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上海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擁有大都會所固有的諸如犯罪叢生、風氣敗壞等諸多弊病，但位於上海西南郊區、為一片幽靜的居住區和小店鋪所包圍的交通大學卻更多地保留了鄉村的原始風貌。1929年，當錢學森來到這裏時，隻有偶爾從遠處傳來的電車、公共汽車的轟鳴聲和私家汽車的鳴笛聲才會提醒人們，喧鬧的都市也許終有一日也會侵入這片偏僻的淨土。但是在1929年，交通大學靜謐的學術氛圍，隻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被黃包車夫的腳步聲和守在校門口賣雲吞的小販的叫賣聲所打破。
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是盛宣懷創立於1896年的南洋公學。當時督辦鐵路總公司業務的盛宣懷上書光緒皇帝，建言盡快成立一所理工大學。鴉片戰爭中，武器精良的英國軍隊擊敗中國軍隊，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此後在甲午海戰中，中國軍隊慘敗在日本海軍手下。所有這些都使得成立一所致力於富國強兵的新式大學的需求變得迫在眉睫。靠著商界捐助的8785兩白銀，南洋公學正式成立，首屆招生300名。1897年，一名美國傳教士受邀成為這所學校的第一任西方研究學院院長，這標誌著上海交通大學接受美國影響的開端。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美式工程學院的課程設置一直被上海交通大學當成樣板來仿效。許多教師都有在美國接受教育的背景，課程基本上與康奈爾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保持一致，所有課程以英語講授。學校的擴張速度相當之快，到錢學森入學時，上海交通大學已經擁有128名教師（其中包括33位教授），800餘名學生，分屬於電子、機械、土木工程和鐵路管理四大學院。錢學森主修的鐵路工程管理項目隸屬於機械工程學院，還是一門相當新的學科：直到1918年，初設於1906年的這門科目才正式成為主修專業。到1929年時，上海的幾家工廠向學校捐助了一些儀器設備，並開始雇用這裏的畢業生。
這之後的3年，錢學森修習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科目：基礎物理、化學、數學。他也研讀了一些其他課程，例如機械和電子工程，機械設計，甚至包括工廠實習。大學的最後一年主要學習鐵路設計方麵的課程，也包括一個以設計火車頭引擎為主的獨立研究項目。
初進交通大學的那幾天非常忙碌：搬進宿舍，整理行李，注冊上課。對於一個初來乍到的年輕學子來說，這所大學氣象非凡。穿過重重校門，幾棟意大利文藝複興或希臘風格的磚樓的包圍之下，是一片巨大的廣場。校園裏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物是三層樓高的大禮堂，圓拱、壁柱和鍾樓點綴著這座宏偉莊嚴的建築物。這個時期的交通大學正在大興土木，加緊擴建，就在廣場之外，便是建成一半的宿舍樓和機械工廠。
錢學森在執信西齋中度過了他的部分大學生活。這是一座三層樓高的紅磚灰瓦的現代建築，分為東西兩翼。立在正門前的水泥柱上，鑲著上海交通大學的銅質校徽：齒輪環繞著的鐵砧、鐵錘、熔爐和書本。
交通大學的日常作息與當時中國其他大學的也許並無二致。所有的學生都需天明即起，迅速換上由校工洗熨燙平的長袍。在學校食堂吃完早餐後，學生們趕赴教室，在那裏上一上午課。到了下午，場地則轉換到包豪斯風格的工程大樓中的實驗室。錢學森和他的同學換上長褲和工作服，在一片刺耳的噪聲中觀看指導老師如何操作鍋爐、火車頭引擎、蒸汽渦輪和其他重型機械。（用不了幾年時間，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們就有機會在上海展示他們的工作——一台可以環行校園、乘坐10到12個人的火車頭。）
隨著時光流逝，錢學森的同學們開始注意到這個來自北京、沉默內向的小個子男生出類拔萃的學習成績。“當時，錢學森以身為班級上成績最好的學生而聞名，”一位校友回憶道，“我們都知道他的成績。他總是第一。”與此同時，他也給人留下了“古怪”的印象——即使是以交通大學的標準，他也顯得特別。他很少說話，也很少和別人一起做功課。學生聚集的演講廳和實驗室並不能吸引他。看上去，錢學森所要的隻是獨處和沉默——一個可以安安靜靜思考與做自己的事的環境。似乎隻有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最快樂。
錢學森的閑暇時光大半在圖書館度過。這是一座優雅的三層小樓，有著雕花長窗和石質陽台。樓前有座白色大理石雕像，是一個膝上攤著一本書的女子。錢學森喜歡坐在一間背陰的屋子裏，極其專注地閱讀美國科學期刊上的文章。他可以一看就是幾個小時，隻有在筆記本上進行複雜的數學演算時才會分神。
在上課的時候，錢學森也在讀書。他的同學張煦回憶道，當其他同學“近乎迷信地抄寫筆記，生怕漏下一個字”的時候，錢學森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埋首看他的學術論文。“這就是錢學森與眾不同的地方了。其他學生關心的隻是通過考試，而錢學森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考過，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他喜歡的科目上。”
然而，有一門課錢學森卻上得很用心。教這門課的老師是麵孔圓圓、戴著眼鏡的機械工程教授陳石英，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是當時上海交大最優秀的教員之一。陳石英以英文授課，在黑板上以優美的小字寫下一行又一行數學公式。包括錢學森在內的每個人都為陳石英一絲不苟的教學風格和對黑板的高效運用讚歎不已，以至於有朝一日，這兩個特點也成為錢學森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而最重要的是，終其一生，錢學森都深以從陳石英課堂上學來的對教學材料的遊刃有餘和完美精準的風格為傲。
每到周日，錢學森都會獨自去上海城裏逛一逛。
1929年的上海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激動人心的。整個20年代，上海之於中國，正如紐約之於美國。這個迅速擴張的工業中心和港口城市是中國當時有限的幾個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這裏的工廠源源不絕地生產出鋼鐵和紡織品，茶葉的加工貿易也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上海也是擴張速度最快的一個。從錢學森出生那年到他來上海讀大學，這個城市的人口從130萬擴張到了310萬，增加了一倍還多。
從上海交通大學步行到市中心要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不僅是一次時間上的旅行，也是一種空間上的轉換。交通大學附近，住著上海最有錢的外國人，比如像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公司這種大型跨國企業的主管。他們住在占地廣闊的英式鄉村別墅中。在街上，人們坐著馬車來來往往，一條電車軌道通向城裏。如果選擇沿著南京路、北京路或其他平行的大路進城的話，便會發現，城市建築逐漸變得密集，寺廟、紅磚小樓、西式洋房和帶有私人花園的雙拚別墅漸漸增多。
再走不多會兒，國際港口城市那種鮮明的對比便會盡入眼簾。街上的男人身著中式長袍馬褂卻頭戴西式禮帽，無人陪伴的中國女性頭發燙著大波浪，穿著百褶裙，踩著高跟鞋招搖過市。幾乎每一個街角都張貼著菲利普·莫裏斯（philip morris）公司出品的“吉時”（chesterfield）香煙的廣告，電影海報則盛情邀請路人前去觀看美國最新公映的影片。在路上，既能看見公交車和電車，也能看見黃包車、驢車和擠滿了人的獨輪手推車。
再往東走，便進入到城市的租界區。英租界在北邊，建築物多為古典和哥特風格。法租界在南邊，這裏的房子讓人聯想起法國凡多姆（vendome）廣場附近的風情。這裏的居民不隻包括外國人，也有富裕的中國商人和日本商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能夠熟練地說3種以上的語言。在蘇州河和黃浦江交界的地方，便是著名的外灘。這條河濱大道是上海最繁華的商業區，鱗次櫛比的新古典主義鋼筋混凝土玻璃大廈定義了上海的城市天際線。
中國人大多數住在城市裏相對貧窮的區域。一些人住在由一段3英裏長的城牆包圍起來的老城區，到處是彎彎曲曲迷宮一般的巷弄，有些地方窄到隻容一輛自行車或是一個打傘的人通過。另外一些人或是住在城北，作為工人聚居區的閘北，或是棲身於城南，黃浦區一帶的貧民窟。在那裏，滿街都是鴉片館和妓院，賣身為妓的女子常常一晚上要接客二三十回。
也許在中國任何一個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像上海這樣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在汙濁不堪的環境中，棲身於茅屋席棚，而外國資本家卻住在金碧輝煌的歐式城堡裏。工廠裏，年幼的童工每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在沸騰的開水鍋裏挑揀蠶繭，剛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在汙穢的地麵上打滾，他們的母親卻要在一旁工作。有人這樣描述當時工廠主對待童工的方式：“他讓他們住在擁擠的宿舍裏，給他們腐爛變質的食物，對他們嚴加看守，以防逃跑。”
錢學森很可能從未走進這樣的工廠中，他也不太可能置身於上海的這些陰暗殘酷的角落。在一次漫步中，他發現了位於上海東部的蘭心戲院，一座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風格的建築物。在這裏，他常常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欣賞馬裏奧·帕奇（mario pi）指揮的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錢學森不僅能從音樂中獲得聽覺上的快感，也能享受到視覺上的愉悅。多年以後，他依然會津津樂道於在古典音樂中“看到的色彩”。每個星期，錢學森都會在蘭心劇院坐上半天，將上海的繁華喧囂摒之於外，或許，也將整個世界摒之於外。
1930年，就在大一暑假即將結束的時候，錢學森得了斑疹傷寒。病情開始時很輕微，隻不過是一點頭痛和失眠而已，但很快便急轉直下，發展為高燒和劇烈的腹痛，胸部遍布玫瑰色的紅點和斑疹。病情發展到第三周，錢學森已經瘦弱不堪，開始變得神誌不清。情形如此嚴重，他隻好休學回家。
斑疹傷寒是一種由傷寒沙門氏菌引起的傳染性疾病。病菌通過口腔進入體內，穿透小腸黏膜，在24到75小時內令血液中毒。這種疾病通常通過糞便傳播，而且在貧窮、衛生條件惡劣的地方尤其猖獗。擁擠而汙穢的上海正是斑疹傷寒滋生的絕佳之地。
斑疹傷寒的病死率很高：如果不加治療，1/4的病人會因此死亡。1930年前後的標準治療方案不過是長達數月的臥床休息和充分進食。直到1948年，才有了像氯黴素和氨苄青黴素這樣的抗生素特效藥。
正因如此，從1930年到1931年，整個一學年，錢學森都從上海交大的校園裏消失了。回家養病期間，他對政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東安路上的書店裏買了不少與哲學、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書，這次終於有時間一一細讀。這些書反映了當時在中國暗潮洶湧的進步思潮。錢學森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
“我讀了一些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書，學到了一些關於憲政運動的背景知識，”錢學森後來回憶道，“我對人生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錢學森的大學生活和“對人生的認識”，在時間上恰好與當時日益擴大化的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相重合。這種學生運動在上海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20世紀的頭20年，外國人是學生運動的主要對象。學生們對他們的傲慢義憤填膺，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度懸掛於上海公園門外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而當看到中國勞工在外國警察的欺淩下痛苦掙紮，隻不過為了沒有及時上繳執照費就會被拳腳相加的情形時，中國學生再也按捺不住對租界中種種不公正的憤慨。整個20世紀20年代，有組織的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1925年5月，當英國警察在租界開槍打死一名示威者時，這種運動更演變為流血事件。
然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時候，事態卻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痛恨的對象從外國人轉到了無法保護國人的國民黨政府頭上。在這些學生的心目中，國民黨變成了新的壞蛋。
國民黨之所以招致學生的憤恨，主要出於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它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當蔣介石北伐時，國民黨和共產黨一直是戰友。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卻突然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四·一二”政變，血腥屠殺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工會成員。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的學生、工人和群眾代表遭到機槍掃射。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幸而免遭於難。在接下來的幾周裏，國民黨展開了對共產黨員的大規模清洗處決，到1927年底，共產黨陷入了極其艱難的處境。
第二，國民黨內部極其猖獗的貪汙和腐化。在接管了上海市之後，國民黨官員與上海的毒販子勾搭成奸，對半分贓。他們向當地富戶勒索金錢，強迫工商業人士購買短期政府債券。一些上海名人的子女甚至被扣上“共產分子”的“罪名”加以逮捕，直到他們的父母“慷慨捐輸”之後才能獲釋。整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都在不斷加強與上海的外國企業和臭名昭著的青幫頭子的相互勾結。
第三，國民黨對日本侵占東三省的不作為激起了民憤。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炸毀沈陽附近的鐵路，中日軍隊在混亂中互相開火，日本以此為借口，向沈陽發起襲擊，並從朝鮮增兵，進而攻占整個東三省。不願卷入戰事的國民黨軍隊撤退到長城以南，令東三省淪落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之下。
1931年，當錢學森重返交大校園之時，寧靜的校園已經為激烈的學生運動所打破。穿上灰色製服的學生表示要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戰鬥，並組織了眾多抗日救國團體，召集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遊行和抵製日貨運動。但他們憤怒的真正對象，指向了國民黨政府。
一開始的時候，國民政府試圖對學生加以安撫。策略之一是將學生代表請至南京，饗以盛宴，並安排他們會見宣傳部的官員。他們甚至有機會被蔣介石親自接見，並前往中山陵拜謁。許多年輕而易於收買的學生帶著一種“洋洋自得”的感覺離開南京。
但是這種感覺並不能持久。學生運動日趨暴力。1931年9月28日，來自上海和南京的學生因為懷疑外交部長王正廷“裏通日本”而將他痛毆一頓。全國各地的學生掀起了大規模的罷課運動，在上海，3000名學生決定前往南京，對蔣介石當麵問罪。
學生們湧向上海火車站並占領了一輛機車，開往南京。一位目擊者回憶道：“有人爬上了外國火車，有人擠在客車裏，還有人甚至坐到了火車頂上，突然之間，一片混亂。”錢學森的一位同班同學回憶說，國民黨至少采取過一次封鎖鐵路的行動，但上海的鐵路官員和鐵路工人卻都為學生的做法加油喝彩。
學生運動的熱度在12月時到達頂峰。上海的國民黨官員雇用特務，綁架了兩位從北京趕到上海的遊行集會上發表演講的學生領袖。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名男子從一輛黑色小轎車中鑽出來，將一位演講者拖入車廂。一名特務順利地將被綁架者帶走，但圍觀群眾迅速作出反應，將第二名特務扣了下來，充當人質。憤怒的群眾衝進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將那裏砸了個稀巴爛，隨後又向市長辦公室發起衝擊，切斷了整個城市的電力供應，並控製了市政公交。學生們用竹棍痛打扣留的人質，直到他招供出被綁架的學生領袖被關押的地點。最後，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了被拘留在黃浦江上一條船裏的那個學生。
沒人記得錢學森是否參加過這些學生運動，但有證據表明，他不再對國民黨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在休了一年病假之後，錢學森總是想方設法逃避每周一早上例行公事的總理紀念儀式和校長黎照寰的訓話。這時候，錢學森中學時代的朋友和大學校友林津組織了一個管樂隊。當錢學森得知管樂隊成員可以在周一紀念儀式的開場演出後立即退場，無需多留之後，他迅速成為樂隊一員，開始學習演奏次中音號。
在那個時候，不管政治立場如何，當一名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都是一件危險的事。在政治上中立反而可能激起狂熱的學生領袖們的憤怒。校友們回憶道，那些激進分子經常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地巡視，確保所有的人都會出席反對國民黨的集會。“你必須參加這些集會，”錢學森的一位表親回憶道，“不然的話，他們就會用鐵條抽打你。”
但與此同時，參加集會又會讓國民黨把你當成目標。特務們經常在校園裏出現，逮捕學生。“隻要看到深色汽車停在宿舍門前，第二天，就會聽到某人被捕或被驅逐出校的消息。”一位學生回憶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往令激進學生憤恨不已的外國租界此時卻充當了他們的避難所。由於各國租界之間實行不同的法律，彼此之間常有衝突，而且也缺乏溝通，學生們可以借此躲過警察的逮捕，從一個據點轉移到另一個據點。
1932年，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暴力動蕩。風起於青萍之末，一群日本僧侶的被毆事件引發了1月18日的上海日僑大遊行，兩天之後，日本總領事館向上海市長遞交抗議書，要求公開道歉。到了1月28日，雖然上海市長作出了退讓，但由於雙方溝通不暢，道歉未能被傳達給日方。日本隨即派遣兩千軍隊入駐閘北區。當日本軍隊和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開火交戰時，日本海軍宣布日本帝國受到侵犯，對閘北進行了轟炸。
1月29日清晨，上海居民們從隆隆的炮聲中驚醒。一位外國記者回憶道： <blockquote>
29日淩晨，4點剛過，我就被一聲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的炸雷聲驚醒，甚至沒有立刻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情。我走到窗前瞭望，然後又登上當時住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樓頂打探。盡管下著大雨，霧氣蒙蒙，我還是聽到了飛機的轟鳴聲，就在中國轄區的上空一圈一圈地打轉。飛機轟鳴聲不時為爆炸聲和火光所打斷。日本人正在對人口稠密的閘北地區展開轟炸。 </blockquote>
上海市屍橫遍野，滿眼皆是斷壁殘垣。上海交通大學宣布停課，在中國和日本軍隊展開巷戰之時，錢學森被迫回家。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上海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日本轟炸機炸毀了教堂、學校、醫院、棉紡廠、工廠和大學。約60萬難民拖家帶口，湧入日軍不敢轟炸的租界。
在空戰的第一周，中國軍隊尚能抵擋得住。國民黨的飛機擊落了3架日本轟炸機。但是，國民黨嫡係部隊與粵係空軍部隊在指揮權上發生了爭執，導致後者全麵撤軍。在這之後，日本空軍完全占據了優勢。強大的中島雙翼轟炸機和三菱殲擊機轟炸上海，而在它們之後，還有新出廠的飛機源源不絕地加入戰鬥。在杭州，10架飛機被擊落，而在上海虹橋機場，剛剛從英國運到的100架飛機還未經組裝，便連著包裝箱一起被炸個粉碎。
戰鬥在3月3日告一段落。在短暫的停火後，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出麵調停。5月5日，中日簽署停戰協議。上海“一·二八”事變宣告結束。
日本的進攻使得舉國震驚，也令國民黨的統治大為動搖。對上海的轟炸不僅留下了傷痕累累的建築物和遍地屍體，也令中國人意識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麵對現代技術，中國的軍事力量簡直不堪一擊。
無可否認，即使粵係空軍部隊留在上海，中國的空軍也無法與日本軍隊相抗衡。1932年，日本陸海軍一共擁有超過2000架飛機，而中國軍隊隻擁有270架，其中不足90架飛行狀況尚屬安全。日本建立了完備的航空工業體係，三菱重工、川崎航空工程、日立飛機公司、川西飛機公司、立川飛機公司等皆為其中翹楚。而在中國，飛機全部依靠進口，隻在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昌設有幾處飛機修理廠。日本的軍隊、政府和工業力量緊密協作，步調一致，從歐洲的容克（junkers）和索普威斯（sopwith）公司聘請了眾多一流的工程師擔任顧問。中國的空軍力量卻支離破碎，各派係軍閥擁有自己的飛行部隊。《日本空軍圖史》（pictorial history of japanese military aviation）一書的作者石川英一郎寫道：“中國當時的空軍力量微乎其微，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這場轟炸給錢學森帶來的衝擊不容低估。這幾乎是他生命中經曆過的最富有戲劇性也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向他表明，科技不僅對於工業發展至關重要，而且還嚴重關乎國家安全。
在“一·二八”事變發生大約20年前，外國人曾試圖用擴展內陸鐵路網的方式擴張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那時候，中國人奮勇還擊，並且最終贏得了對鐵路的控製權。在交通部的統一管理下，每一年都有數百名像錢學森這樣的畢業生從鐵路工程學院投身到遍及全國的鐵路係統中去。
然而，科技的前沿不斷向前擴展，現在，競爭已經在一個全新的舞台上展開：飛機成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新式恐怖武器。廣闊無垠的天空，已經成為爭奪世界霸權的新戰場。
在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學士帽和黑袍不過是畢業生們列隊照相的道具而已。當畢業典禮逐漸臨近時，裁縫們會登門為學生量取尺寸，從而令帽子和長袍合身。麵對照相機時，錢學森表情柔和，好像在思索些什麽，甚至還帶著一點兒悲傷。
有太多事情值得去思索，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有整個國家的命運。在錢學森整個的童年記憶裏，中國從未如此多災多難，在內部的腐敗和外來的侵略中苦苦掙紮。
日本人在偽滿洲國成立了以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上海則在日本空軍的轟炸下成了一片廢墟。國民黨無力抵禦日軍的侵略，卻加緊了對內鎮壓，關閉了多所大學，並對報紙、電台、書籍、雜誌和電影實行了嚴格的審查製度。國民黨與教育部一道，修改了課程設置，使得大多數學生們不得不忙於應付必修科目和接連不斷的考試，無心關注政治。特務機構常常在天明之前發起突擊行動，逮捕思想激進的教授和學生，搜查課堂和宿舍。從1932年到1934年，全國有數百名知識分子被投入監獄或驅逐，有些人甚至遭到處決。
錢學森親眼目睹了多次這樣的威脅和恐嚇。他的兩個同班同學因為參加共產黨小組而被開除，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著名學生領袖被逮捕入獄，關押了幾個星期。在上海，國民黨大肆屠殺左翼作家，並暗殺了上海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申報》的總編輯史量才。
錢學森向機械工程係的同學羅沛霖吐露了他對未來的憂慮。在大三和大四這兩年中，住在同一棟宿舍樓裏的錢學森和羅沛霖成了至交好友。住在三樓的羅沛霖擁有一台當時在學生中很是稀罕的手搖留聲機——rca公司出產的“主人之聲”（his master’s voice）——住在一樓的錢學森常常跑到他的房間裏，一起欣賞恩裏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和歐內斯廷·舒曼·海因克（ernestine schumann heink）的演唱、小提琴家弗裏茨·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和指揮家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的演奏。有時候，錢學森還會帶來自己的唱片。當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總平均分89.10分）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時，錢學森拿到了斐陶斐（phi tan phi）學會設立的一筆獎學金。他用這筆錢從南京路上的一家唱片店買了一張亞曆山大·格拉祖諾夫（aleksandr zunov）的華爾茲音樂會的唱片。
錢學森對羅沛霖說，中國的真正進步不僅需要科學天才，也需要權力——政治權力。“他想要用革命的手段改變中國的現狀，”羅沛霖回憶道，“錢學森對國民黨政府的行徑非常失望。他認為，這個政黨正在向反智主義（against intellectualism）發展。他對我說，隻靠埋頭苦讀並不能改變現有的製度，也不會帶來希望。必須要采取政治行動。”
羅沛霖表示：“對我來說，這種想法是全新的。我也對當時的政府心懷不滿，但卻沒有那樣的念頭。錢學森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態度。”
錢學森的下一步行動表明，他的人生態度也在經曆著變化。在過去的4年中，錢學森致力於成為一名優秀的鐵路工程師。在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全中國最好的工學院畢業後，錢學森幾乎可以萬無一失地在交通部謀得一份起薪60元大洋的鐵路設計師的美差，這足以讓他過上相當舒適的生活。
然而，他顯然另有打算——在鐵路工程之外，也在中國之外。航空就是未來，但在中國，當時並沒有航空工程領域的研究生項目。最好的航空研究中心在英國、德國和美國。錢學森可以去英國，拜在劍橋大學空氣動力學理論的泰鬥g. i. 泰勒（g. i. taylor）門下。他也可以去美國，在那裏，懷特兄弟揭開了現代航空航天的序幕。
錢學森還知道，有一個專門的獎學金項目，為少數最有希望的中國學子提供前往美國最優秀的研究生院就讀的機會。那便是庚子賠款獎學金。
他開始施行自己的計劃。
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是盛宣懷創立於1896年的南洋公學。當時督辦鐵路總公司業務的盛宣懷上書光緒皇帝，建言盡快成立一所理工大學。鴉片戰爭中，武器精良的英國軍隊擊敗中國軍隊，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此後在甲午海戰中，中國軍隊慘敗在日本海軍手下。所有這些都使得成立一所致力於富國強兵的新式大學的需求變得迫在眉睫。靠著商界捐助的8785兩白銀，南洋公學正式成立，首屆招生300名。1897年，一名美國傳教士受邀成為這所學校的第一任西方研究學院院長，這標誌著上海交通大學接受美國影響的開端。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美式工程學院的課程設置一直被上海交通大學當成樣板來仿效。許多教師都有在美國接受教育的背景，課程基本上與康奈爾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保持一致，所有課程以英語講授。學校的擴張速度相當之快，到錢學森入學時，上海交通大學已經擁有128名教師（其中包括33位教授），800餘名學生，分屬於電子、機械、土木工程和鐵路管理四大學院。錢學森主修的鐵路工程管理項目隸屬於機械工程學院，還是一門相當新的學科：直到1918年，初設於1906年的這門科目才正式成為主修專業。到1929年時，上海的幾家工廠向學校捐助了一些儀器設備，並開始雇用這裏的畢業生。
這之後的3年，錢學森修習的都是一些基本的科目：基礎物理、化學、數學。他也研讀了一些其他課程，例如機械和電子工程，機械設計，甚至包括工廠實習。大學的最後一年主要學習鐵路設計方麵的課程，也包括一個以設計火車頭引擎為主的獨立研究項目。
初進交通大學的那幾天非常忙碌：搬進宿舍，整理行李，注冊上課。對於一個初來乍到的年輕學子來說，這所大學氣象非凡。穿過重重校門，幾棟意大利文藝複興或希臘風格的磚樓的包圍之下，是一片巨大的廣場。校園裏最引人注目的建築物是三層樓高的大禮堂，圓拱、壁柱和鍾樓點綴著這座宏偉莊嚴的建築物。這個時期的交通大學正在大興土木，加緊擴建，就在廣場之外，便是建成一半的宿舍樓和機械工廠。
錢學森在執信西齋中度過了他的部分大學生活。這是一座三層樓高的紅磚灰瓦的現代建築，分為東西兩翼。立在正門前的水泥柱上，鑲著上海交通大學的銅質校徽：齒輪環繞著的鐵砧、鐵錘、熔爐和書本。
交通大學的日常作息與當時中國其他大學的也許並無二致。所有的學生都需天明即起，迅速換上由校工洗熨燙平的長袍。在學校食堂吃完早餐後，學生們趕赴教室，在那裏上一上午課。到了下午，場地則轉換到包豪斯風格的工程大樓中的實驗室。錢學森和他的同學換上長褲和工作服，在一片刺耳的噪聲中觀看指導老師如何操作鍋爐、火車頭引擎、蒸汽渦輪和其他重型機械。（用不了幾年時間，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們就有機會在上海展示他們的工作——一台可以環行校園、乘坐10到12個人的火車頭。）
隨著時光流逝，錢學森的同學們開始注意到這個來自北京、沉默內向的小個子男生出類拔萃的學習成績。“當時，錢學森以身為班級上成績最好的學生而聞名，”一位校友回憶道，“我們都知道他的成績。他總是第一。”與此同時，他也給人留下了“古怪”的印象——即使是以交通大學的標準，他也顯得特別。他很少說話，也很少和別人一起做功課。學生聚集的演講廳和實驗室並不能吸引他。看上去，錢學森所要的隻是獨處和沉默——一個可以安安靜靜思考與做自己的事的環境。似乎隻有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最快樂。
錢學森的閑暇時光大半在圖書館度過。這是一座優雅的三層小樓，有著雕花長窗和石質陽台。樓前有座白色大理石雕像，是一個膝上攤著一本書的女子。錢學森喜歡坐在一間背陰的屋子裏，極其專注地閱讀美國科學期刊上的文章。他可以一看就是幾個小時，隻有在筆記本上進行複雜的數學演算時才會分神。
在上課的時候，錢學森也在讀書。他的同學張煦回憶道，當其他同學“近乎迷信地抄寫筆記，生怕漏下一個字”的時候，錢學森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埋首看他的學術論文。“這就是錢學森與眾不同的地方了。其他學生關心的隻是通過考試，而錢學森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考過，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他喜歡的科目上。”
然而，有一門課錢學森卻上得很用心。教這門課的老師是麵孔圓圓、戴著眼鏡的機械工程教授陳石英，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是當時上海交大最優秀的教員之一。陳石英以英文授課，在黑板上以優美的小字寫下一行又一行數學公式。包括錢學森在內的每個人都為陳石英一絲不苟的教學風格和對黑板的高效運用讚歎不已，以至於有朝一日，這兩個特點也成為錢學森自己獨特的教學風格。而最重要的是，終其一生，錢學森都深以從陳石英課堂上學來的對教學材料的遊刃有餘和完美精準的風格為傲。
每到周日，錢學森都會獨自去上海城裏逛一逛。
1929年的上海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無疑是激動人心的。整個20年代，上海之於中國，正如紐約之於美國。這個迅速擴張的工業中心和港口城市是中國當時有限的幾個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這裏的工廠源源不絕地生產出鋼鐵和紡織品，茶葉的加工貿易也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上海也是擴張速度最快的一個。從錢學森出生那年到他來上海讀大學，這個城市的人口從130萬擴張到了310萬，增加了一倍還多。
從上海交通大學步行到市中心要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不僅是一次時間上的旅行，也是一種空間上的轉換。交通大學附近，住著上海最有錢的外國人，比如像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公司這種大型跨國企業的主管。他們住在占地廣闊的英式鄉村別墅中。在街上，人們坐著馬車來來往往，一條電車軌道通向城裏。如果選擇沿著南京路、北京路或其他平行的大路進城的話，便會發現，城市建築逐漸變得密集，寺廟、紅磚小樓、西式洋房和帶有私人花園的雙拚別墅漸漸增多。
再走不多會兒，國際港口城市那種鮮明的對比便會盡入眼簾。街上的男人身著中式長袍馬褂卻頭戴西式禮帽，無人陪伴的中國女性頭發燙著大波浪，穿著百褶裙，踩著高跟鞋招搖過市。幾乎每一個街角都張貼著菲利普·莫裏斯（philip morris）公司出品的“吉時”（chesterfield）香煙的廣告，電影海報則盛情邀請路人前去觀看美國最新公映的影片。在路上，既能看見公交車和電車，也能看見黃包車、驢車和擠滿了人的獨輪手推車。
再往東走，便進入到城市的租界區。英租界在北邊，建築物多為古典和哥特風格。法租界在南邊，這裏的房子讓人聯想起法國凡多姆（vendome）廣場附近的風情。這裏的居民不隻包括外國人，也有富裕的中國商人和日本商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能夠熟練地說3種以上的語言。在蘇州河和黃浦江交界的地方，便是著名的外灘。這條河濱大道是上海最繁華的商業區，鱗次櫛比的新古典主義鋼筋混凝土玻璃大廈定義了上海的城市天際線。
中國人大多數住在城市裏相對貧窮的區域。一些人住在由一段3英裏長的城牆包圍起來的老城區，到處是彎彎曲曲迷宮一般的巷弄，有些地方窄到隻容一輛自行車或是一個打傘的人通過。另外一些人或是住在城北，作為工人聚居區的閘北，或是棲身於城南，黃浦區一帶的貧民窟。在那裏，滿街都是鴉片館和妓院，賣身為妓的女子常常一晚上要接客二三十回。
也許在中國任何一個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像上海這樣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在汙濁不堪的環境中，棲身於茅屋席棚，而外國資本家卻住在金碧輝煌的歐式城堡裏。工廠裏，年幼的童工每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在沸騰的開水鍋裏挑揀蠶繭，剛剛學會走路的孩子在汙穢的地麵上打滾，他們的母親卻要在一旁工作。有人這樣描述當時工廠主對待童工的方式：“他讓他們住在擁擠的宿舍裏，給他們腐爛變質的食物，對他們嚴加看守，以防逃跑。”
錢學森很可能從未走進這樣的工廠中，他也不太可能置身於上海的這些陰暗殘酷的角落。在一次漫步中，他發現了位於上海東部的蘭心戲院，一座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風格的建築物。在這裏，他常常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欣賞馬裏奧·帕奇（mario pi）指揮的上海交響樂團的演出。錢學森不僅能從音樂中獲得聽覺上的快感，也能享受到視覺上的愉悅。多年以後，他依然會津津樂道於在古典音樂中“看到的色彩”。每個星期，錢學森都會在蘭心劇院坐上半天，將上海的繁華喧囂摒之於外，或許，也將整個世界摒之於外。
1930年，就在大一暑假即將結束的時候，錢學森得了斑疹傷寒。病情開始時很輕微，隻不過是一點頭痛和失眠而已，但很快便急轉直下，發展為高燒和劇烈的腹痛，胸部遍布玫瑰色的紅點和斑疹。病情發展到第三周，錢學森已經瘦弱不堪，開始變得神誌不清。情形如此嚴重，他隻好休學回家。
斑疹傷寒是一種由傷寒沙門氏菌引起的傳染性疾病。病菌通過口腔進入體內，穿透小腸黏膜，在24到75小時內令血液中毒。這種疾病通常通過糞便傳播，而且在貧窮、衛生條件惡劣的地方尤其猖獗。擁擠而汙穢的上海正是斑疹傷寒滋生的絕佳之地。
斑疹傷寒的病死率很高：如果不加治療，1/4的病人會因此死亡。1930年前後的標準治療方案不過是長達數月的臥床休息和充分進食。直到1948年，才有了像氯黴素和氨苄青黴素這樣的抗生素特效藥。
正因如此，從1930年到1931年，整個一學年，錢學森都從上海交大的校園裏消失了。回家養病期間，他對政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從東安路上的書店裏買了不少與哲學、政治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書，這次終於有時間一一細讀。這些書反映了當時在中國暗潮洶湧的進步思潮。錢學森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
“我讀了一些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書，學到了一些關於憲政運動的背景知識，”錢學森後來回憶道，“我對人生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錢學森的大學生活和“對人生的認識”，在時間上恰好與當時日益擴大化的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學生運動相重合。這種學生運動在上海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20世紀的頭20年，外國人是學生運動的主要對象。學生們對他們的傲慢義憤填膺，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度懸掛於上海公園門外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而當看到中國勞工在外國警察的欺淩下痛苦掙紮，隻不過為了沒有及時上繳執照費就會被拳腳相加的情形時，中國學生再也按捺不住對租界中種種不公正的憤慨。整個20世紀20年代，有組織的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1925年5月，當英國警察在租界開槍打死一名示威者時，這種運動更演變為流血事件。
然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時候，事態卻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痛恨的對象從外國人轉到了無法保護國人的國民黨政府頭上。在這些學生的心目中，國民黨變成了新的壞蛋。
國民黨之所以招致學生的憤恨，主要出於三個主要原因。第一，它對共產黨的背信棄義。當蔣介石北伐時，國民黨和共產黨一直是戰友。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卻突然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四·一二”政變，血腥屠殺上海的共產黨員和工會成員。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的學生、工人和群眾代表遭到機槍掃射。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幸而免遭於難。在接下來的幾周裏，國民黨展開了對共產黨員的大規模清洗處決，到1927年底，共產黨陷入了極其艱難的處境。
第二，國民黨內部極其猖獗的貪汙和腐化。在接管了上海市之後，國民黨官員與上海的毒販子勾搭成奸，對半分贓。他們向當地富戶勒索金錢，強迫工商業人士購買短期政府債券。一些上海名人的子女甚至被扣上“共產分子”的“罪名”加以逮捕，直到他們的父母“慷慨捐輸”之後才能獲釋。整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都在不斷加強與上海的外國企業和臭名昭著的青幫頭子的相互勾結。
第三，國民黨對日本侵占東三省的不作為激起了民憤。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炸毀沈陽附近的鐵路，中日軍隊在混亂中互相開火，日本以此為借口，向沈陽發起襲擊，並從朝鮮增兵，進而攻占整個東三省。不願卷入戰事的國民黨軍隊撤退到長城以南，令東三省淪落在日本軍隊的鐵蹄之下。
1931年，當錢學森重返交大校園之時，寧靜的校園已經為激烈的學生運動所打破。穿上灰色製服的學生表示要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戰鬥，並組織了眾多抗日救國團體，召集了一次又一次的示威遊行和抵製日貨運動。但他們憤怒的真正對象，指向了國民黨政府。
一開始的時候，國民政府試圖對學生加以安撫。策略之一是將學生代表請至南京，饗以盛宴，並安排他們會見宣傳部的官員。他們甚至有機會被蔣介石親自接見，並前往中山陵拜謁。許多年輕而易於收買的學生帶著一種“洋洋自得”的感覺離開南京。
但是這種感覺並不能持久。學生運動日趨暴力。1931年9月28日，來自上海和南京的學生因為懷疑外交部長王正廷“裏通日本”而將他痛毆一頓。全國各地的學生掀起了大規模的罷課運動，在上海，3000名學生決定前往南京，對蔣介石當麵問罪。
學生們湧向上海火車站並占領了一輛機車，開往南京。一位目擊者回憶道：“有人爬上了外國火車，有人擠在客車裏，還有人甚至坐到了火車頂上，突然之間，一片混亂。”錢學森的一位同班同學回憶說，國民黨至少采取過一次封鎖鐵路的行動，但上海的鐵路官員和鐵路工人卻都為學生的做法加油喝彩。
學生運動的熱度在12月時到達頂峰。上海的國民黨官員雇用特務，綁架了兩位從北京趕到上海的遊行集會上發表演講的學生領袖。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名男子從一輛黑色小轎車中鑽出來，將一位演講者拖入車廂。一名特務順利地將被綁架者帶走，但圍觀群眾迅速作出反應，將第二名特務扣了下來，充當人質。憤怒的群眾衝進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將那裏砸了個稀巴爛，隨後又向市長辦公室發起衝擊，切斷了整個城市的電力供應，並控製了市政公交。學生們用竹棍痛打扣留的人質，直到他招供出被綁架的學生領袖被關押的地點。最後，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了被拘留在黃浦江上一條船裏的那個學生。
沒人記得錢學森是否參加過這些學生運動，但有證據表明，他不再對國民黨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在休了一年病假之後，錢學森總是想方設法逃避每周一早上例行公事的總理紀念儀式和校長黎照寰的訓話。這時候，錢學森中學時代的朋友和大學校友林津組織了一個管樂隊。當錢學森得知管樂隊成員可以在周一紀念儀式的開場演出後立即退場，無需多留之後，他迅速成為樂隊一員，開始學習演奏次中音號。
在那個時候，不管政治立場如何，當一名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都是一件危險的事。在政治上中立反而可能激起狂熱的學生領袖們的憤怒。校友們回憶道，那些激進分子經常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地巡視，確保所有的人都會出席反對國民黨的集會。“你必須參加這些集會，”錢學森的一位表親回憶道，“不然的話，他們就會用鐵條抽打你。”
但與此同時，參加集會又會讓國民黨把你當成目標。特務們經常在校園裏出現，逮捕學生。“隻要看到深色汽車停在宿舍門前，第二天，就會聽到某人被捕或被驅逐出校的消息。”一位學生回憶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往令激進學生憤恨不已的外國租界此時卻充當了他們的避難所。由於各國租界之間實行不同的法律，彼此之間常有衝突，而且也缺乏溝通，學生們可以借此躲過警察的逮捕，從一個據點轉移到另一個據點。
1932年，中國的局勢變得更加暴力動蕩。風起於青萍之末，一群日本僧侶的被毆事件引發了1月18日的上海日僑大遊行，兩天之後，日本總領事館向上海市長遞交抗議書，要求公開道歉。到了1月28日，雖然上海市長作出了退讓，但由於雙方溝通不暢，道歉未能被傳達給日方。日本隨即派遣兩千軍隊入駐閘北區。當日本軍隊和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開火交戰時，日本海軍宣布日本帝國受到侵犯，對閘北進行了轟炸。
1月29日清晨，上海居民們從隆隆的炮聲中驚醒。一位外國記者回憶道： <blockquote>
29日淩晨，4點剛過，我就被一聲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的炸雷聲驚醒，甚至沒有立刻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情。我走到窗前瞭望，然後又登上當時住的基督教青年會的樓頂打探。盡管下著大雨，霧氣蒙蒙，我還是聽到了飛機的轟鳴聲，就在中國轄區的上空一圈一圈地打轉。飛機轟鳴聲不時為爆炸聲和火光所打斷。日本人正在對人口稠密的閘北地區展開轟炸。 </blockquote>
上海市屍橫遍野，滿眼皆是斷壁殘垣。上海交通大學宣布停課，在中國和日本軍隊展開巷戰之時，錢學森被迫回家。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上海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日本轟炸機炸毀了教堂、學校、醫院、棉紡廠、工廠和大學。約60萬難民拖家帶口，湧入日軍不敢轟炸的租界。
在空戰的第一周，中國軍隊尚能抵擋得住。國民黨的飛機擊落了3架日本轟炸機。但是，國民黨嫡係部隊與粵係空軍部隊在指揮權上發生了爭執，導致後者全麵撤軍。在這之後，日本空軍完全占據了優勢。強大的中島雙翼轟炸機和三菱殲擊機轟炸上海，而在它們之後，還有新出廠的飛機源源不絕地加入戰鬥。在杭州，10架飛機被擊落，而在上海虹橋機場，剛剛從英國運到的100架飛機還未經組裝，便連著包裝箱一起被炸個粉碎。
戰鬥在3月3日告一段落。在短暫的停火後，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出麵調停。5月5日，中日簽署停戰協議。上海“一·二八”事變宣告結束。
日本的進攻使得舉國震驚，也令國民黨的統治大為動搖。對上海的轟炸不僅留下了傷痕累累的建築物和遍地屍體，也令中國人意識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麵對現代技術，中國的軍事力量簡直不堪一擊。
無可否認，即使粵係空軍部隊留在上海，中國的空軍也無法與日本軍隊相抗衡。1932年，日本陸海軍一共擁有超過2000架飛機，而中國軍隊隻擁有270架，其中不足90架飛行狀況尚屬安全。日本建立了完備的航空工業體係，三菱重工、川崎航空工程、日立飛機公司、川西飛機公司、立川飛機公司等皆為其中翹楚。而在中國，飛機全部依靠進口，隻在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昌設有幾處飛機修理廠。日本的軍隊、政府和工業力量緊密協作，步調一致，從歐洲的容克（junkers）和索普威斯（sopwith）公司聘請了眾多一流的工程師擔任顧問。中國的空軍力量卻支離破碎，各派係軍閥擁有自己的飛行部隊。《日本空軍圖史》（pictorial history of japanese military aviation）一書的作者石川英一郎寫道：“中國當時的空軍力量微乎其微，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這場轟炸給錢學森帶來的衝擊不容低估。這幾乎是他生命中經曆過的最富有戲劇性也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所有的一切都清楚地向他表明，科技不僅對於工業發展至關重要，而且還嚴重關乎國家安全。
在“一·二八”事變發生大約20年前，外國人曾試圖用擴展內陸鐵路網的方式擴張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那時候，中國人奮勇還擊，並且最終贏得了對鐵路的控製權。在交通部的統一管理下，每一年都有數百名像錢學森這樣的畢業生從鐵路工程學院投身到遍及全國的鐵路係統中去。
然而，科技的前沿不斷向前擴展，現在，競爭已經在一個全新的舞台上展開：飛機成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新式恐怖武器。廣闊無垠的天空，已經成為爭奪世界霸權的新戰場。
在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學士帽和黑袍不過是畢業生們列隊照相的道具而已。當畢業典禮逐漸臨近時，裁縫們會登門為學生量取尺寸，從而令帽子和長袍合身。麵對照相機時，錢學森表情柔和，好像在思索些什麽，甚至還帶著一點兒悲傷。
有太多事情值得去思索，不僅是自己的前途，還有整個國家的命運。在錢學森整個的童年記憶裏，中國從未如此多災多難，在內部的腐敗和外來的侵略中苦苦掙紮。
日本人在偽滿洲國成立了以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為首的傀儡政權。上海則在日本空軍的轟炸下成了一片廢墟。國民黨無力抵禦日軍的侵略，卻加緊了對內鎮壓，關閉了多所大學，並對報紙、電台、書籍、雜誌和電影實行了嚴格的審查製度。國民黨與教育部一道，修改了課程設置，使得大多數學生們不得不忙於應付必修科目和接連不斷的考試，無心關注政治。特務機構常常在天明之前發起突擊行動，逮捕思想激進的教授和學生，搜查課堂和宿舍。從1932年到1934年，全國有數百名知識分子被投入監獄或驅逐，有些人甚至遭到處決。
錢學森親眼目睹了多次這樣的威脅和恐嚇。他的兩個同班同學因為參加共產黨小組而被開除，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個著名學生領袖被逮捕入獄，關押了幾個星期。在上海，國民黨大肆屠殺左翼作家，並暗殺了上海發行量最大的日報《申報》的總編輯史量才。
錢學森向機械工程係的同學羅沛霖吐露了他對未來的憂慮。在大三和大四這兩年中，住在同一棟宿舍樓裏的錢學森和羅沛霖成了至交好友。住在三樓的羅沛霖擁有一台當時在學生中很是稀罕的手搖留聲機——rca公司出產的“主人之聲”（his master’s voice）——住在一樓的錢學森常常跑到他的房間裏，一起欣賞恩裏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和歐內斯廷·舒曼·海因克（ernestine schumann heink）的演唱、小提琴家弗裏茨·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和指揮家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的演奏。有時候，錢學森還會帶來自己的唱片。當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總平均分89.10分）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時，錢學森拿到了斐陶斐（phi tan phi）學會設立的一筆獎學金。他用這筆錢從南京路上的一家唱片店買了一張亞曆山大·格拉祖諾夫（aleksandr zunov）的華爾茲音樂會的唱片。
錢學森對羅沛霖說，中國的真正進步不僅需要科學天才，也需要權力——政治權力。“他想要用革命的手段改變中國的現狀，”羅沛霖回憶道，“錢學森對國民黨政府的行徑非常失望。他認為，這個政黨正在向反智主義（against intellectualism）發展。他對我說，隻靠埋頭苦讀並不能改變現有的製度，也不會帶來希望。必須要采取政治行動。”
羅沛霖表示：“對我來說，這種想法是全新的。我也對當時的政府心懷不滿，但卻沒有那樣的念頭。錢學森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態度。”
錢學森的下一步行動表明，他的人生態度也在經曆著變化。在過去的4年中，錢學森致力於成為一名優秀的鐵路工程師。在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全中國最好的工學院畢業後，錢學森幾乎可以萬無一失地在交通部謀得一份起薪60元大洋的鐵路設計師的美差，這足以讓他過上相當舒適的生活。
然而，他顯然另有打算——在鐵路工程之外，也在中國之外。航空就是未來，但在中國，當時並沒有航空工程領域的研究生項目。最好的航空研究中心在英國、德國和美國。錢學森可以去英國，拜在劍橋大學空氣動力學理論的泰鬥g. i. 泰勒（g. i. taylor）門下。他也可以去美國，在那裏，懷特兄弟揭開了現代航空航天的序幕。
錢學森還知道，有一個專門的獎學金項目，為少數最有希望的中國學子提供前往美國最優秀的研究生院就讀的機會。那便是庚子賠款獎學金。
他開始施行自己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