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己醜，二十二日。憲宗崩。九月壬寅，初六日。孝宗即位，以明年為弘治元年。丁未，十一日。斥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監梁芳、外戚萬喜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等。以言官劾諸人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芳等遇赦，複逮下獄，孜省不勝拷掠死，常恩、玉芝等仍徙邊，芳廢死。十月丁卯朔，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金事王榮等二千餘人，論罪戍斥。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丁亥，二十一日。萬安罷。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會庶吉士鄒智、禦史文貴、薑洪等交章列安罪狀，複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誌，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懼歸第，乞休去，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複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萬貴同姓，及善進房中術媚上，遇試期必其門生典試，子孫甥婿多登第。安死無幾，子孫相繼死，安遂絕。
自明太祖廢宰相不設，至正統初三楊秉政，內閣大學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賢為賢相，自後彭時、商輅皆不失輔臣體。汪直用事，逐退正人，萬安、劉吉、彭華、尹直輩人閣，無不依附權要。至孝宗立，首逐萬安，用徐溥，繼罷尹直，用劉健，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內召馬文升為左都禦史，彭華先已致仕，禮部左侍郎邱浚進《大學衍義補》，帝知其善，浚亦於四年人閣，一時正人多在列矣。惟劉吉尚久為首輔，吉知帝方求治，於溥、健所建白亦讚其成，而奏請則以首輔居前，頗掠新政之美。於其私意所不慊，則沮抑排構，屢興大獄，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後弟伯爵，吉謂無以處太後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則帝之進賢退不肖猶少英斷，且未能處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氣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楊守陳言，遵祖製開大小經筵，日再禦朝。大經筵，正統初所定，月之二日舉行，一月三次，其實成禮而已。明初經筵，原無定日，小經筵正符進講初意，除開講日外，皆常服進講，謂之日講。朝會，除元旦、節日等大朝行禮外，餘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後事簡，君臣之間得從容陳論，永樂間謂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儀，皆以別於早朝也。守陳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博雅端介之臣以次進講，必於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禦文華門，大臣台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崖略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麵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禦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它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隻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習未革，後患滋深。”疏人，帝深嘉納，遂於月之丙子十二日。開經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經筵。翼日丁醜，命儒臣日講，越六日壬午，視午朝。
日再朝以聽政，又無日不講經史治道以資法戒，接士大夫之時多，對宦官宮妾之時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敗事鮮矣。孝宗能嘉納此言，可謂有誌圖治。
是月，起用言事謫降諸臣，凡憲宗時得罪於閹人佞幸而遷謫者皆起，惟尚有為劉吉所撓間者。四月，厘正祀典，憲宗時，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煩瀆不當，糜費不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厘正，禮臣周洪謨條議革諸淫祀。洪謨並議謂玄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煉之說；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為煩瀆。帝以崇祀既久，不盡從也。
四年春，以陝西方用兵，罷織造絨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陝西巡按禦史張文言，減織造絨之半。又明製，蘇、杭等府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英宗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鬆、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彩緞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災停南畿、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既而帝納諸大臣言，並召還中官之監蘇、杭織造者。中官鄧瑢固請，帝又許之。而以工部尚書曾鑒言，減歲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見《曾鑒傳》。十七年五月，終以劉大夏言織造中官當罷。悉召還，令鎮巡官領之。
凡此見孝宗不難於節用以恤民，而難於卻閹之請，然猶卒以大臣之語而撤閹，則恭儉尚有天資也。後來變本加厲，決非能長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見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時元氣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創製，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洪、永間定製，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鴻臚少卿李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十三年，給事中楊廉複言：“高皇帝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煩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雜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納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頒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後如何喬新、彭韶及昂與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至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之世無聞。據《刑法誌》：“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不報。然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羅祥、楊鵬，奉職而已。”錦衣衛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稱者二人，初年為朱驥，《明史》無驥傳。驥為於謙之婿，因謙獲譴。《謙傳》言驥自有傳，而卒無之。此亦《明史》之前後失照也。《明史稿》有《驥傳》。《刑法誌》謂驥持法平，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憲宗嚐命中使詰責，不為改。《史稿·驥傳》：遇重獄，苟可生者，必為之解。迄明世，論典獄之使，率以驥稱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時又有牟斌，《刑法誌》：“牟斌者，弘治中指揮也。李夢陽論張延齡兄弟不法事，下獄，斌傅輕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與朱驥合傳。後人正德朝，不容於中官，奪職死。是知廢東廠非帝所能，而終帝之世，廠、衛皆循職不為惡，且曆朝為中人鷹犬之錦衣衛，於弘治朝即累有賢指揮使可稱，亦見“上好仁，則下好義”。經訓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則首輔劉吉未退，頗受沮撓，至宦官則僅免肆惡。帝於奏請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間用事者有一李廣，《宦官傳》：“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巨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繞之。給事葉紳、禦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後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弗治。時司設監已為廣請祠額祭葬，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時更有守備南京太監蔣琮，以前成化間，奸民指瀕江補坍沙灘，投獻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賦責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民乃塑於朝。下禦史薑綰等覆勘，琮脅綰右己，綰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琮與綰互訐，累勘卒為宦者所持，其先為守備受投獻之太監黃賜，並同時私墾後湖為田之太監陳祖生，並奉使兩廣道南京之太監郭鏞，因大學士劉吉共譖綰等，至下禦史十人於獄，貶為州判官，而宥各閹不問。後琮以僭侈殺人，掘傷皇陵氣得罪，充孝陵淨軍。則帝之不能不為閹人所蠱，可考見矣。惟其時亦多賢中官，懷恩、覃吉貽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張鶴齡兄弟，為皇後所怒，竟由後使李廣杖殺鼎。蓋孝宗張後，不能法前代諸賢後，縱其兄弟多作過惡，請乞無度，敗壞鹽法，至廢中鹽法不行，而投獻閑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絕，張氏實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賢後為助，又不能裁製外戚如祖宗時，皆仁而不斷之現象也。
自明太祖廢宰相不設，至正統初三楊秉政，內閣大學士已成真宰相。成化初李賢為賢相，自後彭時、商輅皆不失輔臣體。汪直用事，逐退正人，萬安、劉吉、彭華、尹直輩人閣，無不依附權要。至孝宗立，首逐萬安，用徐溥，繼罷尹直，用劉健，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內召馬文升為左都禦史，彭華先已致仕，禮部左侍郎邱浚進《大學衍義補》，帝知其善，浚亦於四年人閣，一時正人多在列矣。惟劉吉尚久為首輔，吉知帝方求治，於溥、健所建白亦讚其成，而奏請則以首輔居前，頗掠新政之美。於其私意所不慊，則沮抑排構，屢興大獄，逐正人。至五年，而帝欲封後弟伯爵，吉謂無以處太後家子弟，乃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則帝之進賢退不肖猶少英斷，且未能處以至公，固未能如宣德以前用人行政氣象。
弘治元年三月，始用吏部侍郎楊守陳言，遵祖製開大小經筵，日再禦朝。大經筵，正統初所定，月之二日舉行，一月三次，其實成禮而已。明初經筵，原無定日，小經筵正符進講初意，除開講日外，皆常服進講，謂之日講。朝會，除元旦、節日等大朝行禮外，餘為常朝，早朝受四方奏事，午後事簡，君臣之間得從容陳論，永樂間謂之晚朝。景泰初定午朝儀，皆以別於早朝也。守陳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當擇博雅端介之臣以次進講，必於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禦文華門，大臣台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崖略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麵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陛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禦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它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隻循故事，百官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習未革，後患滋深。”疏人，帝深嘉納，遂於月之丙子十二日。開經筵，此是每月二日之大經筵。翼日丁醜，命儒臣日講，越六日壬午，視午朝。
日再朝以聽政，又無日不講經史治道以資法戒，接士大夫之時多，對宦官宮妾之時少，荒怠之主必不能行；果能行之，敗事鮮矣。孝宗能嘉納此言，可謂有誌圖治。
是月，起用言事謫降諸臣，凡憲宗時得罪於閹人佞幸而遷謫者皆起，惟尚有為劉吉所撓間者。四月，厘正祀典，憲宗時，用方士僧道言，多所崇祀，煩瀆不當，糜費不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厘正，禮臣周洪謨條議革諸淫祀。洪謨並議謂玄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煉之說；城隍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為煩瀆。帝以崇祀既久，不盡從也。
四年春，以陝西方用兵，罷織造絨毼中官。五年二月，以陝西巡按禦史張文言，減織造絨之半。又明製，蘇、杭等府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英宗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鬆、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彩緞七千匹。增造坐派自此始。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災停南畿、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既而帝納諸大臣言，並召還中官之監蘇、杭織造者。中官鄧瑢固請，帝又許之。而以工部尚書曾鑒言，減歲造三之一。事在十六年，見《曾鑒傳》。十七年五月，終以劉大夏言織造中官當罷。悉召還，令鎮巡官領之。
凡此見孝宗不難於節用以恤民，而難於卻閹之請，然猶卒以大臣之語而撤閹，則恭儉尚有天資也。後來變本加厲，決非能長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見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時元氣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創製，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洪、永間定製，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條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鴻臚少卿李請，命刑部尚書彭韶刪定問刑條例。十三年，給事中楊廉複言：“高皇帝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煩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雜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納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頒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後如何喬新、彭韶及昂與閔珪，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至廷杖詔獄等慘酷事，終弘治之世無聞。據《刑法誌》：“弘治元年，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不報。然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羅祥、楊鵬，奉職而已。”錦衣衛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稱者二人，初年為朱驥，《明史》無驥傳。驥為於謙之婿，因謙獲譴。《謙傳》言驥自有傳，而卒無之。此亦《明史》之前後失照也。《明史稿》有《驥傳》。《刑法誌》謂驥持法平，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憲宗嚐命中使詰責，不為改。《史稿·驥傳》：遇重獄，苟可生者，必為之解。迄明世，論典獄之使，率以驥稱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時又有牟斌，《刑法誌》：“牟斌者，弘治中指揮也。李夢陽論張延齡兄弟不法事，下獄，斌傅輕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與朱驥合傳。後人正德朝，不容於中官，奪職死。是知廢東廠非帝所能，而終帝之世，廠、衛皆循職不為惡，且曆朝為中人鷹犬之錦衣衛，於弘治朝即累有賢指揮使可稱，亦見“上好仁，則下好義”。經訓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則首輔劉吉未退，頗受沮撓，至宦官則僅免肆惡。帝於奏請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間用事者有一李廣，《宦官傳》：“以符籙禱祀蠱帝，因為奸弊，矯旨授傳奉官，如成化間故事。四方爭納賄賂，又擅奪畿內民田，專鹽利巨萬。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繞之。給事葉紳、禦史張縉等交章論劾，帝不問。十一年，廣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未幾，清寧宮災。日者言：‘廣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後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諸交結廣者走壽寧侯張鶴齡求解，乃寢弗治。時司設監已為廣請祠額祭葬，及是，以大學士劉健等言，罷給祠額，猶賜祭。”時更有守備南京太監蔣琮，以前成化間，奸民指瀕江補坍沙灘，投獻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賦責之民。帝立，詔：“勢家悉返投獻地。”民乃塑於朝。下禦史薑綰等覆勘，琮脅綰右己，綰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漁諸不法事。琮與綰互訐，累勘卒為宦者所持，其先為守備受投獻之太監黃賜，並同時私墾後湖為田之太監陳祖生，並奉使兩廣道南京之太監郭鏞，因大學士劉吉共譖綰等，至下禦史十人於獄，貶為州判官，而宥各閹不問。後琮以僭侈殺人，掘傷皇陵氣得罪，充孝陵淨軍。則帝之不能不為閹人所蠱，可考見矣。惟其時亦多賢中官，懷恩、覃吉貽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張鶴齡兄弟，為皇後所怒，竟由後使李廣杖殺鼎。蓋孝宗張後，不能法前代諸賢後，縱其兄弟多作過惡，請乞無度，敗壞鹽法，至廢中鹽法不行，而投獻閑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絕，張氏實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賢後為助，又不能裁製外戚如祖宗時，皆仁而不斷之現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