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強的艾伯特·盧圖利
麵對當局政府的蠻橫無理，曼德拉清醒地認識到，應該擯棄一切偏見，不分種族、黨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所有民族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
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盧圖利的一年禁令期剛滿，又遭到了更為嚴厲的限製，在政府發布的通報中，要求接下來的2年內艾伯特·盧圖利必須待在封閉落後的農村家裏。艾伯特·盧圖利無法與政府抗衡，隻好接受這一切。
不過，風聲過後，他偷偷地參加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計劃進行新形式的抗議活動。
艾伯特生於黑人基督教家庭，從懂事起就一直和教會形影不離，小學、中學都是在教會學校就讀。耳濡目染之下，他對基督教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基督教的理論也植入他的心中。
後來，他前往納塔爾上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達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選為格魯特維爾酋長，他的家族從他祖父開始就一直擔任酋長職務。
繼任酋長期間，他走訪部落的各個角落，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艱難生活。他無數次親眼看到，在他管轄的地區，白人政府製定的不合理的土地製度以及經濟上的剝削，造成了一係列悲慘情景。這促使他更堅定地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1946年，他當選為“土著代表議事會”的成員，從1951年開始，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率領一群有正義感的年輕人堅持鬥爭。在1952年的“蔑視運動”中，他與曼德拉、西蘇魯等人一起，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他所到之處受到人們的歡迎，影響力甚至超過曼德拉。極大的影響力讓他和曼德拉一樣，成為政府黑名單上的一員。
政府為了降低他的影響力，對他發出最後通牒：要麽退出非洲人國民大會，要麽放棄祖魯的格魯特維爾地區酋長職位。
往前一步是不知未來的路，退後一步則是“人間大道”，起碼不用整日奔波、辛苦。在正義感的驅使下，艾伯特毅然選擇了前者，並堅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
他以實際行動極大地鼓舞了當時正在逐漸降溫的“蔑視運動”，人們對他的行為報之以熱烈的歡呼。正是由於他的非凡勇氣和卓越貢獻，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上他才被選為主席。但隨後的多次禁令和個人的健康等原因，使他難以擔任實際領導工作。這樣，副主席曼德拉勇敢地站出來，挑起了這副重擔。
自由憲章
1955年，非洲人國民大會迎來一個好消息，在紐約聯盟神學院做訪問學者的馬修斯教授回國了。回國之後，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內部會議上，他提出建立一個國民議會的建議。所謂的國民議會就是人民代表大會，要代表本國的全體人民，不分種族和膚色，為將來的民主南非草擬出一部自由憲章來。
這個建議和曼德拉的構思是一樣的，這充分說明了這個建議的正確性。
這個建議得到曼德拉的讚同，也得到了艾伯特的讚同。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開懷大笑，他說：
兩個人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藍圖的建議驚人地一致，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大勢所趨……總而言之，我們主要不是獻身於反對某種東西，盡管這是目前形勢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是被為了某種東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勵。
這表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任務並不是破壞，而是建設。
非洲人國民大會關於未來藍圖的倡議，很快就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會、有色人種組織和民主人士大會的響應。有色人種組織和民主人士大會與以往的社會團體有所不同，他們主要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組成的。很明顯，他們代表著一群白人的信仰，他們的出發點很簡單，準備將非洲人當成平等的人來看待。
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這些組織紛紛接受了關於共同籌備人民大會的建議，並在之後不久采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經過商討，決定專門成立一個全國行動委員會，稱為南非工會大會。
南非工會大會包括8個非洲人工會、3個有色人種工會和1個白人工會，南非工會大會的成立，標誌著在遭受政府嚴禁之後，非洲人的社會運動又恢複了活力。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白人與曼德拉等人整天在一起工作，甚至連吃住都在一起。
在這期間，西蘇魯還曾到訪過中國，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交換了意見。
這個委員會一成立，即致函南非國內的各政黨、工會、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建議支持召開人民大會和派代表參加全國行動委員會。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馬蘭政府的總理也收到了一封署名為“南非工會大會”的來信。
為了方便交流，南非工會大會還采用了多種語言發表意向書，其中有英語、祖魯語、科薩語、索托語和阿非裏卡語，共同發表《告南非聯邦全體公民書》。
在種族歧視的南非，一時間很多人都在談論傳單上的種種問題，如“如果你能製定法律的話，你會怎麽辦？你怎樣著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樂園？”同時，各種各樣的回答紛紛被送到了南非工會大會。
人們普遍的回答是抗議《班圖教育法》《通行證法》等新近頒布的幾項法律，同時，這些非洲土著黑人還要求有更多的耕種和放牧設備，要求在議會中擁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
南非工會大會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進行了認真篩選之後，委員會的人員起草了一份《自由憲章》，在人民大會成立前，曼德拉、西蘇魯和其他受禁製的領導人對草稿進行了探討和研究。
這個時候，馬蘭政府適時地出現了，目的直截了當——製造麻煩，如不允許遠道而來的代表們乘坐公共汽車，必須嚴格執行《通行證法》的相關規定等。幸運的是，這並沒有阻止大會召開。
這次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南非工會大會發出了很多宣傳單，宣傳單中還附有一份像詩歌一樣的邀請函，用簡單明了的語言向廣大人民群眾發出了親切的邀請：
我們號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農民們：
我們來說說這片肥沃寬廣的土地
和我們耕耘的狹窄的小塊田
我們來說說沒有土地的兄弟們
和不能上學的孩子們
我們來說說賦稅
我們來說說牲畜
我們來說說饑荒
我們來說說自由
我們號召礦工們
煤礦上、金礦上和鑽石礦上的礦工們
我們來說說
漆黑無邊的礦井
和遠離家人的冷冰冰的草棚
別樣的大會
經過討論，大會決定將南非工會大會的會址選在克裏普敦鎮上一個私人足球場，這算得上是一個新奇的舉動。
克裏普敦是一個人種比較複雜的地方，生活著非洲原始土著人、印度人及有色人種，位於約翰內斯堡西南部大約10英裏的地方。
從籌備大會召開起，負責人就費盡了心思，由於經費緊張，因此要盡可能地減少開支。在夥食方麵，負責人四處搜集各種炊具，四處租用各種道具。
經過2個月的精心準備，第一次南非工會大會終於如期舉行。
1955年6月25日，約3000名代表聚集在足球場，舉行大會。由於政府的管製禁令，很多人不能到場參加，其中包括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西蘇魯、曼德拉和達杜等重要人士。盡管這些人沒有參加，但他們都在幕後關注著這次大會，是這次大會能夠順利召開的重要保證。
會場上非常熱鬧，彩旗招展，標語和宣傳單隨處可見，象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黑、綠、金黃色構成了會場的主色調。
會場成為南非未來的縮影：有非洲土著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這些人無一例外都穿著本民族的服裝，歡慶來之不易的大聚會；有土著農民、有醫生、有律師、有礦工、有基督教徒、有家庭主婦、有仆人。大家都在興奮地交談，一起喝著飲料……據統計，與會者絕大部分是黑人，其中又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種和112名白人。
當然，對如此盛大的聚會，當局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以另一種姿態參加會議：這些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站在入口處，目光犀利，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
至於西蘇魯、曼德拉和艾伯特等人，他們相約在距離會場不遠的一間屋子裏，他們不願意失去參加會議的機會，盡管不能親臨現場。雖然他們看不到會議進行的具體情況，但能聽到遠處傳來的口號聲。同時，南非工會大會為他們專門安排了幾名誌願者，來往於他們的所在地和會場之間，傳遞會議的消息。
下午2點，經過與會人員的激烈討論，《自由憲章》正式通過，隨即通過麥克風用英語、科薩語和索托語向代表們宣讀：
我們，南非人民，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屬於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無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凡不是依據全體人民意誌建立的政府，都不能宣稱享有正當的權力；
我們的人民對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賦權利，已被一個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礎上的政府所剝奪；
我們的國家絕不會繁榮或自由，除非我們全體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
隻有一個基於全體人民意誌的民主國家，才能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和信仰，保證所有人民的天賦權利。
因此，我們全體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與兄弟，通過這個《自由憲章》。我們發誓將不惜力量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本憲章所提出的民主變革獲得成功。
這個憲章具有很高的價值，是一個在國內各個方麵進行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提出了“人民統治國家，各民族、人種之間享有平等權利，享有平等的話語權和教育權，國家財富由人民集體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耕種土地應該以人口平均分配。人們將有安全保障、過舒適的生活，人們將有和平和友誼”。
該憲章以慷慨激昂的誓言結束：“我們發誓將不惜力量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本憲章所提出的民主變革獲得成功。”
馬蘭政府的攪局
南非工會大會進行得如火如荼，當局政府有點坐不住了。終於，在會議臨近尾聲時，即6月26日下午，政府“動手”了。
6月26日下午，從會場外突然傳來沉重的列隊行走的皮靴聲。全副武裝的警察們手持衝鋒槍，直奔代表們而去。麵對這一切，與會代表沉著而平靜地唱起了自己的戰歌。
一聲槍響過後，歌聲停止了，警察要求現場的所有人員把手舉起來。現場的人沒有任何騷動，按照警察的要求將手舉起來。大會主席要求人群保持冷靜。
警察拿出搜捕令，上麵顯示“會場形式存在叛國嫌疑”，接下來，警察封鎖了進出口，開始大搜查，包括搜身。
這些警察的工作極其細致，很明顯經過了培訓，他們連標語口號甚至廣告也沒放過。兩張食品攤上的廣告畫成了“戰利品”，上麵寫著“葷湯”和“素湯”。還有一塊招牌也沒逃過警察的眼睛，上麵寫著：朋友們，茶1便士；茶和三明治3便士。這些後來居然都成了法庭上的證據。
當夜幕降臨時，警察們在昏暗的燈光下，從現場帶走了大量“戰利品”，大量文件、宣傳單以及與會者名單。
警察退去之後，代表們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緩緩地退場。整個大會圓滿地結束了。它是一場“壯麗輝煌而又動人心弦的表演”。
後來，曼德拉高度評價了南非工會大會，認為非洲人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礙，實現他們對未來的夢想”。這一在南非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會議所通過的憲章，從此成為南非一切進步力量的行動綱領。
在南非工會大會結束後的3個月內，很多人茶餘飯後都在談論這次大會，宣傳大會上發生的一切，人們很興奮，認為這是一次進步。
然而，3個月後的一個黎明，政府又一次用最蠻橫和卑劣的方法對付民主力量。
1955年9月27日，南非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動開始了。警察根據與會者的名單，發布了幾百份搜查證，不管其身份和國籍，統統對其住處和辦公室進行大搜查，他們的書籍、信件、記錄甚至是日記，所有可能成為叛國、煽動暴動或者是違反法律法規的東西都被帶走。
據統計，至少有600人在辦公室或家裏遭到搜身。馬修斯教授家中珍藏了幾年的關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資料連同他的打字機，一並被裝箱運走了。警察們可不會考慮這些東西的價值，他們看到的隻有證據，一切可能判罪的證據。
麵對當局政府的蠻橫無理，曼德拉清醒地認識到，應該擯棄一切偏見，不分種族、黨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所有民族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
當時，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盧圖利的一年禁令期剛滿，又遭到了更為嚴厲的限製，在政府發布的通報中，要求接下來的2年內艾伯特·盧圖利必須待在封閉落後的農村家裏。艾伯特·盧圖利無法與政府抗衡，隻好接受這一切。
不過，風聲過後，他偷偷地參加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計劃進行新形式的抗議活動。
艾伯特生於黑人基督教家庭，從懂事起就一直和教會形影不離，小學、中學都是在教會學校就讀。耳濡目染之下，他對基督教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基督教的理論也植入他的心中。
後來，他前往納塔爾上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達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選為格魯特維爾酋長，他的家族從他祖父開始就一直擔任酋長職務。
繼任酋長期間，他走訪部落的各個角落，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艱難生活。他無數次親眼看到，在他管轄的地區，白人政府製定的不合理的土地製度以及經濟上的剝削，造成了一係列悲慘情景。這促使他更堅定地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
1946年，他當選為“土著代表議事會”的成員，從1951年開始，任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率領一群有正義感的年輕人堅持鬥爭。在1952年的“蔑視運動”中，他與曼德拉、西蘇魯等人一起，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他所到之處受到人們的歡迎，影響力甚至超過曼德拉。極大的影響力讓他和曼德拉一樣，成為政府黑名單上的一員。
政府為了降低他的影響力，對他發出最後通牒：要麽退出非洲人國民大會，要麽放棄祖魯的格魯特維爾地區酋長職位。
往前一步是不知未來的路，退後一步則是“人間大道”，起碼不用整日奔波、辛苦。在正義感的驅使下，艾伯特毅然選擇了前者，並堅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
他以實際行動極大地鼓舞了當時正在逐漸降溫的“蔑視運動”，人們對他的行為報之以熱烈的歡呼。正是由於他的非凡勇氣和卓越貢獻，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上他才被選為主席。但隨後的多次禁令和個人的健康等原因，使他難以擔任實際領導工作。這樣，副主席曼德拉勇敢地站出來，挑起了這副重擔。
自由憲章
1955年，非洲人國民大會迎來一個好消息，在紐約聯盟神學院做訪問學者的馬修斯教授回國了。回國之後，他參加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內部會議上，他提出建立一個國民議會的建議。所謂的國民議會就是人民代表大會，要代表本國的全體人民，不分種族和膚色，為將來的民主南非草擬出一部自由憲章來。
這個建議和曼德拉的構思是一樣的，這充分說明了這個建議的正確性。
這個建議得到曼德拉的讚同，也得到了艾伯特的讚同。在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開懷大笑，他說：
兩個人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未來藍圖的建議驚人地一致，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大勢所趨……總而言之，我們主要不是獻身於反對某種東西，盡管這是目前形勢強加於我們的。我們是被為了某種東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勵。
這表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要任務並不是破壞，而是建設。
非洲人國民大會關於未來藍圖的倡議，很快就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會、有色人種組織和民主人士大會的響應。有色人種組織和民主人士大會與以往的社會團體有所不同，他們主要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組成的。很明顯，他們代表著一群白人的信仰，他們的出發點很簡單，準備將非洲人當成平等的人來看待。
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這些組織紛紛接受了關於共同籌備人民大會的建議，並在之後不久采取了許多有效的措施。經過商討，決定專門成立一個全國行動委員會，稱為南非工會大會。
南非工會大會包括8個非洲人工會、3個有色人種工會和1個白人工會，南非工會大會的成立，標誌著在遭受政府嚴禁之後，非洲人的社會運動又恢複了活力。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白人與曼德拉等人整天在一起工作，甚至連吃住都在一起。
在這期間，西蘇魯還曾到訪過中國，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交換了意見。
這個委員會一成立，即致函南非國內的各政黨、工會、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建議支持召開人民大會和派代表參加全國行動委員會。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馬蘭政府的總理也收到了一封署名為“南非工會大會”的來信。
為了方便交流，南非工會大會還采用了多種語言發表意向書，其中有英語、祖魯語、科薩語、索托語和阿非裏卡語，共同發表《告南非聯邦全體公民書》。
在種族歧視的南非，一時間很多人都在談論傳單上的種種問題，如“如果你能製定法律的話，你會怎麽辦？你怎樣著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樂園？”同時，各種各樣的回答紛紛被送到了南非工會大會。
人們普遍的回答是抗議《班圖教育法》《通行證法》等新近頒布的幾項法律，同時，這些非洲土著黑人還要求有更多的耕種和放牧設備，要求在議會中擁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
南非工會大會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進行了認真篩選之後，委員會的人員起草了一份《自由憲章》，在人民大會成立前，曼德拉、西蘇魯和其他受禁製的領導人對草稿進行了探討和研究。
這個時候，馬蘭政府適時地出現了，目的直截了當——製造麻煩，如不允許遠道而來的代表們乘坐公共汽車，必須嚴格執行《通行證法》的相關規定等。幸運的是，這並沒有阻止大會召開。
這次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南非工會大會發出了很多宣傳單，宣傳單中還附有一份像詩歌一樣的邀請函，用簡單明了的語言向廣大人民群眾發出了親切的邀請：
我們號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農民們：
我們來說說這片肥沃寬廣的土地
和我們耕耘的狹窄的小塊田
我們來說說沒有土地的兄弟們
和不能上學的孩子們
我們來說說賦稅
我們來說說牲畜
我們來說說饑荒
我們來說說自由
我們號召礦工們
煤礦上、金礦上和鑽石礦上的礦工們
我們來說說
漆黑無邊的礦井
和遠離家人的冷冰冰的草棚
別樣的大會
經過討論，大會決定將南非工會大會的會址選在克裏普敦鎮上一個私人足球場，這算得上是一個新奇的舉動。
克裏普敦是一個人種比較複雜的地方，生活著非洲原始土著人、印度人及有色人種，位於約翰內斯堡西南部大約10英裏的地方。
從籌備大會召開起，負責人就費盡了心思，由於經費緊張，因此要盡可能地減少開支。在夥食方麵，負責人四處搜集各種炊具，四處租用各種道具。
經過2個月的精心準備，第一次南非工會大會終於如期舉行。
1955年6月25日，約3000名代表聚集在足球場，舉行大會。由於政府的管製禁令，很多人不能到場參加，其中包括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艾伯特、西蘇魯、曼德拉和達杜等重要人士。盡管這些人沒有參加，但他們都在幕後關注著這次大會，是這次大會能夠順利召開的重要保證。
會場上非常熱鬧，彩旗招展，標語和宣傳單隨處可見，象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黑、綠、金黃色構成了會場的主色調。
會場成為南非未來的縮影：有非洲土著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這些人無一例外都穿著本民族的服裝，歡慶來之不易的大聚會；有土著農民、有醫生、有律師、有礦工、有基督教徒、有家庭主婦、有仆人。大家都在興奮地交談，一起喝著飲料……據統計，與會者絕大部分是黑人，其中又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種和112名白人。
當然，對如此盛大的聚會，當局政府不可能視而不見。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以另一種姿態參加會議：這些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站在入口處，目光犀利，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
至於西蘇魯、曼德拉和艾伯特等人，他們相約在距離會場不遠的一間屋子裏，他們不願意失去參加會議的機會，盡管不能親臨現場。雖然他們看不到會議進行的具體情況，但能聽到遠處傳來的口號聲。同時，南非工會大會為他們專門安排了幾名誌願者，來往於他們的所在地和會場之間，傳遞會議的消息。
下午2點，經過與會人員的激烈討論，《自由憲章》正式通過，隨即通過麥克風用英語、科薩語和索托語向代表們宣讀：
我們，南非人民，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屬於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無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凡不是依據全體人民意誌建立的政府，都不能宣稱享有正當的權力；
我們的人民對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賦權利，已被一個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礎上的政府所剝奪；
我們的國家絕不會繁榮或自由，除非我們全體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
隻有一個基於全體人民意誌的民主國家，才能不分膚色、種族、性別和信仰，保證所有人民的天賦權利。
因此，我們全體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與兄弟，通過這個《自由憲章》。我們發誓將不惜力量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本憲章所提出的民主變革獲得成功。
這個憲章具有很高的價值，是一個在國內各個方麵進行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它提出了“人民統治國家，各民族、人種之間享有平等權利，享有平等的話語權和教育權，國家財富由人民集體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耕種土地應該以人口平均分配。人們將有安全保障、過舒適的生活，人們將有和平和友誼”。
該憲章以慷慨激昂的誓言結束：“我們發誓將不惜力量和勇氣，共同奮鬥，直到本憲章所提出的民主變革獲得成功。”
馬蘭政府的攪局
南非工會大會進行得如火如荼，當局政府有點坐不住了。終於，在會議臨近尾聲時，即6月26日下午，政府“動手”了。
6月26日下午，從會場外突然傳來沉重的列隊行走的皮靴聲。全副武裝的警察們手持衝鋒槍，直奔代表們而去。麵對這一切，與會代表沉著而平靜地唱起了自己的戰歌。
一聲槍響過後，歌聲停止了，警察要求現場的所有人員把手舉起來。現場的人沒有任何騷動，按照警察的要求將手舉起來。大會主席要求人群保持冷靜。
警察拿出搜捕令，上麵顯示“會場形式存在叛國嫌疑”，接下來，警察封鎖了進出口，開始大搜查，包括搜身。
這些警察的工作極其細致，很明顯經過了培訓，他們連標語口號甚至廣告也沒放過。兩張食品攤上的廣告畫成了“戰利品”，上麵寫著“葷湯”和“素湯”。還有一塊招牌也沒逃過警察的眼睛，上麵寫著：朋友們，茶1便士；茶和三明治3便士。這些後來居然都成了法庭上的證據。
當夜幕降臨時，警察們在昏暗的燈光下，從現場帶走了大量“戰利品”，大量文件、宣傳單以及與會者名單。
警察退去之後，代表們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緩緩地退場。整個大會圓滿地結束了。它是一場“壯麗輝煌而又動人心弦的表演”。
後來，曼德拉高度評價了南非工會大會，認為非洲人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礙，實現他們對未來的夢想”。這一在南非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會議所通過的憲章，從此成為南非一切進步力量的行動綱領。
在南非工會大會結束後的3個月內，很多人茶餘飯後都在談論這次大會，宣傳大會上發生的一切，人們很興奮，認為這是一次進步。
然而，3個月後的一個黎明，政府又一次用最蠻橫和卑劣的方法對付民主力量。
1955年9月27日，南非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動開始了。警察根據與會者的名單，發布了幾百份搜查證，不管其身份和國籍，統統對其住處和辦公室進行大搜查，他們的書籍、信件、記錄甚至是日記，所有可能成為叛國、煽動暴動或者是違反法律法規的東西都被帶走。
據統計，至少有600人在辦公室或家裏遭到搜身。馬修斯教授家中珍藏了幾年的關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資料連同他的打字機，一並被裝箱運走了。警察們可不會考慮這些東西的價值，他們看到的隻有證據，一切可能判罪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