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旁邊是一幢奢華的別墅,裏麵住著朱麗葉·門德爾鬆和她富有的銀行家丈夫。朱麗葉不顧她的那些資產階級朋友的反對,十分關注我們的學校。有一天,她邀請我們所有的人去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諾拉·杜絲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紹給埃莉諾拉。她立刻迷上了克雷格的戲劇。幾次約會之後,她邀請我們去佛羅倫薩,並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我們決定由克雷格在佛羅倫薩為埃莉諾拉演出易卜生的《羅斯馬莊》設計製作舞台背景。於是我們(包括埃莉諾拉·杜絲、克雷格、瑪麗·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全都乘坐豪華列車去了佛羅倫薩。


    在路上,由於奶水不足,我隻好用奶瓶喂孩子。不過我還是特別高興,因為世界上我最崇拜的兩個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可以大展身手,杜絲也將會擁有更適於發揮其戲劇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羅倫薩後,我們住在一家小旅館裏,埃莉諾拉則住在不遠處一家酒店的特等房。  埃莉諾拉·杜絲,以詮釋莎士比亞筆下的角色和19世紀法國戲劇裏的女主角,以及引進易卜生和鄧南遮的新戲劇而聞名


    我們開始了第一次討論。因為克雷格對法語和意大利語一竅不通,而埃莉諾拉則一句英語也不會講,隻能由我充當兩人的現場翻譯。我夾在兩位天才之間,一開始就感覺到了雙方彼此間有些對抗。我是想讓雙方都高興的,於是在翻譯的時候耍了點兒小手段,才令大家都滿意了。但願他們理解我為此目的而不得不說的善意的謊言。如果我把雙方的原話按照原意翻譯過去,這次合作演出肯定不會實現。


    在《羅斯馬莊》的第一幕裏,我記得易卜生筆下的客廳是“擺著舒適的家具,呈現出古舊的風格”的。可是克雷格卻喜歡搞成埃及神廟內部裝飾的風格,天花板高聳入雲,四周的牆壁又好像無限延伸。隻是有一點與埃及的神廟不同,那就是在客廳盡頭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這扇窗子正對著一條兩邊長有古樹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個院落裏。但是,克雷格卻喜歡把這扇窗戶變成10米寬、12米高,窗戶外麵是五彩繽紛的風景,由黃色、紅色和綠色組成,就像摩洛哥風光似的。所以,無論怎麽看也不像是一個舊式的院落。


    埃莉諾拉有些不滿,她說:“我認為這該是個小窗戶,不可能是個大窗戶。”


    克雷格則用英語吼道:“告訴她,我不想讓一個女人對我的工作指手畫腳!”


    我小心地告訴埃莉諾拉:“他說他很欽佩您的意見,將盡力使您滿意。”


    然後轉過身,我又很“狡猾”地把埃莉諾拉的反對意見翻譯給克雷格:“埃莉諾拉·杜絲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她不會幹預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設想幹。”


    就這麽翻譯了幾個小時。好幾次,我不得不一邊給孩子喂奶一邊參與他們的談話,以便隨時充當和事老的角色。我幾乎都沒時間給孩子喂奶了,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當時我很容易疲倦,這些惱人的談話也不利於我的產後恢複。可是一想到兩個天才的合作,我就覺得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克雷格專心投入工作,他的麵前擺著十幾大桶顏料,用大刷子親自勾勒背景。由於找不到理解他的意思的意大利畫師,也缺乏合適的畫布,他就決定把粗麻布縫起來使用,一個意大利合唱團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縫了幾天粗麻布。克雷格使喚得年輕的意大利畫匠們團團轉,他一頭長發,一邊大聲朝他們叫喊著,一邊用畫筆蘸好顏料,爬上顫巍巍的梯子給布景上色。他幾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劇院裏,連吃飯都在那兒。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給他帶一籃子午飯的話,恐怕他連飯都省了。


    他曾下令不許埃莉諾拉走進劇院。


    埃莉諾拉卻很想去看一看布景進展,我的任務就是既不讓她去劇院,還得讓她不生氣。為此,我常常領著她在花園裏長時間的散步,花園裏可愛的雕像和漂亮的鮮花可以讓她的情緒平靜下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埃莉諾拉在花園裏散步時那種非凡的神態。她一點兒也不像人世間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筆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會給我們讓路,他們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著我們。埃莉諾拉不喜歡被眾人盯著看。她專揀小路走,以避開眾人的目光。她並不像我那樣對可憐的窮人富有愛心,她把多數人都看成是“蠢材”,而且常常在講話時表現出這種鄙夷的神情。這主要是因為她那過度敏感的性格,而並非其他。她認為公眾對她太挑剔。但是,當埃莉諾拉與人單獨相處時,又是最善良的。  埃莉諾拉·杜絲的眼神總是那麽憂鬱


    我永遠不會忘記與她一起在花園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楊,還有埃莉諾拉那優美的頭部——每當就剩我倆時,埃莉諾拉就會摘下帽子,任一頭秀發隨風飄揚;她那充滿智慧的前額和一雙神奇的眼睛,讓我終生銘記。她的眼神總是那麽憂鬱,但當她充滿激情時,便會容光煥發,光彩照人,我從來沒在任何人的臉上或任何藝術傑作上見過如此美好的表情。


    繪製《羅斯馬莊》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我每次到劇院給克雷格送午飯或晚飯,總是看到他有時憤怒有時狂喜的神態。他一會兒認為自己的作品會成為藝術世界裏最偉大的景觀,一會兒又會抱怨說這個國家沒有好顏料,沒有好畫師,什麽事情都要讓他親自動手。


    到埃莉諾拉看全部布景的時候了。此前,我已經想盡了所有的辦法不讓她走進劇院。當這一天終於來臨時,我跟她約了個時間,在酒店大廳裏會麵。她穿一件寬大的棕色毛皮大衣,頭戴一頂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個俄國哥薩克。她的皮帽歪戴著,斜扣在眼睛上方。雖然埃莉諾拉有時聽好朋友的勸告光顧高檔時裝店,可她卻從來不穿流行服裝,在穿戴上一點兒都不趕時髦。她的服裝總是一邊高、一邊低地歪斜著,帽子也總是歪戴著。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麽昂貴,她好像都不好好穿,而是披掛在身上。


    在去劇院的路上,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我又一次以極其婉轉的語氣勸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讓人打開劇院前門,先把她領進了一個包廂。等候的時間可真是難熬,我不得不忍受著說不出的痛苦,因為埃莉諾拉不停地問我:“窗子是像我說的那麽大嗎?布景在哪兒?”我緊緊握住她的手,輕輕地拍著,說:“再等一會兒就好了,您一會兒就看到了。再耐心一點。”可是想到那個她要的那個小窗戶我非常害怕,因為那個窗戶現在是大得驚人。


    不時地能聽到克雷格憤怒的叫喊聲,一會兒說意大利語,一會兒則幹脆用英語大喊:“該死!該死!你為什麽不把這東西放在這兒,為什麽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著又是一片沉默。


    時間過得真慢,好像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漫長等待。正當我感到埃莉諾拉的滿腔怒火隨時都要爆發的時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來了。


    啊,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形容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令人驚異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麵曾提到過埃及神廟,眼前的景象比埃及神廟還美!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宮殿都沒有這麽美麗。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麽漂亮的景色。通過那無限擴展的藍色的天空、和諧的空間、巨大的山峰,人的心靈馬上就被那扇大窗戶的光線吸引了過去。窗子裏展現出來的不再是那條林蔭小道,而是廣闊的空間。在這藍色空間裏,包含著人類所有的思考和憂傷。窗子外麵,是人類所有的神往、歡樂、愉悅和想象力的奇跡。不知道作者易卜生看了這樣的布景會作何感想,可能他也會像我們一樣,心悅誠服。


    埃莉諾拉緊緊抓著我的手。我感到她的雙臂越來越緊。我看見了她美麗的臉頰上滾滾而落的淚水。我們就這樣靜默了好大一會兒。埃莉諾拉是因為對藝術的讚美和歡樂,而我則是因為終於放下了擔憂,長舒一口氣。我們就這樣待了半天,然後她拉著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廂,走過漆黑的過道,三步並作兩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請您過來。”


    克雷格從舞台的一側走出來,像個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諾拉伸出雙臂把他抱住,嘴裏滿是讚美之詞,這些用意大利語講出的讚美之詞就像汩汩而出的泉水一樣,快得我都沒法翻譯給克雷格聽。


    克雷格的表達方式則是沉默。


    然後埃莉諾拉把整個劇團的人都喊了過來。他們本來一直在舞台後麵漫不經心地等著。她慷慨激昂地說道:


    “我生命中注定要發現戈登·克雷格這個偉大的天才。現在,我準備把我餘生的全部事業貢獻出來,要向全世界證明他偉大的藝術創造力。”


    接著,她又繼續慷慨激昂地聲討起整個戲劇界追求時髦的傾向、所有的時髦布景和關於演員的生活和職業的時髦觀點。


    她說話時一直握著克雷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轉頭看著他,談著他的天才和戲劇界的偉大複興。她一遍又一遍地說:“隻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們這些演員才能有出頭之日。”


    當時我真是高興極了。我那時還少不更事,以為人們在激情迸發的時候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著他倆以後將如何為戲劇藝術創造輝煌。唉,可是我沒有想到人類的熱情是那麽脆弱,特別是女人的熱情更是變幻莫測。埃莉諾拉畢竟是個女人,盡管她很有天分——這一切終將得到證明。  埃莉諾拉在表演《羅斯馬莊》


    《羅斯馬莊》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羅倫薩劇院裏湧滿了期待已久的觀眾。帷幕升起,觀眾們都屏住了呼吸。這種效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時至今日,藝術家們仍然對當年在佛羅倫薩演出的這唯一的一場《羅斯馬莊》津津樂道。


    埃莉諾拉有著超常的藝術直覺,她穿著一件白色寬袖長袍,衣袖垂落在身體兩側。她依靠準確無誤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圍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條光線,婀娜多姿,瞬息萬變。她在舞台上的一舉一動,簡直出神入化。


    可是當其他演員走上舞台時,就大煞風景了。他們表演得不是那麽恰到好處。唯有扮演布倫德爾的那個演員朗誦台詞時,還算與周圍這些完美布景和氣氛相吻合。他大聲朗誦道:“當金光燦爛的夢幻出現時,暮色將我包裹起來;當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現在我的心中時,它們鼓起翅膀,將我高高托起,自由飛翔。就在此時,我將它們變成了詩歌、幻想和畫卷。”


    演出完畢,我們高興地回家了。由於合作愉快,克雷格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興奮異常。現在他談到埃莉諾拉時可是一個勁兒地誇讚,跟他以前對埃莉諾拉的憤怒批判一樣不遺餘力。可見人性是何其脆弱!這是埃莉諾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現天才的唯一的一個晚上。那時,她輪流演出各個節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劇目。


    驚喜過後,有一天上午我去銀行取錢,才發現存款已經用完了。生孩子、辦舞蹈學校、佛羅倫薩之行,讓我耗盡了所有積蓄。得想想辦法了。就在這時候,聖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經紀人發來一封邀請函,想跟我簽約在俄國做巡回演出。


    這樣,我把孩子托付給瑪麗·奇斯特,把克雷格委托給埃莉諾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車取道瑞士和柏林離開佛羅倫薩,抵達了聖彼得堡。可以想見,這次旅程對我來說多麽痛苦。由於第一次同孩子分開,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諾拉的分離,這一切都讓我心情低落;而且當時我的健康狀況也不好,那時孩子還沒有完全斷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來。為此我不知流過多少眼淚。


    火車向遠方駛去,我再次來到那遙遠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涼。由於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諾拉和克雷格的藝術上,我對自己的藝術沒有什麽創新,再加上又是產後第一次演出,所以對這場巡回演出我心懷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國觀眾依舊熱情。我記得跳舞時奶水常溢出來,順著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尷尬。女人要想幹一番事業真是太艱難了!


    這次俄國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掛念著佛羅倫薩,便盡可能把這次巡演縮短,又接了去荷蘭巡演的合同,因為這樣我就能離我的學校和我的親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種怪病。可能是所謂的乳腺炎吧。演出結束時,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賓館。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裏,敷著冰袋躺了好長時間。醫生診斷結果是神經炎,據說那時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醫治方法。幾周下來我不能進食,隻能喝一點加鴉片的牛奶,然後便神誌不清,昏昏沉沉地睡過去。


    克雷格從佛羅倫薩火速趕來,細心地照料我。他就這麽照顧我有三四周的時間,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諾拉的電報,請求他去幫忙弄布景。那時我已康複在望,於是就讓他走了。可是當時我有種不好的預感,我不在他倆之間協調,他們之間很可能會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娛樂場,發現他的布景被裁成了兩半,勃然大怒。克雷格並不知道,埃莉諾拉對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來費盡心血完成的作品就這樣被毀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發到了當時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諾拉頭上:


    “你怎麽回事?”他衝她怒吼,“你毀了我的作品,踐踏了我的藝術,虧我以前對你還寄予厚望!”


    他就這樣一直吼個不停,埃莉諾拉哪受過這種待遇。最後她也爆發了。後來她跟我說:“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人。從來沒人敢這麽跟我說話。他人高馬大抱著肩膀站在那兒,盛氣淩人,大吼大叫,嚇死人了,哪有人敢這麽對我?我當然受不了了。我就指著門說:‘滾!我再也不想看見你。’”


    她還想畢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這個計劃最後就這麽夭折了。


    我到達尼斯時,身體還非常虛弱,是被人抬下火車的。當時是狂歡節第一晚,在去賓館的路上,我坐的那輛敞篷馬車周圍滿是戴著麵具和帽子的狂歡者,他們的奇形怪狀讓我想到垂死之際的死神舞蹈。


    埃莉諾拉·杜絲也病了,住得離我不遠。她不僅對我噓寒問暖,還把她的醫生埃米爾·博森派過來。博森醫生無微不至地照料我,從那時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我康複得很慢,有時候疼痛難忍。


    母親過來陪我,瑪麗·奇斯特也抱著孩子趕來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壯。我們搬到了蒙布羅山去住,那裏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陽光充足的別墅,我的身體漸漸複原,可生活負擔更重了,為了改善經濟狀況,我身體剛剛恢複一點兒就又回到荷蘭演出。但是身體仍然虛弱,精神狀況也不好。  才華橫溢、英俊的克雷格


    對於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極的,我願把我所有的藝術靈魂奉獻給他,但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們不得不分手。在這個問題上,我進退兩難:和他在一起,就意味著要放棄我的藝術、我的個性,甚至要放棄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緒低落,備受折磨,甚至還會妒火中燒。一想到英俊瀟灑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懷抱裏,我就難受得睡不著覺,仿佛看到克雷格在給別的女人講藝術,女人滿懷愛意地注視著他;仿佛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調笑,用迷人的微笑——埃倫·特裏式的微笑——看著她,一麵愛撫,一麵自言自語:“我喜歡這個女人。伊莎朵拉真讓人受不了。”


    這些幻覺讓我陷入絕望,有時又憤怒異常。我無心工作,無心跳舞,也不再關心觀眾是不是喜歡我。


    我想我不能再這麽下去了,要麽是克雷格,要麽是我的藝術——但要我放棄藝術事業是不可能的,那樣我會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須找個對策。真是天遂人願,對策應時而生了。


    一天下午,來了一個人,他青春年少,溫文爾雅,美麗動人,頭發金黃,皮膚白嫩,衣著考究。他說:“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說:“皮姆,多麽可愛的名字。你是藝術家嗎?”


    “不,不是!”他急忙否認,好像我在說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麽呢,有什麽偉大的想法嗎?”


    “啊,不,沒有。我沒什麽想法。”他說。


    “那你生活的目標呢?”


    “沒有。”


    “那你幹什麽?”


    “什麽也不幹。”


    “可你總得幹點什麽啊。”


    “噢,”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收藏了許多18世紀的漂亮鼻煙盒。”


    這就是我的對策。我已經簽訂了一個去俄國巡回演出的合同。這是一次漫長而艱苦的巡回演出,不僅經過俄國北部,還要經過俄國南部和高加索,我對這獨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別害怕。於是找了個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說很願意跟我去,“隻是我還有母親,不過,我可以說服她。還有一個人,”他臉紅了,“她非常愛我,可能不會讓我去。”


    “可我們能偷偷地去呀。”我們計劃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場演出,找輛汽車把我們送到鄉下。我們讓女傭拿著行李先走,然後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霧很大,田野裏霧蒙蒙的。因為我們沿著運河而行,司機不敢把車開得多快。


    “開快了很危險。”他告誡道,因此車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這危險跟後來的相比卻算不了什麽。皮姆往後一看,突然尖叫起來:“上帝,她正在追我們呢!”


    不用解釋,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帶著手槍。”皮姆說。


    “快點,再快一點!”我對司機說,但他依然開得慢騰騰。這倒有點浪漫色彩了。不過最後他還是甩掉了跟蹤的汽車,我們來到車站,住在一家賓館裏。


    已經是淩晨兩點鍾了。值夜的老門房用燈在我們眼前晃來晃去。


    “要一個房間。”我們齊聲說。


    “一間?不行不行,你們結婚了嗎?”


    “結了。”我們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噥著,“你們沒有結婚,我看得出來。”盡管我們大聲抗議,他還是把我們倆安置在走廊兩頭的兩個房間裏。他帶著惡意的滿足,在走廊中間坐守了一夜,提燈就放在膝蓋上。每當我或是皮姆把頭探出來,他就舉著提燈說:“不行不行。沒有結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這場捉迷藏似的遊戲結束後,我們乘直達快車去了聖彼得堡。這次旅程真是再舒適不過了。


    當我們到達彼得堡時,搬運工從火車上運下了18個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麽回事?”


    “噢,不過是我的行李。”皮姆說,“這一箱是領帶,這兩箱是襯衣,這是套裝,這是靴子,這一箱裏麵是毛皮背心——這在俄國是很有用的哦。”


    歐羅巴酒店樓梯寬大,皮姆總是飛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換上一件不同顏色的衣服,打上一條不同的領帶,讓所有看見的人都羨慕不已。他總是穿戴整潔精致,簡直就是海牙時尚潮流的風向標。著名的荷蘭畫家範·弗雷曾給他畫了一幅以鬱金香為背景的肖像,實際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鬱金香那樣鮮豔迷人,一頭金發就像一壇金色的鬱金香,紅潤的雙唇就像玫瑰色的鬱金香……當他擁抱我時,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各色的鬱金香之間。


    皮姆金發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輕鬆愉悅。他的愛使我想起奧斯卡·王爾德的名言:“寧要淺而短暫的快樂,不要深而長久的痛苦。”皮姆給我帶來了一時的歡樂,而在此之前,愛情隻是給我帶來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給我帶來的是清純的、愉快的享受,而這正是我現在最需要的。如果沒有他的關懷照顧,我就會陷入絕望中,精神徹底崩潰。皮姆那種單純的、無憂無慮的青春的快樂讓我如獲新生。跟樂觀積極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記了憂愁和煩惱。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現活力。


    在這期間,我創作了《音樂瞬間》,在俄國演出時大獲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說,《音樂瞬間》完全得益於皮姆的快樂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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