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葉20世紀初,乃是中國四千年以來最屈辱的時期。1636年,為數兩百萬的滿洲人入關,擊敗明朝統治下一億兩千萬漢人,建立大清帝國。但是,這個“蠻夷”征服者王朝,一如蒙古人等夷狄君主,承認漢文化的優越,采納其語言、典章製度,維係傳統社會,依賴儒紳和鄉間精英來安定政權。中國領土雖被征服,大漢文明則昂然得勝。


    西方列強在19世紀叩關中國,卻又是另一番景象。這些“洋鬼子”不僅兵力強盛,也不接受中華文化的卓絕高妙。曆經五十年的否定,雖然間歇起而抗拒,卻頻頻在歐洲列強和日本手下嚐到羞辱敗績,中國人的信心已失。中國這種失落、惶惑的感受很難以文字形容。中國博大精深的文明,已經傾覆。


    到了19世紀末葉,蔣氏家族在溪口鎮山村卜居已有數百年之久。蔣經國的曾祖父蔣斯千擁有五畝山麓竹林和一小塊水稻田,後來他取得販賣鹽、酒專利,家境大為改善。溪口蔣家鹽鋪在玉表公(蔣斯千)兒子肅庵經營下,業務蒸蒸日上,蔣家晉升為“非士紳的精英”之列。肅庵公決心要子弟以中國人的方式——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更上層樓。


    溪口鎮位於華東濱海的浙江省,距奉化縣城坐轎子或步行,足足要花一天的工夫。平民百姓也可以坐船由水路到達寧波這個鴉片戰爭後開放給洋人通商往來的港埠。山林四周丘陵散布著野花、野鳥、稻田和茶林;不遠處是陡峻的高山,距溪口鎮十公裏路,就是海拔約三千英尺的雪竇山,山上有一座馳名的雪竇寺古刹。


    蔣家鹽鋪有圍牆和內庭,一家人就住在鹽鋪樓上。肅庵公的正室生下一子一女後謝世;第二房太太不曾育子,也先行辭世;1886年,肅庵公第三度做新郎,娶進王采玉為妻。王氏來自一個非常貧窮的村落,當地唯一的農作物收成就是竹子,但是她精明幹練。王氏和當時絕大多數中國婦女一樣,自幼纏腳。即使兩代之後的蔣經國,依然可以見到農民背負著行動不便的妻子到田裏,胼手胝足,趴伏在田裏勞動。


    1887年,王氏在蔣家鹽鋪樓上一間小房間裏,生下一個男孩。祖父玉表公把這個孫子取名瑞元,也就是日後的蔣介石。王氏教子甚嚴,但是卻不脫中國傳統,對孫子十分溺愛。


    蔣家鹽鋪慢慢發展成供應一般物品的商店,全家薄有積蓄。1889年,蔣家搬到武嶺街上約三十米外的一棟中產之家、兩層樓的新房子。新居周圍多數房舍屬於蔣氏宗親所有(事實上,整個溪口鎮都是)。王氏不久又生下兩個女兒,但其中一人早夭。蔣介石的異母兄長蔣介卿自幼聰穎好學,極受父親寵愛。介石也早早進入私塾,接受古典教育。1894年,王氏又產下一個可愛的男嬰瑞青。1896年,肅庵公突然逝世,得年僅五十。家庭驟遭變故,於是將蔣介卿過繼給一位伯父,並繼承了鹽鋪。由於當時女子不得擁有財產,九歲衝齡的介石,繼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銀圓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 [1]


    蔣介石十四歲那年,王太夫人決定給兒子成親,她挑選了鄰近岩頭村一位十九歲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當時還有一名大約同年齡的陪嫁女婢阿王跟進門。福梅體格強壯,個性和藹可親,略為纏腳,較能方便做事,王太夫人特別看中這一點。毛福梅在家時可能也學了幾個字,但是基本上,她和婆婆一樣隻能說是文盲,在晚年還得央人替她讀兒子寄回的家書。


    婚禮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舉行。毛福梅後來表示,她和夫婿婚後頭兩個月非常快樂,可是婆婆責備她教壞兒子偷懶,小兩口一起出門散步,躲在房裏說笑談天,於是她便聽話而對夫婿保持距離,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1899年,義和團這個狂熱反外的秘密社團在全中國興起,拆毀鐵軌、殺害傳教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並以燒毀頤和園來報複義和團的蹂躪。1900年,這場動亂在奉化縣跟在全中國一樣,更進一步挫傷清廷的威信。


    中國國內及海外華人社會已經出現了革命主張。19世紀保守的“自強運動”維新主張逐漸失勢,代之以更激進的救國主張。蔣介石還在私塾裏讀書之際,在香港學醫出身的孫逸仙已在世界各地旅行,爭取華僑支持他的革命目標——通過平均地權的主張,重新分配土地,把中國改造成為準社會主義的共和國;通過一段時間長短不確定的“訓政時期”,把中國帶到民主的道路。


    帝俄借武力和“不平等條約”在中國東北滿洲取得極大特權。1905年1月的日俄戰爭,日軍把俄國人趕出旅順和奉天。更戲劇化的一幕是,日本艦隊5月間在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大將率領下,殲滅俄國由波羅的海開來參戰的大型艦隊。四十年之前,日本跟中國一樣是個傳統、保守的國家,可是在略超過一個世代的時間裏,日本富國強兵政策已經奏效,具備工業基礎和海軍兵力,能一舉擊敗歐洲強權。蔣介石因而有誌投筆從戎,決心東渡日本學習軍事。


    蔣介石由於無法取得日本軍事學校的入學許可,於1907年進入北京附近的武備學堂(即日後的保定軍校)。不久,他被選拔進入日本振武學校此一日本軍官學校的預備班研修。在東京時的周末假期,蔣介石與中國流亡人士交往,並進而加入孫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會。


    蔣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參加同盟會設在法租界秘密總部的工作,並沒有回溪口老家。毛福梅秉持中國禮教,依然忠誠可親,可是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嫌棄這個老式的配偶不識之無。毛福梅曾向友人訴苦,說蔣介石時常毆打她。 [2] 二十年之後,蔣經國有一封致母親的信函,提到父親如何抓住她頭發把她拖下樓的往事。 [3]


    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會有生子的機會。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鐵口直斷,說蔣介石第一個太太生下的兒子,日後必是貴人,官位極高,王太夫人深信不疑。這是好消息,可是預言若要實現,總得安排夫妻倆有魚水之歡呀!王太夫人帶著媳婦到了上海。蔣介石起先不肯聽從母親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殺威脅,他才不得不從。毛福梅在這年夏天與丈夫共處了一段時間,總算懷了身孕,才回到溪口。 [4]


    1910年4月27日,農曆三月十八日,毛福梅臨盆。王太夫人請來接生婆,陪嫁婢女阿王也在旁協助。福梅在蔣家宅子樓上待產時,王太夫人和親友在樓下品茗等候。


    好不容易,男嬰落地,接生婆剪斷臍帶,用紅盆溫水洗淨嬰兒包好,送給累壞了、可又驕傲的毛福梅抱抱。王太夫人聽到嬰兒啼聲,趕緊上樓探望。同一天,她口述一封信給蔣介石,通知他已為人父,母子均安。她也要求蔣介石準許她把男嬰在族譜上登記為瑞青的兒子——瑞青是蔣介石幼弟,極受母親寵愛,但是四歲就夭折。蔣介石一口答應。因此,根據蔣氏族譜和奉化縣的記錄,蔣經國不是蔣介石的兒子。 [5]


    蔣介石已從振武學校畢業,派在日本陸軍當列兵,準備升入軍官學校。他沒有記下獲悉做了父親消息的感想;1910年夏天,他又回到上海參加同盟會地下工作,也沒有回溪口探視。


    蔣經國一周歲生日(照中國人算法是兩歲)當天,正好是同盟會發動一次最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日子——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譯按:即俗稱“黃花崗之役”) 。雖然革命軍起義失敗,但是規模之大、犧牲之烈,對革命運動產生極大的心理振奮效用。革命黨人再接再厲,計劃10月底在長江流域的武漢三鎮舉事。10月9日,革命黨人的秘密炸彈工廠內,一枚炸彈意外爆炸,事機泄露。寄身清廷部隊中的革命黨人軍士,狙殺軍官,發動革命。武漢義幟一起,一個月之內共有十三省紛起響應,決定宣告脫離清廷而獨立。在許多省份,清軍高級軍官搖身一變,成為實質上的政府領導人。有些地方甚至是土匪酋首結合軍事單位,奪得掌控權。中國開始進入軍閥割據時期。


    武漢義軍起事時,蔣介石人在日本,聞訊立刻離開駐地軍營,馳赴東京;他把製服付郵寄還部隊,搭輪船趕回上海。抵埠之後,他奉命回到浙江老家,率隊攻打省會杭州城內的巡署。蔣介石率領的這支敢死隊,成員來自上海秘密社團青幫徒眾,以及由奉化縣某漁村募來的義勇兵。這位年僅二十四歲的青年軍人給母親一封信,聲稱獻身革命,請恕不能盡孝。占領杭州城,在革命戰役中稱不上重大事件,但是革命黨人的勇敢,民眾有目共睹。事後,蔣介石婉謝出任浙江都督,以革命軍高級軍官身份回到上海。


    此後十年,蔣介石一再參與各種軍事行動——有傳統的攻擊作戰,有遊擊式的突襲,也進行恐怖活動。由於當局懸賞緝拿他,通常他必須化名匿跡。身為軍人和革命黨人,他效法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勇敢、忠誠、自律;但是,當他不參與戰事、沒有搞規劃或讀書時,卻在上海流連花街柳巷,縱情聲色。他幾度染上性病,因而失去生育能力,但他在多年後才曉得自己失去生育能力。 [6] 1912年,蔣介石在上海青樓邂逅姚冶誠,把她納為側室,此後八年,姚氏與他斷斷續續同居多時。 [7]


    蔣介石在這段時間也發展出許多關鍵關係,譬如他與曾留學英法的吳稚暉交情深厚;與留學日本期間就結識的戴季陶義結金蘭;陳果夫在這一時期開始追隨蔣介石,日後與弟弟陳立夫成為國民黨派祖師。蔣介石與秘密社團(尤其是青幫)的關係,也在這一時期建立。蔣的行徑與上海租界的歐洲人當局、孫逸仙以及日後的領導人並無二致,都試圖結納秘密社團及幫派,作為自己政黨及個人野心的羽翼。毛澤東20世紀20年代末期,在江西省井岡山時,也與當地農民武裝結盟。幫派分子不論是在上海或在山野,都樂於與革命黨人結交,一方麵由於傳統上反清,另一方麵也盼望有朝一日與革命黨人的關係能轉為助力。


    蔣經國在這段時期平靜地成長,周圍是一些溺愛他的婦人。除了母親、祖母和婢女阿王之外,外曾祖母也不時來探望。經國是個快樂、聽話的小孩,就他的年紀而言,個頭較小,也沒有儕輩那麽強壯。溪口鎮當時根本沒有接種預防疫苗這回事;為了替他祈福保平安,王太夫人婆媳倆平日勤於燒香拜佛,還要他佩掛銅錢劍護身。然而,經國在三歲那年,還是染上天花。祖母、母親每天都經武嶺街頭,到廟裏禱告。經過多日燒香拜佛之後,經國複原。王太夫人婆媳倆特意捐資在雪竇寺旁建造一座亭子,還鋪一條圓石子路直通雪竇寺大雄寶殿前。然而,經國的臉上已留下童年罹患天花的痕跡。


    家裏的母親、祖母燒香禮佛頗為虔誠,經國的童年可謂充滿宗教儀規。他經常陪著祖母上雪竇寺,一手攙扶著祖母,另一手還得幫忙提著拜佛用的謝籃。當年他不時跑到雪竇寺,夏天亦常留宿廟裏和寺僧一起睡覺、一起到山間散步徜徉。


    1911、1912年間發生政治大動亂,類似溪口這樣的小鄉鎮,凡事都得自求多福。中國各地的法律與秩序蕩然無存,鄉間盜匪蜂起,魚肉鄉裏,各地必須自組團練抵抗盜匪。然而溪口這樣偏遠的山村,大體上逃過動亂,它最顯著的變化涉及某些社會習俗。三百年來在發式上代表向滿洲人臣服的辮子,一夕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婦女也鬆開纏足舊習,強征民夫做工也正式廢除,不過政府仍期望民間自動自發參與社區計劃。


    革命過後不久,蔣氏宗親會借本地寺廟開辦武山學校。1916年3月,還不足六歲的經國進入一年級就學。武山學校還不是現代化的教育機構,經國的第一位老師周東是個舊派士紳,以舊方法施教,擷取古書章節,向一年級學生灌輸方塊字。經國在武山學校念了兩三年。


    此時的歐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導致德、俄帝國瓦解,也給中國提供嶄新的革命樣板——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然而,歐戰立即的結果是歐洲列強無暇顧及中國,日本乘虛而入。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黨人先後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奪得大權。很少人體會到這些事件對中國的意義。但是,孫逸仙致電列寧道賀。1919年的國際局勢發展,再度震撼中國。列強議定凡爾賽和約,正式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然而在和約中,列強協議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轉移給日本,未把全部主權交還中國。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到達東交民巷,抗議凡爾賽和約罔顧中國權益。警察驅散示威群眾,逮捕若幹學生領袖,卻觸發全國各地學生群起抗議。上海等地數以千計的工人亦發動罷工響應。


    上海的外國人對這場騷亂不以為意,認為它不外又是過去八年不時爆發的示威與失序的新篇章。然而,國際環境和本地環境都已經起了變化,中國現在已有其他選擇。1919年7月,莫斯科的共產政權宣布,將把帝俄沙皇不當奪自中國的一切領土歸還中國,放棄對於滿洲地區中東鐵路的控製權,放棄俄國由“庚子拳亂”應分得的賠償金,放棄滯留在中國的俄國人之治外法權主張。它隻要求北京承認莫斯科的革命政府,作為回報。


    受到歐洲馬克思主義文章論述的影響,早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上海已經出現若幹小型的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俄國革命之後,北京大學一夜之間變成革命思想的溫床。左翼人物以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和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為首。他們主張中國應建立一個嶄新、活潑、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啟發了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年輕助理毛澤東。俄國大革命也在國民黨內受到注目,孫逸仙即是其中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兄弟戴季陶,與陳獨秀身邊的人士接近,支持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組建一個共產主義核心組織。同年,數百名左翼中國青年前往法國,參加勤工儉學計劃,周恩來、鄧小平也名列其中。


    中國現代革命的頭一個十年,由始至終都充滿著分裂割據、兵戎相見和陰謀背叛的情事。這段動蕩歲月雖已擺脫清廷統治,卻仍不脫往昔陰影,使得蔣介石、毛澤東等青年革命家腦海裏深鑄著一個觀念:隻要中國依舊有軍閥、政黨、秘密結社及其他爭權奪利團體糾纏分立,列強必將繼續荼毒中國。問題是:誰能出而統一中國?


    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唯一能掌控相當規模兵力的地方是廣州市及環繞著廣州的廣東省部分地區。這個時候的蔣介石,不論是潛伏在上海、流亡日本或進行秘密任務,已經建立起個性剛愎、脾氣陰晴不定的名聲。然而,孫逸仙顯然認定這位出身溪口山村的軍官是無價瑰寶。蔣介石的脾氣令友人不快,令敵人厭惡,然而同樣的特質也使他成為國民黨陣營最幹練的軍事領袖。他的自信心、意誌力和果敢決斷,無人堪可比擬。他雖然似乎有勇無謀,卻表現出個人英勇氣概。他在革命運動中曾經扮演軍人、地下工作人員、組織策劃者、文宣作者、股票經紀人的角色,或許也有一兩次擔任刺客。他和孫逸仙一樣,一介不取,不會腐化。他和秘密團體的關係,甚至至少有一次據傳涉及搶劫(並無事證可以證實),都是為了革命大業而不拘小節所為。


    蔣介石的衝動,經常厲聲斥責同仁、僚屬,使他一再陷入麻煩。孫中山曾在一封信裏提到,蔣常因“脾氣剛烈”、“恃才傲物”,與人起爭執,很難和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孫逸仙也了解他生活糜爛,縱情聲色、飲酒無度。


    大約在經國十歲時,蔣介石開始有了改變。此時,他似乎已發覺經國將是他唯一的骨肉子嗣,對這個兒子開始關心,亟欲建立身教,不時灌輸兒子紀律、道德觀念。1920年初,蔣介石回到奉化,親訪他的老師顧清廉,央托他協助教導經國。顧清廉是一位具有現代觀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時間了解經國的潛質,替他訂下研修課表,也可能一度親自為經國授課。蔣介石在同年2月9日給經國第一封信,提到顧老師向他報告“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蔣介石自稱“聞之略慰”。 [8] 他又安排奉化縣另一位儒師王歐聲,教經國誦讀古籍和四書。


    雖然延聘碩儒教課,蔣介石還是覺得經國不應該像他一樣躲在溪口,直到十多歲才出來見世麵。經國九歲、十歲之際,蔣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經念過書的奉化縣鳳麓學堂上學。蔣介石在1920年2月、3月,分別在日記中記下,他親自批閱經國的“功課表”。4月間,蔣介石寫信訓示兒子:“當聽祖母及汝母之命,說話走路皆要穩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經國“不可輕佻,須要著重”。11月間,蔣介石曾經回到溪口,與毛夫人討論到經國的教育,他在日記中記下,毛福梅的觀念對兒子有害無益。毛夫人曾經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經國帶回溪口老家。這件事令蔣介石大為不快,以致決心翌年把兒子送到上海念書。


    1920年某日,蔣介石側室姚冶誠帶著一個四歲的小男孩來到溪口。這個小男孩就是蔣介石的養子蔣緯國。小孩的生父就是戴季陶,母親是戴氏流亡東京時結識的一個日本婦人。由於戴氏在國內已有家室,介石同意認養緯國。緯國和他視之猶如生母的姚媽媽,就在溪口蔣家宅子住下。此時,王太夫人已經病重,蔣介石和毛福梅依然維持正式夫婦關係。根據溪口當地人士的傳聞和緯國自己的說法,毛夫人和姚氏相處不睦。毛夫人讓她住到大宅子後麵一間原本儲放柴薪草料的小房間。緯國被跳蚤咬得很厲害,最後是他伯父出麵,把姚氏和緯國帶到自己家住下。由於經國此時在奉化上學,兩兄弟並不常見麵。然而,在緯國心目中,當年僅隻十歲的經國已是不得了的人物。


    注釋:


    [1] 蔣介石異母兄長過繼給伯父,以及兄弟分產的故事,得自蔣緯國1996年6月5日於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述。原書注6。


    [2] 丁衣《蔣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極月刊》1973年元月號。丁衣即是日後寫《蔣經國傳》遭陳啟禮等人刺殺的作家劉宜良(江南)早年另一個筆名。原書注10。


    [3] 《紐約時報》1936年2月12日,第12頁。原書注11。


    [4] 蔣緯國1996年接受本書作者訪談,以及他在1997年過世之後發表的文件,都說蔣介石不是經國生父。緯國立論基礎是蔣介石1909年沒有跟毛福梅見麵,怎麽可能跟她生下兒子。然而,根據奉化方麵蔣家王姓親屬1996年告訴本書作者,王太夫人攜媳婦到上海,似乎解答了這個問題。蔣介石也不可能接受毛福梅與別的男人生下兒子,把他視若己出。原書注12。


    [5] 蔣經國登記為瑞青之子,是蔣緯國1996年6月5日接受訪談時告訴作者的。孫義宣也證實這個說法(1996年5月14日)。當年這種做法相當普遍。孫曾任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機要秘書。他的祖母是蔣介石的妹妹,太太是王太夫人家的親戚。原書注14。


    [6] 陳潔如《蔣介石的秘密過去》(<i>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i> ,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第83—85頁。原書注17。


    [7] 寒山碧《蔣經國評傳》(台北,1988),第23—26頁。另見柯洛齊(brian crozier)《丟掉中國的人》(<i>the man who lost china</i>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第44頁。陳潔如指稱(前揭書第33頁),蔣介石告訴她,1916年他躲避軍閥刺客追殺時,結識青樓女子姚冶誠(譯按:另作姚怡琴) 。蔣介石的養子緯國由姚氏帶大,視如己出。緯國聲稱姚氏是國民黨地下工作人員,見蔣緯國1996年6月5日訪談記錄。原書注18。


    [8] 蔣介石1920年2月9日給經國的信,轉引自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65年香港朗文版),第105—106頁。原書注27。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蔣經國傳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鉛筆小說網隻為原作者陶涵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陶涵並收藏蔣經國傳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