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開車去找埃莉諾拉·杜絲。她住在一幢玫瑰色別墅裏,前麵有一個葡萄園。她順著滿是葡萄架的小道款款而來,宛如光芒四射的天使。她上前擁抱我,目光充滿了愛和柔情。我此時此刻的感覺,簡直跟但丁遇到神女時的感受一樣。


    從此我就在維亞雷焦住了下來,埃莉諾拉的目光重新給了我勇氣和力量。她常常擁抱著我,撫慰我。她不僅撫慰我的傷痛,還懂得設身處地為我著想。我意識到,之前別人的安撫之所以毫無用處,原因在於他們全都故作輕鬆,想通過讓氣氛輕鬆活躍來讓我遺忘過去。埃莉諾拉·杜絲則不同,她說:“跟我講講迪爾德麗和帕特裏克吧。”她要我傾訴孩子們說過的每一句話、做過的每一件事,要我拿出他們的照片,仔細看著他們,親吻他們,放聲哭出來。她從不空洞地勸我不要悲痛了,而是跟我一塊兒悲痛。自從孩子們離開後,這是我頭一次感覺到自己並非孤立無援。埃莉諾拉·杜絲是一個神奇的人。她胸懷寬廣,可以容納全世界的悲哀;她的精神光芒四射,了悟世間疾苦。當我跟她在海邊散步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她的頭頂籠罩星辰,手可觸及山巔。


    有一次,她抬頭望向山巒,對我說:“科洛奇山的懸崖峭壁,在旁邊吉拉杜的綠色山坡、生機勃勃的葡萄藤以及花枝招展的樹木的襯托下,顯得那麽蒼涼、那麽險峻。但是,當你望向科洛奇山陰沉粗糙的頂峰時,你會看見白色的大理石閃出一道光芒,靜候著雕刻家賦予它永恒性。吉拉杜山給予人類世俗的需求,而科洛奇山提供了夢想的素材。這就是藝術家的生活——昏暗、憂傷、悲涼,可是他們提供了白色大理石,激發了人類深層的渴望。”  伊莎朵拉的摯友埃莉諾絲·杜絲


    埃莉諾拉·杜絲崇拜雪萊。這裏的9月,暴風雨不斷。有時候,在閃電劃過陰沉的波濤時,她會指向大海,說:“看哪!雪萊的骨灰在閃耀——他在那裏,走在波濤之上。”


    住在酒店裏,總是有陌生人盯著我,讓我很不自在。於是,我租了一幢別墅。但是,為什麽我會選擇這樣一幢別墅呢?一幢紅磚砌成的龐大的別墅,坐落於一片鬱鬱蔥蔥的鬆樹林深處,四周有高高的圍牆。如果說外部景象看起來很淒清的話,內部設置則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氛圍。據村民們口口相傳,這裏曾居住著一位女士,跟奧地利宮廷中的某位身份顯赫的名流——有人斷定是弗朗茨·約瑟夫本人——有過一段不幸的情感糾葛,之後又淒涼地看到他兒子發了瘋。別墅的頂層有一個小房間,窗戶封住了,牆上畫著奇形怪狀的圖案,門上開了方形的小洞。顯然,可憐的年輕人發瘋時,被關在了這裏,食物則從洞口遞了進去。屋頂有一處開放式的寬敞涼廊,一邊可以俯瞰大海,另一邊可以遠眺群山。


    這座陰鬱的別墅,至少有60個房間,我租下它完全是一時衝動。吸引我的隻是圍牆內的鬆樹林和涼廊上的迷人景觀。我問埃莉諾拉·杜絲是否願意與我一起住在這裏,她婉言拒絕了。但她還是從原來的避暑別墅裏搬了出來,搬到我附近的一幢白色小房子裏。


    現在,埃莉諾拉·杜絲有一大癖好,那就是通信。如果你住在別的國家,她或許隻會時不時地給你發一封長電報,3年內從不間斷;但是住在附近的話,她幾乎每天都會派人捎來一封有趣的短箋,甚至一天兩三封。我們經常見麵,在海邊散步,埃莉諾拉·杜絲習慣說:“悲哀的舞神與悲哀的繆斯一起漫步。”


    一天,我和埃莉諾拉·杜絲在海邊散步時,她突然轉向我,落日的餘暉在她頭上投射出一道熾烈的光暈。她長久地盯著我,表情有些怪異。


    “伊莎朵拉,”她哽咽著說,“別再追尋幸福了,別這樣了。你緊皺的眉頭已經告訴了我們,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了。已經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隻不過是序幕而已。不要再去考驗命運之神的耐性了。”


    哦,埃莉諾拉·杜絲,如果我聽進去你的忠告該有多好啊!可是,“希望”是一株根除不掉的頑樹,不管多少枝丫被砍掉、被摧毀,它還是會長出新的枝葉。  莎士比亞,英國文藝複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歐洲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


    埃莉諾拉·杜絲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當時正處於生命和智慧的巔峰時刻。當她踩著大步行走在海岸邊時,步態跟我見過的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樣。她不穿胸衣,身形高大,身材豐滿,雖然時尚圈的人見了會搖頭,但這恰恰體現了她的高貴迷人之處。她身上的一切都表明她有一顆飽嚐磨難的偉大心靈。她常常給我閱讀希臘悲劇或者莎士比亞戲劇,聽她讀到《安提戈涅》中的某些句子的時候,我不禁思忖,如此精彩的詮釋竟然沒有讓全世界的人欣賞到,真是暴殄天物。有人認為,埃莉諾拉·杜絲在藝術輝煌階段長期沒有登上舞台,是因為情場失意或者其他感情方麵的問題,這並非事實;而且,也不是健康方麵的問題。真正的原因在於,她缺少幫助,缺少必要的資金去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藝術理念——事實就是這麽簡單、這麽瑣碎。標榜“崇尚藝術”的世界,把這位世界上最傑出的女演員遺棄了整整15年,任由孤獨和貧困蠶食她的心靈。當莫裏斯·蓋斯特終於意識到她的存在,為她安排了美國巡演的時候,一切都已太遲。她竭盡全力要為自己等待多時的工作籌集必要的資金,卻不幸死於這最後一場巡演的途中,令人扼腕歎息。


    我租了一架高級鋼琴,又發了一封電報給忠實的朋友斯基恩,他立馬趕了過來。埃莉諾拉·杜絲對音樂有著濃厚的興趣,每天晚上都會讓斯基恩為她彈奏貝多芬、肖邦、舒曼和舒伯特的作品。偶爾地,她還以低沉、優美的嗓音吟唱起自己最喜歡的歌曲《在這座黑暗的墳墓單》,每當唱到末尾的“忘恩負義——忘恩負義”時,她的聲音變得哀怨動人,她的表情悲慟淒切,讓人不禁潸然淚下。


    一天傍晚,我忽然站了起來,讓斯基恩彈奏起音樂,為埃莉諾拉·杜絲表演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我的動作舒緩而輕柔,是我自4月19日以來頭一次跳舞。埃莉諾拉·杜絲滿懷感激之情地擁抱住我、吻我。


    “伊莎朵拉,”她說,“你在這裏幹什麽呢?你應該回到自己的藝術中去。隻有藝術才能拯救你的靈魂。”


    埃莉諾拉·杜絲知道,幾天前有人給我寄來了一份合約,希望我到南美巡回演出。


    “簽了這份合約吧,”她勸說道,“如果你知道生命有多短暫,知道它充斥著長年累月的無奈,無奈——除了無奈,沒有別的了,你就會簽了這份合約!從這無邊的痛苦和無奈中掙脫出來吧——掙脫!”


    “離開吧,離開吧!”她這樣勸著我,而我的內心卻分外沉重。我可以在埃莉諾拉·杜絲麵前跳簡單的動作,但是卻無法再一次麵對觀眾。我全部的身心都在備受煎熬——每一次心髒的跳動,都是對孩子們的聲聲呼喚。隻有跟埃莉諾拉·杜絲在一起的時候,我才能得到一絲安慰;可是到了夜晚,在這座孤寂的別墅裏,空蕩蕩、陰沉沉的房間發出一陣陣回響,我徹夜難眠,無奈地等待著黎明的到來。曙光微露的時候,我起身,到大海裏遊泳。我暗暗思量,覺得自己最好遊得遠遠的,再也回不來,不過我的身體總是自作主張地向著陸地遊去——這就是一個年輕軀體對生命的本能渴望。


    一個秋日的午後,天色灰暗,我獨自在沙灘上漫步,突然看見我的孩子迪爾德麗和帕特裏克手拉著手出現在我麵前。我呼喚著他們,可是他們在前麵跑著、笑著,我就是追趕不上。我在後麵緊緊跟著——跟著——喊著——突然,他們消失在浪花飛濺的霧靄中。我感到揪心的恐懼。出現孩子們的幻覺——是否意味著我瘋了?有好一陣子,我清楚地感覺至自己的一隻腳跨過了瘋人與正常人的界線。我的麵前仿佛出現了一座瘋人院——那百無聊賴的生活。在痛苦的絕望中,我撲倒在地,號啕大哭。


    我不知道自己就這樣趴了多久,直到一隻憐惜的手撫摸我的頭。我抬眼望去,看到一個仿佛從西斯廷教堂的壁畫中走下來的俊美之人在我麵前凝思。他站在那兒,剛從海上歸來,說:“你為什麽一直哭泣?我能為你做點什麽,或者幫點什麽?”


    我繼續抬眼望著他。


    “好吧,”我回答,“救救我!拯救我的生命,還有我的理智。給我一個孩子。”


    那天晚上,我們一起站在我的別墅的屋頂上。落日已經沉入大海的深處,月亮緩緩升起,皓白的光輝籠罩著山脈的大理石岩壁,當他年輕而有力的臂膀將我環住,當他的雙唇印上我的雙唇,當他全部的意大利似的激情向我湧來時,我感覺到自己從痛苦和死亡中掙脫了出來,重回光明——重獲愛情。  維克多·雨果,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法國文學史上卓越的資產階級民主作家,被人們稱為“法蘭西的莎士比亞”


    第二天上午,我一五一十地將事情的經過告訴埃莉諾拉·杜絲。她看起來一點都不驚訝。藝術家生活在傳說和幻想的土地上,年輕的“米開朗琪羅”從海上過來安慰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她不喜歡與陌生人接觸,不過這一次,竟欣然讚成我把年輕的情人介紹給她看看。於是,我們一起拜訪了他的工作室——他是一位雕塑家。


    “你當真認為他是一位天才?”看完他的作品後,她問我。


    “毫無疑問,”我回答,“而且他很有可能會成為第二個‘米開朗琪羅’。”


    年輕人的可塑性很強。年輕人相信一切,我幾乎認定新的戀情可以幫助我戰勝悲哀。那段日子,接連不斷的恐怖遭遇已經讓我精疲力竭了。我曾時常念起維克多·雨果的一首詩,並最終讓自己確信:“是的,他們會回來;他們隻不過在等待,終有一天會回來。”可是啊,這場美夢很快就破滅了。


    我的情人似乎來自一個正統的意大利家庭,與一位同樣來自正統家庭的年輕姑娘訂了婚。他並沒有親口告訴我這件事,而是寫了一封信給我,解釋了一切,跟我說了再見。我一點兒都不恨他。我覺得他拯救了我的理智,讓我不再感覺到孤獨。自此之後,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成為神秘主義的忠實信徒。我覺得孩子們的靈魂就在我的身邊遊蕩,他們總有一天會回來慰藉我。


    秋天到了,埃莉諾拉·杜絲搬回她位於佛羅倫薩的公寓裏,我也離開了那幢陰沉的別墅。我先是去了佛羅倫薩,隨後去了羅馬,打算在那裏過冬。聖誕節是在羅馬度過的,感覺很淒涼,但是我對自己說:“還好我不是在墳墓裏,也不是在瘋人院——我是在這裏。”我忠誠的朋友斯基恩始終陪伴在我的身邊。他從不發問,從不懷疑,單純地奉獻他的友誼和傾慕以及他的音樂。  曆經繁華與滄桑的曆史名城羅馬


    對於憂傷的人來說,羅馬是一個好地方。雅典耀眼的光明和絕對的完美,隻會加劇我的悲痛;而羅馬,這座擁有無數偉大的遺跡、陵墓、紀念碑的城市,見證了世代滄桑,是一顆絕佳的止痛藥。我尤其喜歡在清晨的時候漫步於亞壁古道。那個時段,從弗拉斯卡蒂過來的運送葡萄酒的馬車正行走在兩排墳墓中間的道上,昏昏欲睡的車夫就像精疲力竭的農牧神,趴在灑桶上打瞌睡。時間仿佛不複存在了,我成為幽魂,在亞壁古道上飄蕩了數千年,四周是空曠的坎帕尼亞平原,上麵是拉斐爾天空的寬廣穹頂。有時候,我把胳膊伸向這片天空,沿著古道跳舞。在路兩旁的墳墓的映襯下,我這個樣子顯得分外悲戚。


    晚上,我和斯基恩出去漫步,一路向前,走到那些噴湧不止的泉水前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停下腳步。這些泉水來自山上,源源不斷。我喜歡坐在泉水旁,聆聽水流潺潺以及清脆的水花聲。很多次,我靜靜地坐在那裏哭泣,我那敦厚的同伴憐惜地握住我的雙手。


    一天,洛亨格林給我發來一封很長的電報,將我從這場漫無目的的悲傷之旅中喚醒。他以我的藝術的名義乞求我返回巴黎。這封電報奏效了。我坐上通往巴黎的火車。經過維亞雷焦的時候,我看見鬆樹林裏矗立著的那幢紅磚別墅的屋頂,想起了幾個月來在那裏度過的絕望與希望交替出現的生活,想到了我離聖潔的朋友埃莉諾拉·杜絲越來越遙遠。


    洛亨格林早已在客麗容酒店為我準備了豪華套房,裏麵擺滿了鮮花,還可以俯瞰協和廣場。我把自己在維亞雷焦的經曆以及孩子們出現在我麵前的神秘幻覺告訴了洛亨格林,他將臉深深地埋進雙手間,似乎經過了一番掙紮,然後說:“我在l908年向你走去,想要幫助你;可是我們的愛,最終將彼此引向了悲劇。現在,讓我們一起創辦你夢想的學校,創造一些美,撫慰生活在這個傷心世界的人們。”


    他對我說,他已經買下了貝勒維大酒店。從酒店的露台處可以俯瞰整個巴黎,花園沿著山坡斜向河畔,房間多到可以容納1000多個孩子。隻要我願意,這個學校就可以一直開辦下去。


    “如果你願意將一切個人情感放在一邊,暫時隻為一個理念活著,那就容易多了。”他說。


    悲痛和災禍交纏著我的生活,唯有理智淩駕於一切之上,始終熠熠生輝。我清楚這一點,於是我應允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參觀了貝勒維大酒店。自此之後,裝修工、家具商在我的指揮下忙碌了起來。這家陳舊的酒店搖身一變,成為一座未來舞蹈的殿堂。


    我們在巴黎市中心舉辦了一場比賽,從中選拔出50名有誌於舞蹈藝術的學生。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原來學校的那批學生和教師。


    我們將舊酒店的餐廳改造為舞蹈教室,掛上了我的藍色幕布。在長方形大房間的中央,我讓人建了一座平台,有台階通到台上。平台既可以用做看台,也可以當做編舞者們展示自己作品的舞台。我覺得,普通學校裏的生活之所以單調乏味,部分原因就在於所有地板都在同一水平麵上。因此,我讓人在許多房間之間建了高低起伏的小通道。餐廳的布置,宛如英國國會下議院,過道的兩邊是一排排階梯式的座位,年齡大的學生們和教師們坐在高處的位置,年齡小的孩子們坐在低處的位置。


    這種忙碌、活躍的生活,讓我再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充實,孩子們如饑似渴、進步神速,是我教學的動力所在。開學才3個月,她們就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前來參觀的藝術家們無不讚歎。星期六是藝術家的節日。從上午11點至下午1點是公開課,對藝術家們開放。洛亨格林一向慷慨大方,為藝術家們和孩子們準備了豐盛的午宴。氣候漸漸轉暖,午宴搬到花園裏進行。午宴結束後,音樂響起,有人朗誦詩歌,有人翩翩起舞。


    羅丹住在山的另一側。他經常過來看我們跳舞,有時就坐在舞蹈教室裏為年輕姑娘們畫素描。有一次他對我說:“如果我年輕時有這樣的模特該有多好啊!她們自由地活動,而且依照自然與和諧的規律活動!我的確有過許多美麗的模特,但是沒有一個能夠像你的學生們那樣懂得動作的奧秘。”


    我給孩子們買了五顏六色的披肩。她們走出學校,到森林裏漫步,快樂地跳著、跑著的時候,就像一群美麗的鳥兒。


    我相信這座安置在貝勒維的學校能夠永遠辦下去,我將在這裏度過餘生,把我所有的工作成就留在這裏。


    6月的時候我們在特洛卡迪羅舉辦了一場演出。我坐在包廂裏觀看孩子們表演。觀眾們對她們的表演很是滿意。演出結束時,觀眾們掌聲不斷,久久不願離去。這些孩子並非是訓練有素的舞蹈家或藝術家,觀眾們能夠對她們表現出如此巨大的熱情,肯定與我們的舞蹈產生了共鳴。這種共鳴,也正是我所預見到的,也正是尼采的理想:


    舞者查拉圖斯特拉,活躍的查拉圖斯特拉,張開翅膀,做好了飛翔的準備。他向所有鳥兒呼喚,一切準備就緒。他是一個幸福快樂的人。


    這些孩子們是未來的希望,她們將在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中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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