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成長，就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破滅了，而另一些合理的科學的理念一步一步變為現實。”王蒙在他的自傳裏說。
他是14歲入黨的少年布爾什維克，10年的基層團幹部，22年的“右派”（其中16年在新疆），3年零5個月的共和國文化部部長，10年的中央委員，15年的政協委員，享受部級待遇的離休幹部，以及，寫作長達60年的作家。
他有一些尊號或者注腳：大師（語出莫言）、貫通先生（語出賈平凹。行前得賈先生指點：他是貫通人，以此出發，大有寫頭）、人精（語出許多人）……關於他對某些事情的處理，有過一些爭議；關於他的絕頂聰明，毫無爭議。
張賢亮講起一件舊事。某年出訪美國，一位希臘裔美國人教授他英語，幾天後，老師坦率地對他說：你比王蒙笨多了。此前，這位老師也教過王蒙。
50年代王蒙在區團委工作時，就有人說，這孩子太聰明了。妻子崔瑞芳所在學校的校長，在終於放行崔瑞芳、允許分居兩地者團聚時，說了一句：王蒙，厲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戀。一見鍾情。執子之手，與之偕老。王蒙說，這八個字會讓他落淚，“它是一種生命曆程啊”。
因為父親缺乏家庭責任感，王蒙從小對女性有深切的同情。在自傳中，王蒙描寫了自己的父親，一個曾留學日本，喜歡哲學與咖啡、藝術與科學，晚年綽號王爾巴哈的書生。在全家斷糧的情況下，他得了點錢，先買溫濕度計（代表科學）或先給孩子們買巧克力和外國童話書（代表理想狀態）。二姨兜頭潑向父親的那鍋熱綠豆湯以及父親的應對，長長久久地刺痛著他。那些又怨又憐又痛的文字出版後，王蒙告訴我，同父異母的弟弟讀出了他對父親的感情。而據崔瑞芳回憶，年輕時的王蒙很少願意談論他的家庭—2005年至2006年書寫自傳的王蒙，將自己的心靈最大程度地打開了；但同時，他仍然必須“向還壓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
“我不能對不起她（指妻子），我要讓她快樂並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而崔瑞芳，“至少有五件事可與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相提並論”。她穿著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裏勞動的丈夫；跟所有勸她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的親人劃清界限；當丈夫在電話裏告訴她決定去新疆，她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一直去到巴彥岱生產大隊……那些年裏，他們之間唯一的障礙似乎是“江青”——隻要提起這個名字，會影響夫妻生活，用王蒙在自傳中的表述：一夜無話。
張賢亮曾對王蒙的不沾緋聞憤憤不平：一個作家，怎麽可以沒有緋聞！轉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麽辦法？
1990年1月，王蒙發表了辭去部長（官方說法是“免去”）之職後的第一篇小說《我又夢見了你》。寫夢境、青春和愛情，寫一個青年坐火車、坐汽車、放棄等車走著去看未婚妻的旅程，那是1954—1958年王蒙往返於北京——太原之間的再現。
“你可以有大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樂，跟愛人一起吃西瓜，買到便宜的處理貨……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話。”
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80歲。告別遺體時，王蒙忽然大吼一聲：瑞芳！
王蒙唯一的文憑是初中畢業時拿到的。因為跳級，他沒有小學文憑。他的聰明從人堆地氣裏來，首先表現為他的說話。
陸文夫曾對一眾作家說：人家王蒙一個意思能用十八個詞兒，你行嗎？河南作家喬典運有言：瞧人家王蒙說話，領導上聽著像是在替領導講話，群眾聽著像替群眾說話。
老作家們有戲言：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50年代中期以後又有說法：文人口才好，因為開會多。
周揚、胡喬木、丁玲、老舍、馮雪峰、賀敬之、馮牧、林默涵、艾青、吳組緗、臧克家、嚴文井、康濯、邵荃麟……再後來，叢維熙、鄧友梅、劉紹棠、張賢亮、馮驥才……新中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文人作家從會場上、從王蒙身邊，一一走過。
受丁玲批判的蕭也牧，受周揚批判的丁玲，受毛澤東批判的周揚；受老舍批判的劉紹棠，由紅衛兵抄家搜出美元始、以投湖終的老舍，在圖書館上了吊的徐寶倫……都是在他眼前留下過音容笑貌、命運殘篇的人。他們曾對著他說話。
在曆時54天、批判“丁（玲）陳（企霞）”的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23歲的王蒙聽著老作家們激動的發言，“隻覺一陣冰涼，又一陣遍體發麻發酥的溫暖，如得了瘧疾。”他還記得老舍的語言風格，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禮數：“丁玲同誌，您的態度是錯誤的……還有您，陳明同誌，您的思想是反動的……”批判、檢舉、檢討，已經成了一種語法，和活法。
“文革”結束，四次文代會上，難兄難弟們紛紛亮相。王蒙環顧四周，都是久經錘煉的文藝戰士啊。
後來，則是黨內的意識形態之爭。“先說是為了布防，後說的才是本意。比方說，一個講，有很大成績，但更要看到缺點和問題；另一個講，有很大問題，但更要看到偉大的成績。我相信一個生人或懂漢語的外國人在這種場合，一定會覺得兩邊說的沒有差別啊，可暗含著劍拔弩張。為了這點邏輯順序，我們消耗了多少時間，傷了多少和氣，絞了多少腦汁！”
再後來，是文壇的明暗紛爭。“我說話利落，口齒清晰，喜歡辯論、婉轉解釋、稍作說明、淡淡一拂或以退為進或及時打住——休兵一笑。我用詞力求準確，有分寸，有棱角，自自然然，隨機應變而又有所控製。我說過，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我太熟悉咱們的政治語碼。同樣一句話，我會從25種說法中找到一種比較恰當的說法。我不怕反駁不怕攻擊，我反應迅速。而更多的時候我明白不反應更好，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他漸漸形成了另一套語法：幽默的、調侃的、戲弄的、高天闊地形式豁達暗含機鋒的，間或一露尖刻的、罵人不帶髒字的。他說，我原是多情的、敏銳的、夢幻的，時有偏激的；荒誕油滑實不得已，須讓深文周納者無跡可尋。這裏頭，既有命運的饋贈，也不無人的變化。
90年代初重新登記黨員，安徽某詩人曾有暫緩登記的考慮，經過當地領導細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王蒙描述為：“沒有出現其他情況。”
至於文人筆戰中的身段風度，一方麵各顯天性，一方麵也是雞同鴨講、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辯論環境的寫照：總體質量下降、pm2.5上升。
韓寒在網上發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虛偽》，王蒙對以：“我是新概念大賽的評委會主任，韓寒的出現我有責任。”
王彬彬發表了《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王蒙對以《黑馬與黑駒》。因“彼時彼刻扯出黑馬有失品格”，一時遭遇眾多拍案而起。有批評者看出，這不僅僅是厚不厚道的問題，也是一個老共產黨員黨性和立場的一閃而過——其時，當事人未必自覺。
他還有一篇經典之作《訓賢侄》，是對官場鬥爭、政治暗算的回擊。在自衛反擊方麵，王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繼承者。他有自察，晚年亦有反省：還是火氣大了些，意氣用事了些，相泯一笑該多好。他仍然心向他推崇的老莊境界：大道無術、道法自然。
他是14歲入黨的少年布爾什維克，10年的基層團幹部，22年的“右派”（其中16年在新疆），3年零5個月的共和國文化部部長，10年的中央委員，15年的政協委員，享受部級待遇的離休幹部，以及，寫作長達60年的作家。
他有一些尊號或者注腳：大師（語出莫言）、貫通先生（語出賈平凹。行前得賈先生指點：他是貫通人，以此出發，大有寫頭）、人精（語出許多人）……關於他對某些事情的處理，有過一些爭議；關於他的絕頂聰明，毫無爭議。
張賢亮講起一件舊事。某年出訪美國，一位希臘裔美國人教授他英語，幾天後，老師坦率地對他說：你比王蒙笨多了。此前，這位老師也教過王蒙。
50年代王蒙在區團委工作時，就有人說，這孩子太聰明了。妻子崔瑞芳所在學校的校長，在終於放行崔瑞芳、允許分居兩地者團聚時，說了一句：王蒙，厲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戀。一見鍾情。執子之手，與之偕老。王蒙說，這八個字會讓他落淚，“它是一種生命曆程啊”。
因為父親缺乏家庭責任感，王蒙從小對女性有深切的同情。在自傳中，王蒙描寫了自己的父親，一個曾留學日本，喜歡哲學與咖啡、藝術與科學，晚年綽號王爾巴哈的書生。在全家斷糧的情況下，他得了點錢，先買溫濕度計（代表科學）或先給孩子們買巧克力和外國童話書（代表理想狀態）。二姨兜頭潑向父親的那鍋熱綠豆湯以及父親的應對，長長久久地刺痛著他。那些又怨又憐又痛的文字出版後，王蒙告訴我，同父異母的弟弟讀出了他對父親的感情。而據崔瑞芳回憶，年輕時的王蒙很少願意談論他的家庭—2005年至2006年書寫自傳的王蒙，將自己的心靈最大程度地打開了；但同時，他仍然必須“向還壓在井底的部分真相默哀”。
“我不能對不起她（指妻子），我要讓她快樂並因我自豪而不是相反。”而崔瑞芳，“至少有五件事可與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相提並論”。她穿著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裏勞動的丈夫；跟所有勸她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的親人劃清界限；當丈夫在電話裏告訴她決定去新疆，她立刻就同意了，而且，一直去到巴彥岱生產大隊……那些年裏，他們之間唯一的障礙似乎是“江青”——隻要提起這個名字，會影響夫妻生活，用王蒙在自傳中的表述：一夜無話。
張賢亮曾對王蒙的不沾緋聞憤憤不平：一個作家，怎麽可以沒有緋聞！轉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什麽辦法？
1990年1月，王蒙發表了辭去部長（官方說法是“免去”）之職後的第一篇小說《我又夢見了你》。寫夢境、青春和愛情，寫一個青年坐火車、坐汽車、放棄等車走著去看未婚妻的旅程，那是1954—1958年王蒙往返於北京——太原之間的再現。
“你可以有大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仍然可以有小的快樂，跟愛人一起吃西瓜，買到便宜的處理貨……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話。”
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80歲。告別遺體時，王蒙忽然大吼一聲：瑞芳！
王蒙唯一的文憑是初中畢業時拿到的。因為跳級，他沒有小學文憑。他的聰明從人堆地氣裏來，首先表現為他的說話。
陸文夫曾對一眾作家說：人家王蒙一個意思能用十八個詞兒，你行嗎？河南作家喬典運有言：瞧人家王蒙說話，領導上聽著像是在替領導講話，群眾聽著像替群眾說話。
老作家們有戲言：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50年代中期以後又有說法：文人口才好，因為開會多。
周揚、胡喬木、丁玲、老舍、馮雪峰、賀敬之、馮牧、林默涵、艾青、吳組緗、臧克家、嚴文井、康濯、邵荃麟……再後來，叢維熙、鄧友梅、劉紹棠、張賢亮、馮驥才……新中國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文人作家從會場上、從王蒙身邊，一一走過。
受丁玲批判的蕭也牧，受周揚批判的丁玲，受毛澤東批判的周揚；受老舍批判的劉紹棠，由紅衛兵抄家搜出美元始、以投湖終的老舍，在圖書館上了吊的徐寶倫……都是在他眼前留下過音容笑貌、命運殘篇的人。他們曾對著他說話。
在曆時54天、批判“丁（玲）陳（企霞）”的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23歲的王蒙聽著老作家們激動的發言，“隻覺一陣冰涼，又一陣遍體發麻發酥的溫暖，如得了瘧疾。”他還記得老舍的語言風格，那是老北京旗人的禮數：“丁玲同誌，您的態度是錯誤的……還有您，陳明同誌，您的思想是反動的……”批判、檢舉、檢討，已經成了一種語法，和活法。
“文革”結束，四次文代會上，難兄難弟們紛紛亮相。王蒙環顧四周，都是久經錘煉的文藝戰士啊。
後來，則是黨內的意識形態之爭。“先說是為了布防，後說的才是本意。比方說，一個講，有很大成績，但更要看到缺點和問題；另一個講，有很大問題，但更要看到偉大的成績。我相信一個生人或懂漢語的外國人在這種場合，一定會覺得兩邊說的沒有差別啊，可暗含著劍拔弩張。為了這點邏輯順序，我們消耗了多少時間，傷了多少和氣，絞了多少腦汁！”
再後來，是文壇的明暗紛爭。“我說話利落，口齒清晰，喜歡辯論、婉轉解釋、稍作說明、淡淡一拂或以退為進或及時打住——休兵一笑。我用詞力求準確，有分寸，有棱角，自自然然，隨機應變而又有所控製。我說過，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我太熟悉咱們的政治語碼。同樣一句話，我會從25種說法中找到一種比較恰當的說法。我不怕反駁不怕攻擊，我反應迅速。而更多的時候我明白不反應更好，我早就明白老子的道理：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他漸漸形成了另一套語法：幽默的、調侃的、戲弄的、高天闊地形式豁達暗含機鋒的，間或一露尖刻的、罵人不帶髒字的。他說，我原是多情的、敏銳的、夢幻的，時有偏激的；荒誕油滑實不得已，須讓深文周納者無跡可尋。這裏頭，既有命運的饋贈，也不無人的變化。
90年代初重新登記黨員，安徽某詩人曾有暫緩登記的考慮，經過當地領導細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王蒙描述為：“沒有出現其他情況。”
至於文人筆戰中的身段風度，一方麵各顯天性，一方麵也是雞同鴨講、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辯論環境的寫照：總體質量下降、pm2.5上升。
韓寒在網上發表了《王蒙的敏感和虛偽》，王蒙對以：“我是新概念大賽的評委會主任，韓寒的出現我有責任。”
王彬彬發表了《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王蒙對以《黑馬與黑駒》。因“彼時彼刻扯出黑馬有失品格”，一時遭遇眾多拍案而起。有批評者看出，這不僅僅是厚不厚道的問題，也是一個老共產黨員黨性和立場的一閃而過——其時，當事人未必自覺。
他還有一篇經典之作《訓賢侄》，是對官場鬥爭、政治暗算的回擊。在自衛反擊方麵，王蒙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繼承者。他有自察，晚年亦有反省：還是火氣大了些，意氣用事了些，相泯一笑該多好。他仍然心向他推崇的老莊境界：大道無術、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