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四〇年的最後一個夜晚，暴風雪來襲，不到一小時，曼哈頓街頭就沒有一輛車在行駛了，車子像巨石一樣被埋在積雪裏。不過現在，它們像倔強的開拓者，帶著疲憊的意誌爬行著。
我們八個人跳完舞，從大學俱樂部跌跌撞撞地出來。這次舞會在擁有超級豪華宮殿式天花板的二樓舉行，起初我們並沒有得到邀請。交響樂隊的三十位成員一襲白色新衣步入一九四一年，其實這是已過時的蓋伊·倫巴多113 風格。我們不知道舞會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為愛沙尼亞難民籌款。一個現代版的卡裏·納辛114 與一位被驅逐的大使站在一起，搖著手中的錫罐。我們便朝門口走去。
出門時，畢茜順手拿走了一個喇叭。她在做一小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的同時，我們擠在路燈下籌劃行動路線。我們掃了一眼馬路，知道不會有出租車來解救我們。卡特·希爾說他知道街角有一個理想的避風處，那裏有吃有喝。於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們踏雪向西，姑娘們都沒穿夠衣服，我很幸運，裹了哈裏森·哈考特的皮領大衣的一個袖子。
走到街的一半，一隊人馬迎麵走來，朝我們扔雪球，畢茜高喊進攻，我們進行反擊。
我們利用一個報刊亭和一個郵箱做掩護，像印第安人那樣大喊大叫，把他們趕走了，可傑克“不小心”把畢茜推到雪堆裏，於是姑娘們轉而向小夥子發起進攻，似乎我們的新年宏願就是重回到十歲那一年。
情況是這樣的——對歐洲來說，一九三九年很有可能是戰爭的開始，但對美國來說則意味著大蕭條的結束。歐洲人忙著搞吞並、談判，我們則忙著投資鋼鐵廠，重組生產線，做好準備以應對全球的軍火需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法國淪陷，納粹德國轟炸倫敦時，回到美國的歐文·柏林115 正在觀察聖誕樹的樹頂如何閃閃發光，小孩子如何傾聽著雪地裏的雪橇鈴聲。這就是我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距離。
卡特說的離我們不遠的藏身處原來要艱難行進十條街才能到。我們轉進百老匯，從哈萊姆刮來的風咆哮著，吹起的雪花擊打我們的後背。我用哈裏的大衣包住頭，靠別人拽著胳膊引路。我們來到餐館，我連餐館是什麽樣子都沒看清。哈裏引我下樓梯，一邊把自己的大衣扯回去。哇，這是一個位於街區中間的大餐館，供應意大利飯菜、意大利酒、意大利爵士樂，應有盡有。
午夜來了，又走了，地板上滿是碎花紙，在餐館參加新年倒計時的大部分狂歡者來了，也走了。
我們沒等他們把碗碟收拾好，便跺鞋甩掉雪塊，在吧台對麵要了一張八人桌。我坐在畢茜旁邊，卡特溜到我的右邊坐下，哈裏隻能在對麵找了個位子。傑克撿起前麵顧客丟下的酒瓶，眯眼看還有沒有剩酒。
——我們需要酒，他說。
——太需要了，卡特瞟了一眼服務生的眼睛，說。大師！三瓶基安蒂紅葡萄酒。
這位服務生有著貝拉·盧戈西116 的粗眉大手，他悶悶不樂地打開酒瓶。
——不是性格開朗的那種，卡特評論道。
這很難說，如同一九四〇年來到紐約的許多其他意大利人一樣，也許他平日的開朗已被祖國的苦難淹沒了。
卡特主動為大家點菜，接著以問大家在一九四〇年做的事情中哪件最棒而開啟了最合時宜的話題。這讓我有點兒想念迪克，沒人能像迪克·旺德懷爾那樣讓一桌人高談闊論起來。
有人滔滔不絕地談起去古巴（“新的裏維埃拉”）的旅行。卡特湊過來，在我耳邊細語。
——一九四〇年你幹的最糟的事是什麽？
一塊麵包飛過桌子來，砸中他的腦袋。
——嘿，卡特抬起頭來說。
要發現那是哈裏幹的，唯一的線索是他靜靜地坐著，嘴唇卻微微上翹。我想向他使個眼色，但沒有這樣做，而是把麵包扔了回去，他嚇了一跳，正要如法炮製，這時服務生遞給我一張折好的便條，字跡潦草，沒有署名。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
我正納悶，服務員指了指吧台。一張高凳上坐著一位結實、帥氣的軍人，笑得有些不太禮貌。他打扮帥氣，讓我差點兒沒認出來。但，千真萬確，那是意誌堅定的亨利·格雷。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
有時，這似乎正是生活的意圖。畢竟，就本質而言，生活就像離心分離機，每隔幾年便旋轉一輪，朝不同的方向拋出相似的物體。一旦旋轉停止，還沒等我們緩過神來，生活又把新的思慮接二連三地拋向我們。即便我們想回顧走過的路，想重拾友情，又如何找得到時間呢？
一九三八年，四位風格各異、個性極強的人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心懷感激。現在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年多時間裏，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都沒再見到。
一九三九年一月，迪奇終於被趕出家門。
紐約的沙龍舞季節剛結束，旺德懷爾先生終於受夠了兒子放蕩安逸的生活。眼看經濟有複蘇的跡象，他便把迪奇送到得克薩斯州一位老朋友的石油鑽塔工作。旺德懷爾先生相信這能對迪奇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的確如此，隻是不是旺德懷爾先生期望的那種。他的朋友碰巧有一個刁蠻的女兒，複活節回家度假，選中迪奇做舞伴。她返校後，迪奇想方設法向她求愛，卻遭到拒絕。她解釋說，和迪奇待在一起的那幾周非常開心，不過從長遠看，她知道自己要找一個更實在、更踏實而有抱負的人——也就是說像她爸爸那樣的人。不久後，迪奇開始超時工作，一邊申請入讀哈佛商學院。
他將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六個月前獲得學位。此後他應征入伍，在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出色，回來後娶了他的得克薩斯姑娘，生了三個孩子，在國務院工作。他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就像人們曾經評價過的那樣。
伊芙·羅斯，她就這樣踩著華爾茲的舞步走了。
自她去了洛杉磯後，我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姑娘們給了我一張照片，是從一本緋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裏，在日落大道上的熱帶酒店外麵，奧利維婭·德·哈維蘭117 粗魯地推開一排記者。她挽著一位身材清秀、穿無袖裙、臉有疤痕的年輕女子。照片題為《飄》，說明文字指出，這位有疤女子是哈維蘭的“閨蜜”。
我第二次聽到伊芙的消息是在四月一日。淩晨兩點，我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打電話的男子說他是洛杉磯警察局的一名偵探，很抱歉打擾我，他知道很晚了，但別無選擇：一名年輕女子被人發現在貝弗利山莊大酒店的草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口袋裏有我的電話號碼。
我嚇了一跳。
我聽見電話那頭有伊芙的聲音。
——她死翹翹了？
——是的，她死翹翹了，刑警說，露出了英國腔，就像鮭魚一下變成了蒼蠅。
——給我電話！
——等一下！
兩個人在搶電話。
——愚人節，男子喊道。
話筒被搶走。
——我們騙倒你了嗎，姐們兒？
——你辦到過嗎？
伊芙哈哈大笑。
聽到她的聲音感覺不錯。半小時裏，我們說前道後，互訴近況，懷念我們在紐約城的美好時光。我問她是不是很快會回到東部，她說，對她來說，落基山脈還不夠高。
華萊士，當然，被從我的生活中偷走了。
在與我共同度過一九三八年的四個人中，對我的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是華萊士，這是生活給我的一個小諷刺。因為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汗流浹背的奈爾斯·庫柏斯韋特第二次拜訪我。這次他帶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消息，華萊士·沃爾科特把我寫入了他的遺囑中。具體而言，他指定將一項隔代信托的紅利轉至我的名下，終生有效。這意味著我每年有八百美元的收入。即使在一九三九年，八百美元也不算是一筆巨款，但足以讓我在接受任何男人的示愛之前可以三思而行。想想看，這對曼哈頓一個年近三十的姑娘來說，真是極大的幸運。
廷克·格雷呢？
我不知道廷克在哪兒，但在某種意義上我知道他成了什麽樣子。他沒再四處漂泊，而是找到了進入自由地帶之路。不管是在育空雪山艱苦跋涉，還是在波利尼西亞大海裏航行，廷克所在之處必定有著地平線一覽無餘的視野、蟋蟀聲統領的寂靜，當下高於一切，而那兒，完全不需要《社交及談話禮儀守則》。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若果真如此，那麽舍我其誰。我走向吧台。
——凱蒂，是嗎？
——你好，漢克，你氣色不錯啊。
他氣色的確不錯，比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所期望的還要好。軍旅生活的要求塑造了他的氣質、他的魁梧，卡其布軍服上的條杠表明他是個軍士。
我分辨著他帽端的條杠以確認他的軍銜。
——別勞神了，他輕鬆地笑了笑，說，它不會總在那裏的。
但我不那麽肯定，他看上去像是最棒的一麵還沒被部隊發現。
他朝我們的桌子點點頭。
——我看你又有新的朋友圈子了。
——有幾個。
——肯定是，我想我還欠你一個朋友，我給你買杯喝的吧。
他自己點了啤酒，給我點了馬提尼酒，好像他一直知道那是我喜歡的酒。我們碰杯，預祝一九四一年幸福。
——你在附近見過我弟弟嗎？
——沒有，我承認道。我有兩年沒見到他了。
——哦，我想這倒有些道理。
——你有他的消息嗎？
——有時有，有時沒有。我離開後有時會來紐約，我們會聚一聚。
這我倒沒想到。
我喝了口酒。
他看著我，狡黠地笑笑。
——你沒想到吧，他說。
——我不知道他在紐約。
——那他會在哪裏？
——不知道。我隻是想他辭職後會離開紐約的。
——沒有，他一直在附近，在“魔鬼之屋”碼頭找了份工作，幹了一陣子。此後他四處遊蕩，我們失去了聯係，去年春天我在雷霍克的街上碰到他。
——他住哪兒？我問。
——不清楚，可能是海軍造船廠附近的某間廉價屋吧。
我們倆沉默了一下。
——他現在怎麽樣？我問。
——你知道的，有點兒髒，有點兒瘦。
——不是，我是說他怎麽樣？
——噢，漢克笑道。你是說內心怎麽樣。
漢克的回答不假思索。
——他很快樂。
育空山的白雪……波利尼西亞的大海……莫希幹人的足跡……我想象廷克在這兩年中定是暢遊於這些異國他鄉，沒想到他一直在紐約。
為什麽我會想象廷克暢遊遠方？我想這是因為倫敦、史蒂文森、庫珀筆下那些杳無人煙的山川美景與他自孩提時就嶄露頭角的浪漫與感性頗為搭調，然而，當漢克說廷克就在紐約時，我馬上意識到自己想象他在遠方，是因為他由於向往獨自暢遊蠻荒之地而離開，對我來說更容易接受。
得知這個消息，我百感交集。想到廷克混跡於曼哈頓的芸芸眾生中，一無所有，卻精神豐沛，我感到後悔和嫉妒，但也有一點兒驕傲，一點兒希望。
難道我們的人生之路彼此交叉不就是個時間問題嗎？不管人們如何大肆喧鬧，混淆視聽，曼哈頓島不就是二十公裏長、四公裏寬嗎？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一直睜大眼睛，在大街角落、在咖啡店尋找他的身影，想象回到家時會再次看見他出現在街對麵的某個門口。
一周周過去，一月月過去，一年年過去，這一希望在消逝，這種消逝是緩慢的，但也是明確的，我不再奢望在人群中見到他。在我雄心與承諾之洪流的席卷下，我的日常生活充斥著幸運的遺忘——直到一九六六年，我終於與他再次邂逅，在現代藝術博物館。
我和維爾打車返回第五大道的公寓，廚師給我們留了些晚餐在爐子上，我們熱菜，開了瓶波爾多葡萄酒，站在廚房裏吃起來。
我想對大多數人來說，夫妻倆晚上九點在廚房裏吃熱好的剩飯剩菜，這種情景不太浪漫，但我和維爾經常在外麵赴宴，能在自家廚房裏站著吃飯，這是一周最開心的時刻。
維爾衝洗盤子，我朝臥室走去，走廊兩邊掛滿了照片，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是。平常我一晃而過，今晚我卻一張張仔細觀賞。
這些照片和華萊士家牆上的不同，這些不是四代同堂，它們全都拍於過去的二十年中，最早的是一九四七年我和維爾的正裝照，看上去有點兒別扭。我們兩人共同的熟人想把我們介紹給對方，但維爾打斷他，說我們早就見過了，那是一九三八年在長島，當時他開著車，在一曲《紐約之秋》的陪伴下送我進城。
在朋友的照片裏，在巴黎、威尼斯、倫敦的假日照裏，有幾張具有專業水平：一九五五年二月那一期的《哥譚鎮》封麵，是我編輯的第一期；維爾與某位總裁的握手照。我最喜歡的是我們兩個在婚禮上摟著霍林斯沃思老先生的那張，當時他的妻子已經去世，他很快也將追隨她而去。
維爾倒出最後一杯酒，發現我在過道裏看照片。
——我就想到你會多待一會兒，他把酒杯遞給我，說，要陪一下？
——不，你去吧，我不會太久的。
他眨眨眼，笑一笑，拍了拍那張在南安普頓沙灘拍的照片，當時我的頭發多剪了兩三厘米，沒過久就拍了這張照片。他吻了我一下，進臥室去了。我回到客廳，來到露台上，空氣清涼，華燈閃爍，帝國大廈旁不再有小飛機盤旋，但看到它，你仍會心生希望：我希望過，我在希望，我將希望。
我點燃一支煙，把火柴從肩上往後扔，以求好運，心想：紐約難道不是把你弄得神魂顛倒嗎？
把人生比作隨時可以改變行進路線的漫遊之旅似乎是陳詞濫調——智者說，我們隻要輕輕打一下方向盤，就會影響事件的進程，進而以新的同伴、新的環境和新的發現來改變我們的命運。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並非如此。相反，我們隻有短暫的幾個階段才擁有少許零星的選擇，我選擇這份工作還是那份工作？是待在芝加哥還是待在紐約？是加入這個朋友圈還是那個朋友圈？夜深了，我跟誰一起回家？現在是時候要小孩了嗎？晚一點兒？還是再晚一點兒？
這樣看來，生活不像是旅行，倒更像打蜜月橋牌。二十歲時，我們的日子還很長，你盡可以有一百次猶豫不決，一百次異想天開，一百次重新選擇——我們拿起一張牌，當時就得決定是保留這一張丟掉另一張，還是丟掉第一張保留第二張。還沒等我們弄清楚，牌已經打完，而我們剛才所做的決定將影響到我們未來幾十年的生活。
聽起來似乎比我原本預想的更悲觀。
生活未必一定要為你提供什麽選擇，生活從一開始就輕而易舉地劃定你的行程，通過各種既粗野又細膩的技巧把你限製在既定的軌道上。如果有一年你可以有選擇，從而改變你的境遇、你的品性、你的人生軌跡，那也不過是上帝的恩典。你不可能不為之付出代價。
我愛維爾，我愛我的工作，我愛我的紐約。毫無疑問，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正確的選擇，同時我也清楚，這些所謂正確的選擇也說明了生活讓你失去了什麽。
回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獨自待在甘澀特街的那間小屋裏，已經把自己這一輩子和梅森·泰特和上東區掛上鉤。我站在廷克的空箱子和冰冷的煤爐旁，讀著他寫下的承諾，那就是在呼喚我的名字中開始每一天。
有那麽一陣子，我想我也那樣做了——我在呼喚他的名字中開始每一天。正如他想象的那樣，這有助於我保持方向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保持正確的航線。
然而，像許多其他事情一樣，這個習慣漸漸被生活擠到一邊——起先變得斷斷續續，然後很少，最後完全消失於時間之流。
將近三十年後，站在陽台上俯瞰中央公園，我沒有因為自己懈怠了這一晨間練習而懲罰自己。我太清楚生活中煩亂與誘惑的本質——我們的希望和壯誌一點點接近實現，要求我們專心致誌，努力將飄渺重塑為有形之物，將承諾重塑為妥協。
不，我不打算因為在過去這麽多年沒有呼喚廷克的名字而對自己過於苛責，但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他的名字就在我的唇間，此後的許多個早晨都是如此。
我們八個人跳完舞，從大學俱樂部跌跌撞撞地出來。這次舞會在擁有超級豪華宮殿式天花板的二樓舉行，起初我們並沒有得到邀請。交響樂隊的三十位成員一襲白色新衣步入一九四一年，其實這是已過時的蓋伊·倫巴多113 風格。我們不知道舞會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目的，就是為愛沙尼亞難民籌款。一個現代版的卡裏·納辛114 與一位被驅逐的大使站在一起，搖著手中的錫罐。我們便朝門口走去。
出門時，畢茜順手拿走了一個喇叭。她在做一小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的同時，我們擠在路燈下籌劃行動路線。我們掃了一眼馬路，知道不會有出租車來解救我們。卡特·希爾說他知道街角有一個理想的避風處，那裏有吃有喝。於是在他的指引下，我們踏雪向西，姑娘們都沒穿夠衣服，我很幸運，裹了哈裏森·哈考特的皮領大衣的一個袖子。
走到街的一半，一隊人馬迎麵走來，朝我們扔雪球，畢茜高喊進攻，我們進行反擊。
我們利用一個報刊亭和一個郵箱做掩護，像印第安人那樣大喊大叫，把他們趕走了，可傑克“不小心”把畢茜推到雪堆裏，於是姑娘們轉而向小夥子發起進攻，似乎我們的新年宏願就是重回到十歲那一年。
情況是這樣的——對歐洲來說，一九三九年很有可能是戰爭的開始，但對美國來說則意味著大蕭條的結束。歐洲人忙著搞吞並、談判，我們則忙著投資鋼鐵廠，重組生產線，做好準備以應對全球的軍火需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法國淪陷，納粹德國轟炸倫敦時，回到美國的歐文·柏林115 正在觀察聖誕樹的樹頂如何閃閃發光，小孩子如何傾聽著雪地裏的雪橇鈴聲。這就是我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距離。
卡特說的離我們不遠的藏身處原來要艱難行進十條街才能到。我們轉進百老匯，從哈萊姆刮來的風咆哮著，吹起的雪花擊打我們的後背。我用哈裏的大衣包住頭，靠別人拽著胳膊引路。我們來到餐館，我連餐館是什麽樣子都沒看清。哈裏引我下樓梯，一邊把自己的大衣扯回去。哇，這是一個位於街區中間的大餐館，供應意大利飯菜、意大利酒、意大利爵士樂，應有盡有。
午夜來了，又走了，地板上滿是碎花紙，在餐館參加新年倒計時的大部分狂歡者來了，也走了。
我們沒等他們把碗碟收拾好，便跺鞋甩掉雪塊，在吧台對麵要了一張八人桌。我坐在畢茜旁邊，卡特溜到我的右邊坐下，哈裏隻能在對麵找了個位子。傑克撿起前麵顧客丟下的酒瓶，眯眼看還有沒有剩酒。
——我們需要酒，他說。
——太需要了，卡特瞟了一眼服務生的眼睛，說。大師！三瓶基安蒂紅葡萄酒。
這位服務生有著貝拉·盧戈西116 的粗眉大手，他悶悶不樂地打開酒瓶。
——不是性格開朗的那種，卡特評論道。
這很難說，如同一九四〇年來到紐約的許多其他意大利人一樣，也許他平日的開朗已被祖國的苦難淹沒了。
卡特主動為大家點菜，接著以問大家在一九四〇年做的事情中哪件最棒而開啟了最合時宜的話題。這讓我有點兒想念迪克，沒人能像迪克·旺德懷爾那樣讓一桌人高談闊論起來。
有人滔滔不絕地談起去古巴（“新的裏維埃拉”）的旅行。卡特湊過來，在我耳邊細語。
——一九四〇年你幹的最糟的事是什麽？
一塊麵包飛過桌子來，砸中他的腦袋。
——嘿，卡特抬起頭來說。
要發現那是哈裏幹的，唯一的線索是他靜靜地坐著，嘴唇卻微微上翹。我想向他使個眼色，但沒有這樣做，而是把麵包扔了回去，他嚇了一跳，正要如法炮製，這時服務生遞給我一張折好的便條，字跡潦草，沒有署名。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
我正納悶，服務員指了指吧台。一張高凳上坐著一位結實、帥氣的軍人，笑得有些不太禮貌。他打扮帥氣，讓我差點兒沒認出來。但，千真萬確，那是意誌堅定的亨利·格雷。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
有時，這似乎正是生活的意圖。畢竟，就本質而言，生活就像離心分離機，每隔幾年便旋轉一輪，朝不同的方向拋出相似的物體。一旦旋轉停止，還沒等我們緩過神來，生活又把新的思慮接二連三地拋向我們。即便我們想回顧走過的路，想重拾友情，又如何找得到時間呢？
一九三八年，四位風格各異、個性極強的人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心懷感激。現在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一年多時間裏，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都沒再見到。
一九三九年一月，迪奇終於被趕出家門。
紐約的沙龍舞季節剛結束，旺德懷爾先生終於受夠了兒子放蕩安逸的生活。眼看經濟有複蘇的跡象，他便把迪奇送到得克薩斯州一位老朋友的石油鑽塔工作。旺德懷爾先生相信這能對迪奇產生“相當深刻”的影響。的確如此，隻是不是旺德懷爾先生期望的那種。他的朋友碰巧有一個刁蠻的女兒，複活節回家度假，選中迪奇做舞伴。她返校後，迪奇想方設法向她求愛，卻遭到拒絕。她解釋說，和迪奇待在一起的那幾周非常開心，不過從長遠看，她知道自己要找一個更實在、更踏實而有抱負的人——也就是說像她爸爸那樣的人。不久後，迪奇開始超時工作，一邊申請入讀哈佛商學院。
他將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發生六個月前獲得學位。此後他應征入伍，在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出色，回來後娶了他的得克薩斯姑娘，生了三個孩子，在國務院工作。他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就像人們曾經評價過的那樣。
伊芙·羅斯，她就這樣踩著華爾茲的舞步走了。
自她去了洛杉磯後，我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姑娘們給了我一張照片，是從一本緋聞雜誌上剪下的。照片裏，在日落大道上的熱帶酒店外麵，奧利維婭·德·哈維蘭117 粗魯地推開一排記者。她挽著一位身材清秀、穿無袖裙、臉有疤痕的年輕女子。照片題為《飄》，說明文字指出，這位有疤女子是哈維蘭的“閨蜜”。
我第二次聽到伊芙的消息是在四月一日。淩晨兩點，我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打電話的男子說他是洛杉磯警察局的一名偵探，很抱歉打擾我，他知道很晚了，但別無選擇：一名年輕女子被人發現在貝弗利山莊大酒店的草地上，不省人事，她的口袋裏有我的電話號碼。
我嚇了一跳。
我聽見電話那頭有伊芙的聲音。
——她死翹翹了？
——是的，她死翹翹了，刑警說，露出了英國腔，就像鮭魚一下變成了蒼蠅。
——給我電話！
——等一下！
兩個人在搶電話。
——愚人節，男子喊道。
話筒被搶走。
——我們騙倒你了嗎，姐們兒？
——你辦到過嗎？
伊芙哈哈大笑。
聽到她的聲音感覺不錯。半小時裏，我們說前道後，互訴近況，懷念我們在紐約城的美好時光。我問她是不是很快會回到東部，她說，對她來說，落基山脈還不夠高。
華萊士，當然，被從我的生活中偷走了。
在與我共同度過一九三八年的四個人中，對我的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是華萊士，這是生活給我的一個小諷刺。因為在一九三九年春天，汗流浹背的奈爾斯·庫柏斯韋特第二次拜訪我。這次他帶來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消息，華萊士·沃爾科特把我寫入了他的遺囑中。具體而言，他指定將一項隔代信托的紅利轉至我的名下，終生有效。這意味著我每年有八百美元的收入。即使在一九三九年，八百美元也不算是一筆巨款，但足以讓我在接受任何男人的示愛之前可以三思而行。想想看，這對曼哈頓一個年近三十的姑娘來說，真是極大的幸運。
廷克·格雷呢？
我不知道廷克在哪兒，但在某種意義上我知道他成了什麽樣子。他沒再四處漂泊，而是找到了進入自由地帶之路。不管是在育空雪山艱苦跋涉，還是在波利尼西亞大海裏航行，廷克所在之處必定有著地平線一覽無餘的視野、蟋蟀聲統領的寂靜，當下高於一切，而那兒，完全不需要《社交及談話禮儀守則》。
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若果真如此，那麽舍我其誰。我走向吧台。
——凱蒂，是嗎？
——你好，漢克，你氣色不錯啊。
他氣色的確不錯，比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所期望的還要好。軍旅生活的要求塑造了他的氣質、他的魁梧，卡其布軍服上的條杠表明他是個軍士。
我分辨著他帽端的條杠以確認他的軍銜。
——別勞神了，他輕鬆地笑了笑，說，它不會總在那裏的。
但我不那麽肯定，他看上去像是最棒的一麵還沒被部隊發現。
他朝我們的桌子點點頭。
——我看你又有新的朋友圈子了。
——有幾個。
——肯定是，我想我還欠你一個朋友，我給你買杯喝的吧。
他自己點了啤酒，給我點了馬提尼酒，好像他一直知道那是我喜歡的酒。我們碰杯，預祝一九四一年幸福。
——你在附近見過我弟弟嗎？
——沒有，我承認道。我有兩年沒見到他了。
——哦，我想這倒有些道理。
——你有他的消息嗎？
——有時有，有時沒有。我離開後有時會來紐約，我們會聚一聚。
這我倒沒想到。
我喝了口酒。
他看著我，狡黠地笑笑。
——你沒想到吧，他說。
——我不知道他在紐約。
——那他會在哪裏？
——不知道。我隻是想他辭職後會離開紐約的。
——沒有，他一直在附近，在“魔鬼之屋”碼頭找了份工作，幹了一陣子。此後他四處遊蕩，我們失去了聯係，去年春天我在雷霍克的街上碰到他。
——他住哪兒？我問。
——不清楚，可能是海軍造船廠附近的某間廉價屋吧。
我們倆沉默了一下。
——他現在怎麽樣？我問。
——你知道的，有點兒髒，有點兒瘦。
——不是，我是說他怎麽樣？
——噢，漢克笑道。你是說內心怎麽樣。
漢克的回答不假思索。
——他很快樂。
育空山的白雪……波利尼西亞的大海……莫希幹人的足跡……我想象廷克在這兩年中定是暢遊於這些異國他鄉，沒想到他一直在紐約。
為什麽我會想象廷克暢遊遠方？我想這是因為倫敦、史蒂文森、庫珀筆下那些杳無人煙的山川美景與他自孩提時就嶄露頭角的浪漫與感性頗為搭調，然而，當漢克說廷克就在紐約時，我馬上意識到自己想象他在遠方，是因為他由於向往獨自暢遊蠻荒之地而離開，對我來說更容易接受。
得知這個消息，我百感交集。想到廷克混跡於曼哈頓的芸芸眾生中，一無所有，卻精神豐沛，我感到後悔和嫉妒，但也有一點兒驕傲，一點兒希望。
難道我們的人生之路彼此交叉不就是個時間問題嗎？不管人們如何大肆喧鬧，混淆視聽，曼哈頓島不就是二十公裏長、四公裏寬嗎？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一直睜大眼睛，在大街角落、在咖啡店尋找他的身影，想象回到家時會再次看見他出現在街對麵的某個門口。
一周周過去，一月月過去，一年年過去，這一希望在消逝，這種消逝是緩慢的，但也是明確的，我不再奢望在人群中見到他。在我雄心與承諾之洪流的席卷下，我的日常生活充斥著幸運的遺忘——直到一九六六年，我終於與他再次邂逅，在現代藝術博物館。
我和維爾打車返回第五大道的公寓，廚師給我們留了些晚餐在爐子上，我們熱菜，開了瓶波爾多葡萄酒，站在廚房裏吃起來。
我想對大多數人來說，夫妻倆晚上九點在廚房裏吃熱好的剩飯剩菜，這種情景不太浪漫，但我和維爾經常在外麵赴宴，能在自家廚房裏站著吃飯，這是一周最開心的時刻。
維爾衝洗盤子，我朝臥室走去，走廊兩邊掛滿了照片，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是。平常我一晃而過，今晚我卻一張張仔細觀賞。
這些照片和華萊士家牆上的不同，這些不是四代同堂，它們全都拍於過去的二十年中，最早的是一九四七年我和維爾的正裝照，看上去有點兒別扭。我們兩人共同的熟人想把我們介紹給對方，但維爾打斷他，說我們早就見過了，那是一九三八年在長島，當時他開著車，在一曲《紐約之秋》的陪伴下送我進城。
在朋友的照片裏，在巴黎、威尼斯、倫敦的假日照裏，有幾張具有專業水平：一九五五年二月那一期的《哥譚鎮》封麵，是我編輯的第一期；維爾與某位總裁的握手照。我最喜歡的是我們兩個在婚禮上摟著霍林斯沃思老先生的那張，當時他的妻子已經去世，他很快也將追隨她而去。
維爾倒出最後一杯酒，發現我在過道裏看照片。
——我就想到你會多待一會兒，他把酒杯遞給我，說，要陪一下？
——不，你去吧，我不會太久的。
他眨眨眼，笑一笑，拍了拍那張在南安普頓沙灘拍的照片，當時我的頭發多剪了兩三厘米，沒過久就拍了這張照片。他吻了我一下，進臥室去了。我回到客廳，來到露台上，空氣清涼，華燈閃爍，帝國大廈旁不再有小飛機盤旋，但看到它，你仍會心生希望：我希望過，我在希望，我將希望。
我點燃一支煙，把火柴從肩上往後扔，以求好運，心想：紐約難道不是把你弄得神魂顛倒嗎？
把人生比作隨時可以改變行進路線的漫遊之旅似乎是陳詞濫調——智者說，我們隻要輕輕打一下方向盤，就會影響事件的進程，進而以新的同伴、新的環境和新的發現來改變我們的命運。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並非如此。相反，我們隻有短暫的幾個階段才擁有少許零星的選擇，我選擇這份工作還是那份工作？是待在芝加哥還是待在紐約？是加入這個朋友圈還是那個朋友圈？夜深了，我跟誰一起回家？現在是時候要小孩了嗎？晚一點兒？還是再晚一點兒？
這樣看來，生活不像是旅行，倒更像打蜜月橋牌。二十歲時，我們的日子還很長，你盡可以有一百次猶豫不決，一百次異想天開，一百次重新選擇——我們拿起一張牌，當時就得決定是保留這一張丟掉另一張，還是丟掉第一張保留第二張。還沒等我們弄清楚，牌已經打完，而我們剛才所做的決定將影響到我們未來幾十年的生活。
聽起來似乎比我原本預想的更悲觀。
生活未必一定要為你提供什麽選擇，生活從一開始就輕而易舉地劃定你的行程，通過各種既粗野又細膩的技巧把你限製在既定的軌道上。如果有一年你可以有選擇，從而改變你的境遇、你的品性、你的人生軌跡，那也不過是上帝的恩典。你不可能不為之付出代價。
我愛維爾，我愛我的工作，我愛我的紐約。毫無疑問，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正確的選擇，同時我也清楚，這些所謂正確的選擇也說明了生活讓你失去了什麽。
回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我獨自待在甘澀特街的那間小屋裏，已經把自己這一輩子和梅森·泰特和上東區掛上鉤。我站在廷克的空箱子和冰冷的煤爐旁，讀著他寫下的承諾，那就是在呼喚我的名字中開始每一天。
有那麽一陣子，我想我也那樣做了——我在呼喚他的名字中開始每一天。正如他想象的那樣，這有助於我保持方向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保持正確的航線。
然而，像許多其他事情一樣，這個習慣漸漸被生活擠到一邊——起先變得斷斷續續，然後很少，最後完全消失於時間之流。
將近三十年後，站在陽台上俯瞰中央公園，我沒有因為自己懈怠了這一晨間練習而懲罰自己。我太清楚生活中煩亂與誘惑的本質——我們的希望和壯誌一點點接近實現，要求我們專心致誌，努力將飄渺重塑為有形之物，將承諾重塑為妥協。
不，我不打算因為在過去這麽多年沒有呼喚廷克的名字而對自己過於苛責，但第二天早晨，我醒來時他的名字就在我的唇間，此後的許多個早晨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