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心那個女人:一個未婚國度的政治與社會權力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以前一直沒有意識到，當代單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進入大學讀書那幾年掀起來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與生育模式發生了急劇變化，我母親那代人所帶來的社會與政治革命的餘波還未平複，美國獨立女性參與政治的時代洪流又即將掀起波瀾。
1991年10月11日，時年35歲的法學教授安妮塔·法耶·希爾（anita faye hill）現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證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倫斯·托馬斯（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間對她進行性騷擾。克拉倫斯·托馬斯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權英雄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後，他由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指任，填補最高法院的空缺。希爾出生於俄克拉荷馬州的孤樹村，由浸信會的農民教友撫養長大，是家中十三個孩子裏年齡最小的一個；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隸。希爾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高中畢業，順利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希爾在教育部和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mittion，eeoc）工作期間，托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時在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講授合同法課程，一直單身。
當年的庭審現場進行了全程錄像，通過直播，人們全神貫注地觀看了整個庭審過程。錄影中，希爾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組成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麵前，用謹慎、清晰的語調陳述了托馬斯在她為其工作的多年裏，跟她講話時那種充滿性暗示的粗俗方式；並且詳細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場合提及的色情電影明星、陰莖尺寸以及陰毛……然而，她卻受到了來自保守派新聞媒體的嘲諷，被委員會的許多成員懷疑、侮辱，還有一些證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沒準患有“被愛妄想症”（erotomania）[1] ——一種罕見的心性疾病，會引發女性幻想與有權力的男性發生性關係。
來自懷俄明州的參議員艾倫·辛普森（n simpson）對希爾的“癖性”（proclivities，這個詞由保守派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提議作為“描述同性戀的密語”[2] ）提出質疑。還有一位名叫大衛·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學者認為希爾“有點古怪，還有點淫蕩”。在希爾結束了她的證詞之後，約翰·道格特（john doggett）——托馬斯的一個老同學，同時也是希爾的舊識——以證人的身份被傳喚上庭，他形容希爾有“幾分善變”，推測她“幻想我這樣的男人會對她產生一種曖昧的興趣”。基於他和希爾之間短暫的社交往來，道格特猜想“她難以接受她所鍾情的男性對她的拒絕”；另一方麵，道格特又指出希爾“似乎很孤獨”。[3]
希爾之後寫下了這段經曆：“大多數媒體報道都是從‘我是單身’這個角度出發的，然而我的婚姻狀態與性騷擾的問題完全是兩碼事。”
希爾的獨身狀況使她與公眾原先對女性特質的認知有些違和：沒有丈夫來為她的品行擔保，也沒有子女來證明她身為女性的意義——人們傳統上信奉的女性價值，她都沒有。那個時候的希爾覺得，正是她的單身身份讓誹謗者們極力把她置於“完全偏離正常行為規範”的境地，她寫道，司法部成員們“沒法理解為什麽我不依附於某些特定的社會製度，尤其是婚姻”，這就使他們開始猜測，她之所以單身是“因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對婚姻，是個愛幻想的老處女或者仇恨男人”。
這無休止的猜測源於社會對成年女性的“預期”，我小時候在看小說的時候，也曾被這樣的“預期”激怒過：女性成年後就要和男人被一紙婚書捆綁到一起，隻有這樣才合乎常理。而在這個看似嶄新的世界：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與有望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與專業水準上勢均力敵，還有能力通過指控讓這個男人的事業陷入危機。然而，婚姻製度仍然能夠輕鬆“平衡”上述男女平權的新局麵：女性依然需要這個傳統的製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認可，讓那些質疑希爾的人不再把她描繪成一個有妄想症的老處女。
談及那些針對她的婚姻狀態和精神穩定性提出的質疑，希爾寫道，參議員們“企圖把婚姻、價值觀念和可信度聯係起來”，還促使人們去思考，“像我這樣的一個35歲的黑人女性，為什麽會選擇追求事業成功而不是選擇婚姻——焦點被轉移到了與案件本身無關的問題上，使我成了一個不被信任的人”。
事實的確是這樣，希爾的證言並沒有被采信，至少沒能對委員會成員的決定產生影響。聽證會結束後，沒過幾日，克拉倫斯·托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獲得了批準。
但希爾不是當代的海斯特·白蘭[1] ，注定要過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現對這個國家及其權力結構產生了長久深刻的影響。“性騷擾”成為了一個專業術語，它不僅被編進詞典，更滲入到美國人的思想中，無論已婚還是未婚的女性都會有意識地麵對、反抗在工作時受到的騷擾。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那些長久以來被看作無可厚非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女性群體的歧視、壓迫與殘害。
希爾接受白人男性陪審員盤問的整個事件同樣對美國的代議製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在1991年的時候，總共隻有兩名女性在美國參議院中工作。這實在把聽證會大張旗鼓宣傳的國家扶濟政策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從《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布的一張照片裏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國會女性代表團，包括帕特麗夏·施羅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諾·霍姆斯·諾頓（eleanor holmes norton），她們跑上國會大廈的台階抗議，要求給予希爾繼續指證和上訴的權利。
委員會對希爾事件的處理方式在社會上激起了一波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這個國家一邊倒的偏見和由男性組成的代表機構發出聲討。在希爾進行指證的第二年，競選參議員的女性人數創下曆史新高，她們當中共有四個人競選成功。其中之一是來自華盛頓的佩蒂·莫裏（patty murray），她反複強調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激勵了她踴躍參與到政治選舉中來：“我當時一直盯著整個委員會，心裏想著‘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兒的話，誰會說出我內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們不會代表我發聲。我感到迷茫和無助。”[4] 還有一位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carole moseley braun），她是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競選參議員成功的非裔美國女性。人們把1992年這一年稱作是“女性之年”。
毫無疑問，人們對希爾一案的關注（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和強暴威脅）對希爾的生活和事業造成了顛覆性的改變，但她的人生還在繼續。她並沒有被社會永久地拒之門外，無論是她的事業還是個人生活。如今，希爾在布蘭迪斯大學講授法學課程，並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侶一起居住於波士頓。
希爾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一名離經叛道者完全被社會除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時候的希爾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爾一樣的女性，她們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並在社會上占據了一席之地。根據調查的數據顯示，在1990年之時，35歲至44歲的已婚女性數量占比已經從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5]
“在90年代，女性開始接受、關注自身的性別，並且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表達‘性’。”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希爾看起來和過去也許不太一樣，但她對未來信心十足，正是這一點讓她具有足夠的震懾力，使那些參議員們如坐針氈。艾倫·辛普森曾向委員會列舉了應該提防希爾的多條原因，並極具煽動性地警示說：“小心這個女人！”[6]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隻是這一個女人，而是數不勝數的女人。 <h4>重大的轉折</h4>
距離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發表了他的競選演講。在他的演講中，奎爾就羅德尼·金[2] 一案所引發的1922年洛杉磯暴動事件[3] 提出自己看法。“我們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約束的社會混亂，”奎爾辯稱道，“與家庭結構的解體直接相關。”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他出乎意料地朝一個電視劇角色大肆開火。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出品的電視劇《風雲女郎》（murphy 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飾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將分娩，但她與孩子的父親並沒有結婚也不是情侶關係。奎爾將其視為“當今社會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職業女性的代表”，對於這種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擔憂，“女性們獨自撫養孩子，還將其稱為另一種生活方式，這真是極大地貶低和嘲諷了父親存在的重要性”。[7] 奎爾的這些評論使他自己，連同虛構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裏一起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這也讓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麵的特質更惹人矚目。
當然，奎爾的擔憂並不隻在墨菲身上。在拋出他那個流行文化的難題時，奎爾又搬出了那套關於福利項目是如何不利於婚姻發展的典型保守派說辭。看得出來，奎爾十分擔心這種脫離婚姻的新式身份，會遍及各個收入層次的女性群體。事實上，一種新興的生活模式的出現已經是大勢所趨：假如女性能夠獨立生存（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並且當她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男性就不再是經濟保障、社會地位、性生活以及後來根據事實顯示的，在生兒育女方麵的中心了。
雖然那時的奎爾肯定沒有意識到，但1992年的確是後來被研究者稱為“重大轉折”[8] 時期中的關鍵年份。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裏，不僅女性的結婚年齡一直都在延後，初次分娩年齡早於結婚年齡的趨勢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古舊的文化製度和宗教規範在這個時候遭到了一次強力反叛，它們曾被人們認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雖然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情況一直都存在。然而體麵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準則卻始終要求人們先結婚再生養孩子。如今，這個順序已經被打亂了，而在眾多的美國人中，對此感到最為恐慌的是那些對政治掌握著幾乎是絕對控製權的男性群體。
奎爾發表競選演講兩年後，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院候選人裏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也同樣在一次演講中強調了未婚母親和社會動亂之間的關聯，並聲稱“我們正見證著這個國家一點點走向崩潰的邊緣，而這都歸咎於單身母親”。1994年，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兒子傑布·布什（jeb bush）在佛羅裏達州競選州長時說，接受社會救濟的女性“應該能夠過上穩定的生活，並且能夠找到丈夫”，在這之後沒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書。在書裏，他認為年輕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們不再覺得這種行為不光彩”，他建議社會也許應該重拾對這種行為的批判，視之為“恥”。
喬伊斯林·埃爾德斯（joycelyn elders）一直毫不避諱地宣揚並提倡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藥品法規和墮胎權利。1993年她接受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國衛生局局長。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為主題的聯合國大會上，埃爾德斯因為表達了支持將手淫列入性教育課程的觀點引起了公憤。當時會議正在討論艾滋病這類傳染病，在這個背景下，她提出這一倡議非常合理。但是，與會人員難以接受埃爾德斯所倡導的這種不需要同伴參與，也不會導致懷孕的獨立獲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終導致指派她上任的總統要求她遞交辭呈。
“當時真是讓人憂心忡忡。”安妮塔·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在那會兒，一些美國人“仍頑固地認為我們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還停留在電視劇《把它留給比弗》（leave it to beaver）的時代”。在這個想象中的白人世界裏，性行為是異性戀專屬，並且一定帶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會成為妻子與母親，過著中產階級的安穩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別角色。“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這樣的世界並不存在”，它隻是美國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爾說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給比弗》也已經被玩世不恭的《羅珊妮》（roseanne）（一部大膽向傳統發起挑戰的情境喜劇）代替。《羅珊妮》圍繞一個典型工人階層核心家庭展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羅珊妮把自己的（愛情和）婚姻調侃為“漫長的無期徒刑，並且看不到重獲自由的希望”。這種氛圍隨即蔓延開來，在與家庭有關的影視節目裏，擺脫婚姻與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從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檔名為《我的女友》（living single）的電視連續劇，這部劇講述了一群來自布魯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tifah）擔任主演。翌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個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頓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為回應，這就是著名的《老友記》（friends）。1994年到1996年，記者坎迪絲·布什奈爾（candace bushnell）在一家周報上開設專欄，取名“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後來專欄文章整合成一本書，被改編成電視劇，由美國家庭影院頻道（hbo）搬上了熒幕，轟動一時。
1992年，特裏·麥克米蘭（terri mcmin）的小說《等待呼吸》（waiting to exhale）正式出版，它講述了四個女性好友（其中幾位剛被男性拋棄）是如何在個人生活和職場生涯中乘風破浪、笑對人生的故事，這本書蟬聯暢銷榜數月，也即將被改編成電影。四年後，英國作家海倫·費爾丁（helen fielding）出版了《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標誌著新的文學流派——“雞仔文學”[4] 的形成。它專門講述特定女性群體的故事，即那些被布裏奇特[5] 的閨蜜自嘲式地形容為“敢於拒絕愛情中的任何妥協並且掌握獨立經濟權的先鋒”女性。
而隨著千禧年的來臨，要想“防備”所有那些即將改變美國的女性，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h4>奇怪的萌動</h4>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們步入婚姻的腳步；她們能夠這樣做，直接得益於上一代女性群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別方麵“打下的勝仗”，這也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在我為這本書進行前期調查時，那些參與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們讓我徹底明白，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當下社會風行的不婚或晚婚行為，並不是我們這代人的發明，而是從她們那裏肇始的。
並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是完全正確的：女權主義不僅喚醒了眾多女性的意識，還為她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論是出於政治原因還是自身原因，她們都有機會選擇晚婚或者幹脆不婚。
然而，卷起這次浪潮的人數還沒能足夠產生一種摧毀性的力量，改變社會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雖說第二次浪潮的勝利一舉扭轉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們這代人有更多機會推遲婚姻；但這次浪潮並沒有將自身架設在婚姻的對立麵上，它反倒從令人窒息的婚姻狀況出發，向世人發出呼籲。
這一問題在美國女性的心底已經無聲深埋多年了。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一種奇怪的萌動，一種不滿足感，一種深沉的渴望降臨到女性的身上。每個住在郊區的已婚婦女都在獨自一人與之抗衡。當她們整理床鋪、去雜貨店購物、挑選沙發套子、和孩子們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開車接送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們、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時，她甚至都不敢問自己那個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問題：“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嗎？”[9]
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在書中的第一段，貝蒂·弗裏丹就一片片地剝去了上世紀中葉美國現狀的外皮，將真實的內核赤裸裸地展現給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們：在她看來，成千上萬的女性親身經曆的厭倦、憤怒和痛苦，均來自所謂專家們的“言論桎梏”，他們認定女性“隻有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實現她們的人生價值”。根據弗裏丹的觀察記錄，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來告訴女性們“如何使自己擁有一個男人並且讓他永遠待在自己身邊……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職業上的成功、更高的學曆和政治權利——隻有老掉牙的女權主義者們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發展機會”。弗裏丹還寫道，那些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成長的女性，對自身潛在發展的認知十分局限。她們矢誌不渝地相信“從少女時期開始直到人生結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這部書的第一版剛上市就賣出了一百四十萬冊，雖然它的暢銷似乎說明了當時弗裏丹的觀點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得到人們的接納和認可，但是直到它成為第二次浪潮的發軔之作時，才真正得到了廣泛關注。[10] 20世紀中葉，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群體普遍早婚，並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縛。在這本書的號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識一下子在人們心中爆發了。
但有件事卻頗為奇怪，正如法學學者瑞秋·莫蘭（rachel moran）指出的那樣，雖然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運動號稱是“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狀況”，但極其諷刺的是，推動這場運動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沒有單身女性什麽位置。
盡管《女性的奧秘》這本書是向束縛女性自由的鐐銬——早婚早育——發出的一聲呐喊，但作者並沒意識到（甚至沒有考慮過）婚姻本身也是導致問題出現的因素，或者說婚姻對女性來說並不是一個強製性的選項。弗裏丹主張賦予女性一定的權利，強調要擴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動，但是這個觀點卻沒有質疑家庭本身在她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裏丹的書裏，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她把男性對女性的關注與女性價值的實現本能地聯係在了一起，而且還把單身女性置於了一種極其絕望的境地中。[11] 弗裏丹帶著非常困惑和難以置信的語氣寫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醫師根據臨床經驗判定，單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開心一些”。另外，她還把蘇珊·安東尼，一個傳奇的“怨憤潑婦”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權主義者的隊伍，並且富有讓步精神（她的胸懷該是多麽慷慨大度啊）地承認，雖然“當其他的‘女性參政者’開始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安東尼覺得她們背叛了自己”，但她並沒有變成那種“和一隻貓孤獨終老的刻薄老處女”。
1966年，弗裏丹參與創辦了全國婦女組織，並出任該組織的第一屆主席。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有人問及全國婦女組織的主要目標是什麽的時候，她回答說，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將婚姻和撫育子女同工作結合到一起”。[12] 這一組織宗旨進一步說明，其不“接受社會對於女性的傳統設定，即一個女人必須要在做賢妻良母和走進職場這兩者中做出選擇……我們相信，真正的兩性關係是建立在一種新式的婚姻觀念上的，是對責任的平等分擔”。[13] 這在當時（直到現在也是！）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全國婦女組織不該隻是全國已婚婦女組織；而且不少跡象表明，這個組織認為每個女性都需要（或者都應該）按部就班地結婚和養育子女。
這隻是弗裏丹狹隘觀點的其中一個麵向。
她沒有考慮到那些也許並不想被強迫加入這類新辦協會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也沒有注意到那些已經轉變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幾年以及在將來都越來越不依賴婚姻的，已經不再選擇做家庭主婦而是選擇外出工作的，以及從丈夫的控製中獨立出來、能夠同時供養自己和孩子的美國女性群體。另外，她還忽略了廣大的黑人女性。
對於遭受性別和種族雙重歧視的黑人女性來說，相較於她們的白人同齡人，她們接受大學教育和擁有“財政大權”的概率更低，她們的父母和未來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學教育，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而且她們更不可能擁有外出工作的選擇和機會。因此，黑人女性很少會像弗裏丹的讀者們所體驗到的那樣，對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實上，在弗裏丹被曆史銘記與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經在相關領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城的律師薩迪·亞曆山大（sadie 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為創造世界輝煌的一分子”，她們希望自己可以參與到那些“能生產出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14] 亞曆山大認為通過這種途徑，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會提高。另外，“如果她們意識到自己處於製造者的位置，她們就會收獲一種滿足感，有助於她們獲取內心的平靜與幸福——這裏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見，早在弗裏丹之前，亞曆山大就已經在為女性的利益而申辯了。
就在弗裏丹因為倡導已婚女性工作（事實上，黑人女性已經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認為開啟婦女運動之濫觴時，黑人女性卻因為各種擾亂社會的理由被加以指責。在《女性的奧秘》出版兩年後，那些用實際行動踐行書中觀念的女性，在一場席卷全國的討論中被推至風口浪尖：人們認為她們不僅參與影響了黑人家係單位的權力分配，還引發了社會和經濟動亂。
1965年，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同時也是未來的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發布了一則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報告。這份報告詳盡地分析了自建國起便一直困擾美國的種族議題。莫尼漢說，“美利堅合眾國，是伴隨著黑人奴隸製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這個國家輝煌曆史中無法抹去的汙點”，這種不平等，早已背離了“《獨立宣言》所許下的全部承諾”。莫尼漢明言，隨著中產階級白人所在的城郊區快速發展、非裔美國人位於的貧窮城市逐漸走向衰敗，一道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已然在種族群體之間形成，“由於這種新型住房模式的產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經濟支持的——恐怕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校園係統的種族隔離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然而，盡管上述觀點認識到了黑人與白人之間，從古到今，並將持續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漢最終還是把他的言論歸結為一點，而這一點是如此冷漠無情：黑人貧窮的根源來自婚姻形式的解體，對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難辭其咎。“黑人家庭情況的惡化，”莫尼漢說道，與眾多解體的婚姻關係、私生子現象以及“幾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都是由女性主導”的事實緊密相聯。
讓我來梳理一下其中的邏輯關係：在經濟十分動蕩的社區，僅靠一份很低的薪水養育孩子，常常難以為繼。但是很少有人能認識到，單份收入的情況不僅是一個結果，更是一個原因。越來越少的賺錢機會讓婚姻不再有利於女性自身的生活，女性離開家庭外出工作不僅沒有危害性，相反，還有利於促進處於劣勢的黑人社區和黑人家庭的穩定發展。然而莫尼漢卻認為，女性如果脫離了男性的控製，掌握了家庭生活的統治權，會將社會秩序卷入混亂、病態的洪流；母係社會結構憑空而生，不僅不符合美國社會之常理，還與父權製的結構體係相違背，進而“嚴重阻礙社會整體的發展進程”。 <h4>單身者的慰藉</h4>
在欣欣向榮的女權運動中，那些比弗裏丹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們開始獲得廣泛關注，她們竭力主張女性不應該隻單純要求工作上的平等，擺脫婚姻的束縛同樣是女性應該享有的正當權利。
1969年，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馬琳·迪克遜（marlene dixon）寫道：“婚姻製度是長久以來壓迫女性的罪魁禍首……實際上，在曆史的長河中，生而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第二年，女權主義者希拉·克羅南（she cronan）也寫道：“婚姻製度使女性變成了奴隸……女性若想獲得自由，必須卸下婚姻製度的鐐銬。”除此之外，還有激進的女性主義作家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發表的那句著名言論——“婚姻是將強暴變為現實的一種製度”。
1970年時，女性首次結婚的中值年齡逼近21歲，在18歲以上的美國人中，已婚人數所占比例為69.4%。[15]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數據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它顯示了當時社會與政治各方麵的改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1960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使用避孕藥，向性解放的道路邁出了第一步。1969年，石牆事件[6] 引發了同性戀群體的維權運動，這些無意與異性結合的男人女人們一直堅持不懈地爭取社會的認可。
作為政治派別登上曆史舞台的女同性戀者在第二次浪潮中並不是很受歡迎。眾所周知，弗裏丹把同性戀者稱為“紫色威脅”vender menace），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她對那些所謂“仇視男人”的女權主義者表示嫌惡，[16] 她認為她們“藐視男性、藐視婚姻、藐視生育的言辭與行為”，很可能會歪曲女權主義的信條——“女性在渴望平等權利的同時，也渴望繼續愛她們的丈夫與孩子”。[17]
實際上，長久以來，同性戀者所主張的權利與女權運動之間的交集，不僅揭示了存在於社會改革論者和性改革論者中的恐同症，也說明了即使在1970年代眾多女權主義者的心裏，也很難相信一個異性戀女性會堅持單身——在一些女權主義者看來，假若一個女性冒出了不想與男人結婚的想法，唯一讓她們相信和接受的理由便是這個女性是一個同性戀者。
直到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種觀點才得以改變。
20世紀70年代初期，女權主義迎來了一顆新星、一個強有力的宣傳者，她願意支持（這種行為很是稀缺，為此她常常感到十分沮喪）各種不符合主流趨勢的、有缺陷的、多元化的運動，並且卓有成效地將她那些頗為犀利的觀點傳播給廣大民眾。
斯泰納姆從她的家鄉托萊多（toledo）來到紐約市後，便開始努力經營自己的事業——她成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為出版行業和電視媒體寫作。她曾經和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等人一起被列為“新新聞主義”[7] 的代表人物，同時她也是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媒體鍾愛的時尚女性，斯泰納姆經常被拍到與各色知名男士並肩同行，出入不同的社交場合，其中不少男性都是她約會的對象。
斯泰納姆算是比較晚才接觸到女權主義的。1962年，她寫了一篇關於避孕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探討了女性被迫在事業與婚姻中做出選擇的社會問題；第二年，她隱藏真實身份，秘密潛入由休·赫夫納（hugh hefner）開辦的花花公子性主題俱樂部，親身體驗“兔女郎”的真實生活。而在政治方麵，她所參與的活動都與民主黨、公民權利以及反戰運動有關，當時她的活動範圍還沒有涉及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1963年，就是《女性的奧秘》出版當年，斯泰納姆也寫了一本書，叫《沙灘指南》（the beach book），這是一本旅遊指南，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內容，比如教人們如何把皮膚曬成健康的顏色。讓我印象頗深的一條建議是，讀者可以利用鋁箔板來吸收紫外線。
盡管當時斯泰納姆還沒有那麽超前的意識，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她為女性們樹立了耀眼的榜樣，也為她們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她單身未婚，周遊四方，事業成功，而且具有自由開放的性思想。在1968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加拿大播音員摩西·紮莫爾（moses znaimer）向34歲的斯泰納姆提出了一係列問題，比如她怎麽看待外界稱她為“感情經驗豐富的小妞”這件事的？她究竟是怎麽潛伏進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記者說他原本“以為兔女郎都得身材豐滿性感才行”。另外，他還問她是否做飯（當時她正在訪談裏熨燙衣服）？有沒有想過要結婚？
“總歸是會的，”她回答說，“但是這種想法過兩年便會消退，兩個人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關於婚姻她是否有想過很多？“的確想過，”她說，“你會想象那種生活，當你結了婚，你就要和你的丈夫一同外出……也許隻有女士才會想這個問題……你會忍不住想，‘這樣一來，我的名字將會變成格洛麗亞·布格爾邁斯特（gloria burgermeister）……還是算了吧。’”紮莫爾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當你年齡漸長的時候你對未來的展望是什麽？”
“自由，”斯泰納姆回答說，“然後變老，帶點壞脾氣。”[18]
一年以後，斯泰納姆寫了一篇名為《黑人獲得權力之後，女性需要自由》（“after ck power,women’s liberation”）的文章，她在書中講述了正蓬勃興起的女權運動。同一年，斯泰納姆還報道了一場在格林威治村掀起的、以討論墮胎為主題的風潮（20歲出頭的時候，她曾在歐洲墮過胎），斯泰納姆的人生這時候已經走在轉變的道路上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她不僅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還和雪莉·奇澤姆（shirley chisholm）、貝拉·阿布祖格（be abzug）、梅麗·艾弗斯（myrlie evers）、範妮·露·哈默爾（fanny lou hamer）以及弗裏丹一起聯合組織了全國女性政治會議。1971年，她與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一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誌（ms.）。該雜誌的名字體現了對世俗觀念的反抗——婚姻狀態不應該是判定女性身份的標誌。
斯泰納姆最無與倫比的天賦，是她能夠將那些激進的觀點融匯在引人入勝、簡練精粹、極具時代性的言論中。
“我們女人正逐漸成為我們想要托付的那個男人”，她認為反對婚姻不是拒絕男人，也不是拒絕愛，而是提倡一種充實的、平等的女性生活，“說女人需要男人，就像是說魚需要自行車一樣”，她常會杜撰些新鮮的表述（雖然實際上這個比喻是出自澳大利亞的教育家伊麗娜·鄧恩［irina dunn］）。[19] 斯泰納姆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婚姻讓女性隻剩下了“半條命”，她曾經解釋說她現在沒有結婚，以後也不會結婚的原因是“我不願在牢籠中尋歡作樂”。借這句俏皮話，斯泰納姆表達了自己對延續至今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不滿與憤怒。
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她的信徒。
“我覺得（她）是給了單身者們一些慰藉，”貝蒂·弗裏丹在提到斯泰納姆時這樣說，“但其實，她是個騙子。她的身邊一直不缺男伴。而且，我有次看見她在肯尼思理發店，整張臉藏在一本《時尚》（vogue）雜誌後麵，任憑理發師把她的頭發染成一縷一縷不同的顏色。”[20]
2012年，斯泰納姆本人也向我證明了這一點，她說她一直對敵視和詆毀男性的諷刺畫“有些免疫”，因為“我的生活中確實一直都有男人”。也正因為如此，她才能夠在單身生活的問題上發表比前人更具吸引力、更獨到的見解。斯泰納姆的美麗，她的獨立，她光明正大展現出的異性癖好，以及那些源源不斷的追求者，這些都明確說明她既不冷酷無情，也不敵視男性，更不是個同性戀者。不管斯泰納姆（以及像她一樣生活著的女性）是否依賴男性，她似乎都很享受這種自由的生活——這已經是對傳統觀念的極大顛覆了。
兩件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促使越來越多的單身女性加入斯泰納姆的陣營。
早在1965年的“格裏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cticut）中，最高法院就已經在已婚夫婦的案例中，做出了避孕合法的裁決。法院認為，禁止夫婦采取避孕措施侵犯了夫妻臥室“至深聖殿”的隱私。但對於單身女性來說，相關的決議要等到七年之後才出台。在1972年的“艾森斯塔特訴貝爾德案”（eisenstadt v.baird）中，法院推翻了禁止向未婚人士出售避孕藥的法律條文，由此確保了“每個個體，不管已婚還是未婚，都有權利反對政府無端幹預那些會對個人命運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情，像是否生育孩子的決定”。
這項決議確保了異性戀群體中的兩類人（已婚和未婚群體）都能享受各自的權利，還打破了一些長期存在於社會中的婚姻法教條，這些法律條文在過去的兩百多年裏，從眾多方麵反映：女性由於婚姻而喪失了許多應有的身份和自由權利。“已婚夫婦不是個共享心智的單一整體，”法官威廉·布倫南（willian brennan）在他的裁決中寫道，“而是兩個個體的結合，彼此依然擁有獨立的理智與感情。”這項決議像是《單身女性》雜誌的一個法律版本：它承認了美國人的權利既不應該被限製，也不應該被濫用，更不能潦草地由結婚與否的狀況來決定。就像曆史學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寫的那樣，通過“呼籲單身女性應該享有和已婚夫妻同等的隱私權，（艾森斯塔特）向前邁了一大步，她正在把婚姻從官方道德準則的桎梏中解救出來”[21] 。
一年以後，法院在裁決“羅伊訴韋德案”（roe v.wade）時，承認了墮胎的合法性。這項決議對已婚和單身女性都產生了同等的影響力。但是對於那些單身的女性來說，墮胎合法化讓她們多了一種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的選擇。
女性能夠自力更生的觀念就這樣不斷地滲透進整個國家意識中，1973年，《新聞周刊》（newsweek）的封麵故事不遺餘力地稱讚：“單身是在美國人中出現的一種具有強烈儀式感的、受人尊重的新型生活方式……它也許是許多人的歸宿。”[22] 1974年，國會通過了《平等信用機會法》（the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保障女性在信用卡、銀行貸款、住房貸款和購房方麵的權利。
盡管婦女運動發起的初衷和努力方向都不是為單身女性爭取權利，它在政治、經濟和法律領域所施加的影響，還是為女性提供了選擇不婚或者晚婚的權利。到了20世紀70年代，女性的生存環境愈加完善：她們擁有了更多的工作機會、更自由的性生活以及更寬裕的資金。
這些前所未有的成果，有力地衝擊著在前女權主義時代的婚姻形態，同時離婚率也一路飆升；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這一比例接近50%。高離婚率對那些一直是單身以及目前是單身的女性，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首先，隨著單身人數的相對增加，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對單身女性群體的歧視。其次，它讓公眾重新審視婚姻這種製度，婚姻生活其實有好壞之分——一段婚姻如果讓你忍無可忍，不如選擇結束。這種意識為那些寧願不結婚也不要一段缺憾婚姻的女性們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歸根結底，20世紀70年代的婦女運動並不以降低結婚率為目的，也不拒絕尋找男性伴侶（就像大多數女性的真實生活那樣），它隻是想要探尋、擴大更多的可能性，並且使婚姻的陰影盡可能少地遮擋未來的光明前途。就如同法律學者瑞秋·莫蘭寫的那樣，“最為諷刺的一點是，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在為女性創造單身條件的同時，卻忽視了單身女性這一重要群體的存在。”[23]
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之時，雖然從未結過婚的人口比例達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24] （統計數據很可能受到二戰後美國生育高峰期那代雖已結婚，卻準備離婚的龐大人群影響），但是女性結婚率明顯下降，首婚的年齡中值已經升至22歲。
1981年，裏根（ronald wilson reagan）出任美國總統，隨即對女性惡言中傷，稱女性——他的原話是“福利女皇”——利用政府援助來代替對丈夫的依賴。裏根是跟隨新右翼的崛起而登上權力寶座的，並且始終與新右翼的主張保持一致。新右翼是一個由財政和社會保守派組成的聯盟，它不僅是宗教右翼的支持者，其中心思想還與20世紀以來取得的社會進步背道而馳。裏根總統上台後便表示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這項修正案自1940年起就一直作為共和黨的提案予以保留；他支持所謂的《生命修正案》（human life amendment）——這項法案幾乎禁止了所有的墮胎方式，還把受精看做是生命的源起。
這是美國後女權主義時代（post-feminist）的初期階段，婦女運動和單身女性群體不斷受到壓迫，而單身女性群體的龐大數量似乎又預示著這種壓製不會持續多長時間。
1985年，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男性研究者們進行了一項調查，他們發現一名從未結過婚的、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40歲女性，在接下來的人生裏選擇結婚的概率隻有2.6%。受這個說法啟發，《新聞周刊》發表了一則臭名昭著的封麵故事，名叫《婚姻困境》（“the marriage crunch”）。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拋出了一個極其荒謬的觀點：一位40歲還單身的女人，相比結婚而言，她更有可能死在恐怖分子手裏。《人物》雜誌（people）也登出了一些未婚名人的照片，並在這些照片的上方印了“她們是老處女嗎？”[25] 的標題，同時還提醒人們“大多數35歲以上的單身女性都會忘了婚姻的存在”。顯而易見，擺脫婚姻的做法麵臨著來自社會與文化的極大阻力。
然而，越來越多的女性還是堅持走在不婚的道路上。1990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一躍升至將近24歲。這個數值創下了該世紀的最高紀錄。
未來已經到來。帶著過去取得的勝利餘音，帶著前一代女性所爭取到的性自由和經濟權利。這一次，未婚女性將有力地向社會現狀發起挑戰。而等待她們的是曆史新一輪的更迭，她們將再次麵對那些腐舊的政治與文化勢力，以及那些急不可耐地想要把這些女戰士趕回到婚姻牢籠中的人。
現如今如果說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隻有一些女性有意識地決定單身或者晚婚，那麽現在，它已經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選擇了。女權主義者提出的最激進的觀點——廢除婚姻——在令許多保守派人士膽戰心驚的同時，也愈加廣泛地傳播開來。其中的政治意涵差不多被過濾幹淨了，“廢除婚姻”儼然成為一種習慣。它所擁有的強大力量，為普通女性的人生道路指引了新的方向。女性脫離婚姻，追求獨立的做法，也就是曾被莫尼漢詆毀，稱之為與父權製相違背的病態行為，現在已經屢見不鮮了。
2013年的數據表明，在第一次分娩的女性群體中，大約一半都是沒有結婚的；其中30歲以下的女性占到60%左右[26] 。同年，全國婚姻家庭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marriage research）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年的結婚率已經達到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最低值。[27] “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全國婚姻家庭研究中心的聯席主任在談到這項研究時說，“它隻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
相比於幾十年前——那個時候大多數女性困在異性婚姻和懷孕生子的狹隘圈子裏——現在的女性能夠擁有“眾多的選擇”已經足夠令人驚喜了。上百萬的女性如今都和她們的伴侶長期生活在一起，但沒有結婚；其他女性則在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中進進出出；她們過著性自由的生活；她們過著沒有戀愛關係以及沒有性關係的生活，不管是那些有孩子還是沒有孩子的女性；她們可以和同性結婚或者進行民事上的結合，抑或綜合以上多種選擇（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對同性戀來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進程看起來似乎偏離了異性戀婚姻的道路。事實上，他們爭取權利的目的是相同的：瓦解長期存在的婚姻製度，建構婚姻的嶄新藍圖，使婚姻不再是男性——借助他的法律權力、經濟權力和性權力——來壓製女性的一種守舊、傲慢的方式，而是成為一個民主的、靈活的、能夠以平等的心態接納每一個人的共同體。
總而言之，不管從哪方麵看，這些轉變都使社會保守派最害怕的噩夢變成了現實：它們對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進行了新的思考，進而也對什麽是家庭、誰擁有家庭的內外統治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越來越多的女性作為獨立的群體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昭示著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各種權力——這些權力直到近代都一直被男性所主宰——都需要重新分配。 <h4>單身女性選民</h4>
2012年大選中，未婚女性選民的數量占全部選民數的23%。近四分之一的選票都是由那些沒有丈夫的女性投出的，這比四年前高出了三個百分點。據選民登記中心（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的建立者佩吉·加德納（page gardner）說，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未婚女性們為爭取在經濟和生育上的權利，傾巢而出。一支由“40%左右的非裔美國人、將近30%的拉美裔人以及三分之一的年輕選民”組成的龐大選民隊伍就此誕生。
奧巴馬（barack obama）能夠重回白宮、連任總統，單身女性群體的功勞不容小覷；大多數已婚女性把票投給了羅姆尼（mitt romney），67%的單身女性把票投給了奧巴馬，投給羅姆尼的僅為31%。2013年，在弗吉尼亞州的州長競選中，民主黨候選人特裏·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成功擊敗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其中，女性選民一共貢獻了9個點的投票率，然而單身女性選民中投票給特裏·麥考利夫的人數比例則高達——按《紐約時報》的說法——“驚人的42個百分點”。[28] 未婚女性政治取向的形成，並不像人們在某些方麵猜測的那樣，僅僅是基於她們種族多樣化的特點。根據雷克研究所ke research partners）的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白人女性更傾向於把票投給羅姆尼而不是奧巴馬，然而在未婚的白人女性中，卻有49.4%的人選擇投給奧巴馬，38.9%的人選擇投給羅姆尼。[29]
2013年，專欄作家喬納森·拉斯特（jonathanst）曾就25至30歲之間的女性在2000年大選中的投票情況做了一項研究。拉斯特在《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中寫道：“結果表明，對於這些女性來說，結婚率是影響她們做出投票選擇的最大因素。”[30]
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女性的單身生活的確與她們參與政治選舉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而且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了。就像2014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開頭寫的那樣，“從上一輩人那裏開始湧現的單身浪潮，催生出了大批未婚的女性選民，她們正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選民構成”。
保守派人士當然也注意到了這種趨勢，並且對此高度警戒。2012年，反女權主義學者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fly）宣稱，奧巴馬總統給了女性太多的福利，這是在把女性往婚姻的門外推。她說：“奧巴馬總統一直在加強人們對政府援助的依賴程度，因為他知道那些都將是他的選民。”[31] 當代單身女性群體令保守黨派十分恐懼，他們竭力將這一群體掃地出門：在2012年10月的總統競選辯論中，當候選人羅姆尼和奧巴馬被問到他們要如何遏製槍擊暴力的時候，羅姆尼回答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先要遏製美國“文化中的暴力”，也就是要“告訴我們的後代，在他們準備要孩子之前，應該先考慮結婚的問題”。他的意思很明顯，任何人（異性戀）都會這麽做。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快要過去，雖然許多派別的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未婚女性的政治力量，但他們似乎還是不能夠站在婚姻之外的角度去理解女性的生活。因此隻好認為，那些從男性懷抱裏掙脫出來的美國女性，正在奔向政府的懷抱。2014年年中的時候，福克斯新聞（fox news）評論員傑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把未婚女性稱為“碧昂絲選民”，並且聲稱“她們之所以依賴政府，是因為她們沒有丈夫。她們需要一些保障，比如避孕以及健康醫療等等，而且她們還渴望同工同酬”。同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college republican nationalmittee）中的一些年輕的保守派成員采取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方法，他們本著與tlc電視台的一檔名為《我的夢幻婚禮》（say yes to the dress）的真人秀節目相一致的精神，剪輯製作了一係列電視廣告。畫麵是一個單身女性選民正在試穿結婚禮服。拋開廣告，這件禮服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共和黨派的州長候選人，而這個準新娘正向他獻上自己的投票承諾。不僅如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時尚》（cosmopolitan）雜誌也在這時發布了一項名為“踴躍投票”的倡議，其中包括11月4日選舉日在社交媒體上投放“留個時間”[8] 的宣傳口號，與之同時，還有個更加直白的說法——“和投票結婚吧”。
城市發展學教授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在《每日野獸》[9] 中聲稱：單身選民的力量注定是會消散的，因為單身者“按理來說……是沒有繼承人的”，[32] 而與此同時，其他那些虔誠的、保守的選民們卻會不斷往國家裏注入他們的力量，因為他們擁有後代去傳承他們的政治觀念，由此確保了“傳統的、以家庭為重的價值取向的必然勝利”。毫無疑問，科特金錯誤的一麵在於他以為未婚者們不會去生育——事實上，未婚者們正在以空前龐大的數量繁衍著後代，另一方麵在於他沒有從根源上去探尋摒棄婚姻行為出現的原因。向獨立生活邁出的步伐，並不像貝殼孕育珍珠那樣簡單，它源自世代人對有失公允的宗教、傳統和社會現實的不滿與反抗。
那些社會保守分子的後代，難道就不會像那些同樣在保守觀念浸染下長大的前輩們一樣，去走那條遠離傳統價值觀的小路？嚴酷的保守環境不能遏製自由思想的產生，還總是促進了對自由的追求。
這些針對單身女性選舉權所發出的所有詰難，都顯示了一種強烈的焦慮感——隻要這些獨立女性全都站出來投票，她們也許真的會對美國政治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盡管實現這種影響還具有一定的難度。
實際上，在所有的選民中，未婚女性是最難動員的投票人群。一部分原因在於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窮困的單身母親，她們工作辛苦，收入很低，沒有時間去投票亭裏排長隊；另一部分是因為對於那些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的女性群體來說，她們根本看不到投票的意義所在。根據佩吉·加德納（page gardner）的說法，2016年，“預計未婚女性群體將成為所有女性選民的主體力量，這是史無前例的”。然而，上次總統大選的登記結果顯示，未婚女性群體中有40%的人沒有參與投票。[33]
但即使她們當中隻有一小部分人參與了投票，這些單身美國女性也已經用行動向世人證明（雖然這同時讓很多人感到極為不安）：她們同樣擁有改變美國的力量。 <h4>性自由與婚姻問題的對策</h4>
2012年，桑德拉·弗盧克（sandra fluke），一名來自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後來她也走上了不婚的道路），提議應為女性專門製定購買計生產品的保險條例。弗盧克的論點幾乎沒有涉及性自由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圍繞金錢、工資、教育等問題展開，她指出女性有選擇多種生活方式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更為普及，因為把女性的成年生活等同於結婚生子的觀念已經土崩瓦解了——不能再因避孕而繳納額外的稅。
持保守觀念的電台主播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直播中猛烈抨擊了弗盧克的提案。林博的盛怒溢於言表，因為他堅信：弗盧克要求這些權利的目的，隻是為了使她自己能夠享受不限次數的性行為。林博就這樣迅速開始了對這位獨立女性的詆毀，其詆毀內容帶有明顯的色情指向，這多少讓人回想起二十年前安妮塔·希爾所受到的待遇。在他主持的辛迪加電台節目（syndicated radio show）裏，林博說弗盧克是“蕩婦”、“妓女”、“性欲狂”，他一邊不厭其煩地重複這些辱罵性的詞匯，一邊譴責和弗盧克一樣的“女大學生們”。在他的口中，那些“女大學生們”和很多人發生性關係——“隻要她們願意……總而言之，她們對此毫無節製”。林博多次使用了“毫無節製”這個詞語，絲毫沒有遮掩自己的憤怒，他認為這是獨立女性集體策劃的陰謀，看樣子已經成功了——她們正在努力逃脫掉婚姻和傳統的約束。
弗盧克，連同站在她身後的其他獨立女性們，一起爆發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正深深刺痛著保守派的神經。更有甚者，擔心弗盧克的思想像瘟疫一樣具有傳染性……《美國觀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雜誌的一名寫作者把弗盧克叫做“本世紀福利女王的原型”，並提醒人們注意，她那“成千上萬”的同胞們“在今年畢業後將進入政府工作或者參與政治運動。她們會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向所有人宣傳她們的理念”。[34]
在抨擊弗盧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林博又開始猛烈詆毀一本年輕女性所寫的、以食品政治學為主題的書籍，他在直播時停下來向人們發問：“這些年輕的白人單身女性到底都怎麽了？”
要小心這些女人啊，這些男人口中念叨著。他們的聲音無所不在。
然而還有大量的未婚女性，她們並不像弗盧克這類白人法學學生一樣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因此立法者們可以更加輕而易舉地對她們施以嚴酷的壓製手段。對這樣的女性群體來說，各種各樣的言論和政策一直都在試圖把她們趕回並且永遠鎖在婚姻的牢籠之中。
在共和黨人看來，婚姻製度的衰落是導致社會仍然處於不平等狀態的根源（但實際上，這種衰落卻有力地反抗了腐朽的社會保障體係和經濟政策，使它們不再隻有益於富人、白人和受過教育的群體，也使它們不再把這些利益建立在對窮人的壓榨上），這種觀點於21世紀初期，在共和黨的幕僚之下蔓延開來。如同佛羅裏達州的黨內人士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所說：“把孩子和整個家庭拉出貧困泥沼的最好辦法……不是政府的扶貧支援項目，而是婚姻。”[35] 在2016年共和黨派的提名人選中，盧比奧的初期競爭對手包括了像裏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和傑布·布什（jeb bush）這樣的政治家，他們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就是女性婚姻狀況的重大轉折時期——開始，就一直致力於抨擊、打壓、詆毀單身女性的各種活動。
米特·羅姆尼關於早婚問題的看法更明確，2013年，在弗吉尼亞大學的一次畢業典禮的演講上，他曾向所有畢業生說：“有些人本來早就可以結婚的，但是他們卻一拖再拖，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樣做是為了他們自己。還有另外一些人打算等到他們邁入30或40歲的時候，才去考慮結婚的問題。我私以為，他們的人生少了很多樂趣。”[36]
隨著單身女性隊伍的壯大，在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麵的焦慮出現了：她們無法為社會繁衍足夠數量的後代。
“我們目前麵臨的許多問題，究其根本，是一直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導致的。”專欄作家喬納森·拉斯特寫道。拉斯特寫這些話並不是一時興起，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專欄裏，他聲稱婚姻狀況是影響黨派立場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內容也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麽》（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中的一部分。
這一言論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回應。批評家們備感焦灼地指出，隨著女性不再把結婚生子當成是自己成年生活的重心，我們國家的前途將愈來愈黯淡無光。《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曾寫過一篇名為《請再多給我們一些孩子》（“more babies,please”）的文章。他在文章裏把“生育率的下降”稱作是一種“衰亡”、“一種隻顧眼前而不著眼未來的觀念”以及“暢遊於現代世界的安樂，卻把首先要為建設人類文明所盡的基本義務扔到了一邊”。多賽特並沒有明確指出促進國家人口增長到底是哪些人的義務。相比之下，拉斯特則更為直截了當。他詳細列出了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還特別提醒人們，“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圍，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最後拉斯特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二者聯合在一起，打破了性別、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係。”[37]
針對這種關於人口數量的焦慮，經濟學家南希·弗波萊（nancy folbre）在《紐約時報》上給出回應。據她所知，“沒有任何曆史證據表明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由其人口的年齡結構決定”[38] 。那些人的焦慮不是出於曆史證據，而是源自對過去的懷念：懷念那個——按照拉斯特的說法——聯結女性、婚姻和生育的“鐵三角”還沒有被打破的時代。
不論那些人是在焦慮新生兒數量太多，還是新生兒數量不足，不論是在擔憂窮困潦倒的女性，還是享有權力的女性，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似乎都一樣：必須還原以前的婚姻準則——它依舊是測量女性存在價值的尺規。而其他那些權衡女性成功的因素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h4>她們的故事就是這個國家的故事</h4>
有趣的是，所有這些警告、詆毀和恐慌——包括其中最激烈的行為和言論——都不是空穴來風。單身女性的確在顛覆一切；她們愈加頻繁地影響著經濟、政治和性別權力關係在兩性間的分配。女性得以選擇單身生活的能力，正影響著我們國家的選舉政治。大量的美國單身女性正在改寫我們對於家庭的定義，並將進一步影響我們的社會政策。
有一種（或許是無意識的）觀念在單身女性遭受頑強抵抗時悄悄作祟：她們不斷擴大的權力意味著社會與政治結構的破裂，其影響之深遠涉及到避孕的權利、性自由、廢除奴隸製、女性選舉權、女權主義者的誕生、公民權利、同性戀權利以及勞工運動。
更關鍵的是，單身女性在那些早期的“破壞”活動中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盡管快速增長的未婚女性人數以及她們所帶來的影響力，看起來似乎隻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撼動了整個國家，但實際上，單身女性參與建設國家的力量，早已深深鑄進國家曆史之中。
女性——尤其是在舊式婚姻製度消磨生命，削弱身份的背景下，那些掙脫束縛的獨立女性——自這個國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推動社會的進步。 <hr/>
注釋
[1] 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的女主人公。白蘭長期得不到丈夫的關愛；婚後愛上了一位年輕的牧師，犯下通奸罪，被彼時主要由清教徒組成的美國社會汙名化。
[2] 羅德尼·金（rodney king），黑人司機，曾因酒駕超速被洛杉磯警方逮捕。4名白人警察圍毆金的視頻事後流出，在全美新聞頻道廣泛傳播。這4名警察遂因刑事犯罪遭到加州地方法院的起訴。
[3] 洛杉磯暴動（los angeles riots），1992年4月和5月在洛杉磯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暴亂。“羅德尼·金”一案中，涉嫌傷人的4名警察經由陪審團判決無罪。審判結果使廣大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群情激憤，還引發了聚眾滋事、燒殺搶掠的惡性事件。暴亂中總計有64人喪生。
[4] 雞仔文學（chick lit），女性通俗讀物，從女性視角探討羅曼司（romance）、同性情誼、職場浮沉等現代都市女性的生活議題。語言詼諧幽默。
[5] 布裏奇特·瓊斯（bridget jones），雞仔文學代表作《bj單身日記》中的女主人公。
[6] 石牆事件（stonewall riots），1969年在警察和同性戀者之間發生的一係列暴力衝突。騷亂始於石牆旅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戀住所，引發了同性戀群體廣泛的維權行動，促成了“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建立。
[7] 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在19世紀60年代發展成熟的一種新聞報道方式，主張將文學寫作的技法帶入新聞寫作，重視對話、場景和人物心理描寫，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此類新聞報道常見於《亞特蘭大月刊》（antic monthly），《紐約客》（new yorker）等雜誌。
[8] “留個時間”（save the date），雙關語，還有預留戀愛的意涵。
[9] 《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美國新聞網站，由紐約客前主編蒂娜·布朗（tina brown）創辦。現已與《新聞周刊》合並。
1991年10月11日，時年35歲的法學教授安妮塔·法耶·希爾（anita faye hill）現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證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倫斯·托馬斯（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間對她進行性騷擾。克拉倫斯·托馬斯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權英雄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後，他由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指任，填補最高法院的空缺。希爾出生於俄克拉荷馬州的孤樹村，由浸信會的農民教友撫養長大，是家中十三個孩子裏年齡最小的一個；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隸。希爾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高中畢業，順利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深造。希爾在教育部和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mittion，eeoc）工作期間，托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時在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講授合同法課程，一直單身。
當年的庭審現場進行了全程錄像，通過直播，人們全神貫注地觀看了整個庭審過程。錄影中，希爾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組成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麵前，用謹慎、清晰的語調陳述了托馬斯在她為其工作的多年裏，跟她講話時那種充滿性暗示的粗俗方式；並且詳細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場合提及的色情電影明星、陰莖尺寸以及陰毛……然而，她卻受到了來自保守派新聞媒體的嘲諷，被委員會的許多成員懷疑、侮辱，還有一些證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沒準患有“被愛妄想症”（erotomania）[1] ——一種罕見的心性疾病，會引發女性幻想與有權力的男性發生性關係。
來自懷俄明州的參議員艾倫·辛普森（n simpson）對希爾的“癖性”（proclivities，這個詞由保守派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提議作為“描述同性戀的密語”[2] ）提出質疑。還有一位名叫大衛·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學者認為希爾“有點古怪，還有點淫蕩”。在希爾結束了她的證詞之後，約翰·道格特（john doggett）——托馬斯的一個老同學，同時也是希爾的舊識——以證人的身份被傳喚上庭，他形容希爾有“幾分善變”，推測她“幻想我這樣的男人會對她產生一種曖昧的興趣”。基於他和希爾之間短暫的社交往來，道格特猜想“她難以接受她所鍾情的男性對她的拒絕”；另一方麵，道格特又指出希爾“似乎很孤獨”。[3]
希爾之後寫下了這段經曆：“大多數媒體報道都是從‘我是單身’這個角度出發的，然而我的婚姻狀態與性騷擾的問題完全是兩碼事。”
希爾的獨身狀況使她與公眾原先對女性特質的認知有些違和：沒有丈夫來為她的品行擔保，也沒有子女來證明她身為女性的意義——人們傳統上信奉的女性價值，她都沒有。那個時候的希爾覺得，正是她的單身身份讓誹謗者們極力把她置於“完全偏離正常行為規範”的境地，她寫道，司法部成員們“沒法理解為什麽我不依附於某些特定的社會製度，尤其是婚姻”，這就使他們開始猜測，她之所以單身是“因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對婚姻，是個愛幻想的老處女或者仇恨男人”。
這無休止的猜測源於社會對成年女性的“預期”，我小時候在看小說的時候，也曾被這樣的“預期”激怒過：女性成年後就要和男人被一紙婚書捆綁到一起，隻有這樣才合乎常理。而在這個看似嶄新的世界：女性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與有望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與專業水準上勢均力敵，還有能力通過指控讓這個男人的事業陷入危機。然而，婚姻製度仍然能夠輕鬆“平衡”上述男女平權的新局麵：女性依然需要這個傳統的製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認可，讓那些質疑希爾的人不再把她描繪成一個有妄想症的老處女。
談及那些針對她的婚姻狀態和精神穩定性提出的質疑，希爾寫道，參議員們“企圖把婚姻、價值觀念和可信度聯係起來”，還促使人們去思考，“像我這樣的一個35歲的黑人女性，為什麽會選擇追求事業成功而不是選擇婚姻——焦點被轉移到了與案件本身無關的問題上，使我成了一個不被信任的人”。
事實的確是這樣，希爾的證言並沒有被采信，至少沒能對委員會成員的決定產生影響。聽證會結束後，沒過幾日，克拉倫斯·托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獲得了批準。
但希爾不是當代的海斯特·白蘭[1] ，注定要過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現對這個國家及其權力結構產生了長久深刻的影響。“性騷擾”成為了一個專業術語，它不僅被編進詞典，更滲入到美國人的思想中，無論已婚還是未婚的女性都會有意識地麵對、反抗在工作時受到的騷擾。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那些長久以來被看作無可厚非的行為，實際上是對女性群體的歧視、壓迫與殘害。
希爾接受白人男性陪審員盤問的整個事件同樣對美國的代議製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在1991年的時候，總共隻有兩名女性在美國參議院中工作。這實在把聽證會大張旗鼓宣傳的國家扶濟政策置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從《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布的一張照片裏我們可以看到，為數不多的國會女性代表團，包括帕特麗夏·施羅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諾·霍姆斯·諾頓（eleanor holmes norton），她們跑上國會大廈的台階抗議，要求給予希爾繼續指證和上訴的權利。
委員會對希爾事件的處理方式在社會上激起了一波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這個國家一邊倒的偏見和由男性組成的代表機構發出聲討。在希爾進行指證的第二年，競選參議員的女性人數創下曆史新高，她們當中共有四個人競選成功。其中之一是來自華盛頓的佩蒂·莫裏（patty murray），她反複強調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激勵了她踴躍參與到政治選舉中來：“我當時一直盯著整個委員會，心裏想著‘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兒的話，誰會說出我內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們不會代表我發聲。我感到迷茫和無助。”[4] 還有一位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卡羅爾·莫斯利·布勞恩（carole moseley braun），她是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競選參議員成功的非裔美國女性。人們把1992年這一年稱作是“女性之年”。
毫無疑問，人們對希爾一案的關注（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和強暴威脅）對希爾的生活和事業造成了顛覆性的改變，但她的人生還在繼續。她並沒有被社會永久地拒之門外，無論是她的事業還是個人生活。如今，希爾在布蘭迪斯大學講授法學課程，並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侶一起居住於波士頓。
希爾之所以沒有被當作一名離經叛道者完全被社會除名，還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時候的希爾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爾一樣的女性，她們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並在社會上占據了一席之地。根據調查的數據顯示，在1990年之時，35歲至44歲的已婚女性數量占比已經從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5]
“在90年代，女性開始接受、關注自身的性別，並且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表達‘性’。”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希爾看起來和過去也許不太一樣，但她對未來信心十足，正是這一點讓她具有足夠的震懾力，使那些參議員們如坐針氈。艾倫·辛普森曾向委員會列舉了應該提防希爾的多條原因，並極具煽動性地警示說：“小心這個女人！”[6]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隻是這一個女人，而是數不勝數的女人。 <h4>重大的轉折</h4>
距離托馬斯一案的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年的時間，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發表了他的競選演講。在他的演講中，奎爾就羅德尼·金[2] 一案所引發的1922年洛杉磯暴動事件[3] 提出自己看法。“我們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約束的社會混亂，”奎爾辯稱道，“與家庭結構的解體直接相關。”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他出乎意料地朝一個電視劇角色大肆開火。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出品的電視劇《風雲女郎》（murphy brown）中，由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飾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將分娩，但她與孩子的父親並沒有結婚也不是情侶關係。奎爾將其視為“當今社會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職業女性的代表”，對於這種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擔憂，“女性們獨自撫養孩子，還將其稱為另一種生活方式，這真是極大地貶低和嘲諷了父親存在的重要性”。[7] 奎爾的這些評論使他自己，連同虛構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裏一起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條，這也讓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麵的特質更惹人矚目。
當然，奎爾的擔憂並不隻在墨菲身上。在拋出他那個流行文化的難題時，奎爾又搬出了那套關於福利項目是如何不利於婚姻發展的典型保守派說辭。看得出來，奎爾十分擔心這種脫離婚姻的新式身份，會遍及各個收入層次的女性群體。事實上，一種新興的生活模式的出現已經是大勢所趨：假如女性能夠獨立生存（很多人都願意這樣做），並且當她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男性就不再是經濟保障、社會地位、性生活以及後來根據事實顯示的，在生兒育女方麵的中心了。
雖然那時的奎爾肯定沒有意識到，但1992年的確是後來被研究者稱為“重大轉折”[8] 時期中的關鍵年份。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裏，不僅女性的結婚年齡一直都在延後，初次分娩年齡早於結婚年齡的趨勢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古舊的文化製度和宗教規範在這個時候遭到了一次強力反叛，它們曾被人們認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雖然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情況一直都存在。然而體麵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準則卻始終要求人們先結婚再生養孩子。如今，這個順序已經被打亂了，而在眾多的美國人中，對此感到最為恐慌的是那些對政治掌握著幾乎是絕對控製權的男性群體。
奎爾發表競選演講兩年後，賓夕法尼亞州的參議院候選人裏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也同樣在一次演講中強調了未婚母親和社會動亂之間的關聯，並聲稱“我們正見證著這個國家一點點走向崩潰的邊緣，而這都歸咎於單身母親”。1994年，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兒子傑布·布什（jeb bush）在佛羅裏達州競選州長時說，接受社會救濟的女性“應該能夠過上穩定的生活，並且能夠找到丈夫”，在這之後沒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書。在書裏，他認為年輕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們不再覺得這種行為不光彩”，他建議社會也許應該重拾對這種行為的批判，視之為“恥”。
喬伊斯林·埃爾德斯（joycelyn elders）一直毫不避諱地宣揚並提倡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藥品法規和墮胎權利。1993年她接受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委派出任美國衛生局局長。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為主題的聯合國大會上，埃爾德斯因為表達了支持將手淫列入性教育課程的觀點引起了公憤。當時會議正在討論艾滋病這類傳染病，在這個背景下，她提出這一倡議非常合理。但是，與會人員難以接受埃爾德斯所倡導的這種不需要同伴參與，也不會導致懷孕的獨立獲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終導致指派她上任的總統要求她遞交辭呈。
“當時真是讓人憂心忡忡。”安妮塔·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在那會兒，一些美國人“仍頑固地認為我們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還停留在電視劇《把它留給比弗》（leave it to beaver）的時代”。在這個想象中的白人世界裏，性行為是異性戀專屬，並且一定帶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會成為妻子與母親，過著中產階級的安穩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別角色。“對於大多數女性而言，這樣的世界並不存在”，它隻是美國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爾說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給比弗》也已經被玩世不恭的《羅珊妮》（roseanne）（一部大膽向傳統發起挑戰的情境喜劇）代替。《羅珊妮》圍繞一個典型工人階層核心家庭展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羅珊妮把自己的（愛情和）婚姻調侃為“漫長的無期徒刑，並且看不到重獲自由的希望”。這種氛圍隨即蔓延開來，在與家庭有關的影視節目裏，擺脫婚姻與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從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檔名為《我的女友》（living single）的電視連續劇，這部劇講述了一群來自布魯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tifah）擔任主演。翌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個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頓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為回應，這就是著名的《老友記》（friends）。1994年到1996年，記者坎迪絲·布什奈爾（candace bushnell）在一家周報上開設專欄，取名“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後來專欄文章整合成一本書，被改編成電視劇，由美國家庭影院頻道（hbo）搬上了熒幕，轟動一時。
1992年，特裏·麥克米蘭（terri mcmin）的小說《等待呼吸》（waiting to exhale）正式出版，它講述了四個女性好友（其中幾位剛被男性拋棄）是如何在個人生活和職場生涯中乘風破浪、笑對人生的故事，這本書蟬聯暢銷榜數月，也即將被改編成電影。四年後，英國作家海倫·費爾丁（helen fielding）出版了《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標誌著新的文學流派——“雞仔文學”[4] 的形成。它專門講述特定女性群體的故事，即那些被布裏奇特[5] 的閨蜜自嘲式地形容為“敢於拒絕愛情中的任何妥協並且掌握獨立經濟權的先鋒”女性。
而隨著千禧年的來臨，要想“防備”所有那些即將改變美國的女性，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h4>奇怪的萌動</h4>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們步入婚姻的腳步；她們能夠這樣做，直接得益於上一代女性群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別方麵“打下的勝仗”，這也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在我為這本書進行前期調查時，那些參與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們讓我徹底明白，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當下社會風行的不婚或晚婚行為，並不是我們這代人的發明，而是從她們那裏肇始的。
並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是完全正確的：女權主義不僅喚醒了眾多女性的意識，還為她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論是出於政治原因還是自身原因，她們都有機會選擇晚婚或者幹脆不婚。
然而，卷起這次浪潮的人數還沒能足夠產生一種摧毀性的力量，改變社會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沒有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雖說第二次浪潮的勝利一舉扭轉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們這代人有更多機會推遲婚姻；但這次浪潮並沒有將自身架設在婚姻的對立麵上，它反倒從令人窒息的婚姻狀況出發，向世人發出呼籲。
這一問題在美國女性的心底已經無聲深埋多年了。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一種奇怪的萌動，一種不滿足感，一種深沉的渴望降臨到女性的身上。每個住在郊區的已婚婦女都在獨自一人與之抗衡。當她們整理床鋪、去雜貨店購物、挑選沙發套子、和孩子們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開車接送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們、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時，她甚至都不敢問自己那個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問題：“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嗎？”[9]
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在書中的第一段，貝蒂·弗裏丹就一片片地剝去了上世紀中葉美國現狀的外皮，將真實的內核赤裸裸地展現給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們：在她看來，成千上萬的女性親身經曆的厭倦、憤怒和痛苦，均來自所謂專家們的“言論桎梏”，他們認定女性“隻有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實現她們的人生價值”。根據弗裏丹的觀察記錄，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來告訴女性們“如何使自己擁有一個男人並且讓他永遠待在自己身邊……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職業上的成功、更高的學曆和政治權利——隻有老掉牙的女權主義者們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發展機會”。弗裏丹還寫道，那些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成長的女性，對自身潛在發展的認知十分局限。她們矢誌不渝地相信“從少女時期開始直到人生結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這部書的第一版剛上市就賣出了一百四十萬冊，雖然它的暢銷似乎說明了當時弗裏丹的觀點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得到人們的接納和認可，但是直到它成為第二次浪潮的發軔之作時，才真正得到了廣泛關注。[10] 20世紀中葉，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群體普遍早婚，並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縛。在這本書的號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識一下子在人們心中爆發了。
但有件事卻頗為奇怪，正如法學學者瑞秋·莫蘭（rachel moran）指出的那樣，雖然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運動號稱是“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狀況”，但極其諷刺的是，推動這場運動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沒有單身女性什麽位置。
盡管《女性的奧秘》這本書是向束縛女性自由的鐐銬——早婚早育——發出的一聲呐喊，但作者並沒意識到（甚至沒有考慮過）婚姻本身也是導致問題出現的因素，或者說婚姻對女性來說並不是一個強製性的選項。弗裏丹主張賦予女性一定的權利，強調要擴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動，但是這個觀點卻沒有質疑家庭本身在她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裏丹的書裏，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她把男性對女性的關注與女性價值的實現本能地聯係在了一起，而且還把單身女性置於了一種極其絕望的境地中。[11] 弗裏丹帶著非常困惑和難以置信的語氣寫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醫師根據臨床經驗判定，單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開心一些”。另外，她還把蘇珊·安東尼，一個傳奇的“怨憤潑婦”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權主義者的隊伍，並且富有讓步精神（她的胸懷該是多麽慷慨大度啊）地承認，雖然“當其他的‘女性參政者’開始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安東尼覺得她們背叛了自己”，但她並沒有變成那種“和一隻貓孤獨終老的刻薄老處女”。
1966年，弗裏丹參與創辦了全國婦女組織，並出任該組織的第一屆主席。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有人問及全國婦女組織的主要目標是什麽的時候，她回答說，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將婚姻和撫育子女同工作結合到一起”。[12] 這一組織宗旨進一步說明，其不“接受社會對於女性的傳統設定，即一個女人必須要在做賢妻良母和走進職場這兩者中做出選擇……我們相信，真正的兩性關係是建立在一種新式的婚姻觀念上的，是對責任的平等分擔”。[13] 這在當時（直到現在也是！）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全國婦女組織不該隻是全國已婚婦女組織；而且不少跡象表明，這個組織認為每個女性都需要（或者都應該）按部就班地結婚和養育子女。
這隻是弗裏丹狹隘觀點的其中一個麵向。
她沒有考慮到那些也許並不想被強迫加入這類新辦協會的中產階級白人女性，也沒有注意到那些已經轉變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幾年以及在將來都越來越不依賴婚姻的，已經不再選擇做家庭主婦而是選擇外出工作的，以及從丈夫的控製中獨立出來、能夠同時供養自己和孩子的美國女性群體。另外，她還忽略了廣大的黑人女性。
對於遭受性別和種族雙重歧視的黑人女性來說，相較於她們的白人同齡人，她們接受大學教育和擁有“財政大權”的概率更低，她們的父母和未來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學教育，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而且她們更不可能擁有外出工作的選擇和機會。因此，黑人女性很少會像弗裏丹的讀者們所體驗到的那樣，對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實上，在弗裏丹被曆史銘記與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經在相關領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城的律師薩迪·亞曆山大（sadie 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為創造世界輝煌的一分子”，她們希望自己可以參與到那些“能生產出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14] 亞曆山大認為通過這種途徑，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會提高。另外，“如果她們意識到自己處於製造者的位置，她們就會收獲一種滿足感，有助於她們獲取內心的平靜與幸福——這裏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見，早在弗裏丹之前，亞曆山大就已經在為女性的利益而申辯了。
就在弗裏丹因為倡導已婚女性工作（事實上，黑人女性已經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認為開啟婦女運動之濫觴時，黑人女性卻因為各種擾亂社會的理由被加以指責。在《女性的奧秘》出版兩年後，那些用實際行動踐行書中觀念的女性，在一場席卷全國的討論中被推至風口浪尖：人們認為她們不僅參與影響了黑人家係單位的權力分配，還引發了社會和經濟動亂。
1965年，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同時也是未來的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發布了一則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報告。這份報告詳盡地分析了自建國起便一直困擾美國的種族議題。莫尼漢說，“美利堅合眾國，是伴隨著黑人奴隸製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這個國家輝煌曆史中無法抹去的汙點”，這種不平等，早已背離了“《獨立宣言》所許下的全部承諾”。莫尼漢明言，隨著中產階級白人所在的城郊區快速發展、非裔美國人位於的貧窮城市逐漸走向衰敗，一道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已然在種族群體之間形成，“由於這種新型住房模式的產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經濟支持的——恐怕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校園係統的種族隔離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然而，盡管上述觀點認識到了黑人與白人之間，從古到今，並將持續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漢最終還是把他的言論歸結為一點，而這一點是如此冷漠無情：黑人貧窮的根源來自婚姻形式的解體，對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難辭其咎。“黑人家庭情況的惡化，”莫尼漢說道，與眾多解體的婚姻關係、私生子現象以及“幾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都是由女性主導”的事實緊密相聯。
讓我來梳理一下其中的邏輯關係：在經濟十分動蕩的社區，僅靠一份很低的薪水養育孩子，常常難以為繼。但是很少有人能認識到，單份收入的情況不僅是一個結果，更是一個原因。越來越少的賺錢機會讓婚姻不再有利於女性自身的生活，女性離開家庭外出工作不僅沒有危害性，相反，還有利於促進處於劣勢的黑人社區和黑人家庭的穩定發展。然而莫尼漢卻認為，女性如果脫離了男性的控製，掌握了家庭生活的統治權，會將社會秩序卷入混亂、病態的洪流；母係社會結構憑空而生，不僅不符合美國社會之常理，還與父權製的結構體係相違背，進而“嚴重阻礙社會整體的發展進程”。 <h4>單身者的慰藉</h4>
在欣欣向榮的女權運動中，那些比弗裏丹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們開始獲得廣泛關注，她們竭力主張女性不應該隻單純要求工作上的平等，擺脫婚姻的束縛同樣是女性應該享有的正當權利。
1969年，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馬琳·迪克遜（marlene dixon）寫道：“婚姻製度是長久以來壓迫女性的罪魁禍首……實際上，在曆史的長河中，生而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第二年，女權主義者希拉·克羅南（she cronan）也寫道：“婚姻製度使女性變成了奴隸……女性若想獲得自由，必須卸下婚姻製度的鐐銬。”除此之外，還有激進的女性主義作家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發表的那句著名言論——“婚姻是將強暴變為現實的一種製度”。
1970年時，女性首次結婚的中值年齡逼近21歲，在18歲以上的美國人中，已婚人數所占比例為69.4%。[15]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數據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它顯示了當時社會與政治各方麵的改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1960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使用避孕藥，向性解放的道路邁出了第一步。1969年，石牆事件[6] 引發了同性戀群體的維權運動，這些無意與異性結合的男人女人們一直堅持不懈地爭取社會的認可。
作為政治派別登上曆史舞台的女同性戀者在第二次浪潮中並不是很受歡迎。眾所周知，弗裏丹把同性戀者稱為“紫色威脅”vender menace），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她對那些所謂“仇視男人”的女權主義者表示嫌惡，[16] 她認為她們“藐視男性、藐視婚姻、藐視生育的言辭與行為”，很可能會歪曲女權主義的信條——“女性在渴望平等權利的同時，也渴望繼續愛她們的丈夫與孩子”。[17]
實際上，長久以來，同性戀者所主張的權利與女權運動之間的交集，不僅揭示了存在於社會改革論者和性改革論者中的恐同症，也說明了即使在1970年代眾多女權主義者的心裏，也很難相信一個異性戀女性會堅持單身——在一些女權主義者看來，假若一個女性冒出了不想與男人結婚的想法，唯一讓她們相信和接受的理由便是這個女性是一個同性戀者。
直到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種觀點才得以改變。
20世紀70年代初期，女權主義迎來了一顆新星、一個強有力的宣傳者，她願意支持（這種行為很是稀缺，為此她常常感到十分沮喪）各種不符合主流趨勢的、有缺陷的、多元化的運動，並且卓有成效地將她那些頗為犀利的觀點傳播給廣大民眾。
斯泰納姆從她的家鄉托萊多（toledo）來到紐約市後，便開始努力經營自己的事業——她成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為出版行業和電視媒體寫作。她曾經和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等人一起被列為“新新聞主義”[7] 的代表人物，同時她也是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媒體鍾愛的時尚女性，斯泰納姆經常被拍到與各色知名男士並肩同行，出入不同的社交場合，其中不少男性都是她約會的對象。
斯泰納姆算是比較晚才接觸到女權主義的。1962年，她寫了一篇關於避孕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她探討了女性被迫在事業與婚姻中做出選擇的社會問題；第二年，她隱藏真實身份，秘密潛入由休·赫夫納（hugh hefner）開辦的花花公子性主題俱樂部，親身體驗“兔女郎”的真實生活。而在政治方麵，她所參與的活動都與民主黨、公民權利以及反戰運動有關，當時她的活動範圍還沒有涉及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1963年，就是《女性的奧秘》出版當年，斯泰納姆也寫了一本書，叫《沙灘指南》（the beach book），這是一本旅遊指南，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內容，比如教人們如何把皮膚曬成健康的顏色。讓我印象頗深的一條建議是，讀者可以利用鋁箔板來吸收紫外線。
盡管當時斯泰納姆還沒有那麽超前的意識，但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她為女性們樹立了耀眼的榜樣，也為她們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她單身未婚，周遊四方，事業成功，而且具有自由開放的性思想。在1968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加拿大播音員摩西·紮莫爾（moses znaimer）向34歲的斯泰納姆提出了一係列問題，比如她怎麽看待外界稱她為“感情經驗豐富的小妞”這件事的？她究竟是怎麽潛伏進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記者說他原本“以為兔女郎都得身材豐滿性感才行”。另外，他還問她是否做飯（當時她正在訪談裏熨燙衣服）？有沒有想過要結婚？
“總歸是會的，”她回答說，“但是這種想法過兩年便會消退，兩個人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關於婚姻她是否有想過很多？“的確想過，”她說，“你會想象那種生活，當你結了婚，你就要和你的丈夫一同外出……也許隻有女士才會想這個問題……你會忍不住想，‘這樣一來，我的名字將會變成格洛麗亞·布格爾邁斯特（gloria burgermeister）……還是算了吧。’”紮莫爾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當你年齡漸長的時候你對未來的展望是什麽？”
“自由，”斯泰納姆回答說，“然後變老，帶點壞脾氣。”[18]
一年以後，斯泰納姆寫了一篇名為《黑人獲得權力之後，女性需要自由》（“after ck power,women’s liberation”）的文章，她在書中講述了正蓬勃興起的女權運動。同一年，斯泰納姆還報道了一場在格林威治村掀起的、以討論墮胎為主題的風潮（20歲出頭的時候，她曾在歐洲墮過胎），斯泰納姆的人生這時候已經走在轉變的道路上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她不僅向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支持平等權利修正案；還和雪莉·奇澤姆（shirley chisholm）、貝拉·阿布祖格（be abzug）、梅麗·艾弗斯（myrlie evers）、範妮·露·哈默爾（fanny lou hamer）以及弗裏丹一起聯合組織了全國女性政治會議。1971年，她與蕾蒂·科汀·波格萊賓（letty cottin pogrebin）一同創辦了《單身女性》雜誌（ms.）。該雜誌的名字體現了對世俗觀念的反抗——婚姻狀態不應該是判定女性身份的標誌。
斯泰納姆最無與倫比的天賦，是她能夠將那些激進的觀點融匯在引人入勝、簡練精粹、極具時代性的言論中。
“我們女人正逐漸成為我們想要托付的那個男人”，她認為反對婚姻不是拒絕男人，也不是拒絕愛，而是提倡一種充實的、平等的女性生活，“說女人需要男人，就像是說魚需要自行車一樣”，她常會杜撰些新鮮的表述（雖然實際上這個比喻是出自澳大利亞的教育家伊麗娜·鄧恩［irina dunn］）。[19] 斯泰納姆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婚姻讓女性隻剩下了“半條命”，她曾經解釋說她現在沒有結婚，以後也不會結婚的原因是“我不願在牢籠中尋歡作樂”。借這句俏皮話，斯泰納姆表達了自己對延續至今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不滿與憤怒。
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她的信徒。
“我覺得（她）是給了單身者們一些慰藉，”貝蒂·弗裏丹在提到斯泰納姆時這樣說，“但其實，她是個騙子。她的身邊一直不缺男伴。而且，我有次看見她在肯尼思理發店，整張臉藏在一本《時尚》（vogue）雜誌後麵，任憑理發師把她的頭發染成一縷一縷不同的顏色。”[20]
2012年，斯泰納姆本人也向我證明了這一點，她說她一直對敵視和詆毀男性的諷刺畫“有些免疫”，因為“我的生活中確實一直都有男人”。也正因為如此，她才能夠在單身生活的問題上發表比前人更具吸引力、更獨到的見解。斯泰納姆的美麗，她的獨立，她光明正大展現出的異性癖好，以及那些源源不斷的追求者，這些都明確說明她既不冷酷無情，也不敵視男性，更不是個同性戀者。不管斯泰納姆（以及像她一樣生活著的女性）是否依賴男性，她似乎都很享受這種自由的生活——這已經是對傳統觀念的極大顛覆了。
兩件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促使越來越多的單身女性加入斯泰納姆的陣營。
早在1965年的“格裏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cticut）中，最高法院就已經在已婚夫婦的案例中，做出了避孕合法的裁決。法院認為，禁止夫婦采取避孕措施侵犯了夫妻臥室“至深聖殿”的隱私。但對於單身女性來說，相關的決議要等到七年之後才出台。在1972年的“艾森斯塔特訴貝爾德案”（eisenstadt v.baird）中，法院推翻了禁止向未婚人士出售避孕藥的法律條文，由此確保了“每個個體，不管已婚還是未婚，都有權利反對政府無端幹預那些會對個人命運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情，像是否生育孩子的決定”。
這項決議確保了異性戀群體中的兩類人（已婚和未婚群體）都能享受各自的權利，還打破了一些長期存在於社會中的婚姻法教條，這些法律條文在過去的兩百多年裏，從眾多方麵反映：女性由於婚姻而喪失了許多應有的身份和自由權利。“已婚夫婦不是個共享心智的單一整體，”法官威廉·布倫南（willian brennan）在他的裁決中寫道，“而是兩個個體的結合，彼此依然擁有獨立的理智與感情。”這項決議像是《單身女性》雜誌的一個法律版本：它承認了美國人的權利既不應該被限製，也不應該被濫用，更不能潦草地由結婚與否的狀況來決定。就像曆史學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寫的那樣，通過“呼籲單身女性應該享有和已婚夫妻同等的隱私權，（艾森斯塔特）向前邁了一大步，她正在把婚姻從官方道德準則的桎梏中解救出來”[21] 。
一年以後，法院在裁決“羅伊訴韋德案”（roe v.wade）時，承認了墮胎的合法性。這項決議對已婚和單身女性都產生了同等的影響力。但是對於那些單身的女性來說，墮胎合法化讓她們多了一種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的選擇。
女性能夠自力更生的觀念就這樣不斷地滲透進整個國家意識中，1973年，《新聞周刊》（newsweek）的封麵故事不遺餘力地稱讚：“單身是在美國人中出現的一種具有強烈儀式感的、受人尊重的新型生活方式……它也許是許多人的歸宿。”[22] 1974年，國會通過了《平等信用機會法》（the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保障女性在信用卡、銀行貸款、住房貸款和購房方麵的權利。
盡管婦女運動發起的初衷和努力方向都不是為單身女性爭取權利，它在政治、經濟和法律領域所施加的影響，還是為女性提供了選擇不婚或者晚婚的權利。到了20世紀70年代，女性的生存環境愈加完善：她們擁有了更多的工作機會、更自由的性生活以及更寬裕的資金。
這些前所未有的成果，有力地衝擊著在前女權主義時代的婚姻形態，同時離婚率也一路飆升；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這一比例接近50%。高離婚率對那些一直是單身以及目前是單身的女性，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首先，隨著單身人數的相對增加，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對單身女性群體的歧視。其次，它讓公眾重新審視婚姻這種製度，婚姻生活其實有好壞之分——一段婚姻如果讓你忍無可忍，不如選擇結束。這種意識為那些寧願不結婚也不要一段缺憾婚姻的女性們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歸根結底，20世紀70年代的婦女運動並不以降低結婚率為目的，也不拒絕尋找男性伴侶（就像大多數女性的真實生活那樣），它隻是想要探尋、擴大更多的可能性，並且使婚姻的陰影盡可能少地遮擋未來的光明前途。就如同法律學者瑞秋·莫蘭寫的那樣，“最為諷刺的一點是，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在為女性創造單身條件的同時，卻忽視了單身女性這一重要群體的存在。”[23]
在20世紀70年代結束之時，雖然從未結過婚的人口比例達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24] （統計數據很可能受到二戰後美國生育高峰期那代雖已結婚，卻準備離婚的龐大人群影響），但是女性結婚率明顯下降，首婚的年齡中值已經升至22歲。
1981年，裏根（ronald wilson reagan）出任美國總統，隨即對女性惡言中傷，稱女性——他的原話是“福利女皇”——利用政府援助來代替對丈夫的依賴。裏根是跟隨新右翼的崛起而登上權力寶座的，並且始終與新右翼的主張保持一致。新右翼是一個由財政和社會保守派組成的聯盟，它不僅是宗教右翼的支持者，其中心思想還與20世紀以來取得的社會進步背道而馳。裏根總統上台後便表示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這項修正案自1940年起就一直作為共和黨的提案予以保留；他支持所謂的《生命修正案》（human life amendment）——這項法案幾乎禁止了所有的墮胎方式，還把受精看做是生命的源起。
這是美國後女權主義時代（post-feminist）的初期階段，婦女運動和單身女性群體不斷受到壓迫，而單身女性群體的龐大數量似乎又預示著這種壓製不會持續多長時間。
1985年，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男性研究者們進行了一項調查，他們發現一名從未結過婚的、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40歲女性，在接下來的人生裏選擇結婚的概率隻有2.6%。受這個說法啟發，《新聞周刊》發表了一則臭名昭著的封麵故事，名叫《婚姻困境》（“the marriage crunch”）。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拋出了一個極其荒謬的觀點：一位40歲還單身的女人，相比結婚而言，她更有可能死在恐怖分子手裏。《人物》雜誌（people）也登出了一些未婚名人的照片，並在這些照片的上方印了“她們是老處女嗎？”[25] 的標題，同時還提醒人們“大多數35歲以上的單身女性都會忘了婚姻的存在”。顯而易見，擺脫婚姻的做法麵臨著來自社會與文化的極大阻力。
然而，越來越多的女性還是堅持走在不婚的道路上。1990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一躍升至將近24歲。這個數值創下了該世紀的最高紀錄。
未來已經到來。帶著過去取得的勝利餘音，帶著前一代女性所爭取到的性自由和經濟權利。這一次，未婚女性將有力地向社會現狀發起挑戰。而等待她們的是曆史新一輪的更迭，她們將再次麵對那些腐舊的政治與文化勢力，以及那些急不可耐地想要把這些女戰士趕回到婚姻牢籠中的人。
現如今如果說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隻有一些女性有意識地決定單身或者晚婚，那麽現在，它已經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選擇了。女權主義者提出的最激進的觀點——廢除婚姻——在令許多保守派人士膽戰心驚的同時，也愈加廣泛地傳播開來。其中的政治意涵差不多被過濾幹淨了，“廢除婚姻”儼然成為一種習慣。它所擁有的強大力量，為普通女性的人生道路指引了新的方向。女性脫離婚姻，追求獨立的做法，也就是曾被莫尼漢詆毀，稱之為與父權製相違背的病態行為，現在已經屢見不鮮了。
2013年的數據表明，在第一次分娩的女性群體中，大約一半都是沒有結婚的；其中30歲以下的女性占到60%左右[26] 。同年，全國婚姻家庭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family and marriage research）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年的結婚率已經達到了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最低值。[27] “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全國婚姻家庭研究中心的聯席主任在談到這項研究時說，“它隻是眾多選擇中的一個。”
相比於幾十年前——那個時候大多數女性困在異性婚姻和懷孕生子的狹隘圈子裏——現在的女性能夠擁有“眾多的選擇”已經足夠令人驚喜了。上百萬的女性如今都和她們的伴侶長期生活在一起，但沒有結婚；其他女性則在一夫一妻的婚姻關係中進進出出；她們過著性自由的生活；她們過著沒有戀愛關係以及沒有性關係的生活，不管是那些有孩子還是沒有孩子的女性；她們可以和同性結婚或者進行民事上的結合，抑或綜合以上多種選擇（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對同性戀來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進程看起來似乎偏離了異性戀婚姻的道路。事實上，他們爭取權利的目的是相同的：瓦解長期存在的婚姻製度，建構婚姻的嶄新藍圖，使婚姻不再是男性——借助他的法律權力、經濟權力和性權力——來壓製女性的一種守舊、傲慢的方式，而是成為一個民主的、靈活的、能夠以平等的心態接納每一個人的共同體。
總而言之，不管從哪方麵看，這些轉變都使社會保守派最害怕的噩夢變成了現實：它們對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進行了新的思考，進而也對什麽是家庭、誰擁有家庭的內外統治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越來越多的女性作為獨立的群體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昭示著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各種權力——這些權力直到近代都一直被男性所主宰——都需要重新分配。 <h4>單身女性選民</h4>
2012年大選中，未婚女性選民的數量占全部選民數的23%。近四分之一的選票都是由那些沒有丈夫的女性投出的，這比四年前高出了三個百分點。據選民登記中心（voter participation center）的建立者佩吉·加德納（page gardner）說，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未婚女性們為爭取在經濟和生育上的權利，傾巢而出。一支由“40%左右的非裔美國人、將近30%的拉美裔人以及三分之一的年輕選民”組成的龐大選民隊伍就此誕生。
奧巴馬（barack obama）能夠重回白宮、連任總統，單身女性群體的功勞不容小覷；大多數已婚女性把票投給了羅姆尼（mitt romney），67%的單身女性把票投給了奧巴馬，投給羅姆尼的僅為31%。2013年，在弗吉尼亞州的州長競選中，民主黨候選人特裏·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成功擊敗了他的共和黨對手，其中，女性選民一共貢獻了9個點的投票率，然而單身女性選民中投票給特裏·麥考利夫的人數比例則高達——按《紐約時報》的說法——“驚人的42個百分點”。[28] 未婚女性政治取向的形成，並不像人們在某些方麵猜測的那樣，僅僅是基於她們種族多樣化的特點。根據雷克研究所ke research partners）的調查結果顯示，整體而言，白人女性更傾向於把票投給羅姆尼而不是奧巴馬，然而在未婚的白人女性中，卻有49.4%的人選擇投給奧巴馬，38.9%的人選擇投給羅姆尼。[29]
2013年，專欄作家喬納森·拉斯特（jonathanst）曾就25至30歲之間的女性在2000年大選中的投票情況做了一項研究。拉斯特在《旗幟周刊》（weekly standard）中寫道：“結果表明，對於這些女性來說，結婚率是影響她們做出投票選擇的最大因素。”[30]
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女性的單身生活的確與她們參與政治選舉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而且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了。就像2014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開頭寫的那樣，“從上一輩人那裏開始湧現的單身浪潮，催生出了大批未婚的女性選民，她們正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選民構成”。
保守派人士當然也注意到了這種趨勢，並且對此高度警戒。2012年，反女權主義學者菲麗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fly）宣稱，奧巴馬總統給了女性太多的福利，這是在把女性往婚姻的門外推。她說：“奧巴馬總統一直在加強人們對政府援助的依賴程度，因為他知道那些都將是他的選民。”[31] 當代單身女性群體令保守黨派十分恐懼，他們竭力將這一群體掃地出門：在2012年10月的總統競選辯論中，當候選人羅姆尼和奧巴馬被問到他們要如何遏製槍擊暴力的時候，羅姆尼回答說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先要遏製美國“文化中的暴力”，也就是要“告訴我們的後代，在他們準備要孩子之前，應該先考慮結婚的問題”。他的意思很明顯，任何人（異性戀）都會這麽做。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快要過去，雖然許多派別的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未婚女性的政治力量，但他們似乎還是不能夠站在婚姻之外的角度去理解女性的生活。因此隻好認為，那些從男性懷抱裏掙脫出來的美國女性，正在奔向政府的懷抱。2014年年中的時候，福克斯新聞（fox news）評論員傑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把未婚女性稱為“碧昂絲選民”，並且聲稱“她們之所以依賴政府，是因為她們沒有丈夫。她們需要一些保障，比如避孕以及健康醫療等等，而且她們還渴望同工同酬”。同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college republican nationalmittee）中的一些年輕的保守派成員采取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方法，他們本著與tlc電視台的一檔名為《我的夢幻婚禮》（say yes to the dress）的真人秀節目相一致的精神，剪輯製作了一係列電視廣告。畫麵是一個單身女性選民正在試穿結婚禮服。拋開廣告，這件禮服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共和黨派的州長候選人，而這個準新娘正向他獻上自己的投票承諾。不僅如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時尚》（cosmopolitan）雜誌也在這時發布了一項名為“踴躍投票”的倡議，其中包括11月4日選舉日在社交媒體上投放“留個時間”[8] 的宣傳口號，與之同時，還有個更加直白的說法——“和投票結婚吧”。
城市發展學教授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在《每日野獸》[9] 中聲稱：單身選民的力量注定是會消散的，因為單身者“按理來說……是沒有繼承人的”，[32] 而與此同時，其他那些虔誠的、保守的選民們卻會不斷往國家裏注入他們的力量，因為他們擁有後代去傳承他們的政治觀念，由此確保了“傳統的、以家庭為重的價值取向的必然勝利”。毫無疑問，科特金錯誤的一麵在於他以為未婚者們不會去生育——事實上，未婚者們正在以空前龐大的數量繁衍著後代，另一方麵在於他沒有從根源上去探尋摒棄婚姻行為出現的原因。向獨立生活邁出的步伐，並不像貝殼孕育珍珠那樣簡單，它源自世代人對有失公允的宗教、傳統和社會現實的不滿與反抗。
那些社會保守分子的後代，難道就不會像那些同樣在保守觀念浸染下長大的前輩們一樣，去走那條遠離傳統價值觀的小路？嚴酷的保守環境不能遏製自由思想的產生，還總是促進了對自由的追求。
這些針對單身女性選舉權所發出的所有詰難，都顯示了一種強烈的焦慮感——隻要這些獨立女性全都站出來投票，她們也許真的會對美國政治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盡管實現這種影響還具有一定的難度。
實際上，在所有的選民中，未婚女性是最難動員的投票人群。一部分原因在於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窮困的單身母親，她們工作辛苦，收入很低，沒有時間去投票亭裏排長隊；另一部分是因為對於那些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的女性群體來說，她們根本看不到投票的意義所在。根據佩吉·加德納（page gardner）的說法，2016年，“預計未婚女性群體將成為所有女性選民的主體力量，這是史無前例的”。然而，上次總統大選的登記結果顯示，未婚女性群體中有40%的人沒有參與投票。[33]
但即使她們當中隻有一小部分人參與了投票，這些單身美國女性也已經用行動向世人證明（雖然這同時讓很多人感到極為不安）：她們同樣擁有改變美國的力量。 <h4>性自由與婚姻問題的對策</h4>
2012年，桑德拉·弗盧克（sandra fluke），一名來自喬治城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後來她也走上了不婚的道路），提議應為女性專門製定購買計生產品的保險條例。弗盧克的論點幾乎沒有涉及性自由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圍繞金錢、工資、教育等問題展開，她指出女性有選擇多種生活方式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更為普及，因為把女性的成年生活等同於結婚生子的觀念已經土崩瓦解了——不能再因避孕而繳納額外的稅。
持保守觀念的電台主播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直播中猛烈抨擊了弗盧克的提案。林博的盛怒溢於言表，因為他堅信：弗盧克要求這些權利的目的，隻是為了使她自己能夠享受不限次數的性行為。林博就這樣迅速開始了對這位獨立女性的詆毀，其詆毀內容帶有明顯的色情指向，這多少讓人回想起二十年前安妮塔·希爾所受到的待遇。在他主持的辛迪加電台節目（syndicated radio show）裏，林博說弗盧克是“蕩婦”、“妓女”、“性欲狂”，他一邊不厭其煩地重複這些辱罵性的詞匯，一邊譴責和弗盧克一樣的“女大學生們”。在他的口中，那些“女大學生們”和很多人發生性關係——“隻要她們願意……總而言之，她們對此毫無節製”。林博多次使用了“毫無節製”這個詞語，絲毫沒有遮掩自己的憤怒，他認為這是獨立女性集體策劃的陰謀，看樣子已經成功了——她們正在努力逃脫掉婚姻和傳統的約束。
弗盧克，連同站在她身後的其他獨立女性們，一起爆發出越來越強大的力量，正深深刺痛著保守派的神經。更有甚者，擔心弗盧克的思想像瘟疫一樣具有傳染性……《美國觀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雜誌的一名寫作者把弗盧克叫做“本世紀福利女王的原型”，並提醒人們注意，她那“成千上萬”的同胞們“在今年畢業後將進入政府工作或者參與政治運動。她們會在一切可能的場合，向所有人宣傳她們的理念”。[34]
在抨擊弗盧克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林博又開始猛烈詆毀一本年輕女性所寫的、以食品政治學為主題的書籍，他在直播時停下來向人們發問：“這些年輕的白人單身女性到底都怎麽了？”
要小心這些女人啊，這些男人口中念叨著。他們的聲音無所不在。
然而還有大量的未婚女性，她們並不像弗盧克這類白人法學學生一樣享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因此立法者們可以更加輕而易舉地對她們施以嚴酷的壓製手段。對這樣的女性群體來說，各種各樣的言論和政策一直都在試圖把她們趕回並且永遠鎖在婚姻的牢籠之中。
在共和黨人看來，婚姻製度的衰落是導致社會仍然處於不平等狀態的根源（但實際上，這種衰落卻有力地反抗了腐朽的社會保障體係和經濟政策，使它們不再隻有益於富人、白人和受過教育的群體，也使它們不再把這些利益建立在對窮人的壓榨上），這種觀點於21世紀初期，在共和黨的幕僚之下蔓延開來。如同佛羅裏達州的黨內人士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所說：“把孩子和整個家庭拉出貧困泥沼的最好辦法……不是政府的扶貧支援項目，而是婚姻。”[35] 在2016年共和黨派的提名人選中，盧比奧的初期競爭對手包括了像裏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和傑布·布什（jeb bush）這樣的政治家，他們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就是女性婚姻狀況的重大轉折時期——開始，就一直致力於抨擊、打壓、詆毀單身女性的各種活動。
米特·羅姆尼關於早婚問題的看法更明確，2013年，在弗吉尼亞大學的一次畢業典禮的演講上，他曾向所有畢業生說：“有些人本來早就可以結婚的，但是他們卻一拖再拖，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樣做是為了他們自己。還有另外一些人打算等到他們邁入30或40歲的時候，才去考慮結婚的問題。我私以為，他們的人生少了很多樂趣。”[36]
隨著單身女性隊伍的壯大，在社會政治與經濟層麵的焦慮出現了：她們無法為社會繁衍足夠數量的後代。
“我們目前麵臨的許多問題，究其根本，是一直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導致的。”專欄作家喬納森·拉斯特寫道。拉斯特寫這些話並不是一時興起，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專欄裏，他聲稱婚姻狀況是影響黨派立場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內容也是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麽》（what to expect when no one’s expecting）中的一部分。
這一言論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回應。批評家們備感焦灼地指出，隨著女性不再把結婚生子當成是自己成年生活的重心，我們國家的前途將愈來愈黯淡無光。《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曾寫過一篇名為《請再多給我們一些孩子》（“more babies,please”）的文章。他在文章裏把“生育率的下降”稱作是一種“衰亡”、“一種隻顧眼前而不著眼未來的觀念”以及“暢遊於現代世界的安樂，卻把首先要為建設人類文明所盡的基本義務扔到了一邊”。多賽特並沒有明確指出促進國家人口增長到底是哪些人的義務。相比之下，拉斯特則更為直截了當。他詳細列出了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還特別提醒人們，“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圍，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最後拉斯特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二者聯合在一起，打破了性別、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係。”[37]
針對這種關於人口數量的焦慮，經濟學家南希·弗波萊（nancy folbre）在《紐約時報》上給出回應。據她所知，“沒有任何曆史證據表明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由其人口的年齡結構決定”[38] 。那些人的焦慮不是出於曆史證據，而是源自對過去的懷念：懷念那個——按照拉斯特的說法——聯結女性、婚姻和生育的“鐵三角”還沒有被打破的時代。
不論那些人是在焦慮新生兒數量太多，還是新生兒數量不足，不論是在擔憂窮困潦倒的女性，還是享有權力的女性，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似乎都一樣：必須還原以前的婚姻準則——它依舊是測量女性存在價值的尺規。而其他那些權衡女性成功的因素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h4>她們的故事就是這個國家的故事</h4>
有趣的是，所有這些警告、詆毀和恐慌——包括其中最激烈的行為和言論——都不是空穴來風。單身女性的確在顛覆一切；她們愈加頻繁地影響著經濟、政治和性別權力關係在兩性間的分配。女性得以選擇單身生活的能力，正影響著我們國家的選舉政治。大量的美國單身女性正在改寫我們對於家庭的定義，並將進一步影響我們的社會政策。
有一種（或許是無意識的）觀念在單身女性遭受頑強抵抗時悄悄作祟：她們不斷擴大的權力意味著社會與政治結構的破裂，其影響之深遠涉及到避孕的權利、性自由、廢除奴隸製、女性選舉權、女權主義者的誕生、公民權利、同性戀權利以及勞工運動。
更關鍵的是，單身女性在那些早期的“破壞”活動中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盡管快速增長的未婚女性人數以及她們所帶來的影響力，看起來似乎隻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撼動了整個國家，但實際上，單身女性參與建設國家的力量，早已深深鑄進國家曆史之中。
女性——尤其是在舊式婚姻製度消磨生命，削弱身份的背景下，那些掙脫束縛的獨立女性——自這個國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推動社會的進步。 <hr/>
注釋
[1] 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小說《紅字》（the scarlet letter）的女主人公。白蘭長期得不到丈夫的關愛；婚後愛上了一位年輕的牧師，犯下通奸罪，被彼時主要由清教徒組成的美國社會汙名化。
[2] 羅德尼·金（rodney king），黑人司機，曾因酒駕超速被洛杉磯警方逮捕。4名白人警察圍毆金的視頻事後流出，在全美新聞頻道廣泛傳播。這4名警察遂因刑事犯罪遭到加州地方法院的起訴。
[3] 洛杉磯暴動（los angeles riots），1992年4月和5月在洛杉磯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暴亂。“羅德尼·金”一案中，涉嫌傷人的4名警察經由陪審團判決無罪。審判結果使廣大民眾（尤其是少數族裔）群情激憤，還引發了聚眾滋事、燒殺搶掠的惡性事件。暴亂中總計有64人喪生。
[4] 雞仔文學（chick lit），女性通俗讀物，從女性視角探討羅曼司（romance）、同性情誼、職場浮沉等現代都市女性的生活議題。語言詼諧幽默。
[5] 布裏奇特·瓊斯（bridget jones），雞仔文學代表作《bj單身日記》中的女主人公。
[6] 石牆事件（stonewall riots），1969年在警察和同性戀者之間發生的一係列暴力衝突。騷亂始於石牆旅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戀住所，引發了同性戀群體廣泛的維權行動，促成了“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建立。
[7] 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在19世紀60年代發展成熟的一種新聞報道方式，主張將文學寫作的技法帶入新聞寫作，重視對話、場景和人物心理描寫，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此類新聞報道常見於《亞特蘭大月刊》（antic monthly），《紐約客》（new yorker）等雜誌。
[8] “留個時間”（save the date），雙關語，還有預留戀愛的意涵。
[9] 《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美國新聞網站，由紐約客前主編蒂娜·布朗（tina brown）創辦。現已與《新聞周刊》合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