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語言遊戲:《藍皮書和棕皮書》
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 作者：瑞·蒙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3—1934學年快到了,維特根斯坦回到劍橋,此後很難看到他和斯金納分開:他們都在學院有屋子;他們一起散步、交談,無論什麽社會活動(多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許最主要的是,他們一起工作。
學期開始,和上一年一樣維特根斯坦開了兩門課,一門名為“哲學”,另一門是“給數學家講的哲學”。令他頗喪氣的是第二門課竟特別熱門,來了三四十人——對於他想上的那種非正式的課來說,人數過多了。三周或四周後,他的聽眾吃驚地聽見他說,他不能再繼續這樣上課,他提出改為對一小組學生授課,再把授課的內容複製、散發給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後來對羅素的說法——這樣學生就能“帶點東西回家,就算腦子裏沒有手裏總有”。那個精選小組裏有他最喜歡的五個學生——斯金納、路易斯·古德斯坦、h.m.s.考克賽特、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和艾麗絲·安布羅斯。筆記的複本用了藍色的紙封麵,從此得名“藍皮書”。
無論如何,這都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新方法的首次公開,隻此就引發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做出、分發了更多的副本,這本書的讀者麵比維特根斯坦期望的寬得多——實際上比他願意的寬得多。例如,20世紀30年代後期這書已傳到許多牛津哲學教師那裏。因此,應該說是《藍皮書》把“語言遊戲”的概念和基於這概念的消解哲學困惑的技術引進了哲學話語。
在許多方麵,可把《藍皮書》視作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後續表述的一個早期原型。就像他後來用連貫的形式整理自己著述的所有嚐試一樣(包括《棕皮書》和《哲學研究》),《藍皮書》開頭談的是“哲學迷惑的一大來源”——即我們傾向於被實詞[200]誤導,尋找與之對應的東西。於是我們問:“時間是什麽?”、“意義是什麽?”、“知識是什麽?”、“一個思想是什麽?”、“數是什麽?”等等,並且期待能通過命名某物回答這些問題。設計語言遊戲技術的用意是破除這一傾向:
以後我將一次次地請你們注意我稱為語言遊戲的東西。比起我們對我們高度複雜的日常語言符號的使用,那是更簡單的使用符號的方式。語言遊戲是孩子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形式。研究語言遊戲,就是研究語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語言。如果我們想研究真假問題,研究命題和現實符合與否的問題,研究斷言、假設和疑問的本性,這樣做有利得多:看看語言的原初形式;在原初形式中,那些思考形式出現時不帶有迷惑人的背景——高度複雜的思考過程。我們看這種語言簡單形式時,仿佛是遮蔽了我們的日常語言用法的精神迷霧消散了。我們看見線條清晰、明明白白的行為和反應。
與尋覓對應實詞的實體的傾向相聯係,人們有這種想法:任一給定的概念都有一個“本質”——歸在某個一般性語詞下的所有東西共有的某種東西。於是,例如在柏拉圖的對話裏,蘇格拉底試圖通過尋覓所有知識個例共有的某種東西,來回答這種哲學問題:“知識是什麽?”(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曾說,可如此概括自己的方法:恰是蘇格拉底方法的反麵)。在《藍皮書》裏,維特根斯坦試圖用更具彈性的家族相似概念取代本質概念:
我們傾向於認為,一定有某種東西是(例如)所有遊戲共有的,這一共同屬性是把一般性語詞“遊戲”用到各種遊戲上的理由;可各遊戲構成了一個家族,其成員間具有家族似的相似。某些人有一樣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樣的眉毛,另一些走起路來一樣;這些相似是交疊的。
維特根斯坦說,對本質的尋求是“對一般性的渴求”的一個例子;這渴求的來源是我們浸透在科學方法裏:
哲學家恒常在眼前見到科學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誘著用科學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問題。這一傾向是形而上學的真正來源,並把哲學家領進了徹底的黑暗。
維特根斯坦對這一傾向的回避——他完全拒絕作出任何一般性結論——也許是他的工作難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說,若不指出其寓意,常常很難看出他的論述想說什麽。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門課的開頭說明的:“我們要說的話是容易懂的,但要知道我們為什麽說那話非常難。”
1933年聖誕假期,斯金納隔幾天就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說自己多麽想他,多麽頻繁地想起他,多麽渴望再見到他。他深情地回憶自己和維特根斯坦揮別時的每個瞬間:
收起向你揮動的手帕後,我沿著福克斯通走,上了8.28的火車回倫敦。我想起你,我們說再見時是多美妙啊……我很愛為你送行。我很思念你,想了很多你的事。
愛著的,
弗朗西斯
在林蔭街的家庭聖誕聚會上,瑪格麗特(她仍作為格蕾特的客人在維也納過聖誕)宣布自己和塔勒·索格倫訂婚,這事引起了一陣轟動。在格蕾特的鼓勵下,也是做給不同意的父親看,瑪格麗特把訂婚期定得極短,和塔勒於新年夜結婚。她父親至少遠在瑞士,還算安全。維特根斯坦則不是。她在回憶結婚那天時寫道:
路德維希在星期天早晨,我的婚禮前一小時來看我時,我的絕望到達了天頂。“你正在上一艘船,海洋將是狂暴的,請一直拽著我以便不翻船,”他對我說。直到那一刻我才認識到他的深深依戀,(也許還有)他對這份依戀的大瞞騙。多年來,我就像他手裏的軟灰泥,他已把我塑成一種更好的存在。他像一個撒瑪利亞人,給墮落的人新的生命。
很難相信直到那天她才意識到維特根斯坦多麽依戀她。不過,她覺得他對她生活的涉入有一種根本上屬於倫理的目的,這是維特根斯坦許多段友情的特點。照法妮亞·帕斯卡爾的說法,“他作法召出一個更好的你的幻影”。瑪格麗特選擇同別人結婚,部分也是因為她不想承受這種道德壓力。
1934年的大部分時間,維特根斯坦繼續做著三項彼此不同但相關的工作,都是試圖解決他寫給《心智》的信裏談的問題——“用清楚和連貫的形式”呈現他的哲學方法。在劍橋,口述《藍皮書》之外,他還對《大打字稿》作大量修訂——“悠哉遊哉地幹”,照他對羅素的說法。(這“悠哉遊哉”的結果編進了《哲學語法》的第一部分)。在維也納,他繼續跟魏斯曼合作,進行那項出版一本書的計劃(雖然帶著日益增加的不情願和不斷增長的疑慮)。1934年複活節假期,這一計劃有了新動向:他現在提議,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得是共同作者,維特根斯坦提供原始材料、掌控形式和結構,魏斯曼負責用清楚連貫的形式寫出來。也就是說,交給魏斯曼的是這一工作中維特根斯坦自己眼裏的最困難部分。
每作出一種新的安排,魏斯曼的地位就顯得更糟。8月份他向石裏克抱怨跟維特根斯坦合寫書的難處:
他有一種很高的天賦:總是如初次相見般看待事物。但我認為,這說明了跟他合作是多麽難,他總是聽從當下的靈感,推翻他此前擬訂的東西……隻見結構被一點點推翻,一切漸漸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麵貌,結果令人感到,如何把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無所謂,因為最終沒什麽東西照原樣留下來。
不僅在工作中,在生活裏維特根斯坦也慣於聽從當下的靈感。1934年,盡管當時牽扯在兩項準備出版書的計劃裏(在維也納是《邏輯、語言、哲學》,在英格蘭是《哲學語法》),他卻生出了一個念頭:徹底放棄學術生活,和斯金納一起到俄國生活,在那兒他倆都要找個體力活。斯金納的家人對此自然擔憂,但就斯金納自己而言,這想法卻具備無可估量的優點:每時每刻都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他逐漸把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視為近乎必須;離開了維特根斯坦,一切事物的模樣和感覺都不一樣了。“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他在複活節假期寫道,“我能深刻地感受一切。”這是他的信的一個恒常主題:
我常常想你。我渴望有你和我在一起。夜晚很棒,星星的樣子特別美。我渴望能用和你在一起時的感受方式感受一切。[1934年3月25日]
我渴望和你一起在任何室外的空間裏。我常常想你,我們的散步多麽棒啊。我極期待我們下周的出遊。昨天我收到了你的非常可愛的複活節卡片。我覺得,另一張卡片上的街邊房子的樣子非常美。我願和你一起看著它們。[1934年4月4日]
在他的信裏,斯金納還強調了維特根斯坦在自己身邊的道德必要性,仿佛缺少維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會落入魔鬼手裏。這方麵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寫於1934年7月24日的信,那是斯金納在布倫和維特根斯坦揮別後的第二天。信的開頭寫了,那次告別是多麽“美好和甜蜜”——如今說這話是慣例了;隨後他寫了,剛在布倫落單他就如何成了罪惡的人。他去了一家賭場,輸了十法郎;然後,盡管下了最大的決心,還是禁不住回到賭場,這次贏了五十法郎。因為覺得自己惡心,他發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蘭,但就要出發時再次陷進了賭場。此時他失了魂:
我又開始玩了,玩得很謹慎,很克製自己。然後我輸了一點點,我忽然失去了克製和謹慎,玩得越來越魯莽。我很狂熱地興奮起來,不能控製自己。我總共輸了約150法郎。先是輸掉了身上帶的全部法國錢,約80法郎;又把一張10先令換成了法國錢,全輸了;又兌換了所有散碎英國銀幣,全輸了。然後我在約5點鍾時離開了賭場。走進新鮮空氣時,我突然感到,開始賭博後,我的行為多麽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熱切地要贏錢,這顯得可怕。我突然認識到,自己陷入了一種多麽卑劣汙穢的墮落狀態。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動和身體的興奮。在一種悲慘的心境裏,我在街上走了一陣。我覺得我理解了為什麽賭徒常常自殺,因為墮落的感覺是如此壞。我感覺到一種最糟的低級趣味(philistine)。我感到我在毀滅自己。然後我回了旅館,把自己渾身上下洗遍了。
斯金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對自己道德墮落的描繪帶有一種古怪的不可信的聲調,但他試圖達到的效果肯定類似於那些他知道維特根斯坦讚賞的俄國小說。他的故事提到那種絕望的想自殺的內疚,看上去鐵定指向宗教拯救的必要性。實際上,他進一步描述:洗過手之後,他找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一起去過的布倫的教堂。在教堂裏:“我想了你的很多事。我覺得教堂安慰了我,雖然我幾乎根本不能看它一眼。”他又加上:“我感到,如果給你寫信卻不說這事,我就是個可怕的無賴,徹底配不上你的愛。”
幾周後的8月11日,宗教主題重新出現;斯金納在信裏引用了《安娜·卡列寧娜》的一個段落,幾近自殺的列文說:“不知道我是什麽,我就不能活。”這個段落的結尾是:“但列文沒有上吊,或飲彈自盡,而是活著,掙紮著活下去。”“讀到這最後一句時,”斯金納的這話應和了維特根斯坦本人說過的許多話,“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讀某種恐怖的東西。”
突然我像是理解了正讀的一切是什麽意思。我繼續讀下麵的章節:全部像是寫著巨大的真理。我覺得自己仿佛在讀《聖經》的章節。我沒有全部理解,但我感到那是宗教。我非常想告訴你這個。
此時斯金納和維特根斯坦已開始一起上俄語課,為他倆即將到來的蘇聯之行作準備。他們的老師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成員羅伊·帕斯卡爾的妻子法妮亞·帕斯卡爾。談到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的動機時,帕斯卡爾夫人評論道:“照我看,相比於任何政治或社會的事務,他對俄國的感情始終更關乎托爾斯泰的道德教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見。”斯金納的信的語氣和內容看來印證了這話。可是,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想造訪的地方,打算在那裏找工作的地方,不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國;它是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俄國。他倆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或消息如此不靈通,竟看不出兩者的差別。
由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敵意,大概在帕斯卡爾的眼裏他是個“舊時代保守分子”。但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其他朋友有著很不同的印象。例如喬治·湯姆森,他在20世紀30年代很熟悉維特根斯坦;他談到維特根斯坦在那些年裏“不斷增長的政治意識”,並說,雖然他和維特根斯坦不常討論政治,但維特根斯坦的言論“足以說明他了解時事。他明白失業和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以及不斷增長的戰爭危險。”至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湯姆森加上:“他在理論上反對它,但在實踐上支持它。”這話跟維特根斯坦曾對羅蘭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納的密友,1934年認識維特根斯坦)講的一句話是合拍的:“在心上[201],我是個共產主義者。”也應該記住,維特根斯坦這一時期的許多朋友,特別是他憑之獲知蘇聯消息的朋友,是馬克思主義者。除喬治·湯姆森之外,還有皮耶羅·斯拉法——在政治問題上維特根斯坦重視他的意見勝過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裏斯·多博。無疑,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劇變中,維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階級和失業者這邊的,他擁護的——寬泛地說——是左派。
不過這一點仍是事實:俄國對維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點兒也不涉及作為政治和經濟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蘇聯正在過的那種生活。在1934年夏天維特根斯坦、斯金納和莫裏斯·德魯利的一次談話裏,這一點顯露了出來;當時他們在愛爾蘭西海岸康尼馬拉德魯利兄弟的農舍那裏過暑假。他們到那兒時,德魯利準備了一頓相當精美的飯:烤雞,接著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異議,堅持住在康尼馬拉時他們早飯隻吃麥片粥、午飯隻吃蔬菜、晚飯隻吃一個煮雞蛋。話題轉向俄國時,斯金納宣布自己想做點“猛烈的”事,維特根斯坦覺得斯金納的這種思考方式是危險的。“我認為,”德魯利說,“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著糖蜜。”維特根斯坦高興了。“哦,這是個出色的說法:我完全理解這話的意思。不,我們不想揣著糖蜜。”
大概,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俄國的體力勞動者生活是無糖蜜生活的範例。第二年,為了叫斯金納領略一下這種滋味,他安排斯金納和羅蘭德·赫特冬天去一個農場工作六周。2月的一個冷天,維特根斯坦自己早上6點過去幫著幹活。
1934—1935年,維特根斯坦口述了我們現在所稱的《棕皮書》。和《藍皮書》不同,這不是為了替代一門課,而是維特根斯坦——出於自己的目的——表述工作成果的一次嚐試。《棕皮書》是向斯金納和艾麗絲·安布羅斯口述的,他們每周4天、每天2到4個小時和維特根斯坦坐在一起。《棕皮書》分為兩個部分,大致對應於方法及其應用。第一部分介紹語言遊戲的方法,讀上去幾乎像教科書。一個介紹性段落描述了聖奧古斯丁對“孩子如何學習說話”的解釋,在此之後,這本書包括了72個編了號的“練習”,許多練習邀請讀者思考,例如:
想像一個人,他的語言裏沒有“書在抽屜裏”或“水在杯子裏”這種形式的句子,在我們說這類話的地方,他們說,“書可以從抽屜裏取出來”,“水可以從杯子裏取出來”。[第100頁]
想像一個部落,其語言裏有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已做了這事”,另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能做這事”;不過,隻有在能用前一種表達的地方,才能用後一種表達。[第103頁]
想像拿人類和動物當閱讀機器;假定,為了當閱讀機器,需要對他們進行一種特別的訓練。[第120頁]
這本書難讀,因為他很少言明為什麽要想像這各種各樣的情景。維特根斯坦隻是領著讀者考慮一係列越來越複雜的語言遊戲,偶爾停下來,對正在描述的遊戲的各種特性作一番評論。真的明言這些評論的要點時,他聲稱那是為了封住可能引起哲學迷惑的思考。仿佛是,他打算拿這本書當一門意在把一切潛在的哲學化思考扼殺在萌芽狀態裏的課程的課本。於是,這本書首先引入了一種隻包含4個名詞——“方石”、“磚”、“石板”和“柱石”——的語言,這種語言用於一種建築“遊戲”(一個建築工人喊“磚”,另一個拿給他一塊磚)。在隨後的遊戲中,這種原語言得到了補充,先加進數字,然後是專有名詞,語詞“這兒”和“那兒”,提問和回答,最後是顏色詞。到此為止,他隻得出了一種哲學寓意:要理解這種種語言是如何使用的,不必預設心像(mental image)的存在;無論有沒有那種像,所有的遊戲都能玩。此處他未言明的目的是,他想鬆開這一觀念的束縛:心像是任何有意義的語言使用的固有伴隨物。
直到領著我們看了另一係列的語言遊戲——先是引入了無窮序列的概念,然後引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維特根斯坦才明確提到這一切和哲學問題有什麽關係。他描述了一係列語言遊戲,在這些語言遊戲裏,分辨一天裏的一時和另一時的方法多多少少是原始的;然後他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語言對照,我們的語言允許構造這樣的問題:“當現在成為過去,它去了哪裏,過去在哪裏?”“這兒,”他說,“有著哲學迷惑的一個最富饒來源。”對於把《棕皮書》當哲學著作研讀的讀者而言,讀到這個書的前30頁唯一提及哲學的陳述,頗鬆了口氣。他說,之所以提出那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符號體係誤導我們采用了特定的類比(在這個例子中,是過去的事情和一個事物之間的類比,是說“某事發生了”和說“某個事物到了我這裏”之間的類比[202])。與此類似:“我們傾向於說,‘現在’和‘6點鍾’都指向時間裏的點。對語詞的這種使用引起了一種困惑,人們可能用如下問題表達這種困惑:‘什麽是“現在”?’——它是時間裏的一個瞬間,但既不能說它是‘我說話的那一瞬’,也不能說它是‘時鍾敲響的那一瞬’,等等等等。”這兒涉及的其實就是聖奧古斯丁的時間問題,此時,維特根斯坦終於說出了他的做法的要旨:
我們的回答是:語詞“現在”的功能完全不同於時間指示詞的功能——如果我們去看這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使用裏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這一點;但若我們不看整個語言遊戲,隻看前言後語,隻看用到語詞的語句,那麽這一點就晦暗不明了。
沒有跡象表明維特根斯坦考慮出版《棕皮書》。1935年7月31日他寫信給石裏克,說它是一份展示了“我認為的處理全部事情的正當方式”的文獻。或許,既然他當時正計劃徹底離開哲學到俄國幹體力活,這本書就體現了一種嚐試:表述出他這7年的哲學工作成果,使別人(也許是魏斯曼)也能利用之。
不過,若別人試圖忠實地轉述他的思想,他幾乎不可能對其結果感到滿意。一次次地,別人試圖轉述他的想法,一次次他憤怒回應;如果用了他的想法的人未說明他們的借用,他就指控他們剽竊;如果他們說明了,他就指控他們說錯了。在口述《棕皮書》的時期,艾麗絲·安布羅斯碰上了他的這種怒火。她計劃在《心智》上發表一篇題為“數學裏的有限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陳述了她認為的維特根斯坦在這問題上的觀點。為了這篇文章,維特根斯坦極煩惱,竭力勸她別發表。她和g.e.摩爾——摩爾當時是這本刊物的編輯——拒絕屈服於他的壓力,然後他就遽然終止了和她的一切聯係。不過,在上述提到的那封寫給石裏克的信裏,他責怪的不是她,而是鼓勵她發表此文的學術界人士。他認為,主要的過錯是學術哲學家的好奇,他們想在他覺得能發表自己的成果之前知道他的新工作是幹什麽的。雖然不願明珠暗投,但他也決意不給他們贗品。
學期開始,和上一年一樣維特根斯坦開了兩門課,一門名為“哲學”,另一門是“給數學家講的哲學”。令他頗喪氣的是第二門課竟特別熱門,來了三四十人——對於他想上的那種非正式的課來說,人數過多了。三周或四周後,他的聽眾吃驚地聽見他說,他不能再繼續這樣上課,他提出改為對一小組學生授課,再把授課的內容複製、散發給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後來對羅素的說法——這樣學生就能“帶點東西回家,就算腦子裏沒有手裏總有”。那個精選小組裏有他最喜歡的五個學生——斯金納、路易斯·古德斯坦、h.m.s.考克賽特、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和艾麗絲·安布羅斯。筆記的複本用了藍色的紙封麵,從此得名“藍皮書”。
無論如何,這都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新方法的首次公開,隻此就引發了極大的興趣。他們做出、分發了更多的副本,這本書的讀者麵比維特根斯坦期望的寬得多——實際上比他願意的寬得多。例如,20世紀30年代後期這書已傳到許多牛津哲學教師那裏。因此,應該說是《藍皮書》把“語言遊戲”的概念和基於這概念的消解哲學困惑的技術引進了哲學話語。
在許多方麵,可把《藍皮書》視作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的後續表述的一個早期原型。就像他後來用連貫的形式整理自己著述的所有嚐試一樣(包括《棕皮書》和《哲學研究》),《藍皮書》開頭談的是“哲學迷惑的一大來源”——即我們傾向於被實詞[200]誤導,尋找與之對應的東西。於是我們問:“時間是什麽?”、“意義是什麽?”、“知識是什麽?”、“一個思想是什麽?”、“數是什麽?”等等,並且期待能通過命名某物回答這些問題。設計語言遊戲技術的用意是破除這一傾向:
以後我將一次次地請你們注意我稱為語言遊戲的東西。比起我們對我們高度複雜的日常語言符號的使用,那是更簡單的使用符號的方式。語言遊戲是孩子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形式。研究語言遊戲,就是研究語言的原初形式或原初語言。如果我們想研究真假問題,研究命題和現實符合與否的問題,研究斷言、假設和疑問的本性,這樣做有利得多:看看語言的原初形式;在原初形式中,那些思考形式出現時不帶有迷惑人的背景——高度複雜的思考過程。我們看這種語言簡單形式時,仿佛是遮蔽了我們的日常語言用法的精神迷霧消散了。我們看見線條清晰、明明白白的行為和反應。
與尋覓對應實詞的實體的傾向相聯係,人們有這種想法:任一給定的概念都有一個“本質”——歸在某個一般性語詞下的所有東西共有的某種東西。於是,例如在柏拉圖的對話裏,蘇格拉底試圖通過尋覓所有知識個例共有的某種東西,來回答這種哲學問題:“知識是什麽?”(就此而言,維特根斯坦曾說,可如此概括自己的方法:恰是蘇格拉底方法的反麵)。在《藍皮書》裏,維特根斯坦試圖用更具彈性的家族相似概念取代本質概念:
我們傾向於認為,一定有某種東西是(例如)所有遊戲共有的,這一共同屬性是把一般性語詞“遊戲”用到各種遊戲上的理由;可各遊戲構成了一個家族,其成員間具有家族似的相似。某些人有一樣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樣的眉毛,另一些走起路來一樣;這些相似是交疊的。
維特根斯坦說,對本質的尋求是“對一般性的渴求”的一個例子;這渴求的來源是我們浸透在科學方法裏:
哲學家恒常在眼前見到科學的方法,不能抗拒地被引誘著用科學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問題。這一傾向是形而上學的真正來源,並把哲學家領進了徹底的黑暗。
維特根斯坦對這一傾向的回避——他完全拒絕作出任何一般性結論——也許是他的工作難以理解的主要原因;可以說,若不指出其寓意,常常很難看出他的論述想說什麽。正如他自己曾在一門課的開頭說明的:“我們要說的話是容易懂的,但要知道我們為什麽說那話非常難。”
1933年聖誕假期,斯金納隔幾天就寫信給維特根斯坦,說自己多麽想他,多麽頻繁地想起他,多麽渴望再見到他。他深情地回憶自己和維特根斯坦揮別時的每個瞬間:
收起向你揮動的手帕後,我沿著福克斯通走,上了8.28的火車回倫敦。我想起你,我們說再見時是多美妙啊……我很愛為你送行。我很思念你,想了很多你的事。
愛著的,
弗朗西斯
在林蔭街的家庭聖誕聚會上,瑪格麗特(她仍作為格蕾特的客人在維也納過聖誕)宣布自己和塔勒·索格倫訂婚,這事引起了一陣轟動。在格蕾特的鼓勵下,也是做給不同意的父親看,瑪格麗特把訂婚期定得極短,和塔勒於新年夜結婚。她父親至少遠在瑞士,還算安全。維特根斯坦則不是。她在回憶結婚那天時寫道:
路德維希在星期天早晨,我的婚禮前一小時來看我時,我的絕望到達了天頂。“你正在上一艘船,海洋將是狂暴的,請一直拽著我以便不翻船,”他對我說。直到那一刻我才認識到他的深深依戀,(也許還有)他對這份依戀的大瞞騙。多年來,我就像他手裏的軟灰泥,他已把我塑成一種更好的存在。他像一個撒瑪利亞人,給墮落的人新的生命。
很難相信直到那天她才意識到維特根斯坦多麽依戀她。不過,她覺得他對她生活的涉入有一種根本上屬於倫理的目的,這是維特根斯坦許多段友情的特點。照法妮亞·帕斯卡爾的說法,“他作法召出一個更好的你的幻影”。瑪格麗特選擇同別人結婚,部分也是因為她不想承受這種道德壓力。
1934年的大部分時間,維特根斯坦繼續做著三項彼此不同但相關的工作,都是試圖解決他寫給《心智》的信裏談的問題——“用清楚和連貫的形式”呈現他的哲學方法。在劍橋,口述《藍皮書》之外,他還對《大打字稿》作大量修訂——“悠哉遊哉地幹”,照他對羅素的說法。(這“悠哉遊哉”的結果編進了《哲學語法》的第一部分)。在維也納,他繼續跟魏斯曼合作,進行那項出版一本書的計劃(雖然帶著日益增加的不情願和不斷增長的疑慮)。1934年複活節假期,這一計劃有了新動向:他現在提議,魏斯曼和維特根斯坦得是共同作者,維特根斯坦提供原始材料、掌控形式和結構,魏斯曼負責用清楚連貫的形式寫出來。也就是說,交給魏斯曼的是這一工作中維特根斯坦自己眼裏的最困難部分。
每作出一種新的安排,魏斯曼的地位就顯得更糟。8月份他向石裏克抱怨跟維特根斯坦合寫書的難處:
他有一種很高的天賦:總是如初次相見般看待事物。但我認為,這說明了跟他合作是多麽難,他總是聽從當下的靈感,推翻他此前擬訂的東西……隻見結構被一點點推翻,一切漸漸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麵貌,結果令人感到,如何把這些思想排到一起根本無所謂,因為最終沒什麽東西照原樣留下來。
不僅在工作中,在生活裏維特根斯坦也慣於聽從當下的靈感。1934年,盡管當時牽扯在兩項準備出版書的計劃裏(在維也納是《邏輯、語言、哲學》,在英格蘭是《哲學語法》),他卻生出了一個念頭:徹底放棄學術生活,和斯金納一起到俄國生活,在那兒他倆都要找個體力活。斯金納的家人對此自然擔憂,但就斯金納自己而言,這想法卻具備無可估量的優點:每時每刻都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他逐漸把和維特根斯坦在一起視為近乎必須;離開了維特根斯坦,一切事物的模樣和感覺都不一樣了。“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他在複活節假期寫道,“我能深刻地感受一切。”這是他的信的一個恒常主題:
我常常想你。我渴望有你和我在一起。夜晚很棒,星星的樣子特別美。我渴望能用和你在一起時的感受方式感受一切。[1934年3月25日]
我渴望和你一起在任何室外的空間裏。我常常想你,我們的散步多麽棒啊。我極期待我們下周的出遊。昨天我收到了你的非常可愛的複活節卡片。我覺得,另一張卡片上的街邊房子的樣子非常美。我願和你一起看著它們。[1934年4月4日]
在他的信裏,斯金納還強調了維特根斯坦在自己身邊的道德必要性,仿佛缺少維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會落入魔鬼手裏。這方麵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寫於1934年7月24日的信,那是斯金納在布倫和維特根斯坦揮別後的第二天。信的開頭寫了,那次告別是多麽“美好和甜蜜”——如今說這話是慣例了;隨後他寫了,剛在布倫落單他就如何成了罪惡的人。他去了一家賭場,輸了十法郎;然後,盡管下了最大的決心,還是禁不住回到賭場,這次贏了五十法郎。因為覺得自己惡心,他發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蘭,但就要出發時再次陷進了賭場。此時他失了魂:
我又開始玩了,玩得很謹慎,很克製自己。然後我輸了一點點,我忽然失去了克製和謹慎,玩得越來越魯莽。我很狂熱地興奮起來,不能控製自己。我總共輸了約150法郎。先是輸掉了身上帶的全部法國錢,約80法郎;又把一張10先令換成了法國錢,全輸了;又兌換了所有散碎英國銀幣,全輸了。然後我在約5點鍾時離開了賭場。走進新鮮空氣時,我突然感到,開始賭博後,我的行為多麽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熱切地要贏錢,這顯得可怕。我突然認識到,自己陷入了一種多麽卑劣汙穢的墮落狀態。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動和身體的興奮。在一種悲慘的心境裏,我在街上走了一陣。我覺得我理解了為什麽賭徒常常自殺,因為墮落的感覺是如此壞。我感覺到一種最糟的低級趣味(philistine)。我感到我在毀滅自己。然後我回了旅館,把自己渾身上下洗遍了。
斯金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對自己道德墮落的描繪帶有一種古怪的不可信的聲調,但他試圖達到的效果肯定類似於那些他知道維特根斯坦讚賞的俄國小說。他的故事提到那種絕望的想自殺的內疚,看上去鐵定指向宗教拯救的必要性。實際上,他進一步描述:洗過手之後,他找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一起去過的布倫的教堂。在教堂裏:“我想了你的很多事。我覺得教堂安慰了我,雖然我幾乎根本不能看它一眼。”他又加上:“我感到,如果給你寫信卻不說這事,我就是個可怕的無賴,徹底配不上你的愛。”
幾周後的8月11日,宗教主題重新出現;斯金納在信裏引用了《安娜·卡列寧娜》的一個段落,幾近自殺的列文說:“不知道我是什麽,我就不能活。”這個段落的結尾是:“但列文沒有上吊,或飲彈自盡,而是活著,掙紮著活下去。”“讀到這最後一句時,”斯金納的這話應和了維特根斯坦本人說過的許多話,“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在讀某種恐怖的東西。”
突然我像是理解了正讀的一切是什麽意思。我繼續讀下麵的章節:全部像是寫著巨大的真理。我覺得自己仿佛在讀《聖經》的章節。我沒有全部理解,但我感到那是宗教。我非常想告訴你這個。
此時斯金納和維特根斯坦已開始一起上俄語課,為他倆即將到來的蘇聯之行作準備。他們的老師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成員羅伊·帕斯卡爾的妻子法妮亞·帕斯卡爾。談到維特根斯坦想去俄國的動機時,帕斯卡爾夫人評論道:“照我看,相比於任何政治或社會的事務,他對俄國的感情始終更關乎托爾斯泰的道德教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洞見。”斯金納的信的語氣和內容看來印證了這話。可是,維特根斯坦和斯金納想造訪的地方,打算在那裏找工作的地方,不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國;它是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的俄國。他倆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如此幼稚或消息如此不靈通,竟看不出兩者的差別。
由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敵意,大概在帕斯卡爾的眼裏他是個“舊時代保守分子”。但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其他朋友有著很不同的印象。例如喬治·湯姆森,他在20世紀30年代很熟悉維特根斯坦;他談到維特根斯坦在那些年裏“不斷增長的政治意識”,並說,雖然他和維特根斯坦不常討論政治,但維特根斯坦的言論“足以說明他了解時事。他明白失業和法西斯主義的罪惡,以及不斷增長的戰爭危險。”至於維特根斯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湯姆森加上:“他在理論上反對它,但在實踐上支持它。”這話跟維特根斯坦曾對羅蘭德·赫特(赫特是斯金納的密友,1934年認識維特根斯坦)講的一句話是合拍的:“在心上[201],我是個共產主義者。”也應該記住,維特根斯坦這一時期的許多朋友,特別是他憑之獲知蘇聯消息的朋友,是馬克思主義者。除喬治·湯姆森之外,還有皮耶羅·斯拉法——在政治問題上維特根斯坦重視他的意見勝過任何其他人——尼古拉斯·巴赫金和莫裏斯·多博。無疑,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劇變中,維特根斯坦的同情是在工人階級和失業者這邊的,他擁護的——寬泛地說——是左派。
不過這一點仍是事實:俄國對維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點兒也不涉及作為政治和經濟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蘇聯正在過的那種生活。在1934年夏天維特根斯坦、斯金納和莫裏斯·德魯利的一次談話裏,這一點顯露了出來;當時他們在愛爾蘭西海岸康尼馬拉德魯利兄弟的農舍那裏過暑假。他們到那兒時,德魯利準備了一頓相當精美的飯:烤雞,接著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異議,堅持住在康尼馬拉時他們早飯隻吃麥片粥、午飯隻吃蔬菜、晚飯隻吃一個煮雞蛋。話題轉向俄國時,斯金納宣布自己想做點“猛烈的”事,維特根斯坦覺得斯金納的這種思考方式是危險的。“我認為,”德魯利說,“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著糖蜜。”維特根斯坦高興了。“哦,這是個出色的說法:我完全理解這話的意思。不,我們不想揣著糖蜜。”
大概,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俄國的體力勞動者生活是無糖蜜生活的範例。第二年,為了叫斯金納領略一下這種滋味,他安排斯金納和羅蘭德·赫特冬天去一個農場工作六周。2月的一個冷天,維特根斯坦自己早上6點過去幫著幹活。
1934—1935年,維特根斯坦口述了我們現在所稱的《棕皮書》。和《藍皮書》不同,這不是為了替代一門課,而是維特根斯坦——出於自己的目的——表述工作成果的一次嚐試。《棕皮書》是向斯金納和艾麗絲·安布羅斯口述的,他們每周4天、每天2到4個小時和維特根斯坦坐在一起。《棕皮書》分為兩個部分,大致對應於方法及其應用。第一部分介紹語言遊戲的方法,讀上去幾乎像教科書。一個介紹性段落描述了聖奧古斯丁對“孩子如何學習說話”的解釋,在此之後,這本書包括了72個編了號的“練習”,許多練習邀請讀者思考,例如:
想像一個人,他的語言裏沒有“書在抽屜裏”或“水在杯子裏”這種形式的句子,在我們說這類話的地方,他們說,“書可以從抽屜裏取出來”,“水可以從杯子裏取出來”。[第100頁]
想像一個部落,其語言裏有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已做了這事”,另一種表達對應於我們的“他能做這事”;不過,隻有在能用前一種表達的地方,才能用後一種表達。[第103頁]
想像拿人類和動物當閱讀機器;假定,為了當閱讀機器,需要對他們進行一種特別的訓練。[第120頁]
這本書難讀,因為他很少言明為什麽要想像這各種各樣的情景。維特根斯坦隻是領著讀者考慮一係列越來越複雜的語言遊戲,偶爾停下來,對正在描述的遊戲的各種特性作一番評論。真的明言這些評論的要點時,他聲稱那是為了封住可能引起哲學迷惑的思考。仿佛是,他打算拿這本書當一門意在把一切潛在的哲學化思考扼殺在萌芽狀態裏的課程的課本。於是,這本書首先引入了一種隻包含4個名詞——“方石”、“磚”、“石板”和“柱石”——的語言,這種語言用於一種建築“遊戲”(一個建築工人喊“磚”,另一個拿給他一塊磚)。在隨後的遊戲中,這種原語言得到了補充,先加進數字,然後是專有名詞,語詞“這兒”和“那兒”,提問和回答,最後是顏色詞。到此為止,他隻得出了一種哲學寓意:要理解這種種語言是如何使用的,不必預設心像(mental image)的存在;無論有沒有那種像,所有的遊戲都能玩。此處他未言明的目的是,他想鬆開這一觀念的束縛:心像是任何有意義的語言使用的固有伴隨物。
直到領著我們看了另一係列的語言遊戲——先是引入了無窮序列的概念,然後引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概念——維特根斯坦才明確提到這一切和哲學問題有什麽關係。他描述了一係列語言遊戲,在這些語言遊戲裏,分辨一天裏的一時和另一時的方法多多少少是原始的;然後他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語言對照,我們的語言允許構造這樣的問題:“當現在成為過去,它去了哪裏,過去在哪裏?”“這兒,”他說,“有著哲學迷惑的一個最富饒來源。”對於把《棕皮書》當哲學著作研讀的讀者而言,讀到這個書的前30頁唯一提及哲學的陳述,頗鬆了口氣。他說,之所以提出那樣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符號體係誤導我們采用了特定的類比(在這個例子中,是過去的事情和一個事物之間的類比,是說“某事發生了”和說“某個事物到了我這裏”之間的類比[202])。與此類似:“我們傾向於說,‘現在’和‘6點鍾’都指向時間裏的點。對語詞的這種使用引起了一種困惑,人們可能用如下問題表達這種困惑:‘什麽是“現在”?’——它是時間裏的一個瞬間,但既不能說它是‘我說話的那一瞬’,也不能說它是‘時鍾敲響的那一瞬’,等等等等。”這兒涉及的其實就是聖奧古斯丁的時間問題,此時,維特根斯坦終於說出了他的做法的要旨:
我們的回答是:語詞“現在”的功能完全不同於時間指示詞的功能——如果我們去看這個詞在我們的語言使用裏起的作用,就容易看出這一點;但若我們不看整個語言遊戲,隻看前言後語,隻看用到語詞的語句,那麽這一點就晦暗不明了。
沒有跡象表明維特根斯坦考慮出版《棕皮書》。1935年7月31日他寫信給石裏克,說它是一份展示了“我認為的處理全部事情的正當方式”的文獻。或許,既然他當時正計劃徹底離開哲學到俄國幹體力活,這本書就體現了一種嚐試:表述出他這7年的哲學工作成果,使別人(也許是魏斯曼)也能利用之。
不過,若別人試圖忠實地轉述他的思想,他幾乎不可能對其結果感到滿意。一次次地,別人試圖轉述他的想法,一次次他憤怒回應;如果用了他的想法的人未說明他們的借用,他就指控他們剽竊;如果他們說明了,他就指控他們說錯了。在口述《棕皮書》的時期,艾麗絲·安布羅斯碰上了他的這種怒火。她計劃在《心智》上發表一篇題為“數學裏的有限主義”的文章,這篇文章陳述了她認為的維特根斯坦在這問題上的觀點。為了這篇文章,維特根斯坦極煩惱,竭力勸她別發表。她和g.e.摩爾——摩爾當時是這本刊物的編輯——拒絕屈服於他的壓力,然後他就遽然終止了和她的一切聯係。不過,在上述提到的那封寫給石裏克的信裏,他責怪的不是她,而是鼓勵她發表此文的學術界人士。他認為,主要的過錯是學術哲學家的好奇,他們想在他覺得能發表自己的成果之前知道他的新工作是幹什麽的。雖然不願明珠暗投,但他也決意不給他們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