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故事終[300]
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 作者：瑞·蒙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維特根斯坦到了貝文家,聽天由命地接受了這件事:自己不會再做工作了。挪威之行以來他什麽也沒寫,既然已被迫放棄了在鬆恩峽灣邊居住和工作的想法,他的唯一願望是自己生命裏最後的不事生產的幾個月盡量短些。“眼下我連想一想工作都不行,”他寫信給馬爾科姆,“這無所謂,隻要我別活太久!”
起初貝文夫人有點怕維特根斯坦,尤其在對她算是種折磨的首次見麵後。維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貝文醫生曾邀請他到家裏吃晚飯,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過,維特根斯坦不是喜歡閑聊的人,應當小心地別說任何欠考慮的話。她求穩了,那個晚上的大部分時候都保持沉默。但當維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薩卡之行時,她很有興致地插話:“你能去美國是多麽幸運!”她立即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維特根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幸運,你指什麽?”
不過,維特根斯坦在那兒住了幾天以後,她開始習慣有他在身邊,最終他倆成了親密的朋友。但並非因為他是個特別好相處的客人:
他的要求很高很嚴格,雖然他的喜好很簡單。這是不必說的:他的洗澡水要準備好,他的食物要準時,每天的日程要照一個規律的模式來。
另一件不必說的事,是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不用為任何事付錢——連他留在桌上的購物單上麵、要貝文夫人出門時采購的物品也不用他付錢。這些物品包括食物和書,當然還有每個月“史特裏特和史密斯”的《偵探故事雜誌》。
成了朋友後,維特根斯坦和貝文夫人每天傍晚6點散步至本地小酒館,這是日常規律模式的一部分。貝文夫人回憶說:“我們總是要兩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饒有興味地潑到蜘蛛抱蛋盆栽裏——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實行為。”盡管第一次見他時感覺不佳,但他們之間的談話輕鬆得令她驚訝:“值得說的是,他從不跟我討論或試圖跟我討論我不理解的話題,所以在我們的關係中我從未覺得自己次等或無知。”但這不等於說他所有言談的意思總是明明白白;他最具格言氣質的話也許是對伊麗莎白·安斯康姆的丈夫彼得·吉奇的評論。貝文夫人問維特根斯坦吉奇是怎麽樣的,他鄭重地說:“他讀薩默塞特·毛姆。”
2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給弗拉克:
我病了一段時間,約6星期,每天得躺在床上過一會兒。我不知道何時再去倫敦。如果沒機會再去了,我會讓你知道,你也許能在某個星期天到這兒來看我。
他沒告訴弗拉克自己得了癌症,寫完這封信後不久他的狀況急劇惡化,不太可能再去倫敦見弗拉克了。但是,在這個階段他竟提出這事,說明和這位蓋斯醫院前同事的見麵對他已有多麽重要。
2月末醫生判定,延續維特根斯坦的雌激素和x射線治療不再有意義。這事對他是一種巨大的解脫,即便隨之而來的消息是他頂多隻能指望再活幾個月了。他告訴貝文夫人:“現在我要去工作,就如我以前從未工作過那樣。”值得一提的是,他說對了。在生命餘下的兩個月裏,維特根斯坦寫出了現在的《論確實性》裏一半以上的論述(即編號段落第300—676節),許多人認為,這次他寫出的論述是他全部工作裏能找到的最明白好懂的。
這一工作撿起了維特根斯坦此前對摩爾“對常理的一種辯護”的討論的線頭,但對問題的探究深入得多,思想表達的清晰和簡潔程度也比以往的著作高得多。即便在責怪自己缺少專注力時,他也用了恰當有趣的比喻:“現在我做哲學就像總把東西放錯地方、隻好又去找的老女人:一會兒是她的眼鏡,一會兒是她的鑰匙。”盡管這樣責怪自己,但他毫不懷疑正在寫作的東西是有價值的:“我相信能獨立思考的哲學家會有興趣讀我的筆記。因為,即便我隻是很少射中靶子,他也能辨認出我不停瞄準的目標是什麽。”
他瞄準的目標是,懷疑在那兒變得無意義的地方——那個他認為摩爾射得不準的目標。我們不能懷疑一切,這是真的,但不是出於實際的理由,比如時間不充足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這是真的,是出於內在的、邏輯的理由,即:“無止境的懷疑甚至連懷疑都不是。”但我們並非是靠著以“我知道……”起頭的陳述到達那一止境的。那種陳述隻在“生活之流”中才有使用;在生活之流以外,它們顯得荒謬:
我和一個哲學家坐在花園裏;他一次次地指著我們旁邊的一棵樹,說“我知道那是一棵樹”。其他人來了,聽到了這話,我告訴他們:“這家夥沒有發瘋。我們隻是在做哲學。”
我們在實踐中到達懷疑的止境:“孩子學的不是書存在、扶手椅存在,等等——他們學的是拿書、坐在扶手椅上,等等。”懷疑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實踐,隻有學會了許多不抱懷疑的行為之後才能學這種實踐:“懷疑的和不抱懷疑的行為。有了第二種行為才有第一種行為。”維特根斯坦的論述的著力之處,是使哲學家的注意力從語詞、句子上移開,放到我們使用它們的場合中去,放到賦予它們意義的語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來越接近於說,最終不能描述邏輯?你必須察看語言的實踐,然後你就會看到邏輯。
歌德《浮士德》裏的一句詩概況了他的態度:“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為”),維特根斯坦讚賞地引用了這話,而且也有理由把這話視為《論確實性》的題銘——實際上也可把它視為全部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題銘。
《論確實性》的最後一段論述寫於4月27日——維特根斯坦最後失去意識的前一天。4月27日的前一天是他的62歲生日。他知道這是自己最後一次過生日。貝文夫人送一條電熱毯當禮物,給他時說:“願快樂來日複返”,他死盯著她,回答:“不會有‘複返’了。”第二天晚上,結束和貝文夫人每晚的小酒館之行後,他病得極厲害。從貝文醫生那兒得知自己隻有幾天可活時,他叫道“很好!”28日晚貝文夫人陪著他,告訴他,他在英格蘭的好友第二天過來。失去意識前他對她說:“告訴他們我過了極好的一生。[301]”
第二天,本、安斯康姆、斯麥瑟斯和德魯利聚在貝文家裏陪伴維特根斯坦,直到他去世。斯麥瑟斯帶著康拉德神父來了,但沒人能決定康拉德該不該說出通常對臨終之人說的言辭,並給予他“有條件赦免”[302],直到德魯利想起,維特根斯坦曾說希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為他禱告。事情由此得以決定,他們全都去維特根斯坦的房間,康拉德背誦教儀祈禱文時,他們全都跪下。之後不久貝文醫生宣布他死了。
第二天在劍橋的聖賈爾斯教堂為他舉行了天主教葬禮。之所以決定這麽做,仍然是憑借德魯利的一段記憶。他告訴其他人:
我記得維特根斯坦告訴過我托爾斯泰生活中的一件事。托爾斯泰的一個兄弟去世時,當時是俄國東正教會嚴厲批評者的托爾斯泰叫人請來了教區神父,把他的兄弟照東正教儀式安葬了。“那麽,”維特根斯坦說,“這正是在類似的情況下我要做的。”
德魯利提起這事時,每個人都讚成由一位神父在墓地旁說出每一句通常的羅馬天主教祈禱詞,但德魯利承認:“自那以來我一直為那時我們那麽做是否正確而困擾。”德魯利沒有細講,但他的困擾也許源於這一疑慮:那個托爾斯泰的故事是不是完全適合維特根斯坦的情況。那故事的要點在於,雖然托爾斯泰自己不是東正教會的擁護者,但具有尊重自己兄弟信仰的感情。但在維特根斯坦這裏情況反過來了:擁護天主教信仰的是安斯康姆和斯麥瑟斯,而非維特根斯坦。
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在許多場合說過,在談話和寫作裏都說過,他不能使自己相信天主教徒相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也不踐行天主教儀式。可是,在他的葬禮上舉行一種宗教儀式,這裏麵似乎有某種恰當的東西。因為,以一種具有核心重要性、但又難以定義的方式,他過了虔誠的宗教性的一生。
維特根斯坦去世前幾天德魯利到劍橋探望過他,他對德魯利說:“這不是古怪的嗎:雖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從未發覺自己思索一種‘來生’”。但是,就算維特根斯坦沒思索過來生,他確實想過自己將如何受到審判。死前不久他寫道:
上帝會對我說:“我用你自己的嘴審判你。你自己的行為——當你看到別人做那種行為時——已然令你嫌惡而戰栗。”
維特根斯坦尋覓的與上帝的和解,不是被接回天主教會的臂彎;那是一種倫理上的嚴肅和忠實的狀態,那種狀態甚至將經受住那位最嚴厲的法官的詳盡審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
起初貝文夫人有點怕維特根斯坦,尤其在對她算是種折磨的首次見麵後。維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貝文醫生曾邀請他到家裏吃晚飯,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過,維特根斯坦不是喜歡閑聊的人,應當小心地別說任何欠考慮的話。她求穩了,那個晚上的大部分時候都保持沉默。但當維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薩卡之行時,她很有興致地插話:“你能去美國是多麽幸運!”她立即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維特根斯坦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幸運,你指什麽?”
不過,維特根斯坦在那兒住了幾天以後,她開始習慣有他在身邊,最終他倆成了親密的朋友。但並非因為他是個特別好相處的客人:
他的要求很高很嚴格,雖然他的喜好很簡單。這是不必說的:他的洗澡水要準備好,他的食物要準時,每天的日程要照一個規律的模式來。
另一件不必說的事,是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不用為任何事付錢——連他留在桌上的購物單上麵、要貝文夫人出門時采購的物品也不用他付錢。這些物品包括食物和書,當然還有每個月“史特裏特和史密斯”的《偵探故事雜誌》。
成了朋友後,維特根斯坦和貝文夫人每天傍晚6點散步至本地小酒館,這是日常規律模式的一部分。貝文夫人回憶說:“我們總是要兩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饒有興味地潑到蜘蛛抱蛋盆栽裏——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實行為。”盡管第一次見他時感覺不佳,但他們之間的談話輕鬆得令她驚訝:“值得說的是,他從不跟我討論或試圖跟我討論我不理解的話題,所以在我們的關係中我從未覺得自己次等或無知。”但這不等於說他所有言談的意思總是明明白白;他最具格言氣質的話也許是對伊麗莎白·安斯康姆的丈夫彼得·吉奇的評論。貝文夫人問維特根斯坦吉奇是怎麽樣的,他鄭重地說:“他讀薩默塞特·毛姆。”
2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給弗拉克:
我病了一段時間,約6星期,每天得躺在床上過一會兒。我不知道何時再去倫敦。如果沒機會再去了,我會讓你知道,你也許能在某個星期天到這兒來看我。
他沒告訴弗拉克自己得了癌症,寫完這封信後不久他的狀況急劇惡化,不太可能再去倫敦見弗拉克了。但是,在這個階段他竟提出這事,說明和這位蓋斯醫院前同事的見麵對他已有多麽重要。
2月末醫生判定,延續維特根斯坦的雌激素和x射線治療不再有意義。這事對他是一種巨大的解脫,即便隨之而來的消息是他頂多隻能指望再活幾個月了。他告訴貝文夫人:“現在我要去工作,就如我以前從未工作過那樣。”值得一提的是,他說對了。在生命餘下的兩個月裏,維特根斯坦寫出了現在的《論確實性》裏一半以上的論述(即編號段落第300—676節),許多人認為,這次他寫出的論述是他全部工作裏能找到的最明白好懂的。
這一工作撿起了維特根斯坦此前對摩爾“對常理的一種辯護”的討論的線頭,但對問題的探究深入得多,思想表達的清晰和簡潔程度也比以往的著作高得多。即便在責怪自己缺少專注力時,他也用了恰當有趣的比喻:“現在我做哲學就像總把東西放錯地方、隻好又去找的老女人:一會兒是她的眼鏡,一會兒是她的鑰匙。”盡管這樣責怪自己,但他毫不懷疑正在寫作的東西是有價值的:“我相信能獨立思考的哲學家會有興趣讀我的筆記。因為,即便我隻是很少射中靶子,他也能辨認出我不停瞄準的目標是什麽。”
他瞄準的目標是,懷疑在那兒變得無意義的地方——那個他認為摩爾射得不準的目標。我們不能懷疑一切,這是真的,但不是出於實際的理由,比如時間不充足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這是真的,是出於內在的、邏輯的理由,即:“無止境的懷疑甚至連懷疑都不是。”但我們並非是靠著以“我知道……”起頭的陳述到達那一止境的。那種陳述隻在“生活之流”中才有使用;在生活之流以外,它們顯得荒謬:
我和一個哲學家坐在花園裏;他一次次地指著我們旁邊的一棵樹,說“我知道那是一棵樹”。其他人來了,聽到了這話,我告訴他們:“這家夥沒有發瘋。我們隻是在做哲學。”
我們在實踐中到達懷疑的止境:“孩子學的不是書存在、扶手椅存在,等等——他們學的是拿書、坐在扶手椅上,等等。”懷疑是一種相當特殊的實踐,隻有學會了許多不抱懷疑的行為之後才能學這種實踐:“懷疑的和不抱懷疑的行為。有了第二種行為才有第一種行為。”維特根斯坦的論述的著力之處,是使哲學家的注意力從語詞、句子上移開,放到我們使用它們的場合中去,放到賦予它們意義的語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來越接近於說,最終不能描述邏輯?你必須察看語言的實踐,然後你就會看到邏輯。
歌德《浮士德》裏的一句詩概況了他的態度:“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為”),維特根斯坦讚賞地引用了這話,而且也有理由把這話視為《論確實性》的題銘——實際上也可把它視為全部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題銘。
《論確實性》的最後一段論述寫於4月27日——維特根斯坦最後失去意識的前一天。4月27日的前一天是他的62歲生日。他知道這是自己最後一次過生日。貝文夫人送一條電熱毯當禮物,給他時說:“願快樂來日複返”,他死盯著她,回答:“不會有‘複返’了。”第二天晚上,結束和貝文夫人每晚的小酒館之行後,他病得極厲害。從貝文醫生那兒得知自己隻有幾天可活時,他叫道“很好!”28日晚貝文夫人陪著他,告訴他,他在英格蘭的好友第二天過來。失去意識前他對她說:“告訴他們我過了極好的一生。[301]”
第二天,本、安斯康姆、斯麥瑟斯和德魯利聚在貝文家裏陪伴維特根斯坦,直到他去世。斯麥瑟斯帶著康拉德神父來了,但沒人能決定康拉德該不該說出通常對臨終之人說的言辭,並給予他“有條件赦免”[302],直到德魯利想起,維特根斯坦曾說希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為他禱告。事情由此得以決定,他們全都去維特根斯坦的房間,康拉德背誦教儀祈禱文時,他們全都跪下。之後不久貝文醫生宣布他死了。
第二天在劍橋的聖賈爾斯教堂為他舉行了天主教葬禮。之所以決定這麽做,仍然是憑借德魯利的一段記憶。他告訴其他人:
我記得維特根斯坦告訴過我托爾斯泰生活中的一件事。托爾斯泰的一個兄弟去世時,當時是俄國東正教會嚴厲批評者的托爾斯泰叫人請來了教區神父,把他的兄弟照東正教儀式安葬了。“那麽,”維特根斯坦說,“這正是在類似的情況下我要做的。”
德魯利提起這事時,每個人都讚成由一位神父在墓地旁說出每一句通常的羅馬天主教祈禱詞,但德魯利承認:“自那以來我一直為那時我們那麽做是否正確而困擾。”德魯利沒有細講,但他的困擾也許源於這一疑慮:那個托爾斯泰的故事是不是完全適合維特根斯坦的情況。那故事的要點在於,雖然托爾斯泰自己不是東正教會的擁護者,但具有尊重自己兄弟信仰的感情。但在維特根斯坦這裏情況反過來了:擁護天主教信仰的是安斯康姆和斯麥瑟斯,而非維特根斯坦。
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在許多場合說過,在談話和寫作裏都說過,他不能使自己相信天主教徒相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也不踐行天主教儀式。可是,在他的葬禮上舉行一種宗教儀式,這裏麵似乎有某種恰當的東西。因為,以一種具有核心重要性、但又難以定義的方式,他過了虔誠的宗教性的一生。
維特根斯坦去世前幾天德魯利到劍橋探望過他,他對德魯利說:“這不是古怪的嗎:雖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從未發覺自己思索一種‘來生’”。但是,就算維特根斯坦沒思索過來生,他確實想過自己將如何受到審判。死前不久他寫道:
上帝會對我說:“我用你自己的嘴審判你。你自己的行為——當你看到別人做那種行為時——已然令你嫌惡而戰栗。”
維特根斯坦尋覓的與上帝的和解,不是被接回天主教會的臂彎;那是一種倫理上的嚴肅和忠實的狀態,那種狀態甚至將經受住那位最嚴厲的法官的詳盡審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