棄獨裁權力。王昇事件和劉宜良命案凸顯出蔣經國大去之後，反對派依然有可能奪得權柄。改革派擔心的是，反對派奪權動作可能會得到蔣氏家族的支持。
蔣緯國即將由軍中退役；蔣經國有意派他出任“駐沙特阿拉伯大使”，或是“駐韓國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後，蔣經國同意派他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這個職位使得緯國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島內，參與國家大事。緯國和他的一幫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體衰弱的經國撒手人寰，國民黨領導階層可能會請他出來領導黨。可是，蔣經國本人認為，若是如此，才是“國家”和“黨”的大不幸。
蔣經國希望天能假年，讓他得以執行改革計劃，可是他也曉得時間消逝得很快。4月18日，蔣經國的心跳每分鍾僅有二三十下，非常危險。薑必寧醫師認為他需要裝心律調整器（又稱電子起搏器）。進入手術房之前，蔣經國隻通知了五個高級官員：他指定的繼承人李登輝並不在其中。鑒於一係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動，蔣經國認為時機太敏感，即使是對許多親信，也不宜讓他們知道他要動手術。 [11] 裝了心律調整器之後，蔣經國的心跳恢複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訊社”於8月26日發布這項手術的消息。這時候，蔣經國終於開始公開使用輪椅，可是在訪客麵前，他依然顯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 [12]
他經常要求宋楚瑜向他報告反對派雜誌報道些什麽消息。有一個例子顯示出，他還繼續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脈動。1986年2月縣市級選舉之前，他預測國民黨在彰化縣、嘉義縣縣長選舉會大敗，並建議馬樹禮秘書長，黨不要提名同誌參選。由於地方黨部反彈，蔣經國接受折中方案：彰化縣黨部不提名，嘉義縣黨部則照樣提名。果然，嘉義縣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大敗。不過，整體而言，國民黨的戰果相當不錯——高投票率使得執政黨贏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市議會席次。下一個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數增加到幾近半數（總數三十一席，十四席本省籍）。
經曆了將近一年在黨內營造共識的準備工作之後，蔣經國現在要進入下一階段，實際執行基本大改革。國民黨“中常會”在他指示下，成立一個二十四人的政治革新委員會，底下分成兩組，每組各十二名委員，各負責處理三個議題。三個最重要的改革範圍，它們的題目一點也沒有直接透露出探討的關鍵議題：“重振國會功能”，指的是結束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長期不改選現象；“研究民間團體問題”，指的是允許反對黨合法化。 [13]
解除戒嚴是最關鍵的重大改革。一旦政府放棄動員戡亂時期緊急權力，不準組織反對黨以及其他種種對民主政治的限製，就再也交代不過去。錢複等若幹青壯派多年來一直向蔣經國建言，認為沒有必要實施戒嚴法，它的存在隻讓反政府人士借題發揮。他們說，台灣根本沒有把許多戒嚴法條付諸實行，又沒有宵禁，納入軍法審判的隻有四種罪名。過去，蔣經國答複他們：“結束戒嚴，政府就不再安全。”現在解嚴的時機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駐節華府的錢複表示，錢複的意見是對的。
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強大。盡管蔣經國和馬樹禮花了一年的工夫溝通，絕大多數“中常委”（並不僅限於極右派）認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製度的威脅。“立法院”、“國民大會”裏年邁的“中央民意代表”，當然極力反對。嚴家淦召集的共識凝聚研討小組還是依舊進行會議，直到有一天嚴家淦在會議中中風倒下，才停止運作。蔣經國繼續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會議，安撫疏通反對派，偶爾亦親自登門去拜訪這些身體比他還差、風燭殘年的大佬。
蔣經國和這些大佬講話時，執禮甚恭，洗耳恭聽他們的意見。他固然可以頒布緊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國民大會”，可是他覺得必須根據他和父親所奠立的“憲政法製”從事。他認為，過渡到法治、民主社會一定要依照憲法辦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任何人跟蔣經國磋商時，若是公開反對真正過渡到民主的構想，不僅不禮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舉；尤其高級軍官及情治首長幾乎都是經國拔擢任官，更是必須畢恭畢敬。因此他們隻能指出每項改革方案隱藏的問題與危險。譬如，“國防部長”宋長誌就說，如果解除戒嚴，台灣可能根基動搖。但是他並不反對，隻是提醒：“我們必須小心。”
注釋：
[1] 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第224—225頁。蔡家另外擁有的國泰信托投資公司也涉及此一危機，因此有人稱它是“國泰弊案”。原書注1。（譯按：台北市十信理事主席蔡辰洲、國泰信托董事長蔡辰男，是國泰集團創辦人蔡萬春兩房妻室生下的同父異母弟兄。）
[2] 學界人士如郭為藩是巴黎大學博士，黃昆輝是科羅拉多大學博士。馬樹禮1996年6月2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的訪談所說。原書注4。
[3] 馬樹禮1996年5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親國民黨的報紙及當局控製的媒體，使用“共匪”這個字眼直到1991年為止。原書注14。
[4] 高棣民（thomas b. gold）《跟著感覺走：大中國的港、台大眾文化》（<i>go with your feelings :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i> ），第907—925頁。原書注16。
[5] 薑必寧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與一般傳聞相反，蔣經國沒有截肢。原書注19。
[6] 見1985年12月7日《洛杉磯時報》。原書注24。
[7] 見1985年4月15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原書注25。
[8] 李煥、林蔭庭《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第268頁。原書注28。（譯按：本書說蔣請馬樹禮製止，可是核對所引李煥書，指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是張寶樹。不知何者正確；但是依記憶，好像馬樹禮才對。）
[9] 陶涵（jay taylor）《極權主義之興衰》（<i>the rise and fall of totalitarianism</i> ），1993年版，第129—130頁。原書注30。
[10] 蕭新煌《台灣的新興社會運動及民間社會之興起》（emergi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a demanding civil society in taiwan），載1990年7月《澳大利亞中國事務學刊》（<i>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i> ），第1264—1272頁。原書注36。
[11] 同注［1］，第299頁。原書注39。
[12] “中央社”1986年4月26日。宋賀德1995年12月6日在華府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1。
[13] 馬英九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