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2)年陰曆元旦,我破曉醒來,想道:從今天起,我應該說是四十歲了。摸摸自己的身體看,覺得同昨天沒有什麽兩樣;檢點自己的心情看,覺得同昨天也沒有什麽差異。隻是“四十”這兩個字在我心裏作怪,使我不能再睡了。十年前,我的年歲開始冠用“三十”兩字時,我覺得好像頭上張了一把薄綢的陽傘,全身蒙了一個淡灰色的影子。現在,我的年歲上開始冠用“四十”兩字時,我覺得好比這頂薄綢的陽傘換了一柄油布的雨傘,全身蒙了一個深灰色的影子了。然而這柄雨傘比陽傘質地堅強得多,周圍廣大得多,不但能夠抵禦外界的暴風雨,即使落下一陣卵子大的冰雹來,也不能中傷我。設或豺狼當道,狐鬼逼人起來,我還可以收下這柄雨傘來,充作禪杖,給它們打個落花流水呢。


    陰曆元旦的清晨,四周肅靜,死氣沉沉,隻有附近一個學校裏的一群小學生。依舊上學,照常早操,而且喇叭吹得比平日更響,步伐聲和喇叭一齊清楚地傳到我的耳中。於是我起床了。盥洗畢,展開一張宣紙,抽出一支狼毫,一氣嗬成地寫了這樣的幾句陶詩:


    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


    下麵題上“廿六年古曆元旦卯時緣緣堂主人書”,蓋上一個“學不厭齋”的印章,裝進一個玻璃框中,掛在母親的遺像的左旁。古人二十歲行弱冠禮,我這一套仿佛是四十歲行的不惑之禮。


    不惑之禮畢,我坐樓窗前吸紙煙。思想跟了晨風中的煙縷而飄曳了一會兒,不勝恐懼起來。因為我回想過去的四十年,發生了這樣的一種感覺:我覺得,人生好比喝酒,一歲喝一杯,兩歲喝兩杯,三歲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癡,越迷,終而至於越糊塗,麻木若死屍。隻要看孩子們就可知道:十多歲的大孩子,對於人生社會的種種怪現狀,已經見怪不怪,行將安之若素了。隻有七八歲的小孩子,有時把眼睛睜得桂圓大,驚疑地質問:“牛為什麽肯被人殺來吃?”“叫花子為什麽肯討飯?”“兵為什麽肯打仗?”……大孩子們都笑他發癡,我隻見大孩子們自己發癡。他們已經喝了十多杯酒,漸漸地有些醉,已在那裏癡迷起來,糊塗起來,麻木起來了,可勝哀哉!我已經喝了四十杯酒,照理應該麻醉了。幸好酒量較好,還能知道自己醉。然而“人生”這種酒是越喝越濃,越濃越凶的。隻管喝下去,我將來一定也有爛醉而不自知其醉的一日,為之奈何!


    於是我曆數諸師友,私自評較:像某某,數十年如一日,足見其有千鍾不醉之量,不勝欽佩;像某某,對醉人時自己也爛醉,遇醒者時自己也立刻清醒,這是聖之時者,我也不勝欽佩;像某某,愈喝愈醉,幾同脫胎換骨,全失本來麵目,我仿佛死了一個朋友,不勝惋惜;像某某,醉迷已極,假作不醉,這是予所否者,不屑評較了。我又回溯古賢先哲,推想古代的人生社會,知道他們所喝的也是這一種酒,並沒有比我們的和善。始知人的醉與不醉,不在乎酒的凶與不凶,而在乎量的大與不大。


    我怕醉,而“人生”這種酒強迫我喝。在這“惡醉強酒”的生活之下,我除了增大自己的酒量以外,更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避免喝酒。怎樣增大我的酒量?隻有請教“先師遺訓”了。


    於是我揀出靖節詩集來,通讀一遍,折轉了三處書角。再拿出宣紙和狼毫來,抄錄了這樣的三首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鬆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複可憐傷!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幹,盥濯息簷下,鬥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寫好後,從頭至尾閱讀一遍,用朱筆在警句上加了些圈;好好地保存了。因為這好比一張醒酒的藥方。以後“人生”的酒推上來時,隻要按方服藥,就會清醒。我的酒量就仿佛增大了。


    這樣,廿六年陰曆元旦完成了我的不惑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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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7年8月2日作於杭寓。原載《宇宙風》1938年1月11日第87期。


    (2)即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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