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政協委員這個身份對於您來說，是什麽？
馮驥才：有一次在河南，盧展工，河南省委書記，說話挺有特點的，他說：“馮驥才，怎麽每年我聽你觀點都是兩會期間？”我就笑了。因為兩會時批評的聲音可以傳出去，平常傳不了那麽遠。
做完這屆，我在政協應該待了35年，等於做了半輩子全國委員。我覺得它有幾個好處，一，確實讓你眼界開闊了。個人跟社會總是一個點上的接觸，兩千多個全國委員聚在一塊兒，就有了一個更大的麵。第二個，它讓你的眼睛比較關注現實。文人腦子裏想象的東西比較多，但常常脫離實際，政協裏有很多搞經濟學的，你跟他們聊天，全是數字，講的都很實際，經濟學家從來不隻談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強化了你的責任感。曾經有個牛津大學的博士生問我，責任感會不會扼製藝術創造力，我說，責任是一種社會良心、文化良心，說到底它是一種愛。還有就是，你的聲音可以讓最高層聽見。比如說建立國家文化遺產日、傳統節日放假，比如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納都是在兩會上。
去年政協剛開會的時候，我說政協是一個批評的場所，報紙轉載很多。實際上也是，有的委員那話就是說得非常激烈，那些話媒體不會報道，但現場聽得見，我也說過很激烈的話，但30多年裏，沒看到哪個政協委員是因為批評而出事的，沒有。我跟韓美林這歲數了還在當，證明它還是需要批評的聲音。如果內心真誠，表達誠懇，批評一定是比肯定有價值；如果引來對這些批評的批評，也很好，思想的價值在於啟動思想。
期待（1990）
問：這個角色有點像古代的諫官。怎樣“上折子”能讓當政者接受和采納，您有什麽方法嗎？
馮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這邊來。
90年代中期，天津搞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當時有個詞叫“舊城改造”。有一次政協開會，李瑞環主持，我說：“瑞環同誌，有一個詞，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就是‘舊城改造’。”李瑞環一聽，愣了一下。我就接著往下說：“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就是不好的；其次是‘改造’，過去‘勞動改造’也都是些不好的東西在改造，我說如果當初不用這個‘舊城’用‘老城’，不用‘改造’用‘修建’或‘修繕’，可能現在情形會好得多。”李瑞環就說：“這個詞當初是我提的。”我一抱拳，笑著說：“冒犯了，主席。”全場大笑。李瑞環以前在天津市當市長，跟他打交道比較多，他很大度，而且對知識分子非常能理解。有一次謝晉對我講，李瑞環到了上海跟知識界見麵，他一進屋子，裏頭就鼓掌，李瑞環說，你們不應該給我鼓掌，從來看演出都是我給你們鼓掌——他對搞藝術的特別有感情。全場這麽一笑，李瑞環也笑了。他說，當初我們沒有你們現在這種覺悟，急於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你想老城都破成什麽樣了，幾百年了沒人修過，又髒又臭，十萬人在裏麵，不動行嗎——就沒有想到城市文化的保護問題，你們現在想的問題是對的。那天開會的氣氛特別好。
當時全國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一個老城形態的非常少，我就賣了一些字畫，組織了一些地方通、學者、建築師和攝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來記下來，印了一套畫冊，然後每個領導人送了一本，上麵都寫了一句話：這是您最心愛的城市。溫總理後來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寫上了：這是您最心愛的天津。這部書對天津老城現在還留下來的一些東西起了重要作用。當時規劃是把原來租界中心的一塊區域拆了造高樓，這部書說服他們把那塊保留下來，連帶周圍的也全保留了。
大同是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雕塑最多的城市，分布在雲岡石窟和各種寺院裏，我估計有十萬件左右。當時請了國內最資深的一批雕塑家，又請了敦煌研究院攝影部主任吳健等人，把大同所有的雕塑拍了一遍——當時大同也在大規模“舊城改造”中，我曾經在政協會上說過，“舊城改造”是一個不妥當的提法——最後整理出三部，跟天津一樣，領導人手送一份，讓他知道自個兒的家底，哪些不能動。
前年（2011年）的一個會，在人民大會堂，我對溫總理說，我們用了20年的時間，把中國600多個城市變得完全一樣了，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悲劇、誤植（這算夠厲害的批評了吧），我們剩下的隻有村落了；我說溫總理，汶川地震那會兒，禹裏鄉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著急麽；我說中華民族何止一個大禹的故鄉啊，我們民族的根實際是紮在村子裏而不是城市裏的。我說這些話，不是想跟領導過不去，更不是想表現自己多麽勇敢。溫總理當時挺感動，他說，我們不能讓後代連農村的風光都看不見。
我覺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設置一個對立麵，要把他拉到你這邊來講道理，讓他跟你一塊兒著急——這是作家的思維。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讀者和自己變成一個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覺得這是作家的習慣。
問：有沒有保持思想獨立的可能？
馮驥才：90年代初，有位領導人第一次到政協參加文藝界的座談，我發言。我說昨晚我跟謝晉聊天，聊當代文學為什麽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為我們這個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們生活裏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倆算了一下，從1月1號到12月31號，我們的紀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們是一個事件的大國、想象的小國。我說，希望中央領導能夠理解知識分子的特性；當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終極目標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強、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前提下，我們說出來的話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現在官員都喜歡說“時間就是金錢”，希望老百姓盡快富起來，這話是沒錯的，貧窮不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專利；但是古往今來這些大文人，從李白到莎士比亞，誰歌頌過金錢，說它多麽美麗多麽迷人？他們不還是提醒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唯利是圖麽。我說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獨立立場，不是“順”的立場；第二他是逆向思維，也給政治家提供一種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覺的，因為看得遠一點，很可能跟現實的利益發生衝突。
每年兩會，我提批評意見可能是比較多的，媒體也希望聽這些。我把握的一點就是，提任何意見，是為了這個民族、這個社會、在這裏生活的人真正的好。當然也有讓官員不高興的，比方對文化產業化、官員政績的批評，還有我提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教育領導”，聽說也有人不高興的。
我們這一輩跟我們的上一輩，經過的動蕩比較多，我們知道在一個什麽樣的狀態下這個國家才能真正繁榮進步，所以不希望出現大的逆轉和動蕩——以現在中國民族的社會現實和文明狀況，是絕對不能動蕩的——並不等於我們安於這種充滿了負麵東西的現狀，還是要帶著勇氣去批評。
問：這幾十年來，為什麽我們總能看到一些充滿勇氣的批評者最後變成了異見者，甚至所謂全民公敵？
馮驥才：原因很複雜。在政治博弈的過程中，各派很容易把自己的意見極端化，極端化就會不客觀。知識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保持獨立的思想立場，並不等於沒有傾向，但不應該陷入一種怪圈——有時候是不知不覺陷進去的。比方媒體推著一個人成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東西才能冷靜下來。我覺得一個人在媒體上是站不穩腳的，人的腳隻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說的作家的名字隻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在一些關鍵的時候，知識分子要表達態度。比如中國要不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我認為當然需要。中國要往前發展絕對不可能繞過政治體製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兒，但它也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在特殊的國情裏邊，在各種複雜的矛盾裏邊，它必須要經曆一個過程。曆史上有革命的辦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還有漸進改良的辦法，實際上改革就是一種改良。
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麽辦”。比如我們做文化遺產保護、做傳統村落保護，必須要跟政府打交道，跟縣委書記、村長打交道。當然他可能有我們不支持的東西，比如不良的政績觀，但他可能也真是覺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這個村子扒了給他們蓋房子。書記並不都是政治符號，他也是一個個人。我見過各式各樣的（縣委）書記，開過各式各樣的座談會，在西塘，在婺源，把縣長村長請來。
舊租界的雪夜，溫暖的童年記憶（1971）
往事（1992）
問：跟他們打交道有什麽感覺？
馮驥才：跟以前是徹底不同了。十幾年以前，我感覺特別艱難。你跟他吃飯聊天，他直讓你喝酒，你說的話他都點頭，但什麽也不讓你幹，然後他就把你送走了，他還要幹他的事。因為那地方很窮，他要讓經濟富起來，對那些個文化的事根本聽不進，也聽不懂。現在是懂多了，當然有一部分還是想借開發文化發展經濟，但還有一些是很有頭腦的。比如湖南隆回地區有很多文化遺產：灘頭的木版年畫、竹子造紙、剪紙，還有花瑤，就是瑤族的一個分支，服裝特別好看。那個縣長參加過我們的論壇，聽過我很多演講，他說聽過以後觸動特別大，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了。過去的花瑤不願穿民族服裝，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窮，住在山上（花瑤也叫過山瑤）；現在呢，這個縣做了些工作，很多人上山來看他們的服裝看他們的文化，他們就願意穿——他就明白文化是能提升人的自豪感的。
我到了灘頭，灘頭木版年畫的傳承人是一個老藝人，已經過世了。他老伴有一個作坊，叫高臘梅作坊。他們有三個兒子，都不做年畫。這縣長就想，如果高臘梅再不傳藝（有“傳內不傳外”的祖訓），這門手藝就完了。他就讓高臘梅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兩個兒子回家學做年畫，所在單位還給他們發工資……我最多隻能給作坊寫個匾，而這個縣長能建立一個機製讓這門技藝活下去。這樣的縣長在全國我也見了不少。
問：可見還是要心裏先有文化，才能愛護文化。
馮驥才：人類曆史上有兩次轉型，一次從蠻荒到農耕文明，一次從農耕到工業文明，轉型期最容易丟掉文化的東西。覺悟得越早，自覺性越強，能保留的東西就多一些。但我們跟西方還不一樣，歐洲工業革命經曆了一百多年，是漸變的、緩慢的，文化上是有傳承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有自覺，雖然他們也丟掉了一些東西。而我們是劇變，許多東西我們還來不及趕到現場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知識分子光有文化自覺還不夠，得有先覺。
覺悟了幹什麽？教育領導。整文化不在領導手裏邊，但是文化遺產（那些物）在領導手裏邊。我曾經跟一個市長說，您比我偉大得多，您想保一條街的話誰都不敢拆，您要想拆的話三天就可以推平。我們沒這個本事，我們唯一的本事就是想辦法跟他們講道理。
多數有文化遺產的地方沒有懂它的人，如果有文化上的見識，不至於如此。每一種遺產如果在當地有一位鍾愛它的學者，至少有了一道護身符。我現在帶十幾個學生，都挺好，我看準了，沒什麽功利心，肯吃苦。搶救必須有第一線的學者，學者中的誌願者。
問：可是這些東西光保下來，不進入人們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隻是一件文物。
馮驥才：對，怎麽把傳統文化的基因和現代生活結合起來，這就是文化創新的問題，或者說，你有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比如宜家，進去一看就是北歐風格，非常強烈的簡約感、現代感。它為什麽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因為在傳統中找到了一種東西。歐洲北部原來是伐木工人聚居的區域，生活各方麵都比較粗放、簡樸，不像歐洲中部經曆過一個文藝複興時期，出現過巴洛克那樣的極致風格——人為雕飾、無所不用其極。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北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搞設計的非常自覺，把傳統中的文化基因一下子演繹成一種現代的審美，就是簡約，而且演繹得非常好，創造了北歐風格。
有一年，敬一丹在我這兒看到一種特別的窗花，問是做什麽用的。我告訴她，是過年時貼在電腦上的。這就是民間的創新。
全球化時代，傳統文化是我們各自最後的領土。法國、俄羅斯，都有強大的文化自覺。而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多少人對傳統文化懷有自尊和自信？我覺得中國當代的文學、繪畫、戲劇、電影、建築等等，基本上還處在邯鄲學步的階段，基本上是外國同類的試驗場。我們能不能拿出一種文化產品，它既是現代的，同時是中國獨有的？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得徹底沉下來，從自己的文化裏拿東西。
學界一直陶醉於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尋找中國的問題來驗證西方理論的高明。我們沒有自己在全球化時代的理論。我們深深地後退，連影子都快沒有了。
腳下有五千年文化，但至今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我們缺乏文化戰略。機會出現過：80年代。但失之交臂。這以後，好像沒有成批出現過那麽多有想象力的文化人和文化產品，這也跟整個社會生活的物化有關。
問：今天這個社會對知識人來說確實是考驗，好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被裹挾感。
馮驥才：市場和金錢。各種力量在把知識分子拉到一個東西裏去，比如說，把作家拉進富豪榜——我覺得對作家是一個屈辱。
有一次兩會的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馮驥才，你認為國家的價值觀應該是什麽樣的？我說，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必須是非常明確的、老百姓都明白的，就像奧巴馬能給小學生講明美國精神是什麽；國家的價值觀應該由國家來定義，但是我知道什麽東西是不能寫到國家價值觀裏的——第一個字就是錢；一個隻知為錢的民族是沒希望的。我旁邊坐的是一位政協常委、大企業家，他說，我有點不同意見，如果沒有錢我們這些商人怎麽活呀，現在我們不是錢太多而是不夠多。我不便當麵反駁，隻是小聲地說了一句：你說的那是需求，不是追求。
後來又有記者追問我：你認為錢不重要嗎？我說：錢重要，但是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凡是錢買不來的東西都比錢重要，比如健康、愛情、生命的境界。
采於天津 寫於2013年11月
馮驥才：有一次在河南，盧展工，河南省委書記，說話挺有特點的，他說：“馮驥才，怎麽每年我聽你觀點都是兩會期間？”我就笑了。因為兩會時批評的聲音可以傳出去，平常傳不了那麽遠。
做完這屆，我在政協應該待了35年，等於做了半輩子全國委員。我覺得它有幾個好處，一，確實讓你眼界開闊了。個人跟社會總是一個點上的接觸，兩千多個全國委員聚在一塊兒，就有了一個更大的麵。第二個，它讓你的眼睛比較關注現實。文人腦子裏想象的東西比較多，但常常脫離實際，政協裏有很多搞經濟學的，你跟他們聊天，全是數字，講的都很實際，經濟學家從來不隻談自己的理想。另外，它強化了你的責任感。曾經有個牛津大學的博士生問我，責任感會不會扼製藝術創造力，我說，責任是一種社會良心、文化良心，說到底它是一種愛。還有就是，你的聲音可以讓最高層聽見。比如說建立國家文化遺產日、傳統節日放假，比如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等等，很多提案被采納都是在兩會上。
去年政協剛開會的時候，我說政協是一個批評的場所，報紙轉載很多。實際上也是，有的委員那話就是說得非常激烈，那些話媒體不會報道，但現場聽得見，我也說過很激烈的話，但30多年裏，沒看到哪個政協委員是因為批評而出事的，沒有。我跟韓美林這歲數了還在當，證明它還是需要批評的聲音。如果內心真誠，表達誠懇，批評一定是比肯定有價值；如果引來對這些批評的批評，也很好，思想的價值在於啟動思想。
期待（1990）
問：這個角色有點像古代的諫官。怎樣“上折子”能讓當政者接受和采納，您有什麽方法嗎？
馮驥才：方法就是把他拉到我這邊來。
90年代中期，天津搞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當時有個詞叫“舊城改造”。有一次政協開會，李瑞環主持，我說：“瑞環同誌，有一個詞，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就是‘舊城改造’。”李瑞環一聽，愣了一下。我就接著往下說：“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就是不好的；其次是‘改造’，過去‘勞動改造’也都是些不好的東西在改造，我說如果當初不用這個‘舊城’用‘老城’，不用‘改造’用‘修建’或‘修繕’，可能現在情形會好得多。”李瑞環就說：“這個詞當初是我提的。”我一抱拳，笑著說：“冒犯了，主席。”全場大笑。李瑞環以前在天津市當市長，跟他打交道比較多，他很大度，而且對知識分子非常能理解。有一次謝晉對我講，李瑞環到了上海跟知識界見麵，他一進屋子，裏頭就鼓掌，李瑞環說，你們不應該給我鼓掌，從來看演出都是我給你們鼓掌——他對搞藝術的特別有感情。全場這麽一笑，李瑞環也笑了。他說，當初我們沒有你們現在這種覺悟，急於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你想老城都破成什麽樣了，幾百年了沒人修過，又髒又臭，十萬人在裏麵，不動行嗎——就沒有想到城市文化的保護問題，你們現在想的問題是對的。那天開會的氣氛特別好。
當時全國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一個老城形態的非常少，我就賣了一些字畫，組織了一些地方通、學者、建築師和攝影家，一起把天津考察了一遍，重要的都拍下來記下來，印了一套畫冊，然後每個領導人送了一本，上麵都寫了一句話：這是您最心愛的城市。溫總理後來知道了，找我要一套，我也寫上了：這是您最心愛的天津。這部書對天津老城現在還留下來的一些東西起了重要作用。當時規劃是把原來租界中心的一塊區域拆了造高樓，這部書說服他們把那塊保留下來，連帶周圍的也全保留了。
大同是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雕塑最多的城市，分布在雲岡石窟和各種寺院裏，我估計有十萬件左右。當時請了國內最資深的一批雕塑家，又請了敦煌研究院攝影部主任吳健等人，把大同所有的雕塑拍了一遍——當時大同也在大規模“舊城改造”中，我曾經在政協會上說過，“舊城改造”是一個不妥當的提法——最後整理出三部，跟天津一樣，領導人手送一份，讓他知道自個兒的家底，哪些不能動。
前年（2011年）的一個會，在人民大會堂，我對溫總理說，我們用了20年的時間，把中國600多個城市變得完全一樣了，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悲劇、誤植（這算夠厲害的批評了吧），我們剩下的隻有村落了；我說溫總理，汶川地震那會兒，禹裏鄉沉到堰塞湖底，您不也著急麽；我說中華民族何止一個大禹的故鄉啊，我們民族的根實際是紮在村子裏而不是城市裏的。我說這些話，不是想跟領導過不去，更不是想表現自己多麽勇敢。溫總理當時挺感動，他說，我們不能讓後代連農村的風光都看不見。
我覺得最主要的，你不要設置一個對立麵，要把他拉到你這邊來講道理，讓他跟你一塊兒著急——這是作家的思維。作家的理想就是要把讀者和自己變成一個人，去感受人和事、痛苦和美，我覺得這是作家的習慣。
問：有沒有保持思想獨立的可能？
馮驥才：90年代初，有位領導人第一次到政協參加文藝界的座談，我發言。我說昨晚我跟謝晉聊天，聊當代文學為什麽出不了大作品。想了半天，可能因為我們這個民族不是想象的民族，我們生活裏有太多的事件、太少的想象。我倆算了一下，從1月1號到12月31號，我們的紀念日基本上都是事件性的。我們是一個事件的大國、想象的小國。我說，希望中央領導能夠理解知識分子的特性；當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終極目標一致——都希望民族富強、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前提下，我們說出來的話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現在官員都喜歡說“時間就是金錢”，希望老百姓盡快富起來，這話是沒錯的，貧窮不應該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專利；但是古往今來這些大文人，從李白到莎士比亞，誰歌頌過金錢，說它多麽美麗多麽迷人？他們不還是提醒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唯利是圖麽。我說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獨立立場，不是“順”的立場；第二他是逆向思維，也給政治家提供一種思辨；第三他是前瞻的、先覺的，因為看得遠一點，很可能跟現實的利益發生衝突。
每年兩會，我提批評意見可能是比較多的，媒體也希望聽這些。我把握的一點就是，提任何意見，是為了這個民族、這個社會、在這裏生活的人真正的好。當然也有讓官員不高興的，比方對文化產業化、官員政績的批評，還有我提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教育領導”，聽說也有人不高興的。
我們這一輩跟我們的上一輩，經過的動蕩比較多，我們知道在一個什麽樣的狀態下這個國家才能真正繁榮進步，所以不希望出現大的逆轉和動蕩——以現在中國民族的社會現實和文明狀況，是絕對不能動蕩的——並不等於我們安於這種充滿了負麵東西的現狀，還是要帶著勇氣去批評。
問：這幾十年來，為什麽我們總能看到一些充滿勇氣的批評者最後變成了異見者，甚至所謂全民公敵？
馮驥才：原因很複雜。在政治博弈的過程中，各派很容易把自己的意見極端化，極端化就會不客觀。知識分子要超越政治的博弈。
保持獨立的思想立場，並不等於沒有傾向，但不應該陷入一種怪圈——有時候是不知不覺陷進去的。比方媒體推著一個人成為英雄，他恐怕得克服一些東西才能冷靜下來。我覺得一個人在媒體上是站不穩腳的，人的腳隻能站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像巴金說的作家的名字隻能站在他的作品上。
在一些關鍵的時候，知識分子要表達態度。比如中國要不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我認為當然需要。中國要往前發展絕對不可能繞過政治體製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兒，但它也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在特殊的國情裏邊，在各種複雜的矛盾裏邊，它必須要經曆一個過程。曆史上有革命的辦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還有漸進改良的辦法，實際上改革就是一種改良。
另外，要想事情的可行性。我整天想的都是“怎麽辦”。比如我們做文化遺產保護、做傳統村落保護，必須要跟政府打交道，跟縣委書記、村長打交道。當然他可能有我們不支持的東西，比如不良的政績觀，但他可能也真是覺得老百姓日子太苦了，我非得把這個村子扒了給他們蓋房子。書記並不都是政治符號，他也是一個個人。我見過各式各樣的（縣委）書記，開過各式各樣的座談會，在西塘，在婺源，把縣長村長請來。
舊租界的雪夜，溫暖的童年記憶（1971）
往事（1992）
問：跟他們打交道有什麽感覺？
馮驥才：跟以前是徹底不同了。十幾年以前，我感覺特別艱難。你跟他吃飯聊天，他直讓你喝酒，你說的話他都點頭，但什麽也不讓你幹，然後他就把你送走了，他還要幹他的事。因為那地方很窮，他要讓經濟富起來，對那些個文化的事根本聽不進，也聽不懂。現在是懂多了，當然有一部分還是想借開發文化發展經濟，但還有一些是很有頭腦的。比如湖南隆回地區有很多文化遺產：灘頭的木版年畫、竹子造紙、剪紙，還有花瑤，就是瑤族的一個分支，服裝特別好看。那個縣長參加過我們的論壇，聽過我很多演講，他說聽過以後觸動特別大，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了。過去的花瑤不願穿民族服裝，別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窮，住在山上（花瑤也叫過山瑤）；現在呢，這個縣做了些工作，很多人上山來看他們的服裝看他們的文化，他們就願意穿——他就明白文化是能提升人的自豪感的。
我到了灘頭，灘頭木版年畫的傳承人是一個老藝人，已經過世了。他老伴有一個作坊，叫高臘梅作坊。他們有三個兒子，都不做年畫。這縣長就想，如果高臘梅再不傳藝（有“傳內不傳外”的祖訓），這門手藝就完了。他就讓高臘梅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兩個兒子回家學做年畫，所在單位還給他們發工資……我最多隻能給作坊寫個匾，而這個縣長能建立一個機製讓這門技藝活下去。這樣的縣長在全國我也見了不少。
問：可見還是要心裏先有文化，才能愛護文化。
馮驥才：人類曆史上有兩次轉型，一次從蠻荒到農耕文明，一次從農耕到工業文明，轉型期最容易丟掉文化的東西。覺悟得越早，自覺性越強，能保留的東西就多一些。但我們跟西方還不一樣，歐洲工業革命經曆了一百多年，是漸變的、緩慢的，文化上是有傳承的，所以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有自覺，雖然他們也丟掉了一些東西。而我們是劇變，許多東西我們還來不及趕到現場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知識分子光有文化自覺還不夠，得有先覺。
覺悟了幹什麽？教育領導。整文化不在領導手裏邊，但是文化遺產（那些物）在領導手裏邊。我曾經跟一個市長說，您比我偉大得多，您想保一條街的話誰都不敢拆，您要想拆的話三天就可以推平。我們沒這個本事，我們唯一的本事就是想辦法跟他們講道理。
多數有文化遺產的地方沒有懂它的人，如果有文化上的見識，不至於如此。每一種遺產如果在當地有一位鍾愛它的學者，至少有了一道護身符。我現在帶十幾個學生，都挺好，我看準了，沒什麽功利心，肯吃苦。搶救必須有第一線的學者，學者中的誌願者。
問：可是這些東西光保下來，不進入人們今天的生活，尤其是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隻是一件文物。
馮驥才：對，怎麽把傳統文化的基因和現代生活結合起來，這就是文化創新的問題，或者說，你有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比如宜家，進去一看就是北歐風格，非常強烈的簡約感、現代感。它為什麽能有自己鮮明的風格？因為在傳統中找到了一種東西。歐洲北部原來是伐木工人聚居的區域，生活各方麵都比較粗放、簡樸，不像歐洲中部經曆過一個文藝複興時期，出現過巴洛克那樣的極致風格——人為雕飾、無所不用其極。進入現代社會以後，北歐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搞設計的非常自覺，把傳統中的文化基因一下子演繹成一種現代的審美，就是簡約，而且演繹得非常好，創造了北歐風格。
有一年，敬一丹在我這兒看到一種特別的窗花，問是做什麽用的。我告訴她，是過年時貼在電腦上的。這就是民間的創新。
全球化時代，傳統文化是我們各自最後的領土。法國、俄羅斯，都有強大的文化自覺。而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多少人對傳統文化懷有自尊和自信？我覺得中國當代的文學、繪畫、戲劇、電影、建築等等，基本上還處在邯鄲學步的階段，基本上是外國同類的試驗場。我們能不能拿出一種文化產品，它既是現代的，同時是中國獨有的？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得徹底沉下來，從自己的文化裏拿東西。
學界一直陶醉於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尋找中國的問題來驗證西方理論的高明。我們沒有自己在全球化時代的理論。我們深深地後退，連影子都快沒有了。
腳下有五千年文化，但至今沒有輸出文化的能力，我們缺乏文化戰略。機會出現過：80年代。但失之交臂。這以後，好像沒有成批出現過那麽多有想象力的文化人和文化產品，這也跟整個社會生活的物化有關。
問：今天這個社會對知識人來說確實是考驗，好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被裹挾感。
馮驥才：市場和金錢。各種力量在把知識分子拉到一個東西裏去，比如說，把作家拉進富豪榜——我覺得對作家是一個屈辱。
有一次兩會的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馮驥才，你認為國家的價值觀應該是什麽樣的？我說，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必須是非常明確的、老百姓都明白的，就像奧巴馬能給小學生講明美國精神是什麽；國家的價值觀應該由國家來定義，但是我知道什麽東西是不能寫到國家價值觀裏的——第一個字就是錢；一個隻知為錢的民族是沒希望的。我旁邊坐的是一位政協常委、大企業家，他說，我有點不同意見，如果沒有錢我們這些商人怎麽活呀，現在我們不是錢太多而是不夠多。我不便當麵反駁，隻是小聲地說了一句：你說的那是需求，不是追求。
後來又有記者追問我：你認為錢不重要嗎？我說：錢重要，但是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凡是錢買不來的東西都比錢重要，比如健康、愛情、生命的境界。
采於天津 寫於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