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後在阿爾，文森特·梵高為等待保羅·高更徹夜不眠。他常在被他稱為“夜行者”的流浪漢們經常光顧的酒館待到深夜。他覺得自己也是一名“夜行者”——被迫永遠在24小時營業的酒館橙黃的煤氣燈中穿行，追逐海市蜃樓般的“家園和故土”，而它們隻存在於無家可歸者渴望的幻想中。“我是個旅人，”他寫道，“隻在路上，沒有到達。”
1876年4月前往英國的文森特就此踏上一段這樣的旅程。
接下來的八個月裏，他幾乎沒有停下。從一地輾轉到另一地、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在英倫大地上行走了幾百英裏的文森特一直“在路上”。他坐過船，乘過火車，搭過巴士和卡車，甚至地鐵。但他多半走路。即便在這個鐵路交通廉價到女店員都能擔負得起一張三等座票的時代，文森特依然在一直行走。不論天氣，不論時間，他一如既往地走著，在荒野歇息，在田地間覓食，在小旅店填飽肚皮，或者有時候，什麽也不吃。他行走著，直到衣衫襤褸，皮膚灼裂。他以從容的步調行走（據他自己測算，三英裏一小時），好像目的地並不重要，好像行走本身——純粹的裏程積累、鞋底鞋帶的磨損、隆起的水皰——才是衡量一個人虔誠與否的標準。
在拉姆斯蓋特，他走在點綴著“更衣車”的沙灘上。他走在碼頭邊，防波堤向他家鄉的方向延伸。他走在白堊崖巔旁的小徑上，周圍長滿粗糙的山楂叢和被風吹彎的樹木。他走過錯落在海岸邊的峽穀和水灣，走過山崖邊海平麵以上的玉米地，那兒如津德爾特的郊野一般誘人，而且離他執教的學校隻有幾分鍾路程。
僅僅兩個月後，學校從拉姆斯蓋特搬往倫敦，文森特也尾隨步行前往——在夏日的酷暑中他跋涉了50英裏。這是他在英國隻身上路的最長行程。“真叫我好走。”他向提奧吹噓道。如果搭蒸汽船穿過泰晤士河，隻要幾個小時和一把便士。有一晚，他睡在了教堂的台階上。他在繼續趕往目的地之前，還兩夜不休，繞道30英裏去韋林看望妹妹安娜。第二天，他走完了最後的25英裏來到了艾爾沃思，倫敦遠側的一個小鎮。那兒就是寄宿學校的新址。
坐落在泰晤士河灣的艾爾沃思風景優美，也許會是文森特理想的落腳點。然而，對文森特來說，這裏成了一個他反複順流而下步行進城的起點（這裏離城有十英裏）。他一趟又一趟地上路，無視車次頻繁的火車，無視天氣，不論日夜，早出晚歸，有時還在一天內往返兩三次。每次去倫敦文森特都能辦很多事：穿過倫敦令人崩潰的交通和迷宮般的街道重訪原來工作過的地方，拜訪某個老友，找找工作，甚至去看看某座地標性的教堂——或者能讓他在路上耽擱的任何事。
7月，他換了工作。新職位在艾爾沃思的另一所學校，學校讓他去倫敦和其他地方追討生了病的學生或家長拖欠的學費——這讓他走遍了城市最偏遠的郊外。9月，他考慮去利物浦或赫爾——重新找一份工作，他說。他還曾說起想乘船去南美。“他們有時候會問，什麽時候我才能抵達我的目的地。”
究竟是什麽驅使著文森特走下崎嶇的鄉村公路和繁忙的城市街道，奔向海角天涯的懷抱？也許是逃避的訴求催促著他遠離巴黎和埃滕。夏天和秋天，他的信中滿是掙脫枷鎖和駛向“安全”之地的字眼。他大肆談論著從罪惡和之前生活的“虛假平靜”中的解脫。他讀罪犯亡命天涯的書。這樣的故事撫平了他的焦慮，讓他整日空想如何從終結的死亡中解脫。
無疑他也在折磨著他的父母。他在信中不是詳細地講述自虐式的旅行，就是陷入可怕的沉默——即便不是出於有意，這兩點都足以懲罰憂心的父母。“他總是幾小時幾小時地長途跋涉，”多洛斯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怕會讓他的形象受損，那樣他就更見不得人了……這些都是多餘的行為……讓我們很遭罪。”
但談到文森特“多餘”的行為，沒人會比他本人更遭罪。“那些年，”文森特後來回憶道，“我沒有朋友也得不到幫助，十分痛苦。”也許，自我懲罰才是他苦行的真實目的。顯然，他走出的每一步都承載了沉重的罪惡感。抵達英國後，他即刻寫道：“這能讓我忘記自己是一個隻能讓家人蒙羞的兒子。”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他傾吐著“不滿足”、“不完美”和“無價值”的感覺。他承認他“憎恨自己的整個人生”，期盼他能忘記“自己年少罪惡”的那一天。“誰能永遠地將我從這具不堪的軀體中帶走？”他發出了哀怨的詰問，“我還需要與自己抗爭多久？”
連月來，自我懲罰式的行走中還伴隨著如潮水般湧入腦中的撫慰人心的畫作。過去那些關於旅行、告別、歸家、苦戀的徘徊和道德追尋的意象總能激發文森特的想象力。現在，它們成了救生索。他又對朗費羅的《伊凡傑琳》和《邁爾斯·斯坦狄什的求婚》重新燃起了熱情。這兩個故事都講述了流亡給人帶來的改變。還有朗費羅的《亥伯龍神》，它講述了在後拿破侖時代歐洲一位憂鬱的詩人在末日般的大地上尋找自我的故事。朗費羅的《路邊客棧的故事》成為了文森特新的信條。背井離鄉的女作家伊麗莎白·韋瑟爾的《世界之廣》令他感觸頗深。他除了讀給學生們聽，還給提奧寄去了一本。
他收集了繪有噙淚離別和歡樂團聚場景的作品，譬如亨利·康西安斯的《征召》。他仔細地將其逐頁抄寫了下來。（“離別的時刻已經到來！……母親緊握著手……他把頭埋在手心掩住沿麵淌下來的淚，用含糊的聲音說出了兩個字：‘再會。’”）他還在古斯塔夫·布利昂的畫作《永別》中找到了同樣令人心碎的畫麵：青年滿麵淚水與父母告別的畫麵。曾有一段時間，這幅畫在他的所有收藏中占據了無可比擬的地位。在夏天和秋天的遊曆中，他不知道想了什麽法子，竟一直將其隨身攜帶。3月，他還給父母寄去了一幅作為他們結婚周年的禮物。
路，不論是在文森特的想象還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個永恒的意象。他成長的鄉村布滿了條條如鐵軌一般筆直的小徑，它們一直延伸到遠方樹木的盡頭。母親很早就開始教他“人生如路”，父親珍藏著一幅送葬隊伍行進在麥田小徑上的畫。在文森特的成長曆程中，每條路都是一段旅程，每段旅程都蘊含了一個人生。這雙尋找風景的眼睛也總在摸索前路。文森特在自己房中也掛了一幅畫作，類似父親的那幅，畫中是一條通向遠方的崎嶇山路。他最喜歡的詩節講述了一個疲憊旅人的乞求：“這條路一直是上坡嗎？/是的，一直到盡頭都是。/這段旅程要走上一整天嗎？/從日走到夜，我的朋友。”
在文森特眼裏，每條路都意味著一段旅程，每個旅人都是一個朝聖者。“如果你想變得堅韌，獲得精神的升華，那麽就把自己視作大地上的流亡者和朝聖者吧。”坎佩斯如是說。重新開啟孤獨之旅的文森特在講述虔誠的旅人為了抵達超脫的彼岸而飽受現世跋涉之苦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在為瑪麗斯準備的詩歌簿上，他抄寫了烏蘭德以前往聖城為主題創作的《朝聖者》的開篇章節。在父親寄來的荷蘭詩集中，文森特隻圈出了一首名為《朝聖之旅》的詩歌（還抄寫了一份給提奧），這又是一個關於“攀登精神高峰”的故事。
在許許多多的朝聖路中，隻有約翰·班揚的《天路曆程》給文森特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告訴弟弟：“這本書十分值得一讀。”和文森特一樣，班揚筆下的基督徒拋下親人，踏上了艱險的旅程，一路上曆經形形色色人性的脆弱、愚蠢和誘惑。和文森特後來的藝術一樣，《天路曆程》1678年甫一問世，其虛擬的寓言世界彌漫著的強烈的道德訴求就令世人震驚，也立即贏得了讀者的心。兩個世紀以來，《天路曆程》廣受讚譽，成了英國家庭除《聖經》外的必備書籍。“我極其喜愛這本書。”文森特寫道。
但班揚的基督徒必須要和文森特心中另一個旅人的形象一爭高下。他讀到了舊貨商——“收破爛的男人”——的故事。舊貨商回收破爛，在荒野小徑上討生活。文森特在詩歌簿上完完整整地抄下了這個故事：“一見到他，人們就緊鎖大門……他在這個村子受洗，卻也是這兒的陌生人……對於自己家中發生著什麽，他一無所知。”
走過的路越來越長，鞋襪漸漸磨破，這個形象也鐫刻在了文森特心中。“他走著，走著，收破爛的男人，就像流浪的猶太人。沒人喜歡他。”
文森特的旅程始於拉姆斯蓋特一所雜亂、有蟲子出沒的房子。他當時一定高興地以為自己闖入了狄更斯陰鬱小說中的某個場景。在文森特的印象中，威廉姆·波斯特·斯托克開辦的學校完全算不上一所正規的、資金充裕的學校。24個10歲到14歲的男孩擁擠在皇家路6號一幢狹窄的獨棟住宅裏。那裏距離直墜入海、令人眩暈的山崖隻有幾百碼遠。腐爛的木質樓梯、破損的窗戶、昏暗的燈光和漆黑的走道都是文森特抱怨的理由，被他說成是“一派慘狀”。他寫道，晚飯大抵是麵包和茶。漫漫長夜，孩子們往往饑腸轆轆。
在這樣的境況下，文森特就像狄更斯筆下的主人公一般，被繁重和似乎沒有盡頭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從早上6點到晚上8點，他和另一個“助教”擔負起了所有學生的責任。他說，他“什麽都教他們一點”，法語、德語、數學、背誦和“聽寫”。他帶他們去散步和去教堂，他監管他們跳蚤成災的宿舍，安置他們就寢。他至少給他們洗過一次澡。空閑的時間，他做一些修繕工作和零星活計。“真是累人的活。”文森特故作輕鬆地說道。
斯托克一手造就了這一幕幕狄更斯式的陰鬱場景。斯托克是個禿腦袋、滿臉絡腮胡子、身材魁梧的男人。他像操持一份買賣一樣經營著這所學校。當時，政府開設的公辦學校為了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的教育需求，已經不堪重負。於是，任何擁有一所房子和假裝博學的人都可以開辦一所學校。文森特後來寫道，斯托克辦學“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錢”。據文森特所述，他對操持這份營生的來龍去脈“十分保密，從來不談論過去；他常突然離開又突然到來，讓人猝不及防”。太多的秘密讓斯托克成了一個喜怒無常的校長：前一秒還與學生們玩玻璃彈珠，下一秒就因他們的吵鬧勃然大怒，罰去他們的晚餐，勒令他們立馬上床睡覺。文森特來了兩周後，斯托克突然宣布學校要搬到艾爾沃思。在那兒，他母親經營著一樣的營生。
有關工作的話題很快在文森特的信中銷聲匿跡。他開始和家人們談論狂風暴雨中的小鎮，或者透過學校前窗能看到的“海景”（“令人難忘。”他這樣表示）。無疑，他有限的詞匯和濃重的口音讓這份原本就甚是艱難的工作變得更為艱難。“我的工作常常收效甚微。”他坦誠地寫道。斯托克的貪婪吝嗇讓文森特“厭惡”。一個月的試用期滿之後，文森特向斯托克索要他曾承諾的微薄工資，卻遭到了拒絕。斯托克肆無忌憚地說：“我這兒的教師隻供食宿。”
6月中旬，學校搬遷，文森特決定離開。這，也許就是朝聖者的命運。“我們必須繼續靜靜地上路。”文森特寫道。
當老師還沒兩個月，他就決定成為一名傳教士。
將他人引向真理的抱負深深紮根在文森特的本性中。多年來的疏離和過於自我的獨自沉思讓他迫切地渴望勸誡他人。他認為，激情隻有分享才能被充分利用。對於瑣碎世事的成功勸誡更能深入人心。於是，1876年夏天萌發的傳教熱忱除了讓文森特再次著手為提奧準備詩歌簿外，還促成了他與教徒格拉德威爾之間的友誼——兩人都誓將生命奉獻給懲惡揚善和宣揚真理的事業和理想。
受到新感召的文森特在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中找到了鼓舞，甚至靈感。那年冬天，他把《菲利克斯·霍爾特》、《亞當·比德》、《織工馬南》以及《教區生活場景》統統寄給了父母。這些書籍也把文森特從坎佩斯的宗教說教拉回了他喜愛的小說世界。《菲利克斯·霍爾特》講述了一個年輕男人“走向荒野”的故事。他拒絕了父母的遺產，努力追求被工人階級擁護的政治和宗教生活，試圖以此來重新定義“失敗”。《亞當·比德》和《教區生活場景》都講述了背負汙點、受罪惡感折磨的男主角通過向窮人傳道和過上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最終殉道重生的故事。文森特在這些故事中拋開了艾略特對宗教的嘲諷，隻把眼光放在主人公福音傳道的熱情上。他甚至在艾略特對燈籠廣場可怕的宗教審判場景的描繪中獲取了靈感。他寫道，“大城市中的人們對宗教懷有一種信仰”，燈籠廣場這樣的地方“恰恰是一個人間的信仰樂園”。
為了實現心中的“向往”，文森特開始為自己尋找新職位。讀過的這些故事影響了他對理想工作的設想。他這樣向提奧形容道：“這應該是介於牧師和傳教士之間的一個角色”，應該“主要麵向工人階級”傳教，工作地點應該在“倫敦郊區”。他十分艱難地準備了一份簡短的自我陳述（或者說是一份生活剪影），其中摻雜著充滿罪惡感的半真半假的陳述、滿懷希望的自誇，以及卑下的懇求：“主啊……允許我成為您的奴仆。請對我這個罪人發發慈悲。”6月，還身在拉姆斯蓋特的文森特就已經將這番陳述呈給了倫敦的一位牧師。“我在倫敦時，常去聽您的布道，”他寫道，“現在我正在找工作，希望能得到您的引薦。”
事實上，倫敦已經有了太多的神職人員。本世紀初期，宗教世俗化的浪潮給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帶來了極其負麵的影響。於是，宗教再度被視為有效去除社會痼疾的手段。到19世紀70年代，資產階級達成了共識，激增的犯罪率和頑固的貧困並非是美好新世界潛在缺陷的反映，而是精神空虛匱乏的惡果。難以駕馭的工人們缺少的是信仰，而不是權益；慈善和宗教帶來的益處敵得過任何社會問題。因此，資金大量湧向新教區和像查爾斯·司布真這樣領導宗教複興的牧師與福音傳教活動——尤其是麵向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每年，500餘個慈善團體捐贈的巨款超過700萬英鎊。聖經公會每年也會貢獻50餘萬本免費的福音書。
人們狂熱相信分發《聖經》益處多多，於是一項全新的宗教“使命”應運而生：宗教書刊的販賣。司布真甚至創建了一個專門的學校來訓練叫賣《聖經》的小販——男男女女拿著《聖經》在“難以接觸到宗教思想的階層中”挨家挨戶地叫賣。所謂的“聖經車廂”載著大聲朗讀著《聖經》的人們和成捆的《聖經》駛過繁忙的街道。在擁擠的街角，戶外布道協會的成員啟發著每一個路人。在地鐵站，外國旅行者對在候車區裏發現的大本《聖經》訝異不已。在公園，大批非神職傳教者一手持《聖經》，一手提傘，艱難地閱讀著。
同時，1000餘名雇傭傳教士蜂擁而出。從擁擠的市區到被新興工人階級覆蓋的郊區，他們占據了整個倫敦。司布真式的福音教堂挺進了異教區。但在那兒，龐大的多教派組織，例如倫敦城市傳教團，派出了大量人員向貧民傳播福音。眾多救助團體相互競爭，爭相拯救酗酒者、妓女、不規矩的仆人和受虐的兒童。1875年，在文森特回到倫敦之前，一個名為威廉·布斯的非神職傳教者剛剛領導了一個新的傳教團隊通過街角傳播福音，軍隊形式和滲透心靈的音樂“俘獲”了工人階級的心。他稱他的團隊為救世軍。
盡管身邊上演著轟轟烈烈的傳教風暴，文森特還是沒能找到工作，或者說，壓根不可能找到工作。自6月中旬以來，文森特多次往返倫敦“看是否有機會成為”一名傳教士。為了讓求職更順利一些，他聲稱自己已經在巴黎和倫敦“與下層階級的人民建立了血肉聯係”，而且作為一名外國人，他能更好地幫助“處境困難的外國人找工作”。但結果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求職的失敗也許證明了他的語言技巧有限，他的交流方式毫無說服力，甚至叫人掃興。連文森特悲觀的父母都對此感到吃驚。“大家都以為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應該不是什麽難事。”安娜寫道。
他的失敗讓他開始對前方的路不再確定。“我曾那麽清晰地看到遠處的光明，”他向提奧承認，“但它現在卻時有時無。”沒能找到任何合適職位的文森特給了一個毫無說服力的簡單理由：“傳教士的年齡須在24歲以上。”他這樣告訴提奧和他的父母。對於一個害怕繼續遭到拒絕的人來說，這成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借口。“看樣子我在這個行業不會再有什麽進展。”在受挫僅僅幾周後，他就作出了這樣的論斷。
文森特沒有繼續堅持，也沒有再找其他的正經差事，卻成天想著另一番他有生以來從未接觸和從未經曆過的景象。也許報紙新聞上對於礦場困苦生活的誇張報道（通常配有黑白插圖）觸動了文森特。他考慮去英格蘭西部的礦區，為礦工布道。他甚至燃起了加入南美傳教團的念頭。但這些念頭卻無一實現。文森特立誌成為一名傳教士的念頭隻維持了一月有餘。
6月初，他隱居在艾爾沃思的房間裏，獨飲遭拒的淒楚，但心底仍期盼著“遠處的光明”。他認為自己的教師生涯令人沮喪，“是種羞辱”。索要工資失敗後，文森特離開了斯托克的學校。（他告訴父母是自己主動辭職的，但後來又暗示是斯托克開除了他——或者即將開除他。）與此同時，他又在幾百碼以外的另一所男子學校謀得了同樣的職位。7月8日，他搬進了霍姆庭，這是托馬斯·斯萊德-瓊斯創辦的一所學校，同時還在斯托克的學校裏做兼職。一開始，當文森特宣稱斯萊德-瓊斯的學校“更為時髦”時，梵高夫婦頗為欣喜。但對這個突然的決定，兩人又疑惑起來。多洛斯斷言：“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然而，有一點很清楚：文森特並不開心。給父母去的信中滿是對工作、學校和孤獨處境的抱怨（學生們都放暑假了）。“他不太好受，”兩人告訴提奧，“他的生活很艱難。”“想必是因為麵對一群男孩子，他不想把事情搞砸吧。”安娜總結道。她斬釘截鐵地認為文森特“不可能在那一行幹很久”。他需要一個新的方向來“規劃他的日常生活”，並“讓他變得更平靜快樂”。她甚至提議：“我希望他能找一份可以親近自然或者藝術的工作——那樣會更有希望。”
到了8月，文森特終於又找到了方向，不過並不合母親的意。此時的哈利·格拉德威爾和他的家人正在倫敦郊外避暑。就在他與文森特約好會麵的兩天前，傳來了哈利17歲的妹妹墜馬身亡的噩耗。於是，文森特立馬啟程步行六小時從倫敦的“一頭穿越到另一頭”。他到達的時候，悲傷的一家人剛辦完葬禮。“場麵”幾乎讓文森特窒息。他感到在這個屋子中，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神聖感”，並渴望抓住它，卻身不由己。“我感到莫名的害羞與慚愧，”第二天，他向提奧敞開心扉，“我想安慰他們，卻隻覺得尷尬。”
隻有在他的老朋友哈利麵前，文森特才能自若地扮演在他內心蠢蠢欲動的角色。文森特寫道，長路漫漫，他倆“什麽都能說”，他們“談上帝的王國，談《聖經》”，仍像在巴黎一樣。當他們在月台上走上走下時，文森特突然道出了一番飽含情緒的、布道式的告白。在那一刻，他感到“這個平凡的世界”突然“被那些不平凡的思想點亮”。
自那以後不久，他就決定要做一位牧師。
對文森特來說，傳教隻有一個訴求：給人送去慰藉。天主教將罪與罰視為其神學理論的核心，而荷蘭歸正會則將安撫人心奉為最高原則。教會的綱領文獻《合一式》塑造了一個關心信徒疾苦、“隻默默散布福音”的上帝的形象。牧師的第一要務便是安撫而非吸引新教徒。多洛斯·梵高就需要為他危難中的教民們提供精神和經濟方麵的支持。一旦疾病和死亡降臨，多洛斯就要給他們帶去抵禦此生孤獨的良藥，以及死後獲得上帝眷顧的承諾。在日常生活中，他撫平他們的憂慮和平息他們的恐懼。他的布道並不以教化或啟迪為目的，而是善於引用《聖經》和通俗故事中“寬慰人心的言辭”，春風化雨。
顯然沒人比文森特更需要宗教的寬慰。從孩提時代起，基督在他心裏不僅是一個受難者，更是一個撫慰者。懸掛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阿裏·謝弗的《安慰者基督》一直被文森特奉若珍寶。這幅畫再現了《聖經》中受難的聖潔片段（“我必須要治愈那些破碎的心”），成為了這個世紀最受歡迎的宗教形象。畫上，光芒四射又滿臉悲憫的基督以坐姿示人，身邊圍繞著被悲痛、壓迫和絕望壓垮，匍匐在地的信徒。他攤開雙手，展示出基督五傷。那意味著：磨難讓你更接近上帝。“悲傷沒有壞處，”多洛斯寫道，“隻會讓你飽含悲憫之心。”文森特則表示，憂鬱堪比“真金”。
早先的浪漫主義閱讀給謝弗筆下的聖象賦予了新的形象與意義，為文森特呈現了全新的苦難形式、全新的救贖神話、全新的關於希望的悖論，以及通往高尚的新窗口——所有這些都被他收入了剪貼簿或抄寫在了牆上。早在傳播福音之前，文森特就在讚頌自然“靜謐的悲傷”，並用畫作或詩中的意象聊以自慰。在卡萊爾和艾略特現代精神生活語境下的救贖主題中，他看到了基督的影子。艾略特在《亞當·比德》中這樣寫道：“不可言喻的苦難往往是種洗禮和重生，是新境界的起點。”
阿裏·謝弗，《安慰者基督》，1836年-1837年，布麵油畫，英寸x英寸。
當流亡者文森特於1875年在肯寧頓路的小屋裏重新發現了耶穌時，首先閃現在他腦中的是童年記憶中那個給人帶來撫慰的基督。勒內認為，他為“煩惱的人世帶去安慰，給心靈帶去歡樂”。坎佩斯的基督也許諾：“你的懺悔贖罪終將化為快樂。”《哥林多後書》中的隻言片語撫慰了文森特的內心：“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文森特發現，在這字裏行間，宗教帶來的幸福的魔力得以完美展現（後來，他寄予了藝術同樣的期盼）。“我在憂愁中找到了快樂，”他寫道，“憂愁好過任何歡笑。”
化悲為喜的文森特甚至買了一雙新靴子——“為新的旅途整裝待發”，同時還說服了他的老板，斯萊德-瓊斯牧師讓他去裏士滿的衛理公會幫忙。從艾爾沃思穿過泰晤士河就能到那兒。斯萊德-瓊斯會在那兒主持每周的禱告會，文森特開始在那兒“和人們交談”。沒過多久，他被邀請前去為會眾“說上幾句”。在學校，斯萊德-瓊斯同意文森特主要負責宗教引導而非知識講授的課程。文森特的聖經課有21名學生。早晨和傍晚，他和他們一起禱告。晚上，他坐在黑漆漆的宿舍裏講各種啟迪人心的聖經和文學故事。
被文森特的宗教熱忱感動的斯萊德-瓊斯邀請他去特納姆格林的公理教會幫忙。他也在那兒布道，從艾爾沃思出發沿泰晤士河下遊走約三英裏便可抵達這個小型宗教團體的所在地。文森特為這個小小的鑄鐵教堂籌備禱告會和儀式，同時在主日學校上課。同事們對這個陌生的荷蘭男人表示歡迎，隻是常常把他的名字叫成了“梵高夫先生”。文森特索性讓他們稱自己為“文森特先生”。除了負責主日學校的課程，他還為年輕人組織周二的晚間儀式和探訪生病、缺課的學生。不久以後，斯萊德-瓊斯還將他滿懷熱情的年輕助理送往位於上遊兩英裏遠處的彼得舍姆的另一座衛理公會小教堂主持周日的晚間儀式。
《彼得舍姆和特納姆格林的教堂》，信中速寫，1876年11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穿梭於這些虔誠儀式之間的文森特終於得到了斯萊德-瓊斯的認可，可以親自主持一場布道。興高采烈的文森特開始風風火火地籌備了起來。他在裏士滿的每周禱告會和聖經課上練習演講。（他承認，他講故事的時候學生們有時會睡著。）他列出了所有喜歡的韻文、故事、吟唱曲和詩歌，並把它們編成了一部“布道集”。那個秋天文森特給提奧寄去的長信，也與這個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那些信件來看，這本集子一定充滿了狂熱和撫慰人心的幻想，遠遠不同於他之前的任何一本剪貼簿——他對未來牧師生活的憧憬在此不言自明。“如果你想傳播福音，那麽福音應先在你心中，”他摸著胸口說道，“噢！它不就在這兒嘛。”傍晚，他總會蹣跚回到霍姆庭，手裏攥著一部《聖經》，在牆頭《安慰者基督》的凝視下入睡。
10月29日，文森特踏進了裏士滿衛理公會的講道壇，做他的第一次布道。兩天後，他像寫小說似的把當天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提奧：
這是個爽朗的秋日。從這兒沿泰晤士河走到裏士滿，一路上讓人十分愉快。清麗的藍天倒映在河中，透過栗子樹密密的黃葉，你可以看到山頭上裏士滿的房屋：紅色的屋頂、模糊的窗子、綠色的庭院，還有它們灰色的尖頂；下麵，是灰色的長橋，兩邊立著高大的楊樹，黑色的小小人影來往穿行著。
在講道壇下，他停了下來，低下頭禱告起來：“天父啊天父，讓我們以你的名義開始。”他說當他緩緩登上講道壇時，似乎感到自己“脫離了地底的黑洞”，陶醉在了“行走世界，傳播福音”的憧憬中。
他從《讚美詩》中選擇了一段：“我是這個世上的陌生人……”
他說道：“古老的信仰告訴我們，人生就是一條朝聖路，這是個真理。”
很難得知去做禮拜的教徒們對於當天布道的感想。他們能理解多少也不得而知。文森特能夠準確地講英語，但他的語速總是很快，並帶有濃重的口音。在禱告會上聽過他演講的信徒或許已經懂得如何適應他磕磕絆絆的語言。但一定沒人預料到能聽到如此激情澎湃的演講。
但是如果你想要脫胎換骨，永恒不朽，如果你想要活在信仰、希望和仁慈中——想要生命長青，想要像基督一樣生活，那麽把自己奉獻給上帝吧，獻身基督的事業——全身心地和孤注一擲地，讓我們用心耕耘，讓我們再次全力以赴……
在文森特充滿激情、言辭懇切的布道中，一段段晦澀的經文、一首首生僻的詩歌、一則則拗口的格言紛至遝來。一開始的勸勉激勵逐漸變成了後來的慢慢品讀，一開始的泛泛而談到後來也演變成了一係列怪異的類比（“即便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像個寡婦或者孤兒，但因為天父的恩賜，我們的快樂和富足往往比悲傷來得多”）。陣陣襲來的熱情中穿插著各種各樣的隱喻。那些陳詞濫調讓人昏昏欲睡，時不時突發的自白式祈禱又大為出人意料：“主啊，與我們同在吧。我們誓成為你的樣子——我們誓成為你的信徒。我們需要天父，需要天父的愛和庇佑。”
文森特曾表明在布道中，他力求“簡潔明了”、“誠心誠意”。沒有一個聆聽過他布道的人會懷疑他的誠心。即便是他的父親也批評他解讀《聖經》的方式太過複雜晦澀，雖然他父親本人的布道也稱不上是清晰精練的典範。在收到文森特描述自己布道的長信後，多洛斯向提奧抱怨道：“他要是能像孩子一般簡簡單單的多好。不要總是誇張地把整本《聖經》都往信裏搬。”不論文森特有沒有接受這個批評，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說話總是過於晦澀，”他反省道，“我不是很確定英國人的耳朵受不受得了。”幾周後，他忍不住提醒他的教友們：“你們的耳朵要遭罪了。”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把這視為人生曆程的另一次挫敗。“如果我不能繼續福音布道，那很不幸，”11月初，他寫下了這些不祥的文字，“如果布道不是我的宿命……那麽不幸就是我的宿命。”
確實有一種東西能讓文森特得到最純粹的撫慰，但卻求之不得。
從童年起，他就感受到了讚美詩的魔力。每個周末，津德爾特教堂總會傳出肅穆的吟唱，夾雜著他母親尖銳的風琴聲。文森特的弟媳表示，自從文森特1873年來到倫敦，他就癡迷於英國教堂裏傳出的“甜美的樂聲”和“悅耳的唱詞”，它們與他年少時聽到的加爾文式的懺悔調子截然不同。“他最喜歡管風琴和唱詩班。”文森特去了英格蘭一個月後，多洛斯這樣告訴大家。在司布真坐落於大都市的臨時禮拜堂中，文森特也一定曾加入過千人合唱——有人曾把這種體驗形容為漂浮在“巨大的樂海上，起起伏伏，洶湧澎湃，橫掃萬物”。他讓提奧給自己寄來一本荷蘭語讚美詩和兩本英語讚美詩。他還將一本頗受歡迎的讚美詩隨身攜帶，愛不釋手，隨口就能報出自己喜愛的章節。
文森特來到艾爾沃思後，讚美詩成為了他的慰藉。每個清晨和傍晚，他都和學生們在聖經課上吟唱。走過霍姆庭的前廳，他要是聽到一個孩子“哼了一會兒讚美詩的調子”，就會覺得“過去的信仰”又在他心頭冉冉升起。晚上在房裏，聽到樓下教室飄來的琴聲，他就會感到一陣肅穆的暖流化作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淚水。在無盡的旅途中，當他走過城市街道的煤氣燈下，當他跋涉在空曠的鄉村小道上，他承認，要是“周圍沒人”，他會輕輕地給自己唱上一段。
一遍又一遍，一曲又一曲，一英裏又一英裏。“總有那麽多美妙的曲子。”他寫道。
文森特喜歡這些歌詞：時而撩人，時而肅穆，時而柔和，時而欣喜，時而懇切，時而靜謐，時而歡快，時而憂傷。這些歌詞在他眼裏就是一首首詩歌，他一字一句地將它們抄寫在信件以及詩歌簿中。但讓他身心愉悅的還是那些曲子。天然的嗓音配上量身剪裁的旋律，還有街頭樂隊最擅長的和聲，這些朗朗上口的曲子著實會令人著魔。“若是你經常聽它們，”文森特寫道，“你會迷上它們的。”人人都像文森特一樣，虔誠地歌唱著，祈禱著。他最喜歡的讚美詩《請對我講主福音》，仿佛一個孩子執著地祈求一個睡前童話帶來的終極安慰：
簡單講說主福音，像對兒童講說，
我軟弱又愚笨，滿是汙穢罪過。
請對我講主福音，講那古老的福音，
能救罪人免沉淪，使我得一新心。
請對我講主福音，講那古老的福音，
講說耶穌愛罪人，講說耶穌恩情。
數十年後，當文森特寫道，他希望他的畫作“表達的是某種同音樂一樣能夠撫慰人心的東西……某種永恒的東西”時，這就是他的意旨所在。回顧文森特的成長曆程，倘若要從中追尋即將震驚世界的新藝術的誕生跡象，那麽不妨在這兒駐足聆聽，聆聽霍姆庭三樓的屋子裏飄揚而出的讚美詩，體味其中深沉的情感、純粹的訴求和不朽的追尋。
10月，文森特的父母來信說，提奧病得很重。多洛斯立即奔赴海牙，來到了兒子床頭；安娜緊隨其後，並索性住了下來靜待兒子康複。文森特在第一時間寄去了雪花般的信件和畫作。“我多想再見到你，”對高燒臥病在床的弟弟，他這樣寫道，“噢！我太想見你了。”不堪思念之情的折磨，他向斯萊德-瓊斯牧師懇求三天的假期，這樣他就可以回荷蘭一趟。“除了盼望坐在提奧床前，”他說，“我還十分想念我的母親，如果可以的話，還可以回埃滕看看父親，和他說說話。”
自從4月離開埃滕後，文森特飽受思鄉之苦。1876年的跨海之旅讓1874年發生的一切曆曆在目。那一年，他狼狽地與安娜一起返回了倫敦。拉姆斯蓋特學校凸窗外的風景讓他想起了對岸的家鄉。透過這扇窗，他看到學生們和家長道別。他的心同他們的一樣痛。文森特畫下了這“憂傷”的一幕，將它寄回了家，還附上了一張傷感的字條：“無論如何也無法忘記窗外的這一幕。”
拉姆斯蓋特和艾爾沃思的每個學生都令他想起提奧。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每當與他們一起散步，堆沙堡，給他們講解畫作，或者組織他們就寢時，“我都希望那些不是學生，而是你”。去海灘的路上，他撿了兩束沙灘苔蘚，寄給了提奧作紀念品。6月去漢普頓宮的路上，他從白嘴鴉的巢穴中得來了一根羽毛，將它夾在了下一封信中。7月，他曾一度幻想過與弟弟團聚，甚至讓提奧幫他在海牙找一份“與教堂有關的”工作。
他寫了大量的信寄給家人、親戚和朋友，包括韋林的妹妹安娜、巴黎舊友弗朗斯·蘇卡和哈利·格拉德威爾，甚至泰斯提格。在頻繁出入倫敦的日子裏，他多次拜訪了那兒的故人：他的前老板阿巴赫，以及埃爾伯特·簡·範·韋瑟林、喬治·裏德、亨利·沃利斯等古庇爾的舊同事。在文森特心中，融入格拉德威爾家的渴望尤為強烈，雖然這一家子還沉浸在痛失愛女的悲傷中。每次去倫敦，他都要去哈利父親的店裏看看，或者繞道去看看這一家人，甚至還為他們謄寫了一本象征家庭聯結的剪貼簿。
文森特似乎對他的雇主，斯萊德-瓊斯牧師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懷有同樣的希冀。牧師的六個孩子及其本人牧師式的生活方式似乎能夠完美地填補文森特心中的缺口。和津德爾特牧師公館一樣，霍姆庭是個自給自足的孤島。大樹掩映著庭院，牆上藤蔓交錯，穀倉前的空地上滿是牲畜。文森特努力讓自己在這兒舒坦一些，就像在海克福德路上的羅伊爾家裏一樣。他在園中勞作，給斯萊德-瓊斯的孩子們上課，給他們講睡前故事。思鄉心切的文森特在假日用綠色植物裝飾了屋子。訪客有時會留下一些書，安妮將它們保留了下來，於是看書成了文森特消磨白天時間的主要方式。每一頁的邊邊角角都被注上了各種注釋和感悟。在躁狂式的渴望中，他抄寫著喜愛的讚美詩、《聖經》經文、詩歌和散文——不論它們是法語、德語、荷蘭語還是英語。
對家庭的向往還驅使著他來到了羅伊爾家。11月，文森特不顧尷尬，在倫敦嚴酷的冬日跋涉到海克福德路，給厄休拉帶去生日祝福。
最終，不論是格拉德威爾、斯萊德-瓊斯還是羅伊爾都沒能填補文森特心中的缺口。隻有一個家庭能做到這一點。10月，提奧的病和臨近的聖誕節又在文森特心中激起了波瀾。“噢！津德爾特！”他呼喚道，“讓人禁不住對你的思念。”每到一個地方，文森特都覺得有家的影子。在倫敦的畫廊裏，他會滿懷喜悅地流連在荷蘭風景畫前。他和學生們講述“那些沒有山的平原”，在那兒“屋子和街道幹幹淨淨，一塵不染，就像《格列佛遊記》中那些巨人的玩具”。他在腦中一遍遍暢想著“沿著泰晤士河乘船而下，跨過海峽”。他寫道：“看著遠處那些親切的荷蘭海濱和教堂尖頂該有多麽快樂。”他一次又一次讀著童年的詩歌，把喜歡的朗費羅等人的作品抄寫成冊，沉浸在回憶與向往中：
我看到村莊的亮光
在雨霧中閃爍
悲傷湧上心頭
難以抵擋
就是這樣的幻想驅使著文森特懇求斯萊德-瓊斯牧師準自己幾天假期去海牙看望生病的提奧。第一次，他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經不住文森特的軟磨硬泡，牧師終於表示：“如果你母親同意，那麽我就同意。”
但安娜沒有同意，仿佛晴天霹靂一般，安娜要求文森特等到聖誕節再回家——“願上帝賜予我們愉快的團聚。”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對此隻字未提（因為他知道母親會看到），卻將心中的憤懣全都傾注在了下周的布道中：“我們一生的旅程始於母親粗暴的愛，終於天父的臂膀……誰人能忘記溫馨的童年時光，直到我們離開家的港灣——因為我們總有一天要啟程。”
自從母親拒絕了他回家的懇求，文森特對一切都失去了熱情。在霍姆庭、彼得舍姆教堂和特納姆格林的鑄鐵教堂間的來回穿梭已經失去了意義，對文森特來說，這已成了一個負擔。連他鍾愛的徒步也成為了家信抱怨的理由。在文森特眼裏，路上的自己不再是一名朝聖者。他自嘲地稱自己為斯萊德-瓊斯的“跑腿小弟”。這些“非人的旅程”讓他不得不麻木不仁地跋涉在鄉間。即使校長指派文森特去貧困的學生家中收討學費也不能提起他的興趣。（斯萊德-瓊斯本人經常拖欠文森特那點兒可憐的工資，理所當然地表示“上帝自然會照料為他工作的人”。）
對思鄉心切的文森特來說，繁雜的日子過得太過緩慢。“我多麽向往聖誕節能和你們團聚，”他告訴提奧，“這幾個月我像老了好幾歲。”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坐在房間裏，望著牆上雙親的照片，回味從前聖誕節的歡樂時光：尤其是兩年前他回到赫爾瓦特的那個聖誕夜（在巴黎被解雇之前），月光灑滿了白雪皚皚的白楊樹，黑夜中閃爍著村子的亮光。
那個秋天和冬天，最令文森特癡迷的是回頭浪子的形象。在布道中，他不止一次講起收破爛的流浪商販的故事。他“不配做一個兒子”，但父親還是接納了他：“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卻再一次活了過來，我失而複得。”這則故事曾出現在文森特的人生故事裏，而今它貫穿在他的整個布道中。他的屋子裏掛著一幅阿裏·謝弗的《不尋常的命運》，上麵畫著上帝般慈愛的父親正擁抱著一個滿臉懺悔、眼含淚水的年輕人。文森特將這幅畫寄給母親作為生日禮物。憑借內心特殊的偏執，文森特在文學、詩歌和藝術中找到了妥協和救贖。他細細研究著，一遍遍講述著，甚至將其用作學生睡前故事的素材。
在文森特心底對撫慰人心的聖象的渴望中，現實和想象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受到艾略特文章的啟發，他的信中充斥著能讓每天成為永恒的“生動描繪”。在行進的火車上見到的落日在文森特眼中“是真正的複活節太陽”，教堂司事雨中的屋子成了信仰的避難所，靜靜的河堤成了救贖的承諾：“栗樹、清澈的藍天和早晨的太陽倒映在泰晤士的河水中；草地綠得發亮，附近的教堂鍾聲隆隆響起。”在類似的意象中，文森特將現實的觀察和心靈的想象糅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番更為美好和更為慈悲的現實。他將矛盾的事物並置，引發幻象，壓縮時空，用喜歡的修辭裝點修飾，隨心所欲地略去一切不符合他期望的東西。他對倫敦平民窟的貧窮、罪惡、擁擠和汙穢隻字未提，而是再現了這樣一番景象：熙熙攘攘的虔誠的窮人們沐浴在周六夕陽的餘暉裏，熱切地盼望安息日的到來——“在這個日子裏，貧困地區的人們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文森特隨心所欲地將文學和藝術中的意象進行再創造。他修改了詩歌和畫作的名字。他無視權威和衝突。就像對待童年的插畫簿一樣，他將詩句和畫作任意搭配，樂此不疲地將它們修改得更有人情味。他為圖片配上詩歌，似乎還直接將文學作品和《聖經》中的原句摘抄在他收藏的畫上，形成了一幅幅安撫人心的拚貼畫。將文字與畫作相匹配的過程極大地滿足了他躁狂式的想象和對安慰的追尋。從此，這成了文森特看待世界和應對世界的首要方式。
常去裏士滿衛理公會教堂做禮拜的信徒們一定很早便察覺到了文森特獨特的處理方式，雖然這種方式無疑常令他們不知所措。文森特曾用他喜愛的“一個非常美麗的畫麵”來完結他的第一次布道。文森特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天路曆程》。但他形容的這個畫麵與他兩年前（1874年）在皇家藝術學院看到的喬治·鮑頓的手筆截然不同。在文森特的描述中，鮑頓平直的視野和朦朧的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浪漫主義風格的壯美落日和由山峰組成的耀眼遠景（“還有鑲著金邊、銀邊和紫邊的灰雲”）。文森特用班揚的天國——在那高山頂上“旭日灑下萬丈光芒”——替換了鮑頓設有防禦工事的低矮城鎮。在鮑頓筆下，身著白色束胸外衣的女子正為滿身塵土的朝聖者倒水。在文森特的版本中，這個女子搖身一變，成了安徒生童話中一身黑色的天使。
除了將藝術、文學與《聖經》進行雜糅，文森特還添加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在文森特的想象中，天使並不為一個群體服務，而隻為某個孤獨、“長途跋涉後筋疲力盡”的朝聖者帶去慰藉。他們用文森特最喜愛的詩句交談，“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朝聖者繼續踏上前路。
隻有透過真實、藝術和想象的三棱鏡，才能窺見文森特傷痛的本真，才能觸及解開文森特心結的東西：他的家庭。他把自己想象成鮑頓畫中的朝聖者，想象成謝弗筆下被父親一次次摟在懷中的浪子。他不斷地在布道和睡前故事中重溫這些形象。文森特將家庭成員及自己的形象與藝術和文學中的形象隨意交錯疊加。提奧成為了年輕的革命英雄，森特伯伯則生活在了黃金時代，多洛斯和安娜也成為了喬治·艾略特詩中善解人意的父母。津德爾特牧師公館是每幅畫中的幸福之家。而文森特本人，時而是康西安斯筆下被迫離家的被征召的士兵，時而是《菲利克斯·霍爾特》中雖有諸多缺陷，但堪稱典範的牧師，或是班揚朝聖路上的基督徒。
從本質上來說，在文森特的幻想中，藝術和宗教具備了同樣安撫人心的特質：在這片天地中，在連番的救贖意象中，文森特可以肆意重構他原本失敗的人生。這是一種神奇的魔力。信徒們一定會驚訝於文森特對《聖經》的熟悉程度。“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他用以賽亞的原話聲嘶力竭道，“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在文森特的幻想中，天父與父親，聖子與兒子的形象不斷地交錯，一個個聖經場景儼然是一張詮釋文森特人生曆程的油畫布。
宗教與家庭的聯結一直讓文森特魂牽夢縈。這不僅是文森特藝術的永恒主題，也與他的精神失常休戚相關。《聖經》中救贖的承諾讓文森特深信自己與家人終將和解。“神，”他向提奧這樣保證，“會庇佑我們。”這樣的承諾帶來的安慰形成了文森特宗教體驗的核心。文森特常因宗教、文學和藝術而感動落淚。一個個宗教典故中蘊含著愛與希望。“這樣的愛，”在《亞當·比德》中，艾略特這樣寫道，
與宗教熱情幾乎無異。哪一種深沉和叫人珍惜的愛不是這樣呢？伉儷之情、天倫之樂、親切的撫觸、溫柔的言語、文藝的廣袤、音樂的豐盛，莫不如此。不論是晚秋落日或圓柱走廊，還是莊嚴肅穆的塑像或貝多芬交響樂帶來的寧靜喜悅，我們覺得這一切不過是那個深不可測的愛與美之海裏的一些細浪微波而已。我們最熱烈的喜怒哀樂從表達轉入沉默。愛可不同，到達最高潮的時候，它往往超過它的對象，進入一種神聖的神秘境地。
當然，其中的危險就在於，這種種經過夢想加工的愛會讓文森特陷入迷惑：他常常把想象當作真實。他的絕望和熱忱已經到達妄想的邊緣，他所謂的真實也往往披上了幻想的蟬翼。聖誕節臨近時，文森特似乎越來越難以分辨腦中的想象和生活中的現實。他望著牆上雙親的照片，一遍一遍地念誦著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禱詞：“噢，主，讓我們緊緊團結在一起，願我們對你的愛能讓我們靠得更近。”在離開前的最後一次布道中，他又講起了那個浪子回頭的故事：“父親看到他遠處的身影，就動了慈心。”
聖誕節前夜，他完全沉迷在了這個意象中——好像這就是他在埃滕即將要受到的款待。“我們聽到主的名字時，必定心懷感動，”他感歎道，“是的，就像離家的遊子見到父親的那一刻。”相較於這些令人愉悅的幻想，誰還會願意回到殘忍的現實？文森特一心想著回到家中“與父親能如兄弟一般推心置腹”。他仿佛能聽到父母正吟唱著他熟悉的那首讚美詩：
歸家吧，歸家！你已身心疲憊，
前路黑暗而淒茫；
回頭的浪子！
歸家吧，歸家！忘掉悲傷與責備，
忘掉罪孽與羞愧，忘掉訕笑的魔鬼；
回頭的浪子！
歸家吧，歸家！
1876年4月前往英國的文森特就此踏上一段這樣的旅程。
接下來的八個月裏，他幾乎沒有停下。從一地輾轉到另一地、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在英倫大地上行走了幾百英裏的文森特一直“在路上”。他坐過船，乘過火車，搭過巴士和卡車，甚至地鐵。但他多半走路。即便在這個鐵路交通廉價到女店員都能擔負得起一張三等座票的時代，文森特依然在一直行走。不論天氣，不論時間，他一如既往地走著，在荒野歇息，在田地間覓食，在小旅店填飽肚皮，或者有時候，什麽也不吃。他行走著，直到衣衫襤褸，皮膚灼裂。他以從容的步調行走（據他自己測算，三英裏一小時），好像目的地並不重要，好像行走本身——純粹的裏程積累、鞋底鞋帶的磨損、隆起的水皰——才是衡量一個人虔誠與否的標準。
在拉姆斯蓋特，他走在點綴著“更衣車”的沙灘上。他走在碼頭邊，防波堤向他家鄉的方向延伸。他走在白堊崖巔旁的小徑上，周圍長滿粗糙的山楂叢和被風吹彎的樹木。他走過錯落在海岸邊的峽穀和水灣，走過山崖邊海平麵以上的玉米地，那兒如津德爾特的郊野一般誘人，而且離他執教的學校隻有幾分鍾路程。
僅僅兩個月後，學校從拉姆斯蓋特搬往倫敦，文森特也尾隨步行前往——在夏日的酷暑中他跋涉了50英裏。這是他在英國隻身上路的最長行程。“真叫我好走。”他向提奧吹噓道。如果搭蒸汽船穿過泰晤士河，隻要幾個小時和一把便士。有一晚，他睡在了教堂的台階上。他在繼續趕往目的地之前，還兩夜不休，繞道30英裏去韋林看望妹妹安娜。第二天，他走完了最後的25英裏來到了艾爾沃思，倫敦遠側的一個小鎮。那兒就是寄宿學校的新址。
坐落在泰晤士河灣的艾爾沃思風景優美，也許會是文森特理想的落腳點。然而，對文森特來說，這裏成了一個他反複順流而下步行進城的起點（這裏離城有十英裏）。他一趟又一趟地上路，無視車次頻繁的火車，無視天氣，不論日夜，早出晚歸，有時還在一天內往返兩三次。每次去倫敦文森特都能辦很多事：穿過倫敦令人崩潰的交通和迷宮般的街道重訪原來工作過的地方，拜訪某個老友，找找工作，甚至去看看某座地標性的教堂——或者能讓他在路上耽擱的任何事。
7月，他換了工作。新職位在艾爾沃思的另一所學校，學校讓他去倫敦和其他地方追討生了病的學生或家長拖欠的學費——這讓他走遍了城市最偏遠的郊外。9月，他考慮去利物浦或赫爾——重新找一份工作，他說。他還曾說起想乘船去南美。“他們有時候會問，什麽時候我才能抵達我的目的地。”
究竟是什麽驅使著文森特走下崎嶇的鄉村公路和繁忙的城市街道，奔向海角天涯的懷抱？也許是逃避的訴求催促著他遠離巴黎和埃滕。夏天和秋天，他的信中滿是掙脫枷鎖和駛向“安全”之地的字眼。他大肆談論著從罪惡和之前生活的“虛假平靜”中的解脫。他讀罪犯亡命天涯的書。這樣的故事撫平了他的焦慮，讓他整日空想如何從終結的死亡中解脫。
無疑他也在折磨著他的父母。他在信中不是詳細地講述自虐式的旅行，就是陷入可怕的沉默——即便不是出於有意，這兩點都足以懲罰憂心的父母。“他總是幾小時幾小時地長途跋涉，”多洛斯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我怕會讓他的形象受損，那樣他就更見不得人了……這些都是多餘的行為……讓我們很遭罪。”
但談到文森特“多餘”的行為，沒人會比他本人更遭罪。“那些年，”文森特後來回憶道，“我沒有朋友也得不到幫助，十分痛苦。”也許，自我懲罰才是他苦行的真實目的。顯然，他走出的每一步都承載了沉重的罪惡感。抵達英國後，他即刻寫道：“這能讓我忘記自己是一個隻能讓家人蒙羞的兒子。”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他傾吐著“不滿足”、“不完美”和“無價值”的感覺。他承認他“憎恨自己的整個人生”，期盼他能忘記“自己年少罪惡”的那一天。“誰能永遠地將我從這具不堪的軀體中帶走？”他發出了哀怨的詰問，“我還需要與自己抗爭多久？”
連月來，自我懲罰式的行走中還伴隨著如潮水般湧入腦中的撫慰人心的畫作。過去那些關於旅行、告別、歸家、苦戀的徘徊和道德追尋的意象總能激發文森特的想象力。現在，它們成了救生索。他又對朗費羅的《伊凡傑琳》和《邁爾斯·斯坦狄什的求婚》重新燃起了熱情。這兩個故事都講述了流亡給人帶來的改變。還有朗費羅的《亥伯龍神》，它講述了在後拿破侖時代歐洲一位憂鬱的詩人在末日般的大地上尋找自我的故事。朗費羅的《路邊客棧的故事》成為了文森特新的信條。背井離鄉的女作家伊麗莎白·韋瑟爾的《世界之廣》令他感觸頗深。他除了讀給學生們聽，還給提奧寄去了一本。
他收集了繪有噙淚離別和歡樂團聚場景的作品，譬如亨利·康西安斯的《征召》。他仔細地將其逐頁抄寫了下來。（“離別的時刻已經到來！……母親緊握著手……他把頭埋在手心掩住沿麵淌下來的淚，用含糊的聲音說出了兩個字：‘再會。’”）他還在古斯塔夫·布利昂的畫作《永別》中找到了同樣令人心碎的畫麵：青年滿麵淚水與父母告別的畫麵。曾有一段時間，這幅畫在他的所有收藏中占據了無可比擬的地位。在夏天和秋天的遊曆中，他不知道想了什麽法子，竟一直將其隨身攜帶。3月，他還給父母寄去了一幅作為他們結婚周年的禮物。
路，不論是在文森特的想象還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個永恒的意象。他成長的鄉村布滿了條條如鐵軌一般筆直的小徑，它們一直延伸到遠方樹木的盡頭。母親很早就開始教他“人生如路”，父親珍藏著一幅送葬隊伍行進在麥田小徑上的畫。在文森特的成長曆程中，每條路都是一段旅程，每段旅程都蘊含了一個人生。這雙尋找風景的眼睛也總在摸索前路。文森特在自己房中也掛了一幅畫作，類似父親的那幅，畫中是一條通向遠方的崎嶇山路。他最喜歡的詩節講述了一個疲憊旅人的乞求：“這條路一直是上坡嗎？/是的，一直到盡頭都是。/這段旅程要走上一整天嗎？/從日走到夜，我的朋友。”
在文森特眼裏，每條路都意味著一段旅程，每個旅人都是一個朝聖者。“如果你想變得堅韌，獲得精神的升華，那麽就把自己視作大地上的流亡者和朝聖者吧。”坎佩斯如是說。重新開啟孤獨之旅的文森特在講述虔誠的旅人為了抵達超脫的彼岸而飽受現世跋涉之苦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鳴。在為瑪麗斯準備的詩歌簿上，他抄寫了烏蘭德以前往聖城為主題創作的《朝聖者》的開篇章節。在父親寄來的荷蘭詩集中，文森特隻圈出了一首名為《朝聖之旅》的詩歌（還抄寫了一份給提奧），這又是一個關於“攀登精神高峰”的故事。
在許許多多的朝聖路中，隻有約翰·班揚的《天路曆程》給文森特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告訴弟弟：“這本書十分值得一讀。”和文森特一樣，班揚筆下的基督徒拋下親人，踏上了艱險的旅程，一路上曆經形形色色人性的脆弱、愚蠢和誘惑。和文森特後來的藝術一樣，《天路曆程》1678年甫一問世，其虛擬的寓言世界彌漫著的強烈的道德訴求就令世人震驚，也立即贏得了讀者的心。兩個世紀以來，《天路曆程》廣受讚譽，成了英國家庭除《聖經》外的必備書籍。“我極其喜愛這本書。”文森特寫道。
但班揚的基督徒必須要和文森特心中另一個旅人的形象一爭高下。他讀到了舊貨商——“收破爛的男人”——的故事。舊貨商回收破爛，在荒野小徑上討生活。文森特在詩歌簿上完完整整地抄下了這個故事：“一見到他，人們就緊鎖大門……他在這個村子受洗，卻也是這兒的陌生人……對於自己家中發生著什麽，他一無所知。”
走過的路越來越長，鞋襪漸漸磨破，這個形象也鐫刻在了文森特心中。“他走著，走著，收破爛的男人，就像流浪的猶太人。沒人喜歡他。”
文森特的旅程始於拉姆斯蓋特一所雜亂、有蟲子出沒的房子。他當時一定高興地以為自己闖入了狄更斯陰鬱小說中的某個場景。在文森特的印象中，威廉姆·波斯特·斯托克開辦的學校完全算不上一所正規的、資金充裕的學校。24個10歲到14歲的男孩擁擠在皇家路6號一幢狹窄的獨棟住宅裏。那裏距離直墜入海、令人眩暈的山崖隻有幾百碼遠。腐爛的木質樓梯、破損的窗戶、昏暗的燈光和漆黑的走道都是文森特抱怨的理由，被他說成是“一派慘狀”。他寫道，晚飯大抵是麵包和茶。漫漫長夜，孩子們往往饑腸轆轆。
在這樣的境況下，文森特就像狄更斯筆下的主人公一般，被繁重和似乎沒有盡頭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從早上6點到晚上8點，他和另一個“助教”擔負起了所有學生的責任。他說，他“什麽都教他們一點”，法語、德語、數學、背誦和“聽寫”。他帶他們去散步和去教堂，他監管他們跳蚤成災的宿舍，安置他們就寢。他至少給他們洗過一次澡。空閑的時間，他做一些修繕工作和零星活計。“真是累人的活。”文森特故作輕鬆地說道。
斯托克一手造就了這一幕幕狄更斯式的陰鬱場景。斯托克是個禿腦袋、滿臉絡腮胡子、身材魁梧的男人。他像操持一份買賣一樣經營著這所學校。當時，政府開設的公辦學校為了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的教育需求，已經不堪重負。於是，任何擁有一所房子和假裝博學的人都可以開辦一所學校。文森特後來寫道，斯托克辦學“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錢”。據文森特所述，他對操持這份營生的來龍去脈“十分保密，從來不談論過去；他常突然離開又突然到來，讓人猝不及防”。太多的秘密讓斯托克成了一個喜怒無常的校長：前一秒還與學生們玩玻璃彈珠，下一秒就因他們的吵鬧勃然大怒，罰去他們的晚餐，勒令他們立馬上床睡覺。文森特來了兩周後，斯托克突然宣布學校要搬到艾爾沃思。在那兒，他母親經營著一樣的營生。
有關工作的話題很快在文森特的信中銷聲匿跡。他開始和家人們談論狂風暴雨中的小鎮，或者透過學校前窗能看到的“海景”（“令人難忘。”他這樣表示）。無疑，他有限的詞匯和濃重的口音讓這份原本就甚是艱難的工作變得更為艱難。“我的工作常常收效甚微。”他坦誠地寫道。斯托克的貪婪吝嗇讓文森特“厭惡”。一個月的試用期滿之後，文森特向斯托克索要他曾承諾的微薄工資，卻遭到了拒絕。斯托克肆無忌憚地說：“我這兒的教師隻供食宿。”
6月中旬，學校搬遷，文森特決定離開。這，也許就是朝聖者的命運。“我們必須繼續靜靜地上路。”文森特寫道。
當老師還沒兩個月，他就決定成為一名傳教士。
將他人引向真理的抱負深深紮根在文森特的本性中。多年來的疏離和過於自我的獨自沉思讓他迫切地渴望勸誡他人。他認為，激情隻有分享才能被充分利用。對於瑣碎世事的成功勸誡更能深入人心。於是，1876年夏天萌發的傳教熱忱除了讓文森特再次著手為提奧準備詩歌簿外，還促成了他與教徒格拉德威爾之間的友誼——兩人都誓將生命奉獻給懲惡揚善和宣揚真理的事業和理想。
受到新感召的文森特在喬治·艾略特的小說中找到了鼓舞，甚至靈感。那年冬天，他把《菲利克斯·霍爾特》、《亞當·比德》、《織工馬南》以及《教區生活場景》統統寄給了父母。這些書籍也把文森特從坎佩斯的宗教說教拉回了他喜愛的小說世界。《菲利克斯·霍爾特》講述了一個年輕男人“走向荒野”的故事。他拒絕了父母的遺產，努力追求被工人階級擁護的政治和宗教生活，試圖以此來重新定義“失敗”。《亞當·比德》和《教區生活場景》都講述了背負汙點、受罪惡感折磨的男主角通過向窮人傳道和過上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最終殉道重生的故事。文森特在這些故事中拋開了艾略特對宗教的嘲諷，隻把眼光放在主人公福音傳道的熱情上。他甚至在艾略特對燈籠廣場可怕的宗教審判場景的描繪中獲取了靈感。他寫道，“大城市中的人們對宗教懷有一種信仰”，燈籠廣場這樣的地方“恰恰是一個人間的信仰樂園”。
為了實現心中的“向往”，文森特開始為自己尋找新職位。讀過的這些故事影響了他對理想工作的設想。他這樣向提奧形容道：“這應該是介於牧師和傳教士之間的一個角色”，應該“主要麵向工人階級”傳教，工作地點應該在“倫敦郊區”。他十分艱難地準備了一份簡短的自我陳述（或者說是一份生活剪影），其中摻雜著充滿罪惡感的半真半假的陳述、滿懷希望的自誇，以及卑下的懇求：“主啊……允許我成為您的奴仆。請對我這個罪人發發慈悲。”6月，還身在拉姆斯蓋特的文森特就已經將這番陳述呈給了倫敦的一位牧師。“我在倫敦時，常去聽您的布道，”他寫道，“現在我正在找工作，希望能得到您的引薦。”
事實上，倫敦已經有了太多的神職人員。本世紀初期，宗教世俗化的浪潮給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帶來了極其負麵的影響。於是，宗教再度被視為有效去除社會痼疾的手段。到19世紀70年代，資產階級達成了共識，激增的犯罪率和頑固的貧困並非是美好新世界潛在缺陷的反映，而是精神空虛匱乏的惡果。難以駕馭的工人們缺少的是信仰，而不是權益；慈善和宗教帶來的益處敵得過任何社會問題。因此，資金大量湧向新教區和像查爾斯·司布真這樣領導宗教複興的牧師與福音傳教活動——尤其是麵向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每年，500餘個慈善團體捐贈的巨款超過700萬英鎊。聖經公會每年也會貢獻50餘萬本免費的福音書。
人們狂熱相信分發《聖經》益處多多，於是一項全新的宗教“使命”應運而生：宗教書刊的販賣。司布真甚至創建了一個專門的學校來訓練叫賣《聖經》的小販——男男女女拿著《聖經》在“難以接觸到宗教思想的階層中”挨家挨戶地叫賣。所謂的“聖經車廂”載著大聲朗讀著《聖經》的人們和成捆的《聖經》駛過繁忙的街道。在擁擠的街角，戶外布道協會的成員啟發著每一個路人。在地鐵站，外國旅行者對在候車區裏發現的大本《聖經》訝異不已。在公園，大批非神職傳教者一手持《聖經》，一手提傘，艱難地閱讀著。
同時，1000餘名雇傭傳教士蜂擁而出。從擁擠的市區到被新興工人階級覆蓋的郊區，他們占據了整個倫敦。司布真式的福音教堂挺進了異教區。但在那兒，龐大的多教派組織，例如倫敦城市傳教團，派出了大量人員向貧民傳播福音。眾多救助團體相互競爭，爭相拯救酗酒者、妓女、不規矩的仆人和受虐的兒童。1875年，在文森特回到倫敦之前，一個名為威廉·布斯的非神職傳教者剛剛領導了一個新的傳教團隊通過街角傳播福音，軍隊形式和滲透心靈的音樂“俘獲”了工人階級的心。他稱他的團隊為救世軍。
盡管身邊上演著轟轟烈烈的傳教風暴，文森特還是沒能找到工作，或者說，壓根不可能找到工作。自6月中旬以來，文森特多次往返倫敦“看是否有機會成為”一名傳教士。為了讓求職更順利一些，他聲稱自己已經在巴黎和倫敦“與下層階級的人民建立了血肉聯係”，而且作為一名外國人，他能更好地幫助“處境困難的外國人找工作”。但結果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求職的失敗也許證明了他的語言技巧有限，他的交流方式毫無說服力，甚至叫人掃興。連文森特悲觀的父母都對此感到吃驚。“大家都以為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應該不是什麽難事。”安娜寫道。
他的失敗讓他開始對前方的路不再確定。“我曾那麽清晰地看到遠處的光明，”他向提奧承認，“但它現在卻時有時無。”沒能找到任何合適職位的文森特給了一個毫無說服力的簡單理由：“傳教士的年齡須在24歲以上。”他這樣告訴提奧和他的父母。對於一個害怕繼續遭到拒絕的人來說，這成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借口。“看樣子我在這個行業不會再有什麽進展。”在受挫僅僅幾周後，他就作出了這樣的論斷。
文森特沒有繼續堅持，也沒有再找其他的正經差事，卻成天想著另一番他有生以來從未接觸和從未經曆過的景象。也許報紙新聞上對於礦場困苦生活的誇張報道（通常配有黑白插圖）觸動了文森特。他考慮去英格蘭西部的礦區，為礦工布道。他甚至燃起了加入南美傳教團的念頭。但這些念頭卻無一實現。文森特立誌成為一名傳教士的念頭隻維持了一月有餘。
6月初，他隱居在艾爾沃思的房間裏，獨飲遭拒的淒楚，但心底仍期盼著“遠處的光明”。他認為自己的教師生涯令人沮喪，“是種羞辱”。索要工資失敗後，文森特離開了斯托克的學校。（他告訴父母是自己主動辭職的，但後來又暗示是斯托克開除了他——或者即將開除他。）與此同時，他又在幾百碼以外的另一所男子學校謀得了同樣的職位。7月8日，他搬進了霍姆庭，這是托馬斯·斯萊德-瓊斯創辦的一所學校，同時還在斯托克的學校裏做兼職。一開始，當文森特宣稱斯萊德-瓊斯的學校“更為時髦”時，梵高夫婦頗為欣喜。但對這個突然的決定，兩人又疑惑起來。多洛斯斷言：“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
然而，有一點很清楚：文森特並不開心。給父母去的信中滿是對工作、學校和孤獨處境的抱怨（學生們都放暑假了）。“他不太好受，”兩人告訴提奧，“他的生活很艱難。”“想必是因為麵對一群男孩子，他不想把事情搞砸吧。”安娜總結道。她斬釘截鐵地認為文森特“不可能在那一行幹很久”。他需要一個新的方向來“規劃他的日常生活”，並“讓他變得更平靜快樂”。她甚至提議：“我希望他能找一份可以親近自然或者藝術的工作——那樣會更有希望。”
到了8月，文森特終於又找到了方向，不過並不合母親的意。此時的哈利·格拉德威爾和他的家人正在倫敦郊外避暑。就在他與文森特約好會麵的兩天前，傳來了哈利17歲的妹妹墜馬身亡的噩耗。於是，文森特立馬啟程步行六小時從倫敦的“一頭穿越到另一頭”。他到達的時候，悲傷的一家人剛辦完葬禮。“場麵”幾乎讓文森特窒息。他感到在這個屋子中，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神聖感”，並渴望抓住它，卻身不由己。“我感到莫名的害羞與慚愧，”第二天，他向提奧敞開心扉，“我想安慰他們，卻隻覺得尷尬。”
隻有在他的老朋友哈利麵前，文森特才能自若地扮演在他內心蠢蠢欲動的角色。文森特寫道，長路漫漫，他倆“什麽都能說”，他們“談上帝的王國，談《聖經》”，仍像在巴黎一樣。當他們在月台上走上走下時，文森特突然道出了一番飽含情緒的、布道式的告白。在那一刻，他感到“這個平凡的世界”突然“被那些不平凡的思想點亮”。
自那以後不久，他就決定要做一位牧師。
對文森特來說，傳教隻有一個訴求：給人送去慰藉。天主教將罪與罰視為其神學理論的核心，而荷蘭歸正會則將安撫人心奉為最高原則。教會的綱領文獻《合一式》塑造了一個關心信徒疾苦、“隻默默散布福音”的上帝的形象。牧師的第一要務便是安撫而非吸引新教徒。多洛斯·梵高就需要為他危難中的教民們提供精神和經濟方麵的支持。一旦疾病和死亡降臨，多洛斯就要給他們帶去抵禦此生孤獨的良藥，以及死後獲得上帝眷顧的承諾。在日常生活中，他撫平他們的憂慮和平息他們的恐懼。他的布道並不以教化或啟迪為目的，而是善於引用《聖經》和通俗故事中“寬慰人心的言辭”，春風化雨。
顯然沒人比文森特更需要宗教的寬慰。從孩提時代起，基督在他心裏不僅是一個受難者，更是一個撫慰者。懸掛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阿裏·謝弗的《安慰者基督》一直被文森特奉若珍寶。這幅畫再現了《聖經》中受難的聖潔片段（“我必須要治愈那些破碎的心”），成為了這個世紀最受歡迎的宗教形象。畫上，光芒四射又滿臉悲憫的基督以坐姿示人，身邊圍繞著被悲痛、壓迫和絕望壓垮，匍匐在地的信徒。他攤開雙手，展示出基督五傷。那意味著：磨難讓你更接近上帝。“悲傷沒有壞處，”多洛斯寫道，“隻會讓你飽含悲憫之心。”文森特則表示，憂鬱堪比“真金”。
早先的浪漫主義閱讀給謝弗筆下的聖象賦予了新的形象與意義，為文森特呈現了全新的苦難形式、全新的救贖神話、全新的關於希望的悖論，以及通往高尚的新窗口——所有這些都被他收入了剪貼簿或抄寫在了牆上。早在傳播福音之前，文森特就在讚頌自然“靜謐的悲傷”，並用畫作或詩中的意象聊以自慰。在卡萊爾和艾略特現代精神生活語境下的救贖主題中，他看到了基督的影子。艾略特在《亞當·比德》中這樣寫道：“不可言喻的苦難往往是種洗禮和重生，是新境界的起點。”
阿裏·謝弗，《安慰者基督》，1836年-1837年，布麵油畫，英寸x英寸。
當流亡者文森特於1875年在肯寧頓路的小屋裏重新發現了耶穌時，首先閃現在他腦中的是童年記憶中那個給人帶來撫慰的基督。勒內認為，他為“煩惱的人世帶去安慰，給心靈帶去歡樂”。坎佩斯的基督也許諾：“你的懺悔贖罪終將化為快樂。”《哥林多後書》中的隻言片語撫慰了文森特的內心：“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文森特發現，在這字裏行間，宗教帶來的幸福的魔力得以完美展現（後來，他寄予了藝術同樣的期盼）。“我在憂愁中找到了快樂，”他寫道，“憂愁好過任何歡笑。”
化悲為喜的文森特甚至買了一雙新靴子——“為新的旅途整裝待發”，同時還說服了他的老板，斯萊德-瓊斯牧師讓他去裏士滿的衛理公會幫忙。從艾爾沃思穿過泰晤士河就能到那兒。斯萊德-瓊斯會在那兒主持每周的禱告會，文森特開始在那兒“和人們交談”。沒過多久，他被邀請前去為會眾“說上幾句”。在學校，斯萊德-瓊斯同意文森特主要負責宗教引導而非知識講授的課程。文森特的聖經課有21名學生。早晨和傍晚，他和他們一起禱告。晚上，他坐在黑漆漆的宿舍裏講各種啟迪人心的聖經和文學故事。
被文森特的宗教熱忱感動的斯萊德-瓊斯邀請他去特納姆格林的公理教會幫忙。他也在那兒布道，從艾爾沃思出發沿泰晤士河下遊走約三英裏便可抵達這個小型宗教團體的所在地。文森特為這個小小的鑄鐵教堂籌備禱告會和儀式，同時在主日學校上課。同事們對這個陌生的荷蘭男人表示歡迎，隻是常常把他的名字叫成了“梵高夫先生”。文森特索性讓他們稱自己為“文森特先生”。除了負責主日學校的課程，他還為年輕人組織周二的晚間儀式和探訪生病、缺課的學生。不久以後，斯萊德-瓊斯還將他滿懷熱情的年輕助理送往位於上遊兩英裏遠處的彼得舍姆的另一座衛理公會小教堂主持周日的晚間儀式。
《彼得舍姆和特納姆格林的教堂》，信中速寫，1876年11月，紙上墨水，英寸x英寸。
穿梭於這些虔誠儀式之間的文森特終於得到了斯萊德-瓊斯的認可，可以親自主持一場布道。興高采烈的文森特開始風風火火地籌備了起來。他在裏士滿的每周禱告會和聖經課上練習演講。（他承認，他講故事的時候學生們有時會睡著。）他列出了所有喜歡的韻文、故事、吟唱曲和詩歌，並把它們編成了一部“布道集”。那個秋天文森特給提奧寄去的長信，也與這個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那些信件來看，這本集子一定充滿了狂熱和撫慰人心的幻想，遠遠不同於他之前的任何一本剪貼簿——他對未來牧師生活的憧憬在此不言自明。“如果你想傳播福音，那麽福音應先在你心中，”他摸著胸口說道，“噢！它不就在這兒嘛。”傍晚，他總會蹣跚回到霍姆庭，手裏攥著一部《聖經》，在牆頭《安慰者基督》的凝視下入睡。
10月29日，文森特踏進了裏士滿衛理公會的講道壇，做他的第一次布道。兩天後，他像寫小說似的把當天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提奧：
這是個爽朗的秋日。從這兒沿泰晤士河走到裏士滿，一路上讓人十分愉快。清麗的藍天倒映在河中，透過栗子樹密密的黃葉，你可以看到山頭上裏士滿的房屋：紅色的屋頂、模糊的窗子、綠色的庭院，還有它們灰色的尖頂；下麵，是灰色的長橋，兩邊立著高大的楊樹，黑色的小小人影來往穿行著。
在講道壇下，他停了下來，低下頭禱告起來：“天父啊天父，讓我們以你的名義開始。”他說當他緩緩登上講道壇時，似乎感到自己“脫離了地底的黑洞”，陶醉在了“行走世界，傳播福音”的憧憬中。
他從《讚美詩》中選擇了一段：“我是這個世上的陌生人……”
他說道：“古老的信仰告訴我們，人生就是一條朝聖路，這是個真理。”
很難得知去做禮拜的教徒們對於當天布道的感想。他們能理解多少也不得而知。文森特能夠準確地講英語，但他的語速總是很快，並帶有濃重的口音。在禱告會上聽過他演講的信徒或許已經懂得如何適應他磕磕絆絆的語言。但一定沒人預料到能聽到如此激情澎湃的演講。
但是如果你想要脫胎換骨，永恒不朽，如果你想要活在信仰、希望和仁慈中——想要生命長青，想要像基督一樣生活，那麽把自己奉獻給上帝吧，獻身基督的事業——全身心地和孤注一擲地，讓我們用心耕耘，讓我們再次全力以赴……
在文森特充滿激情、言辭懇切的布道中，一段段晦澀的經文、一首首生僻的詩歌、一則則拗口的格言紛至遝來。一開始的勸勉激勵逐漸變成了後來的慢慢品讀，一開始的泛泛而談到後來也演變成了一係列怪異的類比（“即便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像個寡婦或者孤兒，但因為天父的恩賜，我們的快樂和富足往往比悲傷來得多”）。陣陣襲來的熱情中穿插著各種各樣的隱喻。那些陳詞濫調讓人昏昏欲睡，時不時突發的自白式祈禱又大為出人意料：“主啊，與我們同在吧。我們誓成為你的樣子——我們誓成為你的信徒。我們需要天父，需要天父的愛和庇佑。”
文森特曾表明在布道中，他力求“簡潔明了”、“誠心誠意”。沒有一個聆聽過他布道的人會懷疑他的誠心。即便是他的父親也批評他解讀《聖經》的方式太過複雜晦澀，雖然他父親本人的布道也稱不上是清晰精練的典範。在收到文森特描述自己布道的長信後，多洛斯向提奧抱怨道：“他要是能像孩子一般簡簡單單的多好。不要總是誇張地把整本《聖經》都往信裏搬。”不論文森特有沒有接受這個批評，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說話總是過於晦澀，”他反省道，“我不是很確定英國人的耳朵受不受得了。”幾周後，他忍不住提醒他的教友們：“你們的耳朵要遭罪了。”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把這視為人生曆程的另一次挫敗。“如果我不能繼續福音布道，那很不幸，”11月初，他寫下了這些不祥的文字，“如果布道不是我的宿命……那麽不幸就是我的宿命。”
確實有一種東西能讓文森特得到最純粹的撫慰，但卻求之不得。
從童年起，他就感受到了讚美詩的魔力。每個周末，津德爾特教堂總會傳出肅穆的吟唱，夾雜著他母親尖銳的風琴聲。文森特的弟媳表示，自從文森特1873年來到倫敦，他就癡迷於英國教堂裏傳出的“甜美的樂聲”和“悅耳的唱詞”，它們與他年少時聽到的加爾文式的懺悔調子截然不同。“他最喜歡管風琴和唱詩班。”文森特去了英格蘭一個月後，多洛斯這樣告訴大家。在司布真坐落於大都市的臨時禮拜堂中，文森特也一定曾加入過千人合唱——有人曾把這種體驗形容為漂浮在“巨大的樂海上，起起伏伏，洶湧澎湃，橫掃萬物”。他讓提奧給自己寄來一本荷蘭語讚美詩和兩本英語讚美詩。他還將一本頗受歡迎的讚美詩隨身攜帶，愛不釋手，隨口就能報出自己喜愛的章節。
文森特來到艾爾沃思後，讚美詩成為了他的慰藉。每個清晨和傍晚，他都和學生們在聖經課上吟唱。走過霍姆庭的前廳，他要是聽到一個孩子“哼了一會兒讚美詩的調子”，就會覺得“過去的信仰”又在他心頭冉冉升起。晚上在房裏，聽到樓下教室飄來的琴聲，他就會感到一陣肅穆的暖流化作了說不清道不明的淚水。在無盡的旅途中，當他走過城市街道的煤氣燈下，當他跋涉在空曠的鄉村小道上，他承認，要是“周圍沒人”，他會輕輕地給自己唱上一段。
一遍又一遍，一曲又一曲，一英裏又一英裏。“總有那麽多美妙的曲子。”他寫道。
文森特喜歡這些歌詞：時而撩人，時而肅穆，時而柔和，時而欣喜，時而懇切，時而靜謐，時而歡快，時而憂傷。這些歌詞在他眼裏就是一首首詩歌，他一字一句地將它們抄寫在信件以及詩歌簿中。但讓他身心愉悅的還是那些曲子。天然的嗓音配上量身剪裁的旋律，還有街頭樂隊最擅長的和聲，這些朗朗上口的曲子著實會令人著魔。“若是你經常聽它們，”文森特寫道，“你會迷上它們的。”人人都像文森特一樣，虔誠地歌唱著，祈禱著。他最喜歡的讚美詩《請對我講主福音》，仿佛一個孩子執著地祈求一個睡前童話帶來的終極安慰：
簡單講說主福音，像對兒童講說，
我軟弱又愚笨，滿是汙穢罪過。
請對我講主福音，講那古老的福音，
能救罪人免沉淪，使我得一新心。
請對我講主福音，講那古老的福音，
講說耶穌愛罪人，講說耶穌恩情。
數十年後，當文森特寫道，他希望他的畫作“表達的是某種同音樂一樣能夠撫慰人心的東西……某種永恒的東西”時，這就是他的意旨所在。回顧文森特的成長曆程，倘若要從中追尋即將震驚世界的新藝術的誕生跡象，那麽不妨在這兒駐足聆聽，聆聽霍姆庭三樓的屋子裏飄揚而出的讚美詩，體味其中深沉的情感、純粹的訴求和不朽的追尋。
10月，文森特的父母來信說，提奧病得很重。多洛斯立即奔赴海牙，來到了兒子床頭；安娜緊隨其後，並索性住了下來靜待兒子康複。文森特在第一時間寄去了雪花般的信件和畫作。“我多想再見到你，”對高燒臥病在床的弟弟，他這樣寫道，“噢！我太想見你了。”不堪思念之情的折磨，他向斯萊德-瓊斯牧師懇求三天的假期，這樣他就可以回荷蘭一趟。“除了盼望坐在提奧床前，”他說，“我還十分想念我的母親，如果可以的話，還可以回埃滕看看父親，和他說說話。”
自從4月離開埃滕後，文森特飽受思鄉之苦。1876年的跨海之旅讓1874年發生的一切曆曆在目。那一年，他狼狽地與安娜一起返回了倫敦。拉姆斯蓋特學校凸窗外的風景讓他想起了對岸的家鄉。透過這扇窗，他看到學生們和家長道別。他的心同他們的一樣痛。文森特畫下了這“憂傷”的一幕，將它寄回了家，還附上了一張傷感的字條：“無論如何也無法忘記窗外的這一幕。”
拉姆斯蓋特和艾爾沃思的每個學生都令他想起提奧。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每當與他們一起散步，堆沙堡，給他們講解畫作，或者組織他們就寢時，“我都希望那些不是學生，而是你”。去海灘的路上，他撿了兩束沙灘苔蘚，寄給了提奧作紀念品。6月去漢普頓宮的路上，他從白嘴鴉的巢穴中得來了一根羽毛，將它夾在了下一封信中。7月，他曾一度幻想過與弟弟團聚，甚至讓提奧幫他在海牙找一份“與教堂有關的”工作。
他寫了大量的信寄給家人、親戚和朋友，包括韋林的妹妹安娜、巴黎舊友弗朗斯·蘇卡和哈利·格拉德威爾，甚至泰斯提格。在頻繁出入倫敦的日子裏，他多次拜訪了那兒的故人：他的前老板阿巴赫，以及埃爾伯特·簡·範·韋瑟林、喬治·裏德、亨利·沃利斯等古庇爾的舊同事。在文森特心中，融入格拉德威爾家的渴望尤為強烈，雖然這一家子還沉浸在痛失愛女的悲傷中。每次去倫敦，他都要去哈利父親的店裏看看，或者繞道去看看這一家人，甚至還為他們謄寫了一本象征家庭聯結的剪貼簿。
文森特似乎對他的雇主，斯萊德-瓊斯牧師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懷有同樣的希冀。牧師的六個孩子及其本人牧師式的生活方式似乎能夠完美地填補文森特心中的缺口。和津德爾特牧師公館一樣，霍姆庭是個自給自足的孤島。大樹掩映著庭院，牆上藤蔓交錯，穀倉前的空地上滿是牲畜。文森特努力讓自己在這兒舒坦一些，就像在海克福德路上的羅伊爾家裏一樣。他在園中勞作，給斯萊德-瓊斯的孩子們上課，給他們講睡前故事。思鄉心切的文森特在假日用綠色植物裝飾了屋子。訪客有時會留下一些書，安妮將它們保留了下來，於是看書成了文森特消磨白天時間的主要方式。每一頁的邊邊角角都被注上了各種注釋和感悟。在躁狂式的渴望中，他抄寫著喜愛的讚美詩、《聖經》經文、詩歌和散文——不論它們是法語、德語、荷蘭語還是英語。
對家庭的向往還驅使著他來到了羅伊爾家。11月，文森特不顧尷尬，在倫敦嚴酷的冬日跋涉到海克福德路，給厄休拉帶去生日祝福。
最終，不論是格拉德威爾、斯萊德-瓊斯還是羅伊爾都沒能填補文森特心中的缺口。隻有一個家庭能做到這一點。10月，提奧的病和臨近的聖誕節又在文森特心中激起了波瀾。“噢！津德爾特！”他呼喚道，“讓人禁不住對你的思念。”每到一個地方，文森特都覺得有家的影子。在倫敦的畫廊裏，他會滿懷喜悅地流連在荷蘭風景畫前。他和學生們講述“那些沒有山的平原”，在那兒“屋子和街道幹幹淨淨，一塵不染，就像《格列佛遊記》中那些巨人的玩具”。他在腦中一遍遍暢想著“沿著泰晤士河乘船而下，跨過海峽”。他寫道：“看著遠處那些親切的荷蘭海濱和教堂尖頂該有多麽快樂。”他一次又一次讀著童年的詩歌，把喜歡的朗費羅等人的作品抄寫成冊，沉浸在回憶與向往中：
我看到村莊的亮光
在雨霧中閃爍
悲傷湧上心頭
難以抵擋
就是這樣的幻想驅使著文森特懇求斯萊德-瓊斯牧師準自己幾天假期去海牙看望生病的提奧。第一次，他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經不住文森特的軟磨硬泡，牧師終於表示：“如果你母親同意，那麽我就同意。”
但安娜沒有同意，仿佛晴天霹靂一般，安娜要求文森特等到聖誕節再回家——“願上帝賜予我們愉快的團聚。”在給提奧的信中，文森特對此隻字未提（因為他知道母親會看到），卻將心中的憤懣全都傾注在了下周的布道中：“我們一生的旅程始於母親粗暴的愛，終於天父的臂膀……誰人能忘記溫馨的童年時光，直到我們離開家的港灣——因為我們總有一天要啟程。”
自從母親拒絕了他回家的懇求，文森特對一切都失去了熱情。在霍姆庭、彼得舍姆教堂和特納姆格林的鑄鐵教堂間的來回穿梭已經失去了意義，對文森特來說，這已成了一個負擔。連他鍾愛的徒步也成為了家信抱怨的理由。在文森特眼裏，路上的自己不再是一名朝聖者。他自嘲地稱自己為斯萊德-瓊斯的“跑腿小弟”。這些“非人的旅程”讓他不得不麻木不仁地跋涉在鄉間。即使校長指派文森特去貧困的學生家中收討學費也不能提起他的興趣。（斯萊德-瓊斯本人經常拖欠文森特那點兒可憐的工資，理所當然地表示“上帝自然會照料為他工作的人”。）
對思鄉心切的文森特來說，繁雜的日子過得太過緩慢。“我多麽向往聖誕節能和你們團聚，”他告訴提奧，“這幾個月我像老了好幾歲。”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坐在房間裏，望著牆上雙親的照片，回味從前聖誕節的歡樂時光：尤其是兩年前他回到赫爾瓦特的那個聖誕夜（在巴黎被解雇之前），月光灑滿了白雪皚皚的白楊樹，黑夜中閃爍著村子的亮光。
那個秋天和冬天，最令文森特癡迷的是回頭浪子的形象。在布道中，他不止一次講起收破爛的流浪商販的故事。他“不配做一個兒子”，但父親還是接納了他：“我的兒子已經死了，卻再一次活了過來，我失而複得。”這則故事曾出現在文森特的人生故事裏，而今它貫穿在他的整個布道中。他的屋子裏掛著一幅阿裏·謝弗的《不尋常的命運》，上麵畫著上帝般慈愛的父親正擁抱著一個滿臉懺悔、眼含淚水的年輕人。文森特將這幅畫寄給母親作為生日禮物。憑借內心特殊的偏執，文森特在文學、詩歌和藝術中找到了妥協和救贖。他細細研究著，一遍遍講述著，甚至將其用作學生睡前故事的素材。
在文森特心底對撫慰人心的聖象的渴望中，現實和想象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受到艾略特文章的啟發，他的信中充斥著能讓每天成為永恒的“生動描繪”。在行進的火車上見到的落日在文森特眼中“是真正的複活節太陽”，教堂司事雨中的屋子成了信仰的避難所，靜靜的河堤成了救贖的承諾：“栗樹、清澈的藍天和早晨的太陽倒映在泰晤士的河水中；草地綠得發亮，附近的教堂鍾聲隆隆響起。”在類似的意象中，文森特將現實的觀察和心靈的想象糅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番更為美好和更為慈悲的現實。他將矛盾的事物並置，引發幻象，壓縮時空，用喜歡的修辭裝點修飾，隨心所欲地略去一切不符合他期望的東西。他對倫敦平民窟的貧窮、罪惡、擁擠和汙穢隻字未提，而是再現了這樣一番景象：熙熙攘攘的虔誠的窮人們沐浴在周六夕陽的餘暉裏，熱切地盼望安息日的到來——“在這個日子裏，貧困地區的人們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文森特隨心所欲地將文學和藝術中的意象進行再創造。他修改了詩歌和畫作的名字。他無視權威和衝突。就像對待童年的插畫簿一樣，他將詩句和畫作任意搭配，樂此不疲地將它們修改得更有人情味。他為圖片配上詩歌，似乎還直接將文學作品和《聖經》中的原句摘抄在他收藏的畫上，形成了一幅幅安撫人心的拚貼畫。將文字與畫作相匹配的過程極大地滿足了他躁狂式的想象和對安慰的追尋。從此，這成了文森特看待世界和應對世界的首要方式。
常去裏士滿衛理公會教堂做禮拜的信徒們一定很早便察覺到了文森特獨特的處理方式，雖然這種方式無疑常令他們不知所措。文森特曾用他喜愛的“一個非常美麗的畫麵”來完結他的第一次布道。文森特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天路曆程》。但他形容的這個畫麵與他兩年前（1874年）在皇家藝術學院看到的喬治·鮑頓的手筆截然不同。在文森特的描述中，鮑頓平直的視野和朦朧的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浪漫主義風格的壯美落日和由山峰組成的耀眼遠景（“還有鑲著金邊、銀邊和紫邊的灰雲”）。文森特用班揚的天國——在那高山頂上“旭日灑下萬丈光芒”——替換了鮑頓設有防禦工事的低矮城鎮。在鮑頓筆下，身著白色束胸外衣的女子正為滿身塵土的朝聖者倒水。在文森特的版本中，這個女子搖身一變，成了安徒生童話中一身黑色的天使。
除了將藝術、文學與《聖經》進行雜糅，文森特還添加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在文森特的想象中，天使並不為一個群體服務，而隻為某個孤獨、“長途跋涉後筋疲力盡”的朝聖者帶去慰藉。他們用文森特最喜愛的詩句交談，“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朝聖者繼續踏上前路。
隻有透過真實、藝術和想象的三棱鏡，才能窺見文森特傷痛的本真，才能觸及解開文森特心結的東西：他的家庭。他把自己想象成鮑頓畫中的朝聖者，想象成謝弗筆下被父親一次次摟在懷中的浪子。他不斷地在布道和睡前故事中重溫這些形象。文森特將家庭成員及自己的形象與藝術和文學中的形象隨意交錯疊加。提奧成為了年輕的革命英雄，森特伯伯則生活在了黃金時代，多洛斯和安娜也成為了喬治·艾略特詩中善解人意的父母。津德爾特牧師公館是每幅畫中的幸福之家。而文森特本人，時而是康西安斯筆下被迫離家的被征召的士兵，時而是《菲利克斯·霍爾特》中雖有諸多缺陷，但堪稱典範的牧師，或是班揚朝聖路上的基督徒。
從本質上來說，在文森特的幻想中，藝術和宗教具備了同樣安撫人心的特質：在這片天地中，在連番的救贖意象中，文森特可以肆意重構他原本失敗的人生。這是一種神奇的魔力。信徒們一定會驚訝於文森特對《聖經》的熟悉程度。“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他用以賽亞的原話聲嘶力竭道，“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在文森特的幻想中，天父與父親，聖子與兒子的形象不斷地交錯，一個個聖經場景儼然是一張詮釋文森特人生曆程的油畫布。
宗教與家庭的聯結一直讓文森特魂牽夢縈。這不僅是文森特藝術的永恒主題，也與他的精神失常休戚相關。《聖經》中救贖的承諾讓文森特深信自己與家人終將和解。“神，”他向提奧這樣保證，“會庇佑我們。”這樣的承諾帶來的安慰形成了文森特宗教體驗的核心。文森特常因宗教、文學和藝術而感動落淚。一個個宗教典故中蘊含著愛與希望。“這樣的愛，”在《亞當·比德》中，艾略特這樣寫道，
與宗教熱情幾乎無異。哪一種深沉和叫人珍惜的愛不是這樣呢？伉儷之情、天倫之樂、親切的撫觸、溫柔的言語、文藝的廣袤、音樂的豐盛，莫不如此。不論是晚秋落日或圓柱走廊，還是莊嚴肅穆的塑像或貝多芬交響樂帶來的寧靜喜悅，我們覺得這一切不過是那個深不可測的愛與美之海裏的一些細浪微波而已。我們最熱烈的喜怒哀樂從表達轉入沉默。愛可不同，到達最高潮的時候，它往往超過它的對象，進入一種神聖的神秘境地。
當然，其中的危險就在於，這種種經過夢想加工的愛會讓文森特陷入迷惑：他常常把想象當作真實。他的絕望和熱忱已經到達妄想的邊緣，他所謂的真實也往往披上了幻想的蟬翼。聖誕節臨近時，文森特似乎越來越難以分辨腦中的想象和生活中的現實。他望著牆上雙親的照片，一遍一遍地念誦著津德爾特牧師公館的禱詞：“噢，主，讓我們緊緊團結在一起，願我們對你的愛能讓我們靠得更近。”在離開前的最後一次布道中，他又講起了那個浪子回頭的故事：“父親看到他遠處的身影，就動了慈心。”
聖誕節前夜，他完全沉迷在了這個意象中——好像這就是他在埃滕即將要受到的款待。“我們聽到主的名字時，必定心懷感動，”他感歎道，“是的，就像離家的遊子見到父親的那一刻。”相較於這些令人愉悅的幻想，誰還會願意回到殘忍的現實？文森特一心想著回到家中“與父親能如兄弟一般推心置腹”。他仿佛能聽到父母正吟唱著他熟悉的那首讚美詩：
歸家吧，歸家！你已身心疲憊，
前路黑暗而淒茫；
回頭的浪子！
歸家吧，歸家！忘掉悲傷與責備，
忘掉罪孽與羞愧，忘掉訕笑的魔鬼；
回頭的浪子！
歸家吧，歸家！