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1941—1951
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 作者：瑞·蒙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第二十一章 戰時工作</h2>
戰爭的頭兩年,維特根斯坦談話裏反複出現的一個話題是無法在學術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喪。他發覺在戰爭時期教哲學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對抗戰作出貢獻。通過和牛津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的友誼,他的機會來了。吉爾伯特的兄弟約翰·賴爾是劍橋的醫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0年回到蓋斯醫院幫助預備“空襲”[231]。1941年9月,維特根斯坦寫信給約翰·賴爾,要求去蓋斯醫院見他。賴爾請他吃午飯,他立刻給賴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寫信給妻子,“他穿一件開領綠襯衫,麵孔相當有吸引力。”
我對此很有興趣:當了多年的三一學院教師,他遠未染上別人那樣的習氣,相反那地方的死氣壓倒了他。他對我說:“我覺得如果留在劍橋我會慢慢死掉。我寧可找個快速死掉的機會。”所以他想到一家醫院做某種卑微的體力勞動,當作他的戰時工作;若有必要他願辭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點兒也不想別人議論這事。他想到一個空襲地區工作。工作部準備讓他當雜活工,歸那個幹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覺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數人很不同,如果從事任何運用智力的戰時工作,將是愚蠢的選擇。我今晚寫信告訴了他這個職位的事,但沒試圖刻意說服他。
有一天我一定會帶著他還有一兩個加拿大人來見你。
維特根斯坦顯然不需要刻意的說服,那封信之後大約一個星期他就開始去蓋斯醫院上班了。但不是當雜活工,而是藥房勤務工。
維特根斯坦的職業從劍橋哲學教授變成蓋斯醫院的藥房勤務工,這事他不想讓人議論,約翰·賴爾也尊重他的這個願望;看起來,賴爾沒對蓋斯醫院的任何職員說過新來的勤務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有一件事印證了他的謹慎:直到1958年馬爾科姆的回憶錄出版後,賴爾的好朋友、戰時內部刊物《蓋斯報》的編輯(因此總在搜尋有趣的故事)漢弗萊·歐斯蒙德才知道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呆過。很幸運賴爾保持了沉默,如果《蓋斯報》刊出一篇“著名哲學家在蓋斯醫院”,無疑維特根斯坦會作出極度憤怒的反應。
在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和醫療職工一起在納菲爾德樓吃住。(這事就足以使他區別於醫院的其他勤務工,因為非醫療職工通常住在醫院地界之外,吃飯也是和醫生分開的。)到納菲爾德樓後不久,他在晚餐時受到了醫院的血液病學者r.l.沃特菲爾德醫生的熱情歡迎。沃特菲爾德在劍橋呆過,出席過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被認出來後維特根斯坦臉色刷白,說:“好上帝,別告訴任何人我是誰!”但是,不管是通過沃特菲爾德還是通過別的消息源——盡管《蓋斯報》一直沒抓到這個故事——許多蓋斯醫院的職員完全知道維特根斯坦是誰。知道他是誰的人都稱他“維特根斯坦教授”。
維特根斯坦的勤務工工作是把藥品從藥房分送到病房裏,據約翰·賴爾的妻子米麗亞姆說,他在病房裏建議病人別吃那些藥。他在藥房的上司是s.f.伊澤德先生。後來有人問伊澤德是否記得維特根斯坦當過勤務工,他回答:“是的,記得很清楚。他來這兒工作,在這兒工作了三周之後,他就講解起該如何運作這地方。你看,他是慣於思考的人。”很快他被調到製造實驗室當製藥技師,在實驗室,他的一個職責是為皮膚病科準備拉薩爾軟膏[232]。德魯利到蓋斯醫院看維特根斯坦時一個職員告訴他,以前沒人做出過品質那麽高的拉薩爾軟膏。
到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需要一個朋友。弗朗西斯死了,柯克又去了博內茅斯,他正極其孤獨。他需要某種情感觸摸。“出自你心的一個詞,”1941年8月20日他寫信對羅蘭德·赫特說,“比出自你頭腦的三頁紙對我更有意義!”11月27日:“我不能寫弗朗西斯,你寫的他雖然在一個意義上是真實的,但出於某種原因,與我對他的想法不合拍。”他對赫特講自己在藥房的工作,他一星期掙28先令,工作很艱苦。“我希望我的身體能頂住。我的靈魂非常疲倦,根本不在一個好狀態;我是指,根本不是它應該是的樣子。”“也許,”他加上,“如果我們再見到對方,會對我們有某種幫助。”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他和赫特真要見麵,見的時間要足夠長,這樣的見麵才有意義。在隨後的信裏他強調了在星期天見麵的重要性,那是他唯一不在醫院工作的一天:
不過,如果你不能在某個星期天來,就隻好在工作日了。那樣的話,來晚甚至半個小時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把事情弄糟,這真是很不幸!
“基本上,”他在另一封信裏解釋,“像我們這樣的人,匆忙見麵不是好方案。有可能的話我們應該悠閑地在一起。”當赫特對商議中的見麵顯出一點猶豫時,維特根斯坦告訴他,他們試圖見麵前要等三個月:
既然如你所寫,你發覺自己很難說想見我,為什麽你要見我?我想見想見我的人;如果有一天沒人想見我(那一天也許很快就要來了),我覺得我什麽人都不會見。
他害怕自己的身體不能應付藥房勤務工的活,這是切實的。他現在52歲了,開始顯(而且感覺)老了。“5點左右幹完活,”他告訴赫特,“我非常累,常常幾乎動不了。”不過,如果說他的身體是虛弱的,那麽他的精神在弗朗西斯死後則幾乎崩潰了。他和巴布魯克一家一起過聖誕節——弗朗西斯公寓樓下的伊斯特路的雜貨店是他們家的。那是個悲傷的場合。新年夜他寫信給赫特:
總體上,我感覺孤獨,害怕未來的歲月!……我希望你有一點快樂,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
1942年新年,約翰·賴爾兌現了向妻子許下的承諾,把維特根斯坦帶回蘇塞克斯的家裏見她。幸運地是,他們的兒子、當時14歲的安東尼在日記裏記了那個周末。他的第一印象不是完全正麵的:
7點30分,爸爸和又一個叫做winkenstein[233](是這麽拚的?)的奧地利(?)教授到了。爸爸很累。wink極為生疏——他英語說得不太好,一直在說“我的意思是”,還一直在想說“不可容忍”時說“它的‘可容忍’”[234]。
第二天末,安東尼把維特根斯坦名字的拚得更對一點了,但父親的新朋友仍遠未贏得他的心:
早晨,爸爸、瑪格麗特、山羊們、廷克和我一起散步。結霜了,但是個晴天。witkinstein的早晨是和安置居民戶[235]一起過的。他認為我們對他們極殘酷。
下午我們在爭論中度過——他是個十分討厭的人,每次你說什麽,他都說“不不,那不是要點。”那可能不是他的要點,但那是我們的要點。聽他說話太累人。喝完茶,我帶他四處看看,他懇求我友好地對待那些可憐的小孩——他走得太遠了走到了另一極端——媽媽想要他們做好公民,他想要他們快樂。
賴爾家在蘇塞克斯租了一個農場,“可憐的小孩”是安置戶——兩個來自樸茨茅斯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賴爾夫人接納了他們,這是政治態度的體現。他們加入了她組織的一群為俄國紅十字會織手套的孩子們。雖然她很好地照顧孩子們,但顯然在他們中間施行嚴格的紀律。約翰·賴爾在家時,或家裏有客人時,賴爾一家在一定程度上跟安置戶保持著某種距離——例如在分開的房間吃飯。維特根斯坦在那兒的時候堅持和孩子一起吃飯,從而體現出他對他們的支持和同情。
很容易看出維特根斯坦為什麽喜歡和尊敬約翰·賴爾。和維特根斯坦一樣,賴爾不自在地應付著劍橋的學術生活,顯然,他也和維特根斯坦一樣更喜歡在一家遭空襲的醫院裏工作的危險而非劍橋的“死氣”。在劍橋時他在政治上是活躍的,1940年選舉時,他作為左翼獨立候選人參選。1938年以後他積極地把猶太醫生營救出奧地利和德國(大概因此安東尼·賴爾才說維特根斯坦是“又一個奧地利教授”)。
“空襲”期間供職蓋斯醫院的許多職員都帶著溫暖和感激之情回憶起賴爾的親切。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年輕人,不像賴爾,他們沒經曆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戰爭的經驗。漢弗萊·歐斯蒙德的記憶是典型的——猛烈轟炸時在蓋斯醫院工作的危險,賴爾在幫助職員應付那種危險時帶給人的鼓舞:
數十發火彈朝醫院扔下來,起碼有一打爆炸或沒爆炸的炸彈扔到了醫院的房屋上……在轟炸和接收許多傷亡者的壓力之下,留在蓋斯醫院的不多職員互相非常熟悉……我常常在蓋斯醫院的屋頂上警戒轟炸……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閑談喝茶……我們常在納菲爾德樓的地下室宿營。賴爾是個智慧和聰明的人,對於和我一樣討厭遭到轟炸的人來說,他在第一次世紀大戰的戰壕裏鍛煉出的鎮定是一種很大的支持。
4月份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接受了一次手術,摘掉了困擾他多年的膽結石。出於對英國醫生的不信任(他傾向於相信,若得到恰當的醫治,拉姆塞和斯金納的死都可避免),他堅持在手術時保持清醒。他拒絕全身麻醉,要了塊鏡子放在手術室裏,這樣就能看到發生了什麽。為了幫助他度過這一場肯定很痛苦的折磨,手術時約翰·賴爾全程坐在他身旁,握著他的手。
除了賴爾,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的新朋友更多是技師而非醫生。其中一人是內奧米·威爾金森——她是個放射線技師,賴爾的堂表親。威爾金森小姐經常在醫院裏組織唱機音樂會,維特根斯坦是音樂會的常客。他對唱片的選擇深感興趣,經常很不滿意曲單。由於對音樂的共同興趣,他和威爾金森小姐成了朋友;和他的許多朋友一樣,她也被邀請到裏昂咖啡館喝茶。一次喝茶時她問,他覺得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哲學。對此他考慮了很久才回答:“兩個——其中一個是吉爾伯特·賴爾。”不幸地是他沒說第二個是誰。而且,也許選吉爾伯特·賴爾也隻是說明了,五十多歲的他仍未完全丟掉童年的好禮貌——傾向於說他覺得能取悅別人的話。
在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夢裏,內奧米·威爾金森的唱機音樂會也許是元素之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記下了這個夢:
今晚我夢見:我的姐姐格蕾特送給路易瑟·波麗策爾一樣禮物:一個包。在夢裏我看見那個包,或者不如說隻看到它的鋼鎖,鎖非常大,方形的,做工很好。它看上去像一把人們有時在博物館裏見到的那種複雜的老扣鎖。在這把鎖裏,別的東西之外,有一種機製,通過這種機製鑰匙眼裏傳出“你的格蕾特贈”這幾個詞或類似的話。我琢磨著,這裝置的機製得是什麽樣的,是不是一種唱機,唱片能用哪種材料做,有沒有可能是用鋼做的。
維特根斯坦自己未給出對此夢的解釋,但是,考慮到他那時很注意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此前用過鎖的隱喻來描述弗洛伊德的核心觀念,以及格蕾特是他家人中跟弗洛伊德聯係最密切的,我認為,可以說這個夢是關於夢的解析的。夢似乎說了點什麽,對弗洛伊德著作的熟練運用將使我們能(仿佛是通過弗洛伊德理論的鑰匙孔)聽到夢說的東西,但夢說的東西背後的機製和夢的符號由以建構的材料(無意識)是錯綜複雜的:太複雜了,無法通過弗洛伊德相當粗糙的跟19世紀機械學的類比來理解。
無論如何,這是維特根斯坦1942年夏天跟裏斯的談話的中心論題。他到斯旺西和裏斯在一起,部分是為了在膽結石手術後複原;他倆沿著南威爾士海岸線散步,維特根斯坦極喜愛這事。裏斯是那時很少的一個還活著的維特根斯坦重視的哲學討論夥伴,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他的哲學工作主要集中在數學哲學上,可他和裏斯的談話涉及的卻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解釋的性質。
他強調,是有一個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夢中的意象當作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一種夢的語言,即便做夢者不理解那些符號。我們和解夢者討論夢、並接受其解釋時,這一點可以顯現出來。與此類似,當我們畫了看上去無意義的塗鴉,然後一個分析者問我們問題、追索關聯,我們可能達到一種自己為什麽那麽畫的解釋:“然後我們可以認為那塗鴉是一種寫作、在使用一種語言,雖然沒人理解它”。但是,劃清這種解釋和科學給出的解釋之間的界限,對維特根斯坦是重要的。夢或塗鴉的解釋並非通過應用法則來進行,“實際上沒有任何這樣的法則,這一點在我看來是重要的”。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神話學的共同之處比它和科學的共同之處更多;例如,弗洛伊德未給出這個觀點——焦慮總是重複我們出生時感到的焦慮——的任何證據;不過“這是個具有顯著吸引力的想法”:
它具有神話解釋具有的那種吸引力,神話解釋說,這一切都是在重複以前發生過的事。真的接受或采納這說法時,人們覺得某種東西更清楚和更容易了。
於是,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給出的闡釋是同一血統的。它們提供的不是因果的、機械的理論,而是:
……某種人們傾向於接受並使他們更容易照某些方式行事的東西:使他們覺得某些行為和思考的方式更為自然。他們放棄了一種思考方式,采納了另一種。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時維特根斯坦對裏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一個“弟子”或“追隨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注意力集中在數學哲學上。那時期他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在嚐試改進他在挪威的最後幾個月裏寫的論述,從而改進《哲學研究》裏基於那些論述的章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談數學的論述寫滿了三本筆記本。這些論述和由之編輯出的稿子現已出版:構成了《數學基礎評論》的第四、五、六、七部分。
就其一般要點而言,這些論述和他在此主題上的較早著述是一致的,但其中對數理邏輯的攻擊使用了更挖苦的措辭。這也許是他最具攻擊性的著述。
羅素在“數學和形而上學家”這篇文章裏給出了維特根斯坦的攻擊目標的最完美概括。“現代數學的首要勝利之一,”羅素寫道,“在於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
一切純數學——算術、分析和幾何——都是通過原始邏輯概念的組合而漸次構成的,其命題導出於一般邏輯公理,比如三段論和其他推導規則……因此,形式邏輯學科已表明自己和數學是同一的。
他進而討論無窮小、無限和連續的問題:
在我們的時代,三個人——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不隻提出了這三個問題,還徹底解決了它們。對於熟悉數學的人來說,那些解答是如此清楚,再未留下絲毫的懷疑或困難。這可能是我們的時代值得誇耀的最偉大成就。
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既攻擊這兒勾勒出的對數學的觀念,也攻擊這兒顯露出的對待數學的態度。“為什麽我要費神找出數學是什麽?”在一本蓋斯醫院時期記的筆記本上他問:
因為我們有一門數學,有一種對之的特別觀念,仿佛是一種關於其地位和功能的理想,——而這需要清楚地找出來。
我的任務不是從內部攻擊羅素的邏輯,而是從外部。
那就是說:不是在數學上攻擊它——否則我就是在做數學了——而是攻擊它的地位,它的職責(office)。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形式邏輯並未表明自己和數學同一;說它已然如此:“幾乎像是有人說製作櫃子在於黏合”。數理邏輯也沒向我們最終表明數學是什麽。而是“完全扭曲了數學家和哲學家的思考”。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的工作遠不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成就,就其與其他數學的關係而言,它們是“一種癌變,像是從正常人體中漫無目的和毫無意義地生長出來”。
為了表明邏輯和數學是不同的技術,為了表明數理邏輯的成果並無羅素歸諸其上的重要性(在對無限、連續和無窮小這些概念的理解上),維特根斯坦試用了許多手法;例如,他努力表明,康托爾、戴德金和魏爾斯特拉斯給出的定義並未澄清數學和日常生活裏實際使用的無限、連續和無窮小,而是歪曲了這些概念。
不過,他攻擊的重點在於,努力表明數學裏典型的證明方法和邏輯裏用的證明方法並不類似。邏輯裏的證明是一係列意在確立結論之真的命題。維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與此不同,數學裏的證明是一係列意在確立某一技術之有用的圖畫(pictures)。
例如,他認為沒有理由不把這幅圖畫:
視作乘法交換律——即:(axb)=(bxa)——的一個證明。因為某人可以先如此再那般地看待這幅圖畫,從而看出(5x4)等於(4x5),從而再把交換原則應用到其他一切情況。
這兒絲毫未涉及命題或結論,因此不出現這個問題:若交換律為真,它是關於什麽為真。如果把這種圖畫、而非邏輯公理係統當範例,那麽,就根本沒有理由認為數理邏輯學家已如羅素說的那樣“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在他們的“數學基礎”工作裏,他們不過是畫了一種不同的圖畫,發明了一種不同的技術。
但是,強調圖畫在數學中的作用,意圖不隻在於摧毀對這一學科的某一具體觀念。還在於用一種對數學推理的觀念——一種強調“看出聯係”的作用的觀念——取而代之。為了從上述圖畫出發掌握交換律,我們需要把這個:
和這個看作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能“看出聯係”,這個證明就不使我們確信任何東西。於是,對這個證明的理解,是構成維特根斯坦世界觀基礎的那種理解的一個好例子(就算是個初步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哲學論述一樣,數學證明應當被視作“綜觀之呈現”,此種呈現的目的是生出“端賴於看出聯係的那種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雖然聽上去挺古怪——純數學裏的證明類似於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給出的解釋。維特根斯坦的關切從數學轉向心理學,這件事的線索也許是:他發覺弗洛伊德的“模式(patterns)”比數學家的“圖畫”更有意思。
我們猜想,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進某種模式,那將是維特根斯坦的一種慰藉。
“對於我生活的未來,我不再感到任何希望,”他在1942年4月1日寫道:
仿佛在我麵前除了一段活著的死之外,什麽也沒有。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任何未來,除了一種死寂的未來。沒有朋友,沒有快活。
幾天後:
現在威脅著我的徹底孤立的恐懼令我很遭罪。我看不出自己怎麽能忍受這生活。在我眼裏它是這樣的生活:每天我不得不恐懼那隻帶給我乏味悲哀的夜晚。
在蓋斯醫院他感到必須讓自己忙碌著。“如果你不能在靜止中找到快樂,”他告訴自己,“就在奔跑中找到它!”
但要是我太累了跑不動了呢?“在垮掉之前不要說崩潰。”
像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一樣,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著踏板向前。
“我的不快樂很複雜”,他在5月份寫道,“難以描述。但主要的東西很可能還是孤獨。”
斯金納死後柯克回博內茅斯了,就像對待斯金納那樣,維特根斯坦開始為了收不到柯克的信而焦急。5月27日他記下:
雖然一周前我向他要消息,但十天都沒再聽到k的事情了。我覺得他也許已跟我斷交了。一個悲劇性的念頭!
事實上,柯克在博內茅斯結了婚,從事著一份成功的機械工程職業,而且他再沒見過維特根斯坦。但就柯克而言,沒有什麽要“斷”的。他從未想過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意義上是同性戀,或他們的關係有任何超出師生關係的東西。
在同一則日記裏——仿佛是承認了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寫道:“我遭了許多罪,但明顯我沒有能力從我的生活中學習。我仍然就像許多年前那樣遭罪。我並未更強或更明智。”
蓋斯醫院藥房的年輕同事羅伊·弗拉克的友誼給了他一點安慰——這絕望的孤獨的某種緩和。我們可以推想,維特根斯坦喜愛弗拉克主要是因為他的熱誠和快活的好脾氣。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自己有時著急或躁動,羅伊就對他說,“穩住,教授。”這一點他喜歡。
弗拉克造訪維特根斯坦在納菲爾德樓三樓的房間。和他在劍橋的屋子一樣,那個屋子完全無裝飾;弗拉克吃驚地沒看見任何哲學書,隻看見一堆堆整齊的偵探雜誌。當時弗拉克在學一門函授課程:現代語言;他經常坐在維特根斯坦的房間裏閱讀,維特根斯坦則十分安靜地坐著。那種時候,維特根斯坦為自己每隔一個周末在劍橋作的講座做準備。其他的周末維特根斯坦和弗拉克外出散步,或到動物園,或到哈克尼的維多利亞公園,他們在公園的湖上劃船。
和許多很了解維特根斯坦的人一樣,弗拉克記得維特根斯坦高超的口哨功夫。他回憶,維特根斯坦能用口哨吹交響樂的整段樂章,保留節目是勃拉姆斯的“聖安東尼變奏曲”,若別人吹錯了維特根斯坦就製止他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應該怎樣——藥房同事並不喜歡這種事。
弗拉克的背景和斯金納太不同了。斯金納在萊奇沃思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裏長大,在公立學校和劍橋接受教育;弗拉克則住在東倫敦哈克尼路的救濟房裏,15歲就開始工作。但他們的個人品質在許多方麵是相似的。法妮亞·帕斯卡爾對斯金納的描述同樣可以用到弗拉克身上:
他常常是歡快的,喜歡別人的陪伴。他沒有任何種類的狡詐,而且無法把任何人想成是邪惡的。他能也確實學著更實際點,可是啊,他總是太無私,太不肯出風頭。
和斯金納一樣,弗拉克比維特根斯坦年輕得多——他20出頭,維特根斯坦52歲。不能說和弗拉克的友誼是對斯金納的愛的某種替代,但這是真的:一起工作的18個月裏,弗拉克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裏起到的作用類似於斯金納在劍橋起到的作用。即他給了維特根斯坦某種人的接觸:和弗朗西斯一樣,他也是那種隻要在場就有安撫效果的人。
在後來寫給弗拉克的許多信裏,維特根斯坦對蓋斯醫院的提及帶著暖意,也許還帶著某種傷感的元素:
我很遺憾地聽到蓋斯醫院的氛圍正在變糟。很難想像。[1949年6月8日]
我想知道你寫的是什麽工作新聞。我料想你說的不是他們正在納菲爾德樓前豎起一座我的巨大雕像。是嗎?當然,石頭的紀念物不可能真正顯出我是個多麽出色的人。[1950年12月15日]
弗拉克告訴維特根斯坦,蓋斯醫院為他建的一切雕像都被推倒了,顯然是在回應維特根斯坦信裏的後一個說法。“聽到[這個]我很高興,”維特根斯坦在下一封信裏寫道,“隻要不是以無禮的方式推倒的!”
蓋斯醫院的醫療職員裏,除了約翰·賴爾,唯一贏得維特根斯坦信任和友誼的人似乎是巴茲爾·裏弗——一個對哲學感興趣的年輕醫生(當時30歲出頭)。他從雷吉·沃特菲爾德那兒聽說飯桌上的新成員(裏弗此前覺得此人在醫院醫師中間顯得有趣且很突兀)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便決定試著去結識。於是他開始在吃飯時靠維特根斯坦坐,最終兩人生出了友誼。不過他們的話題幾乎很少轉到哲學上,而是集中在藝術、建築或音樂上,或者是維特根斯坦認識的人,甚或是對飯桌上的某些醫學談話的弗洛伊德式解釋。後來,話題逐漸集中到裏弗自己的工作上,維特根斯坦對之產生了濃厚興趣。
裏弗和同事格蘭特醫生一起在蓋斯醫院醫學研究會的臨床研究部工作。“空襲”早期,轟炸摧毀了這個部的實驗室,格蘭特和裏弗沒法從事原來的研究,便開始研究當時蓋斯醫院接收的大量空襲傷亡人員。他們的目標是熟悉“創傷性休克(wound shock)”——這種病不僅會在戰爭傷亡人員中出現,在任何劇烈外傷的情況下也會出現。
格蘭特和裏弗的最初問題是:盡管對科學文獻作了詳細研究,似乎並沒找到在臨床上確定“創傷性休克”的滿意方法。有些作者根據血濃稠[236](血液中的紅細胞濃度高得反常,人們認為原因是血漿從血液漏到了組織裏)的出現識別這種病,另一些作者視之為一種低血壓、白斑病(skin pallor)和高脈搏的綜合症。因此,在研究的很早期格蘭特就建議應當摒棄“創傷性休克”這個概念,不用這一術語,更詳細地觀察受害人。1941年1月——維特根斯坦到蓋斯醫院前10個月——格蘭特在一份創傷性休克所需觀察的備忘錄裏勾勒了他對這一概念的異議:
近來的空襲傷亡經驗表明,盡管做過那麽多工作,尤其上次戰爭時做過很多工作,但對外傷性或創傷性休克的治療我們知道得還很少。首先,在實踐中“休克”的診斷方法有很大差異。我們還不能預知情況,我們常常對治療有懷疑。此外,由於缺乏診斷的共同基礎,我們不可能評估實際采用的各種治療方法的療效。
因此,有很好的根據認為:最好避免診斷“休克”,而代之以一種對病人的狀態,進展,以及所施治療的精確和完全的記錄。
我覺得,維特根斯坦之所以認為這種處理此問題的極端進路有趣和重要,其原因是很清楚的。格蘭特處理“休克”問題的方式明顯類似於海因裏希·赫茲處理物理學裏“力”的問題的方式。赫茲在《力學原理》裏提出,不應直接給出“力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應這樣處理這問題:不用“力”當基本概念,重述牛頓物理學。終其一生,維特根斯坦把赫茲對此問題的解答視作應如何驅除哲學混亂的完美模型,並頻繁引用——視之為他自己在哲學上的目標——赫茲《力學原理》序言中的這句話:
祛除這些棘手的矛盾之後,就不用回答力之本質的問題;我們的心智不再苦惱,停止問非法的問題。
有意呼應這句話,維特根斯坦寫道:
在我做哲學的方式中,哲學的全部目標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赫茲)。
可以說,格蘭特提出避免診斷“休克”,其全部目標也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但格蘭特的進路未受到普遍的——尤其是軍隊的——歡迎。軍隊輸血部的惠特白上校在一封寫給醫學研究會的信裏如此回應格蘭特的報告:
相當多的導言,其中的一些討論專為抨擊“休克”這個詞。我並未覺得這一點需要如此重的強調。
拋棄上次戰爭中的發現,這麽做並無根據。那些人不是傻瓜……他們至少確立了這個基本事實:血壓的降低是觀察到的一個很穩定的症狀。格蘭特拋棄了上次戰爭時全部寶貴的醫學研究會文獻,因為他們的記錄沒達到他的細節標準。
正如維特根斯坦在和裏弗討論這一項目時意識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構想出的創傷性休克理論,其主要問題不是細節標準不夠,而是用一個不可用的概念運作。他最感興趣的正是“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裏弗記得,他們寫一份年度報告時,維特根斯坦建議把“休克”這個詞顛倒過來印,以強調其不可用。)
鑒於維特根斯坦對這項目表現出的興趣,裏弗把他介紹給了格蘭特醫生,格蘭特立即注意到他對這項研究提出的許多問題和建議的敏銳和切題。1942年對倫敦的猛烈轟炸漸漸停止,這一轟炸曾為格蘭特的小組供給了穩定的研究材料。因此,這個部門開始到別的地方尋覓適合他們觀察的受害人。有兩次他們去了轟炸機指揮部,觀察了許多例在空襲中受傷的機上人員。但推進研究需要更穩定的傷員來源,於是部門準備搬去紐卡斯爾的皇家維多利亞診所,那家醫院的病房接收了大量危重傷員。部門正計劃這次搬遷時,維特根斯坦告訴裏弗他願意跟著部門到紐卡斯爾去。
1942年11月部門搬到了紐卡斯爾。但格蘭特的技術員拒絕前往,格蘭特想起了維特根斯坦對這個項目的興趣,提出把這個職位給他。1943年春天弗拉克已離開蓋斯醫院加入了軍隊,那兒大概沒什麽別的東西令維特根斯坦留戀了。1943年4月,格蘭特寫信對倫敦醫學研究會辦公室的赫拉爾德醫生說:
我跟你說過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教授於4月29日加入部門當實驗助理,試用期一個月。如我和你商量過的,付給他4鎊的周薪。
當藥房勤雜工時他每周隻掙28先令,所以收入大大提高了。一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格蘭特再次寫信給赫拉爾德肯定了這一安排,說“他證明自己很有用。”
從體力勞動到協助研究部的更關乎腦力的工作,這種變化無疑是維特根斯坦歡迎的,不隻是因為他發覺自己有點對付不了勤雜工工作對體力的要求。就在離開蓋斯醫院前,5月17日他寫信對赫特談到思考的價值。“我猜想,”他寫道,“多思考一點,比你現在可能的思考多一點,對你有益處——我希望你的家庭沒妨礙你思考?!如果有人妨礙你,那他那樣做很愚蠢。”赫特此時已離開了沃爾沃斯[237]加入了軍隊。他寫信跟維特根斯坦說過自己和上級的一些問題。“我猜想,”維特根斯坦回複,“那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內在的。”
我是指,他們也許未給予你應得的體麵對待——但你有一種不可靠的傾向。即,你往往是忽冷忽熱忽溫;如果人們有時忽視你的熱情期,把你當作一個仿佛隻是冷淡和溫吞的人對待,那你不必吃驚。
動身去紐卡斯爾前,維特根斯坦在斯旺西和洛什·裏斯一起呆了一陣。在那兒他又拾起了上一個夏天關於弗洛伊德的談話。又一次,他感興趣的是“夢的符號構成了一種語言”這個想法——即這個事實:我們自然地認為夢意謂著某事,即便我們不知道意味著什麽。與此類似,他跟裏斯談起莫斯科大教堂的5個尖頂:“每一個尖頂上有一種不同的弧形。人們強烈感覺到,這些不同的形狀和排列必定意味著某事。”他正討論的問題是弗洛伊德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使我們能解釋夢。他強調,人們想要的不是解析而是闡釋[238]。因此,一種夢的科學理論,也許使(比如說)我們能預測,在對我們描述了夢之後,做夢者將被引得回憶起特定的事——但這種理論甚至都沒觸及問題。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意思的,恰是因為它沒有給出這樣一種科學處理。令我們對夢感到困惑的,不是夢的因果,而是夢的意義。我們想要這樣一種闡釋:它“改變了麵相”,改變了我們由之看待夢的意象的麵相,從而使夢的意象變得有意義。弗洛伊德“夢是願望的滿足”的說法是重要的,因為它“指向了人們想要的那類解釋”,但這說法太一般化了。有些夢明顯是願望的滿足——“例如成人的春夢”。但奇怪的是,那卻正是弗洛伊德忽視的一種夢:
弗洛伊德很一般化地給出了我們所稱的性的解釋。但有趣的是,在他給出的所有夢的記錄裏,直接的性夢例子一個也沒有。可這種夢就像下雨一樣常見。
這一點又聯係到弗洛伊德為所有夢提供一個單一模式的決心:對他來說,夢必須全都是欲念的表達,而不是(例如)恐懼的表達。和哲學理論家一樣,弗洛伊德受到科學方法和“對一般性的渴求”的引誘。不隻有一種夢的類型,也不隻有一種解釋夢中符號的方式。夢的符號確實意味著某事——“顯然和語言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為了理解它們,需要的不是某種夢的一般理論,而是一種多方麵的技巧,類似於(比如說)理解一段音樂時牽扯到的技巧。
4月份,維特根斯坦離開斯旺西到紐卡斯爾加入格蘭特的研究部。部門成員——巴茲爾·裏弗、格蘭特醫生和格蘭特的秘書海倫·安德魯斯小姐——都寄宿在布蘭德林公園的同一棟房子裏,從那一帶到醫院走路即可。那棟房子屬於某個莫法特夫人。安德魯斯小姐回憶維特根斯坦的到來:
莫法特夫人那兒有一個空房間,所以他過來加入我們。那時候我們已住定,適應了不尋常的環境,但w教授並未輕鬆地融入。我們合看一份《曼徹斯特衛報》,不太說話時,他帶著歡快和聊天的情緒下樓吃早飯來了。晚上我們放鬆時,他不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而是喜歡在臥室吃。莫法特夫人嘟嘟囔囔地把他的飯放在一個盤子裏,他下樓來取。(我覺得這做法對格蘭特醫生是無禮的。)
我們有一個煤爐火很旺的起居室,他從沒在那兒和我們共度過一個夜晚。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電影院,但是第二天問起時,他從不記得電影裏的任何事情。他隻是去放鬆。
維特根斯坦來了不久,由於莫法特夫人身體不佳,部門成員不得不離開布蘭德林公園的房子。他們都找了各自的住處,但安德魯斯小姐回憶,“w教授很難找到住的地方,因為他有外國口音,看上去有點衣衫破舊,而且說他是個教授,多數女房東很自然地起了疑心。”
維特根斯坦每天晚上去看一場電影,說明他在紐卡斯爾的工作多麽艱苦,以及他多麽嚴肅地對待這工作。這令人回想起他對德魯利說的話:
你覺得哲學夠難了,但我可以告訴你,跟當一個好建築師的困難相比這算不了什麽。在維也納為我姐姐造房子時,每天收工時我是如此精疲力竭,每天晚上唯一能做的是看一部“片子”。
這一點上的另一跡象是,在蓋斯醫院時他的數學哲學評論寫滿了三本筆記本,但在紐卡斯爾他完全沒寫哲學。他並未讓自己隻限於擔負技術員的職責,而是抱著強烈和積極的興趣思考這項研究背後的東西。雖然格蘭特和裏弗兩人都和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想法並受益,而且鼓勵他對他們工作的興趣,但他們有時發覺,他對研究的投入有點太強烈了。安德魯斯小姐記得,因為部門的工作太艱苦,格蘭特有時提議他們都休息一天,一起沿著哈德良牆[239]散步。她注意到維特根斯坦從未受邀參加這種集體散步,她問格蘭特為什麽把他漏掉了。她得知,若他一起來的話,將毀掉散步的宗旨,因為他“總是在談工作”。
雖然他未受邀請參加“休息日”散步,但格蘭特和裏弗都記得曾多次陪維特根斯坦沿著羅馬牆散步。通常談的是他們的研究,但特別地,維特根斯坦和裏弗常常談更多個人事務。例如,他和裏弗談自己的幼年,提到自己直到4歲才開口說話。他對裏弗說了一則童年記憶,這則記憶他也跟德魯利說過,顯然對他有很大的意義。他說,他家盥洗室裏的一些牆粉從牆上掉下來了,他總是在那圖案裏看到一隻鴨子,但那嚇壞他了:他覺得那看上去是波希在《聖安東尼的誘惑》裏畫的怪物。
裏弗不時向維特根斯坦討教哲學,但維特根斯坦很典型地勸阻他這方麵的興趣。他對裏弗強調,和裏弗自己的醫學專業不同,哲學是絕對無用的,除非你被驅使著去做,否則從事哲學毫無意義。“你在醫學中做著得體的工作,”他告訴裏弗,“滿足於此吧。”“反正,”他又調侃一句,“你太笨了。”不過,有趣的是40年後裏弗說維特根斯坦在兩個重要的方麵影響了他的思考:首先,謹記事物是它們之所是;其次,尋找啟發性的對比,從而理解它們如何是其所是。
這兩個想法都是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中心要點。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想過用巴特勒主教[240]的話“一切東西都是其所是,而不是別的。”當《哲學研究》的題句。啟發性的對比的重要性,不僅位於維特根斯坦的核心概念“端賴於看出聯係的理解”的心髒之處,也被維特根斯坦視為刻畫了自己對哲學的全部貢獻。和他幫格蘭特和裏弗澄清“休克”觀念時做的工作一樣,維特根斯坦和裏弗的談話表明,在討論哲學之外還有更多的施加某種哲學影響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對思考和理解方式的傳授,不是說出其特色是什麽,而是顯出如何能用之澄清觀念。
格蘭特和裏弗都回憶說,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對體現在部門最終報告導言裏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份報告頗有意味地未在主標題裏用“休克”這個詞,而是以《創傷對人的一般效應之觀察》為題。論證的主要思路與格蘭特在1941年1月的最初備忘錄相同,但用了更加強烈的措辭表達“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對休克的診斷似乎更依賴於作出診斷的具體人的個人看法,而非依賴於一般接受的標準。除非熟悉那些看法,否則,被叫到病床邊時,我們不知道會看到什麽。單憑這個名詞並未說明,病人顯出了什麽體征和症狀,病得如何,或需要何種治療。我們能找到的診斷的唯一共同基礎是病人似乎病了。因此,我們被引著丟棄了“休克”這個詞,丟棄了其各種各樣的定義。此後,我們未發覺這個詞在創傷研究中有任何價值;它倒是阻礙了無偏見的觀察,引起了誤解。
無論這段話是不是維特根斯坦寫的,它都產生了一種他希望自己的哲學工作產生的效果——結束掉許多誤導性的研究思路。醫學研究會的1939—1945年報告說,這項工作是在格蘭特領導下做的:
[它]對於以下做法的價值提出了重大懷疑:如此這般地解決“休克”問題,仿佛創傷性“休克”是一個臨床和病理上的單一實體。結果,戰爭初委員會啟動的幾條研究路線被放棄了。
事實上,它的影響是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後期數學哲學工作中希求的影響——陽光對於土豆芽之生長的影響。
格蘭特和裏弗的研究目標主要不是反對在診斷創傷效應時使用“休克”這個詞,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研究發展出的診斷和治療之外找出別的更富成效的診斷和治療。為此,他們需要詳細地觀察創傷的效應。在工作的這個實踐方麵,維特根斯坦的角色是切割冷凍的組織切片、染色,以便檢測出比如說脂肪的存在。他顯然做得很好。
組織學工作以外,格蘭特還請維特根斯坦協助自己研究奇脈[241],即經常出現在創傷嚴重的病人身上的隨著呼吸變化的脈壓。看上去,在這方麵他引入了一種技術創新——發明了一種比他們現有的更好的記錄脈壓的儀器。格蘭特和裏弗都記得這種儀器是一種創新,但都不記得其細節。因此,我們找得到的對這儀器的唯一描述是德魯利給出的,當時他在談自己趁軍中休假到紐卡斯爾看維特根斯坦的日子:
北非戰役結束後,我被調回英格蘭準備參加諾曼底登陸。我有一次離隊休假,到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呆了幾天……他帶我到他在研究部的屋子,給我看他為研究設計的儀器。格蘭特醫生請他研究呼吸(深度和頻率)和脈搏(強度和頻率)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的設計使他能自己當自己的觀測對象,獲得對一個轉鼓的必要追蹤。他對原來的儀器作了幾處改進,結果格蘭特醫生竟說他情願維特根斯坦是生理學家而非哲學家。在向我描述自己迄今得到的成果時,他作了一個典型的評論:“它比你第一眼的感覺複雜許多。”
德魯利的紐卡斯爾之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段有揭示性的談話,顯出維特根斯坦對性的態度的一個有趣變化。看上去,到1943年,維特根斯坦遠不再接受魏寧格的“性和精神不相容”的觀點,而是同情對性行為的這種看法:把性行為視作宗教敬畏的對象。德魯利講到,在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時,兩人趕一班去達勒姆的火車,沿著那兒的河走了走。散步時德魯利對維特根斯坦說起自己在埃及的經曆,尤其是在盧克索見到廟宇的事。他告訴維特根斯坦,雖然看見廟宇是很棒的體驗,但他震驚地發現,一座廟宇的牆上有霍露斯神的浮雕,那神陰莖勃起,正在射精,拿一個碗采集精液。維特根斯坦對這故事的反應有點兒鼓舞人心,他駁斥了德魯利暗含的不讚許:
為什麽在世界裏他們不應該抱著敬畏看待人類種族由之得以延續的行為呢?不是每一種宗教都得有聖奧古斯丁對性的態度。
剛搬到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另一議論的回應甚至含有更輕蔑的坦率。德魯利寫信祝他在新工作上好運,又說希望維特根斯坦交到許多朋友。維特根斯坦回答:
我覺得很明顯你正在變得缺乏思考和愚蠢。你怎麽能想像我可能有“許多朋友”?
雖然說得很刺耳,但這話無疑是真的。維特根斯坦在紐卡斯爾的唯一朋友似乎是巴茲爾·裏弗。他也和格蘭特處得不錯,他倆都對音樂感興趣(格蘭特記得,有一次自己提到不喜歡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的開場,維特根斯坦熱情地表示讚同),但很少有那種感情的溫暖——簡單的人的接觸——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和羅伊·弗拉克分享的那種溫暖。格蘭特過於投入自己的工作,因此做不到這一點。維特根斯坦曾向弗拉克抱怨,劍橋的哲學工作令自己缺乏人與人的接觸;但在紐卡斯爾,正如他寫給諾爾曼·馬爾科姆的信裏流露的,他開始想念自己的劍橋朋友:
我好幾個月份沒有斯麥瑟斯的消息了。我知道他在牛津,但他不寫信給我。——[凱什米·]路易還在劍橋……裏斯還在斯旺西講課……我希望你去看摩爾,希望他身體很健康。[1943年9月11日]
我在這兒感到相當孤獨,也許會想辦法到某個有人和我說話的地方去。比如斯旺西,裏斯在那兒做哲學教師。[1943年12月7日]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念從事他自己工作的環境。投進格蘭特和裏弗的工作裏已然不夠了:
我也惋惜,由於外在和內在的原因我不能做哲學,那是唯一給我真正滿足的工作。沒有別的工作真正令我振奮。我現在極忙,全部時間我的心智都被占據著,但一天結束時我隻感到疲勞和難過。
“內在原因”是,維特根斯坦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在哲學中做出好的工作。他常常——反複地——對裏弗說:“我的腦子已經沒了。”他經常抱著緬懷的渴望談起1913年在挪威的日子:“那時我的心智正火著……但現在它沒了。”“外在原因”是,他在紐卡斯爾所做工作的要求,以及很不如意的住所。他還發覺越來越難以接受跟醫院的低級醫師、醫師持續照麵,他們口無遮攔,常常粗鄙地議論病人;為了諒解年輕醫生對職業壓力的反應,他也越來越需要裏弗的幫助。
也許是因為這些挫折——再加上裏弗的妻子和小寶寶到了紐卡斯爾、裏弗的時間更加有限了——甚至維特根斯坦和裏弗的關係也開始惡化。維特根斯坦從來都是個占有欲強的朋友,他開始要求裏弗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可工作和家庭生活對裏弗的要求限製了他能給的量。他們最終不愉快地分開了。維特根斯坦給裏弗的臨別贈語是:“你並沒有我曾以為的那麽美好。”裏弗則覺得鬆了口氣,不必再給予維特根斯坦要求的情感支持了。
鑒於回到哲學工作的受挫的渴念,以及和裏弗惡化的關係,聽到格蘭特和裏弗要離開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感覺鬆了口氣。此時,他們的研究更強調進一步檢視失血和組織損傷效應的需要,於是有必要接觸比平民生活中可能碰到的更嚴重創傷。因此他們需要到戰場上去進行研究,1943年末,人們準備把他們送去意大利。
格蘭特的繼任者是e.g.拜沃特斯醫生,和格蘭特和裏弗一樣,他此前在倫敦對空襲受害人進行觀察。離開前,格蘭特寫信告訴倫敦醫學研究會總部的a.蘭茲巴羅·湯姆森醫生:
維特根斯坦同意在此期間繼續做實驗室助理,但能呆多久取決於他和拜沃特斯相處得如何。
格蘭特力勸湯姆森,即便維特根斯坦決定離開紐卡斯爾,仍要讓他繼續做研究會的職員:
維特根斯坦把實驗室工作當作對抗戰的貢獻,我告訴過你,他是劍橋的哲學教授。如果他決定在裏弗和我走了以後不能繼續幹下去,那麽若不另行用他,似乎令人遺憾……他有第一流的頭腦,他的生理學知識量令人吃驚。討論問題時他是個極棒的人。在實踐方麵,他是我們很好的實驗室助理;此外,他還自己設計了儀器和實驗,對人的血壓隨呼吸的變化作出了新的觀測。他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但若有合適的條件,他可以是有益和有激勵作用的同事。我猜戰後他將重返劍橋的教授席位。
1944年1月底,格蘭特和裏弗終於動身去意大利了。如我們所見,拜沃特斯到來之前,維特根斯坦正感覺孤獨和沮喪,雖然繼續細心地履行技師職責,但並不打算交際。拜沃特斯回憶:
他拘謹,相當離群:喝咖啡或喝茶談到哲學話題時,他拒絕被拖入。我對此感到失望,但他一絲不苟和盡職盡責地處理為我準備的肺或其他器官的冷凍切片,對此我感到滿意。在我記憶裏他是個謎一般的、不愛交流的、也許相當消沉的人,他喜歡自己房間裏的折疊躺椅勝於一切應酬。
隻呆了3個星期,拜沃特斯就不得不寫信請總部幫忙找個新技術員:
維特根斯坦教授在這兒為格蘭特醫生做組織學工作……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請他用未來3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寫一篇他自己專業(哲學)的論文。
一周後,2月16日,他寫道:
維特根斯坦教授今天離開了我們:他們請他回到劍橋教授席寫一篇哲學論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這篇論文,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
於是,1944年2月16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紐卡斯爾回到劍橋。拜沃特斯信裏提到一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的”、“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的論文,由此我們有理由假定,“他們”指的不是劍橋大學,而是劍橋大學出版社。
1943年9月維特根斯坦接洽過劍橋大學出版社,建議他們把他的新書《哲學研究》和老書《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他是在那年初和尼古拉斯·巴赫金一起讀《邏輯哲學論》時產生這個想法的。他也對裏弗提過這想法,說自己喜歡這個主意:把對《邏輯哲學論》觀點的駁斥和《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1944年1月14日,劍橋大學出版社確定接受這一提議,這事和拜沃特斯第一封信裏的話是一致的:“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然而,和劍橋大學出版社1938年接受的那個較早計劃一樣,這個計劃從未實現。
戰爭的頭兩年,維特根斯坦談話裏反複出現的一個話題是無法在學術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喪。他發覺在戰爭時期教哲學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對抗戰作出貢獻。通過和牛津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的友誼,他的機會來了。吉爾伯特的兄弟約翰·賴爾是劍橋的醫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0年回到蓋斯醫院幫助預備“空襲”[231]。1941年9月,維特根斯坦寫信給約翰·賴爾,要求去蓋斯醫院見他。賴爾請他吃午飯,他立刻給賴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寫信給妻子,“他穿一件開領綠襯衫,麵孔相當有吸引力。”
我對此很有興趣:當了多年的三一學院教師,他遠未染上別人那樣的習氣,相反那地方的死氣壓倒了他。他對我說:“我覺得如果留在劍橋我會慢慢死掉。我寧可找個快速死掉的機會。”所以他想到一家醫院做某種卑微的體力勞動,當作他的戰時工作;若有必要他願辭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點兒也不想別人議論這事。他想到一個空襲地區工作。工作部準備讓他當雜活工,歸那個幹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覺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數人很不同,如果從事任何運用智力的戰時工作,將是愚蠢的選擇。我今晚寫信告訴了他這個職位的事,但沒試圖刻意說服他。
有一天我一定會帶著他還有一兩個加拿大人來見你。
維特根斯坦顯然不需要刻意的說服,那封信之後大約一個星期他就開始去蓋斯醫院上班了。但不是當雜活工,而是藥房勤務工。
維特根斯坦的職業從劍橋哲學教授變成蓋斯醫院的藥房勤務工,這事他不想讓人議論,約翰·賴爾也尊重他的這個願望;看起來,賴爾沒對蓋斯醫院的任何職員說過新來的勤務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有一件事印證了他的謹慎:直到1958年馬爾科姆的回憶錄出版後,賴爾的好朋友、戰時內部刊物《蓋斯報》的編輯(因此總在搜尋有趣的故事)漢弗萊·歐斯蒙德才知道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呆過。很幸運賴爾保持了沉默,如果《蓋斯報》刊出一篇“著名哲學家在蓋斯醫院”,無疑維特根斯坦會作出極度憤怒的反應。
在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和醫療職工一起在納菲爾德樓吃住。(這事就足以使他區別於醫院的其他勤務工,因為非醫療職工通常住在醫院地界之外,吃飯也是和醫生分開的。)到納菲爾德樓後不久,他在晚餐時受到了醫院的血液病學者r.l.沃特菲爾德醫生的熱情歡迎。沃特菲爾德在劍橋呆過,出席過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被認出來後維特根斯坦臉色刷白,說:“好上帝,別告訴任何人我是誰!”但是,不管是通過沃特菲爾德還是通過別的消息源——盡管《蓋斯報》一直沒抓到這個故事——許多蓋斯醫院的職員完全知道維特根斯坦是誰。知道他是誰的人都稱他“維特根斯坦教授”。
維特根斯坦的勤務工工作是把藥品從藥房分送到病房裏,據約翰·賴爾的妻子米麗亞姆說,他在病房裏建議病人別吃那些藥。他在藥房的上司是s.f.伊澤德先生。後來有人問伊澤德是否記得維特根斯坦當過勤務工,他回答:“是的,記得很清楚。他來這兒工作,在這兒工作了三周之後,他就講解起該如何運作這地方。你看,他是慣於思考的人。”很快他被調到製造實驗室當製藥技師,在實驗室,他的一個職責是為皮膚病科準備拉薩爾軟膏[232]。德魯利到蓋斯醫院看維特根斯坦時一個職員告訴他,以前沒人做出過品質那麽高的拉薩爾軟膏。
到蓋斯醫院時維特根斯坦需要一個朋友。弗朗西斯死了,柯克又去了博內茅斯,他正極其孤獨。他需要某種情感觸摸。“出自你心的一個詞,”1941年8月20日他寫信對羅蘭德·赫特說,“比出自你頭腦的三頁紙對我更有意義!”11月27日:“我不能寫弗朗西斯,你寫的他雖然在一個意義上是真實的,但出於某種原因,與我對他的想法不合拍。”他對赫特講自己在藥房的工作,他一星期掙28先令,工作很艱苦。“我希望我的身體能頂住。我的靈魂非常疲倦,根本不在一個好狀態;我是指,根本不是它應該是的樣子。”“也許,”他加上,“如果我們再見到對方,會對我們有某種幫助。”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他和赫特真要見麵,見的時間要足夠長,這樣的見麵才有意義。在隨後的信裏他強調了在星期天見麵的重要性,那是他唯一不在醫院工作的一天:
不過,如果你不能在某個星期天來,就隻好在工作日了。那樣的話,來晚甚至半個小時都是不明智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把事情弄糟,這真是很不幸!
“基本上,”他在另一封信裏解釋,“像我們這樣的人,匆忙見麵不是好方案。有可能的話我們應該悠閑地在一起。”當赫特對商議中的見麵顯出一點猶豫時,維特根斯坦告訴他,他們試圖見麵前要等三個月:
既然如你所寫,你發覺自己很難說想見我,為什麽你要見我?我想見想見我的人;如果有一天沒人想見我(那一天也許很快就要來了),我覺得我什麽人都不會見。
他害怕自己的身體不能應付藥房勤務工的活,這是切實的。他現在52歲了,開始顯(而且感覺)老了。“5點左右幹完活,”他告訴赫特,“我非常累,常常幾乎動不了。”不過,如果說他的身體是虛弱的,那麽他的精神在弗朗西斯死後則幾乎崩潰了。他和巴布魯克一家一起過聖誕節——弗朗西斯公寓樓下的伊斯特路的雜貨店是他們家的。那是個悲傷的場合。新年夜他寫信給赫特:
總體上,我感覺孤獨,害怕未來的歲月!……我希望你有一點快樂,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
1942年新年,約翰·賴爾兌現了向妻子許下的承諾,把維特根斯坦帶回蘇塞克斯的家裏見她。幸運地是,他們的兒子、當時14歲的安東尼在日記裏記了那個周末。他的第一印象不是完全正麵的:
7點30分,爸爸和又一個叫做winkenstein[233](是這麽拚的?)的奧地利(?)教授到了。爸爸很累。wink極為生疏——他英語說得不太好,一直在說“我的意思是”,還一直在想說“不可容忍”時說“它的‘可容忍’”[234]。
第二天末,安東尼把維特根斯坦名字的拚得更對一點了,但父親的新朋友仍遠未贏得他的心:
早晨,爸爸、瑪格麗特、山羊們、廷克和我一起散步。結霜了,但是個晴天。witkinstein的早晨是和安置居民戶[235]一起過的。他認為我們對他們極殘酷。
下午我們在爭論中度過——他是個十分討厭的人,每次你說什麽,他都說“不不,那不是要點。”那可能不是他的要點,但那是我們的要點。聽他說話太累人。喝完茶,我帶他四處看看,他懇求我友好地對待那些可憐的小孩——他走得太遠了走到了另一極端——媽媽想要他們做好公民,他想要他們快樂。
賴爾家在蘇塞克斯租了一個農場,“可憐的小孩”是安置戶——兩個來自樸茨茅斯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賴爾夫人接納了他們,這是政治態度的體現。他們加入了她組織的一群為俄國紅十字會織手套的孩子們。雖然她很好地照顧孩子們,但顯然在他們中間施行嚴格的紀律。約翰·賴爾在家時,或家裏有客人時,賴爾一家在一定程度上跟安置戶保持著某種距離——例如在分開的房間吃飯。維特根斯坦在那兒的時候堅持和孩子一起吃飯,從而體現出他對他們的支持和同情。
很容易看出維特根斯坦為什麽喜歡和尊敬約翰·賴爾。和維特根斯坦一樣,賴爾不自在地應付著劍橋的學術生活,顯然,他也和維特根斯坦一樣更喜歡在一家遭空襲的醫院裏工作的危險而非劍橋的“死氣”。在劍橋時他在政治上是活躍的,1940年選舉時,他作為左翼獨立候選人參選。1938年以後他積極地把猶太醫生營救出奧地利和德國(大概因此安東尼·賴爾才說維特根斯坦是“又一個奧地利教授”)。
“空襲”期間供職蓋斯醫院的許多職員都帶著溫暖和感激之情回憶起賴爾的親切。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年輕人,不像賴爾,他們沒經曆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戰爭的經驗。漢弗萊·歐斯蒙德的記憶是典型的——猛烈轟炸時在蓋斯醫院工作的危險,賴爾在幫助職員應付那種危險時帶給人的鼓舞:
數十發火彈朝醫院扔下來,起碼有一打爆炸或沒爆炸的炸彈扔到了醫院的房屋上……在轟炸和接收許多傷亡者的壓力之下,留在蓋斯醫院的不多職員互相非常熟悉……我常常在蓋斯醫院的屋頂上警戒轟炸……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閑談喝茶……我們常在納菲爾德樓的地下室宿營。賴爾是個智慧和聰明的人,對於和我一樣討厭遭到轟炸的人來說,他在第一次世紀大戰的戰壕裏鍛煉出的鎮定是一種很大的支持。
4月份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接受了一次手術,摘掉了困擾他多年的膽結石。出於對英國醫生的不信任(他傾向於相信,若得到恰當的醫治,拉姆塞和斯金納的死都可避免),他堅持在手術時保持清醒。他拒絕全身麻醉,要了塊鏡子放在手術室裏,這樣就能看到發生了什麽。為了幫助他度過這一場肯定很痛苦的折磨,手術時約翰·賴爾全程坐在他身旁,握著他的手。
除了賴爾,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的新朋友更多是技師而非醫生。其中一人是內奧米·威爾金森——她是個放射線技師,賴爾的堂表親。威爾金森小姐經常在醫院裏組織唱機音樂會,維特根斯坦是音樂會的常客。他對唱片的選擇深感興趣,經常很不滿意曲單。由於對音樂的共同興趣,他和威爾金森小姐成了朋友;和他的許多朋友一樣,她也被邀請到裏昂咖啡館喝茶。一次喝茶時她問,他覺得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哲學。對此他考慮了很久才回答:“兩個——其中一個是吉爾伯特·賴爾。”不幸地是他沒說第二個是誰。而且,也許選吉爾伯特·賴爾也隻是說明了,五十多歲的他仍未完全丟掉童年的好禮貌——傾向於說他覺得能取悅別人的話。
在維特根斯坦的一個夢裏,內奧米·威爾金森的唱機音樂會也許是元素之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記下了這個夢:
今晚我夢見:我的姐姐格蕾特送給路易瑟·波麗策爾一樣禮物:一個包。在夢裏我看見那個包,或者不如說隻看到它的鋼鎖,鎖非常大,方形的,做工很好。它看上去像一把人們有時在博物館裏見到的那種複雜的老扣鎖。在這把鎖裏,別的東西之外,有一種機製,通過這種機製鑰匙眼裏傳出“你的格蕾特贈”這幾個詞或類似的話。我琢磨著,這裝置的機製得是什麽樣的,是不是一種唱機,唱片能用哪種材料做,有沒有可能是用鋼做的。
維特根斯坦自己未給出對此夢的解釋,但是,考慮到他那時很注意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此前用過鎖的隱喻來描述弗洛伊德的核心觀念,以及格蕾特是他家人中跟弗洛伊德聯係最密切的,我認為,可以說這個夢是關於夢的解析的。夢似乎說了點什麽,對弗洛伊德著作的熟練運用將使我們能(仿佛是通過弗洛伊德理論的鑰匙孔)聽到夢說的東西,但夢說的東西背後的機製和夢的符號由以建構的材料(無意識)是錯綜複雜的:太複雜了,無法通過弗洛伊德相當粗糙的跟19世紀機械學的類比來理解。
無論如何,這是維特根斯坦1942年夏天跟裏斯的談話的中心論題。他到斯旺西和裏斯在一起,部分是為了在膽結石手術後複原;他倆沿著南威爾士海岸線散步,維特根斯坦極喜愛這事。裏斯是那時很少的一個還活著的維特根斯坦重視的哲學討論夥伴,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時他的哲學工作主要集中在數學哲學上,可他和裏斯的談話涉及的卻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解釋的性質。
他強調,是有一個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夢中的意象當作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論一種夢的語言,即便做夢者不理解那些符號。我們和解夢者討論夢、並接受其解釋時,這一點可以顯現出來。與此類似,當我們畫了看上去無意義的塗鴉,然後一個分析者問我們問題、追索關聯,我們可能達到一種自己為什麽那麽畫的解釋:“然後我們可以認為那塗鴉是一種寫作、在使用一種語言,雖然沒人理解它”。但是,劃清這種解釋和科學給出的解釋之間的界限,對維特根斯坦是重要的。夢或塗鴉的解釋並非通過應用法則來進行,“實際上沒有任何這樣的法則,這一點在我看來是重要的”。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神話學的共同之處比它和科學的共同之處更多;例如,弗洛伊德未給出這個觀點——焦慮總是重複我們出生時感到的焦慮——的任何證據;不過“這是個具有顯著吸引力的想法”:
它具有神話解釋具有的那種吸引力,神話解釋說,這一切都是在重複以前發生過的事。真的接受或采納這說法時,人們覺得某種東西更清楚和更容易了。
於是,弗洛伊德的解釋和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給出的闡釋是同一血統的。它們提供的不是因果的、機械的理論,而是:
……某種人們傾向於接受並使他們更容易照某些方式行事的東西:使他們覺得某些行為和思考的方式更為自然。他們放棄了一種思考方式,采納了另一種。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時維特根斯坦對裏斯說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一個“弟子”或“追隨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注意力集中在數學哲學上。那時期他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在嚐試改進他在挪威的最後幾個月裏寫的論述,從而改進《哲學研究》裏基於那些論述的章節。在蓋斯醫院工作時他談數學的論述寫滿了三本筆記本。這些論述和由之編輯出的稿子現已出版:構成了《數學基礎評論》的第四、五、六、七部分。
就其一般要點而言,這些論述和他在此主題上的較早著述是一致的,但其中對數理邏輯的攻擊使用了更挖苦的措辭。這也許是他最具攻擊性的著述。
羅素在“數學和形而上學家”這篇文章裏給出了維特根斯坦的攻擊目標的最完美概括。“現代數學的首要勝利之一,”羅素寫道,“在於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
一切純數學——算術、分析和幾何——都是通過原始邏輯概念的組合而漸次構成的,其命題導出於一般邏輯公理,比如三段論和其他推導規則……因此,形式邏輯學科已表明自己和數學是同一的。
他進而討論無窮小、無限和連續的問題:
在我們的時代,三個人——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不隻提出了這三個問題,還徹底解決了它們。對於熟悉數學的人來說,那些解答是如此清楚,再未留下絲毫的懷疑或困難。這可能是我們的時代值得誇耀的最偉大成就。
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既攻擊這兒勾勒出的對數學的觀念,也攻擊這兒顯露出的對待數學的態度。“為什麽我要費神找出數學是什麽?”在一本蓋斯醫院時期記的筆記本上他問:
因為我們有一門數學,有一種對之的特別觀念,仿佛是一種關於其地位和功能的理想,——而這需要清楚地找出來。
我的任務不是從內部攻擊羅素的邏輯,而是從外部。
那就是說:不是在數學上攻擊它——否則我就是在做數學了——而是攻擊它的地位,它的職責(office)。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形式邏輯並未表明自己和數學同一;說它已然如此:“幾乎像是有人說製作櫃子在於黏合”。數理邏輯也沒向我們最終表明數學是什麽。而是“完全扭曲了數學家和哲學家的思考”。魏爾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爾的工作遠不是我們時代的最偉大成就,就其與其他數學的關係而言,它們是“一種癌變,像是從正常人體中漫無目的和毫無意義地生長出來”。
為了表明邏輯和數學是不同的技術,為了表明數理邏輯的成果並無羅素歸諸其上的重要性(在對無限、連續和無窮小這些概念的理解上),維特根斯坦試用了許多手法;例如,他努力表明,康托爾、戴德金和魏爾斯特拉斯給出的定義並未澄清數學和日常生活裏實際使用的無限、連續和無窮小,而是歪曲了這些概念。
不過,他攻擊的重點在於,努力表明數學裏典型的證明方法和邏輯裏用的證明方法並不類似。邏輯裏的證明是一係列意在確立結論之真的命題。維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與此不同,數學裏的證明是一係列意在確立某一技術之有用的圖畫(pictures)。
例如,他認為沒有理由不把這幅圖畫:
視作乘法交換律——即:(axb)=(bxa)——的一個證明。因為某人可以先如此再那般地看待這幅圖畫,從而看出(5x4)等於(4x5),從而再把交換原則應用到其他一切情況。
這兒絲毫未涉及命題或結論,因此不出現這個問題:若交換律為真,它是關於什麽為真。如果把這種圖畫、而非邏輯公理係統當範例,那麽,就根本沒有理由認為數理邏輯學家已如羅素說的那樣“發現了數學真正之所是”。在他們的“數學基礎”工作裏,他們不過是畫了一種不同的圖畫,發明了一種不同的技術。
但是,強調圖畫在數學中的作用,意圖不隻在於摧毀對這一學科的某一具體觀念。還在於用一種對數學推理的觀念——一種強調“看出聯係”的作用的觀念——取而代之。為了從上述圖畫出發掌握交換律,我們需要把這個:
和這個看作一回事:
如果我們不能“看出聯係”,這個證明就不使我們確信任何東西。於是,對這個證明的理解,是構成維特根斯坦世界觀基礎的那種理解的一個好例子(就算是個初步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哲學論述一樣,數學證明應當被視作“綜觀之呈現”,此種呈現的目的是生出“端賴於看出聯係的那種理解”。
在這種意義上——雖然聽上去挺古怪——純數學裏的證明類似於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給出的解釋。維特根斯坦的關切從數學轉向心理學,這件事的線索也許是:他發覺弗洛伊德的“模式(patterns)”比數學家的“圖畫”更有意思。
我們猜想,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進某種模式,那將是維特根斯坦的一種慰藉。
“對於我生活的未來,我不再感到任何希望,”他在1942年4月1日寫道:
仿佛在我麵前除了一段活著的死之外,什麽也沒有。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任何未來,除了一種死寂的未來。沒有朋友,沒有快活。
幾天後:
現在威脅著我的徹底孤立的恐懼令我很遭罪。我看不出自己怎麽能忍受這生活。在我眼裏它是這樣的生活:每天我不得不恐懼那隻帶給我乏味悲哀的夜晚。
在蓋斯醫院他感到必須讓自己忙碌著。“如果你不能在靜止中找到快樂,”他告訴自己,“就在奔跑中找到它!”
但要是我太累了跑不動了呢?“在垮掉之前不要說崩潰。”
像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一樣,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著踏板向前。
“我的不快樂很複雜”,他在5月份寫道,“難以描述。但主要的東西很可能還是孤獨。”
斯金納死後柯克回博內茅斯了,就像對待斯金納那樣,維特根斯坦開始為了收不到柯克的信而焦急。5月27日他記下:
雖然一周前我向他要消息,但十天都沒再聽到k的事情了。我覺得他也許已跟我斷交了。一個悲劇性的念頭!
事實上,柯克在博內茅斯結了婚,從事著一份成功的機械工程職業,而且他再沒見過維特根斯坦。但就柯克而言,沒有什麽要“斷”的。他從未想過維特根斯坦在任何意義上是同性戀,或他們的關係有任何超出師生關係的東西。
在同一則日記裏——仿佛是承認了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寫道:“我遭了許多罪,但明顯我沒有能力從我的生活中學習。我仍然就像許多年前那樣遭罪。我並未更強或更明智。”
蓋斯醫院藥房的年輕同事羅伊·弗拉克的友誼給了他一點安慰——這絕望的孤獨的某種緩和。我們可以推想,維特根斯坦喜愛弗拉克主要是因為他的熱誠和快活的好脾氣。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自己有時著急或躁動,羅伊就對他說,“穩住,教授。”這一點他喜歡。
弗拉克造訪維特根斯坦在納菲爾德樓三樓的房間。和他在劍橋的屋子一樣,那個屋子完全無裝飾;弗拉克吃驚地沒看見任何哲學書,隻看見一堆堆整齊的偵探雜誌。當時弗拉克在學一門函授課程:現代語言;他經常坐在維特根斯坦的房間裏閱讀,維特根斯坦則十分安靜地坐著。那種時候,維特根斯坦為自己每隔一個周末在劍橋作的講座做準備。其他的周末維特根斯坦和弗拉克外出散步,或到動物園,或到哈克尼的維多利亞公園,他們在公園的湖上劃船。
和許多很了解維特根斯坦的人一樣,弗拉克記得維特根斯坦高超的口哨功夫。他回憶,維特根斯坦能用口哨吹交響樂的整段樂章,保留節目是勃拉姆斯的“聖安東尼變奏曲”,若別人吹錯了維特根斯坦就製止他們,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們應該怎樣——藥房同事並不喜歡這種事。
弗拉克的背景和斯金納太不同了。斯金納在萊奇沃思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裏長大,在公立學校和劍橋接受教育;弗拉克則住在東倫敦哈克尼路的救濟房裏,15歲就開始工作。但他們的個人品質在許多方麵是相似的。法妮亞·帕斯卡爾對斯金納的描述同樣可以用到弗拉克身上:
他常常是歡快的,喜歡別人的陪伴。他沒有任何種類的狡詐,而且無法把任何人想成是邪惡的。他能也確實學著更實際點,可是啊,他總是太無私,太不肯出風頭。
和斯金納一樣,弗拉克比維特根斯坦年輕得多——他20出頭,維特根斯坦52歲。不能說和弗拉克的友誼是對斯金納的愛的某種替代,但這是真的:一起工作的18個月裏,弗拉克在維特根斯坦的生活裏起到的作用類似於斯金納在劍橋起到的作用。即他給了維特根斯坦某種人的接觸:和弗朗西斯一樣,他也是那種隻要在場就有安撫效果的人。
在後來寫給弗拉克的許多信裏,維特根斯坦對蓋斯醫院的提及帶著暖意,也許還帶著某種傷感的元素:
我很遺憾地聽到蓋斯醫院的氛圍正在變糟。很難想像。[1949年6月8日]
我想知道你寫的是什麽工作新聞。我料想你說的不是他們正在納菲爾德樓前豎起一座我的巨大雕像。是嗎?當然,石頭的紀念物不可能真正顯出我是個多麽出色的人。[1950年12月15日]
弗拉克告訴維特根斯坦,蓋斯醫院為他建的一切雕像都被推倒了,顯然是在回應維特根斯坦信裏的後一個說法。“聽到[這個]我很高興,”維特根斯坦在下一封信裏寫道,“隻要不是以無禮的方式推倒的!”
蓋斯醫院的醫療職員裏,除了約翰·賴爾,唯一贏得維特根斯坦信任和友誼的人似乎是巴茲爾·裏弗——一個對哲學感興趣的年輕醫生(當時30歲出頭)。他從雷吉·沃特菲爾德那兒聽說飯桌上的新成員(裏弗此前覺得此人在醫院醫師中間顯得有趣且很突兀)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便決定試著去結識。於是他開始在吃飯時靠維特根斯坦坐,最終兩人生出了友誼。不過他們的話題幾乎很少轉到哲學上,而是集中在藝術、建築或音樂上,或者是維特根斯坦認識的人,甚或是對飯桌上的某些醫學談話的弗洛伊德式解釋。後來,話題逐漸集中到裏弗自己的工作上,維特根斯坦對之產生了濃厚興趣。
裏弗和同事格蘭特醫生一起在蓋斯醫院醫學研究會的臨床研究部工作。“空襲”早期,轟炸摧毀了這個部的實驗室,格蘭特和裏弗沒法從事原來的研究,便開始研究當時蓋斯醫院接收的大量空襲傷亡人員。他們的目標是熟悉“創傷性休克(wound shock)”——這種病不僅會在戰爭傷亡人員中出現,在任何劇烈外傷的情況下也會出現。
格蘭特和裏弗的最初問題是:盡管對科學文獻作了詳細研究,似乎並沒找到在臨床上確定“創傷性休克”的滿意方法。有些作者根據血濃稠[236](血液中的紅細胞濃度高得反常,人們認為原因是血漿從血液漏到了組織裏)的出現識別這種病,另一些作者視之為一種低血壓、白斑病(skin pallor)和高脈搏的綜合症。因此,在研究的很早期格蘭特就建議應當摒棄“創傷性休克”這個概念,不用這一術語,更詳細地觀察受害人。1941年1月——維特根斯坦到蓋斯醫院前10個月——格蘭特在一份創傷性休克所需觀察的備忘錄裏勾勒了他對這一概念的異議:
近來的空襲傷亡經驗表明,盡管做過那麽多工作,尤其上次戰爭時做過很多工作,但對外傷性或創傷性休克的治療我們知道得還很少。首先,在實踐中“休克”的診斷方法有很大差異。我們還不能預知情況,我們常常對治療有懷疑。此外,由於缺乏診斷的共同基礎,我們不可能評估實際采用的各種治療方法的療效。
因此,有很好的根據認為:最好避免診斷“休克”,而代之以一種對病人的狀態,進展,以及所施治療的精確和完全的記錄。
我覺得,維特根斯坦之所以認為這種處理此問題的極端進路有趣和重要,其原因是很清楚的。格蘭特處理“休克”問題的方式明顯類似於海因裏希·赫茲處理物理學裏“力”的問題的方式。赫茲在《力學原理》裏提出,不應直接給出“力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應這樣處理這問題:不用“力”當基本概念,重述牛頓物理學。終其一生,維特根斯坦把赫茲對此問題的解答視作應如何驅除哲學混亂的完美模型,並頻繁引用——視之為他自己在哲學上的目標——赫茲《力學原理》序言中的這句話:
祛除這些棘手的矛盾之後,就不用回答力之本質的問題;我們的心智不再苦惱,停止問非法的問題。
有意呼應這句話,維特根斯坦寫道:
在我做哲學的方式中,哲學的全部目標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赫茲)。
可以說,格蘭特提出避免診斷“休克”,其全部目標也是:“給出某種形式的表達,從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但格蘭特的進路未受到普遍的——尤其是軍隊的——歡迎。軍隊輸血部的惠特白上校在一封寫給醫學研究會的信裏如此回應格蘭特的報告:
相當多的導言,其中的一些討論專為抨擊“休克”這個詞。我並未覺得這一點需要如此重的強調。
拋棄上次戰爭中的發現,這麽做並無根據。那些人不是傻瓜……他們至少確立了這個基本事實:血壓的降低是觀察到的一個很穩定的症狀。格蘭特拋棄了上次戰爭時全部寶貴的醫學研究會文獻,因為他們的記錄沒達到他的細節標準。
正如維特根斯坦在和裏弗討論這一項目時意識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構想出的創傷性休克理論,其主要問題不是細節標準不夠,而是用一個不可用的概念運作。他最感興趣的正是“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裏弗記得,他們寫一份年度報告時,維特根斯坦建議把“休克”這個詞顛倒過來印,以強調其不可用。)
鑒於維特根斯坦對這項目表現出的興趣,裏弗把他介紹給了格蘭特醫生,格蘭特立即注意到他對這項研究提出的許多問題和建議的敏銳和切題。1942年對倫敦的猛烈轟炸漸漸停止,這一轟炸曾為格蘭特的小組供給了穩定的研究材料。因此,這個部門開始到別的地方尋覓適合他們觀察的受害人。有兩次他們去了轟炸機指揮部,觀察了許多例在空襲中受傷的機上人員。但推進研究需要更穩定的傷員來源,於是部門準備搬去紐卡斯爾的皇家維多利亞診所,那家醫院的病房接收了大量危重傷員。部門正計劃這次搬遷時,維特根斯坦告訴裏弗他願意跟著部門到紐卡斯爾去。
1942年11月部門搬到了紐卡斯爾。但格蘭特的技術員拒絕前往,格蘭特想起了維特根斯坦對這個項目的興趣,提出把這個職位給他。1943年春天弗拉克已離開蓋斯醫院加入了軍隊,那兒大概沒什麽別的東西令維特根斯坦留戀了。1943年4月,格蘭特寫信對倫敦醫學研究會辦公室的赫拉爾德醫生說:
我跟你說過的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教授於4月29日加入部門當實驗助理,試用期一個月。如我和你商量過的,付給他4鎊的周薪。
當藥房勤雜工時他每周隻掙28先令,所以收入大大提高了。一個月的試用期結束後,格蘭特再次寫信給赫拉爾德肯定了這一安排,說“他證明自己很有用。”
從體力勞動到協助研究部的更關乎腦力的工作,這種變化無疑是維特根斯坦歡迎的,不隻是因為他發覺自己有點對付不了勤雜工工作對體力的要求。就在離開蓋斯醫院前,5月17日他寫信對赫特談到思考的價值。“我猜想,”他寫道,“多思考一點,比你現在可能的思考多一點,對你有益處——我希望你的家庭沒妨礙你思考?!如果有人妨礙你,那他那樣做很愚蠢。”赫特此時已離開了沃爾沃斯[237]加入了軍隊。他寫信跟維特根斯坦說過自己和上級的一些問題。“我猜想,”維特根斯坦回複,“那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內在的。”
我是指,他們也許未給予你應得的體麵對待——但你有一種不可靠的傾向。即,你往往是忽冷忽熱忽溫;如果人們有時忽視你的熱情期,把你當作一個仿佛隻是冷淡和溫吞的人對待,那你不必吃驚。
動身去紐卡斯爾前,維特根斯坦在斯旺西和洛什·裏斯一起呆了一陣。在那兒他又拾起了上一個夏天關於弗洛伊德的談話。又一次,他感興趣的是“夢的符號構成了一種語言”這個想法——即這個事實:我們自然地認為夢意謂著某事,即便我們不知道意味著什麽。與此類似,他跟裏斯談起莫斯科大教堂的5個尖頂:“每一個尖頂上有一種不同的弧形。人們強烈感覺到,這些不同的形狀和排列必定意味著某事。”他正討論的問題是弗洛伊德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使我們能解釋夢。他強調,人們想要的不是解析而是闡釋[238]。因此,一種夢的科學理論,也許使(比如說)我們能預測,在對我們描述了夢之後,做夢者將被引得回憶起特定的事——但這種理論甚至都沒觸及問題。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意思的,恰是因為它沒有給出這樣一種科學處理。令我們對夢感到困惑的,不是夢的因果,而是夢的意義。我們想要這樣一種闡釋:它“改變了麵相”,改變了我們由之看待夢的意象的麵相,從而使夢的意象變得有意義。弗洛伊德“夢是願望的滿足”的說法是重要的,因為它“指向了人們想要的那類解釋”,但這說法太一般化了。有些夢明顯是願望的滿足——“例如成人的春夢”。但奇怪的是,那卻正是弗洛伊德忽視的一種夢:
弗洛伊德很一般化地給出了我們所稱的性的解釋。但有趣的是,在他給出的所有夢的記錄裏,直接的性夢例子一個也沒有。可這種夢就像下雨一樣常見。
這一點又聯係到弗洛伊德為所有夢提供一個單一模式的決心:對他來說,夢必須全都是欲念的表達,而不是(例如)恐懼的表達。和哲學理論家一樣,弗洛伊德受到科學方法和“對一般性的渴求”的引誘。不隻有一種夢的類型,也不隻有一種解釋夢中符號的方式。夢的符號確實意味著某事——“顯然和語言有某種相似之處”——但是為了理解它們,需要的不是某種夢的一般理論,而是一種多方麵的技巧,類似於(比如說)理解一段音樂時牽扯到的技巧。
4月份,維特根斯坦離開斯旺西到紐卡斯爾加入格蘭特的研究部。部門成員——巴茲爾·裏弗、格蘭特醫生和格蘭特的秘書海倫·安德魯斯小姐——都寄宿在布蘭德林公園的同一棟房子裏,從那一帶到醫院走路即可。那棟房子屬於某個莫法特夫人。安德魯斯小姐回憶維特根斯坦的到來:
莫法特夫人那兒有一個空房間,所以他過來加入我們。那時候我們已住定,適應了不尋常的環境,但w教授並未輕鬆地融入。我們合看一份《曼徹斯特衛報》,不太說話時,他帶著歡快和聊天的情緒下樓吃早飯來了。晚上我們放鬆時,他不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而是喜歡在臥室吃。莫法特夫人嘟嘟囔囔地把他的飯放在一個盤子裏,他下樓來取。(我覺得這做法對格蘭特醫生是無禮的。)
我們有一個煤爐火很旺的起居室,他從沒在那兒和我們共度過一個夜晚。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電影院,但是第二天問起時,他從不記得電影裏的任何事情。他隻是去放鬆。
維特根斯坦來了不久,由於莫法特夫人身體不佳,部門成員不得不離開布蘭德林公園的房子。他們都找了各自的住處,但安德魯斯小姐回憶,“w教授很難找到住的地方,因為他有外國口音,看上去有點衣衫破舊,而且說他是個教授,多數女房東很自然地起了疑心。”
維特根斯坦每天晚上去看一場電影,說明他在紐卡斯爾的工作多麽艱苦,以及他多麽嚴肅地對待這工作。這令人回想起他對德魯利說的話:
你覺得哲學夠難了,但我可以告訴你,跟當一個好建築師的困難相比這算不了什麽。在維也納為我姐姐造房子時,每天收工時我是如此精疲力竭,每天晚上唯一能做的是看一部“片子”。
這一點上的另一跡象是,在蓋斯醫院時他的數學哲學評論寫滿了三本筆記本,但在紐卡斯爾他完全沒寫哲學。他並未讓自己隻限於擔負技術員的職責,而是抱著強烈和積極的興趣思考這項研究背後的東西。雖然格蘭特和裏弗兩人都和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想法並受益,而且鼓勵他對他們工作的興趣,但他們有時發覺,他對研究的投入有點太強烈了。安德魯斯小姐記得,因為部門的工作太艱苦,格蘭特有時提議他們都休息一天,一起沿著哈德良牆[239]散步。她注意到維特根斯坦從未受邀參加這種集體散步,她問格蘭特為什麽把他漏掉了。她得知,若他一起來的話,將毀掉散步的宗旨,因為他“總是在談工作”。
雖然他未受邀請參加“休息日”散步,但格蘭特和裏弗都記得曾多次陪維特根斯坦沿著羅馬牆散步。通常談的是他們的研究,但特別地,維特根斯坦和裏弗常常談更多個人事務。例如,他和裏弗談自己的幼年,提到自己直到4歲才開口說話。他對裏弗說了一則童年記憶,這則記憶他也跟德魯利說過,顯然對他有很大的意義。他說,他家盥洗室裏的一些牆粉從牆上掉下來了,他總是在那圖案裏看到一隻鴨子,但那嚇壞他了:他覺得那看上去是波希在《聖安東尼的誘惑》裏畫的怪物。
裏弗不時向維特根斯坦討教哲學,但維特根斯坦很典型地勸阻他這方麵的興趣。他對裏弗強調,和裏弗自己的醫學專業不同,哲學是絕對無用的,除非你被驅使著去做,否則從事哲學毫無意義。“你在醫學中做著得體的工作,”他告訴裏弗,“滿足於此吧。”“反正,”他又調侃一句,“你太笨了。”不過,有趣的是40年後裏弗說維特根斯坦在兩個重要的方麵影響了他的思考:首先,謹記事物是它們之所是;其次,尋找啟發性的對比,從而理解它們如何是其所是。
這兩個想法都是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中心要點。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想過用巴特勒主教[240]的話“一切東西都是其所是,而不是別的。”當《哲學研究》的題句。啟發性的對比的重要性,不僅位於維特根斯坦的核心概念“端賴於看出聯係的理解”的心髒之處,也被維特根斯坦視為刻畫了自己對哲學的全部貢獻。和他幫格蘭特和裏弗澄清“休克”觀念時做的工作一樣,維特根斯坦和裏弗的談話表明,在討論哲學之外還有更多的施加某種哲學影響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對思考和理解方式的傳授,不是說出其特色是什麽,而是顯出如何能用之澄清觀念。
格蘭特和裏弗都回憶說,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對體現在部門最終報告導言裏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份報告頗有意味地未在主標題裏用“休克”這個詞,而是以《創傷對人的一般效應之觀察》為題。論證的主要思路與格蘭特在1941年1月的最初備忘錄相同,但用了更加強烈的措辭表達“對‘休克’這個詞的抨擊”: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對休克的診斷似乎更依賴於作出診斷的具體人的個人看法,而非依賴於一般接受的標準。除非熟悉那些看法,否則,被叫到病床邊時,我們不知道會看到什麽。單憑這個名詞並未說明,病人顯出了什麽體征和症狀,病得如何,或需要何種治療。我們能找到的診斷的唯一共同基礎是病人似乎病了。因此,我們被引著丟棄了“休克”這個詞,丟棄了其各種各樣的定義。此後,我們未發覺這個詞在創傷研究中有任何價值;它倒是阻礙了無偏見的觀察,引起了誤解。
無論這段話是不是維特根斯坦寫的,它都產生了一種他希望自己的哲學工作產生的效果——結束掉許多誤導性的研究思路。醫學研究會的1939—1945年報告說,這項工作是在格蘭特領導下做的:
[它]對於以下做法的價值提出了重大懷疑:如此這般地解決“休克”問題,仿佛創傷性“休克”是一個臨床和病理上的單一實體。結果,戰爭初委員會啟動的幾條研究路線被放棄了。
事實上,它的影響是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後期數學哲學工作中希求的影響——陽光對於土豆芽之生長的影響。
格蘭特和裏弗的研究目標主要不是反對在診斷創傷效應時使用“休克”這個詞,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研究發展出的診斷和治療之外找出別的更富成效的診斷和治療。為此,他們需要詳細地觀察創傷的效應。在工作的這個實踐方麵,維特根斯坦的角色是切割冷凍的組織切片、染色,以便檢測出比如說脂肪的存在。他顯然做得很好。
組織學工作以外,格蘭特還請維特根斯坦協助自己研究奇脈[241],即經常出現在創傷嚴重的病人身上的隨著呼吸變化的脈壓。看上去,在這方麵他引入了一種技術創新——發明了一種比他們現有的更好的記錄脈壓的儀器。格蘭特和裏弗都記得這種儀器是一種創新,但都不記得其細節。因此,我們找得到的對這儀器的唯一描述是德魯利給出的,當時他在談自己趁軍中休假到紐卡斯爾看維特根斯坦的日子:
北非戰役結束後,我被調回英格蘭準備參加諾曼底登陸。我有一次離隊休假,到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呆了幾天……他帶我到他在研究部的屋子,給我看他為研究設計的儀器。格蘭特醫生請他研究呼吸(深度和頻率)和脈搏(強度和頻率)之間的關係。維特根斯坦的設計使他能自己當自己的觀測對象,獲得對一個轉鼓的必要追蹤。他對原來的儀器作了幾處改進,結果格蘭特醫生竟說他情願維特根斯坦是生理學家而非哲學家。在向我描述自己迄今得到的成果時,他作了一個典型的評論:“它比你第一眼的感覺複雜許多。”
德魯利的紐卡斯爾之行也為我們提供了一段有揭示性的談話,顯出維特根斯坦對性的態度的一個有趣變化。看上去,到1943年,維特根斯坦遠不再接受魏寧格的“性和精神不相容”的觀點,而是同情對性行為的這種看法:把性行為視作宗教敬畏的對象。德魯利講到,在紐卡斯爾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時,兩人趕一班去達勒姆的火車,沿著那兒的河走了走。散步時德魯利對維特根斯坦說起自己在埃及的經曆,尤其是在盧克索見到廟宇的事。他告訴維特根斯坦,雖然看見廟宇是很棒的體驗,但他震驚地發現,一座廟宇的牆上有霍露斯神的浮雕,那神陰莖勃起,正在射精,拿一個碗采集精液。維特根斯坦對這故事的反應有點兒鼓舞人心,他駁斥了德魯利暗含的不讚許:
為什麽在世界裏他們不應該抱著敬畏看待人類種族由之得以延續的行為呢?不是每一種宗教都得有聖奧古斯丁對性的態度。
剛搬到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另一議論的回應甚至含有更輕蔑的坦率。德魯利寫信祝他在新工作上好運,又說希望維特根斯坦交到許多朋友。維特根斯坦回答:
我覺得很明顯你正在變得缺乏思考和愚蠢。你怎麽能想像我可能有“許多朋友”?
雖然說得很刺耳,但這話無疑是真的。維特根斯坦在紐卡斯爾的唯一朋友似乎是巴茲爾·裏弗。他也和格蘭特處得不錯,他倆都對音樂感興趣(格蘭特記得,有一次自己提到不喜歡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的開場,維特根斯坦熱情地表示讚同),但很少有那種感情的溫暖——簡單的人的接觸——維特根斯坦在蓋斯醫院和羅伊·弗拉克分享的那種溫暖。格蘭特過於投入自己的工作,因此做不到這一點。維特根斯坦曾向弗拉克抱怨,劍橋的哲學工作令自己缺乏人與人的接觸;但在紐卡斯爾,正如他寫給諾爾曼·馬爾科姆的信裏流露的,他開始想念自己的劍橋朋友:
我好幾個月份沒有斯麥瑟斯的消息了。我知道他在牛津,但他不寫信給我。——[凱什米·]路易還在劍橋……裏斯還在斯旺西講課……我希望你去看摩爾,希望他身體很健康。[1943年9月11日]
我在這兒感到相當孤獨,也許會想辦法到某個有人和我說話的地方去。比如斯旺西,裏斯在那兒做哲學教師。[1943年12月7日]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懷念從事他自己工作的環境。投進格蘭特和裏弗的工作裏已然不夠了:
我也惋惜,由於外在和內在的原因我不能做哲學,那是唯一給我真正滿足的工作。沒有別的工作真正令我振奮。我現在極忙,全部時間我的心智都被占據著,但一天結束時我隻感到疲勞和難過。
“內在原因”是,維特根斯坦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在哲學中做出好的工作。他常常——反複地——對裏弗說:“我的腦子已經沒了。”他經常抱著緬懷的渴望談起1913年在挪威的日子:“那時我的心智正火著……但現在它沒了。”“外在原因”是,他在紐卡斯爾所做工作的要求,以及很不如意的住所。他還發覺越來越難以接受跟醫院的低級醫師、醫師持續照麵,他們口無遮攔,常常粗鄙地議論病人;為了諒解年輕醫生對職業壓力的反應,他也越來越需要裏弗的幫助。
也許是因為這些挫折——再加上裏弗的妻子和小寶寶到了紐卡斯爾、裏弗的時間更加有限了——甚至維特根斯坦和裏弗的關係也開始惡化。維特根斯坦從來都是個占有欲強的朋友,他開始要求裏弗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可工作和家庭生活對裏弗的要求限製了他能給的量。他們最終不愉快地分開了。維特根斯坦給裏弗的臨別贈語是:“你並沒有我曾以為的那麽美好。”裏弗則覺得鬆了口氣,不必再給予維特根斯坦要求的情感支持了。
鑒於回到哲學工作的受挫的渴念,以及和裏弗惡化的關係,聽到格蘭特和裏弗要離開紐卡斯爾時維特根斯坦很可能感覺鬆了口氣。此時,他們的研究更強調進一步檢視失血和組織損傷效應的需要,於是有必要接觸比平民生活中可能碰到的更嚴重創傷。因此他們需要到戰場上去進行研究,1943年末,人們準備把他們送去意大利。
格蘭特的繼任者是e.g.拜沃特斯醫生,和格蘭特和裏弗一樣,他此前在倫敦對空襲受害人進行觀察。離開前,格蘭特寫信告訴倫敦醫學研究會總部的a.蘭茲巴羅·湯姆森醫生:
維特根斯坦同意在此期間繼續做實驗室助理,但能呆多久取決於他和拜沃特斯相處得如何。
格蘭特力勸湯姆森,即便維特根斯坦決定離開紐卡斯爾,仍要讓他繼續做研究會的職員:
維特根斯坦把實驗室工作當作對抗戰的貢獻,我告訴過你,他是劍橋的哲學教授。如果他決定在裏弗和我走了以後不能繼續幹下去,那麽若不另行用他,似乎令人遺憾……他有第一流的頭腦,他的生理學知識量令人吃驚。討論問題時他是個極棒的人。在實踐方麵,他是我們很好的實驗室助理;此外,他還自己設計了儀器和實驗,對人的血壓隨呼吸的變化作出了新的觀測。他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但若有合適的條件,他可以是有益和有激勵作用的同事。我猜戰後他將重返劍橋的教授席位。
1944年1月底,格蘭特和裏弗終於動身去意大利了。如我們所見,拜沃特斯到來之前,維特根斯坦正感覺孤獨和沮喪,雖然繼續細心地履行技師職責,但並不打算交際。拜沃特斯回憶:
他拘謹,相當離群:喝咖啡或喝茶談到哲學話題時,他拒絕被拖入。我對此感到失望,但他一絲不苟和盡職盡責地處理為我準備的肺或其他器官的冷凍切片,對此我感到滿意。在我記憶裏他是個謎一般的、不愛交流的、也許相當消沉的人,他喜歡自己房間裏的折疊躺椅勝於一切應酬。
隻呆了3個星期,拜沃特斯就不得不寫信請總部幫忙找個新技術員:
維特根斯坦教授在這兒為格蘭特醫生做組織學工作……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請他用未來3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寫一篇他自己專業(哲學)的論文。
一周後,2月16日,他寫道:
維特根斯坦教授今天離開了我們:他們請他回到劍橋教授席寫一篇哲學論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這篇論文,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
於是,1944年2月16日維特根斯坦離開紐卡斯爾回到劍橋。拜沃特斯信裏提到一篇“過去一兩年風聞有的”、“現在他們希望它落實在紙上”的論文,由此我們有理由假定,“他們”指的不是劍橋大學,而是劍橋大學出版社。
1943年9月維特根斯坦接洽過劍橋大學出版社,建議他們把他的新書《哲學研究》和老書《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他是在那年初和尼古拉斯·巴赫金一起讀《邏輯哲學論》時產生這個想法的。他也對裏弗提過這想法,說自己喜歡這個主意:把對《邏輯哲學論》觀點的駁斥和《邏輯哲學論》並排著出版。1944年1月14日,劍橋大學出版社確定接受這一提議,這事和拜沃特斯第一封信裏的話是一致的:“他現在收到一封劍橋的信……”然而,和劍橋大學出版社1938年接受的那個較早計劃一樣,這個計劃從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