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周日那天，從文森特在拉烏旅店吃完午餐到那天晚上腹部中彈回來之間的五六個小時內，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沒有人知道。4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流傳著種種的揣測。警察簡單地調查過此事，但對於那天文森特的活動，沒有任何人曾站出來充當證人。沒有人能夠確定事故發生時他的行蹤。他的畫架、畫布和繪畫工具全都消失不見，而那把槍也從來沒有被找到。
文森特時而清醒時而昏迷，在疼痛和震驚中恍恍惚惚，最初他對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他請求醫療救助，仿佛覺得他是一個意外事件的受害者。多年以後，一個目擊者回憶了他當時所說的話：“我是在田野中自殺的，我用左輪手槍向自己開的槍。”一名醫生被請了來。文森特對於他為什麽有一把槍，或是他是如何用手槍開槍自殺的，沒有進行任何解釋。
這是不是一個意外事故依然真相不明，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此來調查中槍的流言。當聽說文森特是自殺時，他們立即進行了盤問：“你想自殺？”文森特茫然地回答：“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警察提醒他自殺是一種罪——既違反了國家的律令，又違背了上帝的意誌。文森特以一種奇怪的激烈反應，堅持這一切是他一個人所為，他說道：“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要自殺的。”
在幾個小時之內，這種不連貫的斷言拚湊成了一個故事。“文森特去了他以前畫過的那片麥田，”艾德琳·拉烏後來告訴一位來訪者，回憶了她父親拚湊起來的、在文森特床邊所聽到的隻言片語，
下午時分，在那條沿著城堡圍牆的蜿蜒幽深的小路上（我父親是這樣認為的），文森特開槍自殺並昏了過去。夜晚的寒冷使他蘇醒了過來。他在地上爬行，尋找那把槍想要結束自己，但是卻沒能找到。後來他掙紮著站起來，蹣跚走下了山坡，回到我們的旅店中。
這段敘述說明了失蹤的幾個小時內的一些不尋常之處，但並沒有全部解釋清楚。文森特在黑暗之中沒能找到那把槍來“結束自己”，但這把槍是怎麽掉得那麽遠的呢？為什麽沒人在第二天白天找到它——從沒有人？那些失蹤的畫架和畫布又下落如何？他又是怎麽能夠不省人事地躺在那裏如此之久卻又流血很少？處於那種受傷且半昏迷的狀態，他又是如何能夠在黑暗中爬下從拉烏旅店到麥田之間的那片陡峭的樹林山坡的？為什麽他要試圖向自己開槍？為什麽他瞄準的是心髒而不是頭部？為什麽他沒有打中？
文森特以前並非沒有想過自殺。早在1877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絕望低穀期，他就曾熱切地深思著死亡帶來的寧靜和逃離——“遠離塵世間的一切”會是怎樣的感覺？他偶爾對此也開過玩笑（背誦狄更斯的自殺“食譜”）。偶爾他也威脅過會這麽做。在博裏納日的那段低穀期，他向提奧承諾，他會“了斷自己”，如果他感到“對於你或是家人來說是負擔或是累贅——對別人沒有任何用處的話”。
但通常，他對自殺是激烈反對的。他稱自殺是“邪惡”而“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懦夫行為”——一種違反生命之美和藝術之高尚的罪行，也背離了基督的典範。他引用了米勒的名言“自殺是不誠實的人的行為”，並強烈地堅持認為，“我真的不認為我是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他說是的，他是有過“極度憂鬱”、“空虛”以及“無法言訴的痛苦”的時候——就像提奧那樣。但他否認任何自我毀滅的意圖，並規勸容易憂鬱的弟弟也應當這樣做。“聽我說，”他從德倫特寫信道，“就避世消失而言，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你和我永遠不該那樣做，更不該自殺。”
在阿爾所發生的事情和疾病的發作都曾考驗了這份勇敢的意誌，而且沒有將其攻破。無論是經曆了精神還是肉體上的折磨——孤立和拘禁，夢魘和幻覺，他都守住了對提奧的承諾。佩宏醫生認為他從文森特吮吸畫筆的行為中看到了自殺的企圖，而且文森特一旦覺得弟弟的愛在悄然逝去，他就會猛烈地發出絕望的威脅。“如果我沒有了你的友誼，我會被無情地逼得自殺，”1889年4月他寫道，“而我是一個懦夫，最後一定會自殺而亡。”
曾經有幾次他歡迎死亡——甚至是熱忱地期盼著死亡：當“恐懼感”和“對生活的憎恨”吞沒他的時候，他就會欣然擁抱死亡。“我寧願去死，”在阿爾醫院的病房中他寫道，“也不願意忍受這些痛苦煩惱。”在聖雷米他畫了一個散發著光芒的、“優美的”、宛如拯救天使的收割者，他向提奧解釋道：“死亡中並沒有悲傷。”磨難已使他成熟，隨時準備被收割——甚至是渴望著那把大鐮刀。他承認，連續不斷的打擊早已將他擊碎，“總是生活在對舊病複發的恐懼之中”：“我經常對自己說我寧願一切不要再繼續，這就是結束。”然而，盡管他歡迎死亡的到來，但是他還不敢親自去實踐。在黃屋子那些飽受折磨的夜晚裏，在聖雷米孤獨的漫步中，文森特都信守承諾。他沒有在羅納河溺水自沉，沒有跳下阿爾皮勒山的懸崖，也沒有在開往巴黎的火車下臥軌。
事實上，他將自己描述為這樣一種人：距離這種不可饒恕的懦弱行為已經十分接近，卻不敢再靠近。“我試圖蘇醒過來，”他寫道，“就像那些打算自殺的人卻掙紮著遊向岸邊，因為他發現水太冷了。”
無論是在聖雷米的山穀或是博裏納日的黑鄉，還是在黃屋子或是施恩韋格的畫室，隻要自殺的念頭衝破意念的羈絆，闖入文森特的想象，它們隻會以一種形式呈現：溺水淹死。1882年當凱·沃斯拒絕他的求愛時，他曾考慮過在絕望中“跳入水中”。其後，他曾不那麽認真地對待米勒反對自殺的規定：“我能夠理解溺水自殺的人。”一年之後，他警告提奧，西恩·霍尼克也許會跳水自殺，如果他拋棄她的話。在安特衛普，他對一位無名的、在病死之前就有可能溺水自殺的肺癆者表示了同情；而在阿爾他對鎮長和聚集在一起的指控者坦白地宣稱他“如果能一勞永逸地讓大夥兒滿意，我已經準備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頭紮進水裏淹死”。
在文森特的想象中，藝術家和女人總是溺水自殺，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智力，“脆弱”且“對自己的痛苦非常敏感”。他在安特衛普寫道，藝術家“死亡的方式和女人的一樣”，“就像那些深愛著生活卻被生活所傷害的女人”。瑪戈特·貝格曼就服了馬錢子堿，而且他還知道生活中或小說裏的一些人也服毒自殺。（事實上，他對毒藥頗有了解，可以很有效地用在自己身上。）但是這樣的人不像藝術家那樣擁有“自我悟性”。他們與他不同，他們蔑視生活。
他曾讀過巴爾紮克的小說《幻滅》，也聽過小說中沮喪的詩人呂西安·查爾頓沉思著自殺的方法和嚴肅性。巴爾紮克寫道，“作為一個詩人，他想有個詩意的結束”，因此他沿著河邊挑選了一個“美麗的地方”，準備在自己口袋裏裝上石頭。當然，文森特也曾讀過一些關於從高處跳下來的故事，過去的有米什萊的《聖女貞德》，最近的有龔古爾兄弟的《傑米尼·拉舍特》。福樓拜的小醜主人公布瓦爾和皮丘切特計劃上吊自縊——當然是一起上吊，但是失敗了。左拉的朗捷卻成功了：“他在他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傑作前的一張大梯子上吊死了。”左拉的《婦女樂園》中的一個角色自己撞向公共汽車，被壓死了。都德的福音傳道者則選了火車。
在文森特的閱讀中，訴諸槍支的那些行為總是結局不佳——而且經常是失敗的。在左拉的《家常瑣事》中，放蕩的律師杜威利耶就試圖用一把小左輪手槍自殺，結果卻讓自己終生毀容。莫泊桑的《皮埃爾和讓》裏，一次意外的槍擊造成了“可怕的”腹部傷口，“腸子都流出來了”。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槍是一種奇異而陌生的器械，隻限於野外探險和戰鬥之用。當弟弟科爾於1889年來到德蘭士瓦時，提奧描述了這一帶鄉間的“荒涼野蠻”，說“一個人四處遊蕩時必須整天帶著一把左輪手槍在身邊”。
在奧威爾，沒有人（當時）記得見到過文森特帶一把槍，而且也沒有人承認曾贈予、賣過或是借過他一把槍。畢竟誰會相信一個瘋瘋癲癲的荷蘭佬會帶著一把左輪手槍呢？這在當時的法國鄉村依然是件新鮮事。而且後來發生了什麽事？在後麵的幾年中，文森特失蹤的武器之謎引發了一係列沒有根據的說法：他從旅店店主拉烏那裏把槍借來，是為了“嚇退田間的烏鴉”；他用同一把槍威脅過別人；早先，他揮舞炫耀過類似的武器。
但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醫生，一位叫馬澤瑞的醫生不需要看到武器就知道這是一把小口徑的手槍。傷口就在文森特的肋骨下方，“大約有一個大豌豆那麽大”，血流如細線一樣。在一小片暗紅的範圍內形成了一個紫色的環。馬澤瑞得出結論，這顆子彈沒有擊中主要的器官和血管。醫生檢查了文森特的身體，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認為他在腹腔的背後找到了子彈。這意味著子彈穿過了肺，擦傷了一條動脈，或是打中了脊椎——這些都是致命傷。
子彈經過了一條奇怪的路線。如果文森特本來是對著心髒開槍的，那麽傷口離目標太遠了，這難以解釋。槍被拿得太低了，向下指著，迫使那顆小小的子彈打進了危險的位置，卻離預期的目標太遠了。這看上去像是一個瘋狂的意外中彈的角度，而不是有意的筆直的角度。另外一個奇怪之處在於：通常一顆如此近距離射擊的子彈，如果沒有打中骨頭，就會穿過中間的軟組織從另一邊射出。但子彈留在他體內的事實不僅說明他用的是一把火力有限的小口徑手槍，而且說明槍是從較遠的地方射擊的——“太遠了”，根據醫生的報告來看，有可能遠在文森特可以夠到的範圍之外。
加歇醫生在某一時刻趕到了。他和他的兒子去釣魚，從一個路人那裏聽說了槍擊事件——說明消息傳得非常快。作為文森特在奧威爾名義上的監管人，加歇有很多事情要負責。他衝到了拉烏旅店，毫無疑問地想到了最糟糕的情況。他發現文森特令人吃驚地神誌清醒——吸著他的煙鬥，但是要求有人把子彈從他的腹部取出。“有人會為我切開腹部嗎？”一位在場者回憶了他的請求。
加歇親自檢查了他的傷口並和馬澤瑞醫生在一旁商議。兩人都不敢冒險做手術。馬澤瑞醫生是一位來此度夏的巴黎產科醫生，加歇是一位營養和精神科專家，而不是槍傷專家。將文森特轉移到一家巴黎的醫院要冒更大的風險。由於沒有什麽需要治療的症狀，他們用了繃帶給傷者包紮，其他的就聽天由命了。盡管文森特強烈反對，加歇還是起草了一封信給提奧，但隻是說文森特“弄傷了自己”。“我不會就此認為要告訴你去做什麽，”他謹慎地寫道，“但我相信你必須要趕來，以防任何複雜的情況可能發生。”
為了避免電報引起的驚嚇，加歇打算寄信。但當他向文森特要提奧的地址時，文森特拒絕給他。加歇決定派年輕的荷蘭畫家何西格第二天早上去巴黎將信親手交給在畫廊的提奧，加歇曾經在畫廊拜訪過提奧。此後，兩位醫生離開了小閣樓。文森特抽著煙鬥，等待著。他的身體不時因痛苦而變得僵硬，他咬緊了牙。那天晚上，何西格就住在文森特房間的隔壁，聽到了“高聲的尖叫”。
到了第二天早上，前一天夜裏發生的非同尋常的事件在奧威爾流言四起。有些人在黃昏的時候看見文森特走進一座就在大路旁邊的農場——遠離小鎮上麵的田野。他看上去似乎藏在一個糞堆的後麵，似乎在等一個約會，或許是被某個沒被看見的同伴留在了那裏。流言說就是在這裏開了致命的一槍。文森特可能是拖著受傷的身體走過了糞堆和拉烏旅店之間的這片平地——半英裏不到，一條遠比河岸陡峭複雜的斜坡好走很多的路線。他的畫架、畫布和槍都有可能被處理掉了。
左輪手槍在奧威爾很罕見，而就在槍擊發生之後的幾天裏，當地人給每把槍都作了詳細登記。隻有一把槍失蹤了——連同它的擁有者。雷內·薩克裏頓和他的“水牛比爾”“玩具槍”都離開了小鎮——在槍擊發生之後和哥哥加斯頓被他們做藥劑師的父親在盛夏的時候偷偷地帶走了。兄弟倆最終返回了奧威爾，但沒人再見過手槍。幾十年後，雷內·薩克裏頓主動站出來進行了解釋。在近半個世紀的沉默之後，他告訴一位來訪者是文森特從他那裏偷走了手槍。“我們過去一直把槍放在釣魚工具的旁邊，”他說道，“就是在那裏文森特發現了手槍並把它拿走了。”
但是起於流言的判斷長期以來被加以渲染。20世紀30年代，偉大的藝術史學家約翰·雷華德造訪了奧威爾，並對那些見證了1890年盛夏夜事件的仍然健在的人進行了采訪，人們告訴他說一些“年輕的男孩”意外地打中了文森特。他聽說，因為害怕被控謀殺，這些男孩從來沒有主動站出來過；而文森特選擇了保護他們，作為最後的一種犧牲行為。
提奧在28日的中午到達，在何西格出現在畫廊之後的幾個小時之內。盡管過去有過種種晴天霹靂，奧威爾傳來的消息仍然令人震驚。他前一周都在檢查房子一樓的公寓，夢想著在8月和荷蘭的妻子以及孩子團聚，而且同時計劃周末短途旅行去帕西——巴黎城外一個夏天遊水的地方，和奧威爾類似。他著急時，也不是為了文森特，而是為了他的工作。自從他撤回了最後通牒之後，他就聽到了流言，公司在巴黎的兩個分部要被關閉，其中之一就是他的。
加歇的來信打斷了這一切。在去往奧威爾的火車上，過去的恐懼湧上心頭。就在一周前，他曾在信中寫下這種焦慮，當火車離開巴黎時，這種焦慮肯定又縈繞在他心中。“隻要他不是犯憂鬱和危機臨頭，一切就會好起來。”7月20日他安慰喬說。加歇醫生來信談到文森特“把自己弄傷了”。上一次提奧接到類似的消息後抵達阿爾時，發現哥哥躺在醫院的床上，身體受傷，精神渙散。在奧威爾，什麽樣的新恐懼在等待著他？何西格也許已提到了企圖自殺的可能——加歇醫生謹慎地在信中省略掉的一個令人震驚的指控，招來了另一個恐懼的幽靈折磨著提奧，一個小時的旅程看似永無盡頭。
艾德琳·拉烏回憶道，當他到達拉烏旅館的時候，他的臉“因悲痛而扭曲”。他衝到樓上文森特的房間。但是並沒有看到令他害怕的彌留情形，他看到文森特坐在床上，抽著煙。“我發現他比我預期中的要好得多，”那天後來他寫信給喬，“雖然他的病情的確很嚴重。”根據艾德琳的回憶（她跟著提奧和她父親上樓去了文森特的房間），兄弟倆擁抱了之後立即用荷蘭語進行了長談。拉烏父女退了出來。
那天一直到晚上，他們一直在談話：文森特躺在低矮的鐵床上，提奧則坐在那把拖到床邊的麥杆椅上。文森特時而煩躁不安，時而萎靡不振，他呼吸短促，因為疼痛而麵部抽搐，對於弟弟的到來，文森特表示感謝，這樣他們倆有了一個能“一直共處”的機會。他詢問了喬和孩子的情況。他說道：“他們對生活中一切的悲哀沒有絲毫的察覺，這是多麽甜蜜啊。”如果文森特宣布了一個自殺企圖——就像他對拉烏或是其他人宣稱的，提奧肯定會提出問題。為什麽他沒有發出警告？他最近的一封信中還充滿了歡快的情緒（“祝生意順利……在頭腦中和你握手”）和對喧鬧的鄉村生活的速寫——甚至還提出了要更多的顏料。環顧房間四周，提奧沒有看到任何為死亡作準備的跡象——沒有把物件整理好，也沒有辭別信。廢棄的草稿和從來沒有打算讓人讀到的那些撕碎的信件的碎片散落在桌子上。
文森特在拉烏旅店的臥室
在休息的間歇——可能是當文森特試圖睡著、進食，或是陷入無意識狀態時，提奧提筆寫信給喬。他沒透漏關於自殺的任何信息，隻提到了文森特的屈服。“可憐的家夥，他沒有享過多少福，”他寫道，“他不再抱任何幻想。他太孤獨了，有時這些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他用文森特過去受傷和痊愈的回憶來安慰喬，也安慰自己。“不過是和過去一樣瘋狂，”他充滿希望地寫道，“醫生們都為他強健的身體狀況驚訝不已。”他承諾“如果他今晚就好起來的話”，他第二天就回巴黎。
然而文森特的傷不會痊愈了，並且隻有一種治療方法。提奧總結道，他已經喪失了“對生活的信心”。命運給了他這次機會——無論出自他自己之手還是另一人之手，他選擇了死亡。“我不會特意尋死，”文森特在紐南的時候就曾這樣寫道，“不過一旦死亡降臨，我也不會逃避。”
太陽落山之後，閣樓開始變得涼起來，談話和休息都很困難。文森特的呼吸變得更淺更急促。他的心髒在快速跳動。皮膚失去了顏色和溫度。提奧回憶道，有那麽幾次他看上去幾乎要“窒息”了。到了黃昏時分，最後的時刻似乎已經臨近。發作越來越頻繁。他們的交談減少了。
隨著每次痛楚的呼吸、每段珍愛的回憶和每次洶湧的淚水，死亡這一主題越來越近。這些年來，兄弟之間很少談及自殺這個話題——除了否定自殺，但是死亡從一開始就一直存在於文森特的信中。1876年他從英格蘭寫信道：“死亡的想法令我溫暖，讓我的心中洋溢著激情。”他在墓園徘徊而且渴望去畫屍體。他十分珍視葬禮、瘟疫以及死神的意象。麵對亡者，他看到了他們臉上的靜謐，妒忌他們擺脫了“生活的重擔而從此獲得自由，而我們生者卻不得不繼續負重前行”。在他父親的葬禮上他曾這樣斥責一個哀悼者：“死很難，但活著更難。”
這些年的失敗、貧窮、內疚、孤獨和最後的瘋狂為他展現了死亡不同的麵相。1885年父親的死讓他再也得不到宗教的慰藉，打那之後他再也沒能將這個空洞填滿。他作了各種嚐試，從托爾斯泰的虛無主義到伏爾泰對於神學世界觀的批判，卻發現它們都不合用。最後，隻有藝術可以慰藉他。“我人生的目標就是畫畫，盡可能地畫最多、最好的畫作，”他寫道，“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我希望在離開人世之際，以一種愛意和溫柔的遺憾回顧過去，想道：‘噢，我本該完成的那些作品啊！’”
但是隻有這些畫是不夠的。“通過藝術家們的作品，我對他們未來的生活評價不高，”他在阿爾寫道，“是的，藝術家們因傳遞藝術的火種而不朽……但這就是一切嗎？”離開超越現實世界的可能性，他無法生活——他要借此擺脫“生活中無謂的愚蠢和空洞的折磨”。為了獲得對第二次機會或是重新開始的希望——對他來說，即宗教必不可少的撫慰功能，他花了很長時間構建自己對死後情境的想象：遙遠的星球以及“無形的半球”的光輝景象——駛向群星的火車和宇宙中行星一樣的無窮無限的一生。就如他的繪畫，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狂想描繪了自然的美麗、科學的魅力、“令人深感悲哀的《聖經》”，以及超驗的藝術力量。“幻覺或許會消逝，”他在安特衛普寫道，“但崇高永存。”
在所有這些令人安慰的幻象中——其中一些幻象無疑是在他感到生命將盡時掠過他的腦海的——沒有一個比他1888年在阿爾的黃屋子裏等候高更時所懷有的幻象更光輝燦爛，更充滿希望和安慰：
我越來越感到我們不應當在這個世界判斷上帝。這不會成功。方法已經錯了，你還能夠做些什麽？如果你喜愛藝術家，你不會發現有很多東西要批判——你會三緘其口。但是你有權利去追尋更好的事物。我們應該去觀看出於同一人筆下的其他作品；這個世界很顯然是上帝在他糟糕的日子裏匆忙拚湊出來的，有時藝術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麽或是毫無靈感。據說這個慈悲的年邁的上帝對於這個世界也弄不明白……
我更傾向於認為這個傳說是真的，然而這樣的話這個世界觀就在諸多方麵被毀了。隻有這樣的主才會捅下這個大婁子，這也許是我們從中可以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因為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有權利去希望，我們將看到同樣的創造之手去自我修補。盡管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飽受批評，我們還是完全有理由，甚至是高尚的理由，去坦然接受這一切，然後繼續期盼在另外的世界可以見到比這個世界更好的生活。
在7月29日午夜之後的12點半，文森特在他弟弟的懷抱中勉力呼吸，他對他親愛的提奧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想就這樣死去。”他又在那裏躺了半個小時，一條手臂搭在床的一邊，手擱在地板上，他張大了嘴，呼吸急促。淩晨1點剛過一會兒，他睜大雙眼，那顆狂熱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他已經找到了他所渴望的安寧，”提奧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對他而言，生命不堪重負……哦母親！他真是我的，我親愛的哥哥。”
那天早晨的晚些時候，提奧暫時拋卻悲哀，投入到新的使命中：在文森特去世時，給予他在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得到過的尊嚴。他專注和高效地展開了行動，去鎮公所辦理了所有官方的文件。他安排了一個印刷工將死亡通知書和葬禮邀請在幾小時之內就印了出來。這些葬禮邀請必須要在當天或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30日——舉行葬禮的那天——一早就及時寄到巴黎。他列出了火車出發時間表來保證盡可能多的人來出席葬禮。儀式將在奧威爾教堂下午兩點半“準時”開始，整個過程包括“送葬，禱告和下葬”。同時，他雇了一個木匠做了一口棺材，還雇了一個殯儀執事在揮汗如雨的夏日熱浪中保持屍身不腐。
當殯儀執事在文森特過去用來當畫室的一間後屋裏做著令人悚然的工作時，提奧正忙於將旅店兩間公共房間中的一間以鮮花和綠枝葉布置成荷蘭風格的葬禮禮堂。他們的同胞何西格熟知他們的傳統風俗，在附近搜羅來合用的材料。但提奧想要以藝術作品裝飾為先。他以堅定的勇氣搜尋了畫室和後麵用來存放文森特近期作品的小屋，心中一邊痛苦地計算著，一邊挑選了一小部分畫作。
他將這些畫布——有些畫還未展開，有些顏料還沒有幹——一張一張地釘在用作棺材架的台球台的周圍：艾德琳·拉烏的肖像、奧威爾的鎮公所、孤獨的麥田、多比尼的神奇花園。他剛剛做完這些事，殯儀執事和他的跟班就把棺材費力地拖了進來，抬到了台球台上，並用裹屍布蓋了起來。拉烏已經把百葉窗都關了起來，房間中充滿了一股石炭酸和屍體防腐劑的味道。提奧在履行他的職責時不受任何幹擾，他用綠枝葉和鮮花——特別是黃色的花——覆蓋了棺材。他將房間周圍放滿蠟燭，最後將文森特畫室中的畫架、調色板和凳子放在了棺材腳下。
但即使是文森特已經死了，他還是讓提奧麵臨了難題。當地的教區神父不允許葬禮在奧威爾的教堂裏舉行。提奧的葬禮邀請太匆忙。不管是因為文森特是一個外國的新教徒還是因為懷疑他死於自殺，修道院院長特西爾都不許他們使用教區的靈車。提奧巴黎式的教養或是加歇醫生的影響力都無法令他改變主意。特西爾對提奧最大的讓步就是允許他在鎮裏高原上人煙稀少的新公墓中買一小塊墓地，那裏距離文森特曾經畫過的教堂很遠。這是一塊荒僻之地——和貧瘠的不毛之地差不多。對於喬和自己，提奧盡量把最後的拒絕往好處想。他將這塊墓地稱之為“麥田中一塊充滿陽光的地方”。
第二天，即7月30日早上，賓客開始陸續稀稀落落地到場。頭發灰白的老商人和巴黎公社的擁護者唐吉到得很早——他一向如此。呂西安·畢沙羅來了，但他的父親卡米耶因為年齡和健康原因沒有來。愛彌爾·貝爾納帶著高更的追隨者查爾斯·拉瓦爾，代替高更本人而來，盡管高更本人欠提奧很多，卻聲稱在布列塔尼沒有及時收到邀請。（事實上，他後來告訴貝爾納，讓他自己和瘋子文森特扯上關係是“愚蠢”的行為。）貝爾納走進臨時的停靈間，立刻就開始重新布置這些畫作。加歇醫生帶來了一些當地人，包括一些在文森特活著的時候躲著他的藝術家。安德裏斯·邦格也來了——如果不是為文森特而來的，就是為他的妹妹和提奧而來的。除了提奧之外，文森特其他的家人都沒有來。
哀悼者一個接一個列隊緩緩經過棺材。有些人帶了鮮花。唐吉哭了。提奧作為主人十分稱職。拉烏旅店在餐廳提供了午餐。在大約3點的時候，身強力壯的人將棺材抬到了何西格和小保羅·加歇從附近教區找來的靈車上，送葬的隊伍在熾烈的夏日驕陽下出發前往墓地。安德裏斯·邦格和提奧走在這一小隊人的最前麵。
在墳墓邊，老加歇在提奧的請求下為這個他幾乎不太了解的人低聲說了一些含糊的讚譽之詞（“一個誠實的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因為天熱而頭暈，加上眼淚的幹擾，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麽。提奧“衷心”向他表示感謝，但因為情緒激動而哽咽起來，因而未能致辭。棺材被放入了地下。提奧和邦格撒下了第一鏟土。小小的人群開始散開：巴黎來的人慢慢走向火車站或是回到了旅館，當地人則消失在鄉間。
提奧站在荒野上臨風啜泣。
文森特時而清醒時而昏迷，在疼痛和震驚中恍恍惚惚，最初他對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他請求醫療救助，仿佛覺得他是一個意外事件的受害者。多年以後，一個目擊者回憶了他當時所說的話：“我是在田野中自殺的，我用左輪手槍向自己開的槍。”一名醫生被請了來。文森特對於他為什麽有一把槍，或是他是如何用手槍開槍自殺的，沒有進行任何解釋。
這是不是一個意外事故依然真相不明，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到此來調查中槍的流言。當聽說文森特是自殺時，他們立即進行了盤問：“你想自殺？”文森特茫然地回答：“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警察提醒他自殺是一種罪——既違反了國家的律令，又違背了上帝的意誌。文森特以一種奇怪的激烈反應，堅持這一切是他一個人所為，他說道：“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要自殺的。”
在幾個小時之內，這種不連貫的斷言拚湊成了一個故事。“文森特去了他以前畫過的那片麥田，”艾德琳·拉烏後來告訴一位來訪者，回憶了她父親拚湊起來的、在文森特床邊所聽到的隻言片語，
下午時分，在那條沿著城堡圍牆的蜿蜒幽深的小路上（我父親是這樣認為的），文森特開槍自殺並昏了過去。夜晚的寒冷使他蘇醒了過來。他在地上爬行，尋找那把槍想要結束自己，但是卻沒能找到。後來他掙紮著站起來，蹣跚走下了山坡，回到我們的旅店中。
這段敘述說明了失蹤的幾個小時內的一些不尋常之處，但並沒有全部解釋清楚。文森特在黑暗之中沒能找到那把槍來“結束自己”，但這把槍是怎麽掉得那麽遠的呢？為什麽沒人在第二天白天找到它——從沒有人？那些失蹤的畫架和畫布又下落如何？他又是怎麽能夠不省人事地躺在那裏如此之久卻又流血很少？處於那種受傷且半昏迷的狀態，他又是如何能夠在黑暗中爬下從拉烏旅店到麥田之間的那片陡峭的樹林山坡的？為什麽他要試圖向自己開槍？為什麽他瞄準的是心髒而不是頭部？為什麽他沒有打中？
文森特以前並非沒有想過自殺。早在1877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絕望低穀期，他就曾熱切地深思著死亡帶來的寧靜和逃離——“遠離塵世間的一切”會是怎樣的感覺？他偶爾對此也開過玩笑（背誦狄更斯的自殺“食譜”）。偶爾他也威脅過會這麽做。在博裏納日的那段低穀期，他向提奧承諾，他會“了斷自己”，如果他感到“對於你或是家人來說是負擔或是累贅——對別人沒有任何用處的話”。
但通常，他對自殺是激烈反對的。他稱自殺是“邪惡”而“可怕”的，是“道德上的懦夫行為”——一種違反生命之美和藝術之高尚的罪行，也背離了基督的典範。他引用了米勒的名言“自殺是不誠實的人的行為”，並強烈地堅持認為，“我真的不認為我是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他說是的，他是有過“極度憂鬱”、“空虛”以及“無法言訴的痛苦”的時候——就像提奧那樣。但他否認任何自我毀滅的意圖，並規勸容易憂鬱的弟弟也應當這樣做。“聽我說，”他從德倫特寫信道，“就避世消失而言，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你和我永遠不該那樣做，更不該自殺。”
在阿爾所發生的事情和疾病的發作都曾考驗了這份勇敢的意誌，而且沒有將其攻破。無論是經曆了精神還是肉體上的折磨——孤立和拘禁，夢魘和幻覺，他都守住了對提奧的承諾。佩宏醫生認為他從文森特吮吸畫筆的行為中看到了自殺的企圖，而且文森特一旦覺得弟弟的愛在悄然逝去，他就會猛烈地發出絕望的威脅。“如果我沒有了你的友誼，我會被無情地逼得自殺，”1889年4月他寫道，“而我是一個懦夫，最後一定會自殺而亡。”
曾經有幾次他歡迎死亡——甚至是熱忱地期盼著死亡：當“恐懼感”和“對生活的憎恨”吞沒他的時候，他就會欣然擁抱死亡。“我寧願去死，”在阿爾醫院的病房中他寫道，“也不願意忍受這些痛苦煩惱。”在聖雷米他畫了一個散發著光芒的、“優美的”、宛如拯救天使的收割者，他向提奧解釋道：“死亡中並沒有悲傷。”磨難已使他成熟，隨時準備被收割——甚至是渴望著那把大鐮刀。他承認，連續不斷的打擊早已將他擊碎，“總是生活在對舊病複發的恐懼之中”：“我經常對自己說我寧願一切不要再繼續，這就是結束。”然而，盡管他歡迎死亡的到來，但是他還不敢親自去實踐。在黃屋子那些飽受折磨的夜晚裏，在聖雷米孤獨的漫步中，文森特都信守承諾。他沒有在羅納河溺水自沉，沒有跳下阿爾皮勒山的懸崖，也沒有在開往巴黎的火車下臥軌。
事實上，他將自己描述為這樣一種人：距離這種不可饒恕的懦弱行為已經十分接近，卻不敢再靠近。“我試圖蘇醒過來，”他寫道，“就像那些打算自殺的人卻掙紮著遊向岸邊，因為他發現水太冷了。”
無論是在聖雷米的山穀或是博裏納日的黑鄉，還是在黃屋子或是施恩韋格的畫室，隻要自殺的念頭衝破意念的羈絆，闖入文森特的想象，它們隻會以一種形式呈現：溺水淹死。1882年當凱·沃斯拒絕他的求愛時，他曾考慮過在絕望中“跳入水中”。其後，他曾不那麽認真地對待米勒反對自殺的規定：“我能夠理解溺水自殺的人。”一年之後，他警告提奧，西恩·霍尼克也許會跳水自殺，如果他拋棄她的話。在安特衛普，他對一位無名的、在病死之前就有可能溺水自殺的肺癆者表示了同情；而在阿爾他對鎮長和聚集在一起的指控者坦白地宣稱他“如果能一勞永逸地讓大夥兒滿意，我已經準備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頭紮進水裏淹死”。
在文森特的想象中，藝術家和女人總是溺水自殺，因為他們有著同樣的智力，“脆弱”且“對自己的痛苦非常敏感”。他在安特衛普寫道，藝術家“死亡的方式和女人的一樣”，“就像那些深愛著生活卻被生活所傷害的女人”。瑪戈特·貝格曼就服了馬錢子堿，而且他還知道生活中或小說裏的一些人也服毒自殺。（事實上，他對毒藥頗有了解，可以很有效地用在自己身上。）但是這樣的人不像藝術家那樣擁有“自我悟性”。他們與他不同，他們蔑視生活。
他曾讀過巴爾紮克的小說《幻滅》，也聽過小說中沮喪的詩人呂西安·查爾頓沉思著自殺的方法和嚴肅性。巴爾紮克寫道，“作為一個詩人，他想有個詩意的結束”，因此他沿著河邊挑選了一個“美麗的地方”，準備在自己口袋裏裝上石頭。當然，文森特也曾讀過一些關於從高處跳下來的故事，過去的有米什萊的《聖女貞德》，最近的有龔古爾兄弟的《傑米尼·拉舍特》。福樓拜的小醜主人公布瓦爾和皮丘切特計劃上吊自縊——當然是一起上吊，但是失敗了。左拉的朗捷卻成功了：“他在他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傑作前的一張大梯子上吊死了。”左拉的《婦女樂園》中的一個角色自己撞向公共汽車，被壓死了。都德的福音傳道者則選了火車。
在文森特的閱讀中，訴諸槍支的那些行為總是結局不佳——而且經常是失敗的。在左拉的《家常瑣事》中，放蕩的律師杜威利耶就試圖用一把小左輪手槍自殺，結果卻讓自己終生毀容。莫泊桑的《皮埃爾和讓》裏，一次意外的槍擊造成了“可怕的”腹部傷口，“腸子都流出來了”。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槍是一種奇異而陌生的器械，隻限於野外探險和戰鬥之用。當弟弟科爾於1889年來到德蘭士瓦時，提奧描述了這一帶鄉間的“荒涼野蠻”，說“一個人四處遊蕩時必須整天帶著一把左輪手槍在身邊”。
在奧威爾，沒有人（當時）記得見到過文森特帶一把槍，而且也沒有人承認曾贈予、賣過或是借過他一把槍。畢竟誰會相信一個瘋瘋癲癲的荷蘭佬會帶著一把左輪手槍呢？這在當時的法國鄉村依然是件新鮮事。而且後來發生了什麽事？在後麵的幾年中，文森特失蹤的武器之謎引發了一係列沒有根據的說法：他從旅店店主拉烏那裏把槍借來，是為了“嚇退田間的烏鴉”；他用同一把槍威脅過別人；早先，他揮舞炫耀過類似的武器。
但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醫生，一位叫馬澤瑞的醫生不需要看到武器就知道這是一把小口徑的手槍。傷口就在文森特的肋骨下方，“大約有一個大豌豆那麽大”，血流如細線一樣。在一小片暗紅的範圍內形成了一個紫色的環。馬澤瑞得出結論，這顆子彈沒有擊中主要的器官和血管。醫生檢查了文森特的身體，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認為他在腹腔的背後找到了子彈。這意味著子彈穿過了肺，擦傷了一條動脈，或是打中了脊椎——這些都是致命傷。
子彈經過了一條奇怪的路線。如果文森特本來是對著心髒開槍的，那麽傷口離目標太遠了，這難以解釋。槍被拿得太低了，向下指著，迫使那顆小小的子彈打進了危險的位置，卻離預期的目標太遠了。這看上去像是一個瘋狂的意外中彈的角度，而不是有意的筆直的角度。另外一個奇怪之處在於：通常一顆如此近距離射擊的子彈，如果沒有打中骨頭，就會穿過中間的軟組織從另一邊射出。但子彈留在他體內的事實不僅說明他用的是一把火力有限的小口徑手槍，而且說明槍是從較遠的地方射擊的——“太遠了”，根據醫生的報告來看，有可能遠在文森特可以夠到的範圍之外。
加歇醫生在某一時刻趕到了。他和他的兒子去釣魚，從一個路人那裏聽說了槍擊事件——說明消息傳得非常快。作為文森特在奧威爾名義上的監管人，加歇有很多事情要負責。他衝到了拉烏旅店，毫無疑問地想到了最糟糕的情況。他發現文森特令人吃驚地神誌清醒——吸著他的煙鬥，但是要求有人把子彈從他的腹部取出。“有人會為我切開腹部嗎？”一位在場者回憶了他的請求。
加歇親自檢查了他的傷口並和馬澤瑞醫生在一旁商議。兩人都不敢冒險做手術。馬澤瑞醫生是一位來此度夏的巴黎產科醫生，加歇是一位營養和精神科專家，而不是槍傷專家。將文森特轉移到一家巴黎的醫院要冒更大的風險。由於沒有什麽需要治療的症狀，他們用了繃帶給傷者包紮，其他的就聽天由命了。盡管文森特強烈反對，加歇還是起草了一封信給提奧，但隻是說文森特“弄傷了自己”。“我不會就此認為要告訴你去做什麽，”他謹慎地寫道，“但我相信你必須要趕來，以防任何複雜的情況可能發生。”
為了避免電報引起的驚嚇，加歇打算寄信。但當他向文森特要提奧的地址時，文森特拒絕給他。加歇決定派年輕的荷蘭畫家何西格第二天早上去巴黎將信親手交給在畫廊的提奧，加歇曾經在畫廊拜訪過提奧。此後，兩位醫生離開了小閣樓。文森特抽著煙鬥，等待著。他的身體不時因痛苦而變得僵硬，他咬緊了牙。那天晚上，何西格就住在文森特房間的隔壁，聽到了“高聲的尖叫”。
到了第二天早上，前一天夜裏發生的非同尋常的事件在奧威爾流言四起。有些人在黃昏的時候看見文森特走進一座就在大路旁邊的農場——遠離小鎮上麵的田野。他看上去似乎藏在一個糞堆的後麵，似乎在等一個約會，或許是被某個沒被看見的同伴留在了那裏。流言說就是在這裏開了致命的一槍。文森特可能是拖著受傷的身體走過了糞堆和拉烏旅店之間的這片平地——半英裏不到，一條遠比河岸陡峭複雜的斜坡好走很多的路線。他的畫架、畫布和槍都有可能被處理掉了。
左輪手槍在奧威爾很罕見，而就在槍擊發生之後的幾天裏，當地人給每把槍都作了詳細登記。隻有一把槍失蹤了——連同它的擁有者。雷內·薩克裏頓和他的“水牛比爾”“玩具槍”都離開了小鎮——在槍擊發生之後和哥哥加斯頓被他們做藥劑師的父親在盛夏的時候偷偷地帶走了。兄弟倆最終返回了奧威爾，但沒人再見過手槍。幾十年後，雷內·薩克裏頓主動站出來進行了解釋。在近半個世紀的沉默之後，他告訴一位來訪者是文森特從他那裏偷走了手槍。“我們過去一直把槍放在釣魚工具的旁邊，”他說道，“就是在那裏文森特發現了手槍並把它拿走了。”
但是起於流言的判斷長期以來被加以渲染。20世紀30年代，偉大的藝術史學家約翰·雷華德造訪了奧威爾，並對那些見證了1890年盛夏夜事件的仍然健在的人進行了采訪，人們告訴他說一些“年輕的男孩”意外地打中了文森特。他聽說，因為害怕被控謀殺，這些男孩從來沒有主動站出來過；而文森特選擇了保護他們，作為最後的一種犧牲行為。
提奧在28日的中午到達，在何西格出現在畫廊之後的幾個小時之內。盡管過去有過種種晴天霹靂，奧威爾傳來的消息仍然令人震驚。他前一周都在檢查房子一樓的公寓，夢想著在8月和荷蘭的妻子以及孩子團聚，而且同時計劃周末短途旅行去帕西——巴黎城外一個夏天遊水的地方，和奧威爾類似。他著急時，也不是為了文森特，而是為了他的工作。自從他撤回了最後通牒之後，他就聽到了流言，公司在巴黎的兩個分部要被關閉，其中之一就是他的。
加歇的來信打斷了這一切。在去往奧威爾的火車上，過去的恐懼湧上心頭。就在一周前，他曾在信中寫下這種焦慮，當火車離開巴黎時，這種焦慮肯定又縈繞在他心中。“隻要他不是犯憂鬱和危機臨頭，一切就會好起來。”7月20日他安慰喬說。加歇醫生來信談到文森特“把自己弄傷了”。上一次提奧接到類似的消息後抵達阿爾時，發現哥哥躺在醫院的床上，身體受傷，精神渙散。在奧威爾，什麽樣的新恐懼在等待著他？何西格也許已提到了企圖自殺的可能——加歇醫生謹慎地在信中省略掉的一個令人震驚的指控，招來了另一個恐懼的幽靈折磨著提奧，一個小時的旅程看似永無盡頭。
艾德琳·拉烏回憶道，當他到達拉烏旅館的時候，他的臉“因悲痛而扭曲”。他衝到樓上文森特的房間。但是並沒有看到令他害怕的彌留情形，他看到文森特坐在床上，抽著煙。“我發現他比我預期中的要好得多，”那天後來他寫信給喬，“雖然他的病情的確很嚴重。”根據艾德琳的回憶（她跟著提奧和她父親上樓去了文森特的房間），兄弟倆擁抱了之後立即用荷蘭語進行了長談。拉烏父女退了出來。
那天一直到晚上，他們一直在談話：文森特躺在低矮的鐵床上，提奧則坐在那把拖到床邊的麥杆椅上。文森特時而煩躁不安，時而萎靡不振，他呼吸短促，因為疼痛而麵部抽搐，對於弟弟的到來，文森特表示感謝，這樣他們倆有了一個能“一直共處”的機會。他詢問了喬和孩子的情況。他說道：“他們對生活中一切的悲哀沒有絲毫的察覺，這是多麽甜蜜啊。”如果文森特宣布了一個自殺企圖——就像他對拉烏或是其他人宣稱的，提奧肯定會提出問題。為什麽他沒有發出警告？他最近的一封信中還充滿了歡快的情緒（“祝生意順利……在頭腦中和你握手”）和對喧鬧的鄉村生活的速寫——甚至還提出了要更多的顏料。環顧房間四周，提奧沒有看到任何為死亡作準備的跡象——沒有把物件整理好，也沒有辭別信。廢棄的草稿和從來沒有打算讓人讀到的那些撕碎的信件的碎片散落在桌子上。
文森特在拉烏旅店的臥室
在休息的間歇——可能是當文森特試圖睡著、進食，或是陷入無意識狀態時，提奧提筆寫信給喬。他沒透漏關於自殺的任何信息，隻提到了文森特的屈服。“可憐的家夥，他沒有享過多少福，”他寫道，“他不再抱任何幻想。他太孤獨了，有時這些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他用文森特過去受傷和痊愈的回憶來安慰喬，也安慰自己。“不過是和過去一樣瘋狂，”他充滿希望地寫道，“醫生們都為他強健的身體狀況驚訝不已。”他承諾“如果他今晚就好起來的話”，他第二天就回巴黎。
然而文森特的傷不會痊愈了，並且隻有一種治療方法。提奧總結道，他已經喪失了“對生活的信心”。命運給了他這次機會——無論出自他自己之手還是另一人之手，他選擇了死亡。“我不會特意尋死，”文森特在紐南的時候就曾這樣寫道，“不過一旦死亡降臨，我也不會逃避。”
太陽落山之後，閣樓開始變得涼起來，談話和休息都很困難。文森特的呼吸變得更淺更急促。他的心髒在快速跳動。皮膚失去了顏色和溫度。提奧回憶道，有那麽幾次他看上去幾乎要“窒息”了。到了黃昏時分，最後的時刻似乎已經臨近。發作越來越頻繁。他們的交談減少了。
隨著每次痛楚的呼吸、每段珍愛的回憶和每次洶湧的淚水，死亡這一主題越來越近。這些年來，兄弟之間很少談及自殺這個話題——除了否定自殺，但是死亡從一開始就一直存在於文森特的信中。1876年他從英格蘭寫信道：“死亡的想法令我溫暖，讓我的心中洋溢著激情。”他在墓園徘徊而且渴望去畫屍體。他十分珍視葬禮、瘟疫以及死神的意象。麵對亡者，他看到了他們臉上的靜謐，妒忌他們擺脫了“生活的重擔而從此獲得自由，而我們生者卻不得不繼續負重前行”。在他父親的葬禮上他曾這樣斥責一個哀悼者：“死很難，但活著更難。”
這些年的失敗、貧窮、內疚、孤獨和最後的瘋狂為他展現了死亡不同的麵相。1885年父親的死讓他再也得不到宗教的慰藉，打那之後他再也沒能將這個空洞填滿。他作了各種嚐試，從托爾斯泰的虛無主義到伏爾泰對於神學世界觀的批判，卻發現它們都不合用。最後，隻有藝術可以慰藉他。“我人生的目標就是畫畫，盡可能地畫最多、最好的畫作，”他寫道，“在人生的最後時刻，我希望在離開人世之際，以一種愛意和溫柔的遺憾回顧過去，想道：‘噢，我本該完成的那些作品啊！’”
但是隻有這些畫是不夠的。“通過藝術家們的作品，我對他們未來的生活評價不高，”他在阿爾寫道，“是的，藝術家們因傳遞藝術的火種而不朽……但這就是一切嗎？”離開超越現實世界的可能性，他無法生活——他要借此擺脫“生活中無謂的愚蠢和空洞的折磨”。為了獲得對第二次機會或是重新開始的希望——對他來說，即宗教必不可少的撫慰功能，他花了很長時間構建自己對死後情境的想象：遙遠的星球以及“無形的半球”的光輝景象——駛向群星的火車和宇宙中行星一樣的無窮無限的一生。就如他的繪畫，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狂想描繪了自然的美麗、科學的魅力、“令人深感悲哀的《聖經》”，以及超驗的藝術力量。“幻覺或許會消逝，”他在安特衛普寫道，“但崇高永存。”
在所有這些令人安慰的幻象中——其中一些幻象無疑是在他感到生命將盡時掠過他的腦海的——沒有一個比他1888年在阿爾的黃屋子裏等候高更時所懷有的幻象更光輝燦爛，更充滿希望和安慰：
我越來越感到我們不應當在這個世界判斷上帝。這不會成功。方法已經錯了，你還能夠做些什麽？如果你喜愛藝術家，你不會發現有很多東西要批判——你會三緘其口。但是你有權利去追尋更好的事物。我們應該去觀看出於同一人筆下的其他作品；這個世界很顯然是上帝在他糟糕的日子裏匆忙拚湊出來的，有時藝術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麽或是毫無靈感。據說這個慈悲的年邁的上帝對於這個世界也弄不明白……
我更傾向於認為這個傳說是真的，然而這樣的話這個世界觀就在諸多方麵被毀了。隻有這樣的主才會捅下這個大婁子，這也許是我們從中可以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因為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有權利去希望，我們將看到同樣的創造之手去自我修補。盡管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飽受批評，我們還是完全有理由，甚至是高尚的理由，去坦然接受這一切，然後繼續期盼在另外的世界可以見到比這個世界更好的生活。
在7月29日午夜之後的12點半，文森特在他弟弟的懷抱中勉力呼吸，他對他親愛的提奧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想就這樣死去。”他又在那裏躺了半個小時，一條手臂搭在床的一邊，手擱在地板上，他張大了嘴，呼吸急促。淩晨1點剛過一會兒，他睜大雙眼，那顆狂熱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他已經找到了他所渴望的安寧，”提奧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對他而言，生命不堪重負……哦母親！他真是我的，我親愛的哥哥。”
那天早晨的晚些時候，提奧暫時拋卻悲哀，投入到新的使命中：在文森特去世時，給予他在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得到過的尊嚴。他專注和高效地展開了行動，去鎮公所辦理了所有官方的文件。他安排了一個印刷工將死亡通知書和葬禮邀請在幾小時之內就印了出來。這些葬禮邀請必須要在當天或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30日——舉行葬禮的那天——一早就及時寄到巴黎。他列出了火車出發時間表來保證盡可能多的人來出席葬禮。儀式將在奧威爾教堂下午兩點半“準時”開始，整個過程包括“送葬，禱告和下葬”。同時，他雇了一個木匠做了一口棺材，還雇了一個殯儀執事在揮汗如雨的夏日熱浪中保持屍身不腐。
當殯儀執事在文森特過去用來當畫室的一間後屋裏做著令人悚然的工作時，提奧正忙於將旅店兩間公共房間中的一間以鮮花和綠枝葉布置成荷蘭風格的葬禮禮堂。他們的同胞何西格熟知他們的傳統風俗，在附近搜羅來合用的材料。但提奧想要以藝術作品裝飾為先。他以堅定的勇氣搜尋了畫室和後麵用來存放文森特近期作品的小屋，心中一邊痛苦地計算著，一邊挑選了一小部分畫作。
他將這些畫布——有些畫還未展開，有些顏料還沒有幹——一張一張地釘在用作棺材架的台球台的周圍：艾德琳·拉烏的肖像、奧威爾的鎮公所、孤獨的麥田、多比尼的神奇花園。他剛剛做完這些事，殯儀執事和他的跟班就把棺材費力地拖了進來，抬到了台球台上，並用裹屍布蓋了起來。拉烏已經把百葉窗都關了起來，房間中充滿了一股石炭酸和屍體防腐劑的味道。提奧在履行他的職責時不受任何幹擾，他用綠枝葉和鮮花——特別是黃色的花——覆蓋了棺材。他將房間周圍放滿蠟燭，最後將文森特畫室中的畫架、調色板和凳子放在了棺材腳下。
但即使是文森特已經死了，他還是讓提奧麵臨了難題。當地的教區神父不允許葬禮在奧威爾的教堂裏舉行。提奧的葬禮邀請太匆忙。不管是因為文森特是一個外國的新教徒還是因為懷疑他死於自殺，修道院院長特西爾都不許他們使用教區的靈車。提奧巴黎式的教養或是加歇醫生的影響力都無法令他改變主意。特西爾對提奧最大的讓步就是允許他在鎮裏高原上人煙稀少的新公墓中買一小塊墓地，那裏距離文森特曾經畫過的教堂很遠。這是一塊荒僻之地——和貧瘠的不毛之地差不多。對於喬和自己，提奧盡量把最後的拒絕往好處想。他將這塊墓地稱之為“麥田中一塊充滿陽光的地方”。
第二天，即7月30日早上，賓客開始陸續稀稀落落地到場。頭發灰白的老商人和巴黎公社的擁護者唐吉到得很早——他一向如此。呂西安·畢沙羅來了，但他的父親卡米耶因為年齡和健康原因沒有來。愛彌爾·貝爾納帶著高更的追隨者查爾斯·拉瓦爾，代替高更本人而來，盡管高更本人欠提奧很多，卻聲稱在布列塔尼沒有及時收到邀請。（事實上，他後來告訴貝爾納，讓他自己和瘋子文森特扯上關係是“愚蠢”的行為。）貝爾納走進臨時的停靈間，立刻就開始重新布置這些畫作。加歇醫生帶來了一些當地人，包括一些在文森特活著的時候躲著他的藝術家。安德裏斯·邦格也來了——如果不是為文森特而來的，就是為他的妹妹和提奧而來的。除了提奧之外，文森特其他的家人都沒有來。
哀悼者一個接一個列隊緩緩經過棺材。有些人帶了鮮花。唐吉哭了。提奧作為主人十分稱職。拉烏旅店在餐廳提供了午餐。在大約3點的時候，身強力壯的人將棺材抬到了何西格和小保羅·加歇從附近教區找來的靈車上，送葬的隊伍在熾烈的夏日驕陽下出發前往墓地。安德裏斯·邦格和提奧走在這一小隊人的最前麵。
在墳墓邊，老加歇在提奧的請求下為這個他幾乎不太了解的人低聲說了一些含糊的讚譽之詞（“一個誠實的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因為天熱而頭暈，加上眼淚的幹擾，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麽。提奧“衷心”向他表示感謝，但因為情緒激動而哽咽起來，因而未能致辭。棺材被放入了地下。提奧和邦格撒下了第一鏟土。小小的人群開始散開：巴黎來的人慢慢走向火車站或是回到了旅館，當地人則消失在鄉間。
提奧站在荒野上臨風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