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行政院長”嚴家淦派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有一天，有位美國國會議員在駐台北“大使館”二等秘書李鶴伯（herbert levin）陪同下，拜訪這位新任“部長”。這位議員表示希望台灣能在今後幾年內“光複大陸”；他又說，問題關鍵在於共產黨如果控製一個年輕人超過十年，這個人就“永遠是個頑強的共產黨員了”。經國本人就在莫斯科浸淫共產主義十二年，聞言點點頭，轉過身給李鶴伯“一個西方式的眨眨眼”。 [1]
當年春天，陳誠逝世，得年六十七。在陳誠死前許久，經國已是台灣實際的大老板——除了經濟、金融財政這幾個重要領域之外，他無所不管。蔣介石已經高壽七十有八，越來越不介入日常事務。由於視力減弱，老先生很少讀書看報，幕僚也不讓他接觸到不順心的新聞。陳誠過世之後，經國讓嚴家淦繼續以他及手下一批務實、市場導向的技術官僚希望的方式去管理經濟事務。但是，實際上，在台灣人人都曉得，經國的非正式權勢現在也已經延伸到這些領域。
蔣經國也是幕後與美國交涉敏感的國際事務（如前一年法國承認北京的事件）之關鍵人物。盡管華府已經表明不要再通過情報管道和台北有高階層政策討論，兩蔣依然可以拜托克萊恩擔任主要的對話人。可是，克萊恩和中央情報局局長麥科恩依然無法推銷蔣介石的提議——運用國民黨軍隊參與越戰，以及摧毀中共在大陸的核設施。
1965年春天，中南半島戰事急劇升溫，中蘇失和由意識形態差異擴大到兵戎相見，親北京的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政變失敗後實質上已不複存在，北京全麵外交政策也變得越來越激進。經國傳話給中央情報局，表示他父親希望再跟克萊恩談話。華府方麵對於老先生一開口，就趕快派出他親自指定的美方代表去見他是否明智，也產生冗長討論。後來克萊恩獲準再次飛到台北。抵埠之後，克萊恩在“美國大使館”代辦陪同下，與蔣氏父子有一次短短會談；稍後，經國帶著老朋友到日月潭與老先生作五小時的密談。蔣介石堅稱，“反攻大陸”的時機“就在當前，一旦錯失，就沒有機會了”。克萊恩回到華府力陳蔣先生的主張，但是“華府沒人理會”。美方搞不清，蔣介石究竟是為了曆史記錄和向國內右翼人士表態，還是老糊塗了。
蔣經國本身對他父親越來越像念經般地喊叫“反攻大陸”也不全然置信。克萊恩到訪之後不到幾星期，經國與中央情報局新任台北站站長會晤（中情局現在用“美國陸軍技術群”為對外名稱），坦承他對“光複大陸”及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立場是：台灣固然必須培養回到大陸的希望，俾便維持在台灣的士氣民心，我這一代的主要人物明白，要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一個非共政府，可能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或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不過我們希望盡其在我，不錯失擊敗“中共野心”的機會，並且爭取堅強地位來削弱北平（北京）政權……使年輕一代的領袖……感到他們的主要目標……和策略，應該是與美國維持親密、合作的了解，並且支持美國的東亞政策。
不久之後，蔣經國到華府參加若幹高層會談，忠實負責地提出他父親最近的軍事行動計劃。經國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amara）會談時表示，他父親要他留下一份“概念性的文件”，提議攻占中國西南五個省份。這項計劃代號是“火炬五號”。不過，經國強調，“火炬五號”不是一項行動方案，還需要雙方再研究。他強調的重點是，美國和台灣需要像真實的夥伴行動，不隻在共產中國問題上，在整個亞洲的政策和戰略上都得共進退。他告訴麥克納馬拉，“光複大陸”要靠“爭取到百姓及共產黨武裝部隊的向心”，問題在於如何善加利用台灣的力量而不要觸發大戰。
他在和臘斯克國務卿等人會談時針對北京的意圖提出分析，被美方認為客觀、中肯。他說，他懷疑中國共產黨會直接介入越南或東南亞。和約翰遜總統會談時，經國指出，他提出若幹軍事方案，但是他的主要目標不是以軍事行動對付大陸，而是要與美方有“深入、持續”的谘商，以便“整合”美國及台灣對整個亞洲的政策，不是隻顧到中國大陸政策。照蔣經國的說法，大陸將因其內部動態關係影響到它的發展，台灣在長期“改造中國”的進程中，將要扮演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模範的角色——跟雷震宣揚的主張相當接近。美國官員歡迎蔣經國坦率表明台灣當局立場，他們認為經國此行訪美，刻意展現台灣當局彈性大、願意接納美方觀點。美方的回報是答應改善谘商，多做共同研究。
蔣經國也重申他父親從前的提議，國民黨軍隊樂意支持自由世界在亞洲的利益。克萊恩在蔣經國結束訪美行程之後，再度促請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決定動用國民黨軍隊投入中南半島，但是國務院和國防部再度認為這項建議太危險，美國的盟國一定會強烈反對而不肯接受它。至於秘密工作人員則是另外一回事。在蔣經國1965年訪問華府之時，他手下的特戰中心已派出數百名軍人到越南，成為第三大的外籍代表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支特戰部隊“海燕部隊”，由天主教神甫阮樂化率領。台北還以其他方式協助南越。最重要的就是民航公司和美國航空以台灣為基地，支持中央情報局在整個中南半島的空中活動。在王昇1960年初訪西貢之後，越南武裝部隊仿照蔣經國的製度，也成立它們的總政戰部。
南越新的軍人執政團以阮文紹將軍及空軍將領阮高祺為首，得到經國幕後援助，在1965年中期掌握大權。蔣經國在西貢的情報人員安排某一華僑富商提供資金給阮文紹，也協助安排阮文紹與中央情報局建立關係。
但是，經國並沒有把一切希望押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上麵。1965年6月，蔣介石批準他的建議，把秘密研發原子彈的計劃從研究階段推進到發展階段。某些“國府高級官員和總統顧問”告訴蔣介石，台灣發展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在經濟上欠穩當、技術上不易實行、政治上不明智。但是經國對這項計劃負起全部責任，指派唐君鉑將軍主司其事。軍方的研發單位“中山科學院”成立一個超級秘密單位，負責實驗室工作，唐君鉑亦規劃出一套策略，取得必要的反應爐、精煉設備器、濃縮鈾及投射技術。唐君鉑延攬的團隊裏有位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科技軍官張憲義。可是，中情局這次腳步夠快，業已吸收張憲義替它效命當間諜。
蔣經國1965年出任“國防部長”之後，搬到海軍招待所“七海新村”居住。七海新村比起長安東路寓所要大，位於圓山飯店附近營區。 [2] 這時候，經國已經五十六歲，終於接受醫生的勸告，節製喝酒；另有一說是他完全戒酒。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學國畫消遣，可是由於腳部開始疼痛——糖尿病的征兆——不能久站，60年代中期就放棄這項嗜好。他和極親近朋友的酬酢飲宴，持續到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才停止。這些聚會和往常一樣，就是談天說笑，當然免不了劃拳助興。但是現在經國是指定“代表”替他拚酒。如果有美國人受邀出席，中國人總是想讓他們不醉無歸。60年代，中央情報局有位“站長”新到任，“醉得像隻狗”抬回家去。 [3]
根據某些消息來源，蔣經國在20世紀60年代停止與其他女性的情緣交往。還有人說，他還繼續著婚外情，直到70年代，隻是比較節製，溫和多了。有一則故事來自女主角的朋友，指他追求台灣最有名的京劇演員顧正秋，可是由於她芳心已屬另一位已婚男子任顯群，與任顯群生了兩個小孩，因此一再拒絕蔣經國的愛慕情意。任顯群後來出事，因為他為來台的一位表親作保，1956年以間諜罪嫌遭到逮捕。任顯群受到牽連，被判處不長的刑期，但是謠傳是經國設計，不要任顯群礙了他的好事。但是，雖然顧正秋對於愛人、子女的父親被捕十分憤怒，她顯然並沒有責怪經國。她求見這位有權有勢的愛慕者，央求他設法寬恕任顯群。據這則流傳的故事說，經國並沒有趁危占顧正秋的便宜，隻是遺憾地拒絕釋放任顯群。 [4]
盡管有這些謠傳的或實際的婚外情，它們都沒有擾亂經國的家庭生活。方良遵照她丈夫定下的規則，但是有些事則自行做主。50年代末期，由於女兒孝章的反對，她放棄打麻將這項嗜好，可是依舊抽煙。她另外學打高爾夫和保齡球，也到學校做義工。50年代她有一小圈朋友，其中有些是“白俄”，這些“白俄”的丈夫，中國人、美國人都有，還有的是民航公司的飛行員。到了六十，由於經國職位越來越高，她不方便再跟他們來往。她的英文很好。有一次在晚宴上，一位來台北訪問的美國國會議員天真地問方良：“你是什麽？白俄，還是赤俄？”她毫不猶豫就答：“我想你可以說，我生下來是一種人，後來卻長成另一種。” [5]
蔣經國有次對一位助理說：“治國易，治家難。”他一向忙碌，時間不夠用，可是很重視家庭責任。有位年輕人毛高文，是經國母親毛福梅那邊的遠親，即將前往美國留學，來向這位聲望隆崇的表親辭行。經國對他的計劃垂詢甚詳，問了一小時話，還筆記記下毛高文的回答。多年之後，毛高文告訴作者，他當時就想：“他真是認真啊！”
孝文在堪薩斯州一所小型學校讀了一陣子，就轉學到加州的阿姆斯特朗學院。他邂逅了一位美麗聰慧的歐亞混血女郎徐乃錦並娶其為妻。徐乃錦的祖父徐錫麟在1907年企圖行刺清廷一位官員，遭到淩遲挖心的極刑。她母親瑪麗亞·伯丹（maria bordan）是德國人。孝文和徐乃錦在加州拉古納海灘市一座天主教教堂結婚，婚後到華府讀了一年書，1961年，她給經國添了第一個孫女——棕發碧眼的友梅。蔣夫人給小女嬰取了英文教名“瑪格麗特”（marguerite）〔另一個教名是芳娜·瑪麗亞（faina maria）〕，但是一般人都稱呼她友梅。 [6]
蔣經國除了不準兒子經商之外，還定下嚴格規矩，避免給人蔣家仗著權勢地位發財的印象。他告訴媳婦，即使用她自己的錢，也不能買她喜歡的跑車，也不可以跟她父母一道到澳洲旅遊。
孝文是個聰明、英俊、幽默的年輕人。他送朋友書法卷軸時落款題名“醉兵”。可是，他沒有父親的好酒量。孝文還不到三十歲，台北榮民總醫院的醫師就告訴他有糖尿病，可是他酒照喝不誤。
有一天，公營事業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孫運璿，陪同蔣介石參觀一所新發電廠。老先生把孫運璿拉到一邊，拜托他幫孝文找份工作，指導他做個能貢獻社會的人。孫運璿先安排孝文到台電見習，一年後把他擢升為台北一個小辦事處的經理。 [7] 由於這層關係，經國與孫運璿熟識起來。孫是個工程師，曾在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受過訓。蔣經國不久就把孫運璿延攬至政府做事，使孫成為第二代技術官僚的重要成員。
蔣經國膝下四個子女，他和女兒孝章最為親近。直到臨終前，他的桌上一直擺著女兒孝章、孫女友梅的照片。七海官邸的仆人形容孝章是非常善良的女孩，可是個性強。 [8] 當她要到美國念大學時，經國拜托“國防部長”俞大維轉請他在美國的兒子俞揚和照顧她。孝章旋即愛上已經四十歲、離過三次婚，在美經商的俞揚和，預備嫁給他。蔣經國聞訊大為震怒。他反對這樁婚事的理由是，男女年紀相差十八歲，男方又是三度離婚。另外，蔣經國也認為女兒不宜嫁給商人，這跟兒子經商並沒有兩樣！蔣夫人寫了一封英文信給經國——她的中文一向不怎麽高明——要求他接受孝章的決定。當孝章回台北省親時，經國趁著周末到日月潭，父女倆花了好幾小時劃船、交談。孝章答應他，在她未完成大學學業以前不會結婚，父女兩人盡棄前嫌，恢複感情。 [9]
可是，孝章回到美國不久，就和俞揚和跑到內華達州雷諾城結婚。消息傳到台北，經國正在吃午飯，氣得把飯桌都掀了。方良躲到房裏哭，以頭撞床柱。 [10] 最後，他們夫婦倆也隻能接受女兒的決定。徐乃錦生下蔣友梅的同一年，孝章也產下兒子俞祖聲。不久，經國爺爺已經跟祖聲、友梅在地上翻滾、嬉玩。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接納孝章的丈夫，因此小兩口越來越少回台北做客。
至於經國的次子孝武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正處於桀驁不聽話的青春期。跟他大哥一樣，孝武讓父母親傷透腦筋。可是，他在課業上比較用功，也是經國三個兒子當中，唯一自視未來要從政、當領導人的一個。小兒子孝勇就比較不讓父母親操心。經國最引以為傲的是，孝勇進入陸軍官校預備班念書。
每到聖誕節和感恩節（後者是蔣夫人最愛的一個美國假日），全家人就到“總統官邸”團聚。到了60年代末期，蔣家人丁可謂不少：除了老先生和蔣夫人之外，經國和方良夫婦帶來四個子女（如果孝章在台北的話）、一媳一婿、一個孫女兒、一個外孫；緯國和再娶的太太丘如雪，帶來兒子蔣孝剛；此外，還有一位年輕女性桃樂詩·吳，是蔣先生已經去世的妹妹的孫女兒；加上他已故世的同父異母哥哥的幾位後代。除了章亞若生下的雙胞胎及其子女之外，蔣介石所有的孫兒女及後代，都是歐亞混血兒。晚餐前，全家先到周聯華牧師主持的教堂做禮拜。張學良也會帶著他終於正式迎娶的趙四小姐參加做禮拜。
蔣經國繼續遵守他早年的決定，不見他的兩個非婚生子章孝嚴和章孝慈。在蔣家人當中，隻有老先生、蔣夫人、經國，或許再加上緯國，曉得他們的存在。1960年，孝嚴、孝慈進入台北市郊的私立東吳大學讀書。孝慈後來專攻法學，不過他在東吳念的是中國文學係。孝嚴則著重公共服務，尤其誌在擔任外交官。兩兄弟念大學時必須打工，賺生活費，王昇偶爾會提供“一小筆錢”周濟。可是他們還是常常得申請緩繳學費。即使在最好的朋友麵前，他們也絕口不提自己是蔣經國的兒子。大學三年級後的章孝嚴，在“救國團”活動裏十分活躍，曾參加大學生的暑期政治幹部訓練營。蔣孝武也參加，可是並不曉得營裏有位異母兄弟，其他學員當然更無從知道了。
蔣介石過去的紅粉知己也一一凋零。“姚媽媽”姚冶誠在桃園終老（譯按：姚在台中逝世，居浩然有詩證其事，聲稱是老蔣“泣血台中不認姚”） ，緯國定期去探視、奉養她。經國的“上海姆媽”陳潔如在1961年出現。她得到周恩來的協助，獲準由大陸移居香港，住進經國為她購置的一棟房子。1965年，陳潔如收下經國派人送來的十七萬美元，交換她的回憶錄草稿，並保證不會出版回憶錄。（譯按：陳潔如回憶錄英文本20世紀90年代再現，台灣和大陸都有中文譯本。）
彭明敏1964年獲釋後就失業，賦閑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現一位官員到訪，表示“國防部長”蔣經國想“聽聽他的建言”。彭明敏踏進蔣經國的辦公室時，經國起身迎接這位前政治犯，問候他的家人，也問起有什麽事需要他幫忙。鑒於經國態度親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學教書。經國暗示他會試試看。不久，彭明敏被邀請到經國的“智庫”國際關係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彭謝絕了。其後幾年，彭明敏繼續遭到跟監，不過他偶爾仍與想法相近的知識分子來往。同時，經國不時派出情治人員向彭明敏表示，“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說服他參與體製內的改革運動。
蔣經國雖然打動不了彭明敏的心，卻成功爭取一名“台獨”運動大將回歸。1965年5月，長年在東京領導“台獨”的廖文毅公開揚棄“台獨”運動，飛回台灣。當局旋即把向廖文毅及其家人沒收來的財產發還——毫無疑問，這是廖文毅和蔣經國協議的一個重要條件。 [11]
1966年，“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四任“總統”，同時勉強通過蔣經國推動的一項臨時條款修訂案，允許辦理“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以反映台灣地區人口成長的實際狀況。這次“補選”要在三年之後才舉行，隻有二十六名“立法委員”的名額有待選舉，亦即大約整體委員的百分之五。不過，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指導下，已經采取意義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讓占人口多數的台灣本省人在“中央民意機關”裏有若幹代表席次。
同一時期，國民黨的組織部門在蔣經國的緊密掌控之下，繼續成功地辦理有黨外人士參選的地方選舉。蔣經國的策略是舉辦幹淨選舉、公正計票，以吸引有聲望的黨外人士參選，然後依靠嚴格的競選限製（包括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以及國民黨巨大的財力優勢及掌控媒體，來爭取多數席次的勝選。可是，當台北市長即將“改選”時，王昇等人向蔣經國提出警告，台北若是繼續讓高玉樹這類黨外人士主政太危險。經國同意這個見解，安排好由他父親宣布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長改由“中央”委派。可是，在經國推薦之下，蔣介石又令大家吃了一驚，派高玉樹為改製“院轄市”後的台北市市長。高玉樹雖不痛快，也隻能接受此一安排。高玉樹奉派之後，經國跟他見麵，建議他以後應注重改善貧民日常生活，少搞拓寬馬路、種樹及“建防空洞”。
外省籍老兵由軍中退役的比例上升，可是軍官、士官比例依然大過充員士兵，顯示出經國不想動作太快，影響到軍隊體製的穩定。陸、海、空三軍將領實質上仍全是外省籍，但是蔣經國了解，這個現象一定要改。
他把高級將領召集到日月潭開會。有一天晚餐後，經國散步回來，有一群將領在陽台納涼聊到把本省人晉升到高級，在安全上有何風險。他駐足聽了一會兒，打斷眾人談話，他說：“各位，這是一個嚴肅的題目。如果我們不把本省人當作中國人看待，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12] 蔣經國不久就讓五百名將軍、兩千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時本省人進軍校就讀的人數亦穩定增加，第一個授階為將官的本省人亦隨之出現。
外省籍士兵和高齡榮民是台灣最大一群窮人，他們的處境一向受到經國的關切。有一天他拜訪“總統教堂”的主牧周聯華牧師，討論老榮民的士氣。經國說，老榮民思家之心日益上升。有些現役的外省老兵及退役榮民，經常到海邊朝著大陸方向燒香。蔣經國說：“這是形而上學領域的問題。”他問周聯華，願不願意到國民黨的軍隊中走走，“向他們傳道”。
周聯華思考了幾天，開始走訪國民黨軍隊若幹單位，和大群官兵討論個人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經國告訴周聯華，陸軍官兵不太了解他傳的道理，空軍官兵也有同樣的困難，但是，政工人員因為同樣關心官兵心靈問題，非常了解他的傳道。
美援計劃照原定規劃於1965年6月正式終止。台灣當年的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九，每人平均所得是一百七十四美元（1965年的幣值）。就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標準來看，這個數字似乎很低，可是它代表的是過去十五年迅速成長的成績——是僅次於日本的全世界最高增長率。自從1950年以來，美國提供台灣的經濟援助總金額高達十四億美元。這是以每人平均數值而言的美國對外經援最大的金額。經援在1965年以後，以貸款、剩餘糧食銷售及技術援助的形式繼續供應。此外，就跟日本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興盛是拜朝鮮戰爭相關之軍事采購所助一樣，台灣開始因中南半島戰爭大蒙其利。1965年美國在台灣軍事采購，用到中南半島戰場的金額達到一億三千萬美元。
就當時住在台灣的人來說，消費、教育、公共衛生水準的上升有目共睹。政治上也明顯起了發展。民間部門不分商業、製造業、農業，一片欣欣向榮，幾乎全發生在“本省人部門”。
注釋：
[1] 李鶴伯1997年10月9日在紐約，與本書作者通電話時所說。原書注1。
[2] 本節所述蔣經國個人及家庭生活，取材自本書作者對他的助理、親信秘書，經國家的中、美友人以及家庭成員的訪談記錄。二手資料另予標明。原書注19。
[3] 有位華裔美國人1995年12月與本書作者的電話交談時所說，她丈夫當時在中情局服務。原書注20。
[4] 許倬雲1997年11月19日與本書作者通電話時所說。顧正秋的回憶錄並沒有提到蔣經國追求她。參見顧正秋《休戀逝水》（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年）。原書注21。
[5] 某位前中央情報局官員1996年所說。原書注22。
[6] 蔣家一位家庭成員1999年2月10日給本書作者的信裏透露。原書注24。
[7] 孫運璿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5。
[8]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書華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4—237頁。原書注26。
[9] 當時經國身邊的一位助理所說。這位助理記得這封信，是因為經國看不清蔣夫人的英文字跡，他奉命把它打字整理出來。原書注27。
[10] 王美玉《蔣方良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年），第70—72頁。有位蔣家成員說，當時俞揚和並不富裕，他和孝章住在舊金山一套隻有一個臥室的小公寓。這段話以及方良的反應，是一位蔣家成員1999年2月10日給作者的信中所述。原書注28。
[11] 見1965年6月17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54—55頁。原書注34。（譯按：廖家是雲林、嘉義一帶望族，他本人曾留學美國，得化工博士學位。回台後，經國畀以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職。）
[12] lodge loh 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6。
當年春天，陳誠逝世，得年六十七。在陳誠死前許久，經國已是台灣實際的大老板——除了經濟、金融財政這幾個重要領域之外，他無所不管。蔣介石已經高壽七十有八，越來越不介入日常事務。由於視力減弱，老先生很少讀書看報，幕僚也不讓他接觸到不順心的新聞。陳誠過世之後，經國讓嚴家淦繼續以他及手下一批務實、市場導向的技術官僚希望的方式去管理經濟事務。但是，實際上，在台灣人人都曉得，經國的非正式權勢現在也已經延伸到這些領域。
蔣經國也是幕後與美國交涉敏感的國際事務（如前一年法國承認北京的事件）之關鍵人物。盡管華府已經表明不要再通過情報管道和台北有高階層政策討論，兩蔣依然可以拜托克萊恩擔任主要的對話人。可是，克萊恩和中央情報局局長麥科恩依然無法推銷蔣介石的提議——運用國民黨軍隊參與越戰，以及摧毀中共在大陸的核設施。
1965年春天，中南半島戰事急劇升溫，中蘇失和由意識形態差異擴大到兵戎相見，親北京的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政變失敗後實質上已不複存在，北京全麵外交政策也變得越來越激進。經國傳話給中央情報局，表示他父親希望再跟克萊恩談話。華府方麵對於老先生一開口，就趕快派出他親自指定的美方代表去見他是否明智，也產生冗長討論。後來克萊恩獲準再次飛到台北。抵埠之後，克萊恩在“美國大使館”代辦陪同下，與蔣氏父子有一次短短會談；稍後，經國帶著老朋友到日月潭與老先生作五小時的密談。蔣介石堅稱，“反攻大陸”的時機“就在當前，一旦錯失，就沒有機會了”。克萊恩回到華府力陳蔣先生的主張，但是“華府沒人理會”。美方搞不清，蔣介石究竟是為了曆史記錄和向國內右翼人士表態，還是老糊塗了。
蔣經國本身對他父親越來越像念經般地喊叫“反攻大陸”也不全然置信。克萊恩到訪之後不到幾星期，經國與中央情報局新任台北站站長會晤（中情局現在用“美國陸軍技術群”為對外名稱），坦承他對“光複大陸”及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立場是：台灣固然必須培養回到大陸的希望，俾便維持在台灣的士氣民心，我這一代的主要人物明白，要在中國大陸重新建立一個非共政府，可能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或許在他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不過我們希望盡其在我，不錯失擊敗“中共野心”的機會，並且爭取堅強地位來削弱北平（北京）政權……使年輕一代的領袖……感到他們的主要目標……和策略，應該是與美國維持親密、合作的了解，並且支持美國的東亞政策。
不久之後，蔣經國到華府參加若幹高層會談，忠實負責地提出他父親最近的軍事行動計劃。經國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amara）會談時表示，他父親要他留下一份“概念性的文件”，提議攻占中國西南五個省份。這項計劃代號是“火炬五號”。不過，經國強調，“火炬五號”不是一項行動方案，還需要雙方再研究。他強調的重點是，美國和台灣需要像真實的夥伴行動，不隻在共產中國問題上，在整個亞洲的政策和戰略上都得共進退。他告訴麥克納馬拉，“光複大陸”要靠“爭取到百姓及共產黨武裝部隊的向心”，問題在於如何善加利用台灣的力量而不要觸發大戰。
他在和臘斯克國務卿等人會談時針對北京的意圖提出分析，被美方認為客觀、中肯。他說，他懷疑中國共產黨會直接介入越南或東南亞。和約翰遜總統會談時，經國指出，他提出若幹軍事方案，但是他的主要目標不是以軍事行動對付大陸，而是要與美方有“深入、持續”的谘商，以便“整合”美國及台灣對整個亞洲的政策，不是隻顧到中國大陸政策。照蔣經國的說法，大陸將因其內部動態關係影響到它的發展，台灣在長期“改造中國”的進程中，將要扮演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模範的角色——跟雷震宣揚的主張相當接近。美國官員歡迎蔣經國坦率表明台灣當局立場，他們認為經國此行訪美，刻意展現台灣當局彈性大、願意接納美方觀點。美方的回報是答應改善谘商，多做共同研究。
蔣經國也重申他父親從前的提議，國民黨軍隊樂意支持自由世界在亞洲的利益。克萊恩在蔣經國結束訪美行程之後，再度促請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決定動用國民黨軍隊投入中南半島，但是國務院和國防部再度認為這項建議太危險，美國的盟國一定會強烈反對而不肯接受它。至於秘密工作人員則是另外一回事。在蔣經國1965年訪問華府之時，他手下的特戰中心已派出數百名軍人到越南，成為第三大的外籍代表團。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支特戰部隊“海燕部隊”，由天主教神甫阮樂化率領。台北還以其他方式協助南越。最重要的就是民航公司和美國航空以台灣為基地，支持中央情報局在整個中南半島的空中活動。在王昇1960年初訪西貢之後，越南武裝部隊仿照蔣經國的製度，也成立它們的總政戰部。
南越新的軍人執政團以阮文紹將軍及空軍將領阮高祺為首，得到經國幕後援助，在1965年中期掌握大權。蔣經國在西貢的情報人員安排某一華僑富商提供資金給阮文紹，也協助安排阮文紹與中央情報局建立關係。
但是，經國並沒有把一切希望押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上麵。1965年6月，蔣介石批準他的建議，把秘密研發原子彈的計劃從研究階段推進到發展階段。某些“國府高級官員和總統顧問”告訴蔣介石，台灣發展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在經濟上欠穩當、技術上不易實行、政治上不明智。但是經國對這項計劃負起全部責任，指派唐君鉑將軍主司其事。軍方的研發單位“中山科學院”成立一個超級秘密單位，負責實驗室工作，唐君鉑亦規劃出一套策略，取得必要的反應爐、精煉設備器、濃縮鈾及投射技術。唐君鉑延攬的團隊裏有位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科技軍官張憲義。可是，中情局這次腳步夠快，業已吸收張憲義替它效命當間諜。
蔣經國1965年出任“國防部長”之後，搬到海軍招待所“七海新村”居住。七海新村比起長安東路寓所要大，位於圓山飯店附近營區。 [2] 這時候，經國已經五十六歲，終於接受醫生的勸告，節製喝酒；另有一說是他完全戒酒。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學國畫消遣，可是由於腳部開始疼痛——糖尿病的征兆——不能久站，60年代中期就放棄這項嗜好。他和極親近朋友的酬酢飲宴，持續到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長”時才停止。這些聚會和往常一樣，就是談天說笑，當然免不了劃拳助興。但是現在經國是指定“代表”替他拚酒。如果有美國人受邀出席，中國人總是想讓他們不醉無歸。60年代，中央情報局有位“站長”新到任，“醉得像隻狗”抬回家去。 [3]
根據某些消息來源，蔣經國在20世紀60年代停止與其他女性的情緣交往。還有人說，他還繼續著婚外情，直到70年代，隻是比較節製，溫和多了。有一則故事來自女主角的朋友，指他追求台灣最有名的京劇演員顧正秋，可是由於她芳心已屬另一位已婚男子任顯群，與任顯群生了兩個小孩，因此一再拒絕蔣經國的愛慕情意。任顯群後來出事，因為他為來台的一位表親作保，1956年以間諜罪嫌遭到逮捕。任顯群受到牽連，被判處不長的刑期，但是謠傳是經國設計，不要任顯群礙了他的好事。但是，雖然顧正秋對於愛人、子女的父親被捕十分憤怒，她顯然並沒有責怪經國。她求見這位有權有勢的愛慕者，央求他設法寬恕任顯群。據這則流傳的故事說，經國並沒有趁危占顧正秋的便宜，隻是遺憾地拒絕釋放任顯群。 [4]
盡管有這些謠傳的或實際的婚外情，它們都沒有擾亂經國的家庭生活。方良遵照她丈夫定下的規則，但是有些事則自行做主。50年代末期，由於女兒孝章的反對，她放棄打麻將這項嗜好，可是依舊抽煙。她另外學打高爾夫和保齡球，也到學校做義工。50年代她有一小圈朋友，其中有些是“白俄”，這些“白俄”的丈夫，中國人、美國人都有，還有的是民航公司的飛行員。到了六十，由於經國職位越來越高，她不方便再跟他們來往。她的英文很好。有一次在晚宴上，一位來台北訪問的美國國會議員天真地問方良：“你是什麽？白俄，還是赤俄？”她毫不猶豫就答：“我想你可以說，我生下來是一種人，後來卻長成另一種。” [5]
蔣經國有次對一位助理說：“治國易，治家難。”他一向忙碌，時間不夠用，可是很重視家庭責任。有位年輕人毛高文，是經國母親毛福梅那邊的遠親，即將前往美國留學，來向這位聲望隆崇的表親辭行。經國對他的計劃垂詢甚詳，問了一小時話，還筆記記下毛高文的回答。多年之後，毛高文告訴作者，他當時就想：“他真是認真啊！”
孝文在堪薩斯州一所小型學校讀了一陣子，就轉學到加州的阿姆斯特朗學院。他邂逅了一位美麗聰慧的歐亞混血女郎徐乃錦並娶其為妻。徐乃錦的祖父徐錫麟在1907年企圖行刺清廷一位官員，遭到淩遲挖心的極刑。她母親瑪麗亞·伯丹（maria bordan）是德國人。孝文和徐乃錦在加州拉古納海灘市一座天主教教堂結婚，婚後到華府讀了一年書，1961年，她給經國添了第一個孫女——棕發碧眼的友梅。蔣夫人給小女嬰取了英文教名“瑪格麗特”（marguerite）〔另一個教名是芳娜·瑪麗亞（faina maria）〕，但是一般人都稱呼她友梅。 [6]
蔣經國除了不準兒子經商之外，還定下嚴格規矩，避免給人蔣家仗著權勢地位發財的印象。他告訴媳婦，即使用她自己的錢，也不能買她喜歡的跑車，也不可以跟她父母一道到澳洲旅遊。
孝文是個聰明、英俊、幽默的年輕人。他送朋友書法卷軸時落款題名“醉兵”。可是，他沒有父親的好酒量。孝文還不到三十歲，台北榮民總醫院的醫師就告訴他有糖尿病，可是他酒照喝不誤。
有一天，公營事業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孫運璿，陪同蔣介石參觀一所新發電廠。老先生把孫運璿拉到一邊，拜托他幫孝文找份工作，指導他做個能貢獻社會的人。孫運璿先安排孝文到台電見習，一年後把他擢升為台北一個小辦事處的經理。 [7] 由於這層關係，經國與孫運璿熟識起來。孫是個工程師，曾在美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受過訓。蔣經國不久就把孫運璿延攬至政府做事，使孫成為第二代技術官僚的重要成員。
蔣經國膝下四個子女，他和女兒孝章最為親近。直到臨終前，他的桌上一直擺著女兒孝章、孫女友梅的照片。七海官邸的仆人形容孝章是非常善良的女孩，可是個性強。 [8] 當她要到美國念大學時，經國拜托“國防部長”俞大維轉請他在美國的兒子俞揚和照顧她。孝章旋即愛上已經四十歲、離過三次婚，在美經商的俞揚和，預備嫁給他。蔣經國聞訊大為震怒。他反對這樁婚事的理由是，男女年紀相差十八歲，男方又是三度離婚。另外，蔣經國也認為女兒不宜嫁給商人，這跟兒子經商並沒有兩樣！蔣夫人寫了一封英文信給經國——她的中文一向不怎麽高明——要求他接受孝章的決定。當孝章回台北省親時，經國趁著周末到日月潭，父女倆花了好幾小時劃船、交談。孝章答應他，在她未完成大學學業以前不會結婚，父女兩人盡棄前嫌，恢複感情。 [9]
可是，孝章回到美國不久，就和俞揚和跑到內華達州雷諾城結婚。消息傳到台北，經國正在吃午飯，氣得把飯桌都掀了。方良躲到房裏哭，以頭撞床柱。 [10] 最後，他們夫婦倆也隻能接受女兒的決定。徐乃錦生下蔣友梅的同一年，孝章也產下兒子俞祖聲。不久，經國爺爺已經跟祖聲、友梅在地上翻滾、嬉玩。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接納孝章的丈夫，因此小兩口越來越少回台北做客。
至於經國的次子孝武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正處於桀驁不聽話的青春期。跟他大哥一樣，孝武讓父母親傷透腦筋。可是，他在課業上比較用功，也是經國三個兒子當中，唯一自視未來要從政、當領導人的一個。小兒子孝勇就比較不讓父母親操心。經國最引以為傲的是，孝勇進入陸軍官校預備班念書。
每到聖誕節和感恩節（後者是蔣夫人最愛的一個美國假日），全家人就到“總統官邸”團聚。到了60年代末期，蔣家人丁可謂不少：除了老先生和蔣夫人之外，經國和方良夫婦帶來四個子女（如果孝章在台北的話）、一媳一婿、一個孫女兒、一個外孫；緯國和再娶的太太丘如雪，帶來兒子蔣孝剛；此外，還有一位年輕女性桃樂詩·吳，是蔣先生已經去世的妹妹的孫女兒；加上他已故世的同父異母哥哥的幾位後代。除了章亞若生下的雙胞胎及其子女之外，蔣介石所有的孫兒女及後代，都是歐亞混血兒。晚餐前，全家先到周聯華牧師主持的教堂做禮拜。張學良也會帶著他終於正式迎娶的趙四小姐參加做禮拜。
蔣經國繼續遵守他早年的決定，不見他的兩個非婚生子章孝嚴和章孝慈。在蔣家人當中，隻有老先生、蔣夫人、經國，或許再加上緯國，曉得他們的存在。1960年，孝嚴、孝慈進入台北市郊的私立東吳大學讀書。孝慈後來專攻法學，不過他在東吳念的是中國文學係。孝嚴則著重公共服務，尤其誌在擔任外交官。兩兄弟念大學時必須打工，賺生活費，王昇偶爾會提供“一小筆錢”周濟。可是他們還是常常得申請緩繳學費。即使在最好的朋友麵前，他們也絕口不提自己是蔣經國的兒子。大學三年級後的章孝嚴，在“救國團”活動裏十分活躍，曾參加大學生的暑期政治幹部訓練營。蔣孝武也參加，可是並不曉得營裏有位異母兄弟，其他學員當然更無從知道了。
蔣介石過去的紅粉知己也一一凋零。“姚媽媽”姚冶誠在桃園終老（譯按：姚在台中逝世，居浩然有詩證其事，聲稱是老蔣“泣血台中不認姚”） ，緯國定期去探視、奉養她。經國的“上海姆媽”陳潔如在1961年出現。她得到周恩來的協助，獲準由大陸移居香港，住進經國為她購置的一棟房子。1965年，陳潔如收下經國派人送來的十七萬美元，交換她的回憶錄草稿，並保證不會出版回憶錄。（譯按：陳潔如回憶錄英文本20世紀90年代再現，台灣和大陸都有中文譯本。）
彭明敏1964年獲釋後就失業，賦閑在家。1966年初，意外地出現一位官員到訪，表示“國防部長”蔣經國想“聽聽他的建言”。彭明敏踏進蔣經國的辦公室時，經國起身迎接這位前政治犯，問候他的家人，也問起有什麽事需要他幫忙。鑒於經國態度親切，彭明敏表示希望能回到大學教書。經國暗示他會試試看。不久，彭明敏被邀請到經國的“智庫”國際關係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彭謝絕了。其後幾年，彭明敏繼續遭到跟監，不過他偶爾仍與想法相近的知識分子來往。同時，經國不時派出情治人員向彭明敏表示，“國民黨內的自由派”依然希望能說服他參與體製內的改革運動。
蔣經國雖然打動不了彭明敏的心，卻成功爭取一名“台獨”運動大將回歸。1965年5月，長年在東京領導“台獨”的廖文毅公開揚棄“台獨”運動，飛回台灣。當局旋即把向廖文毅及其家人沒收來的財產發還——毫無疑問，這是廖文毅和蔣經國協議的一個重要條件。 [11]
1966年，“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第四任“總統”，同時勉強通過蔣經國推動的一項臨時條款修訂案，允許辦理“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以反映台灣地區人口成長的實際狀況。這次“補選”要在三年之後才舉行，隻有二十六名“立法委員”的名額有待選舉，亦即大約整體委員的百分之五。不過，國民黨在蔣經國的指導下，已經采取意義重大的小小第一步，要讓占人口多數的台灣本省人在“中央民意機關”裏有若幹代表席次。
同一時期，國民黨的組織部門在蔣經國的緊密掌控之下，繼續成功地辦理有黨外人士參選的地方選舉。蔣經國的策略是舉辦幹淨選舉、公正計票，以吸引有聲望的黨外人士參選，然後依靠嚴格的競選限製（包括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以及國民黨巨大的財力優勢及掌控媒體，來爭取多數席次的勝選。可是，當台北市長即將“改選”時，王昇等人向蔣經國提出警告，台北若是繼續讓高玉樹這類黨外人士主政太危險。經國同意這個見解，安排好由他父親宣布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市長改由“中央”委派。可是，在經國推薦之下，蔣介石又令大家吃了一驚，派高玉樹為改製“院轄市”後的台北市市長。高玉樹雖不痛快，也隻能接受此一安排。高玉樹奉派之後，經國跟他見麵，建議他以後應注重改善貧民日常生活，少搞拓寬馬路、種樹及“建防空洞”。
外省籍老兵由軍中退役的比例上升，可是軍官、士官比例依然大過充員士兵，顯示出經國不想動作太快，影響到軍隊體製的穩定。陸、海、空三軍將領實質上仍全是外省籍，但是蔣經國了解，這個現象一定要改。
他把高級將領召集到日月潭開會。有一天晚餐後，經國散步回來，有一群將領在陽台納涼聊到把本省人晉升到高級，在安全上有何風險。他駐足聽了一會兒，打斷眾人談話，他說：“各位，這是一個嚴肅的題目。如果我們不把本省人當作中國人看待，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12] 蔣經國不久就讓五百名將軍、兩千名校官（全是外省人）退役，同時本省人進軍校就讀的人數亦穩定增加，第一個授階為將官的本省人亦隨之出現。
外省籍士兵和高齡榮民是台灣最大一群窮人，他們的處境一向受到經國的關切。有一天他拜訪“總統教堂”的主牧周聯華牧師，討論老榮民的士氣。經國說，老榮民思家之心日益上升。有些現役的外省老兵及退役榮民，經常到海邊朝著大陸方向燒香。蔣經國說：“這是形而上學領域的問題。”他問周聯華，願不願意到國民黨的軍隊中走走，“向他們傳道”。
周聯華思考了幾天，開始走訪國民黨軍隊若幹單位，和大群官兵討論個人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經國告訴周聯華，陸軍官兵不太了解他傳的道理，空軍官兵也有同樣的困難，但是，政工人員因為同樣關心官兵心靈問題，非常了解他的傳道。
美援計劃照原定規劃於1965年6月正式終止。台灣當年的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九，每人平均所得是一百七十四美元（1965年的幣值）。就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標準來看，這個數字似乎很低，可是它代表的是過去十五年迅速成長的成績——是僅次於日本的全世界最高增長率。自從1950年以來，美國提供台灣的經濟援助總金額高達十四億美元。這是以每人平均數值而言的美國對外經援最大的金額。經援在1965年以後，以貸款、剩餘糧食銷售及技術援助的形式繼續供應。此外，就跟日本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興盛是拜朝鮮戰爭相關之軍事采購所助一樣，台灣開始因中南半島戰爭大蒙其利。1965年美國在台灣軍事采購，用到中南半島戰場的金額達到一億三千萬美元。
就當時住在台灣的人來說，消費、教育、公共衛生水準的上升有目共睹。政治上也明顯起了發展。民間部門不分商業、製造業、農業，一片欣欣向榮，幾乎全發生在“本省人部門”。
注釋：
[1] 李鶴伯1997年10月9日在紐約，與本書作者通電話時所說。原書注1。
[2] 本節所述蔣經國個人及家庭生活，取材自本書作者對他的助理、親信秘書，經國家的中、美友人以及家庭成員的訪談記錄。二手資料另予標明。原書注19。
[3] 有位華裔美國人1995年12月與本書作者的電話交談時所說，她丈夫當時在中情局服務。原書注20。
[4] 許倬雲1997年11月19日與本書作者通電話時所說。顧正秋的回憶錄並沒有提到蔣經國追求她。參見顧正秋《休戀逝水》（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年）。原書注21。
[5] 某位前中央情報局官員1996年所說。原書注22。
[6] 蔣家一位家庭成員1999年2月10日給本書作者的信裏透露。原書注24。
[7] 孫運璿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5。
[8] 翁元《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書華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4—237頁。原書注26。
[9] 當時經國身邊的一位助理所說。這位助理記得這封信，是因為經國看不清蔣夫人的英文字跡，他奉命把它打字整理出來。原書注27。
[10] 王美玉《蔣方良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7年），第70—72頁。有位蔣家成員說，當時俞揚和並不富裕，他和孝章住在舊金山一套隻有一個臥室的小公寓。這段話以及方良的反應，是一位蔣家成員1999年2月10日給作者的信中所述。原書注28。
[11] 見1965年6月17日《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54—55頁。原書注34。（譯按：廖家是雲林、嘉義一帶望族，他本人曾留學美國，得化工博士學位。回台後，經國畀以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職。）
[12] lodge loh 1995年9月13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