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狐仙”、“長仙”之類為主流的“四大門”信仰，可以說是漢族民俗宗教的一種形態，或許還是其典型的形態之一。本文的研究說明，“四大門”之類的信仰是在漢文化深厚及悠遠的背景之下生長及成熟起來的，同時還應指出的是，鄉民社會的人們具有將各種來源不同甚或不同屬性的要素綴合起來，以便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裏建構出民俗宗教的能力。
據日本學者赤鬆智誠和泉靖一早年的調查(75)，赫哲族的薩滿在治病跳神時所請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黃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證據表明，在滿族及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薩滿教文化裏，可能也滲進了類似“四大門”信仰的一些因素。盡管“四大門”信仰的確具有薩滿教的一些屬性，但若仔細分析，集中在中國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黃仙”或“長仙”等為典型特征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態卻也自有其流脈傳承，其與所謂“巫儺文化”和“薩滿文化”兩個譜係(76)的關聯，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諸如清宣統三年石印本的《西安縣誌略》、1919年龍江印刷局鉛印本《龍城舊聞》、1920年鉛印本《璦琿縣誌》、1920年哈爾濱鉛印本《呼蘭縣誌》、1931年鉛印本《義縣誌》、1933年黑龍江通誌局鉛印本《黑龍江誌稿》及1934年鉛印本《莊河縣誌》、1948年鉛印本《海龍縣誌》等等，我們從眾多地方誌的片段記載來看，“四大門”或“五大仙”之類的信仰，確實曾與各地的薩滿教傳承發生過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滲關係。在這些誌書所反映的各個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爺”、“胡三太爺”、“黃三太爺”，將其供於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為狐、黃、白、柳、虺五種的情形；還有將大仙的種類擴及“水獺”、“狼”、“龜”等其他野生動物的情形。既有漢族式的“燒太平香”，又有滿族式的“跳太平神”，還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為期的“跳神會”或“大神節”。對於所有這些不盡相同的體現，我們既應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試圖展示的那樣，將其在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門”之類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經常會被指斥為“迷信”與“淫祀”，“知識階級”不信，“巡警不時捕治”（1921年石印本《鳳城縣誌》），盡管如此，它們“暗中仍屬不少，鄉間尤多”（1926年鉛印本《雙城縣誌》），這說明此類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頑強的生存及變通能力。差不多在綿延斷續地時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今天，我們仍可發現其蛛絲馬跡，在個別地方甚或還能見到其較為完整的形態或體係。回顧曆史，環視現實，研究“四大門”之類民俗宗教的課題，其學術及實踐的價值確實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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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題“四大門：北方民眾生活裏的幾種靈異動物”，係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isa）工作論文（2000.006）；後作為與會論文提交給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田野中的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2月18日，廣州），並收入王建新、劉昭瑞編《地域社會與信仰習俗——立足田野的人類學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頁。
(2) 這批論文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3) 楊堃：《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輯，1948年，第92—102頁。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巴蜀書社，1995年，第261—262頁。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頁。
(4)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5) 周星：《人類學者的“知識”與訪談對象的“知識”》，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頁。
(6) 顧頡剛編：《妙峰山》，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7) 呂威：《民國時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8) 周星：《漢族民俗文化中的諧音象征》，《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1期。
(9)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嶽麓書社，1988年，第483頁。
(11) 李慰祖：《北京附近四大門的禮儀》，輔仁大學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folklore studies，vol. 7，1948年。
(12) 胡堃：《中國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間文學論壇》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與表現》，《中國民間文化》1994年第4期。
(13) 宋兆麟：《巫與巫術》，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4頁。董曉萍：《民俗學導遊》，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4頁。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8頁。洛陽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誌（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頁。
(14)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60頁。葛承雍：《中國傳統風俗與現代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頁。高占祥主編：《論廟會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第195頁。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頁。
(15) 色音：《東北亞的薩滿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9—62頁。
(16) 孟慧英：《薩滿教的精靈世界》，《民族藝術》1999年第2期。
(17) 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第413—414、444—445、470—475頁。
(18) 新鳳霞：《新鳳霞回憶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324頁。
(19) 渡邊欣雄著、周星譯：《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5頁。
(20) 常人春：《老北京風情記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頁。
(21) 愛伯哈德·w. 著、陳建憲譯：《中國文化象征詞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頁。
(22) 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譯：《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61—73頁。
(23) 陳永齡：《平郊村的廟宇宗教》，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畢業論文，1946年。
(24) 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頁。
(25) 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25頁。
(26) 張建新主編：《忻州地區春節民俗祥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頁。
(27) 張福根主編：《定襄民俗雜談》，非正式出版物，1998年，第137—139頁。
(28) 溫幸、薛麥喜主編：《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頁。
(29) 山曼等：《山東民俗》，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第364—366頁。
(30) 周曉明：《慶陽蛇崇拜略論》，司尚德、王舉章編：《伏羲文化論集》，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
(31) 王欽法、宮愛華：《對當前傳統民間信仰習俗重生的文化透視》，《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32)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第417—436頁。
(33)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第398頁。
(34) 單紀蘭：《耿村民間文學中的狐仙故事與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間文學論壇》1991年第6期。
(35) 高丙中：《民間風俗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8—439頁。
(36) 董曉萍、歐達偉：《華北民間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頁。
(37) 洛陽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誌（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3頁。邵文傑總纂：《河南省誌·民俗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350頁。
(38) 潘起：《昔日吉林民間習俗》，吉林省民俗學會、吉林市民間文藝研究會編，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頁。
(39) 王會瑩：《農民的二元型人格與信仰習俗的“複興”——蘭村信仰習調查及思考》，《西北民俗研究通訊》1999年第2期。
(40) 此“出馬”疑為“薩滿”之音轉。
(41) 王光：《醫巫閭山“歪脖老母”信仰習俗調查》，《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
(4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四川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編：《走馬鎮民間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
(43) 葉大兵：《樟湖的蛇王節》，《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44) 繆亞奇：《中國東南部漢族崇蛇習俗的調查和探討》，全國中青年民俗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貴陽，1987年4月。
(45) 吳語區的人們也有吃野蛇的習俗，認為吃野蛇可不生癰。但各地大都認為，不能用金屬器具宰割和烹煮，而要用破瓷片代為刃具才行。
(46) 尹培民：《婁東地區民間信仰習俗》，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編《中國民間文化（第一集）》，學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頁。
(47) 舜娟：《〈白蛇傳〉的優秀續篇》，《民間文藝季刊》1986年第1期。
(48)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頁。
(49) 高丙中：《民間風俗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9頁。
(50) 李誌權口述、許鈺采集紀錄：《老狐仙》，鍾敬文主編：《中國首屆民間文化高級研討班民間文化講演集》，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頁。
(51) 中國民俗學會與河北省民俗學會曾多次聯合組織有關範莊“龍牌會”的學術考察活動，本人曾於1998和1999年先後參加過其中兩次。
(52) 據河北省民俗學會負責人劉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來函告知。
(53) 趙傑、許超主編：《清河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54) 辛集市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紀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頁。
(55) 同上書，第79—83頁。
(56) 河北省武安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武安民間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
(57) 同上。
(58) 此類說法亦見於《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59) 麻國鈞主編：《曆代狐仙傳奇全書》“前言”，農村讀物出版社，1991年。
(60) 見《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61) 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8—9頁。
(62) 《聊齋誌異》卷一《青鳳》有“胡老頭”，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譚隨錄》卷四的“胡叟”，《耳食錄》中的“胡好好”，《南皋筆記》卷三的“胡麗姑”，卷四某來自高麗、自稱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諧音之意。
(63)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99—207頁。
(64) 賀學君：《中國四大傳說》，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65) 施愛東：《與白蛇原型相關的幾則材料》，《民俗》（新三期），中山大學中文係民俗學社，1999年。
(66) 此線索由河北省趙縣大夫莊建泉村的劉英傑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筆者和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東汪村調查該廟會；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樂市何家莊東邊的“伏羲台”，考察了那裏有關“長仙”的民俗。此處所用資料，係二人合作獲得。《四大門》的作者當年曾引以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來說明香壇的布置和香頭下神的儀式，我們在時隔六十多年後依然麵臨幾乎同樣的問題，為了不引起當地信眾的反感而使研究發生阻礙，我們也放棄了以攝影記錄該廟會諸仙神帖和禮拜儀式等場景的嚐試。
(67) 凡書“某仙”者皆有其像，其名稱或漫漶不清，或沒有題寫仙名。
(68) 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們在寧晉縣第二招待所就當地的狐仙傳承做了一些訪談調查。
(69) 信息提供者為周文慶，男，吳家莊人，係在“伏羲台”工作的文物幹部。
(70) 與此類似的“民俗分類”，可能還有“正病”、“邪病”等。可參考郭於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47頁。
(71) 楊念群：《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3頁。
(72) 趙旭東：《鄉土社會中的權威多元與糾紛解決——一個華北村落的法律人類學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
(73) 趙旭東：《鄉土社會中的權威多元與糾紛解決——一個華北村落的法律人類學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
(74) 幾乎相同的文句，亦見於南莊“張爺”廟會上所誦之“路神經”。
(75) 赤鬆智誠、泉靖一：《赫哲族調查報告》（日文），《民族學研究》第4卷第3號，1938年。大間知篤三等著，辻雄二、色音編譯：《北方民族與薩滿文化——中國東北民族的人類學調查》，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76) 曲六藝：《巫儺文化與薩滿文化比較研究》，《民族藝術》1997年第4期。
(77) 有些地方的說法是以“九月九日”為狐仙們的生日。
(78) 據說，日本有的地方也是家家供奉狐狸（稻荷），和“四大門”信仰中的“財神樓”頗為相似。關於“狐仙”與日本“稻荷”信仰及“狐憑”傳承的關係，當另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據日本學者赤鬆智誠和泉靖一早年的調查(75)，赫哲族的薩滿在治病跳神時所請的神，主要就有“胡仙”、“黃仙”和“蟒仙”等。此外也有證據表明，在滿族及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的薩滿教文化裏，可能也滲進了類似“四大門”信仰的一些因素。盡管“四大門”信仰的確具有薩滿教的一些屬性，但若仔細分析，集中在中國北方各地的以信奉“狐仙”、“黃仙”或“長仙”等為典型特征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形態卻也自有其流脈傳承，其與所謂“巫儺文化”和“薩滿文化”兩個譜係(76)的關聯，尚有很多不大清楚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諸如清宣統三年石印本的《西安縣誌略》、1919年龍江印刷局鉛印本《龍城舊聞》、1920年鉛印本《璦琿縣誌》、1920年哈爾濱鉛印本《呼蘭縣誌》、1931年鉛印本《義縣誌》、1933年黑龍江通誌局鉛印本《黑龍江誌稿》及1934年鉛印本《莊河縣誌》、1948年鉛印本《海龍縣誌》等等，我們從眾多地方誌的片段記載來看，“四大門”或“五大仙”之類的信仰，確實曾與各地的薩滿教傳承發生過密切的糅合及深刻的互滲關係。在這些誌書所反映的各個地方，既有信奉“胡大太爺”、“胡三太爺”、“黃三太爺”，將其供於家中的情形；又有“神之所托”，多為狐、黃、白、柳、虺五種的情形；還有將大仙的種類擴及“水獺”、“狼”、“龜”等其他野生動物的情形。既有漢族式的“燒太平香”，又有滿族式的“跳太平神”，還有以三月三日及九月九日(77)為期的“跳神會”或“大神節”。對於所有這些不盡相同的體現，我們既應在各自地域的生活世界中予以理解，也可以像本文也試圖展示的那樣，將其在曆史性的考察和地域研究的比較中予以把握。(78)
“四大門”之類的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經常會被指斥為“迷信”與“淫祀”，“知識階級”不信，“巡警不時捕治”（1921年石印本《鳳城縣誌》），盡管如此，它們“暗中仍屬不少，鄉間尤多”（1926年鉛印本《雙城縣誌》），這說明此類民間信仰或民俗宗教乃具有非常頑強的生存及變通能力。差不多在綿延斷續地時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今天，我們仍可發現其蛛絲馬跡，在個別地方甚或還能見到其較為完整的形態或體係。回顧曆史，環視現實，研究“四大門”之類民俗宗教的課題，其學術及實踐的價值確實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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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題“四大門：北方民眾生活裏的幾種靈異動物”，係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isa）工作論文（2000.006）；後作為與會論文提交給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田野中的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2月18日，廣州），並收入王建新、劉昭瑞編《地域社會與信仰習俗——立足田野的人類學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23—353頁。
(2) 這批論文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3) 楊堃：《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民族學研究集刊》第六輯，1948年，第92—102頁。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巴蜀書社，1995年，第261—262頁。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252頁。
(4)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5) 周星：《人類學者的“知識”與訪談對象的“知識”》，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文化人類學講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9—287頁。
(6) 顧頡剛編：《妙峰山》，中山大學語言曆史研究所印行，1928年。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7) 呂威：《民國時期的妙峰山民俗研究》，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
(8) 周星：《漢族民俗文化中的諧音象征》，《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1期。
(9) 李慰祖：《四大門》，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係學士畢業論文，1941年。
(10)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嶽麓書社，1988年，第483頁。
(11) 李慰祖：《北京附近四大門的禮儀》，輔仁大學museum of oriental ethnology：folklore studies，vol. 7，1948年。
(12) 胡堃：《中國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1期。山民：《狐鼬崇拜初探》，《民間文學論壇》1993第2期。山民：《狐狸信仰形成的文化背景與表現》，《中國民間文化》1994年第4期。
(13) 宋兆麟：《巫與巫術》，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84頁。董曉萍：《民俗學導遊》，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4頁。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8頁。洛陽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誌（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2—353頁。
(14) 烏丙安：《中國民俗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60頁。葛承雍：《中國傳統風俗與現代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頁。高占祥主編：《論廟會文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第195頁。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175—188頁。
(15) 色音：《東北亞的薩滿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9—62頁。
(16) 孟慧英：《薩滿教的精靈世界》，《民族藝術》1999年第2期。
(17) 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第413—414、444—445、470—475頁。
(18) 新鳳霞：《新鳳霞回憶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324頁。
(19) 渡邊欣雄著、周星譯：《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5頁。
(20) 常人春：《老北京風情記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08—110頁。
(21) 愛伯哈德·w. 著、陳建憲譯：《中國文化象征詞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第122—123頁。
(22) 詹姆森·r. d. 著、田小杭等譯：《一個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61—73頁。
(23) 陳永齡：《平郊村的廟宇宗教》，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畢業論文，1946年。
(24) 喬潤令：《山西民俗與山西人》，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頁。
(25) 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25頁。
(26) 張建新主編：《忻州地區春節民俗祥錄》，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頁。
(27) 張福根主編：《定襄民俗雜談》，非正式出版物，1998年，第137—139頁。
(28) 溫幸、薛麥喜主編：《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頁。
(29) 山曼等：《山東民俗》，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第364—366頁。
(30) 周曉明：《慶陽蛇崇拜略論》，司尚德、王舉章編：《伏羲文化論集》，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
(31) 王欽法、宮愛華：《對當前傳統民間信仰習俗重生的文化透視》，《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32)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第417—436頁。
(33) 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第398頁。
(34) 單紀蘭：《耿村民間文學中的狐仙故事與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間文學論壇》1991年第6期。
(35) 高丙中：《民間風俗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8—439頁。
(36) 董曉萍、歐達偉：《華北民間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頁。
(37) 洛陽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誌（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3頁。邵文傑總纂：《河南省誌·民俗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350頁。
(38) 潘起：《昔日吉林民間習俗》，吉林省民俗學會、吉林市民間文藝研究會編，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頁。
(39) 王會瑩：《農民的二元型人格與信仰習俗的“複興”——蘭村信仰習調查及思考》，《西北民俗研究通訊》1999年第2期。
(40) 此“出馬”疑為“薩滿”之音轉。
(41) 王光：《醫巫閭山“歪脖老母”信仰習俗調查》，《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
(4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四川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編：《走馬鎮民間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
(43) 葉大兵：《樟湖的蛇王節》，《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
(44) 繆亞奇：《中國東南部漢族崇蛇習俗的調查和探討》，全國中青年民俗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貴陽，1987年4月。
(45) 吳語區的人們也有吃野蛇的習俗，認為吃野蛇可不生癰。但各地大都認為，不能用金屬器具宰割和烹煮，而要用破瓷片代為刃具才行。
(46) 尹培民：《婁東地區民間信仰習俗》，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編《中國民間文化（第一集）》，學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頁。
(47) 舜娟：《〈白蛇傳〉的優秀續篇》，《民間文藝季刊》1986年第1期。
(48)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頁。
(49) 高丙中：《民間風俗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9頁。
(50) 李誌權口述、許鈺采集紀錄：《老狐仙》，鍾敬文主編：《中國首屆民間文化高級研討班民間文化講演集》，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頁。
(51) 中國民俗學會與河北省民俗學會曾多次聯合組織有關範莊“龍牌會”的學術考察活動，本人曾於1998和1999年先後參加過其中兩次。
(52) 據河北省民俗學會負責人劉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來函告知。
(53) 趙傑、許超主編：《清河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54) 辛集市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紀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頁。
(55) 同上書，第79—83頁。
(56) 河北省武安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武安民間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
(57) 同上。
(58) 此類說法亦見於《閱微草堂筆記》卷七。
(59) 麻國鈞主編：《曆代狐仙傳奇全書》“前言”，農村讀物出版社，1991年。
(60) 見《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61) 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學苑出版社，1994年，第8—9頁。
(62) 《聊齋誌異》卷一《青鳳》有“胡老頭”，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譚隨錄》卷四的“胡叟”，《耳食錄》中的“胡好好”，《南皋筆記》卷三的“胡麗姑”，卷四某來自高麗、自稱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諧音之意。
(63) 李劍國：《中國狐文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第199—207頁。
(64) 賀學君：《中國四大傳說》，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65) 施愛東：《與白蛇原型相關的幾則材料》，《民俗》（新三期），中山大學中文係民俗學社，1999年。
(66) 此線索由河北省趙縣大夫莊建泉村的劉英傑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筆者和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東汪村調查該廟會；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樂市何家莊東邊的“伏羲台”，考察了那裏有關“長仙”的民俗。此處所用資料，係二人合作獲得。《四大門》的作者當年曾引以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來說明香壇的布置和香頭下神的儀式，我們在時隔六十多年後依然麵臨幾乎同樣的問題，為了不引起當地信眾的反感而使研究發生阻礙，我們也放棄了以攝影記錄該廟會諸仙神帖和禮拜儀式等場景的嚐試。
(67) 凡書“某仙”者皆有其像，其名稱或漫漶不清，或沒有題寫仙名。
(68) 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們在寧晉縣第二招待所就當地的狐仙傳承做了一些訪談調查。
(69) 信息提供者為周文慶，男，吳家莊人，係在“伏羲台”工作的文物幹部。
(70) 與此類似的“民俗分類”，可能還有“正病”、“邪病”等。可參考郭於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47頁。
(71) 楊念群：《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3頁。
(72) 趙旭東：《鄉土社會中的權威多元與糾紛解決——一個華北村落的法律人類學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
(73) 趙旭東：《鄉土社會中的權威多元與糾紛解決——一個華北村落的法律人類學考察》，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年。
(74) 幾乎相同的文句，亦見於南莊“張爺”廟會上所誦之“路神經”。
(75) 赤鬆智誠、泉靖一：《赫哲族調查報告》（日文），《民族學研究》第4卷第3號，1938年。大間知篤三等著，辻雄二、色音編譯：《北方民族與薩滿文化——中國東北民族的人類學調查》，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76) 曲六藝：《巫儺文化與薩滿文化比較研究》，《民族藝術》1997年第4期。
(77) 有些地方的說法是以“九月九日”為狐仙們的生日。
(78) 據說，日本有的地方也是家家供奉狐狸（稻荷），和“四大門”信仰中的“財神樓”頗為相似。關於“狐仙”與日本“稻荷”信仰及“狐憑”傳承的關係，當另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