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會想我是個成功的年輕藝伎,傾慕者眾多,就算沒有延,別人也會自告奮勇來救我。但是,一個需要幫助的藝伎並不是掉在街上的珠寶,人人都會想撿。最後那幾周裏,祇園幾百名藝伎都千方百計地想找個能避開戰爭的小巢,但是隻有幾個運氣好的才找到了。所以你看,我住在嵐野家裏,越來越感到自己欠延的情。


    次年春天,我聽說藝伎利香在東京的大轟炸中遇難了,這時我才真正發現自己有多麽幸運。正是利香說了那句我們發笑的話,除了過去,沒有什麽能比未來更渺茫的了。她和她母親都是知名的藝伎,她的父親則出身一個著名的商業家庭。對我們這些祇園人來說,沒有人比利香更有可能熬過戰爭了。她遇難的時候,顯然正在他父親東京田原調布的宅邸裏,給她的小侄子讀一本書,我想她大概覺得那裏和京都一樣安全。說也奇怪,在利香遇難的那次空襲中,著名相撲力士宮城山也死了。他倆都生活在相對舒適的環境中。至於南瓜——她似乎已經和我絕交——也努力活過了戰爭,雖然她工作的那家大阪郊區鏡片廠被轟炸了五六次。我知道在那一年,沒有什麽事情比誰能活下來而誰不能活下來更不確定的了。豆葉捱過來了,她在福井縣的一所小醫院裏當護士助手。但她的女仆辰美卻死在長崎的狂轟濫炸中;她的穿衣師一丁田先生,在一次空襲警報演習中因心髒病突發而死。但別宮先生卻活了下來,在大阪的海軍基地工作。鳥取將軍也活著,一直住在猿屋旅館,五十年代中期才過世。男爵也沒死,但說來可悲,在聯軍占領那頭幾年,男爵的爵位和許多財物都被剝奪,於是他自沉於他那個美麗的池塘。我想,他是無法麵對一個他不能隨心所欲的世界。


    說到媽媽,我沒有一刻懷疑過她能熬過戰爭。她有著損人利己的高超本領,在灰市上如魚得水,仿佛她一向幹的就是這個。她在戰爭中倒賣別人的祖傳家當,不但沒有窮困潦倒,反而發家致富。每次嵐野先生要從他的藏品裏變賣一件和服換取現金,他就會讓我和媽媽聯係,以便她能幫他贖回來。你瞧,許多在京都被買走的和服都經她的手。嵐野先生大概希望媽媽能放棄牟利,把他的和服保存幾年,直到他可以贖回來,但她好像從來都找不到那些衣服,至少她是這麽說的。


    我住在嵐野家裏的那些年,他們一家人待我都非常好。白天,我和他們一起縫製降落傘,晚上,我和他們的女兒、外孫一起睡,地鋪就打在作坊裏。我們沒有多少煤炭,隻好靠燃燒壓成塊的樹葉取暖,或者燒報紙雜誌,燒任何能覓到的東西。當然,食物越來越少了,你沒法想象我們都學會了吃什麽。吃大豆渣,這通常是喂牲口的。還有一種很難看的東西,叫做“糠麵包”,是把米糠和小麥粉摻在一起油炸而成,樣子就像風幹了的舊皮革,我相信皮革的滋味都比這個好。我們偶爾也會有少量土豆或甘薯,鯨魚肉幹,海豹肉香腸,有時候還有沙丁魚,我們日本人從來是把沙丁魚當作肥料的。那些年,我瘦了許多,走在祇園的大街上,沒有人認得出我。有些日子,嵐野的小外孫純太郎餓得直哭,這通常是嵐野先生決定變賣一件和服的時候。這就是我們日本人所說的“洋蔥頭生活”,每次剝一層皮,淚流不止。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我和嵐野一家住了才三四個月,就目睹了生平第一次空襲。星星如此明亮,我們都能看見轟炸機在頭頂盤旋的黑色剪影,還有發射升空的星星——我覺得是這樣——從地麵飛起來,又在地麵附近爆炸。我們擔心會聽到可怕的警報聲,看到京都在我們眼前燒成一片火海。如果這樣的話,無論我們是死是活,生活都在那一刻終結,因為京都和飛蛾的翅膀一般脆弱,一旦被摧毀,絕對無法像大阪、東京或其他城市那樣重建起來。但是轟炸機放過了我們,而且每個晚上都放過了我們。許多夜晚,我們看著大阪的火光映紅了月亮;有時,我們見到灰塵如落葉般飄浮在空氣中,甚至能見到五十公裏外京都上空的灰塵。你完全能想象,我為會長和延心憂如焚,他們的公司就在大阪,家又都住在京都。我不知道我姐姐佐津怎麽樣了,她又在哪裏。我也許沒有意識到,但自從她逃走的那周開始,我心底總藏著這樣一個信念,我們生命的軌跡終有一日會讓我們重逢。我想,她也許會寄信到新田藝館,也許會回祇園找我。後來有一天下午,我帶小純太郎在河畔散步,從河邊撿起石頭扔回水裏,我突然想到,佐津再也不會回祇園來找我了。眼下我生活如此窘迫,根本無法可想能夠旅行到某個遙遠的城市。況且,佐津和我可能對麵相逢不相識了……至於我以為她會給我寫信,唉,我又覺得自己好生愚蠢,難道過了這麽多年我才明白其實佐津無從知道新田藝館的名稱?即使她想寫信也無從寫起,除非她去找田中先生,可她又決不會去找的。小純太郎還在往水裏扔石頭,我蹲在他身邊,一隻手往臉上澆水,一直朝他微笑,裝著是想讓自己涼快一下。我的小詭計得逞了,純太郎看來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逆境就像一陣狂風。它不僅阻擋我們去某些我們本來能去的地方,還從我們手中奪走本來無法被奪走的東西,於是狂風過後,我們看到的是原形畢露的自己,而不是愛成什麽樣就能成什麽樣。舉個例子,嵐野先生的女兒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於是她便全心投入到兩樁事情當中:一是照看她的小兒,二是為士兵縫製降落傘。她生活再無別的目的。她日漸消瘦,你都能知道她每一克肉到哪裏去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她緊緊抓著孩子,仿佛抓著懸崖邊緣,一鬆手便會掉到下麵的岩石上。


    既然曆經磨難,我對自己的了解就像在喚醒那些幾乎已忘卻的往事。換言之,在華麗的衣裳,嫻熟的舞姿,機智的談吐之下,我的生活毫不複雜,而是如石頭落地一般的簡單。過去十年裏,我的所作所為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贏得會長的心。日複一日,我看著作坊下麵加茂河淺灘的潺潺流水,有時我會丟一片花瓣下去,有時是一根稻草,知道它會被載到大阪,然後再入海。我想,有天下午會長也許坐在桌前,探出窗口看到了花瓣或稻草,說不定就會想起我來。但頃刻我的思路又顫抖起來,會長也許是會看到它——雖然我懷疑這種可能性,但即使看到了,他靠回座椅,由花瓣而想到了數百樁事,其中或許不會有我。他的確一直對我很好,但他就是這麽個好人。從未有過一絲跡象,表明他認出我是他當年安慰過的女孩,表明他知道我關心著他,想著他。


    一天,我想到一件事,這在某種程度上比我突然明白佐津與我無法團聚更令我傷心。前一晚,我一直轉著個可怕的念頭,我第一次想到,萬一直到我走到人生盡頭,會長都對我無動於衷呢?第二天早晨,我仔細翻查黃曆,希望能找到一點跡象來說明我不是漫無目的地過日子。我心情沮喪,連嵐野先生也似乎看出來了,他讓我去一家幹貨店買縫衣針,步行過去要半小時。我回來時天已黃昏,在路上走著,差點撞上一輛軍車。這是我距離死亡最近的一次。次日早晨我才留意到黃曆上說走鼠位方向不吉,而幹貨店正在鼠位。我一門心思查找有關會長的征兆,因而對此渾然不覺。這件事讓我懂得,把心思放在不存在的事物上是危險的。難道我直到生命盡頭才會覺醒到,日夜盼望的男人永遠不會來到?我吃下去的東西從未細細品嚐,路過的地方從未好好欣賞,隻因我一任生命悄悄溜走,一心思念著會長。這種悲哀不堪承受。然而,如果我把思念從他身上抽回,我又擁有什麽樣的生活呢?我會像一個舞者,從小就為了一次演出而苦苦練習,但這次演出永不會到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了。大多數當時住在日本的人都能告訴你,那是漫漫黑夜中最為慘淡的一刻。我們的國家不僅被打敗了,還被摧毀了,我說的不止是轟炸帶來的後果,雖然轟炸是極其可怕的。當你的國家戰敗,外國軍隊湧入,你就會覺得自己仿佛被押到刑場上跪下,雙手綁著,隻等斷頭刀落下。那一兩年內,我從未聽到過笑聲,連小純太郎也不笑,雖然他什麽也不懂。每當他要笑時,他外公就揮揮手讓他安靜。我常留意到那些年裏成長起來的男男女女,他們總有種特定的嚴肅味道,他們的童年太缺少歡笑了。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們都知道自己要生活在戰敗的苦難中了。還有人相信日本有朝一日會複興。所有關於美國兵會奸淫殺害我們的說法都是謠言。事實上,我們慢慢了解到,美國人總體上是相當友善的。一天,他們有一隊隨行人員駕著軍車駛過這地方。我和幾位鄰家婦女一起站著旁觀。在祇園這些年裏,我覺得自己是住在另一個特殊的世界裏,和其他女人隔離開來。那種被隔離的感覺很強烈,我幾乎從不去想其他女人——甚至是我伺候的男人的妻子——是怎樣生活的。而我如今穿著一條破爛的工作褲,一頭長發披在背上,已經幾天沒有洗澡了,因為我們的燃料隻夠一周燒幾次水。在駕車駛過的美國兵眼裏,我和周圍的其他女人也沒什麽分別。我自己想來,誰又能說我有所不同呢?如果你沒有了樹葉、樹皮或樹根,你還能叫自己是一棵樹嗎?“我是個農婦,”我對自己說,“不再是藝伎了。”看到自己粗糙的雙手,我嚇了一跳。為了把恐懼的念頭拋開,我又把注意力放在開過的運兵車上。這就是那些讓我們來痛恨的美國兵嗎?是他們用恐怖的武器炸毀了我們的城市?他們駛過我們的街區時,向孩子們拋撒糖果。


    投降後一年,嵐野先生又被獲準製作和服了。我除了會穿和服外,什麽也不懂,所以隻好整天呆在作坊附屬間的地下室裏,伺弄那些染缸裏沸騰的染料。這是個可怕的活計,半是因為我們隻用得起“塔東”,這種燃料是焦油和煤塵的攪拌物,燒起來的惡臭你無法想象。過了一段時間,嵐野先生的妻子教我怎麽收集合適的樹葉、枝條回來製作染料,像是給我升了職。大概是升職吧,可是有一種材料——我不知道是哪種——效果古怪,能把我的皮膚染色。我這雙嬌嫩的跳舞的手,曾經用最好的護膚霜來保養,如今卻開始像洋蔥頭的皮一樣剝落下來,還被染成了青紫色。這段時間,也許是因為太寂寞,我和一個年輕的榻榻米製作者發展過一段短暫的戀情。他叫井上,我覺得他很英俊,兩道柔和的眉毛掃在細膩的皮膚上,嘴唇非常潤滑。那幾周,我每過幾天就會在晚上溜進附屬間,讓他進來。我一直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手有多麽難看,直到一天晚上,染缸下麵的火熊熊燃燒,我們把彼此看得清楚。井上一眼看到我的手,就再也不讓我用手碰他了。


    為了讓我的皮膚好過些,到了夏天,嵐野先生讓我去采集鴨蹠草。鴨蹠草是種花,汁能用來浸絲,浸染之後絲綢才能上漿、染色。它們一般生長在雨季時節的河塘邊。采集花草聽上去是件愉快的活,於是七月的一個早晨,我背上背包就準備去享受這涼爽、幹燥的一天。但我很快發現,鴨蹠草很是鬼靈精。據我所知,它就像一條小巷子,募集了日本西部所有的昆蟲。隻要我采下一把花,一群群的蚊蟲就會來襲擊我。更糟的是,有一次我還踩上了躲在暗處的一隻小青蛙。收集花草這悲慘的一周過去後,我著手做一項輕鬆得多的工作,擠花汁。但如果你從來沒有聞過鴨蹠草花汁的味道……唉,到了周末,我非常慶幸又能回去燒染料了。


    這些年我工作十分努力,但每晚睡覺時,總想起祇園。投降後不出數月,日本所有的藝伎區都重新開放了,但媽媽沒有找我,我是不能自己回去的。她把和服、工藝品和日本刀賣給美國人,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所以現在她和阿姨仍然住在京都西部的小農場裏,還開了家店,而我繼續和嵐野一家一起工作生活。


    祇園離這裏隻有幾公裏,你也許會以為我常常回去。然而我在這裏住了將近五年,隻回去過一次。那是戰後第一年的一個春日下午,我為小純太郎去上京區醫院抓藥。我沿著河原町大街一直走到四條,過了橋就到了祇園。我震驚地看見河邊擠著一家家窮苦百姓。


    在祇園我認出了許多藝伎,但她們都沒有認出我。我沒有和她們說話,隻想用一種局外人的眼光來打量這個地方。但其實我走了一路,看到的根本不是祇園,而是我自己鬼魂般的記憶。我走在加茂河畔,想起許多個下午,豆葉和我一起在此散步。附近便是我向南瓜求助那晚,她和我拿著兩碗麵條坐過的長凳。不遠處的小巷,延曾在那兒責備我讓將軍當我旦那。又走過半個街區,到了四條大街的拐角,那兒我曾讓一個年輕的送貨員丟了手裏的午餐盒。在所有這些地方,我覺得自己像是站在舞台上,而舞蹈已經結束好幾個小時了,寂靜像雪毯一樣沉重地壓在空蕩蕩的劇場裏。我去了我們的藝館,依依不舍地望著門上的重鐵鎖。當我被鎖在裏麵的時候,我想出來。如今滄海桑田,我被鎖在外麵了,卻又想再進去。我已經成年,如果我願意,自然可以在那一刻自由自在地走出祇園,再不回來。


    戰後三年,十一月的一個寒冷下午,我正在附屬間的染缸旁烘手,嵐野夫人下來說有人要見我。我從她的神情中看出,來訪者不是某位鄰家婦女。但我走上樓梯竟然看到了延,你能想象我有多麽驚訝。他和嵐野先生坐在作坊裏,端著一個空茶杯,像是已經談了一陣子了。嵐野先生看到我就站起身來。


    “延先生,我在隔壁還有點活,”他說,“你們兩個在這裏聊吧。我很高興你來看我們。”


    “嵐野,別傻了,”延回答說,“我是來看小百合的。”


    我覺得延這麽說話不禮貌,而且也不好笑,可是嵐野先生聽了卻哈哈大笑,他拉上工作間的門出去了。


    “我以為整個世界都變了,”我說,“但不是這樣,因為延先生還和以前完全一樣。”


    “我從來不變,”他說,“但我不是來聊天的。我想知道你是怎麽回事。”


    “沒出什麽事。延先生沒有收到我的信嗎?”


    “你的信讀起來全像詩歌!你隻會說美麗的潺潺流水,或類似的廢話。”


    “啊,延先生,我給您寫的信可不是廢話。”


    “我也希望不是,但它們看起來就是。你為什麽不說說我想知道的事?比如說你什麽時候回來祇園。每個月我都打電話到一力亭茶屋去打探你的消息,女主人總是顧左右而言他。我以為你可能是得了重病。我想你比以前瘦了,但看來還健康。你為什麽不回去?”


    “我每天都想著祇園。”


    “你的朋友豆葉一年多前就回去了。就連通三,年紀都一大把了,祇園一複業她就露了麵。但沒人告訴我,為什麽小百合還沒有回來。”


    “說實話,決定權不在我手上。我一直等著媽媽重開藝館。延先生希望我回去,我也一樣急著想回去。”


    “那麽打電話給你媽媽,說時候到了。我已經耐心等了半年。我給你寫的信你看明白了嗎?”


    “您說您想要我回祇園。我以為您的意思是,您希望很快在那裏見到我。”


    “如果我說我想你回祇園,我的意思就是,我要你整理行囊,回祇園來。我不知道你為什麽要等你媽媽!如果她還不想回來,她就是個傻瓜!”


    “很少有人說她好,但我能保證她不是傻瓜。要是延先生了解她的話,甚至可能會佩服她的。她把紀念品賣給美國兵,日子過得很好。”


    “士兵不會永遠呆在這裏。你去告訴她,你的好朋友延要你回祇園。”說罷,他一手拿了個小盒子,扔到我身邊的墊子上。然後一言不發,隻邊品茶邊看我。


    “延先生扔給我的是什麽?”我說。


    “我帶來的禮物。打開吧。”


    “如果延先生送我禮物,我先得把我的禮物給他。”


    我走到屋子角落裏,從我的物品箱裏找出一把折扇,很久以前我就想把這送給延。一把扇子對於一位把我從進工廠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人而言,似乎太輕了,但對藝伎來說,用於舞蹈的扇子就像神物一般,而且這還不是一把普通的舞扇,而是當我達到井上派舞蹈師匠級時,我的老師送給我的。我從未聽說藝伎會放棄這樣的東西,這就是我決定把它送給他的原因。


    我把扇子用一塊方形棉布包好,過去遞給他。他打開來看,臉上現出愕然之色。我早知他會如此,便把原委盡力解釋了一番。


    “真是謝謝你,”他說,“但我配不上它。把它送給比我更會欣賞舞蹈的人吧。”


    “我不會送給其他人。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已經把它送給延先生了。”


    “那麽,我非常感謝,也會好好珍惜它的。現在打開我給你的盒子吧。”


    解開外麵的紙包和繩子,又打開幾層報紙,裏麵是塊拳頭大小的石頭。我相信我收到石頭的困惑程度和延收到扇子時不相上下。細看時,我才發現它不是石頭,而是一塊水泥。


    “你手裏拿的是我們大阪工廠的一塊瓦礫。”延對我說,“我們四個工廠給毀了兩個。整個公司能否撐過未來幾年都很難講。所以你瞧,如果你把你的一部分寄托在扇子裏給了我,我想我也把我的一部分給了你。”


    “如果這是延先生的一部分,我會珍惜它的。”


    “我不是送給你來珍惜的,這是塊水泥!我要你幫我把它變成一塊漂亮的珠寶,讓你來保存。”


    “要是延先生知道該怎麽做,請告訴我。我們都會發財了!”


    “我要你在祇園辦一件事。如果順利,我們的公司就會在一兩年內重振雄風。當我問你要回這塊水泥,把它換成珠寶時,就是我終於要成為你旦那之時。”


    我一聽之下,渾身和玻璃一般冰冷,但我絲毫沒有顯露出來。“太神奇了,延先生。我做一件事,就能幫上岩村電器公司的忙?”


    “這件事不好辦。我不會騙你。祇園關閉前兩年,有個叫佐藤的男人曾出席過知事的宴會。我要你回去招待他。”


    我聽了忍俊不禁,“這種事很難辦嗎?延先生有多討厭他,我就能伺候得他更糟。”


    “要是你還記得他,就會曉得有多難辦了。他脾氣暴躁,舉止行為跟豬似的。他告訴我,他通常坐在桌子對麵,就為了可以看著你。他除了你什麽都不談,一開口,就說到你,因為他大多數時間都是坐著。也許上個月你在報紙上看到過他,他剛被任命為大藏省副大臣。”


    “天哪!”我說,“他一定很有本事。”


    “嗬,有這個頭銜的人少說也有十五個。我知道他把酒灌進嘴裏很有本事,沒見過他幹別的事。我們這樣一個大公司的未來居然要受這種人影響,悲劇啊!小百合,活在這個年代真是可怕。”


    “延先生!您不能這麽說。”


    “怎麽不能?沒人會聽我說話。”


    “不是有沒有人聽您的問題,而是您的態度!您不能這樣想。”


    “為什麽不能?公司的情形已經糟糕透頂。整個戰爭中,會長都拒絕接受政府要他做的事,最終他答應合作時,戰爭都快結束了,我們製造的東西都沒有——沒有一樣——用於戰場。但這有沒有阻止美國人把岩村電器列為和三菱一樣的財閥呢?荒謬。和三菱比,我們就像麻雀看著一頭獅子。還有更糟的,如果我們沒法在這個案子上說服他們,岩村電器就會被查封,設備都會被當作戰爭賠款出售!兩周前,我就說過這夠糟的了,但如今他們又派了佐藤這個人來複審我們的案子。那些美國人覺得讓日本人來接替這個職務是很高明的一著。哼,我寧願看到一條狗來當這個官,也不希望是這個人。”突然,延打斷了話頭,說:“你的手是怎麽回事?”


    自打從附屬間上來,我就盡量把雙手藏起來。顯然延不知怎麽還是看見了。“嵐野先生好心讓我去煮染料。”


    “指望他知道怎麽把這些色漬除去,”延說,“你不能這樣子回祇園。”


    “延先生,我的手不成問題。我隻是不知道自己能否回祇園。我會盡力去和媽媽說,但說到底,這不是我能決定的。再說,我相信別的藝伎也能幫上這個忙。”


    “沒有別的藝伎!聽我說,一天我把副大臣和另外六個人請到一家茶館。他先是一個小時沒說話,然後終於清了清嗓子說,‘這不是一力亭茶屋。’我對他說,‘不是一力亭茶屋。您說得當然沒錯。’他像頭豬似的哼哼了幾聲,又說,‘小百合在一力亭茶屋陪客。’於是我告訴他,‘不是的,副大臣,如果她在祇園,一定會過來陪我們。但我告訴您,她不在祇園!’於是他就端起酒杯……”


    “我希望您對他能更禮貌些。”我說。


    “我當然不會!我隻能忍著陪他半小時,時間再長我就沒法保證會說出什麽話來了。這就是我要你去的緣故!別再跟我說,這不是你能決定的。這是你欠我的,你非常清楚。再怎麽說,其實是……我想借此機會和你呆上一段時間……”


    “我也想和延先生在一起。”


    “你來的時候別抱任何幻想。”


    “過了這幾年,我想我是一點幻想都不剩了。不過,延先生可是在特別考慮什麽事?”


    “一個月內,別想我來做你旦那,這就是我說的話。隻要岩村電器沒有複蘇,我就沒有條件來提這種請求。我很是擔心公司的前途。但說實話,小百合,我看到了你,就覺得未來有希望了。”


    “延先生!您太好了!”


    “別說笑了,我不是在討你歡心。你我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岩村電器一日不複蘇,我就不能當你旦那。或許公司注定是會複蘇的,就像我注定會遇見你。”


    戰爭最後幾年,我已經學會不去想什麽是注定,什麽不是注定了。我常對鄰家婦女說,我不肯定自己能否回祇園,但事實上,我一直知道我能回去。無論我的命運是什麽,它在那裏等我。這些年裏,可以說,我學會讓我性格裏的水凝滯結冰。唯有用這種方法停止我思潮的自然流動,我才能忍受這等待。如今聽到延提到我的命運……哦,我感覺他粉碎了我體內的冰,再次喚醒我的夙願。


    “延先生,”我說,“如果給副大臣留個好印象很要緊的話,陪宴的時候,你也許應該把會長請來。”


    “會長是個忙人。”


    “但如果大臣對公司的未來很重要,確實應該請他來……”


    “你還是關心自己怎麽去吧。我關心的是對公司最有利的事。如果這個月底你還沒有回到祇園,我會很失望的。”


    延起身離開,他得在晚上之前趕回大阪。我陪他走到門口,幫他穿上大衣和鞋子,又給他戴上呢帽。之後他久久地站著看我。我以為他會說我很美,因為他有時無緣無故地看我後,就會這麽說。


    “天哪,小百合,你看上去真像個農婦!”他說。他轉身走時,臉上帶著一絲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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