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在暑期當了教授
有本事來抓我吧：一個詐騙犯令人驚異的真實故事 作者：弗蘭克·威·阿巴納勒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到這裏來的時候，這兩樣東西都沒有準備，因為我在看到這篇報道之前根本沒想到要當一名臨時代課教師。
“我理解，亞當斯博士，”格裏姆斯博士回答道。“我們明天上午見。”
當天下午，我就給哥倫比亞大學寫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簡章和該校的有關小冊子。我還趕緊給紐約州立大學的教務主任去了封信，我說是猶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紐約謀得一個教師的職位，最好是教社會學。我在當地的郵局租了一個信箱，然後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與格裏姆斯教務長的會麵非常愉快。他似乎對我產生了十分濃厚的興趣，我們大部分時間，包括在教工俱樂部輕鬆地共進午餐時，都在討論我作為一名飛行員的“經曆”。格裏姆斯博士像許多坐辦公室的男人一樣，對航空公司飛行員抱有許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讓這些激動人心的憧憬得到證實。我心裏裝著許多趣聞逸事，足以滿足他假想自己是飛行員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們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亞當斯博士，”我告辭時他說道。“我個人期待著您到我們學校來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索要的材料就寄來了，我驅車到鹽湖城購買我目前製造假證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後完工的“成績單”簡直天衣無縫，上麵標明我的平均成績是3.7分，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論航空對北美洲農業人口的社會學影響》。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樣，紐約州立大學教務主任的回信是寫在正式學校信紙上的。我剪下信紙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膠條和高檔文件紙偽造了一種足以亂真的學院信紙。我把它修剪成標準的打印紙大小，然後坐下來給自己寫了兩封推薦信，一封是以教務主任的名義，另一封是以社會學係主任的名義。
我寫這兩封信時非常小心。它們隻是說明我於1961至1962年間曾任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講師，教員評估委員會給我的評分十分令人滿意，後來我主動辭職，進入商用航空領域，成為一名飛行員。信寫完後，我把它們拿給鹽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請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對他說我正在向幾所大學申請教師職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級文件紙上的推薦信。看來，我的要求對他來說司空見慣，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給我辦成了。
我把這些材料遞給格裏姆斯博士時，他隻是草草掃了一眼。他把我介紹給威布爾萬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會學係的副主任，他也隻是大致瀏覽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們遞給了教工人事處存檔。不到一小時，我就受雇在暑期教兩個學期，每學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學期1600美元。他們分配我上午給一年級學生上90分鍾的課，每星期三次，下午給二年級學生上90分鍾的課，每星期兩次。萬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學用的兩本教科書和學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東西，可以在書店找到。他們那裏有標準的需求申請單。”萬德霍夫博士說。他咧開嘴笑了。“我很高興看到您又年輕又結實。我們的暑期社會學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掙這份薪水可不容易。”
這時，離暑期第一個學期開始還有三個星期。我借口說我要恢複狀態，旁聽了萬德霍夫博士的幾節課，想看看大學的課究竟是怎麽個教法。晚上，我就仔細鑽研那兩本教科書，覺得它們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萬德霍夫說得對。我教的兩個班人數都很多。一年級的班裏有78名學生，二年級班裏有63名，而且兩個班裏都是女生占大多數。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歡當教師的感覺，並盡情享受著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學生們也很欣賞我。按要求，我隻需照本宣科，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我隻要比學生提前閱讀一章的內容，然後挑選幾個我想要強調的部分。但我幾乎每次在兩個班裏都會離開課本，大談特談犯罪問題、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長問題，以及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問題等。我遊離課本內容大發議論———其中大部分取材於我的親身經曆，但學生們並不知道———通常會激起活躍的討論和爭辯。
周末，我就找猶他州一處風景優美的人間仙境，盡情地陶醉其中，身邊通常有一位同樣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個夏天就像沙漠裏的春天一樣，轉瞬即逝，等它結束時我才真正體會到遺憾的滋味。萬德霍夫博士和格裏姆斯博士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與我們保持聯係，弗蘭克，”格裏姆斯博士說。“如果我們想找一位長期的社會學教授，我們很願意把您從藍天上引誘下來。”格裏姆斯博士說。
我的學生中至少有50個找到我，說他們如何如何喜歡我的課，並向我告別，祝我好運。
我真不願意離開猶他州這個烏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來。如果我在這裏逗留，我的過去肯定就會來糾纏我，我可不願意讓這些人對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汙。
我西去加利福尼亞。當我翻越山脈時，山脊上起了大風暴，但這與我很快就會犯下的一連串彌天大罪來，簡直算不上什麽。
前休斯敦警察局長有一次這樣說我：“弗蘭克阿巴納勒即使用一張手紙開支票，從聯邦財政部提款，簽名是‘你上當了’，以一張香港駕駛執照作為身份證明，也照樣能從城裏任何一家銀行兌出現金來。”
加州尤裏卡的幾位銀行職員也會同意這種說法。實際上，如果它以決議的形式提出來，全國各地肯定會有大批出納員和銀行官員爭相附議。
說實在的，我並沒有那麽魯莽。不過。我對銀行工作人員采取的一些做法確實令他們尷尬得無地自容，更不用說他們還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了。
對我來說，尤裏卡是我成為一個專業騙客的開端。當然啦，我到達這個城市時已是支票詐騙方麵的一位高年級學生。
“我理解，亞當斯博士，”格裏姆斯博士回答道。“我們明天上午見。”
當天下午，我就給哥倫比亞大學寫了封信，索要一份完整的招生簡章和該校的有關小冊子。我還趕緊給紐約州立大學的教務主任去了封信，我說是猶他州的一位研究生，想在紐約謀得一個教師的職位，最好是教社會學。我在當地的郵局租了一個信箱，然後就把那些信寄了出去。
我與格裏姆斯教務長的會麵非常愉快。他似乎對我產生了十分濃厚的興趣，我們大部分時間，包括在教工俱樂部輕鬆地共進午餐時，都在討論我作為一名飛行員的“經曆”。格裏姆斯博士像許多坐辦公室的男人一樣，對航空公司飛行員抱有許多浪漫的想法，十分渴望讓這些激動人心的憧憬得到證實。我心裏裝著許多趣聞逸事，足以滿足他假想自己是飛行員的欲望。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們今年夏天可以聘用您，亞當斯博士，”我告辭時他說道。“我個人期待著您到我們學校來任教。”
不到一星期，我向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索要的材料就寄來了，我驅車到鹽湖城購買我目前製造假證件所必需的材料。我最後完工的“成績單”簡直天衣無縫，上麵標明我的平均成績是3.7分，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論航空對北美洲農業人口的社會學影響》。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樣，紐約州立大學教務主任的回信是寫在正式學校信紙上的。我剪下信紙上端的印刷文字，用透明塑料膠條和高檔文件紙偽造了一種足以亂真的學院信紙。我把它修剪成標準的打印紙大小，然後坐下來給自己寫了兩封推薦信，一封是以教務主任的名義，另一封是以社會學係主任的名義。
我寫這兩封信時非常小心。它們隻是說明我於1961至1962年間曾任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講師，教員評估委員會給我的評分十分令人滿意，後來我主動辭職，進入商用航空領域，成為一名飛行員。信寫完後，我把它們拿給鹽湖城的一位零件印刷商，請他每一封都印12份，我對他說我正在向幾所大學申請教師職位，所以需要好多封印在高級文件紙上的推薦信。看來，我的要求對他來說司空見慣，他心不在焉地就把事情給我辦成了。
我把這些材料遞給格裏姆斯博士時，他隻是草草掃了一眼。他把我介紹給威布爾萬德霍夫博士，此人是社會學係的副主任，他也隻是大致瀏覽了一下那些文件，就把它們遞給了教工人事處存檔。不到一小時，我就受雇在暑期教兩個學期，每學期六星期，薪水是每學期1600美元。他們分配我上午給一年級學生上90分鍾的課，每星期三次，下午給二年級學生上90分鍾的課，每星期兩次。萬德霍夫博士向我提供了教學用的兩本教科書和學生考勤表。“如果您需要其他東西，可以在書店找到。他們那裏有標準的需求申請單。”萬德霍夫博士說。他咧開嘴笑了。“我很高興看到您又年輕又結實。我們的暑期社會學班通常都是大班，您掙這份薪水可不容易。”
這時，離暑期第一個學期開始還有三個星期。我借口說我要恢複狀態，旁聽了萬德霍夫博士的幾節課，想看看大學的課究竟是怎麽個教法。晚上，我就仔細鑽研那兩本教科書，覺得它們都很有趣，信息量很大。
萬德霍夫說得對。我教的兩個班人數都很多。一年級的班裏有78名學生，二年級班裏有63名，而且兩個班裏都是女生占大多數。
那年夏天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我非常喜歡當教師的感覺，並盡情享受著它。我可以肯定我的學生們也很欣賞我。按要求，我隻需照本宣科，這對我來說並不困難。我隻要比學生提前閱讀一章的內容，然後挑選幾個我想要強調的部分。但我幾乎每次在兩個班裏都會離開課本，大談特談犯罪問題、破碎家庭的青少年成長問題，以及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問題等。我遊離課本內容大發議論———其中大部分取材於我的親身經曆，但學生們並不知道———通常會激起活躍的討論和爭辯。
周末，我就找猶他州一處風景優美的人間仙境，盡情地陶醉其中，身邊通常有一位同樣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個夏天就像沙漠裏的春天一樣，轉瞬即逝，等它結束時我才真正體會到遺憾的滋味。萬德霍夫博士和格裏姆斯博士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與我們保持聯係，弗蘭克，”格裏姆斯博士說。“如果我們想找一位長期的社會學教授，我們很願意把您從藍天上引誘下來。”格裏姆斯博士說。
我的學生中至少有50個找到我，說他們如何如何喜歡我的課，並向我告別，祝我好運。
我真不願意離開猶他州這個烏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來。如果我在這裏逗留，我的過去肯定就會來糾纏我，我可不願意讓這些人對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汙。
我西去加利福尼亞。當我翻越山脈時，山脊上起了大風暴，但這與我很快就會犯下的一連串彌天大罪來，簡直算不上什麽。
前休斯敦警察局長有一次這樣說我：“弗蘭克阿巴納勒即使用一張手紙開支票，從聯邦財政部提款，簽名是‘你上當了’，以一張香港駕駛執照作為身份證明，也照樣能從城裏任何一家銀行兌出現金來。”
加州尤裏卡的幾位銀行職員也會同意這種說法。實際上，如果它以決議的形式提出來，全國各地肯定會有大批出納員和銀行官員爭相附議。
說實在的，我並沒有那麽魯莽。不過。我對銀行工作人員采取的一些做法確實令他們尷尬得無地自容，更不用說他們還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了。
對我來說，尤裏卡是我成為一個專業騙客的開端。當然啦，我到達這個城市時已是支票詐騙方麵的一位高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