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豪之死(1)
豐子愷自述：我這一生 作者：豐子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伯豪是我十六歲時在杭州師範學校的同班友。他與我同年被取入這師範學校。這一年取入的預科新生共八十餘人，分為甲乙兩班。不知因了什麽妙緣，我與他被同編在甲班。那學校全體學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監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編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預科至四年級的各班學生都含有。這是根據了聯絡感情，切磋學問等教育方針而施行的辦法。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於一個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隻抽鬥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與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幾個新學生，又向伴侶中講幾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著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麵有一個人也枯坐著，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俊，他是餘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容二十四人，寢室每間隻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順序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幹與子醜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與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於眠床的關係，差不多隻限於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鍾開了總門，十點鍾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鑽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鍾寢室總長就吹著警笛，往來於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隻有半隻書桌（自修室裏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隻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們對於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隻有幾分鍾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鑽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幾個朋友來坐在床簷上談笑一回，寧可暗中就寢。我與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麵的長廊中，靠在窗簷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後，周圍的沉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著“眾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然隻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與卓絕不凡的誌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誌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隻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仆，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機器。我的攀交伯豪，並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為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為了最初相識的緣故，決不是有所許於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隻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和這隻師範學校。”他問我：“為什麽考了三隻？”我率然地說道：“因為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黴？我在小學校裏是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種大學校裏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麽你為什麽終於進了這裏？”“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範好，所以我就進了這裏。”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後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氣，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麽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誌向於師範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隻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什麽自己的宗旨、誠意、誌向。他的話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於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群雞或鴨。朝晨放出場，夜裏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鍾，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於寢室的啟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容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隻當作笑話，就是公布於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什麽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隻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為什麽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著！”他說：“哪有此理！這裏又不真果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於膽怯而隻管服從，凡事隻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俊”，下麵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俊為什麽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氣衝衝地說：“他又要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體四十餘人肅靜地端坐著，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氣，反綁了手(2)，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著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幾對眼睛一時射集於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氣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什麽法寶。
下課以後，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著好奇的又憐憫的眼光，問他“為什麽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為什麽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並不生病，哪裏可以說誑？”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後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著我們的級長，在聽他說什麽話。我走近人叢旁邊，聽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幾個聽者伸一伸舌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麽作用，大圈餅有什麽作用，但看了這輿論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為伯豪擔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窗簷上說話了。我為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為什麽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幹這種事。由他什麽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為我！”“……”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於全校，大家認為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斥。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隻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隻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什麽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遊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俶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後麵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麵看雲，一麵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讚歎！他對我說：“這裏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於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裏有百餘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凶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麵，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麽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隻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裏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複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餘姚的小學校裏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麽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為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製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歎他的誌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歎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嚐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讚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隻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範育初白。”後麵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為他在餘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征求我的吊唁。澤民從上海回餘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準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吊，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世間不複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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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9年7月22日作於緣緣堂。原載《小說月報》1929年11月10日第20卷第11期。
(2)方言，意即兩手在背後交叉握住。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於一個被指定的座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隻抽鬥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與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幾個新學生，又向伴侶中講幾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著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麵有一個人也枯坐著，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俊，他是餘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容二十四人，寢室每間隻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順序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幹與子醜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與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於眠床的關係，差不多隻限於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鍾開了總門，十點鍾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鑽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鍾寢室總長就吹著警笛，往來於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隻有半隻書桌（自修室裏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隻板椅子的座位。所以我們對於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隻有幾分鍾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鑽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幾個朋友來坐在床簷上談笑一回，寧可暗中就寢。我與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麵的長廊中，靠在窗簷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後，周圍的沉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著“眾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然隻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與卓絕不凡的誌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誌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隻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仆，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機器。我的攀交伯豪，並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為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為了最初相識的緣故，決不是有所許於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隻學校，第一中學、甲種商業，和這隻師範學校。”他問我：“為什麽考了三隻？”我率然地說道：“因為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黴？我在小學校裏是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種大學校裏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麽你為什麽終於進了這裏？”“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範好，所以我就進了這裏。”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後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氣，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麽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誌向於師範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隻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什麽自己的宗旨、誠意、誌向。他的話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於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群雞或鴨。朝晨放出場，夜裏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鍾，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於寢室的啟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容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隻當作笑話，就是公布於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什麽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隻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為什麽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著！”他說：“哪有此理！這裏又不真果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於膽怯而隻管服從，凡事隻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俊”，下麵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俊為什麽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氣衝衝地說：“他又要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像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體四十餘人肅靜地端坐著，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氣，反綁了手(2)，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著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幾對眼睛一時射集於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氣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什麽法寶。
下課以後，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著好奇的又憐憫的眼光，問他“為什麽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為什麽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並不生病，哪裏可以說誑？”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後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著我們的級長，在聽他說什麽話。我走近人叢旁邊，聽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幾個聽者伸一伸舌頭。後來我聽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麽作用，大圈餅有什麽作用，但看了這輿論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為伯豪擔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窗簷上說話了。我為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為什麽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幹這種事。由他什麽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為我！”“……”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於全校，大家認為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斥。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隻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隻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並沒有表示什麽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遊玩。他的遊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遊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遊，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遊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俶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後麵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麵看雲，一麵嚼麵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遊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讚歎！他對我說：“這裏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於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遊了。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裏有百餘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於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後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後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凶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後麵，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麽事，忘記聽了號令，並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衝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後終於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於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於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隻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於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後一次的遊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遊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裏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複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學校的反感，對於同學的嫌惡，和對於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後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餘姚的小學校裏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於極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麽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為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於餘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莊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於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幾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後，渾不羨神仙。”抵製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蟲，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與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驚歎他的誌操的彌堅與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湧起種種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與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後來他歎一口氣，說道：“現在何嚐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後，陪我去遊餘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兒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讚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後仍舊隻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幹，極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隻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後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於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範育初白。”後麵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傭婦，不料此傭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餘，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與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後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並且發起為他在餘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征求我的吊唁。澤民從上海回餘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準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掛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我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於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吊，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與等第一樣。
世間不複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於世間的反感，對於人類的嫌惡，和對於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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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9年7月22日作於緣緣堂。原載《小說月報》1929年11月10日第20卷第11期。
(2)方言，意即兩手在背後交叉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