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我和梅森泰特坐大轎車前往上西區采訪一位貴婦。他心情不好，創刊號的封麵故事還沒著落，時間一周一周地過去，他的抱怨的門檻似乎越降越低。車子還沒到麥迪遜大街，他抱怨的項目就已有咖啡太冷，空調太熱，車子太慢。更糟的是，對泰特來說，出版社安排的這次采訪太浪費時間。他說，這位前輩的教養太好，思維太遲鈍，眼神太不好，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內部消息。要在平時，誰被要求陪泰特先生去采訪是一種榮幸，可這次卻是一種懲罰。看來我的麻煩還沒有完。
車子在一片沉默中拐進55街。在廣場賓館，過於殷勤的領班身穿帶大黃銅扣的紅色長大衣站在台階上。而在半條街外的艾塞克斯酒店，佩著肩章的領班穿的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藍灰色製服。兩個賓館要是打起仗來，認人倒是十分方便。
我們拐進中央公園西路，駛過達科他酒店和聖雷莫酒店的門衛，停在79街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門前，從這裏能看到貝拉斯福德的拱形屋頂。皮特打開車子後門，向乘客伸出手，就像他從前把手伸給我一樣——廷克需要去“辦公室”的那個三月的夜晚，還有我穿著那條設計拙劣的圓點裙搭便車從餐館到這兒的那個六月的夜晚。
這時，我有了一個念頭。
理智告訴我閉上嘴，地方不對，時候不對。他正在氣頭上 95 ，不會理你的 96 ，但在博物館台階盡頭的大理石基座上，高高矗立的泰迪羅斯福騎著銅馬喊道，衝啊！
——泰特先生。
——什麽事？（惱怒地）
——您不是一直在為創刊號找那篇特寫嗎？
——是的，是的？（不耐煩地）
——如果我們不去采訪知名人士，而去采訪看門人呢？
——什麽意思？
——他們看似沒有教養，其實他們擁有智慧，而且他們見證一切。
有一會兒，梅森泰特盯著前方，然後搖下車窗，把咖啡扔到街上。在車子開過十五條街時，他第一次轉過身來看我。
——他們願意和我們談嗎？如果我們把他們說的一些事情登出來，總有一天會對他們不利的。
——我們采訪前雇員怎麽樣——那些辭職或被解雇的人。
——怎麽找得到他們？
——我們可以在報紙上刊登一則高薪招聘看門人和電梯操作員的廣告，要求至少在市裏五個最高檔的公寓樓裏有過一年的工作經驗。
梅森泰特朝窗外看去。他從上衣口袋拿出一塊巧克力，分成兩塊，開始慢慢地、仔細地咀嚼，好像是要把巧克力的味道碾出來。
——如果我讓你登出廣告，你真的覺得能找到有用的東西？
——我拿一個月的薪水打賭，我冷靜地說。
他點了點頭。
——好好做，成交。
周五，我提前步行去上班。
廣告在《紐約時報》《每日新聞報》和《要聞郵報》上已經登出三天，要求申請人今天上午九點來康泰納仕大樓。我和泰特的“薪水賭注”很快傳開，每次我經過大廳，幾個小夥子便有節奏地吹起口哨。在這種情況下，你很難責怪他們。
此時，第五大道上的樓房仍像是一夜之間從地上冒出來的——又像豆莖一樣消失在雲中。
一九三六年，法國偉大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小書，名為《當大教堂是白色的時候》，詳細介紹他第一次紐約之行。他描述了第一次見到紐約時的激動之情，他像沃爾特惠特曼一樣，不僅歌唱人性和社會發展的速度，而且也歌唱摩天大樓、電梯和空調，歌唱鋥亮的鋼鐵和反光玻璃。他寫道，紐約有這樣的勇氣和熱情，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被送回建築工地，重新打造出更偉大之物……
讀了那本書，你再沿著第五大道行走，抬頭仰望那些高樓大廈，你覺得任何一幢大樓都可能把你引向那隻下金蛋的母雞。
不過那年夏天早些時候，另一位來到紐約的人感受卻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名叫約翰威廉沃德的年輕人。早上大約十一點半，他爬到哥譚鎮酒店十七樓的窗台上，立刻被人看到，樓下聚集了一大堆人，男人停下腳步，手指鉤著搭在肩上的大衣，女人用帽子扇風，記者忙著記下大家說的話，警察清理人行道，覺得隨時……
但沃德隻是站在窗台上，考驗記者、警察和群眾的耐心，人們開始懷疑他，說他既沒有勇氣活下去，也沒有勇氣結束痛苦。至少，在他於晚上十點三十八分跳下去之前，他們是這麽說的。
所以，我想紐約市的地平線也給了他一些跳樓的勇氣。
康泰納仕大樓的大廳還是空蕩蕩的，不過人很快就會多起來。我穿過大廳，走向電梯，這時，保安托尼向我揮揮手。
——你好，托尼，什麽事？
他的頭朝大廳一邊擺了擺，在鍍鉻的皮革長凳上坐著兩個衣衫襤褸的男人，手裏拿著帽子，他們胡子拉碴，垂頭喪氣，看起來像是被上帝遺忘了，來到鮑威利布道所聽布道隻是為了混一碗湯喝。看他們的樣子，估計就連那種用玻璃紙包好、在廉價雜貨店出售的小道消息，他們也一無所知。我思忖著，要怎樣低三下四地求馬卡姆小姐，她才會答應讓我回去上班呢？
——我們一開門，他們就在外麵等著了，托尼說著，又偷偷補上一句：左邊那個有點兒氣味。
——謝謝，托尼。我要帶他們上樓。
——好的，康騰小姐。沒問題，對其他人您看該怎麽辦呢？
——其他人？
托尼繞過桌邊，打開樓梯口的門，門口擠滿了男人，體型不一，神色迥異，有些和長凳上的那兩個差不多，看著像是坐在開進曼哈頓的貨車後廂裏來的。還有一些像是退休的英國男仆，有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黑人，他們看上去有的狡猾，有的精明，有的粗野，有的善於逢迎。他們兩兩一組繞著樓梯坐在台階上，一直延伸到二樓轉角處，視野的盡頭。
一看到我，坐在第一級台階上一位穿著得體的高個子男人就站起來，立正行禮，好像我是進入營房的司令官。沒過一會兒，坐在台階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
車子在一片沉默中拐進55街。在廣場賓館，過於殷勤的領班身穿帶大黃銅扣的紅色長大衣站在台階上。而在半條街外的艾塞克斯酒店，佩著肩章的領班穿的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藍灰色製服。兩個賓館要是打起仗來，認人倒是十分方便。
我們拐進中央公園西路，駛過達科他酒店和聖雷莫酒店的門衛，停在79街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門前，從這裏能看到貝拉斯福德的拱形屋頂。皮特打開車子後門，向乘客伸出手，就像他從前把手伸給我一樣——廷克需要去“辦公室”的那個三月的夜晚，還有我穿著那條設計拙劣的圓點裙搭便車從餐館到這兒的那個六月的夜晚。
這時，我有了一個念頭。
理智告訴我閉上嘴，地方不對，時候不對。他正在氣頭上 95 ，不會理你的 96 ，但在博物館台階盡頭的大理石基座上，高高矗立的泰迪羅斯福騎著銅馬喊道，衝啊！
——泰特先生。
——什麽事？（惱怒地）
——您不是一直在為創刊號找那篇特寫嗎？
——是的，是的？（不耐煩地）
——如果我們不去采訪知名人士，而去采訪看門人呢？
——什麽意思？
——他們看似沒有教養，其實他們擁有智慧，而且他們見證一切。
有一會兒，梅森泰特盯著前方，然後搖下車窗，把咖啡扔到街上。在車子開過十五條街時，他第一次轉過身來看我。
——他們願意和我們談嗎？如果我們把他們說的一些事情登出來，總有一天會對他們不利的。
——我們采訪前雇員怎麽樣——那些辭職或被解雇的人。
——怎麽找得到他們？
——我們可以在報紙上刊登一則高薪招聘看門人和電梯操作員的廣告，要求至少在市裏五個最高檔的公寓樓裏有過一年的工作經驗。
梅森泰特朝窗外看去。他從上衣口袋拿出一塊巧克力，分成兩塊，開始慢慢地、仔細地咀嚼，好像是要把巧克力的味道碾出來。
——如果我讓你登出廣告，你真的覺得能找到有用的東西？
——我拿一個月的薪水打賭，我冷靜地說。
他點了點頭。
——好好做，成交。
周五，我提前步行去上班。
廣告在《紐約時報》《每日新聞報》和《要聞郵報》上已經登出三天，要求申請人今天上午九點來康泰納仕大樓。我和泰特的“薪水賭注”很快傳開，每次我經過大廳，幾個小夥子便有節奏地吹起口哨。在這種情況下，你很難責怪他們。
此時，第五大道上的樓房仍像是一夜之間從地上冒出來的——又像豆莖一樣消失在雲中。
一九三六年，法國偉大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小書，名為《當大教堂是白色的時候》，詳細介紹他第一次紐約之行。他描述了第一次見到紐約時的激動之情，他像沃爾特惠特曼一樣，不僅歌唱人性和社會發展的速度，而且也歌唱摩天大樓、電梯和空調，歌唱鋥亮的鋼鐵和反光玻璃。他寫道，紐約有這樣的勇氣和熱情，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被送回建築工地，重新打造出更偉大之物……
讀了那本書，你再沿著第五大道行走，抬頭仰望那些高樓大廈，你覺得任何一幢大樓都可能把你引向那隻下金蛋的母雞。
不過那年夏天早些時候，另一位來到紐約的人感受卻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名叫約翰威廉沃德的年輕人。早上大約十一點半，他爬到哥譚鎮酒店十七樓的窗台上，立刻被人看到，樓下聚集了一大堆人，男人停下腳步，手指鉤著搭在肩上的大衣，女人用帽子扇風，記者忙著記下大家說的話，警察清理人行道，覺得隨時……
但沃德隻是站在窗台上，考驗記者、警察和群眾的耐心，人們開始懷疑他，說他既沒有勇氣活下去，也沒有勇氣結束痛苦。至少，在他於晚上十點三十八分跳下去之前，他們是這麽說的。
所以，我想紐約市的地平線也給了他一些跳樓的勇氣。
康泰納仕大樓的大廳還是空蕩蕩的，不過人很快就會多起來。我穿過大廳，走向電梯，這時，保安托尼向我揮揮手。
——你好，托尼，什麽事？
他的頭朝大廳一邊擺了擺，在鍍鉻的皮革長凳上坐著兩個衣衫襤褸的男人，手裏拿著帽子，他們胡子拉碴，垂頭喪氣，看起來像是被上帝遺忘了，來到鮑威利布道所聽布道隻是為了混一碗湯喝。看他們的樣子，估計就連那種用玻璃紙包好、在廉價雜貨店出售的小道消息，他們也一無所知。我思忖著，要怎樣低三下四地求馬卡姆小姐，她才會答應讓我回去上班呢？
——我們一開門，他們就在外麵等著了，托尼說著，又偷偷補上一句：左邊那個有點兒氣味。
——謝謝，托尼。我要帶他們上樓。
——好的，康騰小姐。沒問題，對其他人您看該怎麽辦呢？
——其他人？
托尼繞過桌邊，打開樓梯口的門，門口擠滿了男人，體型不一，神色迥異，有些和長凳上的那兩個差不多，看著像是坐在開進曼哈頓的貨車後廂裏來的。還有一些像是退休的英國男仆，有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黑人，他們看上去有的狡猾，有的精明，有的粗野，有的善於逢迎。他們兩兩一組繞著樓梯坐在台階上，一直延伸到二樓轉角處，視野的盡頭。
一看到我，坐在第一級台階上一位穿著得體的高個子男人就站起來，立正行禮，好像我是進入營房的司令官。沒過一會兒，坐在台階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