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鄉土社會看成一個靜止的社會不過是為了方便，尤其在和現代社會相比較時，靜止是鄉土社會的特點，但是事實上完全靜止的社會是不存在的，鄉土社會不過比現代社會變得慢而已。說變得慢，主要的意思自是指變動的速率，但是不同的速率也引起了變動方式上的殊異。我在本文裏將討論鄉土社會速率很慢的變動中所形成的變動方式。
我在上麵討論權力的性質時已提出三種方式：一是從社會衝突中所發生的橫暴權力；二是從社會合作中所發生的同意權力；三是從社會繼替中所發生的長老權力。現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種權力，這種權力發生在激烈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中。社會繼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會結構中的流動，社會變遷卻是指社會結構本身的變動。這兩種過程並不是衝突的，而是同時存在的，任何社會決不會有一天突然變出一個和舊有結構完全不同的樣式，所謂社會變遷，不論怎樣快，也是逐步的，所變的，在一個時候說，總是整個結構中的一小部分。因之從這兩種社會過程裏所發生出來的兩種權力也必然同時存在。但是它們的消長卻互相關聯。如果社會變動得慢，長老權力也就更有勢力，變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發生了，長老權力也隨著縮小。
社會結構自身並沒有要變動的需要。有些學者，好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位spengler，把社會結構（文化中的一主要部分）視作有類於有機體，和我們身體一般，有幼壯老衰等階段。我並不願意接受他們的看法，因為我認為社會結構，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來的，是用來從環境裏取得滿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會結構的變動是人要它變的，要它變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複人的需要。好比我們用筆寫字，筆和字都是工具，目的是在想用它們來把我們的意思傳達給別人。如果我們所要傳達的對象是英國人，中文和毛筆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我們得用別的工具——英文和打字機。
這樣說來社會變遷常是發生在舊有社會結構不能應付新環境的時候。新的環境發生了，人們最初遭遇到的是舊方法不能獲得有效的結果，生活上發生了困難。人們不會在沒有發覺舊方法不適用之前就把它放棄的。舊的生活方法有習慣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複人們的需要，它終必會失去人們對它的信仰，守住一個沒有效力的工具是沒有意義的，會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損失。另一方麵，新的方法卻又不是現存的，必須有人發明，或是有人向別種文化去學習，輸入，還得經過試驗，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會變遷的過程。在新舊交替之際，不免有一個惶惑、無所適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心理上充滿著緊張、猶豫和不安。這裏發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這種人可以支配跟從他的群眾，發生了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和橫暴權力並不相同，因為它並不建立在剝削關係之上的；和同意權力又不同，因為它並不是由社會所授權的；和長老權力更不同，因為它並不根據傳統的。它是時勢所造成的，無以名之，名之曰時勢權力。
這種時勢權力在初民社會中常可以看到。在荒原上，人們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環境，他們需要有辦法的人才，那是英雄。在戰爭中，也是非常的局麵，這類英雄也脫穎而出。現代社會又是一個變遷激烈的社會，這種權力也在抬頭了。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要趕緊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表示得也最清楚。我想我們可以從這角度去看蘇聯的權力性質。英美的學者把它歸入橫暴權力的一類裏，因為它形式上是獨裁的；但是從蘇聯人民的立場來看，這種獨裁和沙皇的獨裁卻不一樣，如果我們采用這個時勢權力的概念看去，比較容易了解它的本質了。
這種權力最不發達的是在安定的社會中。鄉土社會，當它的社會結構能答複人們生活的需要時，是一個最容易安定的社會，因之它也是個很少“領袖”和“英雄”的社會。所謂安定是相對的，指變得很慢。如果我單說“很慢”，這句話並不很明朗，一定要說出慢到什麽程度。其實孔子已回答過這問題，他的答案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換一句話來說，社會變遷可以吸收在社會繼替之中的時候，我們可以稱這社會是安定的。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實是維持社會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釋是“無違”，那就是承認長老權力。長老代表傳統，遵守傳統也就可以無違於父之教。但是傳統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時間過程中也會進入長老的地位。如果社會變遷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親子之間，或是兩代之間，不致發生衝突，傳統自身慢慢變，還是可以保持長老的領導權。這種社會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從整個社會看，一個領導的階層如果能追得上社會變遷的速率，這社會也可以避免因社會變遷而發生的混亂。英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羨慕英國能不流血而實行種種富於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忽略了他們所以能這樣的條件。英國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以整個世界的文化來說是處於領導地位，它是工業革命的老家。英國社會中的領導階層卻又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動的，環境變動的速率和領導階層適應變動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發生流血的革命。英國是否能保持這個紀錄，還得看他們是否能保持這種配合。
鄉土社會環境固定，在父死三年之後才改變他的道的速率中，社會變遷也不致引起人事的衝突。在人事範圍中，長老保持他們的權力，子弟們在無違的標準中接受傳統的統治。在這裏不發生“反對”，長老權力也不容忍反對。長老權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對無知，如果所傳遞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沒有反對的必要，如果所傳遞的文化已經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義。“反對”在這種關係裏是不發生的。
老明信片上雲南蒙自的鄉村社會
容忍，甚至獎勵，反對在同意權力中才發生，因為同意權力建立在契約上，執行這權力的人是否遵行契約是一個須隨時加以監督的問題。而且反對，也就是異議，是獲得同意的必要步驟。在橫暴權力之下，沒有反對，隻有反抗，因為反對早就包含在橫暴權力的關係中。因之橫暴權力必需壓製反抗，不能容忍反對。在時勢權力中，反對是發生於對同一問題不同的答案上，但是有時，一個社會不能同時試驗多種不同的方案，於是在不同方案之間發生了爭鬥，也可以稱作“冷仗”，宣傳戰，爭取人民的跟從。為了求功，每一個自信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會感覺到別種方案會分散群眾對自己的方案的注意和擁護，因之產生了不能容忍反對的“思想統製”。在思想爭鬥中，主要的是陣線，反對變成了對壘。
回到長老權力下的鄉土社會說，反對被時間衝淡，成了“注釋”。注釋是維持長老權力的形式而注入變動的內容。在中國的思想史中，除了社會變遷激速的春秋戰國這一個時期，有過百家爭鳴的思想爭鬥的場麵外，自從定於一尊之後，也就在注釋的方式中求和社會的變動謀適應。注釋的變動方式可以引起名實之間發生極大的分離。在長老權力下，傳統的形式是不準反對的，但是隻要表麵上承認這形式，內容卻可以經注釋而改變。結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國舊式家庭中生長的人都明白家長的意誌怎樣在表麵的無違下，事實上被歪曲的。虛偽在這種情境中不但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對而又不切實用的教條或命令隻有加以歪曲，隻留一個麵子。麵子就是表麵的無違。名實之間的距離跟著社會變遷速率而增加。在一個完全固定的社會結構裏不會發生這距離的，但是事實上完全固定的社會並不存在。在變得很慢的社會中發生了長老權力，這種統治不能容忍反對，社會如果加速地變動時，注釋式歪曲原意的辦法也就免不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結果，位與權，名與實，言與行，話與事，理論與現實，全趨向於分離了。
我在上麵討論權力的性質時已提出三種方式：一是從社會衝突中所發生的橫暴權力；二是從社會合作中所發生的同意權力；三是從社會繼替中所發生的長老權力。現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種權力，這種權力發生在激烈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中。社會繼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會結構中的流動，社會變遷卻是指社會結構本身的變動。這兩種過程並不是衝突的，而是同時存在的，任何社會決不會有一天突然變出一個和舊有結構完全不同的樣式，所謂社會變遷，不論怎樣快，也是逐步的，所變的，在一個時候說，總是整個結構中的一小部分。因之從這兩種社會過程裏所發生出來的兩種權力也必然同時存在。但是它們的消長卻互相關聯。如果社會變動得慢，長老權力也就更有勢力，變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現象發生了，長老權力也隨著縮小。
社會結構自身並沒有要變動的需要。有些學者，好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位spengler，把社會結構（文化中的一主要部分）視作有類於有機體，和我們身體一般，有幼壯老衰等階段。我並不願意接受他們的看法，因為我認為社會結構，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來的，是用來從環境裏取得滿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會結構的變動是人要它變的，要它變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複人的需要。好比我們用筆寫字，筆和字都是工具，目的是在想用它們來把我們的意思傳達給別人。如果我們所要傳達的對象是英國人，中文和毛筆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我們得用別的工具——英文和打字機。
這樣說來社會變遷常是發生在舊有社會結構不能應付新環境的時候。新的環境發生了，人們最初遭遇到的是舊方法不能獲得有效的結果，生活上發生了困難。人們不會在沒有發覺舊方法不適用之前就把它放棄的。舊的生活方法有習慣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複人們的需要，它終必會失去人們對它的信仰，守住一個沒有效力的工具是沒有意義的，會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損失。另一方麵，新的方法卻又不是現存的，必須有人發明，或是有人向別種文化去學習，輸入，還得經過試驗，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會變遷的過程。在新舊交替之際，不免有一個惶惑、無所適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心理上充滿著緊張、猶豫和不安。這裏發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這種人可以支配跟從他的群眾，發生了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和橫暴權力並不相同，因為它並不建立在剝削關係之上的；和同意權力又不同，因為它並不是由社會所授權的；和長老權力更不同，因為它並不根據傳統的。它是時勢所造成的，無以名之，名之曰時勢權力。
這種時勢權力在初民社會中常可以看到。在荒原上，人們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環境，他們需要有辦法的人才，那是英雄。在戰爭中，也是非常的局麵，這類英雄也脫穎而出。現代社會又是一個變遷激烈的社會，這種權力也在抬頭了。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要趕緊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表示得也最清楚。我想我們可以從這角度去看蘇聯的權力性質。英美的學者把它歸入橫暴權力的一類裏，因為它形式上是獨裁的；但是從蘇聯人民的立場來看，這種獨裁和沙皇的獨裁卻不一樣，如果我們采用這個時勢權力的概念看去，比較容易了解它的本質了。
這種權力最不發達的是在安定的社會中。鄉土社會，當它的社會結構能答複人們生活的需要時，是一個最容易安定的社會，因之它也是個很少“領袖”和“英雄”的社會。所謂安定是相對的，指變得很慢。如果我單說“很慢”，這句話並不很明朗，一定要說出慢到什麽程度。其實孔子已回答過這問題，他的答案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換一句話來說，社會變遷可以吸收在社會繼替之中的時候，我們可以稱這社會是安定的。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實是維持社會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釋是“無違”，那就是承認長老權力。長老代表傳統，遵守傳統也就可以無違於父之教。但是傳統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時間過程中也會進入長老的地位。如果社會變遷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親子之間，或是兩代之間，不致發生衝突，傳統自身慢慢變，還是可以保持長老的領導權。這種社會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從整個社會看，一個領導的階層如果能追得上社會變遷的速率，這社會也可以避免因社會變遷而發生的混亂。英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羨慕英國能不流血而實行種種富於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忽略了他們所以能這樣的條件。英國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以整個世界的文化來說是處於領導地位，它是工業革命的老家。英國社會中的領導階層卻又是最能適應環境變動的，環境變動的速率和領導階層適應變動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發生流血的革命。英國是否能保持這個紀錄，還得看他們是否能保持這種配合。
鄉土社會環境固定，在父死三年之後才改變他的道的速率中，社會變遷也不致引起人事的衝突。在人事範圍中，長老保持他們的權力，子弟們在無違的標準中接受傳統的統治。在這裏不發生“反對”，長老權力也不容忍反對。長老權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對無知，如果所傳遞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沒有反對的必要，如果所傳遞的文化已經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義。“反對”在這種關係裏是不發生的。
老明信片上雲南蒙自的鄉村社會
容忍，甚至獎勵，反對在同意權力中才發生，因為同意權力建立在契約上，執行這權力的人是否遵行契約是一個須隨時加以監督的問題。而且反對，也就是異議，是獲得同意的必要步驟。在橫暴權力之下，沒有反對，隻有反抗，因為反對早就包含在橫暴權力的關係中。因之橫暴權力必需壓製反抗，不能容忍反對。在時勢權力中，反對是發生於對同一問題不同的答案上，但是有時，一個社會不能同時試驗多種不同的方案，於是在不同方案之間發生了爭鬥，也可以稱作“冷仗”，宣傳戰，爭取人民的跟從。為了求功，每一個自信可以解決問題的人，會感覺到別種方案會分散群眾對自己的方案的注意和擁護，因之產生了不能容忍反對的“思想統製”。在思想爭鬥中，主要的是陣線，反對變成了對壘。
回到長老權力下的鄉土社會說，反對被時間衝淡，成了“注釋”。注釋是維持長老權力的形式而注入變動的內容。在中國的思想史中，除了社會變遷激速的春秋戰國這一個時期，有過百家爭鳴的思想爭鬥的場麵外，自從定於一尊之後，也就在注釋的方式中求和社會的變動謀適應。注釋的變動方式可以引起名實之間發生極大的分離。在長老權力下，傳統的形式是不準反對的，但是隻要表麵上承認這形式，內容卻可以經注釋而改變。結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國舊式家庭中生長的人都明白家長的意誌怎樣在表麵的無違下，事實上被歪曲的。虛偽在這種情境中不但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對而又不切實用的教條或命令隻有加以歪曲，隻留一個麵子。麵子就是表麵的無違。名實之間的距離跟著社會變遷速率而增加。在一個完全固定的社會結構裏不會發生這距離的，但是事實上完全固定的社會並不存在。在變得很慢的社會中發生了長老權力，這種統治不能容忍反對，社會如果加速地變動時，注釋式歪曲原意的辦法也就免不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結果，位與權，名與實，言與行，話與事，理論與現實，全趨向於分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