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我再次站在了大都會劇院的舞台上。那時我和大多數人都相信，隻有協約國取得勝利，這個世界才能獲得自由、複興和文明的希望。於是，每一場演出結束後，我都會表演《馬賽曲》，全場觀眾也總是激動地站起來。我並沒有停止表演理查德·瓦格納的音樂，因為我覺得所有有識之士都會認同，因為戰爭的原因抵製德國藝術家是不明智的。
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來，所有愛好自由的人都激動不已。當晚，跳完激情澎湃的《馬賽曲》之後，我又演繹了《斯拉夫進行曲》。這首曲子的中段引用了俄國國歌，頌揚沙皇，但是我卻舞出了農奴們在鞭子下受盡折磨的悲慘畫麵。
我的舞蹈動作與背景音樂強烈不協調，或者說完全相反。觀眾們的情緒被調動了起來，有些騷動。
奇怪的很，在我的整個藝術生涯裏，最吸引我的一直是這種表現絕望和反抗的作品。我穿著紅色的舞衣，用舞蹈表現革命，號召被壓迫者拿起武器抗爭。
十月革命發生的那天晚上，我跳得酣暢淋漓。看到那些飽嚐痛苦、受盡磨難、為人道事業獻身的人終獲自由，我心潮澎湃，激動不已。每晚坐在包廂裏看我表演的洛亨格林開始感到不安。他是否擔心這所由他讚助的學校，也許會成為一種危險的力量，將他和他的數百萬財富推向毀滅？可是，我內心的藝術衝動太強烈了，我無法扼製住它，即使是為了我所愛的人。 俄國十月革命
洛亨格林為我在榭麗酒店舉辦了一場招待會。招待會首先以晚宴的形式開始，隨後是舞會，最後是豐盛的夜宵。他借此機會送給我一條精美的鑽石項鏈。我從來不需要珠寶，也從未戴過珠寶。但是這一次，他情緒很好，我便讓他為我戴上了鑽石項鏈。接近淩晨的時候，客人喝著一杯又一杯的香檳酒，精神振奮，我自己也因為這種歡樂的場麵而多少有點亢奮，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個人都變得輕飄飄了。我突然不合時宜地起了一個念頭，要教一位年輕英俊的小夥子跳探戈——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看過別人跳這種舞。正跳得起勁的時候，我忽然發現自己的手臂被一隻強勁的手抓住了，回頭一看，居然是洛亨格林。他正火冒三丈。
這條不幸的項鏈，我隻戴過一次。因為此事發生後不久，洛亨格林又發了一次脾氣，然後就杳無音信了。我不得不一個人麵對巨額的酒店賬單，承擔學校的所有開支。向他求助不成之後，我隻好把那串精美的鑽石項鏈送去了當鋪，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它。
我被困在紐約，身無分文。這個社交季節快要結束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什麽演出活動。幸好我還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一塊上好的綠寶石。據說這塊綠寶石是從一尊著名的神像上取下來的，落入一位印度王子的手中。這位王子因為在蒙特卡洛賭錢而拮據，隻得把它賣給了洛亨格林。我將貂皮大衣賣給了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綠寶石則賣給了另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後在長灘租了一幢別墅避暑。我把學生們安頓在這幢別墅裏，等待秋天到來，以便能夠再次表演賺錢。
我一向花錢不節製，手裏有錢了，就租別墅、買汽車以及日常用品，完全沒有考慮到未來。我當時的確是沒多少錢了，如果我能將變賣貂皮大衣和綠寶石所得的錢投資到牢靠的股票和債券上，無疑是更明智的，可惜我根本想不到這些。我們在長灘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夏天，像往常一樣，招待了許多藝術家。有些客人還留下來住了幾個星期，其中就有小提琴家伊沙耶。他從早到晚演奏著小提琴，優美的琴聲飄蕩在我們的小別墅裏，令聽眾們心神蕩漾。由於沒有工作室，我們便在沙灘上跳舞，甚至為伊沙耶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慶祝活動，他樂得像個孩子。
夏季過後，我們回到紐約。可以想象，我又身無分文了。我心煩意亂地過了兩個月，最後接受了一份前往加利福尼亞州表演的合約。
在巡回演出期間，我發現自己離家鄉越來越近了。抵達之前，我從報上讀到了羅丹去世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見不到這位偉大的朋友了，我就傷心得泣不成聲。奧克蘭月台上正有一大群等著采訪我的記者，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紅腫的雙眼，便在臉上罩了一塊黑紗。結果，有人在隔天的新聞報道中說我故作神秘。
從我離開舊金山，踏上偉大的征程開始，已經過了22個年頭了。你們可以想象我回到家鄉的心情。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已經讓這座城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四周的一切都很陌生，我幾乎認不出來了。 1906年大地震後的舊金山
哥倫比亞劇院的觀眾很有素養，也很慷慨。他們非常友善，欣賞我的表演，評論界也是如此。然而，我並不滿足，因為我想為更多的人表演。我於是請求到希臘劇院演出，卻遭到了拒絕。我一直不明白他們為什麽拒絕我，是我的經理人缺乏溝通的技巧呢，還是有什麽我無從了解的敵意？
在舊金山，我又見到了母親。多年前，她因為思鄉心切，不願意在歐洲生活，便回到了家鄉。她看起來蒼老憔悴了很多。一次，我們在克裏夫餐廳吃午飯，我從鏡子裏看到了我們兩個人的樣子，情不自禁地拿如今悲傷的我和憂愁的母親同22年前的母女倆相比，那時我們充滿了冒險精神，滿懷希望地出去追尋夢想、創造財富。現在，我們功成名就了——可是為什麽結局如此淒慘？或許，這個星球從一開始就對人類並不友善，我們活得並不順暢，生命的結局自然也是大抵如此。我遇到過許多偉大的藝術家、智者和所謂的成功人士，卻沒有遇到過幸福的人。盡管有些人宣稱是幸福的，但是任何一個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在他們的麵具後麵隱藏著同樣的不安和痛苦。在這個世界上，所謂的幸福大概是根本不存在的吧，即使有，也是短暫的幸福。 伊莎朵拉音樂上的知音——鋼琴家哈羅德·鮑爾
這種短暫的幸福，我在舊金山就體驗了一回。我遇到了音樂上的知音——鋼琴家哈羅德·鮑爾。他說我是個舞蹈家，更是個音樂家，我的藝術讓他理解了巴赫、肖邦和貝多芬音樂中的那些令人費解的片段。聽他這麽說，我既驚又喜。在這奇跡般的幾個星期裏，我們體驗了一種美妙的藝術合作關係，因為正如他所言，我幫他打開了通往他的神秘藝術的大門，而他則讓我發現了以前從未設想過的藝術詮釋方式。
哈羅德過著一種雅致的、知性的生活，遠比普通人來得高尚。他不像大多數音樂家那樣隻局限於音樂領域。相反，他熱情地擁抱所有藝術形式，對於詩歌和最深奧的哲學都有廣泛涉獵。當兩個在藝術的道路上追求同一崇高理想的人相遇的時候，他們便陷入了酒醉般的情境中。我們雖然滴酒未沾，卻一直處於迷醉的狀態。我們的每一根神經都湧動著戰栗的希望，我們的目光在意識到這種希望的過程中交纏，我們體驗到極致的喜悅，仿佛是痛徹心扉地嘶喊出來：“你有沒有感覺到肖邦的這個樂句是這樣的？”“是的，就是這種感覺，不過還要多一點點。我用舞蹈動作達吧。”“啊，多麽貼切的表達！我現在就彈奏給你聽。”“啊，多麽快樂——多麽極致的喜悅！”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交流，它不斷加深了我們對鍾愛的音樂的理解。
我們在舊金山的哥倫比亞劇院舉辦了一場演出。我認為，這是我藝術生涯中最為快樂的一件事了。與哈羅德·鮑爾相遇，再度讓我置身於光明與喜悅的神奇境界中，唯有與這樣一個天資卓越的靈魂在一起，我才能有如此強烈的感受。那時，我多麽希望這樣的合作能夠繼續下去，甚至幻想我們的合作也許會開發出一種音樂詮釋的全新領域。但是，唉！我沒有考慮到環境的因素。我們最終無奈地結束了這種合作關係。
在舊金山的時候，我結識了著名的作家、樂評家雷德芬·梅森。一天，鮑爾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們共進晚餐。梅森問我，他能做點什麽，讓我在舊金山過得開心些。我回答說，隻有一個請求，希望他無論如何都要答應我。他答應了。我取出筆，寫了一首讚美鮑爾音樂會的長篇頌歌，其中開頭部分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寫法：
你那雙精美的巧手
落在神聖的琴鍵上
為我奏出悠揚的音樂……
我怎能不嫉妒那些歡快的琴鍵
親吻著你手心裏的脈脈溫情
……
頌歌的結尾是：
既然頑皮的琴鍵沉醉於此，
那就給它們你的手指，給我你的雙唇。
雷德芬尷尬極了，但又必須信守諾言，接受“遊戲規則”。第二天，這首落款為他的名字的頌歌在報紙上刊出後，所有同事都肆無忌憚地揶揄他對鮑爾驟然迸發的熱情。我善良的朋友默默地承受了所有這些取笑。鮑爾離開舊金山後，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最貼心的慰藉者。 哥倫比亞劇院
雖然來哥倫比亞劇院觀看我表演的觀眾都很有素養，也很熱情，但是這些家鄉人對於我創辦學校的美好理想卻無動於衷，這未免令我很是沮喪。有一大群人開始模仿我的舞蹈，也有幾所學校模仿我的學校，他們似乎已經心滿意足了。他們似乎認為，我藝術中的嚴肅部分有可能帶來負麵效果。我的模仿者們個個甜得發膩，隻擷取我舞蹈中的一部分取悅觀眾，並美其名曰“和諧與美”。但是，拋開了嚴肅部分，也就意味著拋棄了主要的、真正的內涵。
瓦爾特·惠特曼對未來美國充滿了憧憬，在感悟到內心蓬勃的美國之愛的瞬間時說：“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能想象惠特曼曾聽見的那首強勁雄渾的曲子，它從太平洋洶湧的浪濤中升起，穿過廣闊的大草原，與孩了們、青年們、男人們和女人們齊聲高唱“民主”。
我讀惠特曼的這首詩時，也看到了未來的圖景——我看到美國在舞動，最貼切地表現了惠特曼所聽見的那首美國之歌。這音樂的旋律就像落基山脈蜿蜒起伏的山脊，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跟爵士樂那種撩人的輕快節奏完全不同，表現的是美國靈魂通過辛勤勞動實現和諧生活的向上攀升的激情。我所看到的與之對應的美國舞蹈，沒有一絲狐步舞或者查爾斯頓舞的痕跡，它是孩子們活潑生動的跳躍，奔向製高點、奔向未來成就、奔向美國嶄新而偉大的生活遠景。 愛爾蘭吉格舞
每當人們說我跳的是希臘舞的時候，我都報以微笑——心裏卻略感苦澀。事實上，我的舞蹈起源於我的愛爾蘭祖母常常掛在嘴邊的故事。那是1849年，她18歲，祖父21歲，他們駕著一輛敞篷馬車橫穿整個大草原；後來，在與印第安人進行的那場著名的戰鬥中，她把孩子生在馬車上；等到他們終於打敗了印第安人後，祖父才把頭探進馬車，迎接他們的新生兒，而他手裏的槍還在冒煙。
他們來到舊金山後，祖父搭建起最初的木屋。我依然記得小時候去那棟木屋拜訪他們時的情景。祖母很懷念愛爾蘭，喜歡唱愛爾蘭的民歌，跳愛爾蘭的吉格舞。我覺得，拓荒者的英雄主義精神以及與印第安人戰鬥的光輝曆史已經深深地融入了這些舞蹈中，有時甚至還帶著點印第安人的姿態。後來，祖父以托馬斯·蓋瑞上校的身份從內戰硝煙中光榮返鄉，同時也帶回了當時流行的愛國歌曲。祖母把所有這些元素都融合進吉格舞。我從她那裏學會了跳吉格舞，並加入了新一代美國人的無限憧憬。我不斷添加新的東西進去，直到加進了瓦爾特·惠特曼的詩行帶給我的那些偉大的生命啟迪。這便是我帶給全世界的舞蹈的源頭，而人們卻誤以為我是從希臘舞中得到了靈感。 第一位舞蹈哲學家尼采
這就是我的舞蹈源頭，或者說根基。去了歐洲後，我知道了三位大師，他們是19世紀舞蹈的偉大先行者：貝多芬、尼采和瓦格納。貝多芬創造了強勁的舞蹈旋律，瓦格納創造了雕像般的舞蹈形式，尼采則在精神層麵啟迪了舞蹈。可以說，尼采是第一位舞蹈哲學家。
我常常想，那位能夠聽見瓦爾特·惠特曼的美國之歌的美國作曲家在哪裏呢？誰將為美國之舞創作出真正的音樂，不帶有爵士樂的節奏——那種強調腰部以下力量的節奏，而發出心靈深處的節奏？因為心窩是靈魂在世間的寓所，從太平洋開始，穿過大草原、內華達山脈、落基山脈，一直延伸到大西洋，這一片廣袤的大地都籠罩在遼闊的天穹之下，心靈則能夠不斷飛升，直達天穹下那麵飄揚的星條旗。我請求你們，年輕的美國作曲家，為這種表現惠特曼的美國夢、林肯的美國夢的舞蹈譜寫音樂吧。 查爾斯頓舞
有人認為爵士樂能夠體現美國精神，我覺得這種想法太荒謬了。爵士樂的節奏隻是傳達了原始野蠻人的心聲。美國之音絕非如此。我們需要有人將這種音樂譜寫出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作曲家能夠捕捉到美國之音的旋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太強大了。但是總有一天，一種能夠化混沌為和諧的恢弘音樂將從寬廣的大地裏噴湧而出，從無垠的天空中傾盆而下，體現出真正的美國精神。到那時，雙腿修長、麵容燦爛的男孩們和女孩們便可以隨著這種音樂翩翩起舞了。他們跳的，不是查爾斯頓舞那種搖擺的抖動，而是一種引人注目、充滿衝勁的舞蹈，越過埃及金字塔，越過希臘帕台農神廟，是亙古未見的表現力與美的動作。
這種舞蹈不會有芭蕾的空洞和獻媚，也不會有黑人舞蹈充滿感官刺激的抖動動作。它非常純淨。我看見美國在舞動，一隻腳踏在落基山脈的最高峰，一隻手延伸到大西洋，另一隻手觸到了太平洋，美麗的頭顱聳入雲端，前額閃耀著億萬群星編織的皇冠。
在美國學校裏，人們鼓勵學生學習瑞典體操、芭蕾等所謂的形體文化，這是十分荒謬的事。真正具有代表意義的美國舞者，不可能是一位芭蕾舞者。美國人的腿太長，身體太柔軟，精神太自由，不適宜這種裝模作樣的優雅和踮起腳尖的舞步。眾所周知，所有偉大的芭蕾舞者都是個子矮小、體形偏瘦的女性。一個身材高大、體形豐滿的女人，永遠也跳不好芭蕾。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我們也無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起芭蕾時的模樣。那麽，美國人為什麽要接受這種舞蹈流派呢？ 亨利·福特，美國汽車工程師與企業家，福特汽車公司的建立者
亨利·福特曾希望福特市的所有孩子都能跳舞。他並不讚成跳現代舞，而是想讓他們跳傳統的華爾茲舞、瑪祖卡舞和米哀奴舞。但是，傳統的華爾茲舞和瑪祖卡舞表現的是病態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懷，並不適合年輕人；米哀奴舞表現的則是撐裙盛行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宮廷文化的虛偽和獻媚。這些舞蹈與自由的美國年輕人毫無瓜葛。
我們的孩子最適合的，是邁開步伐，跳躍前行，抬高頭顱，伸展雙臂，跳出我們的拓荒者的語言，跳出我們的民族英雄的剛毅，跳出我們的政治家的正義、仁慈和純潔，跳出我們的母愛的偉大與柔情。美國的孩子們隻有以這種方式跳舞，才能變得美好，才配得上“最偉大的民主”這個稱號。
這才是真正的美國之舞。
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來，所有愛好自由的人都激動不已。當晚，跳完激情澎湃的《馬賽曲》之後，我又演繹了《斯拉夫進行曲》。這首曲子的中段引用了俄國國歌，頌揚沙皇，但是我卻舞出了農奴們在鞭子下受盡折磨的悲慘畫麵。
我的舞蹈動作與背景音樂強烈不協調，或者說完全相反。觀眾們的情緒被調動了起來，有些騷動。
奇怪的很，在我的整個藝術生涯裏，最吸引我的一直是這種表現絕望和反抗的作品。我穿著紅色的舞衣，用舞蹈表現革命，號召被壓迫者拿起武器抗爭。
十月革命發生的那天晚上，我跳得酣暢淋漓。看到那些飽嚐痛苦、受盡磨難、為人道事業獻身的人終獲自由，我心潮澎湃，激動不已。每晚坐在包廂裏看我表演的洛亨格林開始感到不安。他是否擔心這所由他讚助的學校，也許會成為一種危險的力量，將他和他的數百萬財富推向毀滅？可是，我內心的藝術衝動太強烈了，我無法扼製住它，即使是為了我所愛的人。 俄國十月革命
洛亨格林為我在榭麗酒店舉辦了一場招待會。招待會首先以晚宴的形式開始，隨後是舞會，最後是豐盛的夜宵。他借此機會送給我一條精美的鑽石項鏈。我從來不需要珠寶，也從未戴過珠寶。但是這一次，他情緒很好，我便讓他為我戴上了鑽石項鏈。接近淩晨的時候，客人喝著一杯又一杯的香檳酒，精神振奮，我自己也因為這種歡樂的場麵而多少有點亢奮，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個人都變得輕飄飄了。我突然不合時宜地起了一個念頭，要教一位年輕英俊的小夥子跳探戈——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看過別人跳這種舞。正跳得起勁的時候，我忽然發現自己的手臂被一隻強勁的手抓住了，回頭一看，居然是洛亨格林。他正火冒三丈。
這條不幸的項鏈，我隻戴過一次。因為此事發生後不久，洛亨格林又發了一次脾氣，然後就杳無音信了。我不得不一個人麵對巨額的酒店賬單，承擔學校的所有開支。向他求助不成之後，我隻好把那串精美的鑽石項鏈送去了當鋪，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它。
我被困在紐約，身無分文。這個社交季節快要結束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什麽演出活動。幸好我還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一塊上好的綠寶石。據說這塊綠寶石是從一尊著名的神像上取下來的，落入一位印度王子的手中。這位王子因為在蒙特卡洛賭錢而拮據，隻得把它賣給了洛亨格林。我將貂皮大衣賣給了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綠寶石則賣給了另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後在長灘租了一幢別墅避暑。我把學生們安頓在這幢別墅裏，等待秋天到來，以便能夠再次表演賺錢。
我一向花錢不節製，手裏有錢了，就租別墅、買汽車以及日常用品，完全沒有考慮到未來。我當時的確是沒多少錢了，如果我能將變賣貂皮大衣和綠寶石所得的錢投資到牢靠的股票和債券上，無疑是更明智的，可惜我根本想不到這些。我們在長灘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夏天，像往常一樣，招待了許多藝術家。有些客人還留下來住了幾個星期，其中就有小提琴家伊沙耶。他從早到晚演奏著小提琴，優美的琴聲飄蕩在我們的小別墅裏，令聽眾們心神蕩漾。由於沒有工作室，我們便在沙灘上跳舞，甚至為伊沙耶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慶祝活動，他樂得像個孩子。
夏季過後，我們回到紐約。可以想象，我又身無分文了。我心煩意亂地過了兩個月，最後接受了一份前往加利福尼亞州表演的合約。
在巡回演出期間，我發現自己離家鄉越來越近了。抵達之前，我從報上讀到了羅丹去世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見不到這位偉大的朋友了，我就傷心得泣不成聲。奧克蘭月台上正有一大群等著采訪我的記者，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紅腫的雙眼，便在臉上罩了一塊黑紗。結果，有人在隔天的新聞報道中說我故作神秘。
從我離開舊金山，踏上偉大的征程開始，已經過了22個年頭了。你們可以想象我回到家鄉的心情。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已經讓這座城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四周的一切都很陌生，我幾乎認不出來了。 1906年大地震後的舊金山
哥倫比亞劇院的觀眾很有素養，也很慷慨。他們非常友善，欣賞我的表演，評論界也是如此。然而，我並不滿足，因為我想為更多的人表演。我於是請求到希臘劇院演出，卻遭到了拒絕。我一直不明白他們為什麽拒絕我，是我的經理人缺乏溝通的技巧呢，還是有什麽我無從了解的敵意？
在舊金山，我又見到了母親。多年前，她因為思鄉心切，不願意在歐洲生活，便回到了家鄉。她看起來蒼老憔悴了很多。一次，我們在克裏夫餐廳吃午飯，我從鏡子裏看到了我們兩個人的樣子，情不自禁地拿如今悲傷的我和憂愁的母親同22年前的母女倆相比，那時我們充滿了冒險精神，滿懷希望地出去追尋夢想、創造財富。現在，我們功成名就了——可是為什麽結局如此淒慘？或許，這個星球從一開始就對人類並不友善，我們活得並不順暢，生命的結局自然也是大抵如此。我遇到過許多偉大的藝術家、智者和所謂的成功人士，卻沒有遇到過幸福的人。盡管有些人宣稱是幸福的，但是任何一個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在他們的麵具後麵隱藏著同樣的不安和痛苦。在這個世界上，所謂的幸福大概是根本不存在的吧，即使有，也是短暫的幸福。 伊莎朵拉音樂上的知音——鋼琴家哈羅德·鮑爾
這種短暫的幸福，我在舊金山就體驗了一回。我遇到了音樂上的知音——鋼琴家哈羅德·鮑爾。他說我是個舞蹈家，更是個音樂家，我的藝術讓他理解了巴赫、肖邦和貝多芬音樂中的那些令人費解的片段。聽他這麽說，我既驚又喜。在這奇跡般的幾個星期裏，我們體驗了一種美妙的藝術合作關係，因為正如他所言，我幫他打開了通往他的神秘藝術的大門，而他則讓我發現了以前從未設想過的藝術詮釋方式。
哈羅德過著一種雅致的、知性的生活，遠比普通人來得高尚。他不像大多數音樂家那樣隻局限於音樂領域。相反，他熱情地擁抱所有藝術形式，對於詩歌和最深奧的哲學都有廣泛涉獵。當兩個在藝術的道路上追求同一崇高理想的人相遇的時候，他們便陷入了酒醉般的情境中。我們雖然滴酒未沾，卻一直處於迷醉的狀態。我們的每一根神經都湧動著戰栗的希望，我們的目光在意識到這種希望的過程中交纏，我們體驗到極致的喜悅，仿佛是痛徹心扉地嘶喊出來：“你有沒有感覺到肖邦的這個樂句是這樣的？”“是的，就是這種感覺，不過還要多一點點。我用舞蹈動作達吧。”“啊，多麽貼切的表達！我現在就彈奏給你聽。”“啊，多麽快樂——多麽極致的喜悅！”
這就是我們之間的交流，它不斷加深了我們對鍾愛的音樂的理解。
我們在舊金山的哥倫比亞劇院舉辦了一場演出。我認為，這是我藝術生涯中最為快樂的一件事了。與哈羅德·鮑爾相遇，再度讓我置身於光明與喜悅的神奇境界中，唯有與這樣一個天資卓越的靈魂在一起，我才能有如此強烈的感受。那時，我多麽希望這樣的合作能夠繼續下去，甚至幻想我們的合作也許會開發出一種音樂詮釋的全新領域。但是，唉！我沒有考慮到環境的因素。我們最終無奈地結束了這種合作關係。
在舊金山的時候，我結識了著名的作家、樂評家雷德芬·梅森。一天，鮑爾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們共進晚餐。梅森問我，他能做點什麽，讓我在舊金山過得開心些。我回答說，隻有一個請求，希望他無論如何都要答應我。他答應了。我取出筆，寫了一首讚美鮑爾音樂會的長篇頌歌，其中開頭部分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寫法：
你那雙精美的巧手
落在神聖的琴鍵上
為我奏出悠揚的音樂……
我怎能不嫉妒那些歡快的琴鍵
親吻著你手心裏的脈脈溫情
……
頌歌的結尾是：
既然頑皮的琴鍵沉醉於此，
那就給它們你的手指，給我你的雙唇。
雷德芬尷尬極了，但又必須信守諾言，接受“遊戲規則”。第二天，這首落款為他的名字的頌歌在報紙上刊出後，所有同事都肆無忌憚地揶揄他對鮑爾驟然迸發的熱情。我善良的朋友默默地承受了所有這些取笑。鮑爾離開舊金山後，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最貼心的慰藉者。 哥倫比亞劇院
雖然來哥倫比亞劇院觀看我表演的觀眾都很有素養，也很熱情，但是這些家鄉人對於我創辦學校的美好理想卻無動於衷，這未免令我很是沮喪。有一大群人開始模仿我的舞蹈，也有幾所學校模仿我的學校，他們似乎已經心滿意足了。他們似乎認為，我藝術中的嚴肅部分有可能帶來負麵效果。我的模仿者們個個甜得發膩，隻擷取我舞蹈中的一部分取悅觀眾，並美其名曰“和諧與美”。但是，拋開了嚴肅部分，也就意味著拋棄了主要的、真正的內涵。
瓦爾特·惠特曼對未來美國充滿了憧憬，在感悟到內心蓬勃的美國之愛的瞬間時說：“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能想象惠特曼曾聽見的那首強勁雄渾的曲子，它從太平洋洶湧的浪濤中升起，穿過廣闊的大草原，與孩了們、青年們、男人們和女人們齊聲高唱“民主”。
我讀惠特曼的這首詩時，也看到了未來的圖景——我看到美國在舞動，最貼切地表現了惠特曼所聽見的那首美國之歌。這音樂的旋律就像落基山脈蜿蜒起伏的山脊，有著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跟爵士樂那種撩人的輕快節奏完全不同，表現的是美國靈魂通過辛勤勞動實現和諧生活的向上攀升的激情。我所看到的與之對應的美國舞蹈，沒有一絲狐步舞或者查爾斯頓舞的痕跡，它是孩子們活潑生動的跳躍，奔向製高點、奔向未來成就、奔向美國嶄新而偉大的生活遠景。 愛爾蘭吉格舞
每當人們說我跳的是希臘舞的時候，我都報以微笑——心裏卻略感苦澀。事實上，我的舞蹈起源於我的愛爾蘭祖母常常掛在嘴邊的故事。那是1849年，她18歲，祖父21歲，他們駕著一輛敞篷馬車橫穿整個大草原；後來，在與印第安人進行的那場著名的戰鬥中，她把孩子生在馬車上；等到他們終於打敗了印第安人後，祖父才把頭探進馬車，迎接他們的新生兒，而他手裏的槍還在冒煙。
他們來到舊金山後，祖父搭建起最初的木屋。我依然記得小時候去那棟木屋拜訪他們時的情景。祖母很懷念愛爾蘭，喜歡唱愛爾蘭的民歌，跳愛爾蘭的吉格舞。我覺得，拓荒者的英雄主義精神以及與印第安人戰鬥的光輝曆史已經深深地融入了這些舞蹈中，有時甚至還帶著點印第安人的姿態。後來，祖父以托馬斯·蓋瑞上校的身份從內戰硝煙中光榮返鄉，同時也帶回了當時流行的愛國歌曲。祖母把所有這些元素都融合進吉格舞。我從她那裏學會了跳吉格舞，並加入了新一代美國人的無限憧憬。我不斷添加新的東西進去，直到加進了瓦爾特·惠特曼的詩行帶給我的那些偉大的生命啟迪。這便是我帶給全世界的舞蹈的源頭，而人們卻誤以為我是從希臘舞中得到了靈感。 第一位舞蹈哲學家尼采
這就是我的舞蹈源頭，或者說根基。去了歐洲後，我知道了三位大師，他們是19世紀舞蹈的偉大先行者：貝多芬、尼采和瓦格納。貝多芬創造了強勁的舞蹈旋律，瓦格納創造了雕像般的舞蹈形式，尼采則在精神層麵啟迪了舞蹈。可以說，尼采是第一位舞蹈哲學家。
我常常想，那位能夠聽見瓦爾特·惠特曼的美國之歌的美國作曲家在哪裏呢？誰將為美國之舞創作出真正的音樂，不帶有爵士樂的節奏——那種強調腰部以下力量的節奏，而發出心靈深處的節奏？因為心窩是靈魂在世間的寓所，從太平洋開始，穿過大草原、內華達山脈、落基山脈，一直延伸到大西洋，這一片廣袤的大地都籠罩在遼闊的天穹之下，心靈則能夠不斷飛升，直達天穹下那麵飄揚的星條旗。我請求你們，年輕的美國作曲家，為這種表現惠特曼的美國夢、林肯的美國夢的舞蹈譜寫音樂吧。 查爾斯頓舞
有人認為爵士樂能夠體現美國精神，我覺得這種想法太荒謬了。爵士樂的節奏隻是傳達了原始野蠻人的心聲。美國之音絕非如此。我們需要有人將這種音樂譜寫出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作曲家能夠捕捉到美國之音的旋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太強大了。但是總有一天，一種能夠化混沌為和諧的恢弘音樂將從寬廣的大地裏噴湧而出，從無垠的天空中傾盆而下，體現出真正的美國精神。到那時，雙腿修長、麵容燦爛的男孩們和女孩們便可以隨著這種音樂翩翩起舞了。他們跳的，不是查爾斯頓舞那種搖擺的抖動，而是一種引人注目、充滿衝勁的舞蹈，越過埃及金字塔，越過希臘帕台農神廟，是亙古未見的表現力與美的動作。
這種舞蹈不會有芭蕾的空洞和獻媚，也不會有黑人舞蹈充滿感官刺激的抖動動作。它非常純淨。我看見美國在舞動，一隻腳踏在落基山脈的最高峰，一隻手延伸到大西洋，另一隻手觸到了太平洋，美麗的頭顱聳入雲端，前額閃耀著億萬群星編織的皇冠。
在美國學校裏，人們鼓勵學生學習瑞典體操、芭蕾等所謂的形體文化，這是十分荒謬的事。真正具有代表意義的美國舞者，不可能是一位芭蕾舞者。美國人的腿太長，身體太柔軟，精神太自由，不適宜這種裝模作樣的優雅和踮起腳尖的舞步。眾所周知，所有偉大的芭蕾舞者都是個子矮小、體形偏瘦的女性。一個身材高大、體形豐滿的女人，永遠也跳不好芭蕾。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我們也無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起芭蕾時的模樣。那麽，美國人為什麽要接受這種舞蹈流派呢？ 亨利·福特，美國汽車工程師與企業家，福特汽車公司的建立者
亨利·福特曾希望福特市的所有孩子都能跳舞。他並不讚成跳現代舞，而是想讓他們跳傳統的華爾茲舞、瑪祖卡舞和米哀奴舞。但是，傳統的華爾茲舞和瑪祖卡舞表現的是病態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懷，並不適合年輕人；米哀奴舞表現的則是撐裙盛行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宮廷文化的虛偽和獻媚。這些舞蹈與自由的美國年輕人毫無瓜葛。
我們的孩子最適合的，是邁開步伐，跳躍前行，抬高頭顱，伸展雙臂，跳出我們的拓荒者的語言，跳出我們的民族英雄的剛毅，跳出我們的政治家的正義、仁慈和純潔，跳出我們的母愛的偉大與柔情。美國的孩子們隻有以這種方式跳舞，才能變得美好，才配得上“最偉大的民主”這個稱號。
這才是真正的美國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