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提出了幾個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我們這時期的哲學天才，盡管麵對重重障礙和不利因素，但也起碼能夠得以生成：自由的男子氣概、早年就知悉人性、沒有接受過那種學者式的書呆子教育、不受愛國主義的束縛、不用被迫為稻粱謀、與國家沒有牽連——一句話，自由，永遠都是自由：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賴以成長的奇妙和危險的環境。誰要想像尼布爾[1]指責柏拉圖那樣指責哲學天才是糟糕的公民，那就讓他們這樣指責吧，他們自己去做良好公民得了。他們這樣指責是對的，柏拉圖那樣做也同樣是對的。對於其他人，上述那樣巨大的自由意味著狂妄和自負，那他們也是對的，因為這些人有了這樣的自由以後都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們要求這種自由的話，他們就當然是相當自負的。那樣的自由的確就是一筆沉重的債務，也隻有通過做出偉大和非凡的事情才可以償還。確實，每一個凡夫，看到有人獨得上天如此厚愛，都有權利心懷怨恨。不過，他自己則是願上天保佑，可千萬不要受到這樣的厚愛，亦即不要背負如此可怕的責任。他們的確會因那自由和那孤獨而馬上沉淪，會因為無聊而變成一個傻瓜，並且還是一個惡毒的傻瓜。
到現在為止，從我所說的，或許某些父親會學到某些東西，並私下應用一二於其兒子的教育之中。但我們可千萬不要真的期待父親們會希望他們的兒子隻成為哲學家。很有可能的是，曆史上各個年代的父親們通常都抗拒其兒子成為哲學家，就像是抗拒一樁極其乖戾的事情一樣。眾所周知，蘇格拉底就成為了父親們怒氣的犧牲品，罪名是“引誘青年人”；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柏拉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以讓哲學家的生成不再受製於父親們的非理性。現在看來，似乎柏拉圖的確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這是因為現代國家現在把促進哲學當作是自己的任務，每次都試圖讓一部分人幸運地得到“自由”，亦即獲得一個我們認為哲學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條件。但柏拉圖在曆史上所遭遇的，卻是一種奇特的不幸：某樣東西基本是根據柏拉圖所提出的構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後，隻有對其再仔細察看，那就始終不外是一個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醜陋怪嬰，一個小鬼怪。比較一下中世紀的教士國家，與柏拉圖所夢想的“神之子”的統治，就可得出例子。現在，雖然現代國家是絕對不會讓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啊，感謝上帝！”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補上這一句——甚至國家對哲學的促進（按照國家所理解的那種促進），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遭檢視，看看國家是否以柏拉圖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國家是否很認真地促進哲學，就好像產生新的柏拉圖就是國家的最高目的一樣。如果哲學家按慣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現在他的時代，那國家是否會真的布置任務，有意識地把那偶然轉化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不幸的是，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在偉大哲學家方麵，沒有什麽比那些為國家服務的拙劣哲學家更妨礙著哲學家的產生和流傳。這是一個讓人痛苦的問題，不是嗎？人們都知道，這也是叔本華在著名的《論大學的哲學》中最初讓我們審視的同一問題。我會回頭再討論此問題，因為我們必須迫使人們嚴肅對待此問題，亦即以此促使他們做出某樣實事。我認為我所寫的每一個字詞，如果其背後不是在督促著做出實事的話，那就都是白寫的、沒有用處的；把叔本華在《論大學的哲學》中給出的永遠成立的定理，聯係到我們至為緊密的同時代人，再一次直截了當地展示出來，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因為善良的人會誤以為自從叔本華發出那些嚴厲的指控以後，在德國的所有一切都有好轉了。叔本華的工作還沒有完結呢——甚至在微不足道的這一點上。
仔細察看的話，正如我所說的，國家現在為促進哲學而讓某些人有幸得到的“自由”，卻根本不是自由，而是某種有俸的職位。所謂的促進哲學，在今天不外乎就隻是國家讓一部分人能夠靠哲學而生活，亦即把哲學變為一種謀生的職業。相比之下，希臘的古老智者卻沒有從國家那兒領取薪水，至多不過就是像芝諾[2]那樣獲授一頂金冠，並在凱拉米克斯[3]豎起一座紀念碑，向他表示敬意。告訴人們如何利用真理而謀生，是否就對真理帶來好處，我無法泛泛而言，因為這一切都取決於所召喚對象的素質和品格。我能想象那些人帶著好幾分的驕傲和自尊心對其同類說：你們就好好照看著我吧，我有更正經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要照看著你們。如果是柏拉圖和叔本華，這樣大的氣派和語氣，並不會讓我們驚訝，這也是為何他們甚至可以成為大學哲學家，正如柏拉圖短暫做過宮廷哲學家而不會有辱哲學的尊嚴一樣。甚至康德也像我們學者所習慣了的那樣，處處謹慎、低三下四，其對國家的態度並沒有偉大之處，以致如果大學哲學受指責的話，他就無法為自己辯解。但如果有能為大學哲學聲辯的人，就像叔本華和柏拉圖那種，我估計他們將永遠沒有這樣做的機會，因為永遠不會有任何國家鬥膽寵幸這樣的人，讓其得到大學哲學家的位置。為什麽呢？因為每個國家都害怕他們，並且永遠隻會寵幸那些國家不用害怕的哲學家。也就是說，國家從根本上對哲學是恐懼的，並且，如果這的確是事實，那國家就恰恰會盡力試圖把哲學家拉到它的一邊去，這樣就會顯得哲學是站在國家的一邊，因為國家有著這些頂著哲學之名，但又不會引起恐懼的人站在國家的一邊。但如果有人現身，擺出一副架勢，手拿真理的計量器，對一切事物動真格，甚至包括國家，那國家就有理由排斥這樣的人，並將其視為敵人；正如國家會同樣對待那淩駕於國家之上、想成為它的裁判官的宗教一樣，因為國家肯定自己的存在更甚於任何一切。所以，有人能忍受成為一名為國家服務的哲學家的話，那他也就得忍受被人視為放棄真理、不再對真理探究到底。起碼，隻要他受人恩惠，受人職位，那他就得承認在真理之上還有著更高的東西——國家。並且也不僅僅是國家，而是所有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的一切，例如，某種形式的宗教，社會的秩序，軍隊的法章——所有這些東西都被寫上了“不得觸碰！”的字眼。大學哲學家弄清楚明白了他的責任的整個範圍和限製嗎？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對此已經清楚明白了而又仍然是國家的公務員，那他無論怎樣說都是真理的壞朋友；如果對此從來沒有弄清楚明白，那他仍然不是真理的朋友。
這些是至為泛泛的考慮，這些對於人們來說，當然是沒有什麽力度，人們對這些也是漠然處之。大部分人隻會聳聳肩，說道：“就好像在這世上，偉大和純粹的東西用不著為低下的人類作出讓步和妥協而照樣能夠保留下來似的！你們難道寧願國家迫害哲學家，而不是給他們發薪水，接受他們的服務？”在還沒有回答這個最後的問題的時候，我隻想補充這一點：哲學給國家所做出的讓步現在是太大了。首先，國家挑選出它的哲學仆人，並且是恰好其機構所需要的數量；也就是說，國家給人的假象就是國家能夠鑒別和分清好的哲學家與糟糕的哲學家；並且它還假設肯定永遠會有足夠數量的好的哲學家，以填滿它所有的教席。不光在好哲學家方麵，而且還在所需的好哲學家的數量方麵，國家現在已成了權威。其次，國家強迫它所挑選了的人，在固定的某一地方，在某一人群當中，從事某一固定的活動；他們得給那些有興致的大學生授課，並且是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問題是一個講良心的哲學家，會答應每天都能有東西可教嗎？並且是教給每一個想聆聽的學生？他難道不需要作出假象，讓人覺得他懂得比實際上的要多？他難道不需要在一群陌生人麵前，大談一些他隻能與最親近的朋友談論才沒有危險的事情？總而言之，他難道沒有剝奪了自己那至為美妙的自由，以在自己的天才呼喚之時能隨時隨地聽從之？這樣的話，他就負責在特定的時間公開思考一些預先特定的東西。而且是對著一幫年輕人這樣做！這樣的思考，難道不是從一開始就好比是去勢了嗎！當他某一天感覺到，今天我什麽都想不出來，沒有什麽聰明美妙的想法——但他還是得硬著頭皮擺出思考的樣子！
但是，有人會提出異議，他可一點都不是要成為一個思想家（denker），而隻是一個“nachdenker”（思考者）[4]或“uberdenker”[5]罷了；但他首先是位了解所有以前的思想家、有學問的鑒賞家，他總能講述一些他的學生不知道的這方麵的東西。但負責在學生麵前顯示出博學多識，正是哲學給國家作出的第三個至為危險的讓步。特別是表現為通曉哲學史，因為對於天才來說，他們以愛和純粹的目光注視著事物，就像詩人、文學家那樣，無論怎樣深入事物也嫌不夠。而在那數之不盡的各種各樣離奇古怪的意見和看法之中翻尋和挖掘，卻幾乎是最讓其厭惡、最不適合他們的職業。對過去曆史如數家珍、旁征博引，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哲學家的工作，不管是在印度，還是在希臘；如果一個哲學教授致力於這樣的工作，那他就得容忍人們充其量這樣說他：他是個優秀的語文學家、古物學家、語言學家、曆史學家，但他永遠不是個哲學家。正如已經說了的，這隻是充其量，因為對大學哲學家所做的那些大部分學術工作，一個語文學家會感覺相當糟糕：既沒有科學的嚴謹，也大都帶有某種讓人厭惡的冗煩和無聊。例如，誰又能夠把希臘哲學家的曆史，從裏特[6]、勃蘭迪斯[7]和策勒爾[8]對其布下的重重催眠煙幕中解救出來？這幾個人的學究工作並不那麽科學，同時又不幸地太過冗煩和單調。我起碼喜歡閱讀第歐根尼·拉爾修[9]更甚於薩勒，因為在前者的著作中起碼存活著古老哲學家的精神，但在策勒爾的作品裏，既沒有古老哲學家的精神也沒有其他任何人的精神。最後，那哲學史跟我們的年輕人到底又有什麽關係呢？是否要用那些眾說紛紜，讓我們的年輕人失去擁有自己看法的勇氣？是否要他們學會一起歡慶，因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多麽美妙的進步？是否非要讓年輕人終於憎恨或者蔑視哲學不可？至於這最後一點，當我們知道那些學生為了應付哲學考試是如何折磨自己，是如何把過去人們頭腦中曾經有過的至為瘋狂和至為尖刻的看法和念頭，連同那些最偉大的和最難以把握的思想一道，硬是塞進可憐的腦子裏麵——當我們看到這些，我們真的就會這麽想了。對一種哲學唯一的可能做出的評判，並且是能證明一些東西的評判（亦即爭取看看人們是否可以據此哲學而生活），卻從來不會在大學裏傳授；所傳授的隻是用字詞加上字詞做出的評判。現在我們想象一下，一個年輕人，並沒有多少人生經驗，但在頭腦裏卻並存和混合著五十個體係的文字形式，以及對這些體係的五十個評判。這將是怎樣的雜草叢生的蠻荒之地！是對哲學教育多大的嘲弄！事實上，人們也承認這並非向學生傳授哲學，而是要訓練他們通過哲學考試。這樣做的結果通常就是，人人都知道，那被考試的年輕人——啊，那被考試得太過的年輕人——以憋悶的一聲歎息承認：“感謝上帝，幸好我不是個哲學家，而是個基督徒，是我國家的一個良好市民！”
但如果學生的這一憋悶歎息正好就是國家的目的，而哲學“教育”（erziehung）就隻是要“引離”（abziehung）哲學嗎？我們要問一下自己。但如果情形真的是這樣，那就隻有一樣東西是值得害怕的：年輕人最終發現哲學被扭曲背後的目的是什麽。那最高的目標，那要產生哲學天才，就隻是一個托詞而已？目標或許正是要阻止哲學天才的產生？這其中的意思翻轉過來變成相反？這樣的話，那整套國家和教授的精明把戲就倒黴了！
而這樣的事情，難道還沒走漏了風聲嗎？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大學哲學已經淪為眾人蔑視和懷疑的對象。這部分原因在於現在統治著講台的，是更弱的一代；如果叔本華現在要再寫一篇論大學的哲學的話，他不必再用棍子了，隻需一根燈芯草即可征服他們。他們是那些虛假思想家的繼承人和後裔——對其先輩那受嚴重扭曲的頭腦，叔本華曾給予了痛擊。現在的這些家夥，看上去就像嬰兒和侏儒似的，這讓人想起那句印度的諺語：“人們根據自己的所為而生為愚蠢、聾啞、畸形殘疾。”他們的父輩因其所為，根據那諺語，就配得到這種樣子的下一代。因此，毫無疑問的是，青年學子們很快就可以沒有大學所教的哲學而一樣將就著，與學術無關的成年人現在已經沒有哲學而照樣應付自如。人們隻需回想一下自己的學生年代。我的例子就是，那些學術哲學家完全就是無足輕重的人。那時在我看來，他們就把其他學科的成果大概湊在一起，空閑時間則讀讀報紙，去看看歌劇；其餘時間，其學術同事對待他們的，則是某種巧妙掩藏起來的鄙視。人們相信他們甚少知識，卻永遠不會拙於以模糊的字詞來掩飾自己的無知。所以，他們偏好流連在那些昏暗的、有著良好視力的人無法長時間忍受的地方。其中一位會以這樣的說法反對自然科學：沒有一樣自然科學能夠向我徹底解釋最簡單的進化、形成，那麽，對所有這些還有什麽可感興趣的？另一位則這樣評論曆史：對我這樣有思想的人，曆史是不會有新東西的。一句話，他們總能找到理由解釋，為何什麽都不懂卻比學習某樣東西更有哲學味道。但如果他們真忙於學習的話，那他們的秘密衝動不過就是要逃離科學，要在某一空白和模糊不清之處建立起一個晦暗王國。要說他們走在科學的前麵的話，那意思就隻能是像獵物跑在緊追不舍的獵人的前麵。最近他們喜歡宣稱，自己其實隻是科學前沿的監察者和看守者。康德的學說在此尤其幫了他們的大忙。他們盡力把康德的學說弄成某一種閑適的懷疑論，目的就是用不了多久，就沒人對這還有興趣。偶爾，他們中的一位還能終於決定拋出一小套形而上學，伴隨著那通常的後果，亦即眩暈、頭痛和鼻子流血。在他們的這些直往雲裏霧裏的旅行經常失敗以後，在被那些學習真實科學的生硬和固執的年輕人，持續不斷地抓住頭發從雲裏霧裏拽下來以後，他們的臉上就習慣性地帶著一副拘謹、扭捏和謊言被識穿以後的表情。他們完全失去了那洋洋得意，再不會為哲學越出雷池哪怕半步。以前，他們中的一些人會相信能夠以他們的體係創造一個新的宗教，或者取代舊的；現在呢，這樣的目空一切已經消失了。他們大都是溫順、靦腆和曖昧的人，永遠不會像盧克萊修[10]那樣勇敢，為加在人的身上的壓迫而憤怒。至於邏輯思考，人們也難再從他們那裏學到東西，在自然評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後，他們也停止了那以往慣常的思辨、論辯練習。毫無疑問，現在人們在具體單個學科中，更加合乎邏輯、更加小心謹慎、更加謙虛、更加富有創意，一句話，比那些所謂的哲學家都要哲學。人們也就同意那不懷偏見的英國人巴治赫特（bagehot）的說法了。巴治赫特這樣說現在那些建構哲學體係的人：
誰不是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確知他們的前提奇特地混合著真理與謬誤，因此，花費閑暇反複思考他們接下來的那些結論是得不償失的？那些完備的體係或許能夠吸引年輕人，並給那些沒有經驗的人留下印象，但受過教育的人，卻不為所動。他們永遠寧願接受給出的暗示和猜想，而小小的真理則更受他們的歡迎。但滿紙演繹、推論哲學的大部頭，會引起人們的懷疑。無數未經證明的抽象原理，卻被年輕的人們匆匆收集起來，然後精心大作文章，形諸書籍和理論，並以此解釋整個世界。但這個世界卻不會理會這些抽象的東西。這是不奇怪的，因為這些抽象東西相互之間也是矛盾的。
如果以前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的，是那樣地陷入沉思，以致冒著頭撞橫梁的持續危險，那現在的他們，則像斯威夫特[11]所描寫的飛行浮島拉普他島那樣，被配置了成隊的拍手，以便不時地給他們的眼睛或者隨便哪裏溫柔的一擊。有時候這些拍擊可能太用力了，這些沉思恍惚的人就會忘了自己而回擊，但他們總是以丟臉而告終。沒看到那橫梁嗎，你這昏昏沉沉的家夥！那些拍手就會這樣衝著他們說。常有的事情就是，哲學家的確看到了橫梁，然後就重新和顏悅色了。這些拍手就是自然科學和曆史學。這些學科逐漸把那德國“夢與想的工作”（這“夢與想”在如此長的時間裏被混淆為“哲學”）嚇唬到這樣的地步，那些“夢與想”販子巴不得放棄自食其力的努力；但如果他們意外地妨礙了自然科學，等等，或者想要把一小帶子係在這些學科上，以圖牽引它們，那些拍手就會馬上惡狠狠地拍打他們，這些拍手似乎很想說：“你這樣的一個思想販子，竟然想沾汙我們的自然科學和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滾！”這樣，他們就又搖晃著回到他們自己的不確定和迷惘之中：他們絕對希望有一點自然科學抓在手裏，就有點像經驗心理學，像赫爾巴特[12]門徒那樣，也絕對希望掌握一點點曆史。這樣的話，他們起碼就可以公開做出在忙於科學的樣子，盡管他們私下裏巴不得讓所有哲學和所有科學都見鬼去。
但就算承認這一幫拙劣的哲學家是很可笑的——誰又不肯如此承認呢？——那他們的危害性又在哪裏呢？簡短的回答就是：他們的危害性就在於他們把哲學變成了一樣可笑的東西。隻要那獲國家承認的虛假思想家群體繼續存在，那真正哲學所發揮的出色作用就被抵消，至少就受到了製約，甚至就是因為他們作為那偉大哲學的代表所招惹的可笑詛咒，讓哲學本身蒙羞而無法發揮作用。這就是為什麽我把國家和學術院取消對哲學的承認，視為促進了文化；並且，要免除國家和學術院那無法完成的把真正哲學與虛假哲學區分開來的任務。就讓哲學家無拘束地生長，不再讓他們抱有希望能在公民行業中得到一官半職，不再以薪俸刺激和勾引他們；甚至還有更多，那就是迫害他們，一臉不悅地看著他們——這樣，你們就能看到奇跡！他們就會作鳥獸散，就會尋找地方棲身，那些可憐的假冒哲學家。一些人會做了教士，另一些人則成了學校教師，還有一些人則躲進了報紙的編輯室做起了編輯，再有一些則給女子學校撰寫教科書。這些人當中最有理性的則會拿起犁頭，而最虛榮的則到宮廷去謀生。突然之間，一切都變得冷冷清清，人去樓空。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清除那些拙劣哲學家，我們隻需不再優待他們，養著他們就可以了。這樣做無論如何都好過為了國家的緣故而公開庇護和資助某一哲學——不管這一哲學是什麽。
國家從來不會對真理真的上心，永遠隻會關心對國家有用的真理；更精確地說，隻會關心所有對國家有用的東西，不管這些是真理，抑或是半真半假的理，抑或是謬誤。國家與哲學的結盟，也隻有在哲學能夠保證無條件為國家服務的時候，才有其意義，亦即哲學要把為國家服務放在比真理還要高的位置。如果國家能夠雇傭真理、得到其效勞，那當然是很美妙的事情。不過，國家也很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本質是永遠既不會效勞，也不會接受薪水。因此，國家所擁有的隻是虛假的“真理”，是一個戴著副假麵具的角色；而這角色卻不幸地無法提供國家異常渴望從真理那得到的東西：類似能夠宣布其合法或者類似教皇的封聖一類。當中世紀的王侯要想得到教皇的加冕而又無法如願的時候，就會委任一個偽教皇以給他提供這一服務。這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湊合著應付，但如果現代國家委任一種偽哲學，以求得到其合法化的論述，那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哲學會一如既往針對這一種偽哲學，現在甚至比以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真心認為如果國家完全不要染指哲學，根本不要從哲學那兒希冀得到什麽，並盡可能地對其漠然視之，無動於衷，這會對國家更有實際好處。如果無法保持漠然視之，如果這哲學對國家構成威脅和損害，那國家盡可以找這哲學算賬。既然國家對大學的興趣，不外乎就是通過大學培養出順從的、有用的公民，那麽，國家就要謹慎從事，不要做出有損這一目的的事情，亦即不要要求年輕人進行哲學測試，因為雖然這樣魔鬼般的考試會是嚇走那些懶惰和能力不足的學生的不錯手段，讓他們不敢在大學學習，但這樣做的得益，終究無法抵償這種強製性學習給那些輕率莽撞、躁動不安的學生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了解到了那些禁書，開始批評他們的老師，最終甚至留意到了大學哲學及其考試的目的，更不用說那些年輕的神學家因為這樣的考試而可能產生疑問，並因此在德國，神學家已經變得越來越少，就像北山羊在蒂羅爾[13]越來越少一樣。我知道得很清楚，國家會對我的整個思考有何反對意見和理由——隻要那美麗的、綠油油的黑格爾莊稼還在所有地裏生長。但是，在這些莊稼失收以後，在人們當時就此所許下的諾言並不曾兌現、在所有糧倉都空蕩蕩的時候，人們就寧願不隻是提出反對意見，而是要拋棄哲學了。國家現在有了力量，但在黑格爾時期，國家隻是想擁有力量——這是一個巨大差別。國家再也不需要經由哲學而獲得認可，因此，哲學對於國家來說已變得多餘。當國家不再養著它的教授，或者就像我所預想的不久以後，國家隻是表麵上養著他們，其實對其並不上心，那這樣對國家反倒有利。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大學也明白這樣做的好處。起碼，我認為一所真正科學的院校，不再與那半科學或四分之一科學的東西為伍的話，會得到好處。再者，大學獲得太少的尊敬，以致不得不希望剔除掉那些連學術中人也看不起的科目。這是因為非學術人士有著很好的理由，對大學有著某種程度的蔑視；他們指責大學怯懦，小的害怕大的，大的則害怕公眾言論；指責大學沒有在涉及更高文化的事情方麵領路在前，而是拖在後麵蹣跚而行；不再遵循任何享有聲譽的科學都會遵循的根本方向，例如，人們比以往都更熱情地進行語言方麵的學習，但卻沒人認為需要對寫作和講話進行嚴格的訓練和培養。古老的印度打開了門戶，但這方麵的學習者和鑒賞家，與印度那些不朽著作、與印度哲學的關係，就跟一隻動物與古希臘豎琴的關係沒有什麽兩樣，盡管叔本華認為認識印度哲學，是我們這一世紀相比其他世紀所能擁有的一個最大的優勢。古老的經典已變成了人們隨意對待和任意處置的古舊之物，不再發揮出古典和模範的作用。學習那些經典的年輕人就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那些年輕人確實不是值得模仿的對象。菲利德利希·奧古斯特·沃爾夫[14]的精神現在去哪裏了？弗蘭茨·帕索[15]可以說沃爾夫的精神表現為一種真正愛國、真正人道主義的精神，必要時，有能力讓一個大洲燃燒起來。與此同時，一種報紙雜誌的格調和氣味卻越發侵入到大學中去，並且還不止一次打著哲學的名義；那是一種圓滑光亮、修飾得美輪美奐的表述方式，浮士德和智者納旦[16]掛在嘴邊，語言和觀點都來自我們那些讓人惡心的雜誌和讀物。最近還嘮叨起我們神聖的德國音樂，甚至還要求講座講解席勒和歌德——所有這些跡象都顯示出大學的精神開始與時代的精神混淆不清了。在我看來，如果在大學之外，還能有一個更高的評判機構，以監督和校正這些大學機構在促進教育方麵的所為，那將是價值非凡的；一旦哲學從大學分離出來，並去除所有沒有價值的顧慮和遮蔽，那恰恰就成為這樣的評判機構了：沒有國家的權力支持，沒有薪水和榮譽，這種評判機構就知道提供其服務，不受這時代精神的影響，也不受畏懼這時代精神的影響。一句話，就像叔本華那樣的生活，成為一個對他周圍的所謂文化的評判員。以這樣的方式，哲學家仍然可以對大學是有用的——當哲學家與大學再沒有了關聯，而隻是從相隔一段具有尊嚴的距離，對大學作出總覽和評判。
最後就是，一個國家的存在、大學水平的提高，與我們又有什麽關係——如果哲學在這地球上的存在對於我們是首要的事情？或者為了不至於讓人對我的意思產生疑問，後半句話就是：如果我們關心哲學的誕生，遠甚於關心國家或者大學的持續存在。人們對公眾輿論越是奴顏婢膝，自由所麵臨的危險越大，那哲學的尊嚴相應就越高。在羅馬共和國崩潰的地震中，在帝國時期，在哲學的名字與曆史的名字成了“讓王侯不快的名字”的時期，哲學的尊嚴是最高的。在展示哲學的尊嚴方麵，布魯圖[17]表現得比柏拉圖還要出色；那是倫理學不再處於平庸位置的年代。如果哲學現在並不怎麽受尊重了，那我們隻需問一問，為何現在沒有哪一位偉大的統帥和政治家是信奉和擁護哲學的？這正是因為在他們尋求哲學的時候，迎麵走來的是一個掛著哲學之名的虛弱幽靈，是那種書呆子式的、隻在課堂上講的智慧和謹慎處世。一句話，是因為他們所接觸的哲學用不了多久就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東西，而哲學本應該是讓他們敬畏的；那些受召喚去尋找力量的人，本來應該知道哲學裏有著英勇氣概的源泉。一個美國人可以告訴他們，一個偉大思想家來到這一世界的時候，他作為一個巨大力量的中心到底意味著什麽。“當心，”愛默生[18]寫道：
當偉大的神祇把一個思想家放走在這地球上，所有一切就都處於危險之中。那就猶如在一個大城市中燃起了大火，無人知道什麽是安全的，大火將在哪裏熄滅。沒有什麽科學是可以保證明天不會翻側；也沒有什麽文學的大名和所謂的聞名遐邇是可以免於修正和批判。此時此刻一些東西在這些人的眼中是很美好的，那是在他們的思想地平線所能出現的觀念所致，也是這些思想觀念導致了現在的事物秩序，就正如一株蘋果樹結出了蘋果。新的一級文化會瞬間轉變人類的一係列追求。
那麽，如果這樣的思想家是危險的，那當然就很清楚為何我們那些學術思想家是不危險的了，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從傳統和習慣中平和地生長，就像樹上結出的果實。這些學術思想家是不會讓人驚駭的，不會弄至天翻地覆。要描述他們的整個追求和努力，那就用第歐根尼[19]的話吧——在某人讚揚一個哲學家的時候，第歐根尼是這樣回應的：“他又顯現了什麽偉大之處呢？他做了那麽長時間的哲學家，但卻不曾使任何人苦惱或者憂傷！”的確，在大學哲學的墓碑上，應該寫上“這些東西不曾讓任何人苦惱和憂傷”。然而，這種讚語當然應該更多的給予一位老婦，而不是給予真理女神。並不奇怪的是，那些把真理女神看成是老婦人的人，本身就沒有什麽男子氣，因此也是恰如其分地不再受到有權力之人的重視。
但如果在我們這一時期現實就是如此，那哲學的尊嚴已被踩在腳下，哲學本身看上去已經變成了某樣可笑的或者是某樣人人都會漠視的東西。這樣的話，哲學的所有真正的朋友就都有責任對這混亂作出見證，並且起碼要證明：隻有哲學的虛假和有失身份的仆人才是可笑的，才是應該遭漠視的。如果他們能夠通過行動表明：對真理的熱愛是某種可怕和有力的東西，那就更好了。
叔本華證明了上述這兩樣，並且會隨著時間而越加證明之。
注釋
[1]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國曆史學家，創立的原始資料鑒定法開創了曆史研究的新紀元。——譯者注
[2]芝諾［zeno（of elea），前495—前430］，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亞裏士多德稱他為雄辯術的發明者。——譯者注
[3]凱拉米克斯（kerameikos），古代雅典的一座公墓。——譯者注
[4]它的原意是跟著別人思考或反複思考的人。——譯者注
[5]意即反複或過度思考者。——譯者注
[6]裏特（heinrich ritter，1791—1869），德國哲學教授。——譯者注
[7]勃蘭迪斯（august brandis，1790—1867），德國哲學家。——譯者注
[8]策勒爾（eduard zeller，1814—1908），德國哲學家、神學家，著有《古希臘哲學史綱》。——譯者注
[9]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ertius，活動時期3世紀），希臘作家，因編著希臘哲學史而聞名。著有《著名哲學家的生平、學說和格言》。——譯者注
[10]盧克萊修（lucretius，活動時期公元前1世紀），全名蒂圖斯·盧克萊修·卡魯斯。拉丁詩人和哲學家，以長詩《物性論》而知名。——譯者注
[11]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裔愛爾蘭作家，最傑出的英語諷刺散文作家。著有《格利佛遊記》等小說。——譯者注
[12]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德國哲學家及教育家。19世紀重新對現實主義發生興趣的帶頭人，現代科學教育學的奠基者之一。——譯者注
[13]蒂羅爾（tirol）是奧地利的一個州，多山的地區。——譯者注
[14]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德國古典學者，學術界公認的現代語文學的奠基人，《荷馬引論》是其代表作。——譯者注
[15]弗蘭茨·帕索（franz passow，1786—1833），德國學者。——譯者注
[16]智者納旦，德國劇作家萊辛的劇作《智者納旦》中的主角。——譯者注
[17]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公元前44年3月刺死羅馬獨裁者尤利烏斯·凱撒的密謀集團領袖。他是一個斯多葛派學者，寫過許多哲學論文和文學作品，均已散失。——譯者注
[18]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散文作家、思想家、詩人、演說家，美國19世紀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文學運動領袖。引文出自《嚐試》。——譯者注
[19]第歐根尼（diogenes，？—約前320），犬儒學派的原型人物，創造了犬儒學派的生活方式。——譯者注
到現在為止，從我所說的，或許某些父親會學到某些東西，並私下應用一二於其兒子的教育之中。但我們可千萬不要真的期待父親們會希望他們的兒子隻成為哲學家。很有可能的是，曆史上各個年代的父親們通常都抗拒其兒子成為哲學家，就像是抗拒一樁極其乖戾的事情一樣。眾所周知，蘇格拉底就成為了父親們怒氣的犧牲品，罪名是“引誘青年人”；正是出於這一原因，柏拉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以讓哲學家的生成不再受製於父親們的非理性。現在看來，似乎柏拉圖的確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這是因為現代國家現在把促進哲學當作是自己的任務，每次都試圖讓一部分人幸運地得到“自由”，亦即獲得一個我們認為哲學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條件。但柏拉圖在曆史上所遭遇的，卻是一種奇特的不幸：某樣東西基本是根據柏拉圖所提出的構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後，隻有對其再仔細察看，那就始終不外是一個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醜陋怪嬰，一個小鬼怪。比較一下中世紀的教士國家，與柏拉圖所夢想的“神之子”的統治，就可得出例子。現在，雖然現代國家是絕對不會讓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啊，感謝上帝！”每一個基督徒都會補上這一句——甚至國家對哲學的促進（按照國家所理解的那種促進），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遭檢視，看看國家是否以柏拉圖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國家是否很認真地促進哲學，就好像產生新的柏拉圖就是國家的最高目的一樣。如果哲學家按慣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現在他的時代，那國家是否會真的布置任務，有意識地把那偶然轉化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不幸的是，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在偉大哲學家方麵，沒有什麽比那些為國家服務的拙劣哲學家更妨礙著哲學家的產生和流傳。這是一個讓人痛苦的問題，不是嗎？人們都知道，這也是叔本華在著名的《論大學的哲學》中最初讓我們審視的同一問題。我會回頭再討論此問題，因為我們必須迫使人們嚴肅對待此問題，亦即以此促使他們做出某樣實事。我認為我所寫的每一個字詞，如果其背後不是在督促著做出實事的話，那就都是白寫的、沒有用處的；把叔本華在《論大學的哲學》中給出的永遠成立的定理，聯係到我們至為緊密的同時代人，再一次直截了當地展示出來，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因為善良的人會誤以為自從叔本華發出那些嚴厲的指控以後，在德國的所有一切都有好轉了。叔本華的工作還沒有完結呢——甚至在微不足道的這一點上。
仔細察看的話，正如我所說的，國家現在為促進哲學而讓某些人有幸得到的“自由”，卻根本不是自由，而是某種有俸的職位。所謂的促進哲學，在今天不外乎就隻是國家讓一部分人能夠靠哲學而生活，亦即把哲學變為一種謀生的職業。相比之下，希臘的古老智者卻沒有從國家那兒領取薪水，至多不過就是像芝諾[2]那樣獲授一頂金冠，並在凱拉米克斯[3]豎起一座紀念碑，向他表示敬意。告訴人們如何利用真理而謀生，是否就對真理帶來好處，我無法泛泛而言，因為這一切都取決於所召喚對象的素質和品格。我能想象那些人帶著好幾分的驕傲和自尊心對其同類說：你們就好好照看著我吧，我有更正經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要照看著你們。如果是柏拉圖和叔本華，這樣大的氣派和語氣，並不會讓我們驚訝，這也是為何他們甚至可以成為大學哲學家，正如柏拉圖短暫做過宮廷哲學家而不會有辱哲學的尊嚴一樣。甚至康德也像我們學者所習慣了的那樣，處處謹慎、低三下四，其對國家的態度並沒有偉大之處，以致如果大學哲學受指責的話，他就無法為自己辯解。但如果有能為大學哲學聲辯的人，就像叔本華和柏拉圖那種，我估計他們將永遠沒有這樣做的機會，因為永遠不會有任何國家鬥膽寵幸這樣的人，讓其得到大學哲學家的位置。為什麽呢？因為每個國家都害怕他們，並且永遠隻會寵幸那些國家不用害怕的哲學家。也就是說，國家從根本上對哲學是恐懼的，並且，如果這的確是事實，那國家就恰恰會盡力試圖把哲學家拉到它的一邊去，這樣就會顯得哲學是站在國家的一邊，因為國家有著這些頂著哲學之名，但又不會引起恐懼的人站在國家的一邊。但如果有人現身，擺出一副架勢，手拿真理的計量器，對一切事物動真格，甚至包括國家，那國家就有理由排斥這樣的人，並將其視為敵人；正如國家會同樣對待那淩駕於國家之上、想成為它的裁判官的宗教一樣，因為國家肯定自己的存在更甚於任何一切。所以，有人能忍受成為一名為國家服務的哲學家的話，那他也就得忍受被人視為放棄真理、不再對真理探究到底。起碼，隻要他受人恩惠，受人職位，那他就得承認在真理之上還有著更高的東西——國家。並且也不僅僅是國家，而是所有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的一切，例如，某種形式的宗教，社會的秩序，軍隊的法章——所有這些東西都被寫上了“不得觸碰！”的字眼。大學哲學家弄清楚明白了他的責任的整個範圍和限製嗎？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對此已經清楚明白了而又仍然是國家的公務員，那他無論怎樣說都是真理的壞朋友；如果對此從來沒有弄清楚明白，那他仍然不是真理的朋友。
這些是至為泛泛的考慮，這些對於人們來說，當然是沒有什麽力度，人們對這些也是漠然處之。大部分人隻會聳聳肩，說道：“就好像在這世上，偉大和純粹的東西用不著為低下的人類作出讓步和妥協而照樣能夠保留下來似的！你們難道寧願國家迫害哲學家，而不是給他們發薪水，接受他們的服務？”在還沒有回答這個最後的問題的時候，我隻想補充這一點：哲學給國家所做出的讓步現在是太大了。首先，國家挑選出它的哲學仆人，並且是恰好其機構所需要的數量；也就是說，國家給人的假象就是國家能夠鑒別和分清好的哲學家與糟糕的哲學家；並且它還假設肯定永遠會有足夠數量的好的哲學家，以填滿它所有的教席。不光在好哲學家方麵，而且還在所需的好哲學家的數量方麵，國家現在已成了權威。其次，國家強迫它所挑選了的人，在固定的某一地方，在某一人群當中，從事某一固定的活動；他們得給那些有興致的大學生授課，並且是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裏。問題是一個講良心的哲學家，會答應每天都能有東西可教嗎？並且是教給每一個想聆聽的學生？他難道不需要作出假象，讓人覺得他懂得比實際上的要多？他難道不需要在一群陌生人麵前，大談一些他隻能與最親近的朋友談論才沒有危險的事情？總而言之，他難道沒有剝奪了自己那至為美妙的自由，以在自己的天才呼喚之時能隨時隨地聽從之？這樣的話，他就負責在特定的時間公開思考一些預先特定的東西。而且是對著一幫年輕人這樣做！這樣的思考，難道不是從一開始就好比是去勢了嗎！當他某一天感覺到，今天我什麽都想不出來，沒有什麽聰明美妙的想法——但他還是得硬著頭皮擺出思考的樣子！
但是，有人會提出異議，他可一點都不是要成為一個思想家（denker），而隻是一個“nachdenker”（思考者）[4]或“uberdenker”[5]罷了；但他首先是位了解所有以前的思想家、有學問的鑒賞家，他總能講述一些他的學生不知道的這方麵的東西。但負責在學生麵前顯示出博學多識，正是哲學給國家作出的第三個至為危險的讓步。特別是表現為通曉哲學史，因為對於天才來說，他們以愛和純粹的目光注視著事物，就像詩人、文學家那樣，無論怎樣深入事物也嫌不夠。而在那數之不盡的各種各樣離奇古怪的意見和看法之中翻尋和挖掘，卻幾乎是最讓其厭惡、最不適合他們的職業。對過去曆史如數家珍、旁征博引，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哲學家的工作，不管是在印度，還是在希臘；如果一個哲學教授致力於這樣的工作，那他就得容忍人們充其量這樣說他：他是個優秀的語文學家、古物學家、語言學家、曆史學家，但他永遠不是個哲學家。正如已經說了的，這隻是充其量，因為對大學哲學家所做的那些大部分學術工作，一個語文學家會感覺相當糟糕：既沒有科學的嚴謹，也大都帶有某種讓人厭惡的冗煩和無聊。例如，誰又能夠把希臘哲學家的曆史，從裏特[6]、勃蘭迪斯[7]和策勒爾[8]對其布下的重重催眠煙幕中解救出來？這幾個人的學究工作並不那麽科學，同時又不幸地太過冗煩和單調。我起碼喜歡閱讀第歐根尼·拉爾修[9]更甚於薩勒，因為在前者的著作中起碼存活著古老哲學家的精神，但在策勒爾的作品裏，既沒有古老哲學家的精神也沒有其他任何人的精神。最後，那哲學史跟我們的年輕人到底又有什麽關係呢？是否要用那些眾說紛紜，讓我們的年輕人失去擁有自己看法的勇氣？是否要他們學會一起歡慶，因為我們已經取得了多麽美妙的進步？是否非要讓年輕人終於憎恨或者蔑視哲學不可？至於這最後一點，當我們知道那些學生為了應付哲學考試是如何折磨自己，是如何把過去人們頭腦中曾經有過的至為瘋狂和至為尖刻的看法和念頭，連同那些最偉大的和最難以把握的思想一道，硬是塞進可憐的腦子裏麵——當我們看到這些，我們真的就會這麽想了。對一種哲學唯一的可能做出的評判，並且是能證明一些東西的評判（亦即爭取看看人們是否可以據此哲學而生活），卻從來不會在大學裏傳授；所傳授的隻是用字詞加上字詞做出的評判。現在我們想象一下，一個年輕人，並沒有多少人生經驗，但在頭腦裏卻並存和混合著五十個體係的文字形式，以及對這些體係的五十個評判。這將是怎樣的雜草叢生的蠻荒之地！是對哲學教育多大的嘲弄！事實上，人們也承認這並非向學生傳授哲學，而是要訓練他們通過哲學考試。這樣做的結果通常就是，人人都知道，那被考試的年輕人——啊，那被考試得太過的年輕人——以憋悶的一聲歎息承認：“感謝上帝，幸好我不是個哲學家，而是個基督徒，是我國家的一個良好市民！”
但如果學生的這一憋悶歎息正好就是國家的目的，而哲學“教育”（erziehung）就隻是要“引離”（abziehung）哲學嗎？我們要問一下自己。但如果情形真的是這樣，那就隻有一樣東西是值得害怕的：年輕人最終發現哲學被扭曲背後的目的是什麽。那最高的目標，那要產生哲學天才，就隻是一個托詞而已？目標或許正是要阻止哲學天才的產生？這其中的意思翻轉過來變成相反？這樣的話，那整套國家和教授的精明把戲就倒黴了！
而這樣的事情，難道還沒走漏了風聲嗎？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大學哲學已經淪為眾人蔑視和懷疑的對象。這部分原因在於現在統治著講台的，是更弱的一代；如果叔本華現在要再寫一篇論大學的哲學的話，他不必再用棍子了，隻需一根燈芯草即可征服他們。他們是那些虛假思想家的繼承人和後裔——對其先輩那受嚴重扭曲的頭腦，叔本華曾給予了痛擊。現在的這些家夥，看上去就像嬰兒和侏儒似的，這讓人想起那句印度的諺語：“人們根據自己的所為而生為愚蠢、聾啞、畸形殘疾。”他們的父輩因其所為，根據那諺語，就配得到這種樣子的下一代。因此，毫無疑問的是，青年學子們很快就可以沒有大學所教的哲學而一樣將就著，與學術無關的成年人現在已經沒有哲學而照樣應付自如。人們隻需回想一下自己的學生年代。我的例子就是，那些學術哲學家完全就是無足輕重的人。那時在我看來，他們就把其他學科的成果大概湊在一起，空閑時間則讀讀報紙，去看看歌劇；其餘時間，其學術同事對待他們的，則是某種巧妙掩藏起來的鄙視。人們相信他們甚少知識，卻永遠不會拙於以模糊的字詞來掩飾自己的無知。所以，他們偏好流連在那些昏暗的、有著良好視力的人無法長時間忍受的地方。其中一位會以這樣的說法反對自然科學：沒有一樣自然科學能夠向我徹底解釋最簡單的進化、形成，那麽，對所有這些還有什麽可感興趣的？另一位則這樣評論曆史：對我這樣有思想的人，曆史是不會有新東西的。一句話，他們總能找到理由解釋，為何什麽都不懂卻比學習某樣東西更有哲學味道。但如果他們真忙於學習的話，那他們的秘密衝動不過就是要逃離科學，要在某一空白和模糊不清之處建立起一個晦暗王國。要說他們走在科學的前麵的話，那意思就隻能是像獵物跑在緊追不舍的獵人的前麵。最近他們喜歡宣稱，自己其實隻是科學前沿的監察者和看守者。康德的學說在此尤其幫了他們的大忙。他們盡力把康德的學說弄成某一種閑適的懷疑論，目的就是用不了多久，就沒人對這還有興趣。偶爾，他們中的一位還能終於決定拋出一小套形而上學，伴隨著那通常的後果，亦即眩暈、頭痛和鼻子流血。在他們的這些直往雲裏霧裏的旅行經常失敗以後，在被那些學習真實科學的生硬和固執的年輕人，持續不斷地抓住頭發從雲裏霧裏拽下來以後，他們的臉上就習慣性地帶著一副拘謹、扭捏和謊言被識穿以後的表情。他們完全失去了那洋洋得意，再不會為哲學越出雷池哪怕半步。以前，他們中的一些人會相信能夠以他們的體係創造一個新的宗教，或者取代舊的；現在呢，這樣的目空一切已經消失了。他們大都是溫順、靦腆和曖昧的人，永遠不會像盧克萊修[10]那樣勇敢，為加在人的身上的壓迫而憤怒。至於邏輯思考，人們也難再從他們那裏學到東西，在自然評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後，他們也停止了那以往慣常的思辨、論辯練習。毫無疑問，現在人們在具體單個學科中，更加合乎邏輯、更加小心謹慎、更加謙虛、更加富有創意，一句話，比那些所謂的哲學家都要哲學。人們也就同意那不懷偏見的英國人巴治赫特（bagehot）的說法了。巴治赫特這樣說現在那些建構哲學體係的人：
誰不是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確知他們的前提奇特地混合著真理與謬誤，因此，花費閑暇反複思考他們接下來的那些結論是得不償失的？那些完備的體係或許能夠吸引年輕人，並給那些沒有經驗的人留下印象，但受過教育的人，卻不為所動。他們永遠寧願接受給出的暗示和猜想，而小小的真理則更受他們的歡迎。但滿紙演繹、推論哲學的大部頭，會引起人們的懷疑。無數未經證明的抽象原理，卻被年輕的人們匆匆收集起來，然後精心大作文章，形諸書籍和理論，並以此解釋整個世界。但這個世界卻不會理會這些抽象的東西。這是不奇怪的，因為這些抽象東西相互之間也是矛盾的。
如果以前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的，是那樣地陷入沉思，以致冒著頭撞橫梁的持續危險，那現在的他們，則像斯威夫特[11]所描寫的飛行浮島拉普他島那樣，被配置了成隊的拍手，以便不時地給他們的眼睛或者隨便哪裏溫柔的一擊。有時候這些拍擊可能太用力了，這些沉思恍惚的人就會忘了自己而回擊，但他們總是以丟臉而告終。沒看到那橫梁嗎，你這昏昏沉沉的家夥！那些拍手就會這樣衝著他們說。常有的事情就是，哲學家的確看到了橫梁，然後就重新和顏悅色了。這些拍手就是自然科學和曆史學。這些學科逐漸把那德國“夢與想的工作”（這“夢與想”在如此長的時間裏被混淆為“哲學”）嚇唬到這樣的地步，那些“夢與想”販子巴不得放棄自食其力的努力；但如果他們意外地妨礙了自然科學，等等，或者想要把一小帶子係在這些學科上，以圖牽引它們，那些拍手就會馬上惡狠狠地拍打他們，這些拍手似乎很想說：“你這樣的一個思想販子，竟然想沾汙我們的自然科學和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滾！”這樣，他們就又搖晃著回到他們自己的不確定和迷惘之中：他們絕對希望有一點自然科學抓在手裏，就有點像經驗心理學，像赫爾巴特[12]門徒那樣，也絕對希望掌握一點點曆史。這樣的話，他們起碼就可以公開做出在忙於科學的樣子，盡管他們私下裏巴不得讓所有哲學和所有科學都見鬼去。
但就算承認這一幫拙劣的哲學家是很可笑的——誰又不肯如此承認呢？——那他們的危害性又在哪裏呢？簡短的回答就是：他們的危害性就在於他們把哲學變成了一樣可笑的東西。隻要那獲國家承認的虛假思想家群體繼續存在，那真正哲學所發揮的出色作用就被抵消，至少就受到了製約，甚至就是因為他們作為那偉大哲學的代表所招惹的可笑詛咒，讓哲學本身蒙羞而無法發揮作用。這就是為什麽我把國家和學術院取消對哲學的承認，視為促進了文化；並且，要免除國家和學術院那無法完成的把真正哲學與虛假哲學區分開來的任務。就讓哲學家無拘束地生長，不再讓他們抱有希望能在公民行業中得到一官半職，不再以薪俸刺激和勾引他們；甚至還有更多，那就是迫害他們，一臉不悅地看著他們——這樣，你們就能看到奇跡！他們就會作鳥獸散，就會尋找地方棲身，那些可憐的假冒哲學家。一些人會做了教士，另一些人則成了學校教師，還有一些人則躲進了報紙的編輯室做起了編輯，再有一些則給女子學校撰寫教科書。這些人當中最有理性的則會拿起犁頭，而最虛榮的則到宮廷去謀生。突然之間，一切都變得冷冷清清，人去樓空。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清除那些拙劣哲學家，我們隻需不再優待他們，養著他們就可以了。這樣做無論如何都好過為了國家的緣故而公開庇護和資助某一哲學——不管這一哲學是什麽。
國家從來不會對真理真的上心，永遠隻會關心對國家有用的真理；更精確地說，隻會關心所有對國家有用的東西，不管這些是真理，抑或是半真半假的理，抑或是謬誤。國家與哲學的結盟，也隻有在哲學能夠保證無條件為國家服務的時候，才有其意義，亦即哲學要把為國家服務放在比真理還要高的位置。如果國家能夠雇傭真理、得到其效勞，那當然是很美妙的事情。不過，國家也很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本質是永遠既不會效勞，也不會接受薪水。因此，國家所擁有的隻是虛假的“真理”，是一個戴著副假麵具的角色；而這角色卻不幸地無法提供國家異常渴望從真理那得到的東西：類似能夠宣布其合法或者類似教皇的封聖一類。當中世紀的王侯要想得到教皇的加冕而又無法如願的時候，就會委任一個偽教皇以給他提供這一服務。這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湊合著應付，但如果現代國家委任一種偽哲學，以求得到其合法化的論述，那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哲學會一如既往針對這一種偽哲學，現在甚至比以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真心認為如果國家完全不要染指哲學，根本不要從哲學那兒希冀得到什麽，並盡可能地對其漠然視之，無動於衷，這會對國家更有實際好處。如果無法保持漠然視之，如果這哲學對國家構成威脅和損害，那國家盡可以找這哲學算賬。既然國家對大學的興趣，不外乎就是通過大學培養出順從的、有用的公民，那麽，國家就要謹慎從事，不要做出有損這一目的的事情，亦即不要要求年輕人進行哲學測試，因為雖然這樣魔鬼般的考試會是嚇走那些懶惰和能力不足的學生的不錯手段，讓他們不敢在大學學習，但這樣做的得益，終究無法抵償這種強製性學習給那些輕率莽撞、躁動不安的學生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了解到了那些禁書，開始批評他們的老師，最終甚至留意到了大學哲學及其考試的目的，更不用說那些年輕的神學家因為這樣的考試而可能產生疑問，並因此在德國，神學家已經變得越來越少，就像北山羊在蒂羅爾[13]越來越少一樣。我知道得很清楚，國家會對我的整個思考有何反對意見和理由——隻要那美麗的、綠油油的黑格爾莊稼還在所有地裏生長。但是，在這些莊稼失收以後，在人們當時就此所許下的諾言並不曾兌現、在所有糧倉都空蕩蕩的時候，人們就寧願不隻是提出反對意見，而是要拋棄哲學了。國家現在有了力量，但在黑格爾時期，國家隻是想擁有力量——這是一個巨大差別。國家再也不需要經由哲學而獲得認可，因此，哲學對於國家來說已變得多餘。當國家不再養著它的教授，或者就像我所預想的不久以後，國家隻是表麵上養著他們，其實對其並不上心，那這樣對國家反倒有利。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大學也明白這樣做的好處。起碼，我認為一所真正科學的院校，不再與那半科學或四分之一科學的東西為伍的話，會得到好處。再者，大學獲得太少的尊敬，以致不得不希望剔除掉那些連學術中人也看不起的科目。這是因為非學術人士有著很好的理由，對大學有著某種程度的蔑視；他們指責大學怯懦，小的害怕大的，大的則害怕公眾言論；指責大學沒有在涉及更高文化的事情方麵領路在前，而是拖在後麵蹣跚而行；不再遵循任何享有聲譽的科學都會遵循的根本方向，例如，人們比以往都更熱情地進行語言方麵的學習，但卻沒人認為需要對寫作和講話進行嚴格的訓練和培養。古老的印度打開了門戶，但這方麵的學習者和鑒賞家，與印度那些不朽著作、與印度哲學的關係，就跟一隻動物與古希臘豎琴的關係沒有什麽兩樣，盡管叔本華認為認識印度哲學，是我們這一世紀相比其他世紀所能擁有的一個最大的優勢。古老的經典已變成了人們隨意對待和任意處置的古舊之物，不再發揮出古典和模範的作用。學習那些經典的年輕人就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那些年輕人確實不是值得模仿的對象。菲利德利希·奧古斯特·沃爾夫[14]的精神現在去哪裏了？弗蘭茨·帕索[15]可以說沃爾夫的精神表現為一種真正愛國、真正人道主義的精神，必要時，有能力讓一個大洲燃燒起來。與此同時，一種報紙雜誌的格調和氣味卻越發侵入到大學中去，並且還不止一次打著哲學的名義；那是一種圓滑光亮、修飾得美輪美奐的表述方式，浮士德和智者納旦[16]掛在嘴邊，語言和觀點都來自我們那些讓人惡心的雜誌和讀物。最近還嘮叨起我們神聖的德國音樂，甚至還要求講座講解席勒和歌德——所有這些跡象都顯示出大學的精神開始與時代的精神混淆不清了。在我看來，如果在大學之外，還能有一個更高的評判機構，以監督和校正這些大學機構在促進教育方麵的所為，那將是價值非凡的；一旦哲學從大學分離出來，並去除所有沒有價值的顧慮和遮蔽，那恰恰就成為這樣的評判機構了：沒有國家的權力支持，沒有薪水和榮譽，這種評判機構就知道提供其服務，不受這時代精神的影響，也不受畏懼這時代精神的影響。一句話，就像叔本華那樣的生活，成為一個對他周圍的所謂文化的評判員。以這樣的方式，哲學家仍然可以對大學是有用的——當哲學家與大學再沒有了關聯，而隻是從相隔一段具有尊嚴的距離，對大學作出總覽和評判。
最後就是，一個國家的存在、大學水平的提高，與我們又有什麽關係——如果哲學在這地球上的存在對於我們是首要的事情？或者為了不至於讓人對我的意思產生疑問，後半句話就是：如果我們關心哲學的誕生，遠甚於關心國家或者大學的持續存在。人們對公眾輿論越是奴顏婢膝，自由所麵臨的危險越大，那哲學的尊嚴相應就越高。在羅馬共和國崩潰的地震中，在帝國時期，在哲學的名字與曆史的名字成了“讓王侯不快的名字”的時期，哲學的尊嚴是最高的。在展示哲學的尊嚴方麵，布魯圖[17]表現得比柏拉圖還要出色；那是倫理學不再處於平庸位置的年代。如果哲學現在並不怎麽受尊重了，那我們隻需問一問，為何現在沒有哪一位偉大的統帥和政治家是信奉和擁護哲學的？這正是因為在他們尋求哲學的時候，迎麵走來的是一個掛著哲學之名的虛弱幽靈，是那種書呆子式的、隻在課堂上講的智慧和謹慎處世。一句話，是因為他們所接觸的哲學用不了多久就變成了一種可笑的東西，而哲學本應該是讓他們敬畏的；那些受召喚去尋找力量的人，本來應該知道哲學裏有著英勇氣概的源泉。一個美國人可以告訴他們，一個偉大思想家來到這一世界的時候，他作為一個巨大力量的中心到底意味著什麽。“當心，”愛默生[18]寫道：
當偉大的神祇把一個思想家放走在這地球上，所有一切就都處於危險之中。那就猶如在一個大城市中燃起了大火，無人知道什麽是安全的，大火將在哪裏熄滅。沒有什麽科學是可以保證明天不會翻側；也沒有什麽文學的大名和所謂的聞名遐邇是可以免於修正和批判。此時此刻一些東西在這些人的眼中是很美好的，那是在他們的思想地平線所能出現的觀念所致，也是這些思想觀念導致了現在的事物秩序，就正如一株蘋果樹結出了蘋果。新的一級文化會瞬間轉變人類的一係列追求。
那麽，如果這樣的思想家是危險的，那當然就很清楚為何我們那些學術思想家是不危險的了，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從傳統和習慣中平和地生長，就像樹上結出的果實。這些學術思想家是不會讓人驚駭的，不會弄至天翻地覆。要描述他們的整個追求和努力，那就用第歐根尼[19]的話吧——在某人讚揚一個哲學家的時候，第歐根尼是這樣回應的：“他又顯現了什麽偉大之處呢？他做了那麽長時間的哲學家，但卻不曾使任何人苦惱或者憂傷！”的確，在大學哲學的墓碑上，應該寫上“這些東西不曾讓任何人苦惱和憂傷”。然而，這種讚語當然應該更多的給予一位老婦，而不是給予真理女神。並不奇怪的是，那些把真理女神看成是老婦人的人，本身就沒有什麽男子氣，因此也是恰如其分地不再受到有權力之人的重視。
但如果在我們這一時期現實就是如此，那哲學的尊嚴已被踩在腳下，哲學本身看上去已經變成了某樣可笑的或者是某樣人人都會漠視的東西。這樣的話，哲學的所有真正的朋友就都有責任對這混亂作出見證，並且起碼要證明：隻有哲學的虛假和有失身份的仆人才是可笑的，才是應該遭漠視的。如果他們能夠通過行動表明：對真理的熱愛是某種可怕和有力的東西，那就更好了。
叔本華證明了上述這兩樣，並且會隨著時間而越加證明之。
注釋
[1]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國曆史學家，創立的原始資料鑒定法開創了曆史研究的新紀元。——譯者注
[2]芝諾［zeno（of elea），前495—前430］，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亞裏士多德稱他為雄辯術的發明者。——譯者注
[3]凱拉米克斯（kerameikos），古代雅典的一座公墓。——譯者注
[4]它的原意是跟著別人思考或反複思考的人。——譯者注
[5]意即反複或過度思考者。——譯者注
[6]裏特（heinrich ritter，1791—1869），德國哲學教授。——譯者注
[7]勃蘭迪斯（august brandis，1790—1867），德國哲學家。——譯者注
[8]策勒爾（eduard zeller，1814—1908），德國哲學家、神學家，著有《古希臘哲學史綱》。——譯者注
[9]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ertius，活動時期3世紀），希臘作家，因編著希臘哲學史而聞名。著有《著名哲學家的生平、學說和格言》。——譯者注
[10]盧克萊修（lucretius，活動時期公元前1世紀），全名蒂圖斯·盧克萊修·卡魯斯。拉丁詩人和哲學家，以長詩《物性論》而知名。——譯者注
[11]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裔愛爾蘭作家，最傑出的英語諷刺散文作家。著有《格利佛遊記》等小說。——譯者注
[12]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德國哲學家及教育家。19世紀重新對現實主義發生興趣的帶頭人，現代科學教育學的奠基者之一。——譯者注
[13]蒂羅爾（tirol）是奧地利的一個州，多山的地區。——譯者注
[14]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德國古典學者，學術界公認的現代語文學的奠基人，《荷馬引論》是其代表作。——譯者注
[15]弗蘭茨·帕索（franz passow，1786—1833），德國學者。——譯者注
[16]智者納旦，德國劇作家萊辛的劇作《智者納旦》中的主角。——譯者注
[17]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公元前44年3月刺死羅馬獨裁者尤利烏斯·凱撒的密謀集團領袖。他是一個斯多葛派學者，寫過許多哲學論文和文學作品，均已散失。——譯者注
[18]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散文作家、思想家、詩人、演說家，美國19世紀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文學運動領袖。引文出自《嚐試》。——譯者注
[19]第歐根尼（diogenes，？—約前320），犬儒學派的原型人物，創造了犬儒學派的生活方式。——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