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南丁格爾曾對我說，“莎拉·伯恩哈特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可惜她人品不佳。還好有路伊·福勒，她不但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而且人很純潔，從未有過醜聞。” 法國偉大的戲劇演員莎拉·伯恩哈特
一天晚上，她帶路伊·福勒來到我的工作室。當然，我為路伊·福勒表演了我的舞蹈，並闡明了我的理論。對待來我這裏的任何人我都會這樣做，即使來的是一個管道工人，我也毫不例外。路伊·福勒很熱情，她告訴我她明天將去往柏林，還建議我也去那裏。她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還擔任薩達·雅各的經紀人。我同樣喜歡雅各的藝術，她建議我可以跟雅各一道去德國各地舉辦音樂會。我很樂意接受，隨後便安排前往柏林與路伊·福勒會合。
臨行前，安德魯·伯尼爾前來送行。我們最後一次去遊覽巴黎聖母院，之後他把我送到了火車站，以他慣有的方式吻我的手與我道別，而我從他的鏡片後看到了濃鬱的愁緒。
到了柏林，我住進了布裏斯托爾酒店。我在豪華套房裏找到了路伊·福勒，她身邊圍著十幾個美麗的女孩子，不停輕撫並吻她的手。我成長經曆簡單，雖然母親很愛我們，但很少愛撫我們，所以當時我完全驚呆了，感到無所適從。
路伊·福勒十分慷慨，她按動電鈴，點了一桌極為豐盛的晚餐，一定價格不菲。她晚上在冬季公園裏有演出，我懷疑她是否能去得了，因為她那晚背脊疼得厲害。身邊的女孩子不時拿來冰袋給她敷在背上。“親愛的，再來一個冰袋，”她說，“這冰袋好像真能止疼。” 正在表演舞蹈的路伊·福勒
那天晚上，我們在包廂裏欣賞路伊·福勒的表演。我簡直不能將台上那光鮮亮麗的形象跟剛才那個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聯係起來。我們麵前的她絢爛奪目，時而如波浪起伏，時而如花瓣層疊，有如魔術一般，各種體態，變幻無窮。她的天賦和才華，任何一個模仿者都難以企及。她是最早將燈光色彩和絲帶變換運用到舞蹈中的人，她在舞台上變幻出千種意象，萬般顏色，我看得入了迷，完全被她征服，昏昏沉沉地就回了住處。
第二天早上我開始遊覽柏林。我一直憧憬的就是希臘和希臘藝術，所以一下子就被柏林的建築吸引了。
“這簡直就是希臘啊！”我喊道。
但是當我深入了解之後，才發現二者並不等同。這是日耳曼人印象中的希臘，柱子並非高聳入雲的多利安柱，而是德國式的，帶有書生氣、迂腐的氣息。然後我就回到了酒店要了一杯啤酒。
在柏林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跟著路伊·福勒的團隊去了萊比錫。離開時，所有的行李都被扣下了，連我從巴黎帶去的那點兒不值錢的行李也沒能幸免。我很不理解像這樣成功的藝術家，怎麽會遭遇這種事。後來我才明白這是因為路伊·福勒是雅各的經紀人，雅各演出失敗了，路伊·福勒已經入不敷出。
在萊比錫，我每晚去包廂看路伊·福勒演出，愈發迷戀於她妙不可言的藝術。
她時而像水，時而像光，最後幻化成螺旋狀的火焰，四散到永恒的時空中去。 路伊·福勒妙不可言的舞蹈藝術
記得在萊比錫，有一天夜裏兩點我被說話聲吵醒，聲音很模糊，但我還是聽出了是那個被稱為“護士”的紅發女孩，每當有人頭疼，她總是樂於看護照顧。我聽到她打算回柏林向某人籌措資金，為我們去慕尼黑做準備金。之後，紅發女孩靠近我給我深情的吻，還激動地說她就要離開了。隻是幾小時的路程，我不能理解她為何如此激動，如此不舍。很快，她就回來了，並帶來了我們去慕尼黑的經費。
到慕尼黑之後，我們又想轉去維也納。但錢不夠用了，而且現在也沒法再籌錢了。於是我自告奮勇去美國領事館求助。最終我說服了領事，用領事館提供給我們的資助成功到達維也納。盡管沒有隨身帶什麽行李，我們還是被安排在維也納布裏斯托爾酒店的豪華套房。這次，盡管對路伊·福勒的藝術充滿崇拜，我還是內心不安：我怎麽能夠把母親單獨留在巴黎，而自己混跡於這群美麗但瘋狂的女子中呢？跟著這群人，我不過是個情不自禁的觀眾而已。
當時我和紅頭發的“護士”被安排在一間房間。有一天淩晨4點，她突然起身將蠟燭點燃，來到我床邊說，“上帝要我來掐死你！”
我聽說，麵對一個瘋子時，千萬不能跟他做對。盡管十分害怕，我還是強作鎮定，回答道：“沒問題，但是請允許我先做禱告。”
她同意了，把蠟燭放到桌上。
我趕緊趁機從床上一躍而起，打開門飛奔出去，穿過長長的走廊，順著樓梯一路跑進酒店員工辦公室大喊：“這個女人瘋了！”“護士”緊跟著追來，6個酒店員工一起撲向她才把她製服。醫生下的診斷結果讓我不安，我發電報給母親，母親從巴黎趕了過來。我將這段經曆說給她聽，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決定離開維也納。
當我在維也納跟路伊·福勒一起的那段日子裏，還發生了一件事。那天我在藝術家劇院為藝術家獻舞，當時有一個匈牙利經理人過來找我，他叫亞曆山大·格羅斯，許諾說如果我想有個好前程，可以去布達佩斯找他。
而今，在遭遇了這些之後，我和母親決定離開維也納之際，我自然就想到了格羅斯先生的邀約。於是，我們去了布達佩斯，找到格羅斯，我和他簽訂了一份合約，合約上規定我要在烏拉尼亞劇院演出獨舞一個月。
這是我第一次在劇院為觀眾獻舞，我猶豫了：“我以前隻跳舞給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觀眾會不會歡迎？”格羅斯打消了我的顧慮：“藝術家是最挑剔的觀眾，能過了他們那一關，普通觀眾一定會更加喜歡的。”
我被他說服並跟他簽約了。他果然沒有說錯，我在烏拉尼亞劇院第一晚演出就大獲成功，在那兒演出的一個月場場爆滿。
啊，布達佩斯！正值陽春四月。首演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格羅斯請我去一個小飯館吃晚飯。飯館裏演奏的是吉卜賽音樂。啊，吉卜賽音樂，這令我情竇初開的美妙聲響！世上還有哪一種聲響，能比得上這根植於匈牙利的吉卜賽音樂呢？多年以後，我對約翰·瓦納梅提及此事。我們在他商店的留聲機部試聽留聲機發出的美妙音樂，我對他說：“發明家發明的所有這些構造精美的機器所發出的聲響，沒有一個比得上匈牙利農民在泥土上演繹的吉卜賽音樂。一個匈牙利的吉卜賽音樂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聲機。”
一天晚上，她帶路伊·福勒來到我的工作室。當然，我為路伊·福勒表演了我的舞蹈，並闡明了我的理論。對待來我這裏的任何人我都會這樣做，即使來的是一個管道工人，我也毫不例外。路伊·福勒很熱情，她告訴我她明天將去往柏林，還建議我也去那裏。她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還擔任薩達·雅各的經紀人。我同樣喜歡雅各的藝術，她建議我可以跟雅各一道去德國各地舉辦音樂會。我很樂意接受，隨後便安排前往柏林與路伊·福勒會合。
臨行前，安德魯·伯尼爾前來送行。我們最後一次去遊覽巴黎聖母院，之後他把我送到了火車站，以他慣有的方式吻我的手與我道別，而我從他的鏡片後看到了濃鬱的愁緒。
到了柏林，我住進了布裏斯托爾酒店。我在豪華套房裏找到了路伊·福勒，她身邊圍著十幾個美麗的女孩子，不停輕撫並吻她的手。我成長經曆簡單，雖然母親很愛我們，但很少愛撫我們，所以當時我完全驚呆了，感到無所適從。
路伊·福勒十分慷慨，她按動電鈴，點了一桌極為豐盛的晚餐，一定價格不菲。她晚上在冬季公園裏有演出，我懷疑她是否能去得了，因為她那晚背脊疼得厲害。身邊的女孩子不時拿來冰袋給她敷在背上。“親愛的，再來一個冰袋，”她說，“這冰袋好像真能止疼。” 正在表演舞蹈的路伊·福勒
那天晚上，我們在包廂裏欣賞路伊·福勒的表演。我簡直不能將台上那光鮮亮麗的形象跟剛才那個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聯係起來。我們麵前的她絢爛奪目，時而如波浪起伏，時而如花瓣層疊，有如魔術一般，各種體態，變幻無窮。她的天賦和才華，任何一個模仿者都難以企及。她是最早將燈光色彩和絲帶變換運用到舞蹈中的人，她在舞台上變幻出千種意象，萬般顏色，我看得入了迷，完全被她征服，昏昏沉沉地就回了住處。
第二天早上我開始遊覽柏林。我一直憧憬的就是希臘和希臘藝術，所以一下子就被柏林的建築吸引了。
“這簡直就是希臘啊！”我喊道。
但是當我深入了解之後，才發現二者並不等同。這是日耳曼人印象中的希臘，柱子並非高聳入雲的多利安柱，而是德國式的，帶有書生氣、迂腐的氣息。然後我就回到了酒店要了一杯啤酒。
在柏林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跟著路伊·福勒的團隊去了萊比錫。離開時，所有的行李都被扣下了，連我從巴黎帶去的那點兒不值錢的行李也沒能幸免。我很不理解像這樣成功的藝術家，怎麽會遭遇這種事。後來我才明白這是因為路伊·福勒是雅各的經紀人，雅各演出失敗了，路伊·福勒已經入不敷出。
在萊比錫，我每晚去包廂看路伊·福勒演出，愈發迷戀於她妙不可言的藝術。
她時而像水，時而像光，最後幻化成螺旋狀的火焰，四散到永恒的時空中去。 路伊·福勒妙不可言的舞蹈藝術
記得在萊比錫，有一天夜裏兩點我被說話聲吵醒，聲音很模糊，但我還是聽出了是那個被稱為“護士”的紅發女孩，每當有人頭疼，她總是樂於看護照顧。我聽到她打算回柏林向某人籌措資金，為我們去慕尼黑做準備金。之後，紅發女孩靠近我給我深情的吻，還激動地說她就要離開了。隻是幾小時的路程，我不能理解她為何如此激動，如此不舍。很快，她就回來了，並帶來了我們去慕尼黑的經費。
到慕尼黑之後，我們又想轉去維也納。但錢不夠用了，而且現在也沒法再籌錢了。於是我自告奮勇去美國領事館求助。最終我說服了領事，用領事館提供給我們的資助成功到達維也納。盡管沒有隨身帶什麽行李，我們還是被安排在維也納布裏斯托爾酒店的豪華套房。這次，盡管對路伊·福勒的藝術充滿崇拜，我還是內心不安：我怎麽能夠把母親單獨留在巴黎，而自己混跡於這群美麗但瘋狂的女子中呢？跟著這群人，我不過是個情不自禁的觀眾而已。
當時我和紅頭發的“護士”被安排在一間房間。有一天淩晨4點，她突然起身將蠟燭點燃，來到我床邊說，“上帝要我來掐死你！”
我聽說，麵對一個瘋子時，千萬不能跟他做對。盡管十分害怕，我還是強作鎮定，回答道：“沒問題，但是請允許我先做禱告。”
她同意了，把蠟燭放到桌上。
我趕緊趁機從床上一躍而起，打開門飛奔出去，穿過長長的走廊，順著樓梯一路跑進酒店員工辦公室大喊：“這個女人瘋了！”“護士”緊跟著追來，6個酒店員工一起撲向她才把她製服。醫生下的診斷結果讓我不安，我發電報給母親，母親從巴黎趕了過來。我將這段經曆說給她聽，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決定離開維也納。
當我在維也納跟路伊·福勒一起的那段日子裏，還發生了一件事。那天我在藝術家劇院為藝術家獻舞，當時有一個匈牙利經理人過來找我，他叫亞曆山大·格羅斯，許諾說如果我想有個好前程，可以去布達佩斯找他。
而今，在遭遇了這些之後，我和母親決定離開維也納之際，我自然就想到了格羅斯先生的邀約。於是，我們去了布達佩斯，找到格羅斯，我和他簽訂了一份合約，合約上規定我要在烏拉尼亞劇院演出獨舞一個月。
這是我第一次在劇院為觀眾獻舞，我猶豫了：“我以前隻跳舞給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觀眾會不會歡迎？”格羅斯打消了我的顧慮：“藝術家是最挑剔的觀眾，能過了他們那一關，普通觀眾一定會更加喜歡的。”
我被他說服並跟他簽約了。他果然沒有說錯，我在烏拉尼亞劇院第一晚演出就大獲成功，在那兒演出的一個月場場爆滿。
啊，布達佩斯！正值陽春四月。首演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格羅斯請我去一個小飯館吃晚飯。飯館裏演奏的是吉卜賽音樂。啊，吉卜賽音樂，這令我情竇初開的美妙聲響！世上還有哪一種聲響，能比得上這根植於匈牙利的吉卜賽音樂呢？多年以後，我對約翰·瓦納梅提及此事。我們在他商店的留聲機部試聽留聲機發出的美妙音樂，我對他說：“發明家發明的所有這些構造精美的機器所發出的聲響，沒有一個比得上匈牙利農民在泥土上演繹的吉卜賽音樂。一個匈牙利的吉卜賽音樂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聲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