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奧地利終結[213]
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 作者：瑞·蒙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7年12月,和1914年7月一樣,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祖國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回到了奧地利。上一次危機導致了哈布斯堡帝國的終結,此刻的危機將導致奧地利自身的終結。
希特勒既有意圖、也有手段把奧地利並入他的德意誌帝國,到1937年12月,任何願意思考此事的人都不會為此吃驚。《我的奮鬥》1925年起就在印刷,第一頁上希特勒就宣布:“日耳曼-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母國……同一種血統要求同一個帝國。”幾頁之後:“最年輕的時候,我獲得了一個從未離我而去、相反愈加深刻的基本洞見:隻能通過奧地利的解體來捍衛日耳曼精神。”1934年的納粹暴動[214]失敗後,希特勒一直在實行用“合法”手段摧毀奧地利的政策;在1936年7月的“奧地利和德國關係正常化”條約裏,奧地利承認自己是一個“德國的邦國”,奧地利總理許希尼格無奈之下允許內閣接納了“國家主義反對黨”的兩個納粹成員。由於希特勒隨後對凡爾賽條約的否定,他重整軍備的活動以及英國、法國、俄國和意大利的不願幹涉,這件事已不可避免:有一天這個納粹反對黨將統治奧地利,在那種統治下奧地利不是獨立國家,而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
除了很少的例外,對於迫近的“合並”的可能後果,維也納大量猶太居民的認識很遲鈍——也可能是不想麵對。即使是承認“合並”無可避免的人,也無法相信其可能的衝擊。當然,人們強烈要求不能在奧地利施行紐倫堡法案。猶太居民很好地同化進了奧地利生活的主流:高層有太多猶太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有太多通婚,有太多忠誠的、隻是祖先碰巧是猶太人的奧地利公民。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間的差異如此模糊的國家裏,那些法律怎麽能實行呢?
至少赫爾米勒·維特根斯坦是這麽想的。1945年寫回憶錄時,她覺得不能設想自己曾那般幼稚——“但是,”她補充道,“比我更聰明的人看待正在散發威脅的政治事件時也同樣遲鈍。”她回憶1937年的聖誕節時用了特別玫瑰色的措辭,無疑是跟隨後發生的事情對照之下的結果。她寫道,很高興自己的所有4個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家人都到場了(此時,她和路德維希是家族裏唯一沒生孩子的;海倫娜率領著自己的一個分支龐大的家庭,是4個孩子的母親和8個孩子的祖母);他們跟她任教的學校裏的學生和前學生一起唱頌歌、憶往昔、玩鬧,還——最反諷地——聚在聖誕樹旁唱奧地利國歌。“盛宴在午夜結束時,我們都有同樣的想法:這是有過的最可愛的聖誕節;我們已在談論明年的聖誕了。”
維特根斯坦當時的日記裏毫無這樣的感性溫情。但也絲毫沒提政治事件。然而,他對局勢的認識不可能和他姐姐一樣幼稚。誠然,住在挪威時他的唯一信息來源是法妮亞·帕斯卡爾寄去的倫敦新聞畫報(<i>illustrated</i> <i>london</i> <i>news</i>);另一方麵,我們應該記住,過去一年他兩次到過劍橋,他可能無可估量地受惠於皮耶羅·斯拉法的見多識廣的政治分析和判斷。我相信,1月份對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統作出懺悔時,他既知道紐倫堡法案的條款,也知道這些條款未來可能施行到奧地利公民頭上。
不過他沒在日記裏討論政治。他寫了自己——在挪威的費勁日子後精神和身體都精疲力竭,發覺很難與身邊的人交談,幾乎不能對他們開口,心裏迷霧重重,覺得自己真不必在那兒。他還寫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在瘋癲時,鎖未被摧毀,隻是被改變了;舊鑰匙不再能打開它,但用一把造得不同的鑰匙能打開它。
也許在這兒他寫的還是自己,他在寫一種感覺:隻要找到一把新鑰匙,就能打開通往自己牢房的門,然後“一切都將不同”。
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他患了膽囊的毛病,臥床不起,但幾乎不認為病痛是他感覺這麽累和虛弱的真正原因。在床上,他反思著自己的肉欲,沉浸在對弗朗西斯的感情裏。他寫道,事情常常是這樣:不舒服時他對性的念頭不設防,易受性欲左右。他帶著性欲想念弗朗西斯,“而那是糟糕的,但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他很長時間沒聽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為此而擔憂;一如既往地,他傾向於設想最壞的情況——例如,假設弗朗西斯死了:“我想:如果他死了,那是好的和對的;就此把我的‘傻念頭’帶走。”他立刻丟掉了這個黑暗的、唯我的想法,但隻是部分地:“雖然——又一次地——我的意思隻有一半是那樣。”
這一限製——就算有什麽區別的話——隻是更令人震驚。對此事重新思索過後,他甚至真還半心半意地認為弗朗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他不覺得自己和維也納的任何人有任何親愛的關係,對此作反思時他寫道,“我是冷漠的,裹在自己之中”。他傾向於認為林蔭街的舒適生活對他有害,但要去哪裏呢?挪威房子裏的孤獨已證明不可忍受,他也毫無重回劍橋的學術生活的願望。又一次,都柏林顯得是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在那裏能跟德魯利在一起,甚或和德魯利一樣接受精神病醫生的訓練。每件事都是不確定的;不知道想去哪兒住,也一樣不知道要做什麽。但一件事是確定的:他需要和一個能與之談話的人在一起。[215]
2月8日維特根斯坦到了都柏林,搬進了德魯利在切姆斯福德路的老公寓。到那兒的第二天他說自己:“無宗教性、脾氣壞、陰鬱”。他身陷這樣的“可恨處境”:不能工作、不知道幹什麽、隻能呆在那兒等。他說自己仍有撒謊的傾向:“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自己不能決心說出關於自己的真話。或者我隻是向自己承認片刻,隨後又忘記。”空虛,怯懦,對真相的恐懼,令他隱瞞了他不想承認的關於自己的事:“直到我不再有足夠的聰明發現它們”。兩天後他後悔來了都柏林,在這兒明顯什麽也做不了;“另一方麵,我不得不等待,因為什麽都尚未很清楚”。住在都柏林的這頭幾個星期裏他寫了很少的哲學;仿佛他的哲學思想被哄得睡著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某種半夢半醒”。
哲學思想睡著了,當精神病醫生的想法蘇醒了。他請德魯利安排自己去趟聖帕特裏克醫院,以便能見到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告訴德魯利他覺得這事極有趣。此行之後他寫道(用英語):“看到了瘋子身上的健全人!(也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瘋子。)”隨後的幾個星期,他每周兩三次去看幾個長住病人。不過,他還不確定這麽做的結果會是什麽(如果有的話)。
此時是德魯利醫生訓練的最後一年,他正在都柏林城市醫院度過實習期。他告訴維特根斯坦,在急救科工作時,他為自己的笨拙而困擾,疑心來當醫生是個錯誤。無論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從事醫學的計劃有多少猶疑,他倒是快速平息了德魯利的疑慮。第二天德魯利收到一封他的信,信裏強調:“你並未作出錯誤的決定,因為那時你並未忽視任何你知道的或你應當知道的東西。”他催促德魯利:“別想你自己,想想別人”:
看看人的苦難,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它們近在你手邊,應該是你的問題的一劑良藥。另一種方法是,隻要應該休息、整理自己,就休息。(不是和我在一起,因為我不會讓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把他們視作陷入麻煩的人類,更好地享受要向這麽多人說“晚安”的機會。單單這事就是一件許多人都嫉妒的來自天堂的禮物。我相信,這類事應當能治愈你的磨損的靈魂。這工作不讓你的靈魂歇息;但當你感覺到健康的疲倦,你不妨就休息。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你並未足夠切近地看人的臉。
這封信的結尾是:“我希望你有好的想法,但主要是有好的感覺。”
1938年的頭幾個月裏,維特根斯坦的日記首次提到奧地利麵臨的危機是在2月16日。“無法工作,”當時他寫道:
常常考慮我變換國籍的可能性。在今天的報紙上讀到,奧地利和德國的一種進一步的強製邦交已成了事實——但我不真正知道我該做什麽。
正是在那天,“國家主義反對黨”的納粹首領阿瑟·塞斯-因誇爾特博士被任命為奧地利內政部長,希特勒和許希尼格的貝希特斯加登會見的意義顯露了出來。
那次會見是2月12日進行的,起初奧地利為之而慶祝,視之為兩國間更誠摯關係的一種跡象。後來人們才知道,在這次“友好的會談”中,希特勒要求許希尼格委任納粹部長掌管奧地利警察、軍隊和財政事務,並威脅:“你三天之內滿足我的要求,否則我將下令進軍奧地利。”2月15日的《泰晤士報》報導:
如果同意滿足希特勒先生的這個建議:讓阿瑟·塞斯-因誇爾特博士當奧地利內政部長,並掌管奧地利警察部門;那麽,按照奧地利反納粹人士的普遍看法,這就意味著很快“奧地利終結”的字樣將寫在歐洲地圖上。
第二天,這份報紙幹巴巴地評論了一件事:宣誓就任部長後塞斯-因誇爾特立即從維也納動身去柏林:“內政部長的第一個舉動是訪問某個外國,這事很好地說明了,希特勒和許希尼格會見後,奧地利發現自己身處其中的不尋常境地是什麽。”
隨後的幾個星期裏維特根斯坦密切注意著事態進展。每個晚上他都問德魯利:“有新消息嗎?”作為對此的回答,德魯利大概就告訴維特根斯坦當天的報道。然而,讀德魯利的回憶時人們會詫異他看的是什麽報紙。[216]他對走向“合並”的那些日子的記述,最少說也是有點奇怪的。他寫到,3月10日晚上他告訴維特根斯坦,每份報紙都報導希特勒隨時準備入侵奧地利。維特根斯坦的回答幼稚得嚇人:“那是個荒謬的謠言。希特勒不想要奧地利。奧地利對他根本沒用。”第二天晚上,據德魯利說,他不得不告訴維特根斯坦希特勒已然實際占領奧地利。他問維特根斯坦他的姐姐們會不會有什麽危險。又一次,維特根斯坦的回答裏包含著極異常的無憂無慮:“她們太受尊重了,沒人敢碰她們。”
根據這些記述,人們也許認為維特根斯坦忘記了自己在2月16日的報紙上讀到的話——他毫不知曉奧地利受到的威脅,全然不知納粹政權的本性,也不關心家人的安全。這一切當然全是錯的;人們隻能認為,他留給德魯利這個誤導的印象,是因為不希望增加德魯利的負擔。德魯利願意相信維特根斯坦的表麵反應,這大概很好地說明了他對維特根斯坦毫不質疑的態度,還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這樣:喜歡把友誼分門別類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與德魯利討論這些問題沒用。他與德魯利討論宗教問題;政治和世間事務的討論,他依賴的是凱恩斯、斯拉法和帕蒂森。
然而,就算照其自身的邏輯——不考慮我們就維特根斯坦對政治事件的認識而言能夠知道或疑心的其他事——德魯利的故事也有一點費解。如果他每天晚上都對維特根斯坦報告新聞,那麽他就應該(例如)在3月9日告訴維特根斯坦,許希尼格聲明將舉行一次全民公決,請奧地利人投票決定他們是讚成還是反對一個獨立的奧地利。正是因為這一聲明,第二天希特勒命令軍隊逼近奧地利邊境準備入侵。現在,如果維特根斯坦對那條稍後新聞的反應是不承認希特勒想要奧地利,那麽他(同樣還有德魯利)認為許希尼格的全民公決的意義何在呢?為什麽需要再次確認奧地利的獨立?獨立於誰?
此外,部隊在邊境集結後的第二天,並不是希特勒占領奧地利的那一天,而是許希尼格辭職、塞斯-因誇爾特成為首相的那一天。希特勒和德國部隊要再過一天(3月12日),在受到新首相的邀請之後,才越過邊境線;“合並”正是在此時正式達成。也許這像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件清晰地印在經曆過它們的每個人心裏;而且,這幾天裏,每一天的事態變化都應該對維特根斯坦有著——就算對德魯利沒有——極其重大的意義。3月10日奧地利是許希尼格治下的獨立邦國;11日它是納粹治下的獨立邦國;12日它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對一個猶太血統的奧地利家庭來說,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差別是決定性的:它標誌著當奧地利公民和當德國猶太人的差別。
“合並”那天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裏寫道:“聽到的奧地利的事令我不安。不清楚我應該做什麽,去維也納還是不去。主要是想到弗朗西斯,我不想離開他。”盡管在德魯利麵前擔保無事,但維特根斯坦極關心自己家人的安全。他的第一反應是立刻到維也納和他們在一起;他沒那麽做,是因為害怕再也見不到弗朗西斯。但他還是寫信向家人承諾,如果他們需要他,他就去維也納。
維特根斯坦和斯拉法間的通信裏唯一保留下來的一封信,是斯拉法在3月14日寫的,正是那一天希特勒在維也納舉行了勝利遊行;信裏對“合並”後維特根斯坦麵臨的形勢作了一個很長的分析。這封信清楚地說明,維特根斯坦能從斯拉法那裏得到多高明的見多識廣的政治觀點和建議;這封信也說明,維特根斯坦肯定寫了信,直截了當地請斯拉法指點:若自己前往維也納,可能有什麽後果。
斯拉法的這封信開頭是:
在討論之前——可能寫得有點亂——對你的問題我想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如果像你說的,能夠離開奧地利、回到英格蘭對你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那麽毫無疑問——你絕不要去維也納。
斯拉法指出,奧地利邊境將禁止奧地利人出境,雖然這種限製有可能很快撤銷,但如果維特根斯坦去維也納,極有可能很長時間被禁止離開。“無疑你意識到了你現在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繼續說:
一進入奧地利,你的奧地利護照肯定會被沒收:那時你就必須申請德國護照,等到蓋世太保認為你配得上德國護照時,你的申請也許會得到批準……
至於戰爭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它會在任何時刻發生,或許我們還有一兩年的“和平”。我真的沒想法。但我不願押寶說還有6個月的和平。
維特根斯坦必定還問了斯拉法,若當上劍橋的講師,會不會改善自己的處境,因為斯拉法繼續說:
不過,如果你不顧一切決定回維也納,那我認為:a)如果你是劍橋的講師,肯定能增加你獲準離開奧地利的機會;b)一旦你出了奧地利(我應該說德國),那麽進入英格蘭不會有困難;c)離開愛爾蘭或英格蘭之前,你應該到某個德國領事館把護照換成德國的:我猜他們很快就會開始這麽做;比起在維也納,在這兒你更可能換成護照;而且,如果你使用德國護照前往,允許你再次出境的可能就更高(雖然也根本不牢靠)。
“你必須謹慎,”斯拉法告誡,“在各種事情上”:
1)如果你去奧地利,你必須下定決心不說你有猶太血統,否則他們肯定拒絕給你護照;
2)你一定別說你在英格蘭有錢,因為等你到了那兒,他們可以強迫你把錢轉給德國國家銀行;
3)如果德國領事館在都柏林或劍橋接洽你,要你登記或換護照,你要小心地應對,一個輕率的詞就可能令你再也回不了維也納;
4)你寫信給家裏時要非常小心,隻談純私人的事務,他們肯定審查信件。
至於更改國籍的問題,斯拉法建議,如果維特根斯坦決心申請愛爾蘭公民身份,那麽應當在失去自己的奧地利護照之前去做,因為奧地利人比德國人更容易做成這事。另一方麵:
在當前的環境下,如果英國國籍是唯一你不用再居住10年就能獲得的國籍,那麽我沒有疑議:而且你在英格蘭有能幫你得到英國國籍的朋友:一個劍橋的職位肯定能令你迅速地得到它。
下一個星期五斯拉法將動身去意大利,他邀請維特根斯坦來劍橋討論這事,如果維特根斯坦在那之前能來的話;但是他告誡說:“以後,寫給我的信將轉寄到意大利,所以當心你說的話,你也許在寫給意大利審查官看。”信的結尾是:“抱歉這是封混亂的信”。人們不禁好奇,他在其他通信裏達到的清晰和準確是什麽級別的。
“無疑你意識到了現在你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寫下這幾個可怕的詞的那天,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說明他正在跟這一意識較勁:
我現在處於格外困難的境地。隨著奧地利並入德意誌帝國,我成了德國公民。那對我是個可怕的處境,因為我現在隸屬於一種我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認可的權力。
兩天後,他“在心裏和在嘴上”都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奧地利國籍,依照移民幾年的想法去做:“這沒什麽不同。但想到要丟開我的同胞,這種感覺糟透了。”
收到斯拉法的信後維特根斯坦立刻從都柏林動身前往劍橋與之討論形勢。3月18日他在日記裏記道:
昨天斯拉法建議我,暫時在任何情況下都別去維也納,因為我現在幫不了我的人,而且十有八九不會獲準離開奧地利。我不完全清楚該做什麽,但暫時覺得斯拉法是對的。
經過與斯拉法的這次談話,維特根斯坦決定采取一係列行動。首先要確保獲得一個劍橋的學術職位,然後是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為了這兩個目標,他立刻寫信向凱恩斯求助。他先向凱恩斯解釋自己的處境——隨著奧地利被吞並他成了德國公民;根據紐倫堡法案,他成了德國猶太人:“當然,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他們的孩子則不,他們算雅利安人)。”“我必須說,”他加上,“成為(或當)一個德國公民,即便不論其所有的肮髒後果,這個念頭也令我不寒而栗。(也許這是愚蠢的,但就是這樣。)”他勾勒了斯拉法反對他去維也納的論據——他的奧地利護照將被沒收;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將得不到新護照的批準;因此他將不能離開奧地利,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工作。當德國猶太人或當英國大學講師,麵對這個選擇,他有點不情願地被迫選了後者:
以前我有過得到英國公民身份的想法;但我總是否決之,理由是:我不願成為一個偽英格蘭人(我覺得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然而,現在我的處境完全變了。現在我不得不在兩個新國籍中作出選擇,一個國籍剝奪我的一切,另一個起碼允許我在這麽一個國家裏工作:在這個國家裏,我長長短短度過了成年生活的最多時光,交到了我的多數朋友,做出了我的最好工作。
……關於得到一個劍橋的職位,你也許記得,我過去有5年是一個“助理講師”[217]……現在我要申請的就是這個,因為沒有別的空缺職位。事實上,我曾想過自己終究要申請;就算不是現在,或許也是下一個秋天。但是現在,盡可能快地得到一個職位對我是重要的;因為a)它對我入籍有幫助,b)如果我沒能入籍、不得不成為“德國人”,那麽,要是我在英格蘭有一個職位,去看我的人時就更有機會得到再離開奧地利的允許。
依照斯拉法的建議,維特根斯坦請凱恩斯介紹一個法律顧問——“一個這種事上的專家”——幫助自己申請入籍。“我想要補一句,我絲毫沒有經濟困難。我有大約三百或四百鎊,因此,不難再維持差不多一年。”
凱恩斯對這封信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但很顯然他盡其所能為維特根斯坦確保了一個大學裏的位置,並在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事上提供了幫助。不過,維特根斯坦心裏有他的典型焦慮:擔心凱恩斯可能誤解他的處境;他把凱恩斯的信寄給帕蒂森,請帕蒂森“嗅嗅氣味”。他主要擔心凱恩斯把他當作最悲慘一族——貧困的難民——的一員呈遞給大學當局和內政部。因此,當凱恩斯說他大概符合學術援助委員會的審批條件時,他對之有點懷疑。他告訴帕蒂森,學術援助委員會“是一個幫助沒錢的人(例如難民)的機構;接受那兒[原文如此][218]援助不僅對我不公,也把我劃入了完全錯誤的類別”。他很緊張這一點,乃至懷疑自己是否應當利用凱恩斯為他寫給法律顧問的介紹信:
我有一種模糊的恐懼,如果這封介紹信的措辭有輕微的錯誤,那麽就會把事情弄得令我更難堪;例如,信裏也許說我是一種所謂的難民,並強調這件事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一麵。
結果證明他的焦慮並無根據。大學迅速地作出答複,他得到了一個下學期初生效的講師職位。
在等待英國護照的漫長日子裏,維特根斯坦一直很關心家人的情況。他很難知道他們身處多大的危險中,“合並”後不久收到的這封(用英語寫的)短信也沒令他放心:
我親愛的路德維希,
沒有一天曼寧和我不談到你;我們的愛意始終和你同在。請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真的十分好,精神處於最佳,在這兒一直很快樂。再見到你將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你的愛你的,
海倫娜
對此,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裏不以為然(無疑是正確的),說這是“維也納寄來的想叫人放心的空洞消息。顯然是寫給審查官看的。”
事實上,對於自己麵臨的危險,海倫娜和赫爾米勒的意識很遲緩;這種意識終於到來時,她們恐慌了。赫爾米勒回憶,“合並”後不久的一個早晨,保爾用恐怖的語氣宣布:“我們算猶太人!”赫爾米勒能夠理解,為什麽這事把這麽大的恐懼砸進保爾的心裏。他極在乎自己的鋼琴演奏家職業,但身為猶太人,他將被禁止演出;此外他喜歡在鄉間長途散步,但每一個標明“猶太人禁行”的標語必將令他的散步大失其趣。不過,德國法律把赫爾米勒算作猶太人,這件事對她似乎隻有很少的意義。她的大部分時間在自己的院牆內度過,她的生活無疑將和以前差不多,除了這件事——幾個過去在公共場所常跟她打招呼的人或許不再那麽做了。
起初保爾爭取使自己的家庭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他的根據是,他們一直是忠誠和愛國的公民,對國家貢獻良多。為了這個目的,他和格蕾特(她是美國公民,沒有危險)到柏林跟納粹當局交涉。他們的訴求毫無結果。他們得知,除非能找到他們的祖父母裏存在第二個雅利安人的證據,否則他們還是猶太人。
家族的另一支——維特根斯坦的姑姑米莉的後人——試圖證明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雅利安人。在柏林的檔案裏留有一份米莉的孫女布裏吉特·茨威奧爾寫的、為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的情況申訴的報告。報告呈給家譜研究部(reichstelle fursippenforschung,負責確定誰是或不是雅利安人的納粹部門),聲稱家族中人都知道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某個瓦爾德克王族成員的私生子。茨威奧爾承認在這一點上沒有直接證據,但強調也沒有相反的證據;雖然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在猶太社區裏長大的,但無法證明他確是某個猶太人的兒子。她附上了一張赫爾曼和芬妮的11個孩子的照片,作為赫爾曼的雅利安出身的間接證據。“說這些孩子出自兩個純猶太父母,”她論證道,“依我們之見,在生物學上是不可能的。”報告指出,赫爾曼選擇“克裏斯蒂安”當自己的中名,他有反猶分子的名聲,成年後不和猶太社會來往,不準子孫跟猶太人通婚。這份報告的落款日是1938年9月29日,但申訴未獲理睬,直到近一年以後納粹看到了接受這申訴的好處。
赫爾米勒、格蕾特和海倫娜大概與這份報告無關。對他們來說,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摩西·邁爾的兒子,如果這意味著德國法律視他們為猶太人,那麽也隻好如此。為了逃脫當德意誌帝國的猶太人的後果,保爾很可能願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結果他完全看不到重新歸類的希望,因此隻尋求盡快離開“大德國”。他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也這麽做——扔下一切到瑞士去。他勸道,房子起火坍塌時,明智的做法是跳出窗戶,忘掉裏頭的財物。然而,赫爾米勒不能離開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心愛的霍赫海特,海倫娜也無法接受與自己的子女和孫子女分離。兩人都拒絕離開。1938年7月,在雙方都說了許多刺耳的話之後,保爾丟下奧地利的姐妹獨自去了瑞士。
海倫娜和赫爾米勒離開維也納,到霍赫海特消夏,她們仍舊相信猶太人身份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危險。9月份,格蕾特到霍赫海特告訴她們,德國之外的消息靈通人士普遍相信戰爭隨時會爆發(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危機的時候);人們還知道納粹會把德國的猶太人圈起來關進集中營,在集中營裏他們將飲食不足,受到很糟糕的對待。格蕾特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離開奧地利。
然而,這時德國猶太人不再可能進入瑞士,於是必須設計別的方案。在格蕾特的建議之下,赫爾米勒同意到一個維也納猶太律師那裏為自己和海倫娜買南斯拉夫護照。她顯然相信這是南斯拉夫政府授予國籍的方式,因為她說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買的是假護照,直到阿爾費德·索格倫代表她們去南斯拉夫拿護照——阿爾費德報告說,護照是在一家專門偽造文件的工場裏製造的。
但赫爾米勒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她親自到慕尼黑,想用假護照獲得去瑞士的簽證。很快,警察開始調查這一處贗品來源;還未動身逃往瑞士,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就被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格蕾特和阿爾費德。她們在監獄裏各過了兩夜,格蕾特又多過了一夜。在隨後的審訊中,格蕾特盡可能地說自己是整出醜事的唯一負責人,法官接受了這個說法;不過據赫爾米勒說,她們的最好辯護是外表和談吐。出現在法庭前的不是一群《我的奮鬥》裏描述的邋遢、發臭、穿土耳其長衫的猶太人,而是一個著名和富有的高等布爾喬亞奧地利家族的驕傲成員。針對四人的指控都被撤銷了。
維特根斯坦本人對這故事知道多少,我們不可能說清。無論如何,他如此擔心姐姐的狀況,結果生病了。在一封1938年10月寫給摩爾的信裏,他談到“過去一兩個月的很糟糕的神經緊張”,並把它歸咎於:“我在維也納的家人有很大的麻煩。”對英國護照的等待變得幾乎無法忍受,因為他渴望能使用護照到維也納去,盡其所能地幫助姐姐。在這一切的焦慮之中,他實在受不了內維爾·張伯倫——此人嘴裏稱頌著“我們時代的和平”從慕尼黑返回。他寄給吉爾伯特·帕蒂森一張為慶祝張伯倫的“成功”而印刷的明信片。在一幀張伯倫夫婦的照片下麵印著:“和平的朝聖者。真棒!張伯倫先生。”維特根斯坦在背麵寫了:“如果你要一貼催吐劑,這就是。”
1938—1939年的冬天,德國國家銀行開始調查維特根斯坦家族持有的巨額外匯。按照納粹法律,德國國家銀行有權強迫家族把錢轉給他們。然而,由於這筆財富的所有權的複雜配置,他們難以動手。看到這種情況,格蕾特想出了另一種確保她們姐妹安全的可能性:可以同意轉交外匯,作為交換她們要得到一封書麵聲明:赫爾米勒和海倫娜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
於是柏林當局和維特根斯坦家開始了一長串的磋商,最終納粹同意接受布裏吉特·茨威奧爾上一年寫的報告,以交換維特根斯坦家的外匯。由於保爾和家族其他人的分歧,磋商複雜了起來。這時保爾離開了瑞士,住在美國,他不同意為了滿足姐妹住在奧地利的乖張願望而同納粹作交易。他爭辯說,把這麽大筆的財富交到納粹手裏,幫助納粹,這是錯誤的。(赫爾米勒認為這後一個論證出自保爾的參謀們,指出那些人統統是猶太人——仿佛隻有猶太人才會認為這種考慮是有意義的。)
1939年春天這些口角一直在持續;格蕾特在紐約、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穿梭,努力達成一種適合所有各方的協議;1939年6月2日維特根斯坦終於拿到英國護照時問題仍未解決。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用這護照去了柏林、維也納和紐約,他的目標是幫格蕾特達到和解。據赫爾米勒說,這不是她弟弟適合做的那種事,在經驗上和在性情上都是如此。此外(雖然她沒指出這點),賄賂納粹接受一個謊言——他兩年前剛在這件事上作了懺悔——這裏頭的諷刺意味很難逃過他的注意。盡管如此,他仍然帶著自己身上全部的嚴謹和堅韌投入了磋商。“如果,”赫爾米勒補充道,“在紐約他沒達到他的目的,那真的不能怪他。”她在別處暗示,那得怪保爾。
盡管保爾反對,但這些磋商的結果是:大筆家族財富從瑞士轉到了德國國家銀行,“家譜研究部”則向其維也納辦公室發出了一份正式聲明,說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無條件的德國血統(deutschblutig)。因此,1939年8月赫爾米勒、海倫娜以及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的所有其他孫子女都收到了證書,宣布他們是猶太混血(mischlinge),不是猶太人。再後來,1940年2月柏林當局又進一步,發出一份公告宣布涉及猶太混血的規定不適用於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的後人,而且,“按帝國公民法[紐倫堡法案]對他們作出的種族分類不帶來另外的困難”。這樣,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得以相對平靜地度過了戰爭。
希特勒既有意圖、也有手段把奧地利並入他的德意誌帝國,到1937年12月,任何願意思考此事的人都不會為此吃驚。《我的奮鬥》1925年起就在印刷,第一頁上希特勒就宣布:“日耳曼-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母國……同一種血統要求同一個帝國。”幾頁之後:“最年輕的時候,我獲得了一個從未離我而去、相反愈加深刻的基本洞見:隻能通過奧地利的解體來捍衛日耳曼精神。”1934年的納粹暴動[214]失敗後,希特勒一直在實行用“合法”手段摧毀奧地利的政策;在1936年7月的“奧地利和德國關係正常化”條約裏,奧地利承認自己是一個“德國的邦國”,奧地利總理許希尼格無奈之下允許內閣接納了“國家主義反對黨”的兩個納粹成員。由於希特勒隨後對凡爾賽條約的否定,他重整軍備的活動以及英國、法國、俄國和意大利的不願幹涉,這件事已不可避免:有一天這個納粹反對黨將統治奧地利,在那種統治下奧地利不是獨立國家,而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
除了很少的例外,對於迫近的“合並”的可能後果,維也納大量猶太居民的認識很遲鈍——也可能是不想麵對。即使是承認“合並”無可避免的人,也無法相信其可能的衝擊。當然,人們強烈要求不能在奧地利施行紐倫堡法案。猶太居民很好地同化進了奧地利生活的主流:高層有太多猶太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有太多通婚,有太多忠誠的、隻是祖先碰巧是猶太人的奧地利公民。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間的差異如此模糊的國家裏,那些法律怎麽能實行呢?
至少赫爾米勒·維特根斯坦是這麽想的。1945年寫回憶錄時,她覺得不能設想自己曾那般幼稚——“但是,”她補充道,“比我更聰明的人看待正在散發威脅的政治事件時也同樣遲鈍。”她回憶1937年的聖誕節時用了特別玫瑰色的措辭,無疑是跟隨後發生的事情對照之下的結果。她寫道,很高興自己的所有4個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家人都到場了(此時,她和路德維希是家族裏唯一沒生孩子的;海倫娜率領著自己的一個分支龐大的家庭,是4個孩子的母親和8個孩子的祖母);他們跟她任教的學校裏的學生和前學生一起唱頌歌、憶往昔、玩鬧,還——最反諷地——聚在聖誕樹旁唱奧地利國歌。“盛宴在午夜結束時,我們都有同樣的想法:這是有過的最可愛的聖誕節;我們已在談論明年的聖誕了。”
維特根斯坦當時的日記裏毫無這樣的感性溫情。但也絲毫沒提政治事件。然而,他對局勢的認識不可能和他姐姐一樣幼稚。誠然,住在挪威時他的唯一信息來源是法妮亞·帕斯卡爾寄去的倫敦新聞畫報(<i>illustrated</i> <i>london</i> <i>news</i>);另一方麵,我們應該記住,過去一年他兩次到過劍橋,他可能無可估量地受惠於皮耶羅·斯拉法的見多識廣的政治分析和判斷。我相信,1月份對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統作出懺悔時,他既知道紐倫堡法案的條款,也知道這些條款未來可能施行到奧地利公民頭上。
不過他沒在日記裏討論政治。他寫了自己——在挪威的費勁日子後精神和身體都精疲力竭,發覺很難與身邊的人交談,幾乎不能對他們開口,心裏迷霧重重,覺得自己真不必在那兒。他還寫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在瘋癲時,鎖未被摧毀,隻是被改變了;舊鑰匙不再能打開它,但用一把造得不同的鑰匙能打開它。
也許在這兒他寫的還是自己,他在寫一種感覺:隻要找到一把新鑰匙,就能打開通往自己牢房的門,然後“一切都將不同”。
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他患了膽囊的毛病,臥床不起,但幾乎不認為病痛是他感覺這麽累和虛弱的真正原因。在床上,他反思著自己的肉欲,沉浸在對弗朗西斯的感情裏。他寫道,事情常常是這樣:不舒服時他對性的念頭不設防,易受性欲左右。他帶著性欲想念弗朗西斯,“而那是糟糕的,但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他很長時間沒聽到弗朗西斯的消息了,為此而擔憂;一如既往地,他傾向於設想最壞的情況——例如,假設弗朗西斯死了:“我想:如果他死了,那是好的和對的;就此把我的‘傻念頭’帶走。”他立刻丟掉了這個黑暗的、唯我的想法,但隻是部分地:“雖然——又一次地——我的意思隻有一半是那樣。”
這一限製——就算有什麽區別的話——隻是更令人震驚。對此事重新思索過後,他甚至真還半心半意地認為弗朗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他不覺得自己和維也納的任何人有任何親愛的關係,對此作反思時他寫道,“我是冷漠的,裹在自己之中”。他傾向於認為林蔭街的舒適生活對他有害,但要去哪裏呢?挪威房子裏的孤獨已證明不可忍受,他也毫無重回劍橋的學術生活的願望。又一次,都柏林顯得是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在那裏能跟德魯利在一起,甚或和德魯利一樣接受精神病醫生的訓練。每件事都是不確定的;不知道想去哪兒住,也一樣不知道要做什麽。但一件事是確定的:他需要和一個能與之談話的人在一起。[215]
2月8日維特根斯坦到了都柏林,搬進了德魯利在切姆斯福德路的老公寓。到那兒的第二天他說自己:“無宗教性、脾氣壞、陰鬱”。他身陷這樣的“可恨處境”:不能工作、不知道幹什麽、隻能呆在那兒等。他說自己仍有撒謊的傾向:“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自己不能決心說出關於自己的真話。或者我隻是向自己承認片刻,隨後又忘記。”空虛,怯懦,對真相的恐懼,令他隱瞞了他不想承認的關於自己的事:“直到我不再有足夠的聰明發現它們”。兩天後他後悔來了都柏林,在這兒明顯什麽也做不了;“另一方麵,我不得不等待,因為什麽都尚未很清楚”。住在都柏林的這頭幾個星期裏他寫了很少的哲學;仿佛他的哲學思想被哄得睡著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某種半夢半醒”。
哲學思想睡著了,當精神病醫生的想法蘇醒了。他請德魯利安排自己去趟聖帕特裏克醫院,以便能見到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告訴德魯利他覺得這事極有趣。此行之後他寫道(用英語):“看到了瘋子身上的健全人!(也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瘋子。)”隨後的幾個星期,他每周兩三次去看幾個長住病人。不過,他還不確定這麽做的結果會是什麽(如果有的話)。
此時是德魯利醫生訓練的最後一年,他正在都柏林城市醫院度過實習期。他告訴維特根斯坦,在急救科工作時,他為自己的笨拙而困擾,疑心來當醫生是個錯誤。無論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從事醫學的計劃有多少猶疑,他倒是快速平息了德魯利的疑慮。第二天德魯利收到一封他的信,信裏強調:“你並未作出錯誤的決定,因為那時你並未忽視任何你知道的或你應當知道的東西。”他催促德魯利:“別想你自己,想想別人”:
看看人的苦難,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它們近在你手邊,應該是你的問題的一劑良藥。另一種方法是,隻要應該休息、整理自己,就休息。(不是和我在一起,因為我不會讓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把他們視作陷入麻煩的人類,更好地享受要向這麽多人說“晚安”的機會。單單這事就是一件許多人都嫉妒的來自天堂的禮物。我相信,這類事應當能治愈你的磨損的靈魂。這工作不讓你的靈魂歇息;但當你感覺到健康的疲倦,你不妨就休息。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你並未足夠切近地看人的臉。
這封信的結尾是:“我希望你有好的想法,但主要是有好的感覺。”
1938年的頭幾個月裏,維特根斯坦的日記首次提到奧地利麵臨的危機是在2月16日。“無法工作,”當時他寫道:
常常考慮我變換國籍的可能性。在今天的報紙上讀到,奧地利和德國的一種進一步的強製邦交已成了事實——但我不真正知道我該做什麽。
正是在那天,“國家主義反對黨”的納粹首領阿瑟·塞斯-因誇爾特博士被任命為奧地利內政部長,希特勒和許希尼格的貝希特斯加登會見的意義顯露了出來。
那次會見是2月12日進行的,起初奧地利為之而慶祝,視之為兩國間更誠摯關係的一種跡象。後來人們才知道,在這次“友好的會談”中,希特勒要求許希尼格委任納粹部長掌管奧地利警察、軍隊和財政事務,並威脅:“你三天之內滿足我的要求,否則我將下令進軍奧地利。”2月15日的《泰晤士報》報導:
如果同意滿足希特勒先生的這個建議:讓阿瑟·塞斯-因誇爾特博士當奧地利內政部長,並掌管奧地利警察部門;那麽,按照奧地利反納粹人士的普遍看法,這就意味著很快“奧地利終結”的字樣將寫在歐洲地圖上。
第二天,這份報紙幹巴巴地評論了一件事:宣誓就任部長後塞斯-因誇爾特立即從維也納動身去柏林:“內政部長的第一個舉動是訪問某個外國,這事很好地說明了,希特勒和許希尼格會見後,奧地利發現自己身處其中的不尋常境地是什麽。”
隨後的幾個星期裏維特根斯坦密切注意著事態進展。每個晚上他都問德魯利:“有新消息嗎?”作為對此的回答,德魯利大概就告訴維特根斯坦當天的報道。然而,讀德魯利的回憶時人們會詫異他看的是什麽報紙。[216]他對走向“合並”的那些日子的記述,最少說也是有點奇怪的。他寫到,3月10日晚上他告訴維特根斯坦,每份報紙都報導希特勒隨時準備入侵奧地利。維特根斯坦的回答幼稚得嚇人:“那是個荒謬的謠言。希特勒不想要奧地利。奧地利對他根本沒用。”第二天晚上,據德魯利說,他不得不告訴維特根斯坦希特勒已然實際占領奧地利。他問維特根斯坦他的姐姐們會不會有什麽危險。又一次,維特根斯坦的回答裏包含著極異常的無憂無慮:“她們太受尊重了,沒人敢碰她們。”
根據這些記述,人們也許認為維特根斯坦忘記了自己在2月16日的報紙上讀到的話——他毫不知曉奧地利受到的威脅,全然不知納粹政權的本性,也不關心家人的安全。這一切當然全是錯的;人們隻能認為,他留給德魯利這個誤導的印象,是因為不希望增加德魯利的負擔。德魯利願意相信維特根斯坦的表麵反應,這大概很好地說明了他對維特根斯坦毫不質疑的態度,還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這樣:喜歡把友誼分門別類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與德魯利討論這些問題沒用。他與德魯利討論宗教問題;政治和世間事務的討論,他依賴的是凱恩斯、斯拉法和帕蒂森。
然而,就算照其自身的邏輯——不考慮我們就維特根斯坦對政治事件的認識而言能夠知道或疑心的其他事——德魯利的故事也有一點費解。如果他每天晚上都對維特根斯坦報告新聞,那麽他就應該(例如)在3月9日告訴維特根斯坦,許希尼格聲明將舉行一次全民公決,請奧地利人投票決定他們是讚成還是反對一個獨立的奧地利。正是因為這一聲明,第二天希特勒命令軍隊逼近奧地利邊境準備入侵。現在,如果維特根斯坦對那條稍後新聞的反應是不承認希特勒想要奧地利,那麽他(同樣還有德魯利)認為許希尼格的全民公決的意義何在呢?為什麽需要再次確認奧地利的獨立?獨立於誰?
此外,部隊在邊境集結後的第二天,並不是希特勒占領奧地利的那一天,而是許希尼格辭職、塞斯-因誇爾特成為首相的那一天。希特勒和德國部隊要再過一天(3月12日),在受到新首相的邀請之後,才越過邊境線;“合並”正是在此時正式達成。也許這像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件清晰地印在經曆過它們的每個人心裏;而且,這幾天裏,每一天的事態變化都應該對維特根斯坦有著——就算對德魯利沒有——極其重大的意義。3月10日奧地利是許希尼格治下的獨立邦國;11日它是納粹治下的獨立邦國;12日它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對一個猶太血統的奧地利家庭來說,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差別是決定性的:它標誌著當奧地利公民和當德國猶太人的差別。
“合並”那天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裏寫道:“聽到的奧地利的事令我不安。不清楚我應該做什麽,去維也納還是不去。主要是想到弗朗西斯,我不想離開他。”盡管在德魯利麵前擔保無事,但維特根斯坦極關心自己家人的安全。他的第一反應是立刻到維也納和他們在一起;他沒那麽做,是因為害怕再也見不到弗朗西斯。但他還是寫信向家人承諾,如果他們需要他,他就去維也納。
維特根斯坦和斯拉法間的通信裏唯一保留下來的一封信,是斯拉法在3月14日寫的,正是那一天希特勒在維也納舉行了勝利遊行;信裏對“合並”後維特根斯坦麵臨的形勢作了一個很長的分析。這封信清楚地說明,維特根斯坦能從斯拉法那裏得到多高明的見多識廣的政治觀點和建議;這封信也說明,維特根斯坦肯定寫了信,直截了當地請斯拉法指點:若自己前往維也納,可能有什麽後果。
斯拉法的這封信開頭是:
在討論之前——可能寫得有點亂——對你的問題我想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如果像你說的,能夠離開奧地利、回到英格蘭對你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那麽毫無疑問——你絕不要去維也納。
斯拉法指出,奧地利邊境將禁止奧地利人出境,雖然這種限製有可能很快撤銷,但如果維特根斯坦去維也納,極有可能很長時間被禁止離開。“無疑你意識到了你現在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繼續說:
一進入奧地利,你的奧地利護照肯定會被沒收:那時你就必須申請德國護照,等到蓋世太保認為你配得上德國護照時,你的申請也許會得到批準……
至於戰爭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它會在任何時刻發生,或許我們還有一兩年的“和平”。我真的沒想法。但我不願押寶說還有6個月的和平。
維特根斯坦必定還問了斯拉法,若當上劍橋的講師,會不會改善自己的處境,因為斯拉法繼續說:
不過,如果你不顧一切決定回維也納,那我認為:a)如果你是劍橋的講師,肯定能增加你獲準離開奧地利的機會;b)一旦你出了奧地利(我應該說德國),那麽進入英格蘭不會有困難;c)離開愛爾蘭或英格蘭之前,你應該到某個德國領事館把護照換成德國的:我猜他們很快就會開始這麽做;比起在維也納,在這兒你更可能換成護照;而且,如果你使用德國護照前往,允許你再次出境的可能就更高(雖然也根本不牢靠)。
“你必須謹慎,”斯拉法告誡,“在各種事情上”:
1)如果你去奧地利,你必須下定決心不說你有猶太血統,否則他們肯定拒絕給你護照;
2)你一定別說你在英格蘭有錢,因為等你到了那兒,他們可以強迫你把錢轉給德國國家銀行;
3)如果德國領事館在都柏林或劍橋接洽你,要你登記或換護照,你要小心地應對,一個輕率的詞就可能令你再也回不了維也納;
4)你寫信給家裏時要非常小心,隻談純私人的事務,他們肯定審查信件。
至於更改國籍的問題,斯拉法建議,如果維特根斯坦決心申請愛爾蘭公民身份,那麽應當在失去自己的奧地利護照之前去做,因為奧地利人比德國人更容易做成這事。另一方麵:
在當前的環境下,如果英國國籍是唯一你不用再居住10年就能獲得的國籍,那麽我沒有疑議:而且你在英格蘭有能幫你得到英國國籍的朋友:一個劍橋的職位肯定能令你迅速地得到它。
下一個星期五斯拉法將動身去意大利,他邀請維特根斯坦來劍橋討論這事,如果維特根斯坦在那之前能來的話;但是他告誡說:“以後,寫給我的信將轉寄到意大利,所以當心你說的話,你也許在寫給意大利審查官看。”信的結尾是:“抱歉這是封混亂的信”。人們不禁好奇,他在其他通信裏達到的清晰和準確是什麽級別的。
“無疑你意識到了現在你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寫下這幾個可怕的詞的那天,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說明他正在跟這一意識較勁:
我現在處於格外困難的境地。隨著奧地利並入德意誌帝國,我成了德國公民。那對我是個可怕的處境,因為我現在隸屬於一種我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認可的權力。
兩天後,他“在心裏和在嘴上”都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奧地利國籍,依照移民幾年的想法去做:“這沒什麽不同。但想到要丟開我的同胞,這種感覺糟透了。”
收到斯拉法的信後維特根斯坦立刻從都柏林動身前往劍橋與之討論形勢。3月18日他在日記裏記道:
昨天斯拉法建議我,暫時在任何情況下都別去維也納,因為我現在幫不了我的人,而且十有八九不會獲準離開奧地利。我不完全清楚該做什麽,但暫時覺得斯拉法是對的。
經過與斯拉法的這次談話,維特根斯坦決定采取一係列行動。首先要確保獲得一個劍橋的學術職位,然後是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為了這兩個目標,他立刻寫信向凱恩斯求助。他先向凱恩斯解釋自己的處境——隨著奧地利被吞並他成了德國公民;根據紐倫堡法案,他成了德國猶太人:“當然,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他們的孩子則不,他們算雅利安人)。”“我必須說,”他加上,“成為(或當)一個德國公民,即便不論其所有的肮髒後果,這個念頭也令我不寒而栗。(也許這是愚蠢的,但就是這樣。)”他勾勒了斯拉法反對他去維也納的論據——他的奧地利護照將被沒收;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將得不到新護照的批準;因此他將不能離開奧地利,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工作。當德國猶太人或當英國大學講師,麵對這個選擇,他有點不情願地被迫選了後者:
以前我有過得到英國公民身份的想法;但我總是否決之,理由是:我不願成為一個偽英格蘭人(我覺得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然而,現在我的處境完全變了。現在我不得不在兩個新國籍中作出選擇,一個國籍剝奪我的一切,另一個起碼允許我在這麽一個國家裏工作:在這個國家裏,我長長短短度過了成年生活的最多時光,交到了我的多數朋友,做出了我的最好工作。
……關於得到一個劍橋的職位,你也許記得,我過去有5年是一個“助理講師”[217]……現在我要申請的就是這個,因為沒有別的空缺職位。事實上,我曾想過自己終究要申請;就算不是現在,或許也是下一個秋天。但是現在,盡可能快地得到一個職位對我是重要的;因為a)它對我入籍有幫助,b)如果我沒能入籍、不得不成為“德國人”,那麽,要是我在英格蘭有一個職位,去看我的人時就更有機會得到再離開奧地利的允許。
依照斯拉法的建議,維特根斯坦請凱恩斯介紹一個法律顧問——“一個這種事上的專家”——幫助自己申請入籍。“我想要補一句,我絲毫沒有經濟困難。我有大約三百或四百鎊,因此,不難再維持差不多一年。”
凱恩斯對這封信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但很顯然他盡其所能為維特根斯坦確保了一個大學裏的位置,並在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事上提供了幫助。不過,維特根斯坦心裏有他的典型焦慮:擔心凱恩斯可能誤解他的處境;他把凱恩斯的信寄給帕蒂森,請帕蒂森“嗅嗅氣味”。他主要擔心凱恩斯把他當作最悲慘一族——貧困的難民——的一員呈遞給大學當局和內政部。因此,當凱恩斯說他大概符合學術援助委員會的審批條件時,他對之有點懷疑。他告訴帕蒂森,學術援助委員會“是一個幫助沒錢的人(例如難民)的機構;接受那兒[原文如此][218]援助不僅對我不公,也把我劃入了完全錯誤的類別”。他很緊張這一點,乃至懷疑自己是否應當利用凱恩斯為他寫給法律顧問的介紹信:
我有一種模糊的恐懼,如果這封介紹信的措辭有輕微的錯誤,那麽就會把事情弄得令我更難堪;例如,信裏也許說我是一種所謂的難民,並強調這件事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一麵。
結果證明他的焦慮並無根據。大學迅速地作出答複,他得到了一個下學期初生效的講師職位。
在等待英國護照的漫長日子裏,維特根斯坦一直很關心家人的情況。他很難知道他們身處多大的危險中,“合並”後不久收到的這封(用英語寫的)短信也沒令他放心:
我親愛的路德維希,
沒有一天曼寧和我不談到你;我們的愛意始終和你同在。請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真的十分好,精神處於最佳,在這兒一直很快樂。再見到你將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你的愛你的,
海倫娜
對此,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裏不以為然(無疑是正確的),說這是“維也納寄來的想叫人放心的空洞消息。顯然是寫給審查官看的。”
事實上,對於自己麵臨的危險,海倫娜和赫爾米勒的意識很遲緩;這種意識終於到來時,她們恐慌了。赫爾米勒回憶,“合並”後不久的一個早晨,保爾用恐怖的語氣宣布:“我們算猶太人!”赫爾米勒能夠理解,為什麽這事把這麽大的恐懼砸進保爾的心裏。他極在乎自己的鋼琴演奏家職業,但身為猶太人,他將被禁止演出;此外他喜歡在鄉間長途散步,但每一個標明“猶太人禁行”的標語必將令他的散步大失其趣。不過,德國法律把赫爾米勒算作猶太人,這件事對她似乎隻有很少的意義。她的大部分時間在自己的院牆內度過,她的生活無疑將和以前差不多,除了這件事——幾個過去在公共場所常跟她打招呼的人或許不再那麽做了。
起初保爾爭取使自己的家庭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他的根據是,他們一直是忠誠和愛國的公民,對國家貢獻良多。為了這個目的,他和格蕾特(她是美國公民,沒有危險)到柏林跟納粹當局交涉。他們的訴求毫無結果。他們得知,除非能找到他們的祖父母裏存在第二個雅利安人的證據,否則他們還是猶太人。
家族的另一支——維特根斯坦的姑姑米莉的後人——試圖證明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雅利安人。在柏林的檔案裏留有一份米莉的孫女布裏吉特·茨威奧爾寫的、為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的情況申訴的報告。報告呈給家譜研究部(reichstelle fursippenforschung,負責確定誰是或不是雅利安人的納粹部門),聲稱家族中人都知道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某個瓦爾德克王族成員的私生子。茨威奧爾承認在這一點上沒有直接證據,但強調也沒有相反的證據;雖然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在猶太社區裏長大的,但無法證明他確是某個猶太人的兒子。她附上了一張赫爾曼和芬妮的11個孩子的照片,作為赫爾曼的雅利安出身的間接證據。“說這些孩子出自兩個純猶太父母,”她論證道,“依我們之見,在生物學上是不可能的。”報告指出,赫爾曼選擇“克裏斯蒂安”當自己的中名,他有反猶分子的名聲,成年後不和猶太社會來往,不準子孫跟猶太人通婚。這份報告的落款日是1938年9月29日,但申訴未獲理睬,直到近一年以後納粹看到了接受這申訴的好處。
赫爾米勒、格蕾特和海倫娜大概與這份報告無關。對他們來說,赫爾曼·克裏斯蒂安是摩西·邁爾的兒子,如果這意味著德國法律視他們為猶太人,那麽也隻好如此。為了逃脫當德意誌帝國的猶太人的後果,保爾很可能願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結果他完全看不到重新歸類的希望,因此隻尋求盡快離開“大德國”。他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也這麽做——扔下一切到瑞士去。他勸道,房子起火坍塌時,明智的做法是跳出窗戶,忘掉裏頭的財物。然而,赫爾米勒不能離開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心愛的霍赫海特,海倫娜也無法接受與自己的子女和孫子女分離。兩人都拒絕離開。1938年7月,在雙方都說了許多刺耳的話之後,保爾丟下奧地利的姐妹獨自去了瑞士。
海倫娜和赫爾米勒離開維也納,到霍赫海特消夏,她們仍舊相信猶太人身份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危險。9月份,格蕾特到霍赫海特告訴她們,德國之外的消息靈通人士普遍相信戰爭隨時會爆發(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危機的時候);人們還知道納粹會把德國的猶太人圈起來關進集中營,在集中營裏他們將飲食不足,受到很糟糕的對待。格蕾特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離開奧地利。
然而,這時德國猶太人不再可能進入瑞士,於是必須設計別的方案。在格蕾特的建議之下,赫爾米勒同意到一個維也納猶太律師那裏為自己和海倫娜買南斯拉夫護照。她顯然相信這是南斯拉夫政府授予國籍的方式,因為她說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買的是假護照,直到阿爾費德·索格倫代表她們去南斯拉夫拿護照——阿爾費德報告說,護照是在一家專門偽造文件的工場裏製造的。
但赫爾米勒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她親自到慕尼黑,想用假護照獲得去瑞士的簽證。很快,警察開始調查這一處贗品來源;還未動身逃往瑞士,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就被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格蕾特和阿爾費德。她們在監獄裏各過了兩夜,格蕾特又多過了一夜。在隨後的審訊中,格蕾特盡可能地說自己是整出醜事的唯一負責人,法官接受了這個說法;不過據赫爾米勒說,她們的最好辯護是外表和談吐。出現在法庭前的不是一群《我的奮鬥》裏描述的邋遢、發臭、穿土耳其長衫的猶太人,而是一個著名和富有的高等布爾喬亞奧地利家族的驕傲成員。針對四人的指控都被撤銷了。
維特根斯坦本人對這故事知道多少,我們不可能說清。無論如何,他如此擔心姐姐的狀況,結果生病了。在一封1938年10月寫給摩爾的信裏,他談到“過去一兩個月的很糟糕的神經緊張”,並把它歸咎於:“我在維也納的家人有很大的麻煩。”對英國護照的等待變得幾乎無法忍受,因為他渴望能使用護照到維也納去,盡其所能地幫助姐姐。在這一切的焦慮之中,他實在受不了內維爾·張伯倫——此人嘴裏稱頌著“我們時代的和平”從慕尼黑返回。他寄給吉爾伯特·帕蒂森一張為慶祝張伯倫的“成功”而印刷的明信片。在一幀張伯倫夫婦的照片下麵印著:“和平的朝聖者。真棒!張伯倫先生。”維特根斯坦在背麵寫了:“如果你要一貼催吐劑,這就是。”
1938—1939年的冬天,德國國家銀行開始調查維特根斯坦家族持有的巨額外匯。按照納粹法律,德國國家銀行有權強迫家族把錢轉給他們。然而,由於這筆財富的所有權的複雜配置,他們難以動手。看到這種情況,格蕾特想出了另一種確保她們姐妹安全的可能性:可以同意轉交外匯,作為交換她們要得到一封書麵聲明:赫爾米勒和海倫娜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
於是柏林當局和維特根斯坦家開始了一長串的磋商,最終納粹同意接受布裏吉特·茨威奧爾上一年寫的報告,以交換維特根斯坦家的外匯。由於保爾和家族其他人的分歧,磋商複雜了起來。這時保爾離開了瑞士,住在美國,他不同意為了滿足姐妹住在奧地利的乖張願望而同納粹作交易。他爭辯說,把這麽大筆的財富交到納粹手裏,幫助納粹,這是錯誤的。(赫爾米勒認為這後一個論證出自保爾的參謀們,指出那些人統統是猶太人——仿佛隻有猶太人才會認為這種考慮是有意義的。)
1939年春天這些口角一直在持續;格蕾特在紐約、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穿梭,努力達成一種適合所有各方的協議;1939年6月2日維特根斯坦終於拿到英國護照時問題仍未解決。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用這護照去了柏林、維也納和紐約,他的目標是幫格蕾特達到和解。據赫爾米勒說,這不是她弟弟適合做的那種事,在經驗上和在性情上都是如此。此外(雖然她沒指出這點),賄賂納粹接受一個謊言——他兩年前剛在這件事上作了懺悔——這裏頭的諷刺意味很難逃過他的注意。盡管如此,他仍然帶著自己身上全部的嚴謹和堅韌投入了磋商。“如果,”赫爾米勒補充道,“在紐約他沒達到他的目的,那真的不能怪他。”她在別處暗示,那得怪保爾。
盡管保爾反對,但這些磋商的結果是:大筆家族財富從瑞士轉到了德國國家銀行,“家譜研究部”則向其維也納辦公室發出了一份正式聲明,說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無條件的德國血統(deutschblutig)。因此,1939年8月赫爾米勒、海倫娜以及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的所有其他孫子女都收到了證書,宣布他們是猶太混血(mischlinge),不是猶太人。再後來,1940年2月柏林當局又進一步,發出一份公告宣布涉及猶太混血的規定不適用於赫爾曼·克裏斯蒂安·維特根斯坦的後人,而且,“按帝國公民法[紐倫堡法案]對他們作出的種族分類不帶來另外的困難”。這樣,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得以相對平靜地度過了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