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看到，錢學森在辦公室裏用中文長篇累牘地寫信，討論回國之後的生活。“我記得，在談起即將離開美國這件事時，錢學森有時顯得有些遺憾，但偶爾也會口出豪言壯語。對於身處此種情勢下的人來說，這再普通不過。”
幾乎所有認識錢學森的人都認為，錢學森的離開會是美國的一個巨大損失。事實上，40年後，美國政府將麵對冷戰曆史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指控”錢學森是一名共產黨員，作為懲罰，他們將錢學森遣返，交到了中國的手中。而在回國後，錢學森一手締造了中國的導彈項目。究竟誰該為此負責？
當時的美國政府當然要承擔起最大的罪責。最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有理由對錢學森產生懷疑，吊銷他的安全許可證，扣押他的行李。但是，當此後的調查未能找出任何有力的證據或證詞表明錢學森曾加入過共產黨時，他們就應該及時為錢學森“洗脫罪名”。移民局未能找出任何一份有錢學森的名字列於其上的美國共產黨花名冊或文件，在眾多證人中，也沒有一個人能夠確認，錢學森就是共產黨員。此外，本書作者所進行的獨立調查也顯示，錢學森很可能此前從來都沒有參與過那些黨小組會議。馬利納的前妻莉莉婭不記得錢學森曾經出現在任何一次正式的黨員集會上。威因鮑姆的第二任妻子貝蒂（betty）也堅持認為，錢學森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員。
此外，美國政府並沒有將錢學森與威因鮑姆等人的交往放在曆史背景下考察。要知道，從1938年到1939年的這段很短的時間，錢學森單身未婚，也沒有任何行政職務，他有大把時間去參加社交活動。如果錢學森在20世紀30年代就知道，他的學術生涯會在15年後因為參加這些聚會而深受影響的話，他可能根本就不會現身於威因鮑姆家中。然而，在那個時候，錢學森所持的仍為學生簽證，而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幾年的學業完成後，他還會在美國停留很長一段時間。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世界戰局會急轉直下，而他所掌握的技能會為政府最高層所急需。很可能錢學森連做夢都沒想過，他會被授權接觸最高級別的國家機密，坐上這個國家最令人羨慕的航空學教授職位，而在大蕭條時期青年知識分子圈中流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會成為被譴責的對象。
或許錢學森根本就不知道威因鮑姆在共產黨小組中的領導組織作用。122教授小組的一些成員表示，黨員們有時候會故意向非黨員和潛在的發展對象隱瞞真實情況。錢學森在20世紀30年代的密友安德魯·費耶爾對本書作者說，他和錢學森都誤認為122教授小組是個音樂愛好者團體，而不是共產黨小組。霍默·喬·斯圖爾特甚至懷疑，錢學森的名字之所以會出現在黨員花名冊上，很可能出於某人的一個“惡毒的玩笑”。莉莉婭·馬利納宣稱，不管錢學森是否清楚122教授小組是一個共產黨小組，在整件事中，錢學森都“相當遵紀守法，從未越雷池一步”。
當錢學森的律師格蘭特·庫珀在《60分鍾訪談》（60 minutes）節目中被問及，他是否認為錢學森是共產黨員的時候，庫珀回答道： <blockquote>
盡管我無法完全排除他身為共產黨的那種可能性，但我不認為他是，原因如下。首先，他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其次，他娶的那位迷人的中國女士恰好是蔣介石手下一位將軍的女兒，不太可能是共產黨。再次，在戰爭時期和平時的科學工作中，他為美國政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因此而受到美國政府的嘉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誠實。你知道，當你麵對麵的注視著一個人的時候，你要麽相信他，要麽根本不信。在我看來，錢學森告訴我的都是真相。 </blockquote>
事實上，錢學森是否是一名共產黨，這件事本應與他是否能夠獲準回到中國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美國移民局官員未能發現此事的荒謬之處：將一位被“指控”有共產主義傾向的科學家遣返回共產主義國家？況且他還是世界著名的導彈設計專家？
美國國防部和移民局本應該通力合作，為了讓錢學森留在美國這一目標而努力。至今為止，仍不清楚移民局到底想從遣返錢學森這件事中得到什麽。即使錢學森被證實為一名共產黨員，或者甚至是一名間諜，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起見，將他永遠留在美國才是上策——如果必須的話，甚至可以投入監獄。但是官僚主義和各自為政卻令關於錢學森命運的裁定遲遲無法給出。這使得錢學森對美國心生反感，從而進一步成為換回美軍戰俘的一個交換籌碼。
那麽，加州理工學院是否用盡全力來幫助錢學森呢？
毫無疑問，李·杜布裏奇為把錢學森留在加州理工學院艱苦鬥爭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其他的航空係教授——甚至包括馮·卡門在內——可並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英雄氣概。他們本應可以喚起全美國媒體的注意，號召整個學術圈為錢學森的不公正對待而示威抗議。
馮·卡門在錢學森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富有爭議。半個世紀後，一些教授認為，馮·卡門並沒有想方設法幫助錢學森留在美國。為什麽馮·卡門沒有從歐洲給美國政府寫更多的信，抗議他們加諸於自己愛徒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為什麽他沒有在麵對公眾和媒體時表現得憤慨萬分？畢竟，馮·卡門在空軍和其他政府部門認識許多最有權的高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對於馮·卡門來說，與美國軍方保持良好關係對他意義重大。這種關係填補了他因為缺乏家庭生活而導致的許多感情空白。他們猜測，或許馮·卡門沒有盡全力為錢學森辯護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損害他與軍方的關係吧？
多年以後，馮·卡門自己也承認，錢學森或許會認為他在危機時刻並沒有出全力保護自己。在自傳中，馮·卡門寫道：“我想，錢學森當時認為，以我與華盛頓的良好關係，我本應可以為他做得更多。但令人悲傷的真相卻是，在這種非理性的時刻，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就很難再挽回，即使有最強大的後台也沒有用。”曾為馮·卡門寫過傳記《宇宙人》（the universal man）的美國空軍曆史學家邁克爾·戈恩（michael gorn）表示，對錢學森，馮·卡門當時可能什麽都做不了，因為他自己也在被人攻擊。1951年，聯邦調查局便曾就馮·卡門在匈牙利貝拉·庫恩政府中擔任教育部長一事對他進行過審訊，而在1952年，原子能委員會拒絕為馮·卡門的保密許可證延期，除非他提交宣誓效忠美國的書麵材料，並對馬丁·薩默菲爾德、弗蘭克·馬利納、錢學森甚至馮·卡門自己妹妹的政治活動作出解釋。
馮·卡門曾多次寫信為錢學森的忠誠作保。在一封1954年提交給原子能委員會的書麵陳述中，馮·卡門說，他看不到有任何原因去懷疑錢學森、馬利納和薩默菲爾德等人的忠誠，而對於她妹妹“親共”的“指控”，更是“一種不可原諒的侮辱”。早些時候，1950年11月14日，馮·卡門還曾在一份公證材料中為錢學森辯護，他強調說，錢學森是他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對錢學森的人格十分尊敬。“在我的印象中，他對工作總是恪盡職守，無論是關乎科學問題還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錢學森總是堅持他認為是對的那些東西。”馮·卡門寫道。
有一些證據表明，整個20世紀50年代，馮·卡門都在努力幫助錢學森，但是錢學森卻不願配合。出於一些原因，錢學森看起來並不熱衷於與馮·卡門通信，向他訴說自己在帕薩迪納所遇到的困難處境。這使得馮·卡門隻能從其他渠道獲取與錢學森相關的消息。1951年10月22日，在一封寫給馬布爾的信中，馮·卡門寫道：“錢學森怎麽樣了？有什麽新的進展？”一個月後，1951年11月11日，他再次寫信給馬布爾：“或許他可以抽空給我寫封信，告訴我他在做什麽。”此外，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最好的朋友勒內·米勒也說過，當時馮·卡門願意盡其所能幫助錢學森，但卻被錢學森拒絕了。
米勒回憶道：“錢學森與馮·卡門中斷了通信，而且也不願在馮·卡門幫忙的時候予以配合。當時馮·卡門是美國空軍顧問委員會的負責人，在那個位置上，他可以和任何想見的人說話。他對我說，他非常遺憾錢學森切斷了與我們這些人的聯係，但錢學森其實也很苦。”
鑒於馮·卡門已去世，而他的個人記錄中沒有任何與此相關的記載，關於馮·卡門和錢學森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的關係，其真相可能將永遠不為人所知。
另外一些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當時或許的確努力避免自己卷入錢學森案，因為擔心自己也成為調查的對象。一名教授回憶道，航空係的幾位同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見錢學森就躲得遠遠的。這恰恰折射出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巨大危害：哪怕隻是發生一些個人聯係也會被株連九族。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個人與“共產黨嫌疑分子”走得太近的話，會發生些什麽事情。畢竟，在政府的眼中，正是錢學森與威因鮑姆的友誼以及後來他拒絕指證威因鮑姆的做法，“令他的名譽大大受損”。
另一個令人們對錢學森的處境漠然以對的可能原因是，無論是朋友、熟人還是合作者，他們對與錢學森是留在美國還是返回中國的問題上並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一些人認為，錢學森想要留在加州理工學院。比如，馬丁·薩默菲爾德就堅持認為錢學森想留下來，而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以前的室友袁紹文也堅稱：“錢學森從來不想回中國，無論是短時期的還是永久性的。那兒根本沒有作研究的基礎設施！錢學森之所以回到中國完全是被逼無奈！”然而，另外的一些人卻相信，錢學森一直期盼返回中國。“如果你隻是想作一次短期旅行的話，你可不會把重達1700多磅的書裝箱運走。”加州理工學院航空係教授漢斯·利普曼說。在係裏，他既是錢學森的朋友，也是競爭對手。“我覺得他想回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錢學森一直想要幫助中國。”而另一位教授弗裏茨·茨威克（fritz zwicky）則指出，如果錢學森真的不打算回中國的話，他可能也計劃過在歐洲或其他西方國家安家。此外，錢學森教過的一名學生切斯特·哈瑟特回憶說：“非常明顯，錢學森感受到某種來自祖國的使命召喚，要他幫助中國從戰爭的破壞中恢複過來。我覺得，他打算最終回到中國，並盡其所能幫助中國的重建工作。正因如此，當他想要回國的事情後來掀起軒然大波時，我一點兒都不感到驚訝。”
最後，錢學森自身的原因也應為這一悲劇的釀成負重要責任。如果他沒有花那麽多的時間在留在加州理工學院還是返回中國的問題上遊移不定，或許就不會有那麽多的人對他是否“效忠美國”而產生懷疑了。如果他不是那麽傲慢，而是像馮·卡門那樣深得人心的話，在麵臨被遣返出境的危險時，航空學界的人或許會更願意站出來替他說話，組織示威遊行，給報紙寫信，或是召集公眾請願活動。“我們經常談到，當事情剛發生的時候，許多人因為此前多次被錢學森激怒而沒有及時地站出來為錢學森辯護。”托馬斯·亞當森回憶道。
然而，真正導致錢學森在美國失去立足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他的驕傲。畢竟，錢學森並不是加州理工學院唯一一個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人。一些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學生也曾被移民局扣留，另外一些同事則同樣失去了保密許可證甚至是職位。錢學森的處境並沒有像威因鮑姆等人所經受的那樣悲慘，後者不僅失去工作還身陷囹圄。如果錢學森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期保持低調，他很可能會像薩默菲爾德等人一樣，在忍過10年沒有保密許可證的日子後，仍保留著在一所一流大學的教授職位，稍晚些時候重新獲得接觸國防機密的權限。但是，錢學森卻衝動地作出了離開美國的決定——這個決定使他赤裸裸地暴露在美國檢察官麵前，在他們眼裏，這種做法正是對此前最壞猜測的一種肯定。
打道回府的做法是錢學森一貫的行事風格。麵對不愉快的情形，錢學森習慣於掉頭而去。他兩次在短暫的勾留之後離開麻省理工學院，因為不喜歡那裏的環境。他從來都沒有學會妥協和討價還價的技巧，因為他的驕傲讓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此外，他也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他太坦誠，太沒有耐心，太衝動，也太直接。當1950年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拜訪時，錢學森隻看到兩種選擇：“聲名無損”地留在美國，繼續持有保密許可證，或是徹底離開。
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的。錢學森本可以等待事情平息，先從事一些不涉及國家機密的研究工作，忍到麥卡錫主義逐漸消失於曆史的記憶中。如果在這一連串事件中有一個微小的環節沒有銜接上，錢學森的故事以及世界曆史可能就會被改寫。如果貝金斯搬家公司晚一點通知海關官員，讓錢學森在從華盛頓返回後有時間取回這些行李；如果金博爾沒有給司法部打電話；如果戈林沒有一下子把與錢學森托運行李有關的事情披露給媒體，而是首先與錢學森聯係，靜悄悄地處理此事；如果主持移民局聽證會的不是那麽狂熱執著的艾伯特·德爾·古奇奧，並作出撤銷此案的裁定……種種細節，看上去都如此的陰差陽錯。
這種事是否還會在今天重現？理論上講，會的。根據美國移民局曆史學家瑪麗安·史密斯的看法，聯邦政府有權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任何人，無論是外國人或美國公民，出於任何原因離開國境。但是，盡管錢學森案重演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實際發生的概率卻微乎其微。他的處境非常特殊。移民局的說法：“錢學森可能是唯一一個同時麵臨驅逐出境和禁止離境兩種情況的中國火箭科學家。”
今天的美國媒體更愛與美國政府對著幹。在一個人們經常認為媒體過於激進而對其大加指責的年代，錢學森案起到一種提醒作用，警示人們，在一個媒體沉默馴服的國家中，可能發生什麽樣的事情。20世紀50年代的報紙沒有對錢學森的故事展開獨立調查。沒有關於錢學森一案的後續報道，沒人關注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所作所為令他的生活蒙受了怎樣的陰影，沒有在錢學森家中進行的深入訪談，沒有人去挖掘錢學森在122教授小組中實際活動的故事，或是在他從中國回來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與此相反，在一篇又一篇報道中，記者們隻是引用政府對於事態的一麵之詞。在扣押錢學森行李文件的相關報道中，媒體對政府的信任表現無遺。《洛杉磯時報》的頭條宣稱，在錢學森的行李箱中發現了“機密數據”，但關於此事的後續報道——錢學森並沒有違反保密規定——卻被埋在報紙的最後。正因如此，威廉·齊舍在20世紀60年代表示：“我嶽母至今仍認為，錢學森帶著珠寶逃跑了。”
此外，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對於涉及種族的話題也比50年代更敏感。如果錢學森案發生在今天，亞裔團體和民權組織會對政府展開遊說，寫信給支持他們的議員，對這一案件展開公開辯論。而麵臨被遣返的人在與政府打交道時也會更有經驗更有技巧。“牽涉到高層人士的案子會令移民局慎重作出驅逐的法律決定，因為被遣返者及其支持者非常擅長於運用現代的遊說技巧，”在與一位負責遣返事務的資深移民局官員訪談後，史密斯寫道，“他們的支持者可以借助廣告或直投郵件的方式獲取大量支持。在這種支持下，被遣返對象可以雇請律師，運用各種拖延戰術，用盡一切上訴機會。此外，他們還能說服那些有自由否決權的人（比如聯邦法官、議員、總檢察長），令遣返程序終止。”
然而，在錢學森身處美國的那20年中，人們對政府幾乎懷有一種天真的信任感，而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和法律歧視則大行其道，肆無忌憚。中國人常常在餐館、理發店和旅館裏被拒絕服務。在公立學校中就讀的華人學生常被分成單獨的小班。在電影院裏，華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與白人混坐。在多達30個州裏，華人與白人通婚是違法行為。好萊塢將社會中流行的這種對華人的偏見娛樂化，在電影中出現的亞洲人，不是“陳查理”（charlie chan）式的就是“傅滿洲”（fu manchu）式的；這兩個人，一個是說著一口爛英文、到處賠禮道歉的華人探長，另一個則是留著利爪一樣的長指甲、兩撇小胡子，聲音像蛇一樣嘶嘶作響的邪惡博士。這樣的銀幕形象與華人團體中對政治權利的普遍漠視結合起來，導致了當錢學森被遣返回中國時，公眾並沒有就此抗議。
在決定遣返錢學森的這件事上，美國政府到底損失了什麽？根據本書作者對熟識錢學森的科學家們的訪談，美國首先失去了一位在應用數學、高速流體動力學、結構學和噴氣推進領域都作出卓越貢獻、擁有在多個不同領域工作並將大量技術材料整合到一起的非凡能力的一流科學家。錢學森是一個思維縝密的理論家，他能夠為國防研究和發展製定出下一步的規劃，正如他此前在《噴氣推進》和《開創新領域》等著作中所展示的。盡管我們不能肯定，錢學森如果留在加州理工學院，他到底會作出哪些成就，但他極有可能會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負責的登月和行星探測計劃以及其他太空飛行項目中發揮重大作用。錢學森大多數的前同事和學生在幾年後都進入了重要的航空航天企業，或是出任政府的太空發展問題科學顧問。霍默·喬·斯圖爾特在美國地球人造衛星項目中擔任一個重要委員會的負責人，艾倫·帕克特成為休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約瑟夫·查裏克則高居空軍副部長之位，並成為通信衛星公司的董事長。
格蘭特·庫珀戲劇性地為此事蓋棺定論：“政府居然允許這個科學天才回到中國手中，讓他的智慧為中國所用，這實在是一個世紀悲劇。”
幾乎所有認識錢學森的人都認為，錢學森的離開會是美國的一個巨大損失。事實上，40年後，美國政府將麵對冷戰曆史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指控”錢學森是一名共產黨員，作為懲罰，他們將錢學森遣返，交到了中國的手中。而在回國後，錢學森一手締造了中國的導彈項目。究竟誰該為此負責？
當時的美國政府當然要承擔起最大的罪責。最開始的時候，他們當然有理由對錢學森產生懷疑，吊銷他的安全許可證，扣押他的行李。但是，當此後的調查未能找出任何有力的證據或證詞表明錢學森曾加入過共產黨時，他們就應該及時為錢學森“洗脫罪名”。移民局未能找出任何一份有錢學森的名字列於其上的美國共產黨花名冊或文件，在眾多證人中，也沒有一個人能夠確認，錢學森就是共產黨員。此外，本書作者所進行的獨立調查也顯示，錢學森很可能此前從來都沒有參與過那些黨小組會議。馬利納的前妻莉莉婭不記得錢學森曾經出現在任何一次正式的黨員集會上。威因鮑姆的第二任妻子貝蒂（betty）也堅持認為，錢學森從來都不是共產黨員。
此外，美國政府並沒有將錢學森與威因鮑姆等人的交往放在曆史背景下考察。要知道，從1938年到1939年的這段很短的時間，錢學森單身未婚，也沒有任何行政職務，他有大把時間去參加社交活動。如果錢學森在20世紀30年代就知道，他的學術生涯會在15年後因為參加這些聚會而深受影響的話，他可能根本就不會現身於威因鮑姆家中。然而，在那個時候，錢學森所持的仍為學生簽證，而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幾年的學業完成後，他還會在美國停留很長一段時間。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世界戰局會急轉直下，而他所掌握的技能會為政府最高層所急需。很可能錢學森連做夢都沒想過，他會被授權接觸最高級別的國家機密，坐上這個國家最令人羨慕的航空學教授職位，而在大蕭條時期青年知識分子圈中流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會成為被譴責的對象。
或許錢學森根本就不知道威因鮑姆在共產黨小組中的領導組織作用。122教授小組的一些成員表示，黨員們有時候會故意向非黨員和潛在的發展對象隱瞞真實情況。錢學森在20世紀30年代的密友安德魯·費耶爾對本書作者說，他和錢學森都誤認為122教授小組是個音樂愛好者團體，而不是共產黨小組。霍默·喬·斯圖爾特甚至懷疑，錢學森的名字之所以會出現在黨員花名冊上，很可能出於某人的一個“惡毒的玩笑”。莉莉婭·馬利納宣稱，不管錢學森是否清楚122教授小組是一個共產黨小組，在整件事中，錢學森都“相當遵紀守法，從未越雷池一步”。
當錢學森的律師格蘭特·庫珀在《60分鍾訪談》（60 minutes）節目中被問及，他是否認為錢學森是共產黨員的時候，庫珀回答道： <blockquote>
盡管我無法完全排除他身為共產黨的那種可能性，但我不認為他是，原因如下。首先，他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其次，他娶的那位迷人的中國女士恰好是蔣介石手下一位將軍的女兒，不太可能是共產黨。再次，在戰爭時期和平時的科學工作中，他為美國政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因此而受到美國政府的嘉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誠實。你知道，當你麵對麵的注視著一個人的時候，你要麽相信他，要麽根本不信。在我看來，錢學森告訴我的都是真相。 </blockquote>
事實上，錢學森是否是一名共產黨，這件事本應與他是否能夠獲準回到中國一點兒關係都沒有。美國移民局官員未能發現此事的荒謬之處：將一位被“指控”有共產主義傾向的科學家遣返回共產主義國家？況且他還是世界著名的導彈設計專家？
美國國防部和移民局本應該通力合作，為了讓錢學森留在美國這一目標而努力。至今為止，仍不清楚移民局到底想從遣返錢學森這件事中得到什麽。即使錢學森被證實為一名共產黨員，或者甚至是一名間諜，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起見，將他永遠留在美國才是上策——如果必須的話，甚至可以投入監獄。但是官僚主義和各自為政卻令關於錢學森命運的裁定遲遲無法給出。這使得錢學森對美國心生反感，從而進一步成為換回美軍戰俘的一個交換籌碼。
那麽，加州理工學院是否用盡全力來幫助錢學森呢？
毫無疑問，李·杜布裏奇為把錢學森留在加州理工學院艱苦鬥爭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其他的航空係教授——甚至包括馮·卡門在內——可並沒有表現出同樣的英雄氣概。他們本應可以喚起全美國媒體的注意，號召整個學術圈為錢學森的不公正對待而示威抗議。
馮·卡門在錢學森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富有爭議。半個世紀後，一些教授認為，馮·卡門並沒有想方設法幫助錢學森留在美國。為什麽馮·卡門沒有從歐洲給美國政府寫更多的信，抗議他們加諸於自己愛徒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為什麽他沒有在麵對公眾和媒體時表現得憤慨萬分？畢竟，馮·卡門在空軍和其他政府部門認識許多最有權的高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對於馮·卡門來說，與美國軍方保持良好關係對他意義重大。這種關係填補了他因為缺乏家庭生活而導致的許多感情空白。他們猜測，或許馮·卡門沒有盡全力為錢學森辯護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損害他與軍方的關係吧？
多年以後，馮·卡門自己也承認，錢學森或許會認為他在危機時刻並沒有出全力保護自己。在自傳中，馮·卡門寫道：“我想，錢學森當時認為，以我與華盛頓的良好關係，我本應可以為他做得更多。但令人悲傷的真相卻是，在這種非理性的時刻，一旦這種事情發生，就很難再挽回，即使有最強大的後台也沒有用。”曾為馮·卡門寫過傳記《宇宙人》（the universal man）的美國空軍曆史學家邁克爾·戈恩（michael gorn）表示，對錢學森，馮·卡門當時可能什麽都做不了，因為他自己也在被人攻擊。1951年，聯邦調查局便曾就馮·卡門在匈牙利貝拉·庫恩政府中擔任教育部長一事對他進行過審訊，而在1952年，原子能委員會拒絕為馮·卡門的保密許可證延期，除非他提交宣誓效忠美國的書麵材料，並對馬丁·薩默菲爾德、弗蘭克·馬利納、錢學森甚至馮·卡門自己妹妹的政治活動作出解釋。
馮·卡門曾多次寫信為錢學森的忠誠作保。在一封1954年提交給原子能委員會的書麵陳述中，馮·卡門說，他看不到有任何原因去懷疑錢學森、馬利納和薩默菲爾德等人的忠誠，而對於她妹妹“親共”的“指控”，更是“一種不可原諒的侮辱”。早些時候，1950年11月14日，馮·卡門還曾在一份公證材料中為錢學森辯護，他強調說，錢學森是他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對錢學森的人格十分尊敬。“在我的印象中，他對工作總是恪盡職守，無論是關乎科學問題還是他自己的私人生活，錢學森總是堅持他認為是對的那些東西。”馮·卡門寫道。
有一些證據表明，整個20世紀50年代，馮·卡門都在努力幫助錢學森，但是錢學森卻不願配合。出於一些原因，錢學森看起來並不熱衷於與馮·卡門通信，向他訴說自己在帕薩迪納所遇到的困難處境。這使得馮·卡門隻能從其他渠道獲取與錢學森相關的消息。1951年10月22日，在一封寫給馬布爾的信中，馮·卡門寫道：“錢學森怎麽樣了？有什麽新的進展？”一個月後，1951年11月11日，他再次寫信給馬布爾：“或許他可以抽空給我寫封信，告訴我他在做什麽。”此外，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最好的朋友勒內·米勒也說過，當時馮·卡門願意盡其所能幫助錢學森，但卻被錢學森拒絕了。
米勒回憶道：“錢學森與馮·卡門中斷了通信，而且也不願在馮·卡門幫忙的時候予以配合。當時馮·卡門是美國空軍顧問委員會的負責人，在那個位置上，他可以和任何想見的人說話。他對我說，他非常遺憾錢學森切斷了與我們這些人的聯係，但錢學森其實也很苦。”
鑒於馮·卡門已去世，而他的個人記錄中沒有任何與此相關的記載，關於馮·卡門和錢學森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時期的關係，其真相可能將永遠不為人所知。
另外一些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當時或許的確努力避免自己卷入錢學森案，因為擔心自己也成為調查的對象。一名教授回憶道，航空係的幾位同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一見錢學森就躲得遠遠的。這恰恰折射出當時麥卡錫主義的巨大危害：哪怕隻是發生一些個人聯係也會被株連九族。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一個人與“共產黨嫌疑分子”走得太近的話，會發生些什麽事情。畢竟，在政府的眼中，正是錢學森與威因鮑姆的友誼以及後來他拒絕指證威因鮑姆的做法，“令他的名譽大大受損”。
另一個令人們對錢學森的處境漠然以對的可能原因是，無論是朋友、熟人還是合作者，他們對與錢學森是留在美國還是返回中國的問題上並不能達成一致意見。一些人認為，錢學森想要留在加州理工學院。比如，馬丁·薩默菲爾德就堅持認為錢學森想留下來，而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以前的室友袁紹文也堅稱：“錢學森從來不想回中國，無論是短時期的還是永久性的。那兒根本沒有作研究的基礎設施！錢學森之所以回到中國完全是被逼無奈！”然而，另外的一些人卻相信，錢學森一直期盼返回中國。“如果你隻是想作一次短期旅行的話，你可不會把重達1700多磅的書裝箱運走。”加州理工學院航空係教授漢斯·利普曼說。在係裏，他既是錢學森的朋友，也是競爭對手。“我覺得他想回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錢學森一直想要幫助中國。”而另一位教授弗裏茨·茨威克（fritz zwicky）則指出，如果錢學森真的不打算回中國的話，他可能也計劃過在歐洲或其他西方國家安家。此外，錢學森教過的一名學生切斯特·哈瑟特回憶說：“非常明顯，錢學森感受到某種來自祖國的使命召喚，要他幫助中國從戰爭的破壞中恢複過來。我覺得，他打算最終回到中國，並盡其所能幫助中國的重建工作。正因如此，當他想要回國的事情後來掀起軒然大波時，我一點兒都不感到驚訝。”
最後，錢學森自身的原因也應為這一悲劇的釀成負重要責任。如果他沒有花那麽多的時間在留在加州理工學院還是返回中國的問題上遊移不定，或許就不會有那麽多的人對他是否“效忠美國”而產生懷疑了。如果他不是那麽傲慢，而是像馮·卡門那樣深得人心的話，在麵臨被遣返出境的危險時，航空學界的人或許會更願意站出來替他說話，組織示威遊行，給報紙寫信，或是召集公眾請願活動。“我們經常談到，當事情剛發生的時候，許多人因為此前多次被錢學森激怒而沒有及時地站出來為錢學森辯護。”托馬斯·亞當森回憶道。
然而，真正導致錢學森在美國失去立足之地的根本原因是他的驕傲。畢竟，錢學森並不是加州理工學院唯一一個被“指控”為共產黨員的人。一些加州理工學院的中國學生也曾被移民局扣留，另外一些同事則同樣失去了保密許可證甚至是職位。錢學森的處境並沒有像威因鮑姆等人所經受的那樣悲慘，後者不僅失去工作還身陷囹圄。如果錢學森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期保持低調，他很可能會像薩默菲爾德等人一樣，在忍過10年沒有保密許可證的日子後，仍保留著在一所一流大學的教授職位，稍晚些時候重新獲得接觸國防機密的權限。但是，錢學森卻衝動地作出了離開美國的決定——這個決定使他赤裸裸地暴露在美國檢察官麵前，在他們眼裏，這種做法正是對此前最壞猜測的一種肯定。
打道回府的做法是錢學森一貫的行事風格。麵對不愉快的情形，錢學森習慣於掉頭而去。他兩次在短暫的勾留之後離開麻省理工學院，因為不喜歡那裏的環境。他從來都沒有學會妥協和討價還價的技巧，因為他的驕傲讓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此外，他也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他太坦誠，太沒有耐心，太衝動，也太直接。當1950年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拜訪時，錢學森隻看到兩種選擇：“聲名無損”地留在美國，繼續持有保密許可證，或是徹底離開。
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的。錢學森本可以等待事情平息，先從事一些不涉及國家機密的研究工作，忍到麥卡錫主義逐漸消失於曆史的記憶中。如果在這一連串事件中有一個微小的環節沒有銜接上，錢學森的故事以及世界曆史可能就會被改寫。如果貝金斯搬家公司晚一點通知海關官員，讓錢學森在從華盛頓返回後有時間取回這些行李；如果金博爾沒有給司法部打電話；如果戈林沒有一下子把與錢學森托運行李有關的事情披露給媒體，而是首先與錢學森聯係，靜悄悄地處理此事；如果主持移民局聽證會的不是那麽狂熱執著的艾伯特·德爾·古奇奧，並作出撤銷此案的裁定……種種細節，看上去都如此的陰差陽錯。
這種事是否還會在今天重現？理論上講，會的。根據美國移民局曆史學家瑪麗安·史密斯的看法，聯邦政府有權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任何人，無論是外國人或美國公民，出於任何原因離開國境。但是，盡管錢學森案重演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實際發生的概率卻微乎其微。他的處境非常特殊。移民局的說法：“錢學森可能是唯一一個同時麵臨驅逐出境和禁止離境兩種情況的中國火箭科學家。”
今天的美國媒體更愛與美國政府對著幹。在一個人們經常認為媒體過於激進而對其大加指責的年代，錢學森案起到一種提醒作用，警示人們，在一個媒體沉默馴服的國家中，可能發生什麽樣的事情。20世紀50年代的報紙沒有對錢學森的故事展開獨立調查。沒有關於錢學森一案的後續報道，沒人關注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所作所為令他的生活蒙受了怎樣的陰影，沒有在錢學森家中進行的深入訪談，沒有人去挖掘錢學森在122教授小組中實際活動的故事，或是在他從中國回來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與此相反，在一篇又一篇報道中，記者們隻是引用政府對於事態的一麵之詞。在扣押錢學森行李文件的相關報道中，媒體對政府的信任表現無遺。《洛杉磯時報》的頭條宣稱，在錢學森的行李箱中發現了“機密數據”，但關於此事的後續報道——錢學森並沒有違反保密規定——卻被埋在報紙的最後。正因如此，威廉·齊舍在20世紀60年代表示：“我嶽母至今仍認為，錢學森帶著珠寶逃跑了。”
此外，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對於涉及種族的話題也比50年代更敏感。如果錢學森案發生在今天，亞裔團體和民權組織會對政府展開遊說，寫信給支持他們的議員，對這一案件展開公開辯論。而麵臨被遣返的人在與政府打交道時也會更有經驗更有技巧。“牽涉到高層人士的案子會令移民局慎重作出驅逐的法律決定，因為被遣返者及其支持者非常擅長於運用現代的遊說技巧，”在與一位負責遣返事務的資深移民局官員訪談後，史密斯寫道，“他們的支持者可以借助廣告或直投郵件的方式獲取大量支持。在這種支持下，被遣返對象可以雇請律師，運用各種拖延戰術，用盡一切上訴機會。此外，他們還能說服那些有自由否決權的人（比如聯邦法官、議員、總檢察長），令遣返程序終止。”
然而，在錢學森身處美國的那20年中，人們對政府幾乎懷有一種天真的信任感，而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和法律歧視則大行其道，肆無忌憚。中國人常常在餐館、理發店和旅館裏被拒絕服務。在公立學校中就讀的華人學生常被分成單獨的小班。在電影院裏，華人及其子女也常常不得與白人混坐。在多達30個州裏，華人與白人通婚是違法行為。好萊塢將社會中流行的這種對華人的偏見娛樂化，在電影中出現的亞洲人，不是“陳查理”（charlie chan）式的就是“傅滿洲”（fu manchu）式的；這兩個人，一個是說著一口爛英文、到處賠禮道歉的華人探長，另一個則是留著利爪一樣的長指甲、兩撇小胡子，聲音像蛇一樣嘶嘶作響的邪惡博士。這樣的銀幕形象與華人團體中對政治權利的普遍漠視結合起來，導致了當錢學森被遣返回中國時，公眾並沒有就此抗議。
在決定遣返錢學森的這件事上，美國政府到底損失了什麽？根據本書作者對熟識錢學森的科學家們的訪談，美國首先失去了一位在應用數學、高速流體動力學、結構學和噴氣推進領域都作出卓越貢獻、擁有在多個不同領域工作並將大量技術材料整合到一起的非凡能力的一流科學家。錢學森是一個思維縝密的理論家，他能夠為國防研究和發展製定出下一步的規劃，正如他此前在《噴氣推進》和《開創新領域》等著作中所展示的。盡管我們不能肯定，錢學森如果留在加州理工學院，他到底會作出哪些成就，但他極有可能會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負責的登月和行星探測計劃以及其他太空飛行項目中發揮重大作用。錢學森大多數的前同事和學生在幾年後都進入了重要的航空航天企業，或是出任政府的太空發展問題科學顧問。霍默·喬·斯圖爾特在美國地球人造衛星項目中擔任一個重要委員會的負責人，艾倫·帕克特成為休斯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約瑟夫·查裏克則高居空軍副部長之位，並成為通信衛星公司的董事長。
格蘭特·庫珀戲劇性地為此事蓋棺定論：“政府居然允許這個科學天才回到中國手中，讓他的智慧為中國所用，這實在是一個世紀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