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嚴家淦“總統”任期屆滿，決定下台，推薦蔣經國繼任。從金門到台北到台南，各地民眾聽到國民黨決定提名蔣經國為黨的候選人，交“國民大會”表決選舉的消息，莫不舞龍舞獅，大放鞭炮，慶賀祝壽。院校校園亦張貼海報，稱讚“中樞”領導得人。蔣經國挑選七十一歲的“台灣省主席”、“半山”謝東閔作為他的“副總統”搭檔；當選之後，提名孫運璿為“行政院長”組閣。
1978年3月21日，“國民大會”一千兩百多位代表以幾近無異議的票數，投票選出蔣經國為“總統”。兩個月之後，他在盛大典禮中正式就職。當年蔣經國追求未遂的京劇名伶顧正秋，雖已年華老去，仍然粉墨登場，特別公演，祝賀“新領導人”上任。可是，有人注意到新任“總統”的愛女孝章及其家人並沒有從美國回來參加就職典禮。次日，“總統府”照會各新聞媒體，請大家不要稱呼他“領袖”。同時，府裏也有話交代——以後在任何場合絕對不要喊新“總統”“萬歲”，這個恭祝之詞就隨著蔣介石、毛澤東等上一代中國領導者走入曆史。蔣經國說，現在是民主時代，他隻是個普通黨員、普通老百姓。
人人都注意到卡特總統派來一個低階特使團祝賀，而且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還挑在蔣經國五二○就職日那天抵達北京訪問。蔣經國要錢複起草一份備忘錄，縷析假如美國宣布“斷交”，台灣會麵臨什麽樣的政策挑戰，有什麽樣的對策方案。
他的用意是審慎、務實地處理台灣麵對的獨特的“國際局勢”。台北在對外代表的“國號”、“國旗”等方麵，越來越展現出彈性。4月間，台灣的“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展現出政策大逆轉，宣稱隻要台北會籍不動，不反對北京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5月29日，蔣經國接見美國駐台北“大使”安克誌，重申台灣“完全反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國仍然一意孤行，希望它能向台灣擔保美國與台灣關係將與過去一樣。這等於是已經接受無法避免的事實！安克誌在呈報給華府的電報裏做了結論：不論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劑藥有多苦，包括美國與台灣斷絕“外交”、“軍事”關係在內，經國仍希望與美國保持華府能接受的密切關係。
同一時期，鄧小平在中國正順著反“文革”浪潮，穩固權力。他宣布教育方麵采行務實政策，知識分子和改革派開始撰文大談“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生們張貼大字報披陳“文革”的可怕，並在公園、校園張貼鼓吹民主改革的大字報。鄧小平也忙著處理國際事務，包括蔣經國早先就預期到的中國與越南齟齬上升的狀況。由於中越交惡，中蘇關係也又緊張起來，蘇聯在邊境又增加駐戍部隊。黨內左翼勢力消退，鄧小平重啟對美交涉，設法把力主中美盡速建交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5月間弄到北京訪問。
六十八歲的蔣經國貴為“總統”，有一個專屬醫療小組照料他的健康和醫療需求。醫療小組召集人薑必寧醫師為他做了第一次體格檢查，發現他相當健康。他多年來每天注射胰島素，可是這時候糖尿病已獲得控製。他的心髒狀況良好。他不好運動，但是幾乎每周都下鄉視察，足跡踏遍山區及不同的建設工地。可是蔣經國第一次體檢完不久，就開始抱怨腿腳不舒服。 [1]
不過，蔣經國仍舊不太注意攝食。他對身為父親醫生的好朋友熊丸都說：“人有需要聽醫生的話，但是也不能聽太多。”由於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費、隨便把剩菜倒掉，全家經常吃剩菜剩飯。他們全家還是住在七海新村，隻是做了“總統”，廚房由專業的西廚和中廚師傅接管，不過他家的夥食費與老蔣先生來比，隻是戔戔之數。 [2]
當局替蔣經國購置一輛防彈凱迪拉克轎車，可是他把新車送給“副總統”謝東閔使用，自己照樣坐用了多年的別克汽車，於是乎往往在公開場合出現一個有趣的景象：“副總統”坐著漂亮的新轎車剛出現，後麵來了一輛舊車，來人竟是“總統”！蔣經國搬進他父親在“總統府”裏的大辦公室。但是盡管腿腳不方便，有部下或客人進入辦公室，他依舊起身招呼。
1978年，台灣情治機關展現出不僅繼續嚴查叛亂案，對於逾越政治活動許可尺度的人士也沒有放鬆。警察指控八個人涉及中壢事件暴亂，並沒收了上萬冊論述1977年選舉和動亂的書刊。9月間，少數敢言的民營報紙之一的《台灣日報》遭受當局壓力，把報紙轉售給當局。（譯按：傅朝樞在台中地區辦的《台灣日報》被迫賣給王昇主持的“總政戰部”，傅遠走香港辦《中報月刊》，再轉到美國辦《中報》。《台灣日報》在軍係控製下近二十年，才在1996年8月轉售給新聞工作者顏文閂。）
不過，台灣政治氣氛依然昂揚。反對人士穩定地擴大辯論的領域。民眾對預定在12月底舉行的“國會”改選，興趣穩步升溫。省議會若幹“議員”強烈批評警方，10月間有一家重要報紙更提出終止戒嚴的議題。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時，呼籲蔣經國采取明確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蔣經國的回應是，強調要達到民主的理想，必須兼顧到現實，需要“一步一步”來。他指示軍方不要影響士兵及其眷屬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同時，他也指示情治機關不要滋擾反對派人士。
年底的選舉，“立法委員”有三十八席，“國民大會代表”有五十六席，即將由選民票選。黨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誼會，統籌、協調他們的競選活動。聯誼會在康寧祥領導下，發表十二項政治主張，包括呼籲停止戒嚴，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選省、市長等。這些政治主張可謂史無前例。主要媒體（大部分由忠誠的國民黨黨員所擁有）首度刊登黨外候選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見。12月間，許多報紙還報道大約五百名反對派候選人及支持群眾聚會的消息。“警備總部”試圖勸導新聞媒體少報道，卻無功而退。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公開表示報界的開放是“好現象”。電視台及廣播電台幾乎全由當局或國民黨掌控，實質上繼續不理會反對黨的任何新聞，但是年底的競選活動及選舉本身已是重要的向前一大步。
可是，國際局勢發展立刻使得島內選舉辦不下去。11月3日，似乎是回應越南與波爾布特的柬埔寨及中國交惡的情勢，莫斯科與河內簽訂一項新的友好合作條約。過去一年裏，親蘇派軍人在阿富汗和南也門奪得政權；早先一年在埃塞俄比亞政變成功的門格斯圖·海爾·馬裏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共產政府也都明確投入蘇聯陣營。西半球方麵，親卡斯特羅的勢力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納達奪得政權，共產黨遊擊隊在薩爾瓦多似乎也即將全麵得勝。蘇聯勢力蒸蒸日上。中國和美國都感受到迫切需要推進彼此的戰略關係。1978年秋天，中國本身與日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鄧小平發出訊息，在美、中關係正常化脈絡下可以對台灣議題采取彈性態度。卡特剛在國會劇烈抗爭下取得國會同意（1999年底）交出巴拿馬運河，現在預備推動承認北京了。中、美開始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展開認真的秘密談判。
台灣當局“大使館”除了地下秘密管道之外，在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裏也有許多友人，可是台北對中美秘密談判卻毫無所悉。卡特及其僚屬，就跟尼克鬆、基辛格一樣，刻意保密。蔣經國曉得卡特亟欲在任期屆滿前與北京達成協議，可是他認為這一步還有相當長時間才能達到。美國官員曾經向蔣經國承諾，在做出決定前，美方至少會跟他谘商。12月13日，中美雙方在北京就建交公報的秘密談判差一點失敗，障礙出在唯一一個未決的問題——未來美國對台灣的武器銷售問題。鄧小平向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抗議，如果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之後還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蔣經國一定趾高氣揚，他怎麽會肯跟鄧小平談判中國的統一？最後一分鍾，鄧小平決定在這個議題上，雙方再讓一步。美方接受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一年，以後則無限製，中方則在記錄上表示，強烈反對美國對台灣的軍售行為。卡特接獲報告，雙方談判已有突破，立刻決定兩天之後公布，並訓令國務院在消息發布前兩小時才通知蔣經國。稍後，改成在公布前十二個小時才通知台北當局。 [3]
12月16日台北時間晚上10點，台北美國“大使館”接到“加急”電報，指示安克誌“大使”立刻趕到“駐台美軍協防司令部”接聽重要電話。美軍協防司令部是唯一一個具備安全電話線路可以與華府談話的美國機構，不虞遭到竊聽。安克誌出門時竟沒有交代護衛的陸戰隊值勤官他的行蹤；“政治參事”班立德好不容易在美國大學俱樂部慶祝聖誕晚會會場，找到穿著禮服、結鮮紅領結的安克誌。安克誌和班立德趕到“美軍協防司令部”；在午夜前不久終於和國務院台灣事務科科長費浩偉通上電話。費浩偉要安克誌立即向蔣經國提出“照會”，說明卡特總統即將宣布與北京達成協議，自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亦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安克誌對於這則消息也感到十分突兀，10月間他在華府述職時，他和費浩偉才講好，蔣經國需要有兩個星期的預告時間，俾便就“斷交”事宜妥善安排。（譯按：12月16日台北時間晚上10點，應該是嚴重錯誤，因為卡特是美東時間12月15日晚間在電視上公布中美建交消息，台北、華府冬天時差十三小時，卡特晚上9點鍾宣布，台北是16日上午10點。因此，安克誌被找的時間可能是12月15日台北時間夜裏10點。）
台北時間將近淩晨3點鍾，安克誌通過電話找到蔣經國的助手、“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安克誌告訴宋楚瑜，他有緊急事情必須麵報蔣經國。宋楚瑜找到經國的秘書，再回電話給安克誌，確定上午9點鍾接見。宋楚瑜再打電話把錢複叫醒。錢複暗忖，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安克誌緊急求見。宋才剛到家，安克誌的電話又追到。安克誌對於隻給台北當局提前兩小時通知，十分困惱；他要求盡早晉見蔣經國。宋楚瑜問他：“是那件事發生了嗎？”安克誌隻肯答說：“我必須見‘總統’。”
宋楚瑜又趕到官邸，叫醒蔣經國，報告說安克誌“大使”緊急求見。安克誌和班立德趕到七海新村官邸，正式“照會”美方的決定：錢複、宋楚瑜也在場。蔣經國相當鎮靜。他告訴安克誌，美國將會後悔這項決定；台灣一向是美國的朋友和忠實“盟友”，以後仍將如此；共產黨絕對不會是美國的朋友或盟國。安克誌要求台灣當局在上午8點以前不要對外泄露他傳遞的消息。蔣經國沒有答應。他說：“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對‘我國’人民的安全負責，我會采取我認為的必要行動。”
安克誌和班立德告辭後，蔣經國交代宋楚瑜通知幾位官員緊急開會。宋、錢兩人立刻照蔣經國指定的名單，分頭打電話。上午7點鍾，大夥兒趕到七海新村。“外交部長”沈昌煥表示辭職負責，經國說暫時不急表態。會議進行到早餐之後，大夥兒再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中常會”。卡特一宣布，台灣方麵的聲明也通過電視、廣播播放。宋楚瑜等人認為，政府立刻反應，有助於民眾保持鎮靜。“中常會”決定，把七天後要舉行的選舉中止。上午10時，經國在衛星電視上注意卡特做出如下宣布：
在1979年1月1日，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國將通知台灣即將中止“外交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也將遵照條約規定予以中止……未來，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沒有外交關係之下，維持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卡特又加上一句，“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不會危及台灣人民的福祉”，以示安撫台灣。但是這樣的保證似乎並沒有作用。台灣的“外交地位”完全消失。當天夜裏，蔣經國通過電視轉播發表演講，號召百姓自強、自信。他說，美國違背條約承諾，“對整個自由世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台灣不會跟共產政權談判，也不會放棄“光複大陸”的神聖使命。私底下，蔣經國也告訴僚屬，不必擔心，隻要堅定、加倍努力。他保持一貫的務實作風，專注加強外人來台投資。 [4]
盡管本身冷靜應對，蔣經國顯然同意在控製之下展現對美方的怒意。卡特宣布對台“斷交”之後連續兩天夜裏，成群的抗議青年對台北美國“大使館”投擲石頭與雞蛋。陸戰隊衛兵一度發射催淚瓦斯，驅趕攻打“大使館”的暴徒。美國外交官員認定“救國團”在背後策劃這些抗議活動。越南部隊在聖誕節侵入柬埔寨，兩周之內就占領首都金邊，仿佛證明了卡特和鄧小平的地緣政治考量相當有理。中國派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代表陳楚，譴責蘇聯利用越南充當“亞洲古巴”，要在全球建立霸權。
12月27日，美國副國務卿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抵達台北，擬就未來美國與台灣之間非官方關係的架構，進行兩天的交涉談判。錢複在機場冷淡接待克裏斯托弗。安克誌和班立德也在機場迎接長官。車隊駛出機場大門，一群抗議民眾開始對美國人座車投擲油漆、雞蛋和石頭。車子被擋，停了下來，群眾更加激烈，把車窗打破。有一個人甚至伸拳進車內，毆打克裏斯托弗臉部，把他眼鏡也打破。在低身躲閃前，班立德和陷入重圍的同僚看到便衣人員試圖阻擋最激烈的攻擊，甚至挺身攔阻在車窗前。
經過半小時，攻擊突然停止，車隊迅速離開現場。神經大大緊張，可是沒有人受重傷。顯然台北當局精心規劃這場動亂——路邊連流動廁所都布置好—— 一則要展現暴烈，一則又沒人受傷。次日早晨，大約兩萬名群眾擠在“外交部”前廣場，高喊反美口號，並以踐踩花生以示對卡特總統的不滿。這項群眾示威迫使第一天的談判延遲。美國外交官員相信，王昇動員“救國團”和“總政戰部”的特務策動這些活動。 [5]
蔣經國終於在12月29日接見克裏斯托弗。蔣經國表示，台灣與美國未來關係必須依照五項原則處理——“現實性、持續性、安全、法理及政府關係”。就第五項而言，他指的是雙方必須建立“政府與政府層級”的機製來處理雙方的關係。克裏斯托弗答複說，這一點斷然辦不到。會談可以說是沒有結果，在極其冷淡的氣氛下結束。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國正式開啟外交關係新紀元。早先幾天，安克誌“大使”晉見蔣經國辭行，蔣表現出良好風度，頗為和善。華府方麵，國務院按照條約規定提前一年正式“照會”台灣當局，台灣與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將在一年後失效。卡特政府也透露他在最後一分鍾對鄧小平的讓步——同意對台灣停止軍售一年。卡特此舉對台灣業已相當脆弱的神經構成沉重打擊，衝擊程度比起1971年及1972年基辛格密訪北京、台灣退出聯合國、尼克鬆親訪中國發表上海公報還更嚴重。新台幣黑市交易價格大跌，台北股市挫跌近一成。鄧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聲勢大振，台灣則更加震蕩。大陸方麵，在鄧小平催動下，知識分子和城市青年之間迅速萌生改革的籲求。成千上萬學生張貼傳單、宣言和詩文，呼籲促成一個更公義的社會。紫禁城之西有一個地方成為民運人士發聲最著名的地方，立刻被世界稱為“民主牆”。鄧小平也宣布這些言論是“個人權利合適的表現”。
《時代周刊》選出鄧小平為1978年年度風雲人物。他旋即於1月29日抵達美國訪問。這位中國共產黨權力最鼎盛的領導人，在美國旋風式地訪問九天（包括戴上牛仔帽在得州參觀騎馬表演），風靡美國。鄧小平回到北京兩周之後，解放軍發動“自衛還擊戰爭”進攻越南，逼它把精銳部隊撤離柬埔寨。中越之間這場不宣而戰的交火有一個重要後果——說不定本意就是如此——就是把中國軍方的注意力從“解放台灣”調開，轉移到對付蘇聯集團，而越南現在已是旗幟鮮明的蘇聯集團一員。3月5日，解放軍撤出越南，可是仍持續一段時間對越南展開炮轟和擾襲活動。這是共產國家之間最慘烈的交戰。
盡管鄧小平在美國受到熱切歡迎，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參議員（包含打算在1980年向卡特挑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愛德華·肯尼迪在內）聯手起來決定支持美國持續對台灣遵守承諾。這些參議員不滿行政部門要中止共同防禦條約，竟然沒先跟他們谘商。（譯按：美國憲法明訂參議院對總統執行外交政策有“谘商及同意”的權力） 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議員私底下提議台北發動全麵遊說工作，爭取維係共同防禦條約及“政府對政府”的關係。共和黨人尤其亟欲與行政部門全力抗爭。某些國會議員趕往台灣，展示他們對台灣當局的支持。
蔣夫人再度出現，預備領軍作戰。她依然自認，與美國人打交道，她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選。她和孔家甥侄從12月16日起就一直通過電話，鼓勵美國友人製止卡特的計劃。年初（譯按：應是12月下旬，蔣夫人召見才在年初） ，“外交部次長”楊西昆抵達華府，蔣夫人召見他，告訴他：“你最好別處理對美國人交涉”，她要蔣經國最不喜歡的表親、她的外甥孔令侃來負責對美交涉。楊西昆回答說，他奉蔣經國之命來美國交涉，有責任做好工作。 [6]
蔣經國也極力運用美國國會對卡特政府的反彈。他批準“行政院長”孫運璿公開促請美國國會議員保護台灣利益，同意在美國展開又一波公關活動，並指示楊西昆堅持某種程度的非外交官方關係，即使是聯絡辦事處或“總領事館”都可以。但是他也打算避免跟卡特總統攤牌對決。多爾（robert dole）參議員代表“以實力爭取和平聯盟”邀請蔣經國立即來美國，與卡特政府對抗，他婉謝此一邀請。蔣夫人對於他如此自製大為震駭，美國的親台人士也因而疑懼。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張把卡特和鄧小平的整個協議作廢，它向台北當局抱怨說，傳統基金會總不能“比教皇還更加天主教”。蔣經國麵臨島內以及美國保守派人士的強烈抨擊，依然表現有彈性的務實做法，反映出他對台灣充滿信心，縱使仿佛全世界都拋棄了台灣，他還是認為台灣可以走出逆境。他也理解，與美國民主黨撕破臉決裂，是大錯特錯。台灣仍需要在美國爭取廣泛的同情。
卡特決定堅守對鄧小平的承諾，在跟楊西昆交涉時，美國外交官堅持“非官方”關係的形式，其實在絕大多數麵向上，它已等於是“實質”的正式關係。楊西昆這下子遲疑難決。最後，國務院要挾，雙方若不能在3月1日以前達成協議，美國將關閉台灣當局在美各地“總領事館”，也停止美國政府在台灣一切作業。蔣經國授權楊西昆接受美國與台灣非官方關係的架構——美方設立“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台灣駐華府辦事處則稱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naa）。 [7] 蔣夫人不能公開批評蔣經國，但是她責備楊西昆讓步太多。蔣經國則在楊西昆回到台北時，親到機場迎接，表示他支持楊西昆。
蔣經國的兩手策略——與行政部門談判，向國會裏的台灣友人申訴——功不唐捐。卡特政府向國會提出《台灣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針對與台灣協議妥當的“非官方”關係，賦予法律核可之地位。這項草案訂定美國與台灣之間六十多項條約、協定繼續有效，包括出售濃縮核燃料給予台灣核能發電反應爐的條約在內。可是，國會兩黨議員攜手合作，強化法案對台灣有利的部分，最顯著者就是安全的議題。鑒於卡特提出的《台灣授權法》草案隻字未提台灣安全，國會修正通過它，易名為《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tions act）。《與台灣關係法》重申了即將廢止的共同防禦協定中十分類似的承諾：美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係奠立在期待台灣的未來以和平方式決定的基礎之上；任何試圖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運，解決台灣的未來之作為，將被美國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構成美國嚴重關切；美國不會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將繼續提供防衛武器給台灣，美國將抵抗針對台灣的安全或社會經濟體製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脅迫行徑。
《與台灣關係法》做出這些修正，乃是台灣的政治勝利，也是蔣經國個人的勝利。把美國對台灣安全利益的關切，涵蓋杯葛與禁運，似乎更超過原有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台北在最後一分鍾也取得美方讓步，獲準在美國維持八個“非官方”的辦事處——華府原先堅持隻準設四個“辦事處”——此外，雖然美方形容雙邊新關係道地非官方，他們默認台北的公開聲明，指未來“美國在台協會”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運作具有“官方性質”。
蔣經國在島內精心規劃提振人民信心的運動。官員、媒體、作家和其他民間人士通過電台、電視，發表演講，打出口號，一再強調團結自強。蔣經國宣布“國防預算”提高百分之十二。人們踴躍捐款給“自強救國基金”，購買軍機。政府透過“警備總部”由黑市買進新台幣，穩定幣值。溫和派的黨外人士在康寧祥領導下，初期亦參加團結大遊行。經過這種種努力，台灣民心迅速穩定，恢複樂觀。台灣的經濟恢複攀升的活力。美、日等外國投資，很快就超過前一年的水平。若幹觀察家認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對台灣反而是利空出盡，實際上改善了它的投資環境。
12月16日，人民解放軍停止了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單打、雙不打”的炮擊，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國民黨現在麵臨中共更活躍、更集中的和平攻勢。新年元旦，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示好，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信。北京的台辦（編按：本段中幾處“台辦”應為“僑辦”，即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誌時任僑辦主任。“台辦”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成立於1988年。） 負責人廖承誌也發表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國家統一的愛國目標。廖承誌和蔣經國半個世紀以前在上海是同學，兩人當年都是左傾學生。廖承誌主持的台辦，更在中國各省遍設分支機構，建製到達縣市級。各地台辦雇用上十萬名幹部，大部分是舊國民黨員、國民黨軍官或他們的眷屬親友。台辦向台灣、東南亞、全世界的華人親友發動信海攻勢，呼籲兩岸修好。
蔣經國對這一波和平攻勢的反應，可比鄧小平了解得還更精致、敏銳。鄧小平認為，北京雖然沒有達成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的目標，兩岸關係的政治動態已經起了根本上的大變化，逼得台北有可能跟它的宿敵修好。然而，蔣經國了解，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期下來對台灣是利大於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審慎發展，必可提升台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兩岸修好的舞台已經布好。 [8]
可是，蔣經國不認為1979年是朝這個方向采取具體動作的時機。台灣與美國“斷交”使國民黨陷於守勢，內部團結和穩定是最優先的要務。因此，蔣經國及台灣當局猛烈抨擊北京示好，並宣布“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但是，不久就有跡象顯示，蔣經國打算逐漸修正“三不政策”，他默許台灣人民和商界的民間交往行動。 [9]
1月29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裏提案成立一個高級小組，研議反製中國共產黨政治攻勢的戰略與戰術。他認為，光采守勢並不夠，“我們也必須學會如何發動政治攻勢”。會後，他召見王昇，指示他去領導負責這項任務的特殊單位。他說，台灣在對抗北京時不夠“創意、積極”，必須發動“對大陸的統戰攻勢”。 [10] 長期目標就是在大陸製造一股逆流——同情以台灣模式而非大陸模式統一中國。
這個秘密單位代號“劉少康辦公室”，它規劃的措施其實就是擴張早先的資訊戰，破壞北京的宣傳，促進台灣的形象。譬如，提醒台灣人到別的國家要小心，不要墜入中共通過親戚朋友施展的統戰策略；推出“孝親月”活動，彰顯台灣尊重傳統價值，與中共成為鮮明對比。 [11]
這項活動不至於需要占掉儼然島上第二號最有權勢人物——王昇的全部時間。王昇擔心會“毀了他聲譽”的“攻勢行動”就是他熟稔的秘密作戰。規劃的秘密行動中最秘密的一部分就是，對於在島內、島外涉嫌受到中共利用的人士，施加人身恐嚇。為了這個目的，情治機關在台灣首度與極右派團體建立關係，至少也跟在台灣活躍的一個外省人幫派有了聯係。結果就跟蔣經國的本意南轅北轍——嚴重傷害到台灣的形象和道德力量。我們沒有直接證據把劉少康辦公室和這些活動扯到一起，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它們在蔣經國和王昇談話時提到的“攻勢行動”之中。劉少康辦公室負責協調台北當局可能影響到對北京政治鬥爭的一切戰略與作業決定。“國防部情報局”與黑道掛鉤，也是這一類的重大決定。
劉少康辦公室隻有二十名幕僚，遷入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大樓上班。王昇投下大部分時間在劉少康辦公室，但仍續任“總政戰部”主任，也是蔣經國在島內全麵安全事務的非正式顧問。劉少康辦公室提出構想方案，得到蔣彥士和“行政院長”孫運璿背書之後，送請蔣經國做最後核定。
注釋：
[1] 薑必寧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提到。原書注7。
[2]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第266—269頁。士林官邸原先夥食采買金額大，反映出蔣介石夫婦常常招待訪客、親友用餐費用。原書注11。
[3] 本節大量取材作者對許多人士的訪談記錄，包括：宋楚瑜（台北，1995年9月13日），錢複（台北，1996年5月15日），安克誌（馬裏蘭州，1995年12月4日），王家驊（台北，1995年5月24日），還有班立德1998年未注明日期給予作者的短箋，費浩偉1999年1月所做的評注及口頭意見。原書注19。
[4] 蔣彥士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2。
[5]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短箋提到。原書注23。
[6] 楊西昆1996年5月2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8。
[7] 唐耐心《台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年》，第136—137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華府代表處首任代表夏功權，就是1949年撤退到台灣一片亂局中，陪著蔣介石父子的飛行員、領航員。原書注30。
[8] 王昇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蔣經國對兩岸關係新動態的看法，取材自作者在1995—1998年間，對於蔣經國在1979—1987年之間若幹親信部屬的訪談記錄；這些受訪人士包括：王昇、李煥、錢複、蔣彥士、馬英九、餘紀忠、楚崧秋、馬樹禮、邵玉銘、宋楚瑜等人。原書注35。
[9]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頁，引述王昇對“三不”政策對台灣人民負麵效應的看法。原書注36。
[10] 王昇1996年5月25日訪談記錄。尼洛前揭書，第353—357頁。馬可思（thomas a. marks）《中國的反革命：王昇與國民黨》（<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i> ），第260頁。原書注37。
[11] 尼洛前揭書，第385—396頁。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121—122頁。在曆史上，夏朝帝王相被寒浞所殺，相之子少康及長滅掉寒浞，光複夏王朝，史稱“少康中興”，這應是劉少康辦公室寓意所在。原書注40。
1978年3月21日，“國民大會”一千兩百多位代表以幾近無異議的票數，投票選出蔣經國為“總統”。兩個月之後，他在盛大典禮中正式就職。當年蔣經國追求未遂的京劇名伶顧正秋，雖已年華老去，仍然粉墨登場，特別公演，祝賀“新領導人”上任。可是，有人注意到新任“總統”的愛女孝章及其家人並沒有從美國回來參加就職典禮。次日，“總統府”照會各新聞媒體，請大家不要稱呼他“領袖”。同時，府裏也有話交代——以後在任何場合絕對不要喊新“總統”“萬歲”，這個恭祝之詞就隨著蔣介石、毛澤東等上一代中國領導者走入曆史。蔣經國說，現在是民主時代，他隻是個普通黨員、普通老百姓。
人人都注意到卡特總統派來一個低階特使團祝賀，而且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還挑在蔣經國五二○就職日那天抵達北京訪問。蔣經國要錢複起草一份備忘錄，縷析假如美國宣布“斷交”，台灣會麵臨什麽樣的政策挑戰，有什麽樣的對策方案。
他的用意是審慎、務實地處理台灣麵對的獨特的“國際局勢”。台北在對外代表的“國號”、“國旗”等方麵，越來越展現出彈性。4月間，台灣的“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展現出政策大逆轉，宣稱隻要台北會籍不動，不反對北京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5月29日，蔣經國接見美國駐台北“大使”安克誌，重申台灣“完全反對”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國仍然一意孤行，希望它能向台灣擔保美國與台灣關係將與過去一樣。這等於是已經接受無法避免的事實！安克誌在呈報給華府的電報裏做了結論：不論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劑藥有多苦，包括美國與台灣斷絕“外交”、“軍事”關係在內，經國仍希望與美國保持華府能接受的密切關係。
同一時期，鄧小平在中國正順著反“文革”浪潮，穩固權力。他宣布教育方麵采行務實政策，知識分子和改革派開始撰文大談“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生們張貼大字報披陳“文革”的可怕，並在公園、校園張貼鼓吹民主改革的大字報。鄧小平也忙著處理國際事務，包括蔣經國早先就預期到的中國與越南齟齬上升的狀況。由於中越交惡，中蘇關係也又緊張起來，蘇聯在邊境又增加駐戍部隊。黨內左翼勢力消退，鄧小平重啟對美交涉，設法把力主中美盡速建交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5月間弄到北京訪問。
六十八歲的蔣經國貴為“總統”，有一個專屬醫療小組照料他的健康和醫療需求。醫療小組召集人薑必寧醫師為他做了第一次體格檢查，發現他相當健康。他多年來每天注射胰島素，可是這時候糖尿病已獲得控製。他的心髒狀況良好。他不好運動，但是幾乎每周都下鄉視察，足跡踏遍山區及不同的建設工地。可是蔣經國第一次體檢完不久，就開始抱怨腿腳不舒服。 [1]
不過，蔣經國仍舊不太注意攝食。他對身為父親醫生的好朋友熊丸都說：“人有需要聽醫生的話，但是也不能聽太多。”由於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費、隨便把剩菜倒掉，全家經常吃剩菜剩飯。他們全家還是住在七海新村，隻是做了“總統”，廚房由專業的西廚和中廚師傅接管，不過他家的夥食費與老蔣先生來比，隻是戔戔之數。 [2]
當局替蔣經國購置一輛防彈凱迪拉克轎車，可是他把新車送給“副總統”謝東閔使用，自己照樣坐用了多年的別克汽車，於是乎往往在公開場合出現一個有趣的景象：“副總統”坐著漂亮的新轎車剛出現，後麵來了一輛舊車，來人竟是“總統”！蔣經國搬進他父親在“總統府”裏的大辦公室。但是盡管腿腳不方便，有部下或客人進入辦公室，他依舊起身招呼。
1978年，台灣情治機關展現出不僅繼續嚴查叛亂案，對於逾越政治活動許可尺度的人士也沒有放鬆。警察指控八個人涉及中壢事件暴亂，並沒收了上萬冊論述1977年選舉和動亂的書刊。9月間，少數敢言的民營報紙之一的《台灣日報》遭受當局壓力，把報紙轉售給當局。（譯按：傅朝樞在台中地區辦的《台灣日報》被迫賣給王昇主持的“總政戰部”，傅遠走香港辦《中報月刊》，再轉到美國辦《中報》。《台灣日報》在軍係控製下近二十年，才在1996年8月轉售給新聞工作者顏文閂。）
不過，台灣政治氣氛依然昂揚。反對人士穩定地擴大辯論的領域。民眾對預定在12月底舉行的“國會”改選，興趣穩步升溫。省議會若幹“議員”強烈批評警方，10月間有一家重要報紙更提出終止戒嚴的議題。康寧祥在“立法院”質詢時，呼籲蔣經國采取明確措施，走向政治民主。蔣經國的回應是，強調要達到民主的理想，必須兼顧到現實，需要“一步一步”來。他指示軍方不要影響士兵及其眷屬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如何投票。同時，他也指示情治機關不要滋擾反對派人士。
年底的選舉，“立法委員”有三十八席，“國民大會代表”有五十六席，即將由選民票選。黨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誼會，統籌、協調他們的競選活動。聯誼會在康寧祥領導下，發表十二項政治主張，包括呼籲停止戒嚴，大赦政治犯，直接民選省、市長等。這些政治主張可謂史無前例。主要媒體（大部分由忠誠的國民黨黨員所擁有）首度刊登黨外候選人的照片、姓名，甚至政見。12月間，許多報紙還報道大約五百名反對派候選人及支持群眾聚會的消息。“警備總部”試圖勸導新聞媒體少報道，卻無功而退。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公開表示報界的開放是“好現象”。電視台及廣播電台幾乎全由當局或國民黨掌控，實質上繼續不理會反對黨的任何新聞，但是年底的競選活動及選舉本身已是重要的向前一大步。
可是，國際局勢發展立刻使得島內選舉辦不下去。11月3日，似乎是回應越南與波爾布特的柬埔寨及中國交惡的情勢，莫斯科與河內簽訂一項新的友好合作條約。過去一年裏，親蘇派軍人在阿富汗和南也門奪得政權；早先一年在埃塞俄比亞政變成功的門格斯圖·海爾·馬裏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共產政府也都明確投入蘇聯陣營。西半球方麵，親卡斯特羅的勢力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納達奪得政權，共產黨遊擊隊在薩爾瓦多似乎也即將全麵得勝。蘇聯勢力蒸蒸日上。中國和美國都感受到迫切需要推進彼此的戰略關係。1978年秋天，中國本身與日本簽署和平友好條約，鄧小平發出訊息，在美、中關係正常化脈絡下可以對台灣議題采取彈性態度。卡特剛在國會劇烈抗爭下取得國會同意（1999年底）交出巴拿馬運河，現在預備推動承認北京了。中、美開始就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展開認真的秘密談判。
台灣當局“大使館”除了地下秘密管道之外，在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裏也有許多友人，可是台北對中美秘密談判卻毫無所悉。卡特及其僚屬，就跟尼克鬆、基辛格一樣，刻意保密。蔣經國曉得卡特亟欲在任期屆滿前與北京達成協議，可是他認為這一步還有相當長時間才能達到。美國官員曾經向蔣經國承諾，在做出決定前，美方至少會跟他谘商。12月13日，中美雙方在北京就建交公報的秘密談判差一點失敗，障礙出在唯一一個未決的問題——未來美國對台灣的武器銷售問題。鄧小平向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抗議，如果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之後還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蔣經國一定趾高氣揚，他怎麽會肯跟鄧小平談判中國的統一？最後一分鍾，鄧小平決定在這個議題上，雙方再讓一步。美方接受暫時停止對台軍售一年，以後則無限製，中方則在記錄上表示，強烈反對美國對台灣的軍售行為。卡特接獲報告，雙方談判已有突破，立刻決定兩天之後公布，並訓令國務院在消息發布前兩小時才通知蔣經國。稍後，改成在公布前十二個小時才通知台北當局。 [3]
12月16日台北時間晚上10點，台北美國“大使館”接到“加急”電報，指示安克誌“大使”立刻趕到“駐台美軍協防司令部”接聽重要電話。美軍協防司令部是唯一一個具備安全電話線路可以與華府談話的美國機構，不虞遭到竊聽。安克誌出門時竟沒有交代護衛的陸戰隊值勤官他的行蹤；“政治參事”班立德好不容易在美國大學俱樂部慶祝聖誕晚會會場，找到穿著禮服、結鮮紅領結的安克誌。安克誌和班立德趕到“美軍協防司令部”；在午夜前不久終於和國務院台灣事務科科長費浩偉通上電話。費浩偉要安克誌立即向蔣經國提出“照會”，說明卡特總統即將宣布與北京達成協議，自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亦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安克誌對於這則消息也感到十分突兀，10月間他在華府述職時，他和費浩偉才講好，蔣經國需要有兩個星期的預告時間，俾便就“斷交”事宜妥善安排。（譯按：12月16日台北時間晚上10點，應該是嚴重錯誤，因為卡特是美東時間12月15日晚間在電視上公布中美建交消息，台北、華府冬天時差十三小時，卡特晚上9點鍾宣布，台北是16日上午10點。因此，安克誌被找的時間可能是12月15日台北時間夜裏10點。）
台北時間將近淩晨3點鍾，安克誌通過電話找到蔣經國的助手、“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安克誌告訴宋楚瑜，他有緊急事情必須麵報蔣經國。宋楚瑜找到經國的秘書，再回電話給安克誌，確定上午9點鍾接見。宋楚瑜再打電話把錢複叫醒。錢複暗忖，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安克誌緊急求見。宋才剛到家，安克誌的電話又追到。安克誌對於隻給台北當局提前兩小時通知，十分困惱；他要求盡早晉見蔣經國。宋楚瑜問他：“是那件事發生了嗎？”安克誌隻肯答說：“我必須見‘總統’。”
宋楚瑜又趕到官邸，叫醒蔣經國，報告說安克誌“大使”緊急求見。安克誌和班立德趕到七海新村官邸，正式“照會”美方的決定：錢複、宋楚瑜也在場。蔣經國相當鎮靜。他告訴安克誌，美國將會後悔這項決定；台灣一向是美國的朋友和忠實“盟友”，以後仍將如此；共產黨絕對不會是美國的朋友或盟國。安克誌要求台灣當局在上午8點以前不要對外泄露他傳遞的消息。蔣經國沒有答應。他說：“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對‘我國’人民的安全負責，我會采取我認為的必要行動。”
安克誌和班立德告辭後，蔣經國交代宋楚瑜通知幾位官員緊急開會。宋、錢兩人立刻照蔣經國指定的名單，分頭打電話。上午7點鍾，大夥兒趕到七海新村。“外交部長”沈昌煥表示辭職負責，經國說暫時不急表態。會議進行到早餐之後，大夥兒再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中常會”。卡特一宣布，台灣方麵的聲明也通過電視、廣播播放。宋楚瑜等人認為，政府立刻反應，有助於民眾保持鎮靜。“中常會”決定，把七天後要舉行的選舉中止。上午10時，經國在衛星電視上注意卡特做出如下宣布：
在1979年1月1日，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國將通知台灣即將中止“外交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也將遵照條約規定予以中止……未來，美國人民和台灣人民將在沒有官方政府代表、沒有外交關係之下，維持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卡特又加上一句，“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正常化，不會危及台灣人民的福祉”，以示安撫台灣。但是這樣的保證似乎並沒有作用。台灣的“外交地位”完全消失。當天夜裏，蔣經國通過電視轉播發表演講，號召百姓自強、自信。他說，美國違背條約承諾，“對整個自由世界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台灣不會跟共產政權談判，也不會放棄“光複大陸”的神聖使命。私底下，蔣經國也告訴僚屬，不必擔心，隻要堅定、加倍努力。他保持一貫的務實作風，專注加強外人來台投資。 [4]
盡管本身冷靜應對，蔣經國顯然同意在控製之下展現對美方的怒意。卡特宣布對台“斷交”之後連續兩天夜裏，成群的抗議青年對台北美國“大使館”投擲石頭與雞蛋。陸戰隊衛兵一度發射催淚瓦斯，驅趕攻打“大使館”的暴徒。美國外交官員認定“救國團”在背後策劃這些抗議活動。越南部隊在聖誕節侵入柬埔寨，兩周之內就占領首都金邊，仿佛證明了卡特和鄧小平的地緣政治考量相當有理。中國派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代表陳楚，譴責蘇聯利用越南充當“亞洲古巴”，要在全球建立霸權。
12月27日，美國副國務卿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抵達台北，擬就未來美國與台灣之間非官方關係的架構，進行兩天的交涉談判。錢複在機場冷淡接待克裏斯托弗。安克誌和班立德也在機場迎接長官。車隊駛出機場大門，一群抗議民眾開始對美國人座車投擲油漆、雞蛋和石頭。車子被擋，停了下來，群眾更加激烈，把車窗打破。有一個人甚至伸拳進車內，毆打克裏斯托弗臉部，把他眼鏡也打破。在低身躲閃前，班立德和陷入重圍的同僚看到便衣人員試圖阻擋最激烈的攻擊，甚至挺身攔阻在車窗前。
經過半小時，攻擊突然停止，車隊迅速離開現場。神經大大緊張，可是沒有人受重傷。顯然台北當局精心規劃這場動亂——路邊連流動廁所都布置好—— 一則要展現暴烈，一則又沒人受傷。次日早晨，大約兩萬名群眾擠在“外交部”前廣場，高喊反美口號，並以踐踩花生以示對卡特總統的不滿。這項群眾示威迫使第一天的談判延遲。美國外交官員相信，王昇動員“救國團”和“總政戰部”的特務策動這些活動。 [5]
蔣經國終於在12月29日接見克裏斯托弗。蔣經國表示，台灣與美國未來關係必須依照五項原則處理——“現實性、持續性、安全、法理及政府關係”。就第五項而言，他指的是雙方必須建立“政府與政府層級”的機製來處理雙方的關係。克裏斯托弗答複說，這一點斷然辦不到。會談可以說是沒有結果，在極其冷淡的氣氛下結束。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國正式開啟外交關係新紀元。早先幾天，安克誌“大使”晉見蔣經國辭行，蔣表現出良好風度，頗為和善。華府方麵，國務院按照條約規定提前一年正式“照會”台灣當局，台灣與美國的共同防禦條約將在一年後失效。卡特政府也透露他在最後一分鍾對鄧小平的讓步——同意對台灣停止軍售一年。卡特此舉對台灣業已相當脆弱的神經構成沉重打擊，衝擊程度比起1971年及1972年基辛格密訪北京、台灣退出聯合國、尼克鬆親訪中國發表上海公報還更嚴重。新台幣黑市交易價格大跌，台北股市挫跌近一成。鄧小平和中共在全世界聲勢大振，台灣則更加震蕩。大陸方麵，在鄧小平催動下，知識分子和城市青年之間迅速萌生改革的籲求。成千上萬學生張貼傳單、宣言和詩文，呼籲促成一個更公義的社會。紫禁城之西有一個地方成為民運人士發聲最著名的地方，立刻被世界稱為“民主牆”。鄧小平也宣布這些言論是“個人權利合適的表現”。
《時代周刊》選出鄧小平為1978年年度風雲人物。他旋即於1月29日抵達美國訪問。這位中國共產黨權力最鼎盛的領導人，在美國旋風式地訪問九天（包括戴上牛仔帽在得州參觀騎馬表演），風靡美國。鄧小平回到北京兩周之後，解放軍發動“自衛還擊戰爭”進攻越南，逼它把精銳部隊撤離柬埔寨。中越之間這場不宣而戰的交火有一個重要後果——說不定本意就是如此——就是把中國軍方的注意力從“解放台灣”調開，轉移到對付蘇聯集團，而越南現在已是旗幟鮮明的蘇聯集團一員。3月5日，解放軍撤出越南，可是仍持續一段時間對越南展開炮轟和擾襲活動。這是共產國家之間最慘烈的交戰。
盡管鄧小平在美國受到熱切歡迎，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參議員（包含打算在1980年向卡特挑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愛德華·肯尼迪在內）聯手起來決定支持美國持續對台灣遵守承諾。這些參議員不滿行政部門要中止共同防禦條約，竟然沒先跟他們谘商。（譯按：美國憲法明訂參議院對總統執行外交政策有“谘商及同意”的權力） 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參議員私底下提議台北發動全麵遊說工作，爭取維係共同防禦條約及“政府對政府”的關係。共和黨人尤其亟欲與行政部門全力抗爭。某些國會議員趕往台灣，展示他們對台灣當局的支持。
蔣夫人再度出現，預備領軍作戰。她依然自認，與美國人打交道，她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選。她和孔家甥侄從12月16日起就一直通過電話，鼓勵美國友人製止卡特的計劃。年初（譯按：應是12月下旬，蔣夫人召見才在年初） ，“外交部次長”楊西昆抵達華府，蔣夫人召見他，告訴他：“你最好別處理對美國人交涉”，她要蔣經國最不喜歡的表親、她的外甥孔令侃來負責對美交涉。楊西昆回答說，他奉蔣經國之命來美國交涉，有責任做好工作。 [6]
蔣經國也極力運用美國國會對卡特政府的反彈。他批準“行政院長”孫運璿公開促請美國國會議員保護台灣利益，同意在美國展開又一波公關活動，並指示楊西昆堅持某種程度的非外交官方關係，即使是聯絡辦事處或“總領事館”都可以。但是他也打算避免跟卡特總統攤牌對決。多爾（robert dole）參議員代表“以實力爭取和平聯盟”邀請蔣經國立即來美國，與卡特政府對抗，他婉謝此一邀請。蔣夫人對於他如此自製大為震駭，美國的親台人士也因而疑懼。美國傳統基金會主張把卡特和鄧小平的整個協議作廢，它向台北當局抱怨說，傳統基金會總不能“比教皇還更加天主教”。蔣經國麵臨島內以及美國保守派人士的強烈抨擊，依然表現有彈性的務實做法，反映出他對台灣充滿信心，縱使仿佛全世界都拋棄了台灣，他還是認為台灣可以走出逆境。他也理解，與美國民主黨撕破臉決裂，是大錯特錯。台灣仍需要在美國爭取廣泛的同情。
卡特決定堅守對鄧小平的承諾，在跟楊西昆交涉時，美國外交官堅持“非官方”關係的形式，其實在絕大多數麵向上，它已等於是“實質”的正式關係。楊西昆這下子遲疑難決。最後，國務院要挾，雙方若不能在3月1日以前達成協議，美國將關閉台灣當局在美各地“總領事館”，也停止美國政府在台灣一切作業。蔣經國授權楊西昆接受美國與台灣非官方關係的架構——美方設立“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簡稱ait），台灣駐華府辦事處則稱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簡naa）。 [7] 蔣夫人不能公開批評蔣經國，但是她責備楊西昆讓步太多。蔣經國則在楊西昆回到台北時，親到機場迎接，表示他支持楊西昆。
蔣經國的兩手策略——與行政部門談判，向國會裏的台灣友人申訴——功不唐捐。卡特政府向國會提出《台灣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打算針對與台灣協議妥當的“非官方”關係，賦予法律核可之地位。這項草案訂定美國與台灣之間六十多項條約、協定繼續有效，包括出售濃縮核燃料給予台灣核能發電反應爐的條約在內。可是，國會兩黨議員攜手合作，強化法案對台灣有利的部分，最顯著者就是安全的議題。鑒於卡特提出的《台灣授權法》草案隻字未提台灣安全，國會修正通過它，易名為《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tions act）。《與台灣關係法》重申了即將廢止的共同防禦協定中十分類似的承諾：美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係奠立在期待台灣的未來以和平方式決定的基礎之上；任何試圖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杯葛或禁運，解決台灣的未來之作為，將被美國視為對西太平洋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構成美國嚴重關切；美國不會理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將繼續提供防衛武器給台灣，美國將抵抗針對台灣的安全或社會經濟體製施加的任何形式之脅迫行徑。
《與台灣關係法》做出這些修正，乃是台灣的政治勝利，也是蔣經國個人的勝利。把美國對台灣安全利益的關切，涵蓋杯葛與禁運，似乎更超過原有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台北在最後一分鍾也取得美方讓步，獲準在美國維持八個“非官方”的辦事處——華府原先堅持隻準設四個“辦事處”——此外，雖然美方形容雙邊新關係道地非官方，他們默認台北的公開聲明，指未來“美國在台協會”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運作具有“官方性質”。
蔣經國在島內精心規劃提振人民信心的運動。官員、媒體、作家和其他民間人士通過電台、電視，發表演講，打出口號，一再強調團結自強。蔣經國宣布“國防預算”提高百分之十二。人們踴躍捐款給“自強救國基金”，購買軍機。政府透過“警備總部”由黑市買進新台幣，穩定幣值。溫和派的黨外人士在康寧祥領導下，初期亦參加團結大遊行。經過這種種努力，台灣民心迅速穩定，恢複樂觀。台灣的經濟恢複攀升的活力。美、日等外國投資，很快就超過前一年的水平。若幹觀察家認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對台灣反而是利空出盡，實際上改善了它的投資環境。
12月16日，人民解放軍停止了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單打、雙不打”的炮擊，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國民黨現在麵臨中共更活躍、更集中的和平攻勢。新年元旦，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示好，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信。北京的台辦（編按：本段中幾處“台辦”應為“僑辦”，即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承誌時任僑辦主任。“台辦”為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成立於1988年。） 負責人廖承誌也發表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國家統一的愛國目標。廖承誌和蔣經國半個世紀以前在上海是同學，兩人當年都是左傾學生。廖承誌主持的台辦，更在中國各省遍設分支機構，建製到達縣市級。各地台辦雇用上十萬名幹部，大部分是舊國民黨員、國民黨軍官或他們的眷屬親友。台辦向台灣、東南亞、全世界的華人親友發動信海攻勢，呼籲兩岸修好。
蔣經國對這一波和平攻勢的反應，可比鄧小平了解得還更精致、敏銳。鄧小平認為，北京雖然沒有達成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的目標，兩岸關係的政治動態已經起了根本上的大變化，逼得台北有可能跟它的宿敵修好。然而，蔣經國了解，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長期下來對台灣是利大於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審慎發展，必可提升台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兩岸修好的舞台已經布好。 [8]
可是，蔣經國不認為1979年是朝這個方向采取具體動作的時機。台灣與美國“斷交”使國民黨陷於守勢，內部團結和穩定是最優先的要務。因此，蔣經國及台灣當局猛烈抨擊北京示好，並宣布“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但是，不久就有跡象顯示，蔣經國打算逐漸修正“三不政策”，他默許台灣人民和商界的民間交往行動。 [9]
1月29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裏提案成立一個高級小組，研議反製中國共產黨政治攻勢的戰略與戰術。他認為，光采守勢並不夠，“我們也必須學會如何發動政治攻勢”。會後，他召見王昇，指示他去領導負責這項任務的特殊單位。他說，台灣在對抗北京時不夠“創意、積極”，必須發動“對大陸的統戰攻勢”。 [10] 長期目標就是在大陸製造一股逆流——同情以台灣模式而非大陸模式統一中國。
這個秘密單位代號“劉少康辦公室”，它規劃的措施其實就是擴張早先的資訊戰，破壞北京的宣傳，促進台灣的形象。譬如，提醒台灣人到別的國家要小心，不要墜入中共通過親戚朋友施展的統戰策略；推出“孝親月”活動，彰顯台灣尊重傳統價值，與中共成為鮮明對比。 [11]
這項活動不至於需要占掉儼然島上第二號最有權勢人物——王昇的全部時間。王昇擔心會“毀了他聲譽”的“攻勢行動”就是他熟稔的秘密作戰。規劃的秘密行動中最秘密的一部分就是，對於在島內、島外涉嫌受到中共利用的人士，施加人身恐嚇。為了這個目的，情治機關在台灣首度與極右派團體建立關係，至少也跟在台灣活躍的一個外省人幫派有了聯係。結果就跟蔣經國的本意南轅北轍——嚴重傷害到台灣的形象和道德力量。我們沒有直接證據把劉少康辦公室和這些活動扯到一起，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它們在蔣經國和王昇談話時提到的“攻勢行動”之中。劉少康辦公室負責協調台北當局可能影響到對北京政治鬥爭的一切戰略與作業決定。“國防部情報局”與黑道掛鉤，也是這一類的重大決定。
劉少康辦公室隻有二十名幕僚，遷入台北市黎明文化公司大樓上班。王昇投下大部分時間在劉少康辦公室，但仍續任“總政戰部”主任，也是蔣經國在島內全麵安全事務的非正式顧問。劉少康辦公室提出構想方案，得到蔣彥士和“行政院長”孫運璿背書之後，送請蔣經國做最後核定。
注釋：
[1] 薑必寧1996年6月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提到。原書注7。
[2]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第266—269頁。士林官邸原先夥食采買金額大，反映出蔣介石夫婦常常招待訪客、親友用餐費用。原書注11。
[3] 本節大量取材作者對許多人士的訪談記錄，包括：宋楚瑜（台北，1995年9月13日），錢複（台北，1996年5月15日），安克誌（馬裏蘭州，1995年12月4日），王家驊（台北，1995年5月24日），還有班立德1998年未注明日期給予作者的短箋，費浩偉1999年1月所做的評注及口頭意見。原書注19。
[4] 蔣彥士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2。
[5] 班立德1998年7月8日給本書作者的短箋提到。原書注23。
[6] 楊西昆1996年5月2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8。
[7] 唐耐心《台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年》，第136—137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華府代表處首任代表夏功權，就是1949年撤退到台灣一片亂局中，陪著蔣介石父子的飛行員、領航員。原書注30。
[8] 王昇1996年5月25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蔣經國對兩岸關係新動態的看法，取材自作者在1995—1998年間，對於蔣經國在1979—1987年之間若幹親信部屬的訪談記錄；這些受訪人士包括：王昇、李煥、錢複、蔣彥士、馬英九、餘紀忠、楚崧秋、馬樹禮、邵玉銘、宋楚瑜等人。原書注35。
[9] 尼洛《王昇：險夷原不滯胸中》（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頁，引述王昇對“三不”政策對台灣人民負麵效應的看法。原書注36。
[10] 王昇1996年5月25日訪談記錄。尼洛前揭書，第353—357頁。馬可思（thomas a. marks）《中國的反革命：王昇與國民黨》（<i>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i> ），第260頁。原書注37。
[11] 尼洛前揭書，第385—396頁。郝柏村著、王力行采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台北天下文化1995年版，第121—122頁。在曆史上，夏朝帝王相被寒浞所殺，相之子少康及長滅掉寒浞，光複夏王朝，史稱“少康中興”，這應是劉少康辦公室寓意所在。原書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