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國際大環境


    時間來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非洲的局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南非的鄰國,繼安哥拉、莫桑比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獨立之後,津巴布韋也正式宣布獨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權仍然像固執的老人一樣,死死固守著南非的利益集團,在國內不斷強化各種種族立法,極力鎮壓即將爆發的黑人運動。


    當然,世界潮流的大趨勢不會允許南非白人政權肆意妄為,南非人民也不可能允許一直處於被壓迫的地位。被當局取締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流亡國外,此時卷土重來,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布1980年為“行動年”,慶祝《自由憲章》發表25周年。


    與此同時,在南非國內,要求“釋放曼德拉”的群眾運動如雨後春筍般開展起來,且屢禁不止。


    這次運動先前並無任何征兆,隻是有些報紙偶爾刊登一些零星的倡議,但受限於當局的重壓,一直是波瀾不驚。1980年1月發生的兩件事徹底將“釋放曼德拉”的聲音傳播開來:在比勒陀利亞城郊,幾名剛剛潛回國的“民族之矛”遊擊戰士在南非最大的國有銀行內劫持了兩名工作人員,要求釋放曼德拉,當警察強行解救時,三名年輕人和兩名人質都被殺,最終,事件以流血衝突告終;約翰內斯堡郊區最大的石油設施在一夜之間遭到破壞,盡管當局事前已經得知消息,並加派重兵把守,卻依然未能阻止這股強大的破壞力量。


    各地報紙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兩件案子,並配以“流血衝突抗議當局關押政治犯”“曼德拉重見天日”等標題,非常醒目。3月初,南非發行量最大的黑人報紙《星期日郵報》正式以“釋放曼德拉”為標題發出強烈呼籲。隨後,釋放曼德拉及所有的政治犯的呼聲越來越高。


    接著,津薺高呼著“給我父親自由”的口號,加入了“釋放曼德拉”的運動,使這一運動迅速席卷全國。津薺在一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白人學生舉行的聚會上發表演說,用自己的親身經曆譴責了南非當局犯下的種族主義罪行,以“索韋托一員”的身份,要求政府放棄掙紮,釋放曼德拉及所有政治犯。


    “釋放曼德拉”的活動在3月份後達到高潮。據統計,有超過3萬名群眾聚集到索韋托鎮的街道上,要求釋放他們的英雄曼德拉。


    1980年3月23日,索韋托鎮的5000名群眾集會紀念沙佩維爾慘案20周年。在紀念大會上,黑人響應“釋放曼德拉”的倡議,同時,各種報刊、各界人士和各種族的青年學生都加入了這一請願活動中。


    “釋放曼德拉”的運動,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得到了世界正義力量的支持:


    1981年6月,在法國,數萬人簽名的請願書送到南非駐法國的大使館,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曼德拉;


    1981年6月,在非洲,非洲統一組織強烈呼籲釋放曼德拉;


    1981年7月,“釋放曼德拉”的活動席卷整個歐洲,1400個歐洲城市的市長聯名要求釋放曼德拉;


    1981年8月,來自59個國家的2200名市長在請願書上簽名;


    1981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收到約翰內斯堡英國聖公會主教德斯蒙德·圖圖組織的基督教徒10萬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南非當局釋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在這期間,曼德拉名揚海內外,還獲得國際社會給予他的多種殊榮。他被意大利的羅馬市、希臘的奧林匹亞市、英國的阿伯丁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被印度政府授予最高規格的“尼赫魯獎”,委內瑞拉的“西蒙·玻利瓦爾獎”,第三世界社會經濟研究基金會頒發的“第三世界獎”,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國際友誼明星獎”,古巴的“普拉亞·吉隆獎”。另外,很多國際知名的大學,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紐約市立學院、英國的蘭凱斯特大學都授予他法學榮譽博士的學位,很多國際知名的社會團體紛紛邀請他作為自己組織的榮譽主席或成員。


    轉移到新監獄


    這些振奮人心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羅本島上,這讓曼德拉很高興。當然,曼德拉知道,南非當局並不會輕易讓步,革命的道路還很漫長。為了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曼德拉仍然每天堅持鍛煉、學習,這是曼德拉入獄以來一直保持的習慣。他知道,要想贏得戰鬥的最後勝利,就一定要有健康的身體和靈活的大腦。


    當他得知自己被很多國家和地區授予殊榮時,他要求溫妮代表他前去領獎,但南非當局考慮到溫妮和曼德拉的影響力,以限製禁令為由,拒絕發護照。


    “釋放曼德拉”的運動規模越來越大,讓溫妮相信總有一天她的丈夫以及所有的政治犯會離開小島,恢複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深夜,溫妮的願望實現了一半,這裏所指的一半,是曼德拉、西蘇魯和其他幾名政治犯,在當局的秘密行動下離開了羅本島監獄,但並沒有恢複自由之身。


    1982年4月1日深夜,熟睡中的曼德拉被一個低沉的聲音叫醒,還未等曼德拉反應過來,他就被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了出去。當曼德拉被架到獄長的辦公室時,發現西蘇魯、姆赫拉巴、姆貝基和雷蒙德等人都在那兒。獄長神色嚴肅地告訴他們,接到總理的通知,要將他們幾個送到另外一個新地方。很快,他們幾個人從羅本島神秘地轉移到開普敦,關在波爾斯摩爾監獄。


    波爾斯摩爾監獄是一座新式監獄,距離開普敦大約40英裏。監獄是一棟黃色的磚瓦樓房,內部設施完善。這個監獄共關押著6000多名不同種族的犯人,他們被隔離在不同的地方。曼德拉和他的幾個同伴被關在一所孤立房子的一間大宿舍內,可以通過一個狹長的四周高牆環繞的院子,房子大約有25英尺寬,40英尺長。牆體大約12英尺的高度裝有鐵窗,室內陽光比較充足,比羅本島監獄的條件好多了。房子內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張鋼架床,沿牆還有幾個書架,和他們一起的還有一個被判了20年刑期的年輕人帕特裏克。


    進入新監獄之後,曼德拉仍然堅持以往的習慣,淩晨3點半起床,進行兩個小時的身體鍛煉,白天則主要是看書、學習。在這裏,犯人的待遇被羅本島監獄好多了,他們可以看一些報刊,包括《每周衛報》和《時代》,還能夠收聽現時段直播的廣播。


    獄方的行動非常秘密,羅本島監獄的獄友根本一點都不知道。當第二天他們醒來時發現5個房間都空了,才知道曼德拉等人被轉移走了。


    至於轉移的原因,監獄內外的人都不知道。很多人從報紙和電視新聞裏得知了這一消息,當局未對這一情況作任何解釋。很多人猜測,這可能和最近國內外鋪天蓋地的輿論有關係。


    當溫妮得知曼德拉被轉移到波爾斯摩爾監獄後,決定去探望。經過申請,她獲得了批準。


    在波爾斯摩爾監獄時,溫妮發現候客室很舒服,探視間有一麵很大的玻璃擋板,她可以看到丈夫大部分的身體,聲音也不再是用電話而是用麥克風傳遞,當曼德拉對著麥克風說出“我終於又再次見到你了”的時候,溫妮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這是20年來她第一次可以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


    人生能有幾個20年?尤其對一對夫妻來說,20年的分離是任何人都無法承受的。


    據溫妮回憶,曼德拉看起來身體不錯,臉色也好多了。看守也不再像羅本島監獄時那樣大喊“探視結束”,而是小聲地提醒她:“曼德拉夫人,你還有5分鍾時間!”


    事實上,看守也是在了解了曼德拉和溫妮的經曆之後才改變態度的。可這小小的改變對這麽多年受到粗暴對待的曼德拉和溫妮夫妻來說彌足珍貴,他們依靠努力得到了南非當局“代表”的尊重。


    新戰場的繼續鬥爭


    轉移到新監獄,根據規定,曼德拉等人必須從事監獄組織的勞動。可曼德拉和他的獄友果斷地拒絕參加勞動,他們認為自己不是犯人,且年齡也很大,根本不應該參加。最終,他們成功地爭取到了自己的權利,無須參加監獄組織的勞動。


    為了打發在監獄的閑暇時光,他們幾個人在長方形的樓頂上開辟出了一小塊農場。這塊所謂的農場,實際上是用十幾個裝滿泥土的半截油桶組成的,在泥土裏種上西紅柿、黃瓜以及其他蔬菜。當然,大多數的時候,他們很少吃這些蔬菜,種植隻是為了打發閑暇的時光。


    曼德拉很認真地對待這些蔬菜,精耕細作,鬆土澆水,除草施肥,很有鄰家老人的味道。盡管曼德拉在監獄中所能接觸到的大部分消息都來自當局,但憑借著對政治的敏感度,他已經覺察出南非的局勢在朝著有利於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發展。


    當時的局勢的確如曼德拉所預料的那樣,南非的反抗運動越來越活躍,當局的鎮壓和迫害也與日俱增。很多白人紛紛將資產套現,南非不斷出現爆炸性的經濟新聞。政治和經濟上的變動,從側麵反映了南非白人政權的恐懼。


    在政治方麵,據不完全統計,自1977年以來,拘留所內以各種形式死亡的黑人運動領袖和積極分子多達25人。盡管死因千奇百怪,吊死、跳樓死、自殺死、被同伴打死等,每一次的事故都激起很多人的憤慨。


    在經濟方麵,當時一些金礦的大老板紛紛撤資,很多設備和廠房不斷被甩賣。原本計劃投資開發的很多企業也紛紛駐足,都在觀望南非的局勢。


    在溫妮這兒,她從波爾斯摩爾監獄回來之後,根據曼德拉的意見,發表了一份報告。在報告中,溫妮詳細地講述了曼德拉這些年的歲月,盡管失去自由,卻從未失去信心;盡管身陷監獄,卻從未放棄過鬥爭。溫妮的報告引起國際輿論的強烈反響,給南非當局造成了很大壓力。


    監獄內的西蘇魯已經70歲了,曼德拉他們在監獄內為他舉辦了一個簡單的生日。與此同時,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禮堂裏為他舉行了一次集會,向他表達敬意,同時呼籲南非當局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為了緩和國內外的種種壓力,南非當局又讓了一步。1984年5月,波爾斯摩爾監獄當局通知溫妮及曼德拉的子女們,他們允許“接觸探監”。曼德拉和溫妮得到這個消息,都十分激動。


    在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溫妮有些哽咽,她說: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當我到達波爾斯摩爾監獄的時候,我看到了曼德拉站在那裏,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親吻了他,長久地擁抱——這距離我上一次接觸他已經過去了22年,這是一種無法用言語描述的感覺。那麽奇妙,又那麽令人黯然神傷。


    關於這一段往事,曼德拉是這麽說的:


    我一直堅信,我能夠獲得自由,能夠與家人團聚。我被看守從監獄帶出來,映入我眼簾的是陌生又熟悉的人,我知道他們是我的親人——22年無日無夜的煎熬,22年的相思之苦,尤其是對溫妮太殘忍,剛結婚不久就分離。一切都太不容易了,我緊緊地擁抱著溫妮,長久不願意鬆開。當我的小兒子達波把一個嬰兒放在我的手中,並對我說“這是你的外孫”,我再也控製不住,眼裏含著淚花,緊緊抱著他。


    受製於白人否決權


    為了提高南非當局的形象,1984年冬天,新上任不久的博塔總統進行了一項改革:建立三院議會,除了460萬白人代表以外,350萬有色人種和南非黑人也有了自己的代表。然而,有色人種和黑人的權利要服從白人否決權,2100萬南非黑人的“權利”被掌控在班圖斯坦和市政委員會手中。


    南非白人當然歡迎這項改革措施,但是三院議會引起更憤怒的抗議,超過80%的代表聯合抵製這種改革,當新議會在9月召開時,終於引起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騷亂。


    首先發起抗議的是阿特裏奇維爾鎮的學生,他們率先罷課抗議。為平息抗議,當局組織多次演講、宣傳,可以說,威逼利誘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卻毫無作用。


    阿特裏奇維爾鎮學生罷課的抗議浪潮很快在南非全國範圍內展開,引起更大規模的抗議。在約翰內斯堡西南地區,由於當局增加房租的決定,導致了一場更大的抗議浪潮。


    當這一地區的居民聽到當局決定增加房租時,他們開始進行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事實上,由於南非局勢的變化,導致了經濟衰退,南非黑人大量失業,陷入極度貧困。


    10月,憤怒的人群襲擊並燒毀了房租董事會的辦公室,同時摧毀了位於這一地區的其他城鎮,比如沙佩維爾、波菲龍、博伊帕通和伊瓦通等的市鎮政府建築、商店和銀行。3名董事會會員被憤怒的人群打死,其中包括2名副市長,其他官員倉皇出逃。


    這股抗議浪潮迅速向周圍市鎮蔓延,人們長期以來積累的憤怒爆發了,到處都是憤怒的人群,到處是燒、打、砸,南非警察全部淪陷,到10月底,局勢已逐漸失去控製。


    南非當局為控製局勢,調來軍隊進行鎮壓。軍備設施完善的7000人軍隊包圍了西博肯,並挨家挨戶搜查、逮捕違法的居民。


    軍隊的出動立即控製了混亂的局勢,維持10多天的騷亂停止了。當局得意揚揚地宣稱,軍隊的目的是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鎮壓騷亂,並自信地表示當局完全可以控製局勢,並強調在任何特殊情況下。


    然而,依靠軍隊鎮壓控製的局勢隻是表麵現象,並未真正平息騷亂。這個時候,一直對南非騷亂局麵持謹慎態度的組織——南非工會同盟和南非工會委員會與聯合民主陣線選擇了站在當局的對立麵,發起了為期兩天的罷工運動。他們要求軍隊放棄鎮壓,撤離城鎮,釋放被囚禁者。


    由於組織得力,人們團結一致,這次罷工影響非常大,南非整個工業都陷入癱瘓狀態,當局再一次陷入困境。當然,南非當局不會任由罷工繼續,為此,當局逮捕了南非工會同盟和南非工會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


    恰好在此時,從奧斯陸傳來消息,南非教會理事會秘書長、約翰內斯堡英國聖公會主教德斯蒙德·圖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在23年前,一直反對種族隔離製度的盧圖利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獎。盧圖利去世之後,德斯蒙德·圖圖接過接力棒,一直貫徹支持黑人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在各種場合語言犀利地批評南非當局的種族主義政策和鎮壓黑人運動的蠻橫行為。為了獲得國際上的支持,他曾多次訪問歐美國家,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南非的局勢,對南非實施政治和經濟製裁,以迫使其放棄種族隔離政策。


    因為屢次與南非當局作對,他惹怒了南非當局。出於報複,當局多次撤銷其護照並一次次將他送上法庭,接受審判。盡管如此,他仍然毫不畏懼,勇敢地宣傳貫徹自己的主張。


    1984年,當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授予德斯蒙德·圖圖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出後,大大鼓舞了國際社會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在感恩節前夕,“爭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在南非駐美國、英國、法國等大使館前靜坐示威,在世界範圍內促成了一場抗議活動。


    允許與陌生人接觸


    世界範圍內的抗議活動進一步推動了南非國內的抗議活動,罷工運動不斷發生。


    1985年3月,南非黑人發起紀念沙佩維爾25周年的活動中,與警察發生衝突,最終導致19名黑人被殺,激起了更大的抗議浪潮。


    根據統計,3月至4月,南非共發生大大小小1500多起騷亂,半數以上發生在東開普地區。當然,這些衝突在國際範圍內引起更大關注。


    著名社會活動家愛德華·肯尼迪在聯合國發表演說,要求對南非實施製裁。隨後,他親自前往南非,要求會見曼德拉,但遭到拒絕。幾經輾轉,他見到了溫妮,對她進行了專訪。


    在這篇專訪被公之於眾後,很多人質疑南非當局拒絕愛德華會見曼德拉的行為,並猜測曼德拉是否遭到了虐待。處於尷尬境地的南非當局為了證明曼德拉並未遭到虐待,允許英國保守黨人貝塞爾進入波爾斯摩爾監獄會見曼德拉,並批準兩人進行會談。兩人的交談很愉快,尤其是曼德拉的狀態和淵博的知識,給貝塞爾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隨後,美國人戴塞爾也被獲準訪問曼德拉,戴塞爾是國際人權同盟理事會高級理事,當時正在南非參加關於刑事罪犯量刑的研討會。


    他是第一個獲準會見並訪談曼德拉的國際人權組織的人,他詳細記錄下與曼德拉會談的整個過程:


    (一直在報道中關注曼德拉的消息,卻從未見過本人)他很高很瘦,麵部輪廓棱角分明,滿頭銀發,精神飽滿,根本看不出是經過23年牢獄生活的人。他穿著藍色卡其布囚服,精力充沛,神態自若,聲音洪亮,而且舉止莊重,這和我印象中的曼德拉形象大有不同。的確,在我過去對他的理解中,我認為他應該是電視中常出現的遊擊戰士或者激進的理論家的麵孔,而不是如今的慈祥的老人,或者說是國家元首。


    ……


    我一時之間語塞,甚至不知如何開口,對這樣一位擁有特殊經曆的人,我不知道該恭喜他還是安慰他,總之,我覺得我有點緊張。


    “你好!”他說。我甚至有點多餘地說了下麵一句話:“你一定是納爾遜·曼德拉先生吧?”


    他微笑著點點頭。


    在意識到自己的緊張情緒後,我補了一句話:“我很榮幸,能夠見到你!”


    他一直在對著我微笑,這讓我很舒服,很快就放鬆了下來。他請我坐在桌邊,這樣方便做筆記,我立刻意識到我很多的疑問將在這兒解開。


    會談一開始,曼德拉向我講述了羅本島上的歲月,以及他作為黑人政治犯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接下來,他話鋒一轉,承認自己一直在保持鍛煉,健康狀況良好,但仍對監獄的環境有所不滿。


    很快,我們就談到了政治。在這個問題方麵,曼德拉顯示出他淵博的時事知識,從他嘴裏說出的一些話,讓我覺得很意外,我認為這與他被囚禁20多年的生活很不相稱。尤其是他對日內瓦的軍備談判饒有興趣,也滔滔不絕地談論了一番。


    在說到南非問題時,曼德拉使我相信,雖然他的話是對我講的,但是他卻想要我將這些話轉達給白人當局。他說,自從他入獄以來,南非當局根本就沒有和他討論過有關他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意向和政策問題。


    在會談中,曼德拉闡述了他對南非政治局勢的基本看法。下麵是兩人的對話實錄:


    戴塞爾:你是否對政府提出的取消禁止種族通婚法和放寬限製黑人進入白人區法等措施抱有希望?


    曼德拉:坦率地說,我未曾有過娶一名白人婦女的奢望,也未曾有過到白人遊泳池裏去遊泳的想法。我們和白人的根本爭端是政治平等問題。我們的綱領很明確,根據的是三項原則: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南非,而不是人為的“家園”;在中央議會中要有黑人代表權,而不是為有色人種和亞裔人新建什麽議會;人人有投票表決權。


    戴塞爾:據我所知,白人中有很多人擔心政治平等意味著白人會淹沒在怨恨滿腹並占絕大多數的黑人海洋裏。你的綱領能對南非白人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曼德拉:這也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常關切的一個問題。南非的白人不同於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這兒就是他們的家。我們願意他們在這裏和我們一同居住,和我們共享政治權利。我必須強調,在打破種族隔離並建設一個緊密團結、多種族社會的任務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製。例如,我們願意約翰內斯堡能夠保持像現在這樣既美麗又繁榮。所以,我們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業機會和新的房屋供黑人莊嚴地搬進時,再解決這種黑人與白人的分離居住狀態。


    戴塞爾:你的這種溫和立場和你的組織的誓用武裝推翻南非政權的目標如何協調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尋求的南非的變化能夠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須承認,如果黑人過度相信暴力,將會遭受極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領導老是對我們言而無信,如果他們不和我們會談政治平等,如果他們一定要我們做白人的階下囚的話——實際上就是這樣——那麽,我們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對你說,我們即將這樣做。盡管南非當局的軍事力量很強,黑人采用直接戰鬥的辦法難以擊敗白人政權,然而,時間長了,在我們鄰國的幫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支援,並繼續訓練我們的人民,我們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麽好過。


    戴塞爾與曼德拉交談過後,還參觀了曼德拉所在的監獄住所。當他們走到曼德拉開墾的菜園時,曼德拉像個孩子似的,為他展示這些蔬菜,臉上充滿驕傲的神情。天真的曼德拉讓戴塞爾覺得他像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在向別人展示自己豐碩的果實。


    然而,當看守打開一道沉重的鐵製大門時,曼德拉和戴塞爾擁抱了一下,說:“這是隔離區,我們必須分開了!”


    戴塞爾與曼德拉會談後,決定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對南非當局施壓,釋放曼德拉。很快,他以國際人權組織主席的身份,向歐洲各國的外交部長倡議,對南非施加壓力,釋放包括曼德拉在內的所有政治犯。


    歐洲各國外交部長紛紛向南非當局發函,要求釋放曼德拉。此時的南非當局,麵臨著南非白人政權有史以來最為艱難和尷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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