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監獄生活
曼德拉的監獄生活正式開始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開朗的曼德拉在牢房裏都能結識許多朋友。這些人中，有南非共產黨領導人恩科波以及羅伯特。
每天，他們會有半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他們會一起出去散步，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探討各種哲學觀點，甚至有的時候會爭論得麵紅耳赤。但第二天見麵，大家又和好如初。
在監獄裏，所有人都會按人種被隔離開來。自從曼德拉到來後，每天晚上都會有一段彼此互相溝通的時間。當犯人們被押送回牢房，獄警的吼叫聲停止之後，在一片寂靜中，一個聲音高呼著“權利”——隨之而來的是共同的回答“屬於人民”，大家找到了組織和話題。
由於曼德拉“太起眼”，他被轉移到實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監獄。這座監獄位於開普敦外的羅本島上，在那裏，曼德拉被單獨關押。
喜歡熱鬧的曼德拉回到了無聊的時光。盡管如此，曼德拉每天也不讓自己閑下來，他要保持健康的身體，這是自己目標能夠實現的資本。這是他的父親亨利·曼德拉告訴他的。
在這裏，曼德拉慢慢梳理自己的人生，回憶當初孩童時光，回憶自己一步步接近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成為如今的曼德拉。
依靠兒時的回憶，曼德拉慢慢消磨無聊的光陰。
溫妮被禁令管製
當曼德拉進入監獄之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及溫妮展開積極營救。
1962年12月，溫妮應印度人青年大會的邀請，發表了重要演說。很快，當局就找來了，並依據《鎮壓共產主義法》對她實行管製2年的禁令。
禁令規定，她的活動範圍被限製在約翰內斯堡地區，禁止進入任何教育機構，禁止參加任何集會，禁止公開發表講話，禁止同時與一個以上的人交談會麵，甚至不能帶孩子去學校。
麵對當局的禁令，溫妮非常憤怒。後來，她利用一次機會，詢問安全部門的負責人約翰·克伊茲。
“你們在1962年到底是為了什麽理由管製我？”
“南非荷蘭語裏有一句俗話，如果你看到一頭豬來到你的南瓜地裏，那麽就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那頭豬要去啃南瓜了。”
很明顯，當局對她限製禁令，不是因為別的罪名，而僅僅因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在遞交數次申請後，當局終於準許她去羅本島看望曼德拉。經過1500公裏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見麵了，兩個人見麵後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據溫妮回憶說，監獄的環境和探監的條件是極其惡劣的：
他們緊靠岸邊蓋了簡陋的棚子，光線很暗，鐵絲網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屬分開。他們把納爾遜帶到這裏。在半個小時當中，我必須一直站在對麵跟他說話，沒有地方坐。我隻能看到他的輪廓。我們必須大聲喊才能聽見，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邊，確實令人難堪。
曼德拉和溫妮終於見到自己日夜牽掛的人，兩個人都很高興。但誰也沒料到，更大的暴風雨在等待著他們。
利劍回鞘
曼德拉入獄之後，當局對社會的動蕩越來越恐懼，不斷頒布相關法律，重罰一些“不安分”的人。
1963年5月1日，當局頒布比《鎮壓共產主義法》更為嚴苛的法律——《90天拘禁》，這項法律規定，警察可以不經過審訊而扣押、單獨拘禁、監禁嫌疑人90天，在嫌疑人麵臨審訊時，這一期限還可以被延長，直到當局得到滿意的答案為止。
這項法律還規定，那些已經刑滿釋放的政治犯如果悔改不夠深刻，可以立即再次監禁，這條法律是針對羅伯特及曼德拉等人的。其中，羅伯特在服完3年的刑期後，由於“不服從管教”，立即被轉送到羅本島，在那裏他被單獨囚禁在一個小牢房中。
這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議，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員。
從曼德拉被捕之後，“民族之矛”在西蘇魯和雷蒙德的領導下，繼續開展武裝鬥爭。各個小分隊在另一名破壞專家喬·莫迪斯的率領下，經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沒，主要的活動是破壞政府辦公機構，剪斷電線，使約翰內斯堡、德班等地的政府通信中心陷入中斷。
在曼德拉被捕後的短短2個月中，“民族之矛”的成員已經采取了大約200次行動。
“民族之矛”的神出鬼沒讓當局大為頭疼，很多報紙都在讚美“民族之矛”。在廣大黑人的讚譽中，“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也有些飄飄然了。
為了最大程度地對南非當局進行打擊，最高指揮部製訂了一項被稱為“馬伊布耶行動”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政府僅向人民提供了一種選擇，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這一行動方案要求開展遊擊戰，擴大破壞活動的範圍，並提出了借助外國力量來加速這種破壞活動。
同時，方案提出在鄉村隱蔽地區培訓人員，以支持遊擊戰爭。同時在伊麗莎白港、德蘭士瓦西北部和東開普的西北部等地選擇了一些攻擊目標，進行全國範圍內的破壞，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壞和混亂。在擴充人數方麵，方案提出“民族之矛”的成員將增加到8000人。
這個方案的最大疏漏是低估了當局的能力，也高估了外援和自己的能力。
果然，針對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當局加大了搜捕力度。當局首先懷疑的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就圍繞著這個進行搜索，同時派出大量間諜，滲入到各個地方。
果然，1963年7月，“民族之矛”的重要成員烏伊西利被捕了，他屬於東開普地區的一支小組。
圍繞著他，警察嚴刑逼供，一批又一批成員被牽扯進來。在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遭受重創，西蘇魯和其餘成員在約翰內斯堡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獲，而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當年搞地下鬥爭住過的，隨後又有3名重要成員因受牽連而被逮捕。
順藤摸瓜，“民族之矛”的所有成員全部被抓獲。為免夜長夢多，當局立即著手準備利沃尼亞審判，將他們治罪，解決心頭之患。
新一輪的法庭戰鬥
當當局發現了“民族之矛”與曼德拉的關係後，立即就將他從羅本島轉到比勒陀利亞監獄。當時，曼德拉已經與外界隔絕了9個月，對這9個月內發生的事情，曼德拉一無所知。可是，當他在比勒陀利亞監獄看到西蘇魯、姆貝基、姆赫拉巴等戰友時，立刻明白了。他顧不得這些原因，不顧警察們的阻攔，立即與他們熱情地擁抱。他們相顧無言，隻是緊緊地握著手，像幾年前經曆的那場審判鬧劇一樣，互相鼓勵，準備著一場新的唇槍舌劍。
西蘇魯發現，曼德拉麵黃肌瘦，體重也下降了很多，但精神很飽滿，爽朗的笑聲傳出很遠。
在開庭的間隙，聯合國大會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對1票，通過了要求立即釋放利沃尼亞審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這表明了國際社會對南非政府的憤怒。
10月9日，曼德拉等一行人在警察的押送下進入法庭。盡管事前警察采取了種種威脅手段，但旁聽席上仍擠得滿滿的，圍觀群眾高聲呼喊著：“曼德拉、西蘇魯、權利歸於人民！”
法官不得不使勁敲著法槌，要求旁聽席安靜。當局律師由於被被告律師布拉姆辯得啞口無言，便請求庭審暫停，擇日再審。
2個月後，審判重新開庭。這一次，當局律師對曼德拉等人提出4條指控：
1.招募和訓練人員使用炸藥，準備遊擊戰爭，通過破壞活動，進行暴力革命；
2.與以上行動相配合，計劃在外國軍事力量入侵南非時進行協調和合作；
3.以此進行破壞活動，顛覆當局，推進共產主義的目標；
4.為此目的，請求並接受外國同情者的資助。
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發起人，他成為頭號被告。當他被叫去申辯時，他義正詞嚴地發表了聲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無罪！”
在接下來馬拉鬆式的審判過程中，當局一直在用各種方法，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準備將被告人判處重大叛國罪，然後送上斷頭台。
整個審判過程中，涉及173個證人，其中對曼德拉最為不利的證人是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之矛”的原成員。他為了一筆不菲的賞金，背叛了當初的誓言，他證明曼德拉回國後曾到納塔爾的地區指揮部作報告，並誣告曼德拉是共產黨員。
1964年6月11日，在當局的幹擾下，法庭最終裁決：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條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隻有伯恩斯坦被宣布無罪。曼德拉、西蘇魯等人早知會有這一天，他們對這一判決都表現得很鎮定。當然，他們並不是無所牽掛，他們關心的不是結果，而是被判處死刑後應該怎樣去鼓舞正在戰鬥的黑人群眾。為此，他們一致決定，如果被判死刑，他們將不提出上訴。
6月12日，這是法庭最後的宣判日。溫妮帶著兩個女兒匆匆趕來，但由於法庭規定，不允許未成年人入內，兩個孩子隻能與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麵。法庭周圍到處是情緒激昂的人們，他們非常關心曼德拉和西蘇魯這些領袖的命運。
法官使勁敲著法槌，命令大家安靜下來，他頓了頓聲，念道：
“被告所犯的罪行實質上是重大叛國案，但政府決定不以此種方式進行指控。鑒於此，並經過對本案認真考慮，我決定不對其處以極刑，而對本案所有被告判處終身監禁。”
不幸中的萬幸，他們沒有被判處死刑。盡管當局給法官很大的壓力，但法官依然堅守了最後的底線。
曼德拉等人露出了微笑。這不僅是辯護律師的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
在回憶這段事情的時候，溫妮說：
人們的情緒這樣高，國際輿論從來沒有這樣大，如果他們敢冒險處死領導人，整個國家將燃燒起來。
當曼德拉走上囚車的時候，人們一擁而上，想送送自己的領袖。在擁擠的人群中，溫妮拖著兩個小女孩使勁往前擠。當人們知道這兩個可愛的小女孩是曼德拉的女兒時，都側開身子，盡力將她們往前推。最終，曼德拉在匆匆地看了兩個女兒和溫妮一眼之後，就被蠻橫的警察推進了囚車。
國際社會的關注
曼德拉等人的遭遇，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利沃尼亞審判結束後的第二天，關於利沃尼亞審判的報道占據了世界各主要報紙的頭版頭條。
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
“對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利沃尼亞審判中的被審判者是英雄和自由戰士，是南非的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而不是應被處罰的罪人。”
倫敦的《泰晤士報》指出：
“人們忍無可忍，激怒起來，出現了當時的場麵……曆史最終將判決大權在握的政府有罪，這已經是世界輿論的判決。”
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特別強調：
“利沃尼亞審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於它告訴人們一個為自由和尊嚴而鬥爭的經典故事，它的失敗具有希臘悲劇的色彩。利沃尼亞是一個值得記憶的名字。”
已經被解散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原主席艾伯特發表聲明：
曼德拉等領導人代表了南非政治鬥爭中最崇高的道德和倫理……他們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愛和人道主義的國際原則；失去他們的領導，友愛和人性將被毀滅，今後幾十年間在南非將不複存在。他們深深地信仰正義和理性；他們被隔絕起來，正義和理性也將離開南非的舞台。
我希望全世界立即行動起來對南非政府進行製裁。這樣將帶來必要的重大變化，以防止出現可能成為我們時代非洲最嚴重的悲劇。
與此同時，聯合國發表聲明，譴責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及其各項立法，呼籲南非政府釋放政治犯。它不承認對所有由於反對種族壁壘製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進行的懲治，並要求對一切在押人員實行大赦和對反種族隔離的人予以寬大處理。
兩天之後，安理會在決議中再次確認了它向成員國發出的關於停止向南非出售和運載武器的呼籲。最後，它敦促成員國采取聯合或單獨行動，說服南非政府接受聯合國決議。
在審判結束之後一周內，聯合國安理會再次發表聲明，譴責南非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並建立了一個關於種族隔離問題的特別委員會，以審查可能對南非政府實施的製裁措施。
聯合國的呼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國際奧委會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進行修改，它將禁止南非參加1964年的奧運會。
同一年，南非政府堅持不派出有多種族隊員參加的混合運動隊，國際奧委會於是決定禁止南非參加次年的奧運會。
與此同時，亞非國家對南非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也進行強烈譴責。在第三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南非的決議。決議表示：
注意到南非少數白人政府正在個別地和集體地武裝歐洲人，以便執行它反對非洲人民的殘酷的暴力陰謀；並注意到非洲人民已決定要用暴力來對付歐洲人的暴力。大會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並呼籲一切亞非國家的政府和解放運動：
1.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鬥爭方法中增強采取暴力的決心；
2.譴責英國和法國執意向南非政府供應武器和軍事裝備，在南非建立軍備和軍工工廠。
大會譴責南非少數白人政府所執行的對解放運動的領袖所采取的惡毒的恐怖行為，要求立即把納爾遜·曼德拉、羅伯特·索布克韋和其他政治領袖從監獄、軟禁和流放中釋放出來。
然而，南非當局強硬地對曼德拉等人執行終身監禁，而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一意孤行。最終，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對南非實施經濟製裁：要求聯合國成員國與南非和葡萄牙斷絕貿易聯係並禁止其飛機和船隻在非洲國家的機場和港灣停泊，以抗議兩國的種族主義政策。決議還呼籲非洲的產油國向兩國實行石油禁運。
曼德拉的監獄生活正式開始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開朗的曼德拉在牢房裏都能結識許多朋友。這些人中，有南非共產黨領導人恩科波以及羅伯特。
每天，他們會有半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他們會一起出去散步，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探討各種哲學觀點，甚至有的時候會爭論得麵紅耳赤。但第二天見麵，大家又和好如初。
在監獄裏，所有人都會按人種被隔離開來。自從曼德拉到來後，每天晚上都會有一段彼此互相溝通的時間。當犯人們被押送回牢房，獄警的吼叫聲停止之後，在一片寂靜中，一個聲音高呼著“權利”——隨之而來的是共同的回答“屬於人民”，大家找到了組織和話題。
由於曼德拉“太起眼”，他被轉移到實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監獄。這座監獄位於開普敦外的羅本島上，在那裏，曼德拉被單獨關押。
喜歡熱鬧的曼德拉回到了無聊的時光。盡管如此，曼德拉每天也不讓自己閑下來，他要保持健康的身體，這是自己目標能夠實現的資本。這是他的父親亨利·曼德拉告訴他的。
在這裏，曼德拉慢慢梳理自己的人生，回憶當初孩童時光，回憶自己一步步接近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成為如今的曼德拉。
依靠兒時的回憶，曼德拉慢慢消磨無聊的光陰。
溫妮被禁令管製
當曼德拉進入監獄之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及溫妮展開積極營救。
1962年12月，溫妮應印度人青年大會的邀請，發表了重要演說。很快，當局就找來了，並依據《鎮壓共產主義法》對她實行管製2年的禁令。
禁令規定，她的活動範圍被限製在約翰內斯堡地區，禁止進入任何教育機構，禁止參加任何集會，禁止公開發表講話，禁止同時與一個以上的人交談會麵，甚至不能帶孩子去學校。
麵對當局的禁令，溫妮非常憤怒。後來，她利用一次機會，詢問安全部門的負責人約翰·克伊茲。
“你們在1962年到底是為了什麽理由管製我？”
“南非荷蘭語裏有一句俗話，如果你看到一頭豬來到你的南瓜地裏，那麽就不需要別人再來告訴你，那頭豬要去啃南瓜了。”
很明顯，當局對她限製禁令，不是因為別的罪名，而僅僅因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在遞交數次申請後，當局終於準許她去羅本島看望曼德拉。經過1500公裏的長途跋涉，他們終於見麵了，兩個人見麵後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據溫妮回憶說，監獄的環境和探監的條件是極其惡劣的：
他們緊靠岸邊蓋了簡陋的棚子，光線很暗，鐵絲網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屬分開。他們把納爾遜帶到這裏。在半個小時當中，我必須一直站在對麵跟他說話，沒有地方坐。我隻能看到他的輪廓。我們必須大聲喊才能聽見，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邊，確實令人難堪。
曼德拉和溫妮終於見到自己日夜牽掛的人，兩個人都很高興。但誰也沒料到，更大的暴風雨在等待著他們。
利劍回鞘
曼德拉入獄之後，當局對社會的動蕩越來越恐懼，不斷頒布相關法律，重罰一些“不安分”的人。
1963年5月1日，當局頒布比《鎮壓共產主義法》更為嚴苛的法律——《90天拘禁》，這項法律規定，警察可以不經過審訊而扣押、單獨拘禁、監禁嫌疑人90天，在嫌疑人麵臨審訊時，這一期限還可以被延長，直到當局得到滿意的答案為止。
這項法律還規定，那些已經刑滿釋放的政治犯如果悔改不夠深刻，可以立即再次監禁，這條法律是針對羅伯特及曼德拉等人的。其中，羅伯特在服完3年的刑期後，由於“不服從管教”，立即被轉送到羅本島，在那裏他被單獨囚禁在一個小牢房中。
這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議，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員。
從曼德拉被捕之後，“民族之矛”在西蘇魯和雷蒙德的領導下，繼續開展武裝鬥爭。各個小分隊在另一名破壞專家喬·莫迪斯的率領下，經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沒，主要的活動是破壞政府辦公機構，剪斷電線，使約翰內斯堡、德班等地的政府通信中心陷入中斷。
在曼德拉被捕後的短短2個月中，“民族之矛”的成員已經采取了大約200次行動。
“民族之矛”的神出鬼沒讓當局大為頭疼，很多報紙都在讚美“民族之矛”。在廣大黑人的讚譽中，“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也有些飄飄然了。
為了最大程度地對南非當局進行打擊，最高指揮部製訂了一項被稱為“馬伊布耶行動”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政府僅向人民提供了一種選擇，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這一行動方案要求開展遊擊戰，擴大破壞活動的範圍，並提出了借助外國力量來加速這種破壞活動。
同時，方案提出在鄉村隱蔽地區培訓人員，以支持遊擊戰爭。同時在伊麗莎白港、德蘭士瓦西北部和東開普的西北部等地選擇了一些攻擊目標，進行全國範圍內的破壞，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壞和混亂。在擴充人數方麵，方案提出“民族之矛”的成員將增加到8000人。
這個方案的最大疏漏是低估了當局的能力，也高估了外援和自己的能力。
果然，針對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當局加大了搜捕力度。當局首先懷疑的就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就圍繞著這個進行搜索，同時派出大量間諜，滲入到各個地方。
果然，1963年7月，“民族之矛”的重要成員烏伊西利被捕了，他屬於東開普地區的一支小組。
圍繞著他，警察嚴刑逼供，一批又一批成員被牽扯進來。在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遭受重創，西蘇魯和其餘成員在約翰內斯堡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獲，而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當年搞地下鬥爭住過的，隨後又有3名重要成員因受牽連而被逮捕。
順藤摸瓜，“民族之矛”的所有成員全部被抓獲。為免夜長夢多，當局立即著手準備利沃尼亞審判，將他們治罪，解決心頭之患。
新一輪的法庭戰鬥
當當局發現了“民族之矛”與曼德拉的關係後，立即就將他從羅本島轉到比勒陀利亞監獄。當時，曼德拉已經與外界隔絕了9個月，對這9個月內發生的事情，曼德拉一無所知。可是，當他在比勒陀利亞監獄看到西蘇魯、姆貝基、姆赫拉巴等戰友時，立刻明白了。他顧不得這些原因，不顧警察們的阻攔，立即與他們熱情地擁抱。他們相顧無言，隻是緊緊地握著手，像幾年前經曆的那場審判鬧劇一樣，互相鼓勵，準備著一場新的唇槍舌劍。
西蘇魯發現，曼德拉麵黃肌瘦，體重也下降了很多，但精神很飽滿，爽朗的笑聲傳出很遠。
在開庭的間隙，聯合國大會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對1票，通過了要求立即釋放利沃尼亞審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這表明了國際社會對南非政府的憤怒。
10月9日，曼德拉等一行人在警察的押送下進入法庭。盡管事前警察采取了種種威脅手段，但旁聽席上仍擠得滿滿的，圍觀群眾高聲呼喊著：“曼德拉、西蘇魯、權利歸於人民！”
法官不得不使勁敲著法槌，要求旁聽席安靜。當局律師由於被被告律師布拉姆辯得啞口無言，便請求庭審暫停，擇日再審。
2個月後，審判重新開庭。這一次，當局律師對曼德拉等人提出4條指控：
1.招募和訓練人員使用炸藥，準備遊擊戰爭，通過破壞活動，進行暴力革命；
2.與以上行動相配合，計劃在外國軍事力量入侵南非時進行協調和合作；
3.以此進行破壞活動，顛覆當局，推進共產主義的目標；
4.為此目的，請求並接受外國同情者的資助。
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發起人，他成為頭號被告。當他被叫去申辯時，他義正詞嚴地發表了聲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無罪！”
在接下來馬拉鬆式的審判過程中，當局一直在用各種方法，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準備將被告人判處重大叛國罪，然後送上斷頭台。
整個審判過程中，涉及173個證人，其中對曼德拉最為不利的證人是一個非洲人國民大會和“民族之矛”的原成員。他為了一筆不菲的賞金，背叛了當初的誓言，他證明曼德拉回國後曾到納塔爾的地區指揮部作報告，並誣告曼德拉是共產黨員。
1964年6月11日，在當局的幹擾下，法庭最終裁決：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條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隻有伯恩斯坦被宣布無罪。曼德拉、西蘇魯等人早知會有這一天，他們對這一判決都表現得很鎮定。當然，他們並不是無所牽掛，他們關心的不是結果，而是被判處死刑後應該怎樣去鼓舞正在戰鬥的黑人群眾。為此，他們一致決定，如果被判死刑，他們將不提出上訴。
6月12日，這是法庭最後的宣判日。溫妮帶著兩個女兒匆匆趕來，但由於法庭規定，不允許未成年人入內，兩個孩子隻能與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麵。法庭周圍到處是情緒激昂的人們，他們非常關心曼德拉和西蘇魯這些領袖的命運。
法官使勁敲著法槌，命令大家安靜下來，他頓了頓聲，念道：
“被告所犯的罪行實質上是重大叛國案，但政府決定不以此種方式進行指控。鑒於此，並經過對本案認真考慮，我決定不對其處以極刑，而對本案所有被告判處終身監禁。”
不幸中的萬幸，他們沒有被判處死刑。盡管當局給法官很大的壓力，但法官依然堅守了最後的底線。
曼德拉等人露出了微笑。這不僅是辯護律師的勝利，也是人民的勝利。
在回憶這段事情的時候，溫妮說：
人們的情緒這樣高，國際輿論從來沒有這樣大，如果他們敢冒險處死領導人，整個國家將燃燒起來。
當曼德拉走上囚車的時候，人們一擁而上，想送送自己的領袖。在擁擠的人群中，溫妮拖著兩個小女孩使勁往前擠。當人們知道這兩個可愛的小女孩是曼德拉的女兒時，都側開身子，盡力將她們往前推。最終，曼德拉在匆匆地看了兩個女兒和溫妮一眼之後，就被蠻橫的警察推進了囚車。
國際社會的關注
曼德拉等人的遭遇，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利沃尼亞審判結束後的第二天，關於利沃尼亞審判的報道占據了世界各主要報紙的頭版頭條。
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
“對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來說，利沃尼亞審判中的被審判者是英雄和自由戰士，是南非的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而不是應被處罰的罪人。”
倫敦的《泰晤士報》指出：
“人們忍無可忍，激怒起來，出現了當時的場麵……曆史最終將判決大權在握的政府有罪，這已經是世界輿論的判決。”
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特別強調：
“利沃尼亞審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於它告訴人們一個為自由和尊嚴而鬥爭的經典故事，它的失敗具有希臘悲劇的色彩。利沃尼亞是一個值得記憶的名字。”
已經被解散的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原主席艾伯特發表聲明：
曼德拉等領導人代表了南非政治鬥爭中最崇高的道德和倫理……他們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愛和人道主義的國際原則；失去他們的領導，友愛和人性將被毀滅，今後幾十年間在南非將不複存在。他們深深地信仰正義和理性；他們被隔絕起來，正義和理性也將離開南非的舞台。
我希望全世界立即行動起來對南非政府進行製裁。這樣將帶來必要的重大變化，以防止出現可能成為我們時代非洲最嚴重的悲劇。
與此同時，聯合國發表聲明，譴責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及其各項立法，呼籲南非政府釋放政治犯。它不承認對所有由於反對種族壁壘製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進行的懲治，並要求對一切在押人員實行大赦和對反種族隔離的人予以寬大處理。
兩天之後，安理會在決議中再次確認了它向成員國發出的關於停止向南非出售和運載武器的呼籲。最後，它敦促成員國采取聯合或單獨行動，說服南非政府接受聯合國決議。
在審判結束之後一周內，聯合國安理會再次發表聲明，譴責南非政府的種族主義政策，並建立了一個關於種族隔離問題的特別委員會，以審查可能對南非政府實施的製裁措施。
聯合國的呼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國際奧委會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進行修改，它將禁止南非參加1964年的奧運會。
同一年，南非政府堅持不派出有多種族隊員參加的混合運動隊，國際奧委會於是決定禁止南非參加次年的奧運會。
與此同時，亞非國家對南非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也進行強烈譴責。在第三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上，通過了關於南非的決議。決議表示：
注意到南非少數白人政府正在個別地和集體地武裝歐洲人，以便執行它反對非洲人民的殘酷的暴力陰謀；並注意到非洲人民已決定要用暴力來對付歐洲人的暴力。大會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並呼籲一切亞非國家的政府和解放運動：
1.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鬥爭方法中增強采取暴力的決心；
2.譴責英國和法國執意向南非政府供應武器和軍事裝備，在南非建立軍備和軍工工廠。
大會譴責南非少數白人政府所執行的對解放運動的領袖所采取的惡毒的恐怖行為，要求立即把納爾遜·曼德拉、羅伯特·索布克韋和其他政治領袖從監獄、軟禁和流放中釋放出來。
然而，南非當局強硬地對曼德拉等人執行終身監禁，而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一意孤行。最終，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對南非實施經濟製裁：要求聯合國成員國與南非和葡萄牙斷絕貿易聯係並禁止其飛機和船隻在非洲國家的機場和港灣停泊，以抗議兩國的種族主義政策。決議還呼籲非洲的產油國向兩國實行石油禁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